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西医的百年争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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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西医的百年争雄史

作者：陈益南

摘要：这百余年来，中、西医的博奕，为何竟决出了景况如此悬殊的一消一长之局面?这究竟是现代科学的胜利，还是中医方面的自身消解？

    在1835年西方医学正式进入中国之前，中医在华夏大地便早已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全国城乡早已遍布了大大小小、正式与非正式(游医)的中医医生，为国人诊病治病，祛疾除害，恢复维系人们的身体健康。因而，中医，其时便是中国无可争辩的主要医疗手段。

    但是，在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之后，这百多年来，中国的医疗领域，便开始了二元医学方法的争雄。而且，争雄的局面竟然呈一边倾斜的态势，即西医在高歌猛进，日益发达，夺关破隘，终至雄据了中国医疗领域天下五分之四以上，成为主流。而中医却仍停滞于历史，竟裹足不前，故而连连失守，影响只能一退再退，弄得如今几成中国医疗的边缘!

    据国家卫生部及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有关卫生资源状况披露，现在，在国内从业医师人数上，西医医生已占绝对优势：2013 年全国共有执业(助理)医生279·5 万人，其中，中医执业(助理)医师 39·8万人。就是说，现在从业医生中，西医医生占85·8 % ，而中医医生，则只占医生总数的 14·2%!

    而且，据网上一份公开的贴子(一位曾任某省医管局负责人)说，在这些中医医生中，实际上，高达百分之九十(即有 35 万以上)，都是所谓“中西医结合”的中医。因此，全国尚是“铁杆中医”者，即仍是在完全坚守纯中医的立场、理念，只用中医学的理法诊治患者，而没有采用任何西医理念及诊治手段的中医医生，已只剩下4 万多人!

    这百余年来，中、西医的博奕，为何竟决出了景况如此悬殊的一消一长之局面?这究竟是现代科学的胜利，还是中医方面的自身消解?
让我们回放这百余年以来的中、西医争雄历史，看看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第一个在中国正式登陆开办的西医医院，是1835年广州新豆栏街上的“眼科医局”。

    此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但当时，已有很多外国人到广州经商做贸易，传教士也来了不少。为了给这些洋人看病，一个有着医学博士头衔的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看到行医既可有利，又能方便接近中国民众而益于传教，便在广州开设了这家“眼科医局”。

    这个西化的“眼科医局”，其生意很不错，三个月间，便接待了925名患者。大概其疗效也不错，因而名声大噪，随着其发展扩大，便改名为“博济医院”。

    1866年，“博济医院”又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医学学校“博济医学校”(后改名南华医学校)，1904年再改称为“华南医学院”，这便是今天的“中山医科大学”之前身。

    孙中山先生，也曾于1886年到这间学校学习医学。

    随后，关于西医知识的著作、文章也开始在中国被翻译出版。同时，西医学杂志《广州新报》(后改名《西医新报》)也陆续出版。1851年由广东南海人陈修堂翻译的西医学新书《全体新论》出版，该书介绍的西方医学知识、特别是解剖学，立马令中国的知识分子耳目一新，大为震动。于是，西方医学逐渐为中国人所熟悉并予以接受。一些中国青年，也开始到西方国家留学，学习西医知识。

    中国第一个留洋学医的学生黄宽(广东香山人)，1850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学位，回国便在西医院里行医，因其医术高明，连外国人都找他看病。

    由于西医诊治方法与中医显著不同，断病述病说法通俗易懂，而其疗效也不错，因而，西医一进入中国，发展势头就很好。上述第一家西医“眼科医局”期间，其创办人彼得·伯驾博士的行医对象，不仅有洋人，更有遍布中国民众的各个阶层，甚至，清政府的两广总督耆英及后来的抗英名臣林则徐，彼得·伯驾博士都为他们看过病。

    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仅在广州一地，西医医院就已有39所，病床2722张。

    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派遣的医学博士爱德华·胡美，则于1906年在湖南省会长沙市的西牌楼，开办了雅礼医院。后由于其医疗水平得到了湖南省当局的认可，美国雅礼学会与湖南有关团体合作，1914年在长沙潮宗街(后扩迁至城北麻园岭)创办了一所新式医科大学“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雅礼医院便更名为学校附属的“湘雅医院”。

    几乎是同时，在北京，英国教会机构“伦敦会”的医生科克伦，因博得了慈禧太后的好感，曾得到了慈禧捐助的白银一万两，由此，1906年他便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及其附属医院。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伦敦会”购得原协和医学堂的全部产业，又购得东单三条胡同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随后再投入巨资进行新校的建设，共耗资750万美元。1921年9月，新校建筑完成，协和医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

    从而，以“南湘雅、北协和”为代表，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规模性、高水平的阶段。

    西药店也随之跟进发展，英国品牌药房“屈臣氏”1850年便在广州开设了分店。日商森清太郎则也于1870年很快抓住商机，在广州开设了生意兴隆、名为“岳阳堂”的西药房。

    可以说，自1835年西医正式在中国“抢滩登陆”，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便开始了二种医学并存的局面，并长达数十年。

    显然，中医面临了强大的挑战。

    此前，因中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早已成为中国人诊治疾病的绝对途径，不论是皇宫官府，还是草根平民，凡生了病者，无不求请中医。然而，自西医学进入中国之后，人们发现，除传统的中医之外，居然还有一种有时比中医疗效更快的方法及药物，可以治愈病患，于是，求医问药，中国人开始有了不同的选择。

    出现新的诊治疾病的方法，照理说，对促进原有中医的发展，应是有些益处的。因此，有些中医名家也开始了对西医学问的学习研究，试图将其应用于中医，以提高中医的医术水平。如天津名医张锡纯，因积极接受现代文化知识，便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他比较中西医学后，认为各有长短，因而又自学西医，试图吸收西医长处，以补中医的不足。经过十多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便于1909年写成了著名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一书，并仿效西医体制，于1916年在沈阳创办我国第一个民间中医医院——立达中医院。

    而在此前的数千年间，除了在皇家的御医院之外，中医都是以个体诊所的形式而存在。

    但是，毕竟中、西医各自的医理，有如风马牛之不相及，很难有可以互相对接之处。正如股市操作方法中，以基本面为准绳之理念，与以K线均线为蓝图的技术面方法，二者是绝不相通一样。虽同为治病救人，中医、西医这二大流派，亦是无法互学的。即便是能够与时俱进的张锡纯等，其中、西医结合的想法，也仍只不过是企图以西医基础的生化知识，来解读、甄别中医的方药，以求更好运用中医而已。

    因此，中、西医虽已并存于世，却实际上毫无互相融会、互为促进之可能，而只是各走各路，各自独立发展。只不过，一段时期内，并存发展的特点是：西医虽已登陆，中医却仍执中国人治病求医之主流。

    然而，二个方面因素的增长，却逐渐在打破中、西医并存发展的平和局面，而且，很快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不平衡态势。

    首先，历经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等大事之后，向西方学习、求得以夷制夷效果的维新思想，深入人心。然而，政治上向西方学习，对中国的旧制度、旧文化、旧观念的革新浪潮，也导致了对从旧文化中生长的中医学，展开了猛烈批判。

    特别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颁法明令废除“汉医”、大举西医化的情况，使晚清民初的大批维新人士，如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梁启超、郑观应等，均也持此立场，视中医为所谓“旧医”，是“根立于臆造而非实测”，而大力推崇实行西方医学。

    1926年3月，梁启超因病入住北京协和医院，其间发生医生误诊误治，无端将梁好好的右肾给割了。对此，舆论哗然。然而，梁启超却不仅不追究协和医院，反倒著文在报刊上为西医辩解，说此仅属偶然事故个案，不要以此为口实否定西医，实际上西医诊病捡查严密，绝“不象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其先进代表人物陈独秀、鲁迅、胡适、傅斯年等人，更是既视中医为旧文化，严斥中医的阴阳五行运气理论是封建迷信，更认为新、旧文化绝不能同行，故极力否定中医，宣扬独信科学西医。地质学家丁文江，在贵州乡下考察时患了重病，他竟宁肯抱病忍痛，而坚决不让当地中医来诊治，非叫人打电话到贵阳请西医来。

    “国民革命之父”的孙中山先生，一则他原本学的就是西医，二则他曾长期生活在西方社会之中，包括西医在内的现代自然科学，对其影响颇深，因此，原则上他也是一位不信中医的人。甚至在他重病在身，1925年元月间，还对著名中医葛廉夫说：“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只是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对他的病显然无可奈何之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他才一度肯接受中医的诊治。

    随着从事西医的中国人日益增多，随着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日益增多，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逐渐普及，便使西医不论在医疗力量方面，还是在人们对西方医学的思想认同方面，都迅速得以发展。因而，受此影响，民国历届政府的卫生与教育机构，也都在政策上对中医进行了限制。虽说一时还没有废除中医，但在教育问题上，一开始便卡死了中医后继有人的问题。

    从1912年的民国政府(北洋政府)教育体制的立法之中，就没有中医的教育内容，即既不在任何大学设置中医教学课程，也不允许中医开办任何教育机构。民间原已有的中医教育机构，均不能称为“学校”，而且不能颁发任何教育证书。在这些机构学习数年，因无资格证书，故也不能到西医医院工作。

    到1920年代末，国民政府的中央卫生机构决策者，已全都是留洋回国或受过现代教育的文化人担纲，于是，就发生了1929年2月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一致通过全面废止中医的法案。只是由于当时全国中医界闻讯后，组织了大规模的请愿、申诉、抗议等活动，加之国民政府要人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于右任等人，尚同情、认可中医，因而，全面废止中医的法案才得以被搁置。不过，原有种种限制中医的政策，如中医不能办学校、中医不能称为医院而只能称“医室”(诊所)、禁止中医使用西药等等，则依然在执行。

    但是，国民政府的政令，因某些政治原因，当时在有些地方实际难以贯彻;同时政治时局的演变，也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陆续宽待中医问题。所以，中医也才得以在政治与军事的缝隙中，获得了一些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如在1930年代起主政广东六年的国民党将领陈济棠，他对南京中央政府限制中医的法令，就一直是公开表示异议，故而他在广东另颁举措，不仅不限制中医，而且支持广州中医成立“国医研究会”，维护中医教育，拨款开办省立广东国医学院，并为省内二所私立中医学校正名，允其正式更名为学校。

    结果，广东省竟有幸成为当时中医的一个特区。

    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因军队急需大量医务人员，单纯从西医医院征调，已远远不够用，而中医的确能具有的疗效，则使政府高层也不敢放弃中医。于是，中医从业人员，也成为了抗战之医护力量的重要来源。由此，国民政府军政部、教育部、卫生署便先后行文，对中医正式予肯定，不仅要求军队要“中西医药并用”，而且，原本就同情中医的陈立夫主持教育部后，教育部便决定将中医知识，列为国民教育系列，首次颁布了《中医学校通则》，从此允许中医办学。

    卫生署则也行文，允许中医开办医院，纳入《医院管理则规》范围。1942年，政府又颁布了《医师法》，将中、西医生均并称“医师”，使中医也具有了西医的地位。1944年，重庆还成立了直属中央卫生署的“陪都中医院”——此即为中国第一间国立中医院。

    因为有这样一系列国家政策的转变，现代中国，总算开始让中医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不过，与此同时，西医的力量、规模与影响，随着现代文化与科学知识教育的逐渐普及，却更在同步迅速的增加扩大，不仅西医医院遍布了各大中城市，就是在一些县级小城，西医也有了诊所;连当时荒辟的新疆，也有了不少简陋的西医院，1949年时共设有病床696张。

    与此同时，中医医院、诊所，则不仅在力度上影响日衰(有文化、有地位的人患病后多转求西医)，且在数量上也无力再进一步相对增长。

    只是由于民国期间战乱不断，经济落后，国力虚弱，民众生活普遍困难，看病求医欲享受西医医院的治疗，实在是比较不易的事;加之中医医术确实存在的疗效，故使社会中、下层，对中医仍然有着强大的需求。因而，找中医，特别是求请民间中医，在民国时期仍是国民看病求医的主流。

    例如，据《百年北京中医》一书说，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地区，西医医院虽然已是医疗规模的标志，中医多是诊所，但有据可计的中医从业人员数量，却是西医医生的8倍以上。而东北地区，据伪满期间资料，尽管日本人是压制中医的，但当时登记在册的“汉医”(中医)仍有25000人，超过当地西医医生的3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当时中医与西医各自医生人数，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有一个大致统计：“全国正式(西医)医师18000人，中医人数则远超于西医。”

    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则在一个报告中说：“根据当时乡村的一般调查，全国约有80%的病人未得到正规的医疗帮助，其原因是几十万人的中医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几十万名中医，一万八千名西医!

    这就是截至1949年之时，民国时期的中、西医人数之大体分布状况。即便按至少有二十万中医计，中医与西医的人数之比例，也要超过10倍以上。

    但是，中医、西医各自的影响与发展潜力，却并不以从业人数的悬殊多寡为前提。

    因而，博奕的结果是，经过60年的发展，西医是越来越势强，中医则越来越趋衰，而今中、西医的力量对比，竟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仅仅在从业人员、正式医生的数量对比上，便就已完全颠覆了1949年的数据境况，由当年的中、西医总人数比例的10 ： 1 以上，却倒过来演变为了今天的 1 ：6!(中医医生只占 14·2 %，而西医医生占85·8 %)

    中医相对于西医，出现的这种衰落局面，应该说，政府已是没有任何负面责任。

    因为，从新中国之初起，政府对中医就一直是实行认同扶持的政策。

    虽然一度在中央卫生部要求中医实行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对中医有过一些操之过急、不切实际的举措，但此举很快就为国家最高层予以否决，并就此对当时卫生部二位副部长加以严厉批评。而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对中医，更始终都是持坚决认同与支持的态度。毛泽东在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就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958年更是明确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为此，国家在五十年代中期时起，就陆续在全国各地创办了一批中医专业的高等院校。进入新世纪后，各省市的中医学院，也都大规模扩招而发展为中医药大学，以求努力培养中医的后继人才。省、市、县三级也都创办了不少独立的颇具规模的中医院，还创办了国家级与省市级的诸多中医研究机构，鼓励支持对中医、中药的深入研究，以促进中医事业的发展。

    然而，这一切努力，却仍然没能扭转中医日益弱势的状况。

    如果说，中医在民国时期未能得以有什么发展，还可以说是与当时的政府不支持有关。但新中国60年后，中医的发展，却仍远远落后于西医的发展速度，中医明显已日趋坠为医疗力量的边缘、而不再是国民求医看病之主流的现状，其导致的原因，显然，已不再是与政府政策因素相关了。
那么，当代中医在医疗领域日趋边缘的原因，是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