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十种：科幻的思想深度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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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十种：科幻的思想深度和想象力

江晓原

　　下面十种科幻小说，都是我曾饶有兴味认真读完的，而且每一种我都发表过评论，其中有的中译本序还是我写的——指出这些只是为了表示我在此处的推荐是真诚的。
  
　　《羚羊与秧鸡——二十一世纪的反乌托邦》，（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武德著，韦清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定价：20.80元。
　　反乌托邦小说传统中最新的重要作品。本书的副标题“二十一世纪的反乌托邦”，将这部以生物技术为主题的科幻小说放到了由《美丽新世界》、《我们》、《1984》等小说构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这也许是中译本给读者的一个明显暗示。
　　这部小说叙事的结构也很精致。以一个悬念为主线：那场浩劫到底是什么？是如何发生的？小说有规律地交替变换叙事视角（人称）和时空，逐渐逼近那个答案。与许许多多西方的科幻小说和电影一样，《羚羊与秧鸡》中这一系列“过去”的场景，就是一幕人类社会因滥用生物技术而造成的“末世”场景。

　　《完美的真空》，（波兰）斯坦尼拉夫斯基·莱姆著，陈春文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10月第1版，定价：20元。奇妙的短篇科幻小说集，充满哲学的思考和想象力的展示。
　　初版于1971年的《完美的真空》是一本短篇科幻小说集。莱姆别出心裁地采用评论一本本书的形式来写他的科幻小说——这些书其实根本不存在，全是莱姆凭空杜撰虚构出来的。而在每篇评论的展开过程中，莱姆夹叙夹议，旁征博引，冷嘲热讽，插科打诨，讲故事，打比方，发脾气，掉书袋……，逐渐交代出了所评论的“书”的结构和主题，甚至包括许多细节。莱姆采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写科幻想小说，目的是既能免去构造一个完整故事的技术性工作，又能让他天马行空的哲学思考和议论得以尽情发挥。
　　《完美的真空》的最后一篇，也是最长的一篇，不再是“直接”评论一本虚构的书，而是虚构了一篇“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稿”，这篇发言稿引自一本虚构的纪念文集《从爱因斯坦宇宙到特斯塔宇宙》，但是发言稿的内容，却是介绍和评论另一本虚构的著作。这最后一篇实际上是莱姆所有科幻小说中最具思想深度的一篇，可惜要评论这篇小说必须采用一个学术文本——我后来将它发表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了。

　　《基地》系列，包括《基地前奏》上下、《迈向基地》上下、《基地》、《基地与帝国》、《第二基地》、《基地边缘》上下、《基地与地球》上下，（美）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叶李华译，天地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定价：215元（全11册）。
　　《基地》第一部写于1941年，最后一部写于1992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讲述一个名叫谢顿的人，发明了一种“心理史学”，可以预测银河帝国未来的盛衰，于是谢顿建立了两个基地，秘密为帝国崩溃和重建作准备——他要让中间这段黑暗时期从三万年缩短为一千年。史诗般的故事，结构宏大，气象万千，是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触发了阿西莫夫的灵感，让一部帝国盛衰史在银河系遥远未来的时空中全新搬演。
　　《基地》给阿西莫夫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誉和财富，但他却在1957年嘎然停止了科幻小说的写作，转入科普作品。然而他的那些科幻小说读者和出版商却放他不过，一直要求他将《基地》系列继续写下去，在停顿了二十多年之后，阿西莫夫终于再作冯妇，又写了《基地》的“续篇”和“前传”，结果甚至比当年的“正传”更加畅销。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因为“基地”组织的名称和运作可能受到《基地》小说启发的传言，《基地》小说再次引人注目。

　　《太空漫游》四部曲，（英）阿瑟·克拉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包括：《2001：太空漫游》，郝明义译，28元；《2010：太空漫游》，张启阳译，29元；《2061：太空漫游》，张启阳译，28元；《3001：太空漫游》，钟慧元等译，25元。
　　这四部曲被认为是20世纪最经典的科幻小说之一，而且是“硬科幻”中的翘楚。比较有趣的是，常见的模式是先有小说然后再根据小说改编为电影，但这套小说的第一部却是与库布里克著名的科幻影片《2001：太空漫游》同时诞生的。

　　《恐惧状态》，（美）迈克尔·克莱顿著，唐克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定价：29.80元。
　　这是一部涉及“全球变暖”真伪的小说，被认为是克莱顿“最出色的作品”、“最恐怖的小说”。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了解非常重要的一点：“全球变暖”这样的“议题”，决不是纯粹的科学技术问题，甚至主要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和政治、商业、阴谋、丑闻等等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对于克莱顿，我们只要提到《侏罗纪公元》就够了。不幸的是，克莱顿再也不能为我们创作新的小说了——他已经于2008年去世。

　　《三体》系列，包括《三体》、《三体II·黑暗森林》《三体III·死神永生》，刘慈欣著，重庆出版社2008年～2010年，定价：23+32+38元。
　　《三体》系列是刘慈欣构思宏大的“地球往事”三部曲，展现了对宇宙文明的深刻思考。被同行推许为中国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原创科幻作品。当《三体II：黑暗森林》问世时，我相信已经没有人怀疑《三体》系列三部曲将成为中国原创科幻小说空前的经典。《三体》系列所表现的思想深度和想象力，不仅让中国顶尖的科幻作家自愧弗如，置之世界科幻经典之林也毫无愧色。
　　被认为是中国当今最优秀的三位科幻小说作家之一的韩松，在看完《三体III·死神永生》之后的评语是：“叹服，太伟大！刘慈欣这部小说……把我们写的那些科幻小说碾得粉碎。”他甚至在科幻小说四个字上加了双引号（好像与刘慈欣相比，其他人写的那些简直就不是科幻小说了）。一部作品被同行如此推崇，实属罕见。在《三体III：死神永生》中，“三体文明”和地球人类的太阳系，最终还是被宇宙中的神秘力量所摧毁，作者近年越来越深刻的悲观情绪到此臻于极致。

　　《失落的秘符》，（美）丹·布朗著，朱振武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定价：38元。
　　丹·布朗先前被引进中国的四部小说中，除了名头最大的《达·芬奇密码》，另外三部（《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骗局》）都可以归入科幻小说——尽管他本人并未着意标榜这一点。这次的《失落的秘符》不妨称之为“科学文化小说”。它与科学文化最密切的关联，就在它贯穿全书的悬念中的那个主题——共济会代代保守着的古代秘密知识。如果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上来看，这种知识就将被认为是一种超自然的知识——也可以直接称之为神秘主义或伪科学。而一涉及这样的问题，它就变得非常“科学文化”了。丹·布朗在他的前几部小说中，都有明显的反科学倾向（《达·芬奇密码》除外），而在《失落的秘符》中，现代科学技术显得就像某种残次品或等外品，这样一来，古代的神秘事物当然就被凌驾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上了，这正是《失落的秘符》中反科学的地方。

　　《日本灭绝计划》（科幻小说），（日）清凉院流水著，汪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定价28元。
　　最后一个日本人消失了，日本人口终于清零……。这不是仇日网民匿名发泄时的诅咒，而是日本小说作家笔下日本末日的场景。这部科幻小说的书名就是赤裸裸的，书中详细描写了代号为“零计划”的杀人计划——旨在灭绝全日本的人口。一个小说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假想自己民族被灭绝的场景，不知他如何下得了手。当然，类似的幻想作品，美国人也创作过，比如《我是传奇》之类，但那至少还留下了一线希望，没有让自己的民族彻底“清零”。而这部日本小说的想象，竟是如此的冷酷、绝决、不留余地，还真让人有些吃惊。

　　《与吾同在》(科幻小说），王晋康著，重庆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定价29元。
　　本书可能是中国原创的科幻小说中首次直接想象了外星“上帝”形象的作品，书名《与吾同在》就是来自《圣经》的话头。王晋康居然将上帝写成一个真实的外星人，它起先一直不向地球人显露真容，直到它召集七人执政团开会时，才露出了本来面目——它竟是一个五爪章鱼。按理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思维不可能不影响人类，但是因为上帝此前一直在用脑电波和人类沟通，它以超高科技能力学习（不如说培植）了地球文化达十万年之久，它精通全世界一切语言，了解全世界一切文化，所以还是轻易获得了人类的认同。但全书的主题则是讨论善恶问题——这个问题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更复杂。

　　《地狱》，（美）丹·布朗著，路旦俊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定价：39元。
　　反思科学在发达社会的思想界、文学艺术界都是司空见惯的，许多有科幻内容的作品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科学——就像我们这里许多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赞美科学一样。《地狱》的故事框架其实是“纯科幻”的：一个生物遗传学方面的狂热天才佐布里斯特，认为现今人类世界许许多多问题的总根源是人口过剩，遂高调招募信徒，要用生物学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人们推测他的“生物学手段”很可能意味着大规模人口死亡，他当然被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受到联合国有关部门的严密监控。不料佐布里斯特棋高一着，最终还是成功实施了他的计划。
　　这部小说虽然仍以兰登教授为主角，但对符号学的利用是变弱了——甚至可以说，符号学在这个故事中是不必要的，只是因为佐布里斯特有着极度病态的美学追求，他竭力要在实施计划时做得极富仪式感、神圣感，才使得兰登教授有了用武之地。而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价值，是以科幻故事的形式，向公众介绍了一种解决地球人口过剩问题的新思路。

江晓原：思想性才是科幻的灵魂——关于《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的访谈

穆蕴秋　采访

　　问：《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收入的都是你逐年在《中华读书报》、《读书》、《南方周末》这类有影响的大众刊物上发表的科幻影评，对应的是，你其实已在国内高端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余篇研究科幻的学术论文。相较而言，你认为两种文本从写作到发表哪种难度更大？
　　江晓原：我个人的看法，前者难度更大。学术作为“公器”，还是存在一定之规的。一般情形下，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术训练，掌握写作学术文本所要求的固有套路和标准并不是很难的事。只要质量合格，文章投稿后通过审稿，总有机会发表。但大众文本不是这样，文章好坏完全由主编个人来衡量，由他来进行判断，所以大众文本的发表其实是一件个人色彩很浓的事情。比如你所说的《读书》或《南方周末》，据我了解就很少接受自由来稿，他们通常都是约稿。而主编凭什么向某人发出约稿呢，这当然都是基于此人先前写作大众文本的表现，乃至此人的学术声誉来判断的。所以，一位刚进入学界的年轻人，完全有可能通过投稿，让他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高端的权威学术期刊上，但通常他很难靠投稿把文章发表在《读书》或《南方周末》这样的报刊上。

　　问：你在《指南》导言中谈到看科幻电影的七条理由，其中五条——了解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建立对科学家群体的警惕意识；思考科学技术极度发展的荒诞后果；展望科学技术无限应用之下的伦理困境；围观科幻独有故事情境中对人性的严刑逼供——都和反思科学有关，这其实也就是你说的科幻作品的“思想性”。为什么如此强调“思想性”？
　　江晓原：如果我们想把科幻作品纳入科学史研究的范畴，对它进行学术研究，一个理想的路径就是突显它的思想性。在我看来，“思想性”才是科幻的“灵魂”。当然，之前也有不少学者对科幻进行研究，他们习惯采用的一个路径是专门研究科幻的“预见功能”，就是搜集整理科幻作品中谈及的事物后来哪些变成了现实，这样的路径，很容易把科幻研究做成科普，在学术上难有创见。我列举的看科幻电影的七条理由中的第一条：想象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是最低层次的。

　　问：以“思想性”作为判断标准，《黑客帝国》和《阿凡达》获得你很高的赞誉，《盗梦空间》和《云图》在你那里获得的都是“负评”。事实上，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后面两部影片的观感相当不错。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对思想性的过份强调，妨碍了你本人表达真实的观影体验？
　　江晓原：不会妨碍。真实的观影体验和强调思想性并不矛盾。《指南》中不止提到一部这样的影片，最典型的就是《星球大战》，我认为它是“一座没有思想的里程碑”，可我在它上面耗费的时间超过30小时，为什么我还老要去看它呢？原因就是因为它符合我所说的看科幻电影的第七条理由——欣赏人类脱离现实羁绊所能想象出来的奇异景观。科幻电影在这点上具备先天优势。《星球大战》1977年推出第一部，震惊了全球观众和电影人，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它展示了空前壮丽的视觉景观，这样的东西，确实能给人带大极大的观影享受，这就是我重复看它的缘故。
　　你所提到的《盗梦空间》，我承认它还不错，“负评”只是因为很多人把它捧得太高了。至于《云图》，观影过程中我就兴味索然，不要说思想性，它从故事到视觉都完全乏善可陈。总之，没思想并不意味着影片一无是处，但思想性是最高标准。别的电影当然也可以有思想性，但只有科幻作品才有可能呈现反思科学的独特思想性。

　　问：不少搞科学研究的人士也写作科幻小说，大牌的如卡尔·萨根和霍金。但在科学史研究领域，搞科幻研究的学者却极为少见，写科幻影评的学者也很少见，在国内迄今你或许算是唯一同步进行这两项尝试的学者。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差异？
　　江晓原：借用北大刘华杰教授的说法，如果搞科研和创作科幻都属于一阶活动，对应的科学史和科幻研究当然就属于二阶活动。科学家创作科幻小说，在西方其实是有着悠久传统的，比如开普勒就写过《月亮之梦》，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开普勒之后，大牌的天文学家，比如19世纪法国的弗拉马里翁也创作科幻小说，你说的萨根和霍金，可以说只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已。
　　而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并不存在科幻研究这样的传统。这可能和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有关。在很多学者心目中，科幻首先是一种文学类型，很自然它就被学者从科学史研究范畴中排除出去了。在一些学者心目中，即使承认科幻和科学有关，它也只是扮演科普的角色，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是作为科学的附庸而存在的。有了这样的偏见，搞科学史的学者当然不会把科幻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种不入流的选题。
　　我最初接触科幻时，并无这些偏见，后来逐渐形成“将幻想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的观点，科幻很自然就成了一阶活动的一部分，把它作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问：学者太过亲近媒体和流行文化，可能会对他的学术声誉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损害。典型的如卡尔·萨根，他至死未能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一定程度上与他在媒体上获得的巨大名声有关，因为这很容易招至同行的嫉妒。你写作科幻影评高产不算，出书还取了个这么高调的书名，有没有担忧，这种做法会消解你的学术地位？
　　江晓原：这得分不同情形来看。一种情形是先通过写作大众文本在媒体成名，之后进入学术圈，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之前的媒体名声会对后来学术声誉的建立有妨碍。反过来的情形是先获得学术声誉，再亲近媒体和流行文化，则只要处置得当，应该不会产生你所说的“消解”作用。
　　就我本人而言，我所有的学术头衔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获得的，和媒体打交道这么多年了，目前似乎还没感觉到你所说的“消解”作用。我想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流行文化的话语选择也有高下之分，我自认为我在这方面的选择还算得当；二是我并没有因为亲近媒体就忽视学术，事实上，我每年都超额完成学校要求的学术考核指标。
　　至于《指南》书名有点高调，是否会影响学术声誉，我倒还没虑及。不过类似的事情我之前其实已经尝试过，就是我的性学研究。在很多人心目中，谈性当然比谈科幻更容易损害一位学者的学术声誉，而我进入学界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居然就是一篇考证性史的文章。这么多年，这件事似乎并未妨碍我的学术声誉。我在几种自选集中，都特意收录了一组性学方面的文章。当然，谈性也好，谈科幻也好，我采取的路径基本一致，就是都要先在学术上获得支撑。2003年我开始对科幻影片发生兴趣，次年我就在科学史行内公认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探讨科幻影片的论文，后来我陆续发表了10余篇对科幻作品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学术文本。《指南》其实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有趣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