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厉：中国在西文中的称谓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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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厉：中国在西文中的称谓演变
来源：中国艺术报 石厉
　　西文中关于中国的称谓有多种，拉丁语系中，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多用China称呼中国，也有用Sina作词根称呼中国 的；日尔曼语系中，除英文、德文用China称呼中国外，其他如冰岛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习惯用Kina称呼中国；斯拉夫语系中，绝大部分文字都用 Kina称呼中国，如俄文、乌克兰文、波兰文、保加利亚文，中亚文字如哈萨克文、塔吉克文也用Kina称呼中国。中国在西文中的称谓，历经我国春秋战国时 期至中古“支那”（China/Sina）和北魏以后的“桃花石”（Tawhgach）以及元时期的“契丹”（Cathay/Khitai）。西文有关中 国的各种称呼是如何起源的，又是怎样演变的，究竟涵盖了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中外学术界至今并没有清晰钩沉，各种说法莫衷一是。
　　【石厉】

　　原名武砺旺，生于1965年，著名诗人、学者、文艺理论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环球企业 家》杂志社主编。九三学社社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线装书局学术顾问、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学术顾问，在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 授。出版有诗歌著作《幻象集》《梦幻集》《走向彼岸》；出版《中国远古诗歌思想》《先秦人文精神史纲》《中华五千年史演义》《春秋公羊家思想考略》《诗歌 的范式》等学术理论专著。学涉古今中外文史哲宗教诸学。
　　一  China由“秦”而来
秦国在西域，领域之广大，除元朝之外，中国历朝版图都难以望其项背。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秦的影响，远及印度、今中东一带，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内蒙古包头秦长城遗址

　　在拼音文字中，最早用类似China一词来指称中国的应该是古梵文。公元前320年前后由当时古印度的一位王国大臣查那耶（Chanakya） 别名考底利耶（Kantiliya）撰写的《政论》一书中载有Cina一词，该书明确记述此地的丝绸物品已贩运到印度，用该词来指称中国，学术界没有疑 义。西方的印度学专家认为，当时王庭尤其是王国大臣Kantiliya所用的文字，已经是梵文雅语（sanscrit），Cina一词应为当时对中国的正 式称呼。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及《摩奴法典》中，出现过用Chinas指称中国。这个Cina或Chinas，显然就是China一词的词源，旧译为 “至那”或“支那”，但是该词在远古梵文中究竟具体指什么，是音译还是另有出处？
　　上世纪初，有人指出，从发音辨认，China这个词由“秦”而来，但国外有汉学家认为秦完全统一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建立强大的帝国， 是在公元前221年，提前百年，这个词就已出现在古印度，有点不大可能。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从司马迁《史记》记载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罕见中西有交通的史 实，《史记·大宛传》曰：“张骞凿空”，言下之意史无前例。许多人都认为与西域交流，盖自汉始。
　　汉以后，中国人虽然以汉人自称，而西方人，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秦”指称中国。这看起来似乎有些阴差阳错，但却具有历史的因果。秦在统一中国之 前就已盘踞中国西方、雄霸中国内陆，此前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不管是在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在诸侯国中，秦国都是最为强大的。当时燕僻处东北，齐、楚、 赵、魏常常战争不断，而秦却占据西部沃野，内部稳固，统一而强大。秦穆公时代，势头已无国可比，西戎诸部，都在秦的支配之下。秦穆公36年（公元前624 年），东方的强晋，也被秦国所败。《左传》载秦穆公据雍拥秦、称霸西戎，兼十二国，向西开地数千里，其势力范围估计远及中亚。当时西域诸国尽列拜其下，声 名怎能不达域外。数百年的强盛，到了公元前386年传至献公，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65年），秦与晋战于石门，斩首6万，周天子竟以黼黻为贺；二十三年 （公元前363年），与魏、晋战于少梁，虏其将公孙痤。孝公元年（公元前362年）时，秦以西以东两海之间的国家，都在秦国威力的震慑中过日子。公元前 342年，秦孝公派太子驷率领西戎九十二国国君朝见周显王，完全显示了秦国西方霸主的地位。当时九十二国国名，后人基本不知。秦国在西域，领域之广大，除 元朝之外，中国历朝版图都难以望其项背。其在西域的影响力，中国的文字历史不便追及，只能有待中亚、西亚史揭秘。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秦的影响，远及 印度、今中东一带，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正如贾谊所说：“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 吞八荒之心。”（见《过秦论》）此时秦在中国大地上，已经独霸群雄，周王室仅萎缩于京畿之地。
　　古代中国与印度的陆地交通路线通常有好几条，一条由我国西北转中亚进印度，另一条由青藏高原过尼泊尔进入印度，还有一条陆路就是经蜀道过古滇越 国即今云南大理去印度。前两条路线都曾经在秦的势力范围，至于蜀道，早在印度人写《政论》之前，也被秦国打通。秦惠文王于公元前338年即位，惠文王九 年，秦将司马错灭蜀。由蜀至滇越而印度，这条道路，对于秦国也是畅通的。数百年间，秦兼统西域，秦的伟名，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成为中国在域外的代指。直 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此后以秦来指称中国，更是毫无疑义的事情。后世的历史记述似乎在不断印证这样的事实。
　　中国历史典籍中所谓的“大秦”，可能就是秦国当年远在西域的势力范围或交好。《魏书·大秦传》曰：“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 谓之大秦。”大秦国的位置究竟在哪里，《魏书·大秦传》载：“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犹渤海 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古大秦国究竟何地，学界大概有三种说法，一说指罗马帝国东部，一说指罗马帝国，一说指埃及 临地中海的亚历山大城。得到大部分人认同的是第三种说法。大秦、中东及西亚与中国往来，至迟到了春秋战国或更早时代。后来的典籍似乎可以得到不少的证据。
　　英国斯坦因整理的公元前粟特文书，上世纪初法国汉学家高梯我（M.Robert Gauthiot）查证其中将中国以Cynstn称之，汉译应为秦斯坦。张星烺《“支那”名号考》认为，成书于公元80至89年之间罗马拉丁文著作《爱利 脱利亚海周航记》中将秦国记为Thin，都城号曰Thinae；希腊文中，公元150年，希腊地理学家托雷美所著《地理书》中将中国记为Sinae，是秦 的汉语音转，也有人认为是丝国的意思，因中国盛产丝绸，故以丝指称中国，但这种说法学界并不认可，就像有人牵强附会猜测说China是瓷那的意思，该词或 中国在西人那里是因瓷而得名，瓷的出现及外传，是在中古以后，时间上已经很晚；公元530年，希腊人科斯麻士（Cosmas）著《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 记》，书中称中国为Tznitza、Tzinista，均可译为秦尼斯坦。
　　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2月4日，由波斯传教士伊斯在西安大秦寺修建、波斯传教士景净撰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一共1780个汉字和几十个叙利亚文，在叙利亚文中延续叙利亚文的习惯称中国为Zhinastan，即秦那斯坦。
　　中世纪阿拉伯文中皆称中国为秦，普遍以Cyn、Sin、Thin记之。
　　中世纪波斯诗人费杜西（Firdusi）在记述诸王的长诗《帝记》（Shahnameh）中，记述古代中国与波斯的交涉甚多，其中称中国为China。这个名称，应该还是以“秦”来指称中国。
　　二 先秦之秦，也是“秦王”之秦

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印度早就与中国大规模通商，古印度以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秦，即China指称中国，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在《大宛列传》中，西域诸国习惯上仍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代将士也默认或沿袭这种称呼。

彩绘驼夫木俑（唐） 黑人戏弄泥俑（唐）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张骞曰：“臣在大夏（中亚古国今阿富汗一带）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 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身毒，是以前国人对古印度的称呼。由此可知，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印度早就与中国大规模通商，古印度以曾经在中国历史上 影响最大的秦，即China指称中国，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在《大宛列传》中，西域诸国习惯上仍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代将士也默认或沿袭这种称呼：“贰师与赵 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汉书·西域传》渠犂条载：“上乃下诏，……曩者，朕之不明，以军侯弘上书言‘匈奴缚 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此足以说明，汉代时，匈奴人在两军阵前，将汉朝人仍称呼为秦人。颜师古注曰：“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 也。”到了汉以后北匈奴人战败西迁，将习惯上对中国人的这种称呼又一次传至欧洲，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后汉书·西域传》载“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珰上书 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将中国附近的海称秦海，这也是将中国称为秦的间接证据，无独有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记》卷三第四章 中，也称中国附近的大海为Sea of Chin，即秦之海。
　　《佛祖历代通载》所记菩提达摩在梁大通年间东来因缘：“（达摩）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付以大法。因问：‘我既得法，宜化何国？’多罗曰：‘汝得 法已，俟吾灭度六十余年，当往震旦阐化。’”《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文帝诏令奘法师翻（老子）为梵文事第十》中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西域使 李义表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国未有佛教以前，旧有得圣人说经，在俗流布。……’”可见唐代时，涉外使节与天竺国 交流中，将中国自称“支那”。毫无疑问，古代梵文将中国称为“震旦”“支那”等，皆为China之读音。这个读音，在梵文佛教典籍中的流布，让我国僧人有 时音译，对外直称中国为“震旦”“支那”“至那”等，有时也还原成“秦”的名号。
　　而人们在罗列“至那国”之证时，引述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说的秦王之秦，已经不仅仅是指先秦之秦，也是指后来唐李世民被封的“秦王”之秦，不 管怎样，都是以秦来指称中国：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五载：“戒日王劳苦已，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 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王曰：‘尝闻摩诃至那国有秦王天子，少而灵鉴，长而神武。昔先代丧乱，率土分崩，兵戈竞起，众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怀远略，兴大 慈悲，拯济含识，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民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盛德之誉，诚有之乎？大唐 国者，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国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昔未袭位，谓之秦王，今已承统，称曰天子。……’”《秦王破阵乐》是创制于秦 王李世民时期的大型乐舞，太宗时正式成为唐代宫廷乐舞。《新唐书·礼乐志》中记述：“太宗为秦王时，征伐四方，民间作《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享宴奏 之。贞观七年（633年），太宗亲绘《破阵乐舞图》，诏令魏征、虞世南作歌词，更名为《七德舞》。”其尾声为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此舞曲实为李世民 由军乐亲自改定而成。此历史事实也说明，当时的印度人仍然将大唐叫“至那国”，玄奘在“对曰”中将“至那”解释为“前王之国号”，明确“至那”即“秦”， 因李世民登基之前的封号为“秦王”。当然这个秦，与那个秦，在当时的发问者印度人那里，有时候是含混模糊的，但在回答者玄奘那里，应该是清晰准确的。由此 可见，唐朝时的印度人仍然以“摩诃至那国”来称呼中国，摩诃，古梵文是大的意思，“至那”即china。
　　《新唐书·天竺国传》载：“贞观十五年，自称摩伽陀王，遣使者上书。帝命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尉抚。尸罗逸多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 国乎？’皆曰：‘无有。’戒言中国为摩诃震旦。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宋史·天竺国传》载：“太平兴国七年，益州僧广远，至自 天竺，以其王没徙曩表来上。上令天竺僧施护译云：‘近闻支那国内有大明王，至圣至明，威力自在。每惭薄幸，朝谒无由。遥望支那，起居圣躬万福。……’”至 那、支那、震旦，皆为梵文或西文china一词的音译，史籍记载颇多，毋庸过多阐释，而该词至迟在唐宋以前皆因“秦”而得名，词源的来龙去脉似乎是清晰 的。
　　宋赞宁和尚所著《宋高僧传·含光传·系》中这样论述：“秦人好略，验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朴，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证其言重而后悟也。由 是观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东人利在乎解性也。”他将东人以秦人统称，也就是将今日所说的汉人以秦人统称，由此看来，在宋代，受梵文影响的僧人仍以“秦 人”统称中国人。
　　三 魏晋后，以“桃花石”（拓跋氏）指称中国

南朝北朝政权对峙的时间长达一百四五十年之久，这一时期，南 朝偏安江南一隅，对西域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而对中亚、西亚影响最大的中国政权无疑是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对西域之外的诸国，中国人以“拓跋氏”自称或 西域诸国将中国人以“拓跋氏”称呼，应该是准确的。古籍中所见“桃花石”一词应由汉语“拓跋氏”音译而来。

舞技图绢画（唐）

　　西语中，除了用China一词指称中国外，六世纪末拜占庭历史学家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约582—620年）在《历史》（又称《莫里斯皇帝 大事记》）中，称中国为Taugast，人们遵照汉语旧称将其译为“桃花石”。所谓汉语旧称，最早应来源于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一文， 该文记述丘处机途经阿利马城（今新疆霍城县境内）所见当地情景：“农者亦决渠灌田。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 石，谓汉人也。”
　　为什么以此指中国人，“桃花石”具体因何而得名，学人说法各异。王国维在《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中引《元史译文证补·西域传注》：“西域人呼契丹 为唐喀氏，乃《辽史》大贺氏之转，此桃花石亦然。”王国维又案：“唐喀氏一语，为漠北西域呼中国人之统称，已见于《阙特勤碑》之突厥文中，东西诸国学者， 注释纷如，近日本桑原博士，以为汉语唐家子之音释说最近之。”王国维注又案中认为此为“漠北西域呼中国人之统称”无错，但与其注明显前后矛盾，一会儿说桃 花石音乃辽大贺氏之转，一会儿又说为汉语唐家子。
　　建立于公元712年至716年的《敦欲谷碑》、建立于732年的《阙特勤碑》、建立于735年的《毗伽可汗碑》和建立于759年的《磨延啜碑》 中，共约27处出现Tabgha?，汉语音译为“桃花石”，有学者认为应指唐。北宋时回鹘僧人详古舍利都统将胜光法师的《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译为回鹘 文，其中有大Tabgha?国的记载，学人将其译为中国。胜光法师的另一著作《胜光明经》的回鹘译文，将中国也记为Tawhgach，其皆可音译为“桃花 石”。
　　冯承钧说：“蒙古语以及西域语常将b变作m，若乞卜察黑（Qibcaq）之作钦察（Qimcaq），又若Tabqac变作Tamgac（此名在西游记中作桃花石），致使近人将此最晚始于隋代之名称臆断作唐家。”b、m、w、v等语音的相互转换，几乎是语言史中的通例。
　　与唐代同时代的西文中，“桃花石”指唐，尚可作为一说，但如果因此得出“桃花石”一词就是源于唐，显然不对。拜占庭宫廷历史学家西莫加特所撰写 的莫里斯皇帝，其当政时间是公元582年至602年，也就是隋朝皇帝开皇二年到仁寿二年之间，如果说此时拜占庭就已经用“唐”来称呼中国，与时代不符，绝 无可能。因此，至迟在隋以前出现的这个词，应该在隋以前去寻找该词的起源。还有学者认为Tabgha?一词乃突厥语“天”（T?ngri）之变体，其意为 “天子”。这两个词发音大为不同，早被岑仲勉所否。
　　而对Tabgha?（桃花石）一词所进行的词源解释中，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这个发音应为北魏皇族“拓跋”的称谓： “元魏占领中国北部，而在中亚以土姓著名，遂使中亚的人概名中国为拓跋。”（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我认为准确地说，Tabgha?（桃花 石）一词应由汉语“拓跋氏”一词音译而来。
　　北魏的缔造者拓跋鲜卑部落，起源于黑龙江省额尔古纳河南岸大兴安岭北段大鲜卑山，其部落首领率领部族不断向南迁徙，根据《魏书》“序纪”及“礼 志”记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到达了“匈奴之故地”。公元386年（东晋太元十一年），乘北方前秦政权覆灭，拓跋鲜卑人的首领拓跋珪东山再起，在牛川 （今呼和浩特东南）大会拓跋诸部，即代王位，建元“登国”，不久迁都盛乐，改称魏王。他领导部族，东征西讨，成为塞北一个强大的政权。公元396年，拓跋 珪建天子旗号，改元“皇始”。随后杀伐攻灭，疆域不断扩大，公元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遂即皇位，改元“天兴”，此为北魏道武帝。他的崛 起，为其孙拓跋焘统一中国北方奠定了基础。公元409年，拓跋珪被杀，太子嗣即位，为明元帝。公元423年，嗣崩，子焘即位，是为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 版图广阔，北降阴山以北的柔然，东北灭后燕、北燕，占据山东、河北、辽宁一带；西北灭夏，有今陕西、河套一带，灭北凉，占据甘肃、河西之地；西逐居于青海 一带的吐谷浑，西域诸部落都遣使朝贡；南与南朝相接，结束了长达一百余年的北方割据分裂局面，统一北方，开始与南朝刘宋形成了南北对峙。到孝文帝迁都洛 阳，今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各省，都有一部分在魏的统治下。从此南朝北朝政权对峙的时间长达一百四五十年之久。
　　在如此长的一段时期，南朝偏安江南一隅，对西域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而对中亚、西亚影响最大的中国政权无疑是拓跋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对西域之外的诸国，中国人以“拓跋氏”自称或西域诸国将中国人以“拓跋氏”称呼，应该是准确的。
　　秦汉之际，西人皆以“秦”来指称中国，汉以后中国人也自称秦人或汉人，魏晋以后，中亚、西亚人以“桃花石”指称中国，可视为同音者只有“拓跋 氏”，音义皆可相称，此外别无他途可循。英国牛津大学1972年版的《13世纪以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和前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的《古代突厥语词 典》，均认为Taugast及“拓跋”之义，是当时的中国或中国人的代称。
　　十一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喀什葛尔的维吾尔族学者麻赫穆德·喀什葛里所著第一部《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中，关于Tavghaq首先解释道：“一 是，马秦国之名，这个国家距秦有四个月的路程。秦原来分作三部分，第一上秦，地处东方，被称之为Tavghaq；第二中秦，被称之为Hitay；第三下 秦，被称之为Barhan，这就是喀什葛尔。二是，突厥人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居住在Tavghaq地区，所以称为‘Tat tavghaq’，‘Tat’就是回鹘，‘Tavghaq’（桃花石）就是秦人。”明确Tavghaq即中国的代称，且认为突厥人的一部分回鹘人就居住在 它的地区，而曾与回鹘人混居且在隋以前可具备条件代表中国政权的必然是拓跋人。另外，所谓马秦，即摩诃秦，摩诃，梵语中是大的意思，马秦即大秦，喀什葛里 一直用“秦”来解释Tavghaq，并且指出Tavghaq（桃花石）就是秦人，既说明了“桃花石”所指，又说明至迟在十一世纪前的中亚、西亚，对中国最 普遍的通指仍然是“秦”。
　　四 为何元代时中国被称为“契丹”

随着蒙古人铁蹄踏平欧亚，整个世界对中国的称谓只能紧随之发声。契丹政权或辽政权最为强盛时，无迹象显示西方世界曾用类似“契丹”的发音来指称过中国。

中国元朝时期疆域图

　　谁拥有了命名权，或谁被拥有了命名权，就标志着谁拥有了最具影响力的权威。由西人以“秦”及“拓跋氏”代指中国来看，秦作为诸侯国时，周天子之 朝或其他诸侯大国在西人语汇中并未留下痕迹，而秦却声名显赫，成为中国的指称；到了汉以后，中国人虽然以“汉人”自称，但强大的汉政权在西文词汇中也没有 留下痕迹，反而被北魏“拓跋氏”在西文词汇中占据了中国的指称之位。这其中的历史奥妙就在于近水楼台，如果要对中亚、西亚产生重大的影响，不仅要控制中 原，而且还要拥有西域。
　　奇怪的是，到了元代，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称谓突然逆转，开始用Cathay、Khitai等音名来指称中国。上世纪初的汉学家及中西交通史学 家几乎一致认为，从元代开始，西方人对中国的这些称呼，“皆是从契丹名称转化而来的”（见冯承钧译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早在八世纪的突厥碑文中， 契丹被记为Kytai。契丹国或辽国就是契丹部族曾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庞大政权，后被金所灭。唐朝覆亡时，北方各部族弱肉强食的节奏越来越快，耶律阿保机 在统一契丹各部的基础上，于公元916年自立为皇帝，建国号曰“契丹”，后来公元937年改称“辽”，但982年复改称“契丹”，1066年又称“辽”。 （参阅《资治通鉴》）自公元960年，赵匡胤废后周恭帝，自立皇帝，建立了北宋王朝，逐渐统一南方绝大部分地区，由此中国形成了西面有西夏王朝、北面有辽 王朝、南面有北宋王朝这种三方并立的局面。在三方政权并从的时期，似乎都无证据表明各自在西方有任何声名的影响。随着辽被金灭，金、宋又被蒙古人所灭，蒙 古人铁蹄踏平欧亚，世界各国不是用元来指称中国，整个世界都几乎用早已灭亡的“契丹”国号或部族名称来指称中国，这应该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样的事实又是 存在的。元代，西人对中国的指称确实与“契丹”的发音完全重合。
　　从历史资料来看，在元朝，蒙古人，也确实是以类似“契丹”的名称来指谓中国地区。元朝由大汗宫廷史官编撰、记录历代蒙古大汗事迹的秘籍《蒙古秘 史》，最早是由宫廷中担任书记官的畏兀儿人根据蒙古人的口传撰写，蒙古人败走大漠后，明洪武时又由翰林译员们将其中的每个蒙古字用汉字字音标记，再加上旁 译和每节大致内容的总译，作为培训译员们的蒙语教材流传下来。其中第53节记载：“俺巴孩合罕为出嫁姑娘，亲自去送嫁，被塔塔儿人捕捉去。塔塔儿人捉住俺 巴孩合罕，送与中国的金国皇帝。”（译文参考谢再善译《蒙古秘史》）在明洪武时翰林译员将“中国的金国皇帝”原文记为：“乞塔敦阿勒坛合罕”，在旁边标记 为：“契丹的金皇帝”。（参见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乞塔”与“契丹”的蒙古发音相同，俺巴孩时期，契丹政权早已不存在，被金所灭，所以 “契丹的金皇帝”只从字面意义上无从理解，但可以确证的是，元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在用“契塔”来代指中国的北方地区或中国广大地区。“契丹”在明代翰林译员 们看来，也仅仅是同音的标记。又比如在《蒙古秘史》第250节中，翰林译员的汉语记音：“成吉思 合罕 帖列 秣骊剌黑三突儿 乞塔惕 亦儿格讷 阿勒坛 合阿泥额勒薛兀勒周。”（参见同上）这一段可直译为：成吉思合罕这一次出征，使契塔惕百姓们的金国皇帝投降。“乞塔惕”是乞塔（与契塔同音）的复数形式。 “乞塔”，在元代泛指中国或中国北方。
　　元大汗宫廷的秘籍中对中国的称谓都是如此行文，那么整个世界对中国的称谓只能紧随元的发声。契丹政权或辽政权最为强盛时，无迹象显示西方世界曾 用类似“契丹”的发音来指称过中国。可是到了元以武力向外扩张时，用此音指称中国这件事情才开始流行起来，面对让整个世界发抖的蒙古人，这只能说明一种可 能，与历史上所有朝代不同的是，如果没有元的命指，谁也不会用一个所谓与辽政权同音的国号来指称中国，除非元政权用这一名称来命指中国。
　　进一步可以得到证实的是，蒙古人西征，世界震荡，欧洲频频派使者或传教士来元朝，在他们的记述中，将元代的中国都统称为与“契丹”一样的音名。 比如意大利人勃拉奴克劈尼，在1245年4月离开法国里昂城，奉教皇使命，出使蒙古，请蒙古人在欧洲境内能够停止杀戮。他在《游记》第九章中记述成吉思汗 西征哈喇契丹（应为辽灭后，耶律大石西逃中亚建立的国家）班师回朝，“预备征伐契丹人。契丹皇帝闻之，先率军征蒙古。两军相遇，激战后，蒙古人大败。”此 处所说“契丹”，是译者的同音假借，应指中国或中国北方。至于有学者说，因西辽在中亚的影响，使“契丹”一词成为世界对中国的指称，这不可能。辽被金灭掉 很多年后，西辽又被成吉思汗所灭，在稍后的元代，世界又怎会用这样一个早已覆灭国的国号作为自己核心统治区的称号？《游记》又说：“契丹国之一部，以在海 中，负险自守，故至今尚未得征服也。”（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这个“契丹国之一部”，又指南宋。法国人卢白鲁克，受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之 命，1253年开始出使元朝，其《纪行书》有一章记载中国之见闻：“过此有大契丹国，余意即古代赛里斯国也。盖其地今代仍产丝，品质之佳，世界无匹。其人 称丝为赛里克（蒙古人称丝为Sirkek）。其地有城市名赛里斯，因而国名亦赛里斯……国境分划多省。有数省至今尚未为蒙古人所制服。”（参见同上）卢白 鲁克提到的契丹，就是中国。至于他所说的赛里斯，即前述古希腊人拖雷美《地理书》中用Sinae所指称的中国，之所以发音为赛里斯，应为Sinae的复数 发音。但他解释说之所以用“赛里斯”作为国名，是因丝而得名，而中国历朝从无以丝名来称呼国家的事例，所以古希腊人以Sinae指称的中国，还是因秦而得 名，却非因丝而得名。十三世纪九十年代忽必烈时代，意大利人约翰孟德高维奴受教皇尼古拉斯四世派遣，来东方传教，曾常驻汗八里（北京）任总主教。他在写给 西方友人的书信中，报告了有关中国的情况。书信之一载：“契丹（音译）为鞑靼皇帝所辖境域”，并在信的末尾称：“书自契丹（音译）国汗八里城”。明代时， 葡萄牙人耶稣会牧师鄂本笃于1602年于印度启程，经中亚、西域进入中国，1607年病死在肃州（甘肃酒泉）。他来中国最大的疑问，就是要探讨传说中的契 丹（音译）与支那到底是什么关系。他遗留的日记，经另一位旅行中国的西方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整理，编写为《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其中记载：“契丹（音译） 者非他，乃支那帝国之别名。其国都，回教徒所称为康巴路（Cambaul）者，乃即北京之别名。事已证实，毫无疑窦。”（参见同上）Cambaul准确翻 译应为汗八里，元代北京的称呼。在该记中，利玛窦总结道：“至是时，鄂本笃心中最后怀疑始全去，契丹（Cathay）即支那（China），同地异名而 已。”由此可见，以前所有外国传教士的游记中或西文中用Cathay、Khitai指称中国时，上世纪以来的学术界都将其翻译为“契丹”。元代果真是以 “契丹”来指称中国吗？
　　五 “乞大”≠“契丹”

在中国汉语中，“老”是最古老的尊称，许慎说老者考也，考者 老也；而“乞大”，显然是当时世界对中国的通称。但学界普遍认为，“乞大”就是“契丹”，是代指中国。但说乞大即契丹，这是历史学界普遍的一种误解，来源 于一些汉学家对元历史的含混不清，他们只知中国历史上有契丹王朝，却不知还有一个与其同名的元朝核心部族。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汉）

　　元朝强权到底为什么要选用Cathay或Khitai的音名来指称自己核心政权的所在地——中国呢？难道这个发音就是指辽政权的那个契丹称号 吗？我想这在逻辑上无法通释，曾经何其独霸、具有无上尊严的元帝国，怎会用一个前朝的国号来命指自己的核心疆域？这种历史的玄机只有去历史的荒漠中发现蛛 丝马迹，虽草蛇灰线，但并非无踪可寻。
　　据元代波斯伊犁汗国宰相、大史学家拉施特在十四世纪初著述的《史集》中记载：在古代，蒙古部落战败，大屠杀后只剩两男两女，分为两家人，躲至额 儿古涅昆的深山峻岭中繁衍生息。那两位蒙古人祖先的名字分别为捏古斯和乞颜。成吉思汗就属于乞颜一族。“乞颜在蒙古语中，意味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 流。因为乞颜人勇敢、大胆又极其刚强，所以人们以这个词为他们的名字。乞牙惕为乞颜的复数；在这个氏族中，近于始初的那些人们，在古代被称为乞牙惕。” （参见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章）由此看来，核心层的蒙古人分为两大系，但以成吉思汗所在系列的乞牙惕蒙古人最为著名。元以后，当然 是以乞牙惕人为蒙古人的核心部族。拉施特继续说：“虽然按照上述权威说法，成吉思汗、其祖先和兄弟们，都属于乞牙惕部落，但是乞牙惕—孛儿只斤成了成吉思 汗之父也速该把阿秃儿子孙的称号；他们既是乞牙惕，又是孛儿只斤。”关于成吉思汗一族的称号，拉施特认为既叫乞牙惕，又叫孛儿只斤，这两个词之间有什么关 系，拉施特无法说清。其实《蒙古秘史》说得再清楚不过：“成吉思合罕的祖先是承受天命的孛儿帖赤那，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一同渡过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源 头的不儿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巴塔赤罕。”（见谢再善译《蒙古秘史》）在明翰林译员的汉字记音中，将成吉思汗祖先的名字标记为“孛儿帖·赤那”，“孛儿帖” 旁标释为“苍色”，“赤那”旁标识为“狼”，这是对其汉语意义的解释。孛儿帖即孛儿只斤，赤那即乞颜，复数形式后缀加“t”音，读乞牙惕，成吉思汗的历代 祖先不仅以乞牙惕（赤那—惕）为自己的称号，也以孛儿帖（孛儿只斤）为自己的称号。比如成吉思汗的第十始祖孛端察儿（也应与孛儿帖同音）的后裔，沿用祖先 名号称为孛儿只斤氏（孛儿帖氏），所以成吉思汗的后裔也沿用这个称号。但孛儿帖不是一个实词，元时期，蒙古人尤其是成吉思汗的同族，习惯上将自己称作是 “乞牙惕”人，所以也有说法，认为蒙古人血管中流有狼血。乞牙惕（赤那—惕），又称作奇雅特、其莫额德、其木德、怯特，也可发音契塔、乞特、乞大，满文发 音为Kiyat、Ciyat，与契丹基本同音。
　　乞牙惕或“赤那—惕”人成为了成吉思汗核心部族的代称。在《蒙古秘史》第129节记述了成吉思汗与自己的结拜兄弟扎木合安答反目成仇后，扎木合 残杀成吉思汗部族的情景：“回去时，他把赤那思氏的子弟们煮死在七十口大锅里”。他之所以要这样惨烈杀害“赤那思”氏的子弟，就是因为赤那思（赤那—惕、 乞牙惕）是成吉思汗的近亲部族。
　　乞牙惕发音赤那惕、怯特、契塔，而同音“乞大”，与契丹发音相同。提出“乞大”一词，是因在乞牙惕的同音中，蒙古语尾音t，可发音“大”，另 “乞大”一词与该词所指在元帝国的至尊地位相称，“大”，是元帝国最喜欢用的一个形容词，比如“大蒙古国”“大元”。在元帝国时代，以成吉思汗最亲近的部 族代指自己核心统治区，这才是正常合理的历史命名途径。但限于元突然败走大漠，再加上蒙语与汉语相隔，当时核心政治文献几乎绝迹，许多历史的细节无从考 证。但峰回路转，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时期高丽人编写的学习中国北方汉语的古本教材《老乞大》，我认为，这可以作为以上历史事实的铁证。在中国汉语 中，“老”是最古老的尊称，许慎说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而“乞大”，显然是当时世界对中国的通称。但学界普遍认为，“乞大”就是“契丹”，是代指中国。以 此音来代指中国，没有错，但说乞大即契丹，这是历史学界普遍的一种误解，这来源于利玛窦等传教士对元宗族谱系的不知，也来源于一些汉学家对元历史的含混不 清，他们只知中国历史上有契丹王朝，却不知还有一个与其同名的核心部族。蒙古族人及当时中国通的高丽汉语专家不以“老契丹”指称中国，而以“老乞大”代指 中国，看来“乞大”的确不是“契丹”，不然为什么这样正规的汉语教材，不用人人皆知的“契丹”，却要偏偏写成是“乞大”呢？这种语言事实却无人给出解释， 那种牵强附会以讹传讹的习惯应到此为止。也由此可以确证，用来代指中国的这个“乞大”，不是契丹国的国号，而是成吉思汗的核心部族称号。在元政权看来，天 下皆属成吉思汗部族所有，这在当时，绝对是历史的现实。
　　而随着元大势已去，主流世界逐渐以China（支那）称呼中国，但元的政治势力在中亚、西亚及俄罗斯等地的影响比较长远，因此这一带的语言中仍以“契丹”的同音代指中国，但此音具体所指，不是辽之“契丹”，而是蒙元之“乞大”。
　　一国之名，在国外的称呼，无疑来自于国际交流的历史，从国际交流的历史中去诠释，若明若暗的脉络终会毕现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