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布罗茨基的散文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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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布罗茨基的散文法则

2015年05月23日

来源：新京报

人们通常笼统地认为诗人是更严谨更敏感的语言艺术家，他们从事散文创作自然差不了。在布罗茨基之前，认真比较过诗歌和散文优劣的大概只有瓦雷里。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是其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

在有关茨维塔耶娃散文的评论《诗人与散文》中，布罗茨基以惯有的毋庸置疑的口吻比较了诗歌和散文的高下：“平等的概念，不是艺术本质固有的，而任何文人的思想，都是等级制的。在这个等级制内部，诗歌占据着比散文高的地位，而诗人在原则上高于散文家。”布罗茨基堪称缪斯最坚定的拥趸，许多次似乎是担心读者的粗心淡忘了他的告诫，在不同的文章里，他反复宣称：“诗歌是语言最高的存在形式。”而多少有些名气的散文作家，在他看来都交过诗歌学费——在早年他们多半写过诗，而且至少在行文的简洁和和谐方面受益。
不过悖论的是，布罗茨基自己的散文却大有跃升其诗歌的趋势。在中国，当诗人们聚在一起赞不绝口地谈论布罗茨基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谈论他的散文，准确地说是在谈论刘文飞翻译的布氏的十篇文章，它们在1999年以《文明的孩子》之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虽然早在1990年漓江出版社就出过以诗为主的布罗茨基诗文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但中国的诗人们对布罗茨基的诗明显缺乏热情，至少远没有对他的散文那样的热情，对他的诗，人们似乎并不十分熟悉，但是谈到他的散文，不少中国诗人甚至随口可以引述几段。也许是因为诗歌的翻译更难，丧失的东西更多，更大的可能则是布罗茨基的散文太出色了，以至于使他的诗歌相形见绌。
这当然是布罗茨基自己不愿看到的，可是在写作中令人遗憾的事太多了，写作者的愿望很难和自己的期望完全吻合，哪怕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这样级别的作家有时也很难幸免。
中央编译版的《文明的孩子》收录布罗茨基十篇文章，均属布氏散文中的精品，包括五篇分别评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奥登和弗罗斯特的诗学文章，也包括备受赞誉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这些文章正如库切评论的那样，成为布罗茨基压箱底儿的文章。它们十几年来在中文世界不断盘旋，既持续抬升着布罗茨基的声誉，也使整个中文世界对布罗茨基的散文形成一种饥饿感。当《小于一》中文全译本去年下半年出版时引起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久前布罗茨基另一本重要散文集《悲伤与理智》也出版了中文全译本，两本散文集，共收录39篇文章，译成中文总计有67万字。至此，布罗茨基的散文在中文世界终于完整面世，而我们也可以就此对布罗茨基的散文创作做一个全面的观察。
一个散文作家可以从诗歌中学到什么？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诗人散文家这一标签几乎是品质的保证。波德莱尔、兰波、瓦雷里、庞德、艾略特、里尔克、佩索阿、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在散文创作方面同样享有盛誉的诗人，而布罗茨基显然是这一行列中最年轻的一员。
人们通常笼统地认为诗人是更严谨更敏感的语言艺术家，他们从事散文创作自然差不了。在布罗茨基之前，认真比较过诗歌和散文优劣的大概只有瓦雷里，他曾在《诗与抽象思维》一文中将诗歌与散文的差别比作舞蹈和散步。
总的来说，布罗茨基继承了瓦雷里的思想，只是布氏的表述更加周全（尽管可能不如瓦雷里精妙），其思考主要体现在《诗人与散文》一文中。同时，布罗茨基也在散文创作上倾注了比瓦雷里更多的热情，以尝试如何将舞蹈的因素植入散步的脚步，其结果则是数篇众口赞誉的文章，但在另一些不那么出色的文章里，我们也看见另一位步伐杂乱的散步者，他左顾右盼似乎找不到方向。
《诗人与散文》是布罗茨基为茨维塔耶娃散文英译本撰写的导言，因为布氏自己在散文创作上也投入巨大精力，许多时候，文中论述也像是布氏的自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此文中找寻布罗茨基写作散文的秘密之径。尽管在文中，他首先把散文放在较低的位置，但很快他也为诗人从事散文写作辩护，诗人“只是在理论上可以在不需要写散文的情况下做诗人”，也就是说，写散文几乎是诗人必然的一个副业。
首先，散文写作有时也是一个正当的写作冲动，再者，有些题材只能以散文来处理，布罗茨基列举了如下几种：一部涉及超过三个人物的叙述作品，对历史主题的省思，对童年往事的追忆。在列举这些题材时，布罗茨基肯定想到了自己的某些散文作品——描述他早年生活的《小于一》和《战利品》，回忆他父母亲的《一个半房间》，回忆并怀念诗友奥登和斯彭德的《取悦一个影子》和《悼斯蒂芬·斯彭德》。
如果说散文写作对诗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只能是如何将它们写得更好，或者说为什么诗人的散文总要出色一些，就像布罗茨基说的那样，“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大受裨益。”
同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布罗茨基的散文显然也是大受裨益的产物。我们继续从《诗人与散文》中寻找蛛丝马迹，关于一位散文作家可以从诗歌中学到什么？布罗茨基列举了几点：依赖一个词在上下文中的特殊重力；专注的思考；对不言而喻的东西的省略；高涨的情绪中所隐藏的危险。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只要你足够熟悉布罗茨基的散文，你就知道这绝对是他的肺腑之言，这几点在他的散文写作中都有清晰体现。
反抗这庸常的逻辑链条
首先，“依赖一个词在上下文中的特殊重力”是典型的繁殖式的诗歌写作方式，任何写作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一个个句子的累加构成，每一句话都需要某种延续，延续的方式有很多种——逻辑上的、语音上的、语法上的、节奏上的等等。一般的散文写作，句子和句子之间的纽带主要是逻辑链条，句子在情节的河道内一泻而下，在开篇时如果你处在逻辑链条的上段，那么行将结束时，你就会在其链条的尾段，这正如瓦雷里所说的散步——你从起点往终点一步步走来。
诗的写作则从根本上是反抗这庸常的逻辑链条的，它始终对新奇有一份热情，它反抗的主要方式，则是通过音调的牵引组织词语，诗人多半借助音调的触手寻找下一个词语和句子，而陌生的新奇的意义正附着其上。也是这个原因，布罗茨基在他的诗学随笔里经常会从各个角度涉及诗歌中音调的问题，而且通常这些议论都极为精彩，正是在这里布罗茨基显露出行家里手的本色。
相形之下，虽然在论及政治、历史，乃至小说的文章中（如《论独裁》、《空中灾难》、《一件收藏》、《向马克·奥勒留致敬》诸篇），他的语言保持了惯常的敏感，但是到底显得有点语焉不详，在那些方面他还算不上行家，相关的积累也远不如诗学上的。用语言之美引导意义，是特别好的写作状态，但如果语言之美过于超前于意义本身（甩得太开），那么这样的文章总体上也只能流于美文的窠臼了。
收音机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拿出一台短波收音机，让我欣喜若狂……仰仗这台褐色的、像旧皮鞋一般锃亮的“飞利浦”收音机，我第一次听到英语，第一次踏进爵士乐的万神殿。在我们十二岁的时候，挂在我们嘴边的那些德国名称开始渐渐地被这样一些人名所替代，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杜克·埃林顿、艾拉·菲茨杰拉德、克里夫特·布朗、斯德内·贝切特、迪安戈·瑞因哈德和查理·帕克。我记得，甚至连我们的步态都发生了某种变化；我们那高度压抑的俄国骨架中的各个关节也开始“摇摆”起来。看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我并非唯一懂得如何很好使用那两英尺普通金属丝的人。

布罗茨基是少数几个跨英、俄两个语种写作的诗人。

《悲伤与理智》

威尼斯明信片

由于这些明信片是褐色的，印刷质量很差，由于威尼斯所处的纬度，由于那里树木很少，因此很难确定画面上所呈现的是哪个季节。人们身着的服装也于事无补，因为每个人都穿戴着长裙、毡帽、礼帽、圆顶帽和深色上衣，均为上一世纪的时尚。色彩的缺失和千篇一律的昏暗色调使我意识到，这是冬天，一年中最真实的季节。引自《战利品》（《悲伤与理智》）
布罗茨基的利器——隐喻
当然，和根本不顾及终点在哪的诗歌相比，散文的听力无论如何都要弱得多，这大约也是布罗茨基屡次把诗歌抬到更高位置上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有对散文中泛滥的逻辑链条清醒自觉的反叛，布罗茨基的散文已经比一般散文拥有更多样丰富的语言组合能力，况且他还拥有另一件摆脱陈词滥调惯性的利器——隐喻。
刘文飞在译序里也讲到布罗茨基散文呈现出强烈诗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文中使用了大量奇妙新颖的比喻。一个诗人水平的高下，某些时候可以其发掘隐喻的能力作为观察的指标，布罗茨基当然具备在两样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关的事物间寻求内在联系的超强能力（也就是隐喻能力），这一方面使行文更富诗意更加精彩，另一方面，这也是精确表达的要求，布罗茨基显然会同意某位英国评论家的意见——要想做到精确，就必须善用隐喻。
事实上，“隐喻”这个词本身就是布罗茨基散文的核心语汇，在其文章中出现过不下数十次。而且，布罗茨基的隐喻往往是生长性的，一个意象经常牵出一连串隐喻，这自然也是摆脱通常理性逻辑的一种方式，比如《一件收藏》中的一段话就是由“源头”这个意象引出的：“不，亲爱的读者，你并不需要源头。你既不需要源头，也不需要叛变者之支流，甚至不需要那从布满卫星的天国直接滴落至你大腿的电子降雨。在我们这种水流中，你所需要的仅为河口，一张真正的嘴巴，在它的后面就是大海，带有一道概括性质的地平线。”在这段文字中，“源头”次第牵引出支流、降雨、水流、河口、大海和地平线等意象，句子的发展在这里主要由视觉意象推进，而其后的意义则实现了摆脱理性逻辑的跳跃，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种跳跃就是舞蹈。
注意注意，专注思考，克制你的情绪
布罗茨基所说的散文家向诗人学到的另外两点——专注的思考，以及对不言而喻的东西的省略——可以放在一起讨论。“专注的思考”这一点容易引起疑问：散文作家不也可以进行专注的思考吗？瞧，他独个坐在那里已经写了一天。
我想布罗茨基所说的专注的思考绝不是单纯的注意力的集中，而是指思考方式的专注。通常散文写作的思维方式是线性的，是由此及彼的，正如瓦雷罗所说的散步。这种思考方式从一个结论推向另一个结论，看起来缜密，但每一个环节都没有经过仔细推敲，思维只是呈现出某一单一的面向。
从布罗茨基的散文实例看，他的思维方式则是放射状的，是围绕中心议题从各个方面展开的轮番进攻。这就涉及布罗茨基散文最显著的一个外在形式——片段式。他的绝大多数散文，都是由标有阿拉伯数字的文字片段组成，片段之间并没有显著的逻辑联系，而每一个片段都是和论题有关的一个侧面。
以库切颇为欣赏的《向马克·奥勒留致敬》为例，这篇文章由20个片段组成，这些片段并没有形成对马克·奥勒留其人其思想逐渐走向纵深的揭示和理解。第一段文字是对于“古代”这一概念的遐想，第二段文字则从罗马街头骑在马上的奥勒留雕像联想到有关骑士的种种，第三段文字讨论了居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想象力的作用，第四段文字则以叙述笔法描述了布罗茨基首次抵达罗马时，第一次看到卡比托利欧广场上马克·奥勒留雕像的情景，第五段文字则是对奥勒留雕像所使用的材料——大理石的冥想，第六段文字又旁逸到对古罗马各种雕像的评述。
仅从前六段文字即可看出，每段文字前的阿拉伯数字只起到间隔作用，并不意味随着数字加大，思维在向纵深发展。但他们都和马克·奥勒留有关，或者至少是和他引起的联想有关，那么布罗茨基也就从记忆中、思想中和论证中不断触及奥勒留这个论题，而最终奥勒留的思想和作者对奥勒留个人化的印象将有可能得到全面展现，而不会像在一般线性散文中只是从某一个侧面去触及。
在此基础上，对于“不言而喻东西的省略”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不用考虑线性文章中那些恼人的起承转合的东西，那些说明性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就此可以干脆地丢开。
在这种放射状的写作方式中，可以直接就作者感兴趣的某个点立即展开描述，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点是由作者对某个词语的敏感和联想造就的，比如第一段的“古代”，第二段的“骑士”，第三段的“想象”，第四段的“雕像”，第五段的“大理石”，第六段的“群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布罗茨基的散文写作简直就像是从诗歌写作里的横向移植。
在诗中我们早就知道，从词语出发的写作反而最终会获得更丰富的意义，而不是相反，以此类推，立足于词语的散文写作也更容易获得丰富的甚至是意外的意义。而且这样的写作，也顺便保证了音调的美妙和语感的流畅，同样，这两者也是被写作者优先考虑的。
最后一点——高涨的情绪中所隐藏的危险——对于抒情的行家里手诗人来说，是很荣易理解的。被过度修饰的情绪往往是浮夸的情绪，被过度修饰的风格也就是浮夸的风格。这样的启示也相对容易被散文家所接受，那就是对一切过于热情的东西的警觉，无论是语言、思想、情绪或者仅仅就是风格本身。布罗茨基的文章当然成功杜绝了这些赝品，他的散文总体上以冷峻著称，冷峻中还带有那么一点讽刺和讥诮。也因为这一点，他的几篇自传性随笔，从时间上来说恰恰略去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是众所周知的苏联以社会寄生虫罪名，对他进行指控并判处他去俄罗斯北方劳改的年代。布罗茨基隐去这一段，当然是因为他拒绝展览他的创伤，在某次大学毕业生典礼上致辞时，他曾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
“这些讲稿每篇砍掉十页会有好处”
以上几点布罗茨基提到的散文从诗歌那里可以学到的东西，在他自己的散文里都有体现，但这些并不能概括布罗茨基散文的全部优点。
在散文里尤其在他那些优秀的诗学随笔里，布罗茨基喜欢也擅长谈论形式上的问题——音调、韵脚、声音等等。上述几点对散文的启发也是偏重于形式方面的分析，但是他的文章绝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类似于“新批评”那样的诗学随笔，不说他那些直接抨击苏联专制制度的回忆性文章，不说《论独裁》和《致总统书》，就在他的诗学随笔内部也有一种反抗专制的气氛，有一种历史的眼光，这都赋予他的文章某种厚重的底子，而在那几篇论述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的压箱底儿的文章中，还要再加上一丝生命无常的虚无感，以及对于这几位俄罗斯饱受摧残的卓越诗人强烈的爱的情感，这些都使这几篇文章成为整个诗学批评领域里难得的精品，他从这些文章中站起身来，接受大家的鼓掌和致敬，实在是当之无愧。

在《小于一》和《悲伤与理智》里篇幅最大的几篇是有关文本细读的文章：包括对茨维塔耶娃长诗《新年贺信》细读的《一首诗的脚注》，《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评论弗罗斯特诗作的《悲伤与理智》，评论哈代四首短诗的《求爱于无生命者》，评论里尔克诗作《俄耳甫斯·欧律狄刻·赫尔墨斯》的《九十年之后》。布罗茨基选的诗都是他热爱的，因而在这些貌似冷静的分析背后，总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激情在牵引着布罗茨基分析的触手，赋予这些分析文字以内在的热度，并时常和诗本身摩擦出灵感的火花。
如果说有缺点的话，这些细读仍然太长了，甚至库切在有关布罗茨基的一篇评论里也曾抱怨过这一点：“论弗罗斯特（44页）、哈代（64页）和里尔克（52页）的讲稿每篇砍掉十页会有好处。”库切说得算是客气，这些细读文章的确有违布罗茨基自己对于诗人散文在简洁方面的称道，而过度沉溺于分析的灵感之火花，则和高涨的情绪也就不远了，那么其中隐藏的危险布罗茨基感觉到了吗？在繁殖式的天才式写作中，依然要警惕臃肿的侵入。
考验无所不在，稍一分神，缪斯即会远离，真正的诗人需要永葆一份纯真和谦卑。这太难了，但这不也正是布罗茨基所喜欢的一种“诗意的惩罚”吗？□凌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