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和那个刘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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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和那个刘淳
                                                  子 文


   《黄河》杂志1985年创刊，走过30个春秋，倏忽已是而立之年。
    到山西工作后，我才有了对《黄河》这本杂志的认识。
    1995年底，我从西藏到山西，任人民日报山西记者站站长。前任站长王艾生是人民日报的老记者，在山西有很大的影响。他文笔好，脾气大，尤其是“文革”之后的批评报道名动三晋各界。其他两位年轻记者，在人民日报也是以文笔好，文风清新而著名。
    之前，我在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1989年3月，由首席记者卢小飞提携，进入人民日报的行列，任人民日报驻藏记者，当时有位人民日报科班出身的记者说我是“一步登天”。
    的确，对我这个西藏民族学院毕业的地方记者来说，是有些天上地下的感觉。除了西藏，我走动的地方不多，其他地方的社情民意知之甚少，工作阅历浅，知识面和眼界相对狭小。接资深记者老王的班，压力可想而知。
    人民日报驻站记者的涉足领域和总社对日常新闻报道的要求，工作量还是很大的。生平第一次到了山西，我眼前是一片别样的天地。经过一番案头准备，山西在我心中浮现出三个关键词：老区（八路军总部和三个师的师部曾活动在太行山区和汾河流域）；文物（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地面文物是中国之最）；煤炭（山西有中国最丰富的煤炭蕴藏量，是中国能源大省）。
    好吧，作为一个记者，而且是中国第一大报驻山西的首席记者，我就从这三点入手写山西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山西是中国的明星省，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挖煤、修路（山西第一条高速公路）、引水（从黄河引水到太原）、发电”四件大事。
    紧张的日常报道之余，翻看《黄河》，是我少有的轻松时刻。这本杂志，说不上爱不释手，但每当来了，必要信手翻看一番。
    我在西藏时，业余时间也写点文学方面的小文章。说实话，我的理想还是当个作家或自由撰稿人。虽然天赋有限，但理想的火花如同地火，一直在默默燃烧。
    说到《黄河》不得不说到刘淳。
    想不起来是如何认识刘淳的了，反正他是我生命中必须遇到的一个朋友。当时，他是杂志的美编。记得某一天，我那狭小的办公室兼卧室突然一亮，刮了光头的刘淳进来，他把一本《黄河》杂志往我桌上一甩，说：“新出的，给提提意见。”那一期，有作家张石山的《晋阳酒徒》，这篇说不上是小说还是散文的文章，语言轻快又诙谐，给我印象很深。
    在山西工作的几年，我认识的山西男人几乎个个都是酒徒，文人更甚。
    刘淳毕业于山西大学油画专业，画不出名，但美术评论和随笔却出手不凡。有晋人古风，朋友遍天下。个儿大、巴掌大、酒量更大。整天看他忙忙碌碌，呼朋唤友，东奔西走，但《中国前卫艺术》《中国油画史》一本本著作在不知不觉间就出来了。这让一些高谈阔论、眼高手低的人汗颜。也包括我。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古风犹存，文人辈出。上大学时，老师对若干现代文学的作家进行介绍时，大为夸赞的就是山药蛋派的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作家。
    山西是文学的沃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地呈现一派文学复兴之势。谈诗说文写小说，是十分时髦高雅的。那时的《黄河》杂志，是山西纯文学的代表，旗下集结了一大批充满理想、充满热情的文化人，杂志主编是得过赵树理小说奖的作家张发。仅是编委就让人肃然起敬：马烽、孙谦，其他的编委焦祖尧、成一、赵瑜、钟道新和韩石山等也都是山西文学界的大腕。马烽宝刀不老，还在《黄河》发了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精练的叙述和乡土气息浓郁的文字，让我这个职业记者获益不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游离在山西记者和作家的圈子，对高大上的《黄河》抱着敬仰之情。山西作家如同山西面食，淳厚，韧实；作品如同汾酒，味道绵长。通过刘淳结识了不少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山西作家，小说家张平、散文家张锐锋、诗人陈建祖、雪野和潞潞、评论家谢泳和阎晶明……有的数面之交，有的现在还有来往，一见面，免不了还得觥筹交错一番。
    《黄河》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能在此杂志登上一篇作品，是十分荣耀的事。我记得，这本杂志时常也有省外作家和评论家的作品发表。如贾植芳、钱理群、白桦、邵燕祥、韦君宜、孟伟哉、冯英子、雷达、杨志军等。
    在《黄河》发表的小说、诗歌、评论质量好，品位高。我慢慢也喜欢上了，新一期杂志来了，我就关上门，一页页翻看，中篇小说和散文那是必定要看完的。我保留有《黄河》2000年第一期。那期的头条是“我们在新世纪的问题与主义——部分中青年学者学术心得笔谈”，在山西乃至全国引起轰动。参与者有：崔卫平、雷颐、秦晖、朱学勤、徐友渔、王学泰、王毅、谢泳、何光沪。这篇笔谈，语言之犀利，眼光之敏锐，思想之前卫，现在看来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那期杂志，一时洛阳纸贵。
    《黄河》有一篇奇文值得一提，就是诗人寓真的长篇散文“昌化江回忆”。寓真旧体诗词写得好，在山西诗词界有相当的影响。这篇散文写他“文革”初由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分配到海南昌江县工作，六年来，在海南岛工作生活的酸甜苦辣。文字朴实，所叙那黑白颠倒、人妖不分年代之事之人，令人心灵震撼，也令人唏嘘不已，掩卷深思。
    有一次，在《黄河》杂志上看到刘淳写的评论《牟森和他的戏剧》，令我惊讶。以前仅知刘淳是画家、美术评论家，不知何时也论上了话剧。牟森是八十年代进藏的大学生，在西藏话剧团当过导演，回北京后，成为当年名动一时的先锋派话剧导演。他俩形似，高个，光头。《黄河》还发过作家格非的文章和龙冬的小说，格非和龙冬也是我在西藏就认识的朋友，不知刘淳怎么约来的稿。
    某天，刘淳带我去了太原南华门东四条作协的院子，庭院深深，绿荫掩映，古色古香。见山西作协主席焦祖尧第一面，他就送我一本他刚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黄河落天走山西》，内容是写山西引黄入晋工程。不久，老焦又代表山西作协送了我一套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皇皇数十卷，时不时信手翻翻，能沉甸甸地感觉到山西创作队伍的实力。
    在山西与诸多作家交往，耳濡目染，我经不住刘淳和张发的约稿诱惑，也在《黄河》杂志发表了长篇散记《神山圣湖》。大概是在1999年，我在断断续续写有关西藏的一部散记，有的篇章也请刘淳提提意见。他说，拿来，在我们《黄河》发吧。
    山西，还有《黄河》以及那些山西文人们，冥冥中与我好像有一种缘分。1995年底至2000年秋，我在人民日报山西记者站当站长，而后又回西藏；2004年底，我又再次被派到山西，任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我忘不了山西人豪爽气质和真切的情谊，直到现在，我已回北京工作数年，仍然每期都能收到《黄河》。
    在山西那些年，我感觉到，三晋大地上，赵树理们的山药蛋味还是那么意味深长，香火绵绵。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再次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
    《黄河》走过了30年历程。而立之年，正是精力旺盛之年，正是成果丰硕之年。我注意到，《黄河》的栏目增加了许多，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晋军新锐”，发的大都是有实力的80后、90后作家的新作。山药蛋派代不乏人。
    现在，中国正进入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文学所面对的社会更加复杂多样、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刘淳，那个山西光头汉子，由《黄河》杂志美编到副主编、主编，再到社长，一步步成长，山西文学的一面大旗已递交与他肩上。人还是那个人，热情还是那么高，酒量还是那么大，在中华文化复兴的道路上，山西文学队伍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黄河》大有可为！
   
                                                                                       2015年2月4日夜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