王朔:英雄与流氓都在慢慢变老
英雄和流氓都在变老,但我还零星记得多年以前他们隐在书后歪嘴哂笑的样子。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北京的小区里火柴盒似的楼房一座挨一座,全部是灰蒙蒙的,楼前的草坪是仅有的绿意。草坪上总有打羽毛球的半大孩子。从他们的角度仰头看天,或许可以看见二楼阳台上晾干的大花裤衩,还有我的涂着紫药水的膝盖。因为暑假总去游泳,腿晒得特别黑。那阵子作为一个17岁的好学生面对世情的全部挑战,就是沉浸于《动物凶猛》的情节:“在派出所的四合院里我们被关进了三间通厦的北房里,一个个被命令在地下蹲着面朝墙,不许说话。我们低着头互相瞅着悄悄笑。有人放了一个屁,屋里响起一片低低的笑声……我听门口一个女民警恶声恶气地骂:臭德性!还涂口红呢……”
“他们简单搜查了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解下鞋带和裤腰带,由两个民兵把我们解往东风市场派出所。我们提着裤子趿着鞋,像一队俘虏被押着穿过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很多成年人驻步好奇地看我们……我哭了,一进民警办公室,看见那个民警在摆弄一副锃亮的手铐就给哭了。我一哭,使那个民警很反感,说就你那样儿还打算在王府井一带称王称霸呢?去去,擤擤鼻涕走吧……”
它像中国版的《美国往事》。或者说,世界上的少年人都是同一族类。但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我们还在为穿不穿紫色的风衣而和父母争执不休,还在为去不去紫竹院的英语角而犹豫不决,还在为唱卡朋特的《世界之巅》或者《世界末日》而偷笑与兴奋,还半遮半掩地在英语口语的名义下,递进社交,愉悦生活。我们的思想中被深刻地打上了精神的暗格。那些好与坏的秩序与生俱来,天经地义。在学校的报栏里常见一幅广告画:两个男女青年侧面重叠着,同时望着高于水平的前方,满心的理想抱负。我们也常常被暗示着,其中一个人就是我,高傲、自负、幸运,有着无限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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