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海外华人写作的四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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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海外华人写作的四副面孔
来源：陈思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工程是由中国作协、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专门的编审委员会经过严格程序编选的青年作家作品集。自1996年开始，中国作协将编审、出版这套丛书列入扶植青年作家计划，意在扶持文学新人、繁荣文学创作。
　　如今我们身边那个被叫做“文学”的东西，若非面目可憎，就是形迹可疑。“纯文学”越发小众化和圈子化，商业文学又缺乏足够动人的质地。于是，外来和尚好念经。我们常常下意识地相信，远方的事物更有动人心魄的魅力。一批“新海外华人作家”(改革开放以来走向世界的作者)，适时出现在文坛的地平线上。
　　从2004年起，海外作家如严歌苓、苏炜、王瑞芸、张翎、陈河、陈谦的作品开始陆续发表于主流文学期刊。2007年之前，有书写知青与红卫兵记忆的《迷谷》《米调》(苏炜)，有演绎跨国经验与女性体验的《吴川是个女孩》《第九个寡妇》(严歌苓)，也有接续并深化“反思文学”的《姑父》和以写实功底见长的《画家与狗》(王瑞芸)，屡获大奖的《空巢》《雁过藻溪》(张翎)。2008年度这批作家陆续推出更多作品，《小姨多鹤》(严歌苓)、《罗坎村》(袁劲梅)、《西尼罗症》(陈河)以及《特蕾莎的流氓犯》(陈谦)都跻身年度最佳小说之列，海外华人作家的整体实力为评论界认可。2009年文学刊物先后发表了于晓丹的《1980的情人》、陈谦的《望断南飞雁》、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张惠雯的《完美生活》以及陈河的《信用河》《黑白电影里的城市》等，《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为此还分别推出“新海外华人作家专号”(2009年第12期)和“留学文学主题”(2009年第9期)。在整个2009年，他们的创作已在大陆期刊全面开花，无论短、中、长篇均有佳作出现，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经  验
　　海外写作的首要特色非跨国经验莫数。提到跨国经验，读者首先会想起以《北京人在纽约》《月是故乡明——中国姑娘在东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以现在的眼光看，当时这类畅销书，无非以“进入西方”与“征服西方”的想象性为卖点。
　　自上世纪80年代算起，国人大规模留学与移民海外已有30年。如今，那些西方奇观早就丧失了轰动效应。现今的海外写作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沉潜下来，在经验的长河中充分沉淀：一方面，作家从年轻人的打拼转为描写几代人的心态，题材有了纵向的时间跨度；另一方面，随着华人在海外站稳脚跟，生存的难度比起当初亦有降低，对苦难、屈辱与歧视的敏感渐次转向了对东方移民内部权力空间的重新发现。
　　陈河正是一位经验型作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国后，去阿尔巴尼亚从事药品生意，竟一度遭到绑架，对他的救援行动还引起了国际关注。《被绑架者说》和《女孩与三文鱼》据说就取材自作者的亲身经历。陈河的短篇《信用河》(《中国作家》2009年第9期)对海外华人内部最新的权力结构洞若观火：在“西方——老移民——新移民”的三层关系中，父一辈的“金先生”先一步获得了西方身份，并反过来利用这一身份战胜子一辈的“文森特”，并完成对“阿依古丽”的占有。新移民依靠华人社群来自我保护，同时亦在大部分时间中承受上层华人的权力控制——这是作家对海外华人真实困境的独特审读。此外，《西尼罗症》以一种致命的传染疾病为引线，传达一种动荡不安、神秘莫测的生命隐忧。《夜巡》写1975年发生在中国一个小警察身上的故事，同样渗透着神秘和不安之感。这种不安是否源于某种“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异域断零体验，我们不得而知；正如我们也无法确证，他200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小长篇《沙捞越战事》，是否意在传达海外华人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但作品艺术形式与海外经验的神秘关系，足以令人畅想不已。
　　女作家陈谦将女性特有的跨国体验演绎得荡气回肠。她在《望断南飞雁》中(《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书写了一个以“陪读太太”身份出国的女性南雁，在家庭责任和自我实现之间辗转挣扎的心路历程。在丈夫的回溯性叙述中，我们看到天资平庸的她以血肉之躯反复冲击男性社会设置的“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桎梏，抛下别人强加于她的一个个“美国梦”，甚至不惜与自身的“母性”为敌，只希望活出真正独立的“自己”。小说家把女性独立的困境与价值放在“陪读太太”的时髦身份之中进行推论，以海外经验的重新开掘深化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解放的母题，无论是在女性文学史或者海外华人文学史上都将留下重要一笔。
　　历  史
　　海外华人已经移民数代，形成了属于自身的历史。这段历史既不同于西方史，又与中国史相隔重洋，其中浸透着移民先辈的辛酸血泪，储存着文学书写的叙事潜能。北美华裔文学中，以追溯家族先辈经历方式展开的华人移民史题材作品蔚为大观，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邝丽莎的《金山：我的华裔家庭一百年漂泊史》、布鲁斯·爱德华·何的《茶壶烈酒——一个唐人街家庭的回忆录》、汤亭亭的《中国男人》(又译为《金山勇士》)、赵健秀的《唐老亚》、黄运基的《奔流》、伍慧明的《骨》、徐忠雄的《家园》(又译为《天堂树》)等。
　　张翎的《金山》(《人民文学》2009年第4、5期)，就隶属于这条谱系。作家以个人奋斗与家族境遇的小叙事填补大历史的空白，详写主人公“方得法”漂洋过海、赌命挣钱、挨饿受冻之中种种屈辱与苦难，甚至还不忘写到留在故土的孤儿寡母六指与麦氏之间的爱恨纠缠。小说的苦难叙事自然印证了那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说法：美国太平洋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埋着一个华工的尸骨，每一颗道钉上都沾满了华工的血汗”。
　　泛黄的历史感氤氲纸上。一方面，张翎要为整整四代海外移民树碑立传，纾解那因无根的漂泊而带来的心灵创痛：第一代移民离根远游，流落天涯，于异域别求新生，却仍藕断丝连；同样颠沛流离的第二代致力于落地生根；出生于移民国的第三代华裔则将自己连根拔起，裸露着根须在异乡重植，力求挣脱华人烙印以融入白人主导的主流社会；直到第四代，族裔苦难基因仍造成隐性的心理创伤，使得无根的他们终于回头来寻根问祖。另一方面，在作品的局部，小说家以细密的考证态度、不厌其烦的铺陈以及文类的互渗来增进叙事的历史感。比如各章节中以新闻报道和家书为引线，不断穿插闪回，牵动大洋两岸；报刊展现出排华法案等各种时代风云变幻，李鸿章、梁启超、孙中山等时代巨人在小说中的惊鸿一现则不时把小人物卷入宏大的历史中，由此形成小说厚重的历史氛围。
　　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张翎并不满足于孤立的移民史书写，而是采取了大陆——北美双线展开的结构。晚清的鸦片泛滥、民国的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日军侵略的家国危机、“土改”运动的革命暴力这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危难，一一落到方得法飘摇的家庭之上。小说家并不仅仅意在留下一地叹息，而是努力为先人的牺牲寻求意义。双线结构的最终融合，说明作家将海外华人的种种个人努力整合进救亡图存、反抗专制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使这些牺牲的意义得到彰显。
　　思  想
　　独到的经验与历史，将在旅途的终点结出丰硕的思想成果。我们也期待，作家们的“跨语际实践”不仅举杯浇彼岸的块垒，亦能凝思纾解此岸的心结。海外写作是否已能为复杂的中国本土问题提供足够动能，现在尚存疑问。但总会有一些有生长力的问题种子，出现在这些作家的写作之中。
　　难以归类的袁劲梅，或许更接近于这样的思想型作家。在美国克瑞顿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的她，偏好的是中西文化差异及优劣比较的大主题。《罗坎村》(《人民文学》2008年第12期)一开始几乎急迫地开始了这样的论争。小说开篇引出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有关正义的定义，由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华人家庭的“虐童案”入手，对比“罗坎断案模式”(罗坎村可视为中国宗法社会的微缩版)，从而探讨中美文化有关司法公正、伦理公正、社会公正等诸多命题。《老康的哲学》可看成《罗坎村》的姊妹篇，采取同样的大架构、大眼界。在这篇作品中，中国文化的代表是中国男人老康，而西方文化的代表则是主人公“我”与儿子戴小观。文化冲突照样在家庭中展开，小观和老康，儿子和准继父背后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上演一出出近身肉搏。作者用小标题归纳出每个故事的主题：等级秩序的伦理观、相对主义的是非观、法意识的混乱，对应的全是老康这个中国男人的“臭毛病”。小说中占尽上风的是儿子小观，当他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由童年成长为青年时，老康终于“换了个角度看世界”。
　　问题或许不仅是“换个角度看世界”这么简单，只是这种孜孜不倦对形而上的追求以及一种积极回应与反顾中国的思考姿态，并不容轻视。我们的确不难找出思想层面的某些疏漏。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回望与反观，容易陷入一种单向度的观看模式，只盯着文化之隔，看不到人性与历史境况的“通”，对于中国文化生成的特殊环境和它的合理性，也就多刻薄少同情；不仅老康附体的中国文化，就连叙事者力挺的西方文化的复杂性，也远非作者那几条简单的概括就能言尽。可是，袁劲梅的价值正在于，她提出了当代文学所不曾想象的新问题，而这问题只能在另一种文化的观照视角里才能呈现。
　　青  春
　　第四种写作形态并不天然需要作者的人生经验、历史洞见或思想深度，它更接近于某种青春情绪的自然流露，一种成长意识的自发宣泄。这种写作形态内部并不稳定，往往随着作者的历练、见识、学养不同而差异极大，亦时刻充满了朝任何方向变革的可能性。
　　留学新加坡的张惠雯恰恰体现了青春型写作“在路上”的特征。这位年轻作者出生于1978年，身上依然保留了先锋文学的浓重气息，有意在创作中保持着与精英文学的若有若无的联系。中篇小说《空中图书馆》(《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就可看做她向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致敬的作品。如《徭役场》《迷途》《岛》这样凌空蹈虚的作品，亦可看做她向博尔赫斯及其中国先锋派们的一个个遥远而意味深长的鞠躬。长篇《完美的生活》(《青年文学》2009年第9期)并没有延续张惠雯此前的先锋风格，反而由“虚”入“实”。小说由对意象的描摹转入对现实的关怀，其间的转变并未见到太多斧凿的痕迹，而其直抵人心的冷峻论调一以贯之，更为小说之“写实”平添了几分力度。小说题名为“完美的生活”，却是为了对照主人公们生活中的种种不完美，在新加坡这个热带雨林的美丽国度里，主人公们学习、工作、恋爱、结婚，蝼蚁一般匆忙平凡，于闲隙中却也不曾忘记生活的精致细节，时时流露出物质丰足的骄傲情绪，而这一切微小的欢乐与忧愁，在“漂泊异国他乡”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触目惊心。
　　另一位作者笛安则是彻头彻尾的“80后”，身上先锋派的遗泽也就更淡些。留学法国的她与另一群商业包装的“80后”写手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她更愿意真诚直面自身的经验。笛安的《塞纳河不结冰》虽然未见如何成熟，但在这样的浮躁时代已然弥足珍贵。小说写“我”、蓝缨、苏美扬在法国的留学命运。“我”与“蓝缨”慵懒、孤独、世故却依旧脆弱的形象与得过且过又相濡以沫的情感，映射出整整一代人真实而无奈的生存状态；苏美扬亦鬼亦鱼的身影，则构成作者心中模糊却美好的理想——笛安终究还是让美好的理想留下了一点可能的尾巴。现实的冰雪早已让人不寒而栗，笛安的塞纳河偏偏不结冰。因为年轻作者的一颗真心一直暖着它。
　　经验的厚重、历史的苍凉、思想的深邃、青春的激荡，海外文学的四副面孔展现在读者面前。
　　当一种新的未知文学力量来临时，我们总会既忐忑又兴奋地描摹它的面容。一旦热望降温，“海外新华人写作”依然要自己去面对种种困境。时势比人强，这四副面孔在进入文坛之后，又将经历怎样的表情变幻：是一步步流为文学腔的自我复制，是迅速加入寻求资本“包养”的从业大军，还是一如既往，神情淡定？
　　(摘自《现实的多重皱褶》，作家出版社 201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