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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宗伟:阅读让学校管理者更理解教育
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教育时,开始从“阅读”的维度进审视和评价,应该说,在如此讲究“考核”、计较“高效”的今天,能有人这样“务虚”的事,真是让人颇感欣慰。作为教育人,尤其是教育管理者,当我们想慢慢地还原教育,试图摆脱短视的逐利和浅薄的虚妄时,可能更多依靠的,还是阅读。
教育的改善从阅读开始
回望我们的学校教育,一个可悲的现实恐怕就是一个本应该是读书所在的学校,我们这从事教育事业的人群居然很少读书,或者说只读三种书:教材、教参、试卷集,试卷集还一定要读有答案的。这样的状况,带来的就是教师跟学生的差别就在于一个手里有答案,一个手里没答案。即便如此,我们也很少有人会意识到,我们手里控制的那些所谓答案,也是东拼西凑的,只不过编写者给了它一个美名叫“标准答案”。
我们老是埋怨我们的学生没有活力,没有创意,但却很少去思考我们在帮助学生养成阅读习惯了吗?我们为他们展示活力,表达创意的创造了机会吗?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学生精神世界极其的乏味和单调,就连课间玩玩手机之类的我们都不让,我们还想他们有什么创意岂不好笑吗?也许我们会记起这些孩子的幼年和童年,那个时候他们看到墙上、地面上有些裂痕、有些疤痕会告诉你他看到了这像什么那像什么,可我们这些长者因为自己没看到而毫不客气地让我们的孩子不要瞎说。他们的遐想就这样在我们的训斥慢慢消失了。
我们其实不明白,一个缺乏阅读的的人,失去的将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比如想象力,比如自信心、意志力和判断力。也许一个不读书的人,他的生命看似和读书人无二,而实际上他生命中被严重削弱的厚度和宽度,已经大大限制了他将来的高度。
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教育人,对阅读价值的理性判断,将是一切的改善开始的。
校长首先应该是个读书人
对学生来说,他的可塑性来自于教师,教师的可塑性的又来自于校长。所以,我们始终认为,要想使阅读对教育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校长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因此校长必须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在今天因人人讲“唯物”,讲“名利”,讲“实际”而“道德滑坡”、“精神贫瘠”的背景中,我们的职业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做一个爱读书的人,以帮助教师和学生从世相的纷争中葆有一方净土;另一方面,变换的生活也要求我们必须做一个爱读书的人,杜威说“教育即生活”,生活的广袤、深邃、精彩、多元、万化,离开了读书,怎么去觉知呢?阅读是生活的基石,也是和世界接轨的方式。罗曼•罗兰说:“要散布阳光到他人心里,首先自己心里要充满阳光”。先有校长读书,而后有教师读书;先有教师读书,而后有学生读书;先有爱读书之学校,而后又爱读书之社会。我虽不大赞成“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说法,但一个爱读书的校长能造就一所书香学校,是确信无疑的。在校园读书活动中,校长决不仅仅是一个反应者、支持者、参与者,更应该是一个发动者、促进者。
用湖南师大原校长张楚廷先生的话来说,担任了行政工作的校长对于读书之风盛开也具有更大的责任。一位好校长应当可以称为读书的校长。校长无论有多少事务,学校的读书也是头等事务。会教书,首先应是会读书的人,会领导教书人的人,更是懂得读书意义的人。
我们不妨回望一下那些在历史上留下美名,被我们所推崇的那些校长,哪一个不是懂得读书意义的人,哪一个不是带头读书的人?远一些的如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任鸿隽、罗家伦、胡先骕、陶行知、刘百川等。近的如程红兵、郑杰、常生龙等。单从八十年前的刘百川在他担任我们江苏东海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校长的《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校长们的阅读对他们的教育认识和学校管理的帮助,尤其是他的第一本著作《小学教学法通论》,就是他在读师范时阅读了学校图书馆当时中外教育名著所写的笔记。
就时下的教育现状和问题来说,光凭直觉的反对与批判是没有用的,我们还是要从学理上对固化的教学模式进行分析。要从学理上来剖析,可是要有真功夫的,那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日久年深的积累。我曾花了五年的功夫,读了三十几本书,写了一篇八千字的文字《模式化的教育:新的压迫与侵犯》,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什么是教育》、《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所称作学校的地方》、《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经典与教育哲学著作。在整个校长生涯里,毫不夸张的说,我几乎每天都在坚持读书和写作。即便是这样写出来的文字也未必会得到同行的认可。
我们做校长的也许不清楚,在教师眼里,你就是校长,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压迫者”。你要改变这“压迫者”的形象,你就得多读一点书,使自己变得丰富一点,有一点学养,儒雅一点,像一个读书人。这样,我们与教师学生相处起来才可能温和一点、亲切一些。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于教师的共同阅读中,就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达成某种“共识”,进而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摩擦。
从教育管理者的角度说,阅读,作为一种决策的底气和改革的动力,让每一个富有责任心的校长都奉为圭臬。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时,常常因个人经验所限,无法得到全局性的资料和信息,多从局部出发,发现问题(乃至误判问题),提出猜想、设计方案、实践探究、形成结论、验证猜想。这种狭隘的视域和结论,给教育带来的负面作用有时候并不比正面低,我们甚至还要走很长的弯路才能一朝梦醒,幡然醒悟。
用阅读引领教师专业成长
我们做校长都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批优秀的教师,但是我们要明白优秀的教师不是凭空来的。如何源源不断地为学校培养好教师,也一直是我在不断尝试的地方。比如,我们可以跟教师一起读书的,借此,我们不仅可以一起来理解教育,还可以使自己的专业认识和专业技能得到提升。起初的时候,我们是给所有的教师发书,有人会问,你发了书他们不看怎么办?我的想法是,你发一本他不看,发两本,他还不看,发三本了,也许他会随手“翻一下”,而哪怕这“翻一下”,也就有希望。
这一点,常熟石梅小学的做法也许值得我们借鉴。和许多学校一样,为了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他们选择了通过组建“读书会”来改变教师的教育理念,进而改变他们的教育行为的方式。他们的做法是:
先是好书推荐。学校坚持每月进行好书推荐,在老师每天必去的食堂一角做了一个小书吧,里边放上推荐的书目和其它书目杂志,让老师可以随时借阅。同时他们也面向学生和家长进行推荐,还邀请家长走进课堂推荐交流。阅读的经纬不断交织,不断扩散。
而是倡导写读书笔记。在石梅的管理者看来写作是另一种阅读。石梅的老师都有博客,都有随时记录的习惯。一本本书读过,一篇篇笔记也便成形。大家相互分享、评点,博客成了阅读的另一方空间。有时,笔记也会贴到“书吧”的留言板上,成为接下来好书推荐的内容。如此循环,阅读与写作的荣耀感与幸福感自然滋生。
另一个路径是编撰集刊。《老石梅的故事》、校刊《石梅苑》、校报《同心桥》以及教师个人文丛等孕育而出。其中,作为“书写石梅文化载体”的《石梅苑》如今已出了22期。刊物装帧精美,内容丰富,颇有质感,获得较多赞誉,曾在全国校刊联展中获奖,也受到专业刊物《教师月刊》《江苏教育研究》等的认可,常有文章被选去发表。
石梅小学就是这样从阅读到写作到编辑,从教师到学生到家长,从历史深处走来,又不断地进入历史,成为历史。
他们学校去年刚调进的一位英语老师在她的博客中这样写道:参加工作以后,读书的心思淡了好多,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烦恼、各种各样的理由使我逐渐远离了书。进入石梅以后,最大的发现就是这里有很多人在读书:学生在读书,老师在读书,许多家长居然也在读书!美丽的校园到处弥漫着隐隐的书香......
在阅读中找准管理的方向
通过阅读,来完成学校管理的一次飞跃这是许多优秀教育管理者的共同特征。
程红兵先生担任上海建平中学的校长时,在课堂上倡导“每月一书”,推荐学生读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宽容》、茨葳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还有《歌德谈话录》、《别闹了,费曼先生》、《论语》等等。在他看来,阅读的过程,也是让课堂获得生命的过程,很多学生身上有了诸多思想和教育资源,他们开始懂事了,课堂也在每日的精进中成为了学校最骄傲的品牌。程红兵校长在阅读中且行且思,从校园应该成为怎样的校园,校长应该如何当,教师的课应该如何上,考试应该怎样考,以及如何培养学者型教师,如何使教师在文化修养中提升自己,濡染学生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慢慢地提炼出了具有建平中学特点有具备陈红兵校长个性特质的卓越管理智慧。
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常生龙先生在他的《阅读,使管理者更理解教育》①一文中这样写道:“在十多年的教育管理工作中,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每当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百思不得其解、百般实践不得入其门的时候,阅读总能让自己豁然开朗,书籍总能为自己点亮一盏灯,照亮前行的方向。阅读让我在厘清教育职责、注重顶层设计、明晰实践路径三个方面获益匪浅。”“佐藤学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告诉我们,要改变一所学校的面貌,需要从学校内部的变革开始,并且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在这3年中,有3件事情很重要:一是要让每一个教师都能够打开教室的门,让所有的教师都能开设公开课,在学校里建立起教师相互之间公开授课的校内教研体制,每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公开评论,让每位老师也自觉地产生‘下次公开课我来上’的愿望。二是在学校机构和组织的简化上做文章,给教师省出足够多的时间,用于教学研究工作。三是举办专题展示活动,既展示教师研究的成果,又促进教师教学再上新台阶。前些年,我在一所高中担任校长期间,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管理学校的。不过两年的时间,学校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教育质量有了长足进步。”
与程校长、常局长的不同是,我在阅读中思考的是,学校管理思考如何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有机对接。我更注重的是细小的变革:
第一,“每天一教育小故事”。我每天会通过阅读,选定一个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交由班主任,再请他利用晨会、班会等时间在班上集体宣读和讨论,让学生谈感受,说理解。很多班级在后来的实践中,开始了自己阅读、自己选故事,所谓的“规定”到了后期化为了“自觉”。
第二,“请进来,走出去”。前者指请许多名师、学者来校讲课,包括举行大型的学校文化论坛或管理沙龙,一来二去,教师们经历多了,就知道“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的道理。后者是派教师、管理者外出学习、交流。当世面见多了,他们自然就摆脱了井底之蛙的浅薄和虚妄,知道了读书的厉害和益处。
第三,共同体建设。在推行读书(或者叫“内化读书”)的过程中,以“小团体来带动大集体”始终是我的战略定位。我们成立了“张文质之友读书会”“‘今天第二’读书会”等团体,规定了活动的结构、流程、形式、考评等机制。在我的学校管理中凡与“读书”相关的行为,比如读书笔记、个人博客、交流会等,都得到鼓励和认可。
…………
类似的这这样的细小的变革,使得我们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教师的“文化自觉”,渐渐找到了一条切合学校实际的办学路径。
让书香推动学校文化建设
读书,说到底是一种学校文化建设,我对于此,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想。即学校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自我创建。这三者表现在教师身上,就是自觉地树立为师信仰,自觉地完成学校任务,自觉地履行学校公约,自觉地成为表率,自觉地探索创新。表现在中层领导身上,就是自觉地筹划工作,自觉地提高执行力,自觉地把握全局,自觉地去做正确的事。要实现这一切,核心就在阅读上。
为了将之具化,我在学校里推行“行为文化建设”,也就是校长、教师、学生通过行为感染、言语感染和思想感染,达到精神上的某种“共振”或“共通”,我通过举办读书节、征文比赛、读书沙龙、晨会读故事、读书漂流、开放式读书馆等组织形式和激励手段,让“读书”这种“软实力”变成“硬通货”,成为师生也好、管理层也罢,人人都可以自觉地感于心、察于言、敏于知、施于行,人人都可以将对当下生态的戾气、异见、委屈化作更高层面的对“理想国”的建设。我所主张的读书,以及学校文化建设,绝不是一种是非不分、良莠不辨、麻痹神智的心灵鸡汤,而是某种怀有哲学气息的立人之业和立德之功。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最后做到这一点,但心里怀着既远在天涯又近在咫尺的理想,这种有心跳、有生机、有魂灵、有指望的教育生活,真好。
阅读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让教育与你我合一;而“教育即生活”(杜威语),它本身又是你我生活的昵称和别名,所以,阅读同样理解人生。
文献索引:
①中国教育报.201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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