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文革”前农民的文学阅读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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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农民的文学阅读怎样？

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为此，山东大学文学院联手校内外专家，于2012年成立了“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批准号128ZD169），温儒敏教授担任首席专家。这里发布的是该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原题为《钩沉：1965年安徽寿县九里公社文学阅读调查》，执笔者谢锡文。文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13日“文学生活调查”栏。

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安徽寿县进行了一次文学阅读情况调查，调查对象为安徽寿县九里公社花园、九里、周寨和陡涧四个大队77名社员，目的是了解农村社员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评论情况，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第一次重要的“文学生活”调研活动。

半个世纪后，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我们于2013年1月20日至2月24日和4月28日至5月1日，两度前往安徽寿县，寻访当年接受九里公社“文学生活”调研的部分当事人，并对社科院文学所当年参与调研的学者进行深度访谈，基本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最具权威性的文学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首次进行的中国社会“文学生活”调查之情形，为理解当年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学生活”状况，厘清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的历史变迁，提示一个视角独特的研究样本。

1965年安徽寿县九里公社“文学生活”调研报告，曾以《安徽寿县九里公社社员阅读和评论文学作品情况的调查》为题，发表在1966年《文学评论》第1期上，署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寿县九里公社劳动实习队”。这一调研活动的背景是，1964年9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奉命赴安徽寿县参加“四清”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学所的一批大学生，包括雷业洪、杨志杰、栾贵明等十余人，也跟随由何其芳带领的大队人马前往安徽寿县。

中科院文学所在安徽寿县的“四清”工作，历时八个月，之后，大队人马返回北京，留下以邓绍基、张炯任正副组长的巩固“四清”成果留守工作组，文学所领导离开寿县时，向留守组下达了一项任务——完成对安徽寿县九里公社社员“阅读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调研。留守工作组负责人之一，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张炯主持了这项调查。他组织大家分工协作、搜集资料，栾贵明负责到寿县党校、县图书馆、教育局搜集文学作品，其它资料有的从北京寄来，有的取于农民私人藏书。

这次调查对象共77人，包括了当时农村社会的各个层面，基层干部5人，民兵17人，耕读小学教师18人，文化室活动积极分子7人，社员30人。还照顾到不同的文化层次，其中高中文化的7人，初中文化14人，小学文化19人，念过私塾的3人，文盲34人。调查对象如何选定？据调查者回忆，1965年10月，邓绍基、张炯与九里公社的领导召集花园、九里、周寨和陡涧四个大队的基层干部，与调研者一起归纳了一个调查对象建议名单，初选150人，后根据身份特征、文化水平等代表性确定77人。由于在当地搞“四清”，调查者对部分调查对象较为熟悉，深度访谈的对象多由调查者自己酌定，其中朱泽永是雷业洪搞“四清”时所住柿园小队的会计，鲍广仁是张炯所在的小鲍庄的乡村医生，部队卫生员复员回乡；杨志杰“四清”时住在毛新书家里，与其有胼手砥足之谊。对于这些人的观察与访谈，构成了调查的部分资料。

除深度访谈外，调查者还“召开了各种座谈会14次，到会95人次，并对17个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进行了书面调查”。（雷业洪）而“当时的农村现实是，识字的人较少，能读文学作品的更少，村民多半通过看电影和草台班子演出的黄梅戏，才能够接触到文学。”（张炯）这便构成了这次文学调查的最大特点——调研主题与调研对象之间存在巨大反差。阳春白雪的文学生活与田间地头的下里巴人如何展开对话？

调查者在调查方法上别出心裁，他们主要使用了实验调查法。在乡村文化室通过组织各类读书会，选择一些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给调查对象当场阅读。选择的文学作品包括：当代诗歌——郭沫若、周扬主编《红旗歌谣》，严阵《竹矛》，张志民《村风》；当代短篇小说——李准《耕云记》，赵树理《锻炼锻炼》；当代长篇小说——陈登科《风雷》；古代长篇小说——罗贯中《三国演义》等。评论文章包括：王西彦《〈锻炼锻炼〈和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武养《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任文《〈耕云记〉的成就》，吴子敏、蔡葵《评〈风雷〉》，《文学评论》记者《读者谈〈风雷〉》等。调查者在读书会现场，不做解说和点评，只是现场诵读、观察记录、填写基本材料调查表。同时辅以实地观察、个人访谈和集体访谈等直接调查。多种调研方法结合，“留守组”获得了丰富的一手材料，他们将其分为当代诗歌、当代短篇小说、当代长篇小说、古代长篇小说等四个部分，分别让雷业洪、杨志杰、沈斯亨、栾贵明等负责整理。

1965年11月，“留守组”奉命返京，何其芳亲自审读调研材料，提出修改意见。《文学评论》1966年第1期刊登了这篇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这次调查表明，农村读者最喜欢的是电影、戏剧（特别是本地的卢剧和推剧）和长篇小说，其次是短篇小说和故事。在各大队文化室，最受欢迎的是当代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被争相传看，《红日》成为劳动间歇时的谈资。对作品中的人物，农村读者更喜欢鼓舞斗志的英雄人物，如肖淑英、李双双等。调查显示，对于文学评论，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评论文章对作品思想内容的分析，其次是联系读者阅读中的问题和意见来分析；再者，他们希望评论文章尽量少用术语，通俗、简练、朴素、不事雕琢的句子，他们更易于接受和领会。

对调研者而言，这次调研活动是他们进入文学研究所进行的第一次文学研究活动，而随后接踵而至的各类政治运动，让许多人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与文学研究无缘——“四清”运动，农村劳动，文化大批判运动，之后是“五七”道路，再次下放边远农村参加体力劳动。“连绵的政治运动几乎把我原先那点可怜的专业知识冲洗得无影无踪了。”“从大学毕业来文学所工作十年间，我几乎未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徐兆淮：《那时我们还年轻》）因此，当年这篇署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安徽寿县劳动实习队”的调研报告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时，在杨志杰的记忆中近乎惊心动魄——“我们完成报告，回到北京的时侯，已经是寒冬腊月。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文学评论》也正面临着停刊的危险，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何其芳、毛星等同志还对这篇调查报告给予充分肯定，坚持要将这篇尚嫌粗糙的报告在1966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发表，如此情景，不禁使我想起了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想起地下工作者被捕前抢着发出的那份电报！即使面对最严厉地批判，毛星同志也不改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他在‘检查’中还写道：我痛感文学研究工作不能脱离实际，读了这篇来自农村的社会调查，觉得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倍感清新……”（杨志杰）

这次特殊的学术经历，对参与调研的学者们产生了深远影响。负责诗歌部分调研的雷业洪在此后的诗歌研究中，始终念念不忘调查对象提出的“和平只不过是弹坑里生长的一朵玫瑰”这样的诗句听不懂。他刻意警醒自己，诗歌创作要注意考虑农民的接受实际。而杨志杰在历任社科院文学研所副研究员、青海省文化厅副厅长、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院长、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之后，也颇为感慨，“有一点感悟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当前乃至当代，文学评论有一大弱点：只重研究作品，忽视研究读者。所谓文学创作，简单说就是‘人写人，打动人’。第一个人指作家，第二个人指作品中的人物，第三个人指读者。而很多评论只重视前两个人而忽视第三个人，忽视读者对作品的反应，而这，才是作品能否影响社会的关键”。

半个世纪前的《安徽寿县九里公社社员阅读和评论文学作品情况的调查》不仅是一次文学调研，还可以说是一次文学启蒙，这次调研对象近半数是文盲，他们非但不能填写调查问卷，甚至不可能有所谓的文学阅读，“文学生活”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但实验的调查方法有效地保证了被调查者直接和作品见面，调查者在会前安排社员读作品或开会时读给他们听，主动激活被调查者的文学体验，其情景无异于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对乡村大众进行了一次文学启蒙。“每天晚饭以后，青年们都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队部来读书，说是读书，其实是‘听书’：因为书少人多，只能一个人读，大家听，然后展开讨论。记得有一次读报告文学《小丫抗大旗》，刚读到‘侯隽进来了’，远处赶来的青年民兵毛新强挑帘进来，引起一阵哈哈大笑，他自己还摸着脑袋莫名其妙。读书活动越办越火，一到晚上，大队部常常人满为患。参加读书会的人有的每天从四五里外赶来，回到家已是半夜。青年们的读书热情使我们这些组织者深受感动，为了远道而来的女青年的安全，常常在活动结束后送她们回家。刚生过孩子就赶来参加活动的卓如大姐，就是在护送女青年回家的路上不慎将脚扭伤，一直疼了好几个月。”（杨志杰）“读书活动促进了文化活动的开展。九里大队还举办了一次以自创节目为主的文艺汇演。毛新书等几个青年演了一个打倒美帝的活报剧，逗笑的表演博得台下阵阵掌声。主持评比的雷业洪给了个二等奖，评语是：虽然热闹，格调不高。毛新书不服，追着老雷问‘啥叫格调？’”（杨志杰）这些刻在调研者记忆中的鲜活印记，同样深刻地嵌入了被调查者的生命轨迹。

在寻访1965年安徽寿县九里公社文学调研过程中，我们还意外获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张大明、刘再复等人，当年在山东参加“四清”工作时，在黄县白马公社也调查过当地农民的阅读情况。张大明写过一份调研报告，发表在1964年上半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动态》上，署名是“编辑部”。对这类报告的挖掘和对当年研究者的追踪访问，或许可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得以窥见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文学生活状况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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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身份焦虑与功利性阅读(国家玮)——富士康工厂农民工文学生活调研实录
来源：中华读书报 国家玮
　　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为此，山东大学文学院联手校内外专家，于2012年成立了“当代中国文学生活研究中心”，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课题批准号128ZD169)，温儒敏教授担任首席专家。这里发布的是该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今天，人们仍然可以说打工者很少个体性地创造智性或想象性作品，所谓新世纪以来的打工文学总是令人生疑。本文涉及的“打工者”概念始终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的，在富士康工厂从事简单装配的工人与在北京中关村一带售卖科技产品的店员都被认为是打工者，我的研究侧重于乡城流动群体，即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以富士康集团深圳(约30万人)及郑州(约20万人)工厂职级为员一及员二的部分农民工进行多次调查、访谈并进行为期两年的文学阅读干预，同时借助互联网技术以较为可靠的随机抽样方式对生活在城市中的一般读者群体进行网络调查以其与富士康工厂农民工的文学阅读情况进行对读。
　　无论是农民工群体还是随机抽取的能够代表一般人群阅读情况的受访者都声言文学阅读不能使自己的阶层归属感更为强烈，其文学阅读目的在于提高人文素养，获得必备知识，丰富人生阅历。(认同此一说法的农民工占群体总数70.8%，一般人群为73.6%)显然，这一带有明显目的论的陈词滥调在过分强调学习改变命运的文化背景之下得到了最为热烈的响应，不过这样的响应是出自受访者本心还是他们早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则不得而知。
　　为了测试这一被广泛认可的说法的信度，必须给定一个具体情境。可以受访者对小说类型的偏好度设问能够使受访者忽略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较好反映其真实态度。似乎都广泛赞成文学阅读扩展视野、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功效的两批受访者表现出对小说类型较大差异的偏好度。虽然从全国各省随机抽取的一般人群与农民工群体都有30%左右(一般人群略多34.5%，农民工群体29.2%)拒绝主动选择而宁愿在时下流行作品中择取与自己目下生活状态相关的作品，但在主动选择小说阅读这一方面来看，虽然两者都有通过小说阅读寻求跨越自身阶层获得想象快感的要求，但农民工更强调借助对阶层跨越的想象以纾解慰疗自身生存现状(有47.9%的农民工认同此项，而一般人群则只有26.4%)；一般人群则更多仅是纯粹追求暂时的逃离感，希望获得另外的生活体验。(仅有17.7%的农民工认同此项，而一般人群则有35.6%)
　　无论是在工厂访谈所获得的经验性印象还是问卷定量分析得到的数据都支持如下判断：农民工群体表现出对个体生存状态更为敏感的倾向，一种对融入城市生活隐秘地希冀。对作为摩登都市象征的上海，农民工较一般人群表现出更大的热情，读过或听说过六六及其小说《蜗居》的农民工占群体总数的43.8%，而对这部小说有所了解的一般人群仅占其群体总数的21.8%。问卷列出与上海有关的四部小说(《长恨歌》《繁花》《陆犯焉识》《蜗居》)完全没有听过或读过的受众占比，一般人群也比农民工群体多出10%左右。(一般群体为31%，农民工群体为20.8%)《蜗居》获得的关注来自其无论从小说情节亦或是后期营销方法上对市场主导时代文学机制最为热切以致直露地呼应。与另一部个人奋斗史《杜拉拉升职记》相比，《蜗居》指明了一条捷径。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小说的青年主人公其实都是打工者，为外企打工、为国企打工、为私企打工，虽然通向成功的路径各不相同，但类似作品都为打工者谋划了个人奋斗的线路图。它不远不近地呼应着据说常常被误读成励志著作的《平凡的世界》，有尊严的劳动者被理解为“嵌入固定经济结构之中的”工作者，主人公的奋斗精神被想象成个人奋斗式的自我实现。
　　当人们讨论“农民工”或“乡城迁移者”文学阅读现状的诸种问题时，容易以一种同质化的思维方式消解群体内部的个体差异。对富士康两工厂普通农民工的文学阅读调查至少表明，对同一个问题的若干态度，农民工意见的分散程度高于一般人群。如果要更好地理解这个群体的文学阅读状况，至少需要将其内在的差异性考虑在内。同时，文学阅读本身也必须被置于社会整体阅读状况之下。在大型购物中心附设的书店长时间阅读而不消费会暴露读者的经济/阶层状况，而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购书却可以将挑选时间无限延长，这种购物体验并不使人默认阶层差异而是使之被淡化以致短暂遗忘，前文所述网络小说的发达(尤其是手机终端)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新技术使一般被认为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虚拟地摆脱了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建立了自尊感。
　　他们较一般人群更早更快地接受新技术的影响而改变“各种感知的比率”(麦克卢汉，1964)对新技术发展带来的碎片化阅读体验，占受访总数47.9%的农民工非常适应借助通过手机客户端随时关注微信/微博更新的即时信息。这一数字在一般群体中有28.1%。对碎片信息保持较高警惕性，很少投入注意力的农民工占受访总数19.8%，这一数字在一般群体中则是41.6%。两组统计结果恰好相反。
　　必须说明，当我这样分析农民工群体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武断地将其彼此间的差异性抹平。即使下面我将对此做一些说明，因为所做调查的深度限制，仍然难以完整地呈现出这种差异。我的研究视野目前局限在进入城市并获得较为稳定工作的农民工群体中，这既包括在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型工厂农民工，也包括某一地区的农民集中进入城市从事大致相同工作这一情况(比如河南省固始县大量农民来到北京，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在昌平区东小口地区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城市垃圾回收分拣基地)。虽然像富士康这样的工厂更倾向于从当地招工(比如郑州富士康的受访者大都来自河南兰考、禹州、周口、沈丘、博爱、叶县、荥阳、新郑、西华、长葛等地区的农村)，但农民工之间并未形成坚固的阶层/地域文化壁垒，这使来自工厂的企业文化或城市中产阶层价值观更易对其形成较大影响。在对富士康深圳、郑州工厂农民工(总数近千人)长达两年的文学阅读干预实验后，仍然有32.3%的农民工将戏剧表演实践视作一种提升自身知识水平的手段而不是改变自身性格的方法或增强参与感的活动。认同戏剧使其发现了另一个自我的农民工为35.4%，肯定戏剧表演实践改变了自身性格的仅有15.6%。
　　试图借助功利性阅读建立融入城市生活与主流文化想象的愿望是否一定会抹杀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性？类似的问题让人联想到关于文化中心问题的大讨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实践曾表明对西方中心论的抵抗至多也只能导向一种虚无的文化民族主义而已。对农民工以功利性阅读想象主流文化或融入城市生活的批判呼唤的也无非是一种伪打工文学。文学阅读可以造就拉斯蒂涅，也可以造就孙少平。在这个意义上，我激赏公正看待文化之先进/落后而非压抑/反抗同时又肯定相互主体性的态度。(高远东，1995)文化上的“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论辩中，鲁迅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一方面，“鲁迅的文化生产自然无法摆脱诸如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进化论等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支配’”；另一方面，“其知识权利机制并非如萨义德所预料的制造了殖民意识，反而完全积极地参与了民族文化的现代主体性建构。……在他看来，理解为文化民族主义所着重的关涉自我身份认证和群体归属感的文化特性(‘国粹’)问题，不能脱离更为根本的人的问题即所谓‘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内容抽象地论辩，因为只有人的价值接近于绝对价值，而其他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与后现代主义者对市场逻辑主导下的通俗文化寄予的期望不同，近来的情形表明“狂欢化”并没有拆解阶层之间的壁垒，相反，只要稍加注意那些颇受欢迎的职场或婚恋类节目，人们会容易发现其“金钱至上”的逻辑背后暗藏着一种固化了的阶层优越感。对于一般群体的读者而言，《小时代》这样的文学创作正表明了作家对这种物质时代生存法则的认可与对物欲化生活的追求(30%的一般群体读者认同此点，这一数据在农民工群体中则是15.2%)，但更多的农民工却在小说中看到了青年人的情感纠葛，体味过来人回望青春的苦涩(54.3%的农民工认同此观点，这一数据在一般群体中是30%)。这一事实表明，农民工更趋功利化的阅读倾向并没有消解其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努力，较之一般群体，他们对当代社会文化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在文学阅读方面，农民工与一般群体对纯文学的趣味类似；而在社科类阅读方面农民工群体表现出的那种不放弃自身主体性基础上的与主流/城市文化的沟通愿景似可视为一种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