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4科学阅读

管季超0712

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我的2014科学阅读

江晓原

　　许多人不无伤心地发现，科学已经告别了她的纯真年代。这一年的科学阅读，似乎特地为这一点提供了旁证。

　　《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美）迈克尔·桑德尔著，黄慧慧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
　　桑德尔在中国的走红，其实和这本《反对完美》并无太大关系，他主要是因为在网上广泛流行的关于“公正”的公开课而被人所知。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当下正逢社会快速变化的时期，“公正”问题恰好突显出来。无论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一般公众，还是某些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学者，乃至处于支配、掌控地位的高官，“公正”问题都是急需关注的。相比而言，《反对完美》中所讨论的问题，上述人群中的绝大部分都还没有注意到。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和桑德尔长期关注的“公正”问题有着内在联系。我们可以将此书中所讨论的问题视为“公正”问题的延伸，尽管这种延伸最终可能将我们引导到桑德尔未必打算到达的深度。桑德尔的思考还有比“公正”和“基因歧视”更深刻的地方。桑德尔在本书中所讨论的“正义之战”——例如富人可以通过基因工程，让他们自己和孩子从生物学上变得更为完美，则已经迫在眉睫，甚至已经爆发了。

　　《地狱》，（美）丹·布朗著，路旦俊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在科幻小说《地狱》中，佐布里斯特将当代的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乃至更多的问题都归咎于人口过剩，这在相当程度上倒也能言之成理。但如何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却是一个极度敏感的问题——它会在转瞬之间从人们想象中的“科学问题”转变为棘手的、甚至无解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例如，如果承认人口过剩，那逻辑上必然要求减少人口，或降低人口增长。可是如何减少人口？让地球人口大规模死亡吗？那让哪些人死亡？又有谁有权来决定别人的死亡呢？这立刻就成为无解的伦理问题。将问题从“人口死亡”转为“降低人口增长”，仍然无法从伦理死胡同中走出来。降低增长就要限制生育，但是哪些人应该被限制？哪些人又有权生育更多的子女？……
　　丹·布朗在《地狱》中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佐布里斯特搞出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会随机地使三分之一的人口丧失生育能力。也就是说：佐布里斯特用非法手段“改造了人类这个物种”，使该物种的总体繁殖能力下降了三分之一。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们最终感觉这个结果可能是可接受的。随机抽选三分之一，至少从形式上绕开了“哪些人应该被限制生育”这个伦理难题。而佐布里斯特的行为在小说中被界定为非法，则让丹·布朗自己逃脱了“谁有权改造人类”的道德拷问。

　　《我们》，（前苏联）叶甫盖尼·扎米亚京著，范国恩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
这部小说被视为反乌托邦的鼻祖，创作于十月革命的第二年，但无法得到苏维埃政权的出版准许，到1924年以英文版在美国问世。注意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年份，有助于我们对作者扎米亚京的思想能力和文学天分作出恰当的评价。考虑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才建立一年，扎米亚京已经在小说中对未来的集权社会——这样的社会后来确实在前苏联的历史中出现过——作出了天才的想象。
　　非常有趣的一点是，美女Ｉ-330对男主人公的启蒙和唤醒，是现代许多西方科幻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桥段。换句话说，革命经常在美女的“挑唆”下发生，这个观念至少在西方的幻想作品中，也是相当“主流”的。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认为和科学主义有关，简单地说是这样：洗脑见成效之日，就是“理性滥用”之时，此时表面看是“理性”占统治地位的；要打破这种洗脑的成效，就要诉诸“非理性”。“非理性”在哪儿呢？通常它最深的藏身之处，首先就在男女性爱，其次在美的震撼。所以一些反乌托邦作品中想象的集权社会严禁一切文学艺术，就是怕美扰乱人心。而一个反叛的美女，性爱加上美感，对集权社会而言当然就具有双重危险，革命和反抗自然就容易在美女的感召下发生了。

　　《傅科摆》，（意）翁贝托·埃科著，郭世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根据埃科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玫瑰之名》比较为人所知，他的另两部小说《昨日之岛》和《傅科摆》，都已渊博、神秘而充满隐喻的风格，以及与我们通常称为科学的那些知识的若即若离的关系，让我对它们产生了特殊的兴趣。
　　如果从科学文化的角度来看，《傅科摆》最吸引我的，应该是它利用故事对历史的建构性质的生动展示。历史可以被建构成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版本，谁能辨别出这些版本中哪个是历史的真相呢？更可能任何一个都不是历史的真相。比起《傅科摆》中的展示，胡适当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名言，就显得非常保守而且苍白了——小姑娘再怎么打扮毕竟还是小姑娘，而在埃科笔下，恐怕可以是女神或魔鬼。
　　《傅科摆》中的历史建构，经常让人将它们和“谎言”联系在一起——按照张大春的说法，就是用知识去建构谎言。书中无数细致的历史细节，尽管许多都是埃科杜撰或附会的，却是极为迷人。以至于我虽然知道埃科正在利用这些真实的或杜撰的知识虚构历史（或建构谎言），却仍然乐见其成。

　　《我的简史》，史蒂芬·霍金著，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
　　本书篇幅虽然简短，有趣的内容倒也不少。比如，霍金少年时英国学校之间的等级和学生之间的剧烈竞争，这些情形和今天中国的情况简直如出一辙。而在霍金对他学生时代的回忆中，有一些“快人快语”风格的评论，虽然难免“偏见”之讥，倒是相当显现出他的个性。例如他说他之所以不选择生物学，是因为“生物学似乎太描述性了，并且不够基本。它在学校中的地位相当低。最聪明的孩子学数学和物理，不太聪明的学生物学。”而对于医学，他更别有一番皮里阳秋：“物理学和医学有些不同。对于学物理的，你上哪个学校、结交了哪个人都不重要。只有你做了什么才重要。”这不是明显在暗示说，对于学医学来说，上哪个学校、结交了哪个人是重要的吗？
　　在本书中，霍金还是不得不谈论了他的婚姻。他对发妻还是表达了感激之情，他将和发妻的离异，归咎于妻子担心他会病死所以要事先另觅良人，而在霍金顽强地生存下来之后，发妻和她觅到的良人之间却发展到红杏出墙的地步——尽管霍金没有使用这个措词。

　　《警惕科学》，田松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年。
　　一段危言耸听、甚至是离经叛道的话印在本书的封底：“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局性的；不是可以避免、可以解决的，而是内在于工业文明的。” 这是田松多年来反思科学、反思工业文明的激进表达。由反思科学到否定工业文明，从内在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
　　田松在书中提出了口号式的 “金句”：“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具有强烈的思想冲击力。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一直试图告诉我们：科学是世间最美好的事物，科学家是世间最崇高的人群。我们应该五体投地地崇拜科学，应该毫无保留地拥抱科学，而“热爱科学”、“为科学献身”之类的说法，也是大家耳熟能详并视为天经地义的。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热爱使许多年轻人产生强烈的自豪感（我们生在一个有乔布斯、有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是多么幸福、多么令人自豪啊！），这种自豪感又让他们不假思索地极度鄙视田松这样的思想者。这种景象在微博空间最容易见到。
　　近年我提出“科学就是厨房里的切菜刀”、“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等说法，最后都会引导到“警惕科学”这个结论。而田松直指要害，摘得“金句”，恰恰是因为他在思想上走得比我们更远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