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文革”中的两个第四版《新华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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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特色是1971年版《新华字典》至今仍然受到批评的地方。该版是不是一无是处？实事求是地说，值得肯定的地方不少。
特殊时期的特殊工具书
——记“文革”中的两个第四版《新华字典》王保贤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3月11日   14 版）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华字典》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第4版，头一个的版权页上标明是第4版，后一个的版权页上并未标明，却被后来出版的新的修订本“追认”成了第4版，等于把头一个第4版排除出《新华字典》版本序列。



    被封五年“内部控制发行”



    1965年1月30日，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统一汉字铅字字形的联合通知》，通知并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6196个印刷通用汉字规定了通用字体（即宋体）的标准字形（笔画数目、笔画形状、结构方式和笔顺）。《新华字典》1965年修订重排第4版（以下简称“1965年第4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版的。



    此前的《新华字典》（包括人教社出版的各版中）字头均是楷体，从这一版起采用了大号宋体字；从该版开始，字典中还多了个《新旧字形对照表》。有读者可能以为，字典中的字头采用何种字体无关紧要。不妨看一则叶圣陶先生1954年2月1日的日记：



    午前愈之来谈，谓有若干文字改革方面事皆与出版有关……谈及印刷书报用楷体字，愈之与余意见相同，皆以为不若宋体字。宋体字形式方正，排植可以整齐，笔划有粗细，辨认比较方便。一般人多有成见，以为楷体字便于儿童及初识字之成人，实则说不出若干道理也。愈之谓我国刻书，相传用宋体，各国文字，印刷皆有印刷体，其中必有道理，盖合于人之心理也。（《叶圣陶出版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309页）



    这就是说，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胡愈之、叶圣陶就开始反对书报印刷中使用楷体字。就在写作本文时，笔者看到《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综述，内容是关于我国字库行业的现状，文中介绍了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李少波的看法，“现在教科书用的楷体，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是以毛笔的审美和风格为标准的，而现在的孩子多用铅笔或钢笔；而且孩子对空间的认知能力较弱，很难有精力顾及细节，所以容易对字体产生错误的辨识。”笔者还从这篇综述中了解到，不久前落幕的第七届“方正奖”中文字体设计大赛，正是以“教科书体”为主题，而大赛一等奖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因为“孩子无法像成人一样对字体进行书法的审美，如果字体过难，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李苑：《字库行业：版权“富矿”为何无人采》，见2014年6月3日《光明日报》第5版）



    《新华字典》1965年第4版还增加了不少单字，使所收单字（包括异体字）达到8500个左右。如前所述，人教社最初出版的《新华字典》仅收6840个字头，虽说商务前三版每次修订时，都增收了一定数量的单字，但基本规模却都是维持在8000多个（见各版《凡例》），因此可以说，这次增收的单字规模是比较大的。该版还有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删去了大部分插图。



    不过，在读者后来看到的商务版《新华字典》的版次序列中，并不包括1965年第4版——本应作为第5版的1971年版，在1979年版的版权页上被“追认”成了第4版。原来，1965年第4版付印时已到了1966年的五六月间，而这恰恰是“文革”开始的日子，印制好的成品被封存起来了。直到1970年夏，才按成本价“内部控制发行”，这大概就是它后来被排除在《新华字典》版次序列中的主要原因。2014年1月8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有方厚枢先生的《1966-1976年商务印书馆的片段回忆》一文，其中对《新华字典》1965年第4版在“文革”中的遭遇，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就笔者所见，1965年第4版只有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印本，而且都是平装本，定价八角；其封面、书脊、扉页上的书名，用的仍然是“鲁体字”，这也是《新华字典》书名最后一次用“鲁体字”。后来“按成本内部控制发行”时，原来封底上“0.80元”的定价被改为“0.65元”（至少上海是这样）。同样根据上述方先生的文章，该版在内部发行前，统计到的印量是约70万册——就普及性的学生字典来说，这个数字显然不大，再加上它又都是平装本，不易保存，因此，现在社会上已很难见到该版字典了。



    1971年修订重排本特点多



    在1970年9月决定内部控制发行1965年第4版的同时，出版方便开始对其进行修订了。一个基本事实是，修订工作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对来自“左”的方面的指责和要求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得后来公开出版的1971年修订重排本（也就是后来被“追认”为的第4版）从总体上看只是对1965年第4版的一个“略加删改”的本子——“略加删改”是1971年版《说明》中的用语。当然，1971年修订重排本毕竟是“文革”产物，打上了时代烙印。该版的“文革”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讲传承的版本记载。“商务新1版”的版权页上，先是声明《新华字典》始于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10月的初版，这以后的1959年重排本、1962修订重排本和1965年修订重排本（即第2至第4版），各版的版权页上，首先都是“1957年6月商务新1版”的记载，印数也都是累计印数，但是在1971年版初印本的版权页上，我们只能看到：“1971年6月修订第1版，197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扉页上则是“1971年修订重排本”）。虽然读者可以从该版的《说明》中看到它与1965年第4版的继承关系，但作为版权页，这种版本记载方法是不符合出版规范的。



    第二，专设《毛主席语录》插页。说到语录，笔者还想指出一个细节，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该版《新华字典》都是用红色油墨印刷语录内容的，但该版的北京初印本（1971年6月）是用黑色油墨印刷的；笔者还见过1971年后半年新疆、湖南、广西等地的印本（租型印刷）也是用黑色油墨印刷语录的。“文革”后该版字典仍然发行多年（1979年修订重排本是1980年出版的），就“附部首检字表”本（该版另有“附四角号码检字表”本，见下文）来说，删去语录插页，始于1978年9月的北京第16次印本。



    第三，注释和例句中的“文革”。仅举两例为证。（1）1965年版的“工”字头下，收有“工夫”和“功夫”两个词语，给予了同样的解释，其中一项释义是：“长期的修养，训练久了的结果”。“文革”中，“修养”一词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几乎成了贬义词，因此，在1971年版中，这一释义就被修改为：“努力实践或长期实践的成果”。（2）1965年版给出的“忠”字的释文是：“赤诚无私，诚心尽力：~于人民。~于祖国。~言逆耳。”1971年版中的释文则是：“赤诚无私，诚心尽力。在阶级社会中，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忠于毛主席。~于人民。~于祖国。”——释文中，不仅增加了“在阶级社会，”，在例句中，“毛主席”前的“忠于”一词，也不敢按字典本来规定的体例“~于”处理了。



    第四，“评法批儒”运动后的挖改。在《新华字典》历史上，同一版次在不同时间印刷时往往都会在某些地方出现挖改，但规模较大的挖改本则是“评法批儒”的产物。这样的本子大约出现在1974年后。比如“法”字，在1974年前的版本中，是没有“法家”这一义项的，经过“评法批儒”，“法家”则成了仅次于“法律”的第二个义项，而且释义占了12行（约150字），成为《新华字典》中少有的超长篇幅的义项之一。“挖改”是铅字排版时代的常见现象，一般是有增必有删的，因此，在增加“法家”这一义项及其释文的同时，就删去了以前的两个义项及其释文。再如“儒”字，1974年前的版本中，虽有“儒家”这一义项，但释文非常简单：“我国古代一个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流派，孔子所创立。”但经过“评法批儒”，其释文则大大膨胀：“以孔丘、孟轲为头子的当年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学派，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后来，儒家反动思想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巩固和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工具。”经过挖改后的“儒家”的释文相比于“法家”的释文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了，这次挖改的内容，绝不只是这两个字的释文。



    第五，附录中的“文革”。这主要体现在《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中。比如逗号的例句是：“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有我们工人阶级的今天。”感叹号的例句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间隔号的例句是：“《五·七指示》”。笔者发现，引号的例句中，有一句是“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奋勇前进！”——这个例句不仅在1973年的“十大”后没有修改，而且在1977的“十一大”后也没有修改，在笔者所见该版较晚的1978年9月的印本中，例句仍是“九大”。



    “文革”特色是1971年版《新华字典》至今仍然受到批评的地方。那么，该版是不是一无是处？实事求是地说，该版值得肯定的地方不少。



    第一，周总理叫停拼凑的“鲁体字”，书名采用宋体简化字。如前所述，初版《新华字典》（人教社1953年10月）的封面、扉页及书脊上的书名使用的都是字典主编魏建功的题签（隶书），后来在出版部首排列本时，有关方面决定书名改用集鲁迅手迹而成的“鲁体字”，“鲁体字”一直使用到1965年第4版。到1971年版出版时，编者考虑到书名也应该用简化字，于是就从鲁迅手稿中找出“化”和“十”两个字拼出了“华”字。周总理发现后认为这是“不尊重鲁迅的表现”。从此以后，字典的书名就一直采用宋体简化字了（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创立110周年，2007年1月影印出版了1957年6月的新1版；为纪念创立115周年，2012年10月出版了第11版的纪念版；为祝贺发行五亿册，2014年5月又出版了线装本纪念版，这三种纪念版属特殊版本，均使用了“鲁体字”）。



    第二，第一次另出“附四角号码检字表”本。上个世纪40年代，在读者中影响最大的汉语字典当属商务初版于1938年7月的《王云五小辞典》，这本字典采用的是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新中国建立初期，这本字典经过较大修改后以“《四角号码新词典》”为名在1950年8月出版，到“文革”前，已经有了第7次修订重排本（1962年5月），累计印数近千万册。“文革”开始后，该词典无法再继续印刷和发行。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1月，《新华字典》另出了“附四角号码检字表”的版本，极大地满足和方便了当时更多读者（特别是中老年读者）的需要，后来出版的各版《新华字典》的大字本中，也都附上了“四角号码检字表”。这里顺便说一句，“文革”后期，《四角号码新词典》即着手新的一次修订，第8次修订重排本出版于1978年2月；该词典现在的最新版是第10次修订本，出版于2008年1月。



    第三，对附录内容进行了大幅调整和修改。主要有：压缩了《我国历代纪元表》并改称《我国历史朝代公元对照简表》；将《度量衡表》改称《计量单位简表》（内容略有修改）；将《化学元素表》改为《化学元素周期表》（使特性相近的元素归在同一族中，更为直观地反映了每种化学元素的性质特点）；恢复了标点符号用法方面的知识，新出《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人教社前三版中，均附有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由于这方面的规定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字典在转入商务后即被删去）；第一次增加了《节气表》，一直保留至今。还有两个附录，在《新华字典》的历史上大概是空前绝后的，这就是《常用化肥和菌肥》以及《常用化学农药》两表。在当时全国各地尤其是农村地区普遍发生“书荒”的情况下，这两个表也许是非常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