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学术讨论需要“刀光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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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学术讨论需要“刀光剑影”

来源:北青天天副刊-微信公众号作者:王勉

现在学术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体制化，就是量身定做。“计划学术”告诉申请者哪些课题中标的希望比较大，学者就可能会扭曲自己的兴趣从事有希望中标的研究，放弃本来有所专长的研究领域，把自己调整到那方面去，学者就不再是一个跟随内在学术兴趣走的人。

　　[手记]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唐小兵，记者在3月底去华东师大参加为期两天的“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前就已闻其大名：知道他是著名学者许纪霖的博士生，是近几年年轻一辈学者中的佼佼者，两年前出版过一本书名就道出心声的思想文化随笔集《十字街头的知识人》。

　　会议时间安排很密集，参会人员的午餐都在会议室里以盒饭解决。抓到唐小兵提出采访要求时，我心里实在有些惴惴不安，因为势必要剥夺他本就很少的休息时间，没想到他痛快地说：中午吧，午饭后。

　　当天上海下着雨，在唐小兵一把硕大雨伞的引领下，穿廊过巷，采访在思勉人文楼的一个咖啡角里进行。

　　两杯清茶，提问，回答。身体姿态轻松的唐小兵似乎不用思维的些许停顿，语言清晰，语速极快，显示着严密的逻辑和极好的表达能力。

　　一个小时后，会议开始，采访结束。唐小兵笑着起身说：“你看，不用担心时间不够吧，我们湖南人说话很快的。”一派云淡风轻。

　　[访谈]

　　【谈学术】

　　最欣赏能够“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学者

　　北青报：作为一位70后的年轻学者，能否从您的角度谈一谈现在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唐小兵（以下简称唐）：作为一名初学者，这个问题我还真是没有资格讲。

　　北青报：说说您自己的感觉和亲身体会。

　　唐：前一段一个公众号高和分享请我荐书，我推荐的第一本书是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文化史通释》，第二本是王汎森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三本是杨国强先生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还有罗志田先生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以及张灏先生的《张灏自选集》。我推荐和认可的，是我心目中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经典，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能够“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学人和学术。

　　现在史学研究的潮流是实证主义，抓住一个点向深处挖，前后左右的历史不太顾及，似乎越深挖越是真学问。这种研究主要依据档案文献，如果训练得当，较容易出成果，所以很多青年学者和学生对此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简单来说，就是做当代史的不太关注民国，做民国的不太关注晚清，做晚清的不太关注传统中国，最后所形成的就是条块分割的一块块史学领地，相互隔膜，彼此轻视。

　　北青报：就是从一段到一个点再到一个人，越来越具体微观。

　　唐：对，好像个案越具体越好，但是这种方式很容易导致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每个人做一个孤立个案，为个案而个案，可是这个个案的代表性在哪里？可进行公共学术讨论的意义在哪里？而且如果你不能从前后左右观看的话，这个个案本来具有的一些学术意义，因为你缺乏更广阔和深入的学术视角，也就隐而不显了。比如就民国史论民国史，不把民国放在晚清到共和国的历史长河中来探测和观察，也许它的意义就可能会被低估。

　　我觉得好的学术研究应该不断地在小和大、表与里、长和短之间来回贯通，才能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却又并非刻意标新立异。比如对我影响很大的华东师范大学杨国强教授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及其新著《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如浩瀚奔腾的历史长河，极具历史思辨性，却又充满了对历史人物的深层洞察以及历史感和场景感，读其书就会觉得史学最高的境界就是文史哲贯通为一体，达到一种历史哲学和历史美学的高度。现在有些学者尤其是西方做中国研究的学者好求新解，其实往往是不求甚解，甚至某些立论和史料都是不太能站得住脚的。两相对照，高下自见。

　　现在学术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体制化，就是量身定做。“计划学术”告诉申请者哪些课题中标的希望比较大，学者就可能会扭曲自己的兴趣从事有希望中标的研究，放弃本来有所专长的或者充满学术风险的研究领域，把自己调整到那方面去，学者就不再是一个跟随内在学术兴趣走的人，而成为一个“依他不依自”进而可能丧失学术自主性的个人，这自然对学界和学者本人来说都是遗憾的事情。

　　北青报：您以前是做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和民国报刊研究，近几年似乎对革命比较感兴趣，这个研究转变是否会受到体制化的影响吗？

　　唐：我博士论文做的是民国知识群体与报刊关系的研究，出版过《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现在则对20世纪中国革命与左翼知识人的关系以及20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等研究领域很有兴趣，但这种研究兴趣很难被纳入计划学术的行列，正因为此，它是一个相对自由和宽阔的研究领域，可以由着我自己的学术兴趣慢慢展开，再说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有着杨奎松、韩钢、沈志华、张济顺、冯筱才教授等最一流的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学者，他们都是独立的学术人，造成了一种很好的面对史学真问题的学术风气，我也受益于此可以较独立地从事研究。

　　北青报：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包括学科分得越来越细，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脚踏实地”而不注意“仰望星空”，会给史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唐：首先我并不否定纯粹考证的史学研究的价值，基本历史事实的发掘和澄清，永远是史学工作的第一要义，比如茅海建教授多年从事的戊戌变法史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晚清政治与社会与人物有极大贡献。但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对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团体来说，多元化要比一元化好。因为多元才有碰撞，才会有内在的融合和新思路出来。如果是一统江山一言九鼎，史学界只按照一种钦定的史学标准往前走(自然这不是指教科书类型的标准)，一旦变成正统化和标准化，再有生命力的学问也会走到穷途末路的那一天。因为没有更多的研究方法、议题和资源等输入，年轻学者一辈子只在老一辈学者所设定的框架里面翻转腾挪，甚至拾人牙慧，可能穷其一生还做不到老师辈那样的水准和境界。实际上做史学研究需要有灵气，不能只是匠气。
北青报：网络时代文献检索的方式发生了一些转变，以前靠坐冷板凳、翻故纸堆才能辛苦找到的材料，现在轻敲鼠标就可以得到，那么，新时代对研究者的考验有什么变化？

　　唐：这方面，台湾中研院院士黄一农教授是利用网络资源来进行史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是开风气之先者，他曾应思勉高研院的邀请到敝校专门开设过e考据时代的史学研究方法课。

　　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因为有网络资源的支撑，各种电子文献检索也极为方便。这和以前很不一样，以前谁肯坐冷板凳，翻查档案，能够辨析和抄出更多材料，并对此进行钩沉和解读，就说明有史学真功夫。现在相当一部分材料，比如晚清民国的报刊都有电子数据库了，除了一些珍稀史料仍旧需要去辛勤搜检，最后考验的往往是研究者的解读能力甚至历史想象力，这也是王汎森教授在多次谈思想文化史研究方法指出的那样，需要从空白处读出历史的余味甚至“执拗的低音”。

　　解读所考验的就是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判断力和直觉，这些决定了他能够与其研究对象在何种程度上深度碰撞和对话。这方面，学者确实需要有一种韦伯所言的“智性上的诚实”甚至谦卑，同时也应该有一种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这样他才会有自知之明，才不会狂妄到觉得自己现有的知识足够处理其面对的所有历史议题。

　　【谈教学】


　　教师需要一种能力点亮课堂

　　北青报：“明清以来的地方意识与国家认同学术研讨会”是您的导师许纪霖教授组织的，我参会的感受是有真交锋，多真学者，这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术气氛的特质吗？

　　唐：许老师组织的学术会议、工作坊、沙龙和讲座等，至少从2003年我来到华东师大求学以来所见所闻所感，这十多年来基本是面对真正的学术问题、也从不回避问题，主张学术讨论和交流无禁区，所以邀请的多是海内外一流的学者。这也是富有人文主义传统的华东师范大学在新世纪以来形成的学术空间和学术文化。我校尤其思勉高研院学术生活丰富多元，学生在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氛围里感同身受，四面八方吹过来的风，总有一些会浸润到不同学生的精神世界和学术生命里去，这里没有虚与委蛇逢场作戏的学术派对和学术交际，只有“刀光剑影”式的学术讨论，学生耳闻目睹这些学术生活，就有了零距离的切身体验，也就知道学术其实可以以这种方式展开，而不仅是学习、聆听和接受。

　　组织这样的学术活动需要学术组织能力和学术眼光，也就是召集人的学术人脉和学术声望极为重要。在敝校，许老师、茅海建教授、沈志华教授、杨奎松教授就能组织得起来一流的学术会议，如果没有这样的学者站出来，大家都埋头做自己的研究而不闻校事，要么就是没有学术活动，这对于研究生和本科同学自然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一流大学的学问不仅仅来自课堂，也来自讲座、沙龙和各种学术会议，要么就是生产垃圾的伪学术活动。高校里的学术文化和学术生态如果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最后往往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北青报：我观察来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学生很多，座无虚席，而且基本上没有中途退场的。这一方面是真学者乃至名学者的感召力，另一方面是求知欲望很强，唯一遗憾的就是在提问环节中学生们参与的不多。

　　唐：对，这些同学表达的意愿和能力弱了一点，我们会鼓励他们，但他们不提问，我们作为老师也不会责怪他们。我觉得每个学生都存在一种可延展的学术可能性，给他创造适当条件和机会，他就能表达出来。

　　我在华师大开设的一些课程都需要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比如“回忆录、口述史与二十世纪中国”就是阅读讨论课，每次提前一周发放100到200页左右的回忆录或口述史，给同学一周时间精读每次课三个课时，学生围绕我事先建议的一些基本主题先讨论一个课时，讨论时我也参与，对他们的阅读感受进行质疑、补充或深化，或者讲述相关的史料和著作，然后我再围绕阅读文本及主题系统讲述两课时。另外，我开设的通识课“现代中国传媒与知识分子”的课，从晚清《时务报》讲到内战时期的《观察》杂志，每次都是我先讲两节课，留一节课讨论，我会设置一些基本议题，比如《学衡》杂志与知识群体的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争议、《努力周报》引申出来的“好人政府与贤能政治”等问题，因为这些议题来自历史，却又与当代中国发生勾连，并且可以激活学生的生命体验，所以这样的课堂讨论常常很热烈。

　　我觉得作为大学教师，需要有一种能力点亮课堂，让课堂有一个思想探索的凝聚点，能够从这里生发出一些有长久价值甚至可以环绕学生一生的基本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课堂讨论中并不能得到确定的结果，但是能让学生反观其生命，将个体放在与时代、历史相遇的情景里来思虑，人就成了悬置在历史意义网络中的“蜘蛛”，这样所谓认同感、归属感等才能逐渐确立起来。

　　2003年秋天我刚离开湖南来到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第一次选修的课程是许纪霖老师给博士班开设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专题课，硕士也可以选修。我记得第一次课讨论的就是美国被誉为天才式史家列文森教授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者说“无知者无畏”，居然选了这本极为艰深的著作来做阅读报告。如今回头来看，当初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这本“天书”，可我居然在济济一堂大都是文科博士生的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说了一通，估计大部分是言不及义信口胡说，许老师不以为非，反而对我很鼓励，所以我觉得自我表达的能力也是需要在课堂上训练的，更需要被教师鼓励。

　　【谈生活】


　　做人通达，学问才能明白

　　北青报：在随笔集《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中您提到，生活压力大的情况下，当代中国学院里的知识分子，有的走向了宗教，有的走向了过度体制化，有的走向了虚无，还有些在试图寻找一种内在的平衡感。您自己却在学术研究和公共写作中找到了存在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唐：还好吧，许老师是我的导师，他自身就是一个既做学术研究又进行公共写作的知识人。许老师开创的这个传统对我们这些弟子来说影响至深且远，没有真正的学术创造，公共写作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从来就没有公共意识和文化情怀的触动，学术也会慢慢自我窄化，心灵也会慢慢萎缩。对我来说，这样的选择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我本科出身新闻系，因此对当代中国有一种“遥远的兴趣”吧。而且我的公共写作，比较克制，几乎从不参与所谓社会热点话题，写文章总试图从一个更长久的角度来观察，当然由于学力有限，常觉力有未逮。我其实想多留点时间读书做研究，但是多留点时间并不代表我对公共生活不关注。因为对我来说，公共生活本身也是很重要的，我所研究的民国知识分子大都是一流学者，但是他们参与公共生活方面都是不遑多让。

　　就我目前的状况来说，我曾经在书里一篇文章《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从精神贵族到知识工人？》里自认宁可在学院体制里做一个中等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给自己更多时间来读书写作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就自由了。

　　北青报：如果做上等生呢，是不是会很累？

　　唐：那是一定的，但是累的同时也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昨天晚上一个朋友约我9月份到北京开一个学术会议，开始我没答应，我说我没有课题，所以这些年很少出门开会。她说不会吧，现在很多年轻学者都有自己的课题经费支撑去外面开会。她说没想到你还这么清高。我说不是清高，我可能就是一个特别嫌麻烦的人，不喜欢一天到晚填写各种表格，习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当然这一点我也要特别感谢历史系领导对我的包容，也要感谢家人对我“任性”的宽容。

　　北青报：您在《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中说，人生是充满不确定感的，这种不确定常常给一些人带来焦虑感，也给另一些人带来探索的惊喜，每个人都在探寻方法来应对，您刚才说的这些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应对方法吗？

　　唐：也不是完全满意，人有时候不能太过夸大自己选择和决定的能力，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掷到这个充满虚无感的世界的，可是诗人荷尔德林又说要学会充满诗意地栖居，这是多么艰难的挑战。我想自己也只能在一个既有框架里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与心情，让自己相对比较从容地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日常生活和凡俗人生。

　　年少时读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总是很矫情地否定当下人生的意义。我记得刘擎老师以前也曾经在一篇影评讨论电影《革命之路》里的爱欲与政治，谈及过人生的两难。我与太太两人都要工作，儿子尚幼小，每天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我不能违心地说这些对我的读书治学没有任何影响，但我想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所在，而且这个责任绝非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式的负担，有生命内在的愉悦。孩子世界的童心与自由，反射的恰恰是成人世界的作茧自缚。将孩子和家庭当做拖累，而将学术当做人生唯一大义的人，我从来就不太愿意往来，总觉得这也是一种“心病”。我觉得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做人做得通达、通透、明白，学问才能做明白。史学本来就是要知人论世的。

　　选择学术生活，同时处理好日常生活，这是多元的。有些人觉得大学老师就不应该到外面去讲课、写文章，那是不务正业，但我觉得他首先是个具有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具体的人，不是只有学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他还是公民、父亲、丈夫、儿子等等，他需要在不同社会角色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平衡点的人生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人生。

　　采写/本报记者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