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宗师的教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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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宗师的教书之道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九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抗战时期，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1949年秋天，在香港亚洲文商学院出任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
  ■安徽工业大学 魏邦良
  作为一名教师，学问要渊博，见识也要深。一个成功的教师，不能照本宣科，不能满足于“贩卖”别人的成果。优秀的教师，必须在苦读与深思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而深邃的见解。钱穆就是这样的教师。
  钱穆在县立高小任教时，因学校条件简陋，只能和学生住在一起。一次，钱穆午夜梦回，发觉月光很美。当时，钱穆一只脚伸出帐外触到墙壁上，由墙壁之“壁”，他想到“壁”与“臂”都是形声字，辟属声，但臂在身旁，壁在室旁，凡辟声似乎都有旁义。由此，钱穆浮想联翩：避，乃走避一旁；璧，乃玉悬身旁；嬖，乃女侍在旁；譬，乃旁言喻正义；癖，乃旁疾非正病；躄，乃两足不正常，分开两旁，盘散而行；劈，乃刀劈物分两旁。想到这，钱穆得出了结论：凡辟声皆有含义，这就是宋人所说的“右文”。那夜，钱穆因思有所得而兴奋不已。翌日清晨，上课时，钱穆把夜间的思考传授给学生。恰好，那天有督学听课，对钱穆所说的内容大为赏识。事后，督学写了一篇文章，对钱穆来了个“通报表彰”。
  因为经常在课堂上讲授自己的心得与体会，钱穆的课大受欢迎。著名报人徐铸成是钱穆的学生，他对钱穆的课有这样的评价：“我听了钱先生一年课，这一年，他教《论语》、《孟子》。他教得与别人不同。钱先生在学问上，喜创新，喜突破别人做过的结论，总是要自己想，执著自己的见解。学生们对他很钦服。”
  通常，小学生都怕作文，因为无话可说。钱穆的学生却把上作文课视为乐事，何也？因钱穆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
  一次，钱穆要学生带着铅笔和稿纸来到郊外一座古墓旁，周围古柏苍松林立，足有百棵。钱穆让学生各选一棵树，就近坐下，静观四周形势景色，用文字写出。随后，让学生围坐一圈，每人宣读自己的作文，大家相互评品，指出谁忽略了何处，谁次序不当，谁轻重倒置，一堂课下来，大家趣味盎然，获益良多。
  一天下雨，钱穆就让学生在走廊上观雨。钱穆问：“今天下的是什么雨？”学生答：“黄梅雨。”钱穆问：“黄梅雨与其他雨有何不同？”学生便七嘴八舌踊跃回答，答案自然是五花八门。钱穆就让学生相互讨论，随后开始动笔写，写毕，相互观摩，取长补短。很多教师教作文，只注意培养学生写的能力，而钱穆这种“开门教学”的方式培养了学生的观、听、写的综合能力。玩，是孩子的天性，钱穆便因势利导，让他们在玩中去学，效果很好。后来，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仍把“游于艺”作为办学指导思想之一。
  钱穆读书时，因受到老师的赏识而信心倍增。当教师后，他也尽量用赏识的目光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一次下课，钱穆发现有名学生一直坐在位子上，不出去玩。一问，才知道此生叫杨锡麟，曾犯校规，校长惩罚他，不许他下课离开教室。钱穆认为校长做法欠妥，就让其他学生带杨锡麟出去玩。不一会儿，有学生汇报，说杨锡麟在水沟边将一只青蛙弄死了，钱穆并未惩罚杨锡麟，而是对其他学生说，杨锡麟因长期呆在教室里，不知青蛙为何物才犯了错误，大家应该原谅他。经过一番接触，钱穆发现杨锡麟歌喉动听，为了鼓励他，音乐课上，就让杨锡麟领唱。因为获得钱穆的赏识，杨锡麟恢复了信心，从此刻苦学习，由差生一跃而成优等生。
  在钱穆的众多弟子中，论学问大影响广，当属严耕望和余英时。
  钱穆常领着学生散步、游玩，途中也不忘教诲学生。一次，在徒步旅行中，他对身旁的两位得意门生钱树棠与严耕望说：“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地混日子，你们有意读书，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气魄不够。例如你们两人现在都研究汉代，一个致力于制度，一个致力于地理，以后向下发展，以你们的读书毅力和已有的根底，将有成就，自无问题；但结果仍只能做一个二等学者。纵然在近代算是第一流的成就，但在历史上仍然要退居第二流。我希望你们扩大范围，增加勇往迈进的气魄！”
  钱穆的教诲让严耕望懂得，作为学者，志向要高远，胸怀要博大，并且，还要以学问指导人生，以知识服务社会，亦即，做学问需坐冷板凳，对社会要有热心肠。
  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培养出来的最大的学者是余英时。余英时坦承，自己的成长凝聚着老师钱穆太多的心血。他说，没有钱穆，自己的生命将会是另外的样子：“我可以说，如果没有遇到钱先生，我以后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说，这五年中，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
  余英时赴美留学后，钱穆仍通过书信的方式予以点拨、指导，他的指教在余英时看来简直具有“振聋启聩的震撼力”：“当时我的计划是读完学位后回到新亚去执教，所以主要精力放在西方历史和思想方面。我的心里颇有些焦急，因为我实在腾不出太多的时间来专读中国书，而中国古籍又是那样的浩如烟海。我在给钱先生的信中不免透露了这一浮躁的心情。钱先生每以朱子‘放宽程限，紧着工夫’的话来勉慰我，叫我不要心慌。这种训诫真是对症下药，使我终身受用无穷。”
  所谓“放宽程限”，就是说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不必心慌焦急；所谓“紧着工夫”，就是要时时有紧迫感，要认识到，只有付出一点一滴的努力，才会有一尺一寸的收获。钱穆的话之所以让余英时终身受用，是因为他说出了做学问的真谛，那就是，做学问如同跑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仿佛遥遥无期，但如果你每一步都踏实，终有成功撞线的那一刻。
  《国学宗师钱穆》，陈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09年2月19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