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导论

管季超0712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导论

    人是什么? 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 人在生命的存在链条上属于哪个环节? 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处境中? 人为什么总是用自己的造物来界定自身的存在? 怎样理解人这种“社会性动物”? 为什么同样属于“社会性动物”的人, 会创造出差异如此巨大的不同文化?人与物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对人而言, 文化与人性到底何者重要? 为了回答这些关系到人的自我认识的问题, 人类学家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劳动。他们立足于琐碎的事物与抽象的思想之间, 企求在一种对常人而言略显古怪的求索中探知人的本性。他们采集的资料常被其他学者视作细微末节, 而他们自己则坚信, 对细微末节的观察包含着某种有关于人自身的宏大叙事。人类学家向来不构成一个内在一体化的团体, 他们采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存在着鲜明差异。在学术争论以至几近谩骂的相互挑战中, 他们针对“人的问题”提出了丰富多彩的观点, 为全人类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这样一门沉浸于存在的原野里的学问, 是社会科学诸领域中的一门基础学科, 它从一个有个性的侧面, 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提出了重要看法。于是, 了解这门学科, 乃是了解社会科学的整体面貌的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以下简称《提要》) 的主旨, 是向读者介绍西方人类学家的主要代表之作, 意在使读者在把握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局部知识的基础上, 初步了解它的思想演变脉络、理论革新概貌及方法转变过程, 从而理解以这门学科的研究为天职的人类学家的主要关怀和思想视野。

    西方人类学已有150 年的历史。150 年来, 西方人类学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回望这门被誉为“社会科学中思想最为解放的学科”所走过的时间之旅, 我们赞叹它的成就, 为其代表人物的敏锐省思所吸引。在西方人类学史中留下过印记的人类学家, 撰述了浩如烟海的论著, 提出了纷繁复杂的观点。不同学派对于应汲取哪些思想养分来滋养各自的论点早已存在各种看法。在极端的情形下, 一个学派所选择的参考文献, 甚至可能被其他学派视作累赘。加之, 自100 年前起, 中国学者在引介西学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本土特色。随着学科状况的变化, 这种本土特色也又与本土学术的分化过程交织在一起, 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力和甄别力。在学派林立、学术价值各异的情况下, 要挑选出够得上“名著”这个称号的原著, 并使《提要》符合本书主旨中许诺要实现的目标,实在是一件有巨大困难的事。从三年前接受稿约到现在, 我们时时想到编这本书所要冒的风险。我们依据自己的一点认识, 联系到了海内外同行的看法, 在矛盾心态中, 斗胆地做了现已“木已成舟”的书目选择。以下的文字, 旨在说明这一选择的倾向与理由。

学科定位

    对于一些(并非所有, 甚至可以说只是少数) 西方人类学家而言, 理想上的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既包含着生物学的因素, 又包含着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因素。作为综合学科的人类学, 包括体质(生物) 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支派。体质(生物) 人类学是从人类的身体素质演化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 起初集中于研究人类化石证据和种族差异, 后随生物学的转变而与基因的研究融合。文化人类学内部又分为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文化) 人类学(或称“民族学”) 。考古人类学主要探究史前考古, 对非西方文化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 主要关注物质文化反映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心态, 也曾专注于人类创造和生活方式的阶段性变迁。语言人类学可分为“历史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类学家, 或从语言和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历史入手, 或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入手, 探究语言与“语言共同体”、语言与宇宙观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 人类学有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内分为亲属制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的, 也有像美国那样在研究的领域方面不加内部划分的。不同种类的社会(文化) 人类学旨在研究现存的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政治行为、生产与交换实践与制度及对超自然力的运用方式。

    在人类学的教育方式上, 美国人类学侧重于坚持综合性学科的做法, 而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大学, 则主要以社会(文化) 人类学或“民族学”为中心展开人类学的教学。欧洲文明史悠久, 考古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有深厚而独立的传统。美国的历史只有两百多年, 人类学起源于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 而广泛涉及“新大陆”的所有文化史与社会形态, 长期具有适合美洲文化研究的学科综合性。从西方人类学名著表现出来的时代风格看, 早期人类学家知识渊博、学科综合能力极强。从20 世纪初期开始, 人类学研究有越来越专门化的趋势, 社会(文化) 人类学逐步占据主流。在过去的100 年中, 人类学大师的作品大多保持着对历史和现状的双重兴趣, 大多也期待对涉及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展开探索。但是, 他们在研究和撰述中深受学科专门化潮流的影响, 而倾向于用扎实的专业研究, 从个别观全貌, 以例证的叙述来阐述理论的含义。

    《提要》选进来的书目, 所反映的人类学学科差异和变化, 只能是局部的。在做书目选择工作的过程中, 我们特别注重从事社会(文化) 人类学研究的人类学家做出的贡献。选择原著清单是一项极易导致争论的工作。我们做这样一个选择, 自然与我们从事的专业研究有关。但是, 这也牵涉到我们对学科的认识。我们之所以决心让《提要》集中反映社会(文化) 人类学的代表性成就, 是因为在我们看来, 从这个侧面概述人类学的整体成果有其理由。人类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层出不穷。在一些时代里, 社会(文化) 人类学家曾热切地接受来自生物学和语言学的“发现”。但是, 从150 年的历史来看, 他们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社会(文化) 人类学家在人类学中成为思想最为活跃、解释体系最具综合性的一派。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出了丰富的理论, 使人类学的大多数名著中包含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手段无法脱离社会(文化) 人类学的内部的学术争论。社会(文化) 人类学拒绝简单接受生物学对人的解释, 而主张从人与他的动物同伴的分水岭上展开人的研究。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 社会(文化) 人类学家积累了大量有关人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论著, 不仅为本分支领域的研究做了良好的铺垫, 也启发了专门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学者。在我们看来, 要把握西方人类学的整体面貌, 从社会(文化) 人类学的理论变迁入手, 是贴切而又便利的。

历史概貌

    在过去的150 年中, 社会(文化) 人类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 既存在一种学说替代另一种学说的情况, 也存在新提出的理论回归于曾被认为过时了的旧有理论而对之加以重新诠释的情况。学说变迁的这一复杂面貌给我们把握历史的努力增加了一定难度。在选择书目的过程中, 我们在观念上既采纳了上述学科定位方式, 又试图表达一种对人类学学术思想的历史理解。怎样在自己的倾向性与所选原著的代表性之间作一个平衡? 这是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持续面对的问题。为了避免使自己的倾向性冲淡《提要》的学科代表性, 我们尽力客观地对待西方人类学150年来的成就, 使《提要》能从局部窥见整体。

    为了尽量清晰地体现变化的总体趋势, 我们依据同行学者通常采用的分期方法, 预先对这150 年间的学说变迁史作了如下几个阶段的划分:

    1850 年～1914 年
    19 世纪后半期到20 世纪初, 是人类学教学、科研、社团、学术论坛建设的奠基时代。相比于20 世纪上半叶, 这个时代西方内部的和平得到维持, 在市场经济与国际关系秩序中占据的霸权地位相对稳固。世界依据西方与非西方、殖民与被殖民、市场与资源、文明与野蛮的差异, 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格局。这个时代的西方人类学, 与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形成一个分工: 其他研究人的“科学”依据自然科学原理剖析西方社会内部的财政、市场及社会, 而人类学则被定义为对非西方———主要是部落社会———的研究。西方人类学家, 先是关注人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 他们或在人的体质进化的缺环上寻找关联线索, 或在人的社会体系的进化的缺环上寻找复原历史的依据, 研究成果的总结性报告一般都是针对整个人类的历史写就的, 其基本特点是历史阶段论的“臆想性”(conjectural) 。

    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 几乎是同步提出的。在生物进化论中, 达尔文在“存在链条”中揭示的动物与人之间的连续性, 对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思潮有重大影响。在人类学内部,早期的著名研究大多为受过法学训练的人类学家完成, 关注的主要制度是亲属制度, 特别是亲属制度中关系的定义及传承。解释事实的理论框架大抵与近代西方科层主义有关。对于“野蛮人”展开的研究, 依据“传统”与“近代”二分的格局, 将研究对象定义于“近代化”的对象———历史与承载历史的“文化残存”的“野蛮人”。从“臆想性的历史”推论出来的“野蛮人的特性”, 表面上是进化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实际上,大多数进化人类学家研究“野蛮人的特性”, 意在揭示西方现代文明自身的特征、形成过程与构成原理。紧接着是亲属制度的研究, 到19 世纪晚期, 人类学家的关注点转向原始文化与原始宗教, 力求在人的“精神领域”发现文化差异和历史进步的理由。

    随着考古研究及民族志田野工作的初步发达, 19 世纪末的人类学从进化论(evolutionism) 转向传播论(diffusionism) 。传播论与进化论一样, 对历史的解释具有浓厚的臆想性特征。然而, 持传播论观点的人类学家, 大多不认为人的历史状况存在任何令今人乐观的那一“进步性”。进化人类学家的历史叙事, 大多依据从“野蛮”向“文明”、从“落后”到“先进”的时间线索展开; 而传播人类学家则倾向于运用相反的规律来解释资料, 认为存在于近代世界的各种“野蛮文化”, 乃是古老的“文明”衰变的后果。这也就是说, 传播人类学的最极端的观点是, 文化史研究必须把握文明古国的文化精髓在其从中心向边缘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滥觞的线索。传播论有“多中心主义”和“单中心主义”之争。“多中心主义”主张古代文明有多种, 其构成的文明体系和区域关系也是多元化的; “单中心主义”则主张最古老、最辉煌的文明, 曾经只有一个(如埃及) , 其他文明都是由它衰变而成的。

    进化人类学的原则, 饶有兴味地长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两种相互对垒的阵营中。在西方人类学中, 20 世纪50 年代前后一度有复兴趋势。传播人类学曾于20 世纪初期为英国功能主义者部分接受, 更于同一时代为美国人类学家改造为抵抗进化人类学的武器。进化论和传播论分别从历史的时间线索和文化的空间分布“临摹”出来的文化格局, 在立论上时常相互对反、相互矛盾。相对而言, 传播论对于20 世纪西方人类学的影响更多, 其对于“文明衰退”的考古学式思考是具有文化反思力量的, 也因此影响了数代人类学家。然而, 在20 世纪西方人类学中, 这两种作为思想体系的学说面临的, 更多的是批判和反思。20 世纪的人类学家不能接受这两种理论的“历史臆想性”,并认为这两种理论带有对非西方文化的偏见, 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学表现。

    1914 年～1945 年
    对“野蛮人”的文化模式中蕴涵的理想因素, 进化人类学家的著作早已给予关注。到1914 年～1945 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人类学家对这些因素的关注程度急剧上升。这个变化与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内部的政治经济变化之间有密切关系。与19 世纪不同的是,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内部出现了利益分化, 国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增多, 19 世纪的“国际联盟”和帝国主义, 逐步为20 世纪发达国家之间的“战国局面”所取代。在这样的状况下, 西方社会思想界中一度表现出的文明的自信心一时失去了根基。对“西方中心主义”、“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和“政治文明”信条的反思, 成为这个时代人类学理论的基本特征。1914 年～1945 年之间, 西方人类学研究不约而同地注重从“野蛮人”生活“朴实”而“原始”的面貌中探索共同体内聚力(cohesion) 的生成原理。生活在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的人类学家, 在探索共同体内聚力生成原理的过程中, 也形成了不同的看法。

    在英国,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 和结构—功能主义(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 分别从制度与个人需要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局部与社会结构整体的关系展开研究。功能主义者认为, 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并非是求索“野蛮人”的文化丧失其现实存在理由的过程, 而是为这些文化形态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合理性提供解释。文化无所谓“先进”与“落后”之别,文化的意义正在于它作为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工具而存在的理由。所有的文化形态之所以存在, 是由于它们满足了不同的人群对于生存、社会团结和尊严的需要。结构—功能主义者注重研究社会结构, 将文化当成是体现社会结构总体形态的“形式”来研究。这一派的人类学家主张, 人类学研究应成为一种“比较社会学”, 从不同社会形态的结构与功能的比较研究中, 提出有关推动社会一体化的内聚力的一般概括。在理论解释方面, 结构—功能主义者特别注重社会内部的构成部件结合为一个结构整体的原理。

    在法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三十多年时间里, 人类学在年鉴学派社会学原则的指导下展开研究(英国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也受此影响) 。年鉴学派社会学关于宗教乃是社会内聚力的核心动力的观点, 影响了那个时代法国人类学的所有研究。这种人类学研究特别注重从非西方、非工业化社会(包括文明社会) 探究将不同个人和不同群体联系起来的纽带, 特别注重探究围绕“礼物”和“礼仪”展开的交换的社会意义。对于西方近代思想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 这个学派从一开始就保持着警惕。对于19 世纪西方文明中商品市场对于构造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关系和导致社会内部瓦解的“双刃剑”作用, 这个学派也具有最深刻的认识。

    在美国, 在接近于新康德主义的知识论引导下, 人类学彻底舍弃了进化论, 进入一个“历史具体主义” (historical particularism) 和“文化相对主义” (cultural relativism) 的时代。在具体民族志研究上, 美国人类学特别注重语言和物质文化的研究, 深受德国传播论和人文地理学的影响, 对进化论中包含的“物质决定论”和种族人类学中包含的“生物决定论”持极端鄙视态度。为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物质和生物决定论, 这个时期美国人类学家大多采纳“认识决定被认识的事实”的观点, 由此延伸开去, 他们也主张不同文化共同体的语言—观念体系决定了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方式。对于社会内聚力, 美国人类学家向来缺乏兴趣。他们采用美国化了的德国文化论来阐述文化决定个人—群体行为趋向的论点。从一个特别的角度, 这种论点也将文化系统当成共同体的内在一致性来看待。美国人类学从被研究的“野蛮人”的“局内人”角度来判断文化价值, 达成的理解也接近于社会内聚力的理解。美国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 与英国和法国的“普遍主义”论调, 构成了鲜明的差异。对这个学派的普及化起过推波助澜作用的“文化与人格”学说, 使它在克服种族主义的同时创造了一种无助于认识人的共性的极端化文化差异论。

    1946 年～1970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西方内部及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西方内部, 美国对于西方社会和社会科学整体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 使此前的社会科学“欧洲中心主义”向“美国中心主义”转变。发达国家分为战争国与战败国。西方以外的地区,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寻求民族国家主权的运动愈演愈烈, 并在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中获得制度化支持。接着, 一大批“新国家”随之产生。“三个世界”的论断比较精确地体现了这二十多年间世界格局。在这个新的世界格局里, 西方人类学出现了危机。殖民地脱离殖民地宗主国, 使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尽管第三世界人类学家继承了西方人类学的部分遗产, 但他们对那种将他们当成“原始人”、“古代人”的做法极为反感。为了使人类学与自己的国家一样具有民族自主性, 他们不仅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人类学加以抵制, 也力求创造一种适合于自己国家的新人类学。面对世界格局的这些变化,西方内部的人类学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在英国人类学界, 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主张得到部分修正。从人类学学科定位来看, 这个时期出现了将人类学与“科学”区分开来的人文主义主张。为了排除人类学的知识霸权色彩, 人类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学家从事的工作与文化格局之间的关系, 主张将人类学视为“人文学”之一门, 以此来表明人类学在跨文化理解中的重要意义。到50 年代, 人类学也出现了重视历史过程和社会冲突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 英国人类学家反观了他们的前辈在想象非西方文化时忽视的文化动态性和文化内部多元性。在美国人类学界, 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形态遭到了批评。人类学家的眼光不仅从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研究放大到海外研究, 而且也对人类学史展开重新梳理。在这个基础上, 美国人类学家提出了新进化论(neo - evolutionism)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 、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 等学说, 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文化演进中一致与差异、经济生活与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随着农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开展, 也开始有人类学家深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的理论。在法国人类学中, 对法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理论加以重新诠释, 提出了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 的主张。这一主张显示出法国人类学家特有的对于社会中人和平相处的机制的关怀, 从通婚、神话以至任何文化事项的研究, 推论出了有助于协调“原始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关系的模式。

    从非市场性的人际交往模式(互惠、再分配、自给自足经济) , 反映市场资本主义导致的20 世纪社会内聚力缺憾问题, 一直是这个时期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 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这个时期中, 政治人类学(political anthropology)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于40 年代正式出现于英国人类学中的政治人类学, 对非集权政治学有专攻。通过对集权型国家之外的政治组织形态的研究, 人类学家拓深了对国家社会的认识, 间接地反思了西方集权主义政治的现代性与弊端。在美国新进化论派人类学和英国考古学中, 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重新崛起。在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民族志素材的基础上, 人类学家重新考察了“文明脱离野蛮”过程中人的生活面对的种种问题, 从一个具有历史深度的侧面, 反映了近代政治文明的内在问题。对于权力、领导权、服从等的细致人类学考察, 对法律实践中的条文与习俗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于政治支配与反支配, 对于政治—权力符号和意识形态, 政治人类学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同一个时期, 象征人类学( symbolic anthropology) 也在西方人类学中得到了特别关注。尽管象征人类学家不乏有将象征与知识相提并论的做法, 但象征人类学的主要启发来自于年鉴派社会学的宗教—仪式理论、结构人类学的符号理论和解释社会学的文化理论,其集中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社会构成原理。在从事象征的研究中, 人类学家有的将象征当成社会体系的核心内容来研究, 主张象征是社会的观念形态, 从一个接近于意识形态的方式, 扭曲地表达、强化或创造着社会结构; 有的将象征与日常生活的仪式联系起来, 认为它们是潜在于实践中的道德伦理界线, 社会通过它们维持着自身的秩序; 有的将象征当成是涵括社会结构(不为社会结构所决定) 的文化体系, 既是社会生活的观念形态, 又是社会生活的浓缩形态(condensed form) 。

    1971 年～2000 年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西方人类学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前二十多年间人类学内部产生的学派并立的局面得以持续。同时, 对于既有理论的反思, 对于世界格局的新认识, 也催生了新的人类学理论。人类学著述中一度隐含的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支配的反思, 到70 年代初期得到了直白的表述。西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于人类学认识的影响, 引起了不少西方人类学家(包括在西方受学科训练、从事学科教学科研工作的非西方移民人类学家) 的充分关注。马克思主义从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提炼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也为人类学家深化其对世界格局的理解提供了重要参考。在知识论方面, 对于知识、话语、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 以及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论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谱系的研究, 共同推进了人类学学科理念的再思考。

    在这样的条件下, 西方人类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局限于个别群体、个别地区、个别文化的民族志研究。西方人类学家越来越感到, 自从15 世纪以来, 被西方人类学当成研究对象的非西方人类共同体、地方、宇宙观形态, 已被纳入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处在边缘地位。怎样在人类学著述中真实地体现世界格局的中心—边缘关系, 这成为诸多西方人类学作品试图回答的问题。使人类学回归于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历史分析, 成为西方人类学的潮流。更多人类学家主张在坚持人类学的民族志传统的基础上, 汲取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养分, 使民族志撰述双向地反映处在边缘地位的非西方人类共同体、地方、宇宙观形态的现代命运与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势力的世界性影响。

    与此同时, 西方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的工作方式包含的世界性紧张关系, 也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他们意识到, 自己的学科以跨文化交流为己任, 但被他们跨越的文化, 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怎样生成的? 当今西方文化支配的政治经济学前提为何? 怎样在跨文化研究时保持人类学家的“文化良知”? 什么是人类学的“文化良知”? 这些问题被提到人类学讨论的日程上来了。在讨论过程中, 西方人类学家一度深陷于难以自拔的“知识政治学忏悔”之中, 以为西方霸权的“忏悔”能自动地促成“文化良知”的发现。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论述是典型的表现。“后现代主义”促使人类学家对自己的学科提供的叙述框架进行了解剖, 在此基础上, 又促使人类学家看到自己从事的“人的科学”的“非科学性”(如权力性与意识形态性) 。为了揭开人类学的“科学面纱”, 部分西方人类学家试图使人类学回归于人文学, 从文学、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艺术等门类中汲取养分, 重新滋养处于“哲学贫困”中的人类学。这一做法的确为人类学在思想和文本形式方面的“百花齐放”, 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然而, 将人类学纳入到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反思中, 也使部分西方人类学家将学科推回到西方观念、政治经济体系和世界霸权的重复论证中去了。

    人类学到底应在跨文化的研究中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局限性, 还是应在不断反思中揭示西方文化的霸权? 20 世纪晚期, 也有不少西方人类学家对这些问题采取谨慎态度。从主观意愿看, 过去30 年中人类学家在对世界格局展开批判性研究时, 抱着的确实是一种美好的人类平等理想。但在强调这一理想及其对西方造成的不平等局面的批判性时, 西方人类学家却忘记了公正、良知等等观念也是有特定的文化含义的。对15 世纪以来的世界展开“反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中, 西方人类学家无意中忘却了非西方的各种文化自身的意义及这种意义对于“西方观念”潜在的挑战。相比之下, 从60 年代开始到90 年代, 坚持在结构人类学旗帜下展开文化思考的部分西方人类学家, 基于对西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犹太—基督教宇宙观、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 重新发现了非西方的“人的观念”、宗教宇宙观、政治形态中的启发。从非西方文化的研究中揭示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自由”、宗教支配、世俗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局限性, 成为晚近西方人类学的潮流。

补充说明
1、《提要》的编写,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原著的机会, 而且也为我们回顾中国人类学在过去100 年里原典的翻译方面所做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在编写本书之前,我们先列出一个人类学名著选目, 接着在中文版外国名著里寻找译本。我们的发现是, 被选进来的那些名著, 已有相当一些曾分散地由不同出版社出版了。这些译本文风和译文质量各有不同, 其“散打式”出版, 增加了系统阅读的难度。不过, 总加起来, 相当多的西方人类学名著已能在中文译本中找到。《提要》的编写者遇到有译本的名著, 主要依据译本来编写其摘要, 他们也通过初步研究, 撰写作者简介和所属学派简介。对于尚不存在中文译本的名著, 则依据英文版编写。

2、参与《提要》编写的, 是一批青年学子, 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党校、南京大学, 也有留学海外的人类学研究生。这批人类学的热心求学者, 这些年来相互之间交流比较多, 自发形成了某种友谊性质的关系。他们的年龄不同, 但在完成《提要》的具体编写任务时, 表现出了共同的学术热情。因丛书格式的规定, 他们的名字被列在各篇提要文后, 但这里值得强调的是, 他们是本书具体内容的实际编写者:

北京大学: 赵旭东、杨渝东、陈波、罗攀、苏敏、鲍文妍、杨雪
中国政法大学: 赵丙祥、梁永佳、梁利华
中央党校: 张宏明
南京大学: 谢燕青、褚建芳、岳坤上海人民出版社: 田青
哈佛大学: 胡宗泽
剑桥大学: 马啸

3、《提要》的个别篇章的部分内容, 曾在学术杂志上发表过。

4、 为了简明起见, 《提要》尽量避免大量征引, 集中介绍原著的内容。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类学家对这些流派进行过的再解释的, 可以参考100 年来发表的述评之作, 它们的选集已以《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人类学述评选集》为书名(王铭铭编, 华夏出版社2003 年版) 重印。

5、江西人民出版社翦新民先生是本书的责任编辑, 在校订和推出本书的过程中, 花费了大量心血。对此,《提要》的作者群必须向他致以谢意。

原文载自王铭铭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e490680100a7k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