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郎平：方言的政治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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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郎平：方言的政治底线

作者:肖郎平

直白地说，和中国推广普通话的重要任务相比，保护方言似乎还有点早，复兴方言尤为不可取。广东不少人按照普通话发音书写粤语，外地人看起来字都认识却读不懂。

　　3月底，陕西举行“陕西影视作品创作生产座谈会”，提及刚首次热播完毕的《平凡的世界》时，当地有主管宣传官员表示，这本是个非常好的推广陕北话的机会，可惜电视剧里面的语言却非常混乱，夹杂普通话、陕西话甚至还有河南话、京腔。此次会议还透露，电视剧《白鹿原》是当地重点影视节目之一，定于今年5月开拍，力求拍出一部纯正陕味的电视剧。
　　有意思的是，4月初上海一位资深媒体人士撰文讨论国家权力对普通话的影响，行文间既有让国家权力退出语言领域的明示，也颇有为上海话招魂的意味。
　　方言在公共生活的进退之争，总是时不时在各地此起彼伏地冒出来。2010年6月，广州市政协发起网络调查，希望综合频道等重要时段能够增加普通话播音。而网络舆论立刻加以曲解，将之上升为取消粤语节目，在广东民间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不少媒体精英人士表现出力挺方言的姿态。
　　2011年底，82位学者联名发布了《关于科学保护上海话的倡议书》，倡议幼儿园、中小学学生在课外时间可以说上海话或其他方言、全市公共交通上要有上海话报站、上海的电台和电视台开设上海话频道并对上海话书面语开展正字和正音活动。值得关注的是，倡议书有一个关键词——科学保护。是否科学，如何科学，留待下文再说。
　　力挺方言的主力队伍不少来自宣传、新闻、教育领域，这或许是一个值得普通话宣传推广工作者或相关部门认真对待的现象，前者和后者某种程度上正好是逆向而行。
　　另一个现象是，力挺方言的声音来自于发达省区。当然，这也很好理解，这是资本作为另一种权力在社会生活的渗透。那么，对反对国家权力渗透社会生活的主张者来说，这未免形成了一种反讽，究竟是对资本权力的张扬没有意识到还是不设防乃至纵容?
　　毋庸讳言，普通话作为官方语言，的确是国家权力在社会的文化生活领域中渗透的结果，但这种权力无论是从政治合法性还是世俗合法性都是正当而必要的。2010年，学者张文木先生曾撰文指出，各民族认同联合建立国家后，从法理上讲，族权就归属于国权，民族自决权就归属于国家主权，族群方言就让位于国语。国语是公民通用的国家语言，方言则是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地区内各自通用的语言。公民语言从方言升华为国语，是一国主权存在的重要标志。
　　对待官方语言和方言的关系，一定要有基本的几条原则，首当其冲的就是维护语言大一统。兹事体大，事关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反过来说，我们需要警惕保卫方言运动与其他政治意图者可能的合谋行为。
　　语言对族群意识的唤醒、培育、强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客家为例，嘉庆年间徐旭曾所著的《丰湖杂记》被认为是客家宣言书，在分辨土客群体不同特征时明确提到，“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彼同也，故仍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 学者程美宝在《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中分析，正是客家话和中原种族血统唤醒客家人的身份意识。
　　客家是汉语中的方言之一种，再就少数民族的情况另举一例。明清时期，西南等地改土归流是一段伴随战争频仍的血泪史，其目的就是让这些地区归于王化从而在实质意义上将其纳入版图之中。雍正十二年(1734)，云南布政使陈宏谋将滇黔桂等地生苗难以教化的原因归结为他们“不与汉人习近，不谙官语，不识条告，一任夷目指使播弄”。历史人类学的学者认为，生苗的长期存在是当地文化与汉文化无法系统兼容而导致的后果(作者注：当然，也有汉人抵制少数民族汉化的极端个案)，并不是当时各方的任何一方主动放弃或者是抵制开发的结果。
　　2002年3月，台独政客提出将台语订为“第二种官方语言”，但遭到各界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当年强力推行国语政策，消除日据时代的日文影响，要用统一语言凝聚不同省份的南腔北调。而台独分子在文化方面推动本土化，因为意识形态作祟，排斥台语之外的其他语言。
　　总之，对语言的政治效用，切不可忽视，主张方言时应懂得政治的边界何在，也就是秦始皇为何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的奥秘所在。
　　现代印度则是这方面的反面教训，这个国家各种语言高达2000多种，混乱的程度甚至影响到各邦无法准确有效地执行中央文件。另一个有名的失败国家是奥匈帝国，帝国民族众多，语言混杂，一个军官不可能通晓帝国所有20余种语言。从帝国的非匈牙利部分征来的士兵，一概分入使用德语为指挥语言的奥地利团，而不管他是否是波希米亚人或者意大利人;从匈牙利部分征来的兵一概分入使用匈牙利语为指挥语言的匈牙利团，而不管他是否是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或者斯洛文尼亚人。基层指挥官根本无法让操着各种语言的乱七八糟的队伍都听懂他的发令，整个基层作战指挥趋于瓦解，根本无法正常运转。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正是吸取了这一的教训，在统一德国后立即公布了官方语言。
　　其实，对语言的政治功能，国家有关语言文字的法律文件也明确指出过。《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序言就说，“语言文字事业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特点，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作为地方官员，对方言应该持什么态度?2000年通过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六条有明确界定方言的使用范围，“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使用方言：(一)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确需使用的;(二)经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门或省级广播电视部门批准的播音用语;　　(三)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需要使用的;(四)出版、教学、研究中确需使用的。”很显然，官方对方言的使用，必须是在“确需”或“批准”的情形下。
　　而语言文字法的第四条明确提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因此，官方公然提倡方言、助推方言显然是不合适的，与此背道而驰。
　　或许有人反问，语言文字法和纲要不是都提到保护方言吗?的确如此，而且明确要求开展语言普查和建立语言数据库等;不过，细读有关条款，所使用的字眼为妥善处理、科学保护、研究利用等。换句话说，对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更多的是注重其文化功能，而非复兴乃至扩大其交流功能。即便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来说，人类语言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发展变化的，已经有无数词汇乃至语言消亡，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而普通话享受的政治待遇通过法律意志体现出来，它必须被“推广、普及”。纲要提出，到2015年，普通话在城市基本普及;到202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社会基本普及。而且，要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普及，到2020年，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达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要求，完成义务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反对者的另一种用来作为论据的说法是，粤语在东南亚圈的流行以及美国保护方言的做法。粤语的流行，如前所述，乃是资本权力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渗透;至于从语言大一统的政治诉求来考量，香港如何去英语推广普通话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东南亚国家普遍政治上排斥华人，不让华人掌权，没有哪个把粤语当成是官方语言对待，更别提推广粤语方言这样的梦话。

　　至于美国保护方言的做法，这和中国也保护方言的做法并不冲突。而区别在于，美国作为现代国家建国历史长达两百多年，通过制定官方语言和普及教育等做法早已实现语言的大一统，美国的国家教育也是全球典范。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保护方言只是一项普通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已。而欧美现代化的历程中，推行统一的官方语言，即是保证全国各族群能够有效沟通的文化举措。

　　相反，中国推广普通话才十几年，族群的国家认同在文化领域方面也有待继续强化。直白地说，和中国推广普通话的重要任务相比，保护方言似乎还有点早，复兴方言尤为不可取。广东不少人按照普通话发音书写粤语，外地人看起来字都认识却读不懂。这和清末民初“吴语文学”现象类似，大量使用汉字作为表示吴方言的表音符号写作，造出了一大堆“字字都认识，通篇不知所云”的 文学作品，著名的《海上花列传》就是其中代表。如今，上海有教授甚至开发上海话输入法软件，其动机令人费解，社会影响尚待观察。

　　清末明初，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胡适等人苦心孤诣构建中华民族概念以及推动白话文运动，正是从文化上推动现代国家的认同感;民国推动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推动普通话，都是一脉相承继续国族文化构建的未竟使命。一旦方言书面化，就意味着这部分方言区域的人口可以退出普通话文化圈。相应地，其国家认同感就可能被削弱乃至于无。对此，诸君不可不察，不可不慎，绝不能倡导方言的独立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