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风格的重建与回归

管季超0712

创作风格的重建与回归
刘金祥

　　在当下文化背景下，部分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泯灭，创作风格渐趋消失，其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正在淡化和削减。尽管这种现象绝非当代文学创作的主流，但如果任其滋长蔓延，将对中国文学健康发展构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吁求和呼唤作家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的重建和回归，成为当前文艺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在文艺理论的研究视域中，关于笃化作家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早已不再是一个新鲜话题，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这一话题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重要维度和主要脉络，一些文艺理论家借助于苏联著名美学家赫拉普琴科的思想观点，不仅厘清了这个为社会历史批评研究所始终规避的理论命题，而且打通了横亘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之间的思维障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审视和剖解这一问题，以至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度掀起一股关于作家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的研究热潮，并初步构建起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依托和统领的理论架构，且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达成共识。用美学家王朝闻的话来概括就是“对于艺术家来说，创作个性的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艺术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创作个性，那么不论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的意义如何重大，反映的知识多么丰富，其成果都不可能具有为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所不能替代的特殊的美和感染力。一切伟大的艺术家都是由于他们具有自己的鲜明的创作个性，才能对艺术的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用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作品丰富了人类艺术的宝库，使社会的多种多样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

　　文学创作既是作家的心理需要，又是作家的心理活动，作家通过文学创作抒发心绪，表达心愿，摹绘心迹，袒露心性，因此，揭橥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必须首先借助于心理学的基本原理。现代心理学通常把人的自然个性定义为人的全部心理状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所有心理征兆的集合体，呈具整体性、独特性、稳定性和社会性等特征。在这四个特征之中，独特性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尤为重要，作家个性有别，其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辨别和对内部世界的感知、判断就会不同，付诸于作品的主题内涵和语言表述也会大相径庭，这种由外而内的区别也是造成作家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迥异的根本原因。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存在两个个性完全相同的人，即使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但作为自然人整体心理状貌的个性也不会完全一致。就人的个性演化过程而言，“个性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个人的生理素质基础上，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实践活动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命的每个阶段都为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贮存着不同的心智资源，婴幼儿时期为个性的产生积累了先天的生理素质；稚童时期的人开始对自己、对生活萌生看法，开启了个性发育的阶段；青少年时期的人不断强化自我意识，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日趋完善的阶段，也是个性趋于成熟的阶段；在其后的人生历程中，伴随自身生活经历的增加和社会阅历的丰富，个性也会相应地调整健全完善。个性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内宇宙，从个性的心理结构来看，它由独特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两个维度构成，其中，心理倾向大体涵纳需求、情趣、兴致、精神追求、理想信念和世界观等，主要是经后天社会实践磨砺而成，“它决定着人对现实的态度，决定着人对认识活动的对象的趋向和选择”。心理特征是指一个人常态性地显露出来的内心活动征兆，是个性中比较稳定的部分。而创作个性是“一个艺术家区别于其他艺术家的主观方面各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明显特征的总和，它是在一定的生活实践、世界观和艺术修养基础上所形成的独特的生活经验、思想、情感、个人气质、审美理想以及创作才能的结晶”。王朝闻的这一结论表明，作家创作个性兼容了心理倾向性和心理特征两方面的特点，同时又与自然个性有所区别，即创作个性格外注重个体内心独特经验与文学作品的深度结合，也就是说创作个性是通过作家的主观努力付诸于作品之中，以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展现自己对生活的独到感受，它更加注重创作者对现实的审美体验和对作品的审美要求。个性是每个正常人都具有的，而创作个性却不是人人都具备的，卓异而鲜明的创作个性是作家艺术家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创作实践中，对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以及主体审美心理结构的规制整合与综合协调，只有将这些主客观因素予以统摄和融合，并借助于独特方式加以表达和展现，才能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创作个性。由此可以看出，创作个性与自然个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作家主观心理感受与客观存在的文本之间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关涉作家诸多方面的不同，比如对社会生活的体察、对素材体裁的遴选、对语言文字的运用，等等，都会使作家在客观上显示出迥异于自然人之处，正如黑格尔所言：“独创性是和真正的客观性统一的，它把艺术表现里的主体和对象两方面融合在一起，使得这两方面不再互相外在和对立。从一个方面看，这种独创性揭示出作家的内心生活；从另一方面看，它所给的却又只是对象的性质，因而独创性的特征显得只是对象本身的特征，我们可以说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的特征又是从创造者的主体性来的。”用黑格尔这段论述来解释文学创作实践，就是读者感受到的独创性来自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又来自于创作者，正是创作者将创作个性完美地融汇于作品之中，才使作品呈现出独有的美学价值。

　　当前文学创作的不尽人意，表面原因之一是作家创作个性的放逐，深层根由则是创作风格的流失。我们知道，创作风格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经创作个性的有机整合后所显现的独特的艺术风貌和格调，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创作个性早已为作家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所浸润、渗透和点绘，同时又凝结和承载着作家的艺术修养和审美取向，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将创作个性有机转化为创作风格的作家，是一个视创作风格为生命的作家。歌德把创作风格看作“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黑格尔则将创作风格解释为“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个性的一些特点”。二人的论断殊途同归，既表明创作风格对于作品的成功和创作者的艺术成就至关重要，也表明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一样，不是每个作家都具有的，而是少数作家在其创作实践过程中将自己的创作个性见之于作品逐渐形成的，是主体个性、表现对象、表现方式和手段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生命和精神的体验方式，建立在这种体验方式基础上的创作个性经过积淀和升华，便递嬗为一种创作风格。

　　我国文学界对创作风格的关注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的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八种文章的创作风格作如下阐发：“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并对当时一些作家的创作风格进行点评：“徐干时有齐气”、“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这是见诸于史书的关于创作风格的精辟见解。之后，陆机在曹丕论说的基础上提出创作风格多样化的观点，即“体有万殊”，认为作家有什么样的个性特点，创作就会相应地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中国古代文论中对风格论总结得比较系统而深刻的是南朝时期的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专门论述了“体性”，在他看来“体”就是创作风格，“性”就是创作个性，认为“体性”是一个“因内而附外”的统一体。刘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启发了后世文学批评家对创作个性与创作风格关系的深入探究。明代李卓吾对二者关系做了比较严谨而生动的表达：“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这些均说明，创作个性是创作风格的灵魂和骨殖，创作风格是创作个性的延展和升华。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发展，虽与创作个性密不可分，但更受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文学家是自己时代的儿子”。任何创作风格都毫无例外地要与作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发生联系。这些联系是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多方面的，既影响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观，也影响作家的文化心理和情感意绪。杜甫感时忧世的情怀和沉郁奇崛的诗风，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感和犀利、尖锐、冷峻的文风，都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的折射和反映。另外，一定时代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趋向，对作家创作风格也有所浸染。法国理论家丹纳把社会审美心理称作“精神气候”，认为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仿佛在各种才干中做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丹纳此言具有充分历史依据，古希腊雕塑艺术的繁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众多才华出众的文学艺术大师的出现，都是与特定的时代潮流和社会审美趋向分不开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与人们的社会心理，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礼记·乐记》写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乐如此，文学亦是这样。也就是说“文变染乎世情”、“与世推移”的文化心理直接影响着创作风格的形成和变迁。因此，作家创作风格是其创作个性的外在体现，而时代则是培育作家创作风格的深土厚壤。作家只有在把握时代发展走势、秉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追求创作个性对创作实践的影响，努力涵育自己的创作风格，才能卓然于作家群体之上，才能赢得文坛的关注和读者的青睐。

　　反观当下的文学界，许多作家为了取悦市场和大众，忽视自己作为审美主体所具备的超脱、轻盈、澄明、纯粹的心境，逐步放弃创作个性和创作风格，不仅直接降低了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而且间接影响了读者审美趣味的提高。作为以问题为导向的21世纪的文学工作者，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启发作家淬炼创作个性与创作风格，引导作家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去观察社会体悟生活，用自己的独特方式书写作品言说故事，以丰赡充盈的创作个性和绚丽多姿的创作风格，将当代文学推向新的精神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