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师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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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师琐记汤莹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4月15日   07 版）

王学典

    早春的校园依然清寂。两年的时光匆匆而过，我初来这里，也在这样一个3月。那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的前几天，作为考生的我经人引荐，初次拜见先生。所谈内容如今多已不记得，只记得当时的印象：真学者或许当如是。
    “人虽老而血未凉”
    先生是“从‘文革’中走来”的学者，作为史学家的他从未忘记对当下时事的关怀。
    那年9月，入学不久的我有幸登门拜访先生，因我比约定的时间到得早了一些，当天的新闻联播还没有结束。为避免无话可说的尴尬，我只是随便问了一句：“老师，您每天都看新闻联播吗？”先生笑笑：“是，有时间就看。”回来的路上，我回忆起先生说这话时的神情，总觉得弦外有音，可又猜不出个中缘由。
    答案终于在后来的课堂上揭晓，原来，这个问题经常被人问及。“我到现在没事只要在家还看新闻联播”，那次上课，先生以他惯用的滕州腔强调着：“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这个事”，20世纪90年代，他家住在老校区，“每天上午9点左右，那个报栏把新报纸换下旧报纸，我一定会赶在第一时间——9点左右——到那个地方把当天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纸浏览一遍。”听到这里，我不禁想到“原来如此”。先生又说到，他有一个熟人，经常见到先生在看《人民日报》，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早就没人看了。”讲到这里，课堂上一片笑声，大家笑的不是先生看报这件事，而是先生此刻执著的眼神和语调，那神情，像是倔强地提着剑，要与人比试一番。
    先生上课时总是对学生强调要有学术使命感和“家国情怀”。“大关怀”“大抱负”“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等如是词汇几乎已成为先生的代名词，每当听到这样的字眼，同学们便会相视一笑，以此表达对先生的“崇高敬意”。
    课堂之外，每当学生要做与现实政治相关联的题目的论文，先生便会很高兴。一次，我想到一个与边疆史地相关的题目请先生指点，先生听后，建议在正标题前面加上“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一语，想了一下，又说，“你老师总想把这个与政治联系起来，你不加也无所谓。”先生常说，“我总觉得我人虽老而血未凉，而我们现在有些同学，人未老而血已经凉了，这怎么办你看看。”说毕，皱眉，眉宇间两朵夹带着水气的白闪闪的云团聚到一处，弯垂，像风暴来前，积雨云的拱顶。他常说，这不是学生个人的问题，是这个时代造成的。去年9月，先生在做胃肠镜检查之前的一天晚上，还急急把我叫回办公室，帮忙修改次日即将要发在《齐鲁晚报》上的文章，题为“从‘谁主沉浮’到‘我的工作在哪里’”。出生于这个时代的我们与父辈相比，在有些方面，确实相去甚远。
    重视“问题意识”
    平日里，身为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的先生，工作是异常忙碌的，一段时间以来，他几乎从未在家中度过一个完整的周末。
    仅去年10月一个月的时间里，刚出院不久的先生便连续出差三次，这还是在辞掉了几处邀请之后不得不去的。一次是去西安西北大学参加教育部社科委历史学学部会议。9月末，先生曾担心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能赴会，并为此感到遗憾，后先生因身体恢复良好，于10月9日下午飞抵西安。一天，我正在学校听讲座，忽然收到先生的短信：“发言完毕，语惊四座！”我将此信息拿给坐在旁边的同门看，想起先生素来演讲时的神态，大家皆笑而不语，先生常是这样幽默的。
    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而先生正是一个做事注重细节且力求完美的人。去年12月21日，《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新书发布会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联合在北京举办。11月25日，先生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推敲会议邀请函的措词，会议主要议题的表述方式被改过一遍又一遍，先生一直忙到晚上七点才离开办公室。先生走后，我匆忙将办公室打扫一过，正准备帮先生从网上预订12月5日去河南大学参加史学理论高层论坛的车票，怎奈先生又打来电话，他对邀请函的修改又有了新的想法，待到最后修改完成已近夜里10点。想起那日上午，腰疾未愈的先生刚刚给学生们讲了整整一上午的课。课前，先生在办公室里还跟我说起是日早上起来血压不稳一事，我劝先生，要是不舒服课就不上了吧，他坚持：“没事，都定好了，哪能不上？”
    先生总是这样忙着、忙着，忙到他自己也觉得累了。他素有饮浓茶的习惯，这对身体无益，但用来提神，却是很好的。一天傍晚，先生正坐在办公室里审读《文史哲》杂志的来稿，我泡好一杯茶放在他旁边。他忽然放下手中的笔，整个人往后靠在椅子背上，松一口气，抬起头望向窗外。好一会儿，才又回过神来，道：“累得有点不舒服了。”我拿了靠垫放在他的椅子里，又随手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桌子对面，劝道：“老师，累了就歇一会儿吧。”得到的答复是：“已经休息好了，再看几篇吧。”
    近几年来，因院务繁忙，先生做学问的时间被占去不少，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读书的习惯。先生读书，文、史、哲兼通而不限于此。他常教导学生不要只读史学的书，其他学科的方法也可为治史学所用，并把读其他学科的书籍视为史学“问题意识”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他曾言：“理想状态下，本科应该读文学，硕士读史学，博士读哲学，最后再选一个思想史的题目做毕业论文。”
    忙时，先生习惯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午休。我每晚去打扫时，总在沙发边发现一本中午刚刚被挪过去的书。书几天一换，过不了多久，刚刚买来的新书就都被翻遍了。
    在家里，先生的书房像是靠灵感生存的艺术家不朽的作品，他宁愿保留这别致的设计也不愿叫别人帮忙收拾，别人收拾过，自己就找不到东西了。
   “由战士变成牧师”
    或许是因为平日里的严肃和工作时的来去匆匆，先生常给学生们以很强的距离感。他做事大气、利落、果断而有魄力，人称有王者风范。
    来山大的第一学期，初入师门的我，见到导师的机会屈指可数，且都是在各种会议和讲座上，那时远远地看见，便已是幸事，至于先生本人，可能连我们的名字也不记得。
    先生最为学生们所称道的当是他的演讲风采，这我早在来这里之前就已听人说起，但有机会亲身领略还是在开学典礼之上。那次的演讲一共分成四个部分，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强调个人奋斗的那一段。先生简要地讲了自己求学时的勤奋，并一再以“我崇尚个人奋斗”和“一定要努力”来勉励学生。他演讲时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似即兴而发，先不说内容，只这语调、动作、神情就足以让在座学子们热血沸腾，无论是在学校演讲还是外出讲学，先生都会得到满座的喝彩。有人调侃说，听先生讲课是不敢睡觉的，容易被这抑扬顿挫的语调惊醒。
    先生的行事风格亦是如此，他给人的感觉总是有十二分的气场和二十分的自信力。学生们面见先生之前，心底竟常有一种将要面圣似的的敬畏。先生的这份气场和自信力或许来源于他那一代人“指点江山”式的学术使命感和他八十年代新启蒙语境下形成的治学风格。先生自信有“一叶知秋”的鉴别力和概括力。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他常目光如炬。他始终是战士，兵刃正利。
    后来，我到先生办公室帮忙，终日跟随先生左右，渐渐熟悉的不仅是他的著作文章，还有先生的性格、行为习惯和为人处事的态度，直到这时，学生才真正体会到导师的人格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在学生时代有幸常侍先生左右，先生忙时泡一杯清茶，病时亲奉汤药，这在当今师生关系日益冷漠的教育体制之下，或许真的如人所说，已近绝响。
    去年5月，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大学举办，一天上午，先生接受了中新社记者关于中西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采访。晚间，记者发来采访稿请先生补充修改。先生坐在会议桌的一侧改稿子，而我此时正无事，坐在办公室的一角看着先生。这是我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观察自己的导师，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看到一位学者对文章的执著认真。记得那篇稿子最初的标题是“白眉学者的君子坚守”，而此刻，在我眼前，先生正以自己的一举一动完美诠释着这样一个标题。
    先生是个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他修改文章锱铢必较，一字一词从不放过。他那激情四溢、行云流水般的演讲，也总是要经过由提纲到成稿的精心准备。他比较在意自身衣着是否得体和办公室里的陈设是否整洁，即便是在医院时也不忘告诫：“看见我头发乱了一定要告诉我。”或许是因为过于追求完美，先生的脾气是比较急的，“越快越好”是他一直以来的办事原则，他恨不能在一秒钟完成所有的琐事。他自己如此，希望学生亦如此。平常等电梯时，他总是盯着楼层数字的变动，恨不得伸出如来佛手去把电梯间抓上来。
    再后来，在先生身边日子久了，先生偶尔闲下来，便会聊起一些对往事、对人生的感悟。能够聆听先生讲述这些以我现在的年龄无法经历到的一些生命体验，实在是荣幸。或许到这时，导师更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导师。
    说到这里，我首先想起的竟是先生与师母的话题。先生与师母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是那个转型时代的种种特殊因素所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现象在那个时代以及与之相似的时代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师母虽识字不多，但却是一位令人敬重的女性。我初登师门便被师母的笑意所感染，她为人善良、待人宽和，处处为他人着想。
    不知从何时开始，先生与师母之间的学历差异成了同学们讨论的话题。一次，我斗胆向先生提起同学们对他和师母的好奇，先生正色道：“智慧与学历高低无关，你师母是深明事理之人。”
    后来，先生跟我讲，他刚刚陪师母看了一个电影，名字叫《暖》，讲述的是一个男青年抛弃了女友从农村走出来，多年后再回去，发现昔日的恋人过得并不好这样一个故事。先生说这使他想起了昔日与师母相处的好多事情，自己当年的选择现在看来是多么的正确。
    2014年是孔子诞辰2565周年，9月28日，山东曲阜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山东电视台全程转播了这一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是时，先生刚好因病在医院里休养，我半开玩笑地说：“我这是在接受以您的人格为体系的言传身教呢。”先生也幽默，应道：“都躺在病床上了，还哪有什么人格可言啊。”说到“人格”一词，先生与我谈及领袖人格对社会的巨大作用，提到领袖的人格值得研究是因为领袖所处的社会地位使他的人格能够比常人更不受约束地表现出来并发挥作用。先生还说，“人老心不老”是很多悲剧产生的根源，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始终觉得自己还像年轻时一样，是个战士。
    一次，先生提起多年前看过的一部小说——《塔铺》，讲的是“文革”结束后，一个农村高考补习班里发生的故事。先生正是从那个时代的高考补习班中走出来的学子，看后强烈的共鸣感竟使这位已近不惑之年的史家流了泪。他给我讲了一个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名同学为参加高考而隐瞒已婚事实未成的故事。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那些往事仍历历在目，这其中充满了多少那一代人对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渴望和对现实的无奈！
    末了，先生笑说自己老了，爱絮叨了，爱回忆以前的事了。想起与两年前初见时相比，先生那为人称道的白眉确实又多了几分霜意。
    今年1月末的一天，我曾问先生：“您有没有觉得，近几年您眉宇之间多了几分和蔼可亲的慈祥？”先生感叹：“是啊，竟然有些慈眉善目了，由战士变成牧师了。”
    此刻，办公室里钟表的指针刚刚划过十点。窗台一角，先生的相片安详而有暖意。岁月或许真的可以改变人的一些东西，可那内心深处的记忆却总也无法逝去。
    他终是学者，舍不下那一脉书香。
    谨以此文献给导师王学典先生六十寿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