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研究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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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研究八十年
薛伟强
（原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转引自 www.xschina.org 学术中国 >> 学术周刊 >> 06年6月B >> 时代专题）

摘　要
　　晏阳初研究从1930年起到2005年止，已走过近80年的历程。它先后经历了初步研讨（1930—1949）、批判沉寂（1949—1985）、艰难复兴（1985—1992）、快速发展（1992—2005）四个时期。总的来看，成绩可喜、问题不少、前景乐观。

关键词
　　晏阳初；研究；述评

正　文
　　早在1943年，晏阳初就被美国百余所大学遴选为现代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等同享殊荣。1950年以后，他前往亚非拉国家积极推广“定县实验”的经验，致力于落后地区的平民教育、乡村改造事业，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晏阳初的研究，自1930年“定县实验”正在进行时即已开始，至今已近80年，期间虽经重大曲折，但目前势头正健。本文拟对迄今为止的国内外晏阳初研究加以梳理总结，以便揭示其发展的历史轨迹、阶段特征及经验教训，展望新世纪的晏阳初研究再创辉煌。
　　近80年来的晏阳初研究可分为初步研讨、批判沉寂、艰难复兴、快速发展四个时期。这种分期，一方面考虑了晏阳初研究作为反映学术研究过程的一个特殊领域，有其自身发展的内涵特点与规律；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外部因素对晏阳初研究的影响，力求主观分期更符合客观历史过程。
　　一、初步研讨时期（1930—1949）
　　从1930年起到1936年止，每年到定县参观的中外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形成了定县参观热。由对“定县实验”的观感评论开始，一批中外学者开始了对晏阳初思想与事业的初步研讨，但分歧较大。
　　赞同者列举其思想与事业的成就，称颂其创见与贡献，加冕其诸多桂冠。如毛应章说定县之平民教育，“是救济当今中国之唯一的良策”。[1]任鸿隽逐一批驳了张继于平教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全面指责，最后结论是，“它的贡献值得称赞。因为它的主张是要深入乡间去发现他们的问题……不管它的成绩怎样、它的效果怎样，我们以为它的方向是不错的。”[2]蒋廷黻亲自去定县考察后，对燕树棠的横加指责也予以反驳，他认为：“平教会的实在贡献在把科学和农村联合起来！”“平教会的试验找到了改造中国农村的技艺和方案。”[3]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教授丁英在定县农村露天剧场观摩了农民演出的话剧《过渡》，盛赞其是至高的艺术，其内容与演出方法已走在任何国家之前。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访问定县后，认为晏阳初领导的运动一旦成为革命的强大命运，势必超过中国军人多年来打来打去的放荡行动。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也认为定县四大教育均齐发展的价值重大。[4](PP248～250)
　　批评者历数其工作中的不足与理论上的缺失，有的甚至认为晏的活动居心叵测。如国际联盟于1932年所发表的《中国教育之改造》报告书中对“定县实验”非常不满，认为“经费既如此浩大，遂不免使人有所顾虑”。[4](P255)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在1933年10月2日《世界日报》撰文指责定县实验耗资甚钜，计划需时太久，“定县事业，直不啻一骗人东西”。[4](P255)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燕树棠（其叔父乃定县乡绅）说“平教会在定县潜伏反动势力”，“引起了教党与非教党的冲突”。[5]一向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教授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中指责“十余年来的乡村建设工作，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4](P263)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共产党人在三四十年代也对平教运动发表过一些意见，虽不完全赞同，但对平教运动表示充分的理解与热情的肯定。中共还特派薛暮桥对“定县实验”进行了考察和研究。
　　1937年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先后进行了全民族抗战和国共两党内战，虽然晏阳初的实践仍在继续，但在特殊时局下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难以为继，只是在海外有零星的成果出现。1942年，日本的大久保庄太郎着手以“定县实验”为中心，将晏阳初的事迹纳入历史研究范畴。二战后，加加美光行、小林善文、新保敦子等加入其列。在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于1945年特请晏阳初口述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方法和心得，撰成TellthePeople（《告语人民》）一书，她强调必须应用中国平民教育经验推行亚非拉各地，逐渐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才可免除战争。本书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联合国组织也参照它制定世界范围的基本教育计划。
　　在初始阶段，研究主体以大陆和美国学者为主，刊发论文40余篇，相关著作8部。当时对于晏阳初的评价，国内两派及中国与世界悬殊极大，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原因在于各自所秉持的标准不同。国外的评价，“一般说来偏向于文化的立场上立论”，国内的多数严辞苛责“是基于当时当地政治斗争的需要，取向偏于政治的角度，不太注重文化价值的标准”。[6](p353)这反映出由于诸多因素所限，当时的研究在整体上还不太成熟。
　　二、批判沉寂时期（1949—1985）
　　由于晏阳初及其平教运动与国民党和美国过往甚从，1950年后他还移居美国。建国之初，在“左”倾思想影响下，晏阳初受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被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7]其平教与乡建理论被认为“是一种为虎作伥的法西斯教育理论”。1950年底，平教会和乡村建设学院被视为反动组织而强制解散，[8]乡建学院代理院长魏永清则被逮捕判刑。很明显，这是以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开展思想学术批判。因此，在以后30多年里，晏阳初研究在大陆成为“禁区”（晏氏爱子晏福民于文革中还被迫害致死），只有台湾和海外保持了相关研究的正常状况。
　　台湾的《中国论坛》、《中外杂志》等刊物于1981年、1983年率先开辟“晏阳初研究”专号，刊登了吴相湘、韦政通、萧新煌等人的文章。韦政通在其名著《儒家与现代中国》[9]里设专章讨论了晏，并称赞其为“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布道人”。1981年，吴相湘著《晏阳初传》[10]在台湾出版，这是第一本反映晏阳初为乡村改造而奋斗终生的传记。作者着重勾画了自上世纪20年代初到成书的1981年（晏逝世于1990年），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特别是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因吴氏大多引据国际乡村建设学院（IIRR）档卷、晏的口述等第一手资料，材料翔实、史笔严谨，所以本书至今仍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毫无疑问，吴相湘等台湾学者为中国新时期晏阳初研究的开创做出了重要贡献。
　　畅销全球的《读者文摘》在1980年代以前的40年里曾七次刊载晏阳初的专文，这是美国畅销刊物对于一位平民空前的并且是唯一的多次表扬。姜逸樵收集已刊行的有关晏阳初生平事业的各种专题论述，汇集成册，于1976年影印出版了《晏阳初先生及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英文]。1980年代，李又宁根据晏阳初口述撰写了《九十自述》一书。
　　由上可见，第二阶段长达36年，但成果屈指可数，主要原因在于本应是研究主体的大陆学者在特殊的政治压力下集体缺位。无疑，这使刚刚起步的晏阳初研究遭受了长时间的重大挫折。尽管在80年代初曾出现过一点和缓的迹象，但晏阳初研究面临的道路依然非常艰难。
　　三、艰难复兴时期（1985—1992）
　　1985年8月，95岁高龄的晏阳初受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周谷城的邀请，终于回到阔别约35年的祖国。国家领导邓颖超、万里、雷洁琼等热情接见了晏阳初，并对其历史贡献给予原则性肯定。1986年7月11日中共重庆市委在《重庆日报》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乡村建设学院”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并将魏永清宣告无罪释放。次年晏氏再次回国，又被欧美同学会特聘为海外名誉会长。以此为契机，晏阳初的重要历史作用被人们再次“发掘”，大陆学界三十多年相关研究的不正常状况开始有了重大转机。
　　1988年以后，湖南、四川、河北定州等地的晏阳初研究会相继成立，10部晏阳初相关文集先后出版。教育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率先出版了宋恩荣主编《晏阳初文集》[11]，次年又有詹一之主编《晏阳初文集》[12]及李济东主编《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13]问世。两本同名的《晏阳初文集》尽管内容多有重复，但为大陆晏阳初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汇集了散落在各地有关晏阳初及平教会在定县平民教育中的68篇各种材料，时间跨度为1926－1936年，为研究“定县实验”提供了重要参考。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14]按时间顺序汇编了晏氏从事平教、乡建运动七十余年来的论文、演讲以及其它著作，虽因条件所限还有大量资料未被收录，但它是迄今为止资料最多也是最权威的晏阳初文集，当是研究晏氏的必备之书。这时期另有两本晏阳初的纪念集《平民教育家晏阳初》[15]及《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16]。定州市晏阳初研究会骨干李志惠从1985年开始在定州寻访“定县实验”见证人，5年中积累了20余人近5万字珍贵的口述史资料。
　　1990年5月28日至6月1日，由中央教科所、河北省教委、IIRR及北京欧美同学会联合主办的“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石家庄举行，这是首届晏阳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宋恩荣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7]。湖南武岗师范学校（其前身是晏氏创办的湖南省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也汇编了《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第一集）论文集[18]。此外，本阶段在国内发表的论文仅有20余篇，除宋恩荣9篇外，其余多是研究动态和介绍性文章；另有2篇未刊的学位论文[19]。
　　在海外，对晏阳初的研究趋于深入。查尔斯．海尔福德以“定县实验”为研究中心写成了专著《走向民间：晏阳初与中国农村》。[20]詹姆斯．B．梅菲尔德认为，在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存在着让农民获得持久发展的思想因子，以该思想为出发点，他着力探讨在当代农民获得持久发展的必要与可能。菲律宾的胡安．M．弗拉维尔与康拉多．S．纳瓦罗分别总结了他们在菲律宾贯彻晏的科学简单化原则的经验与如何促进平民教育的发展、让平民参与乡村改造的经验。加拿大的伊拉兹马斯．D．芒纽则以非洲的乡村改造经验为例，尖锐地指出了晏在1934年就提出的科学研究与农民的实际应用相结合的设想仍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印度的G．N．雷迪总结了印度在教育、生计、健康、自治四方面综合改造乡村的经验。IIRR的颜彬生女士著有DR．Y．C．JamesYen（1893－1990）（《晏阳初年谱》），IIRR编撰了Y．C．JamesYen’SThoughtonMassEducationandRuralReconstructionChinaandBeyond及RuralReconstructionReview（《乡村改造评论》）。
在本阶段，国内成果计文集10部、论文近100篇；但主要是资料整理和一般介绍，其它方面没有大的突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有对晏阳初的评价都必须坚持“改良主义”这一负面标准。这无疑是“左”倾思想在教育学术界的惯性所致，正如宋恩荣所忆：“当时研究这一课题还是有一定政治风险与舆论压力的”，连1990年的首届晏阳初国际学术研讨会都被禁止在北京召开。[21]我们也注意到，与陶行知在1981年就由全国政协召开大会正名平反不同，晏阳初的“平反”时间晚、规格低且不彻底。然而大陆晏阳初研究毕竟在7年中艰难地复兴了，它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央教科所的宋恩荣研究员无疑对此贡献最大，他从80年代初便开始顶着压力开始研究晏阳初，至1992年已有相关著述成果15件，此后他成为该研究领域专家也是理所当然。
　　四、快速发展时期（1992—2005）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教育学术界真正解禁。加之上一阶段大量一手资料的整理出版，晏阳初研究由此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主要表现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逐步拓宽，研究成果大量涌现。2000－2001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连续播出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通过的30多期“中国百年人物”专辑。晏阳初与蔡元培作为20世纪中国教育家的代表与孙中山、毛泽东、鲁迅、邓小平等并列其中。这意味着大陆对晏阳初的评价有了空前提高。以下分几个方面总结1992年以来晏阳初研究的大量成果。
　　（一）文集、专著
　　《晏阳初教育论选著》[22]以时间顺序记录了晏先生的训话、演说等资料。《告语人民》[23]是晏氏多年活动和思想的精选，还收录了赛珍珠的TellthePeople（李特溟译）。本阶段另有两本晏的纪念集：《晏阳初纪念文集》[24]、《老师的话》[25]。2000年，由镰田文彦翻译的《晏阳初及其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26]在日本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该书由宋恩荣应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之约选编。
　　宋恩荣、熊贤君合著《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6]是1990年代前期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的高峰。作者不仅全面考察了晏氏教育思想形成、发展的整个脉络，还立于社会总体高度上，对晏氏教育思想与整个时代背景的关系进行了描绘，对晏的三大基本信念（民本思想、基督精神、科学民主）加以深入阐述与剖析，在此基础上给予较全面、客观、公允地评价，为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的深化打下良好的参础。
　　《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27]是一部简要论述晏阳初平教与乡建思想、实践的传记。詹一之主编《晏阳初华西实验区》[28]是第一部研究华西试验区的专著。2001年，岳麓书社在大陆重印了吴相湘著《晏阳初传》。[4]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关于晏阳初的通俗性著作。如长篇纪实小说《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29]、《晏阳初传略》[30]、《从晏阳初到温铁军》[31]。《晏阳初传略》由晏先生侄孙晏鸿国编撰，此书史料丰富，内容翔实，披露了阳初博士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从晏阳初到温铁军》收有晏在国内外进行乡建活动相关照片50余幅，其中很多是首次面世。
　　（二）、学术论文
　　本阶段，公开发表的以晏阳初思想及实践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总计有200余篇。除刊发于各类期刊、网站4以外，还有湖南武岗师范学校编《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第三集）论文集。[32]此外，笔者还搜集到12篇未刊的硕、博士学位论文。[33]
　　这些论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从宏观的角度就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思想与实践进行总体的梳理与评价，这类文章占有很大数量。其基本内容有三部分：生平介绍，思想与实践的总体勾勒，历史贡献与局限的评价。对于前两部分，不同的论文有详略之别，但不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对于第三部分内容，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少学者已经突破了“改良主义”的局限。近年也有不少人把晏阳初的思想和实践同其他中外教育家进行比较研究。
　　二是从中观的角度对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中某一个方面或侧面进行研究，其切入点是多元的，主要有：民本精神，民主政治观，师范教育思想，成人教育思想与实践，公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卫生保健，科技推广，团队管理，县政改革，社会学发展等。
　　三是从微观的角度就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中某一细小的问题入手进行研究。或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对其进行剖析，如晏氏所提倡的“第五种自由”、晏氏的中国情节等；或站在当代的历史语境中，对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在当代推行的必要性、可能性、现实经验等进行论证与总结，主要涉及当代职业教育、农民教育、农民工培训、可持续发展等。
　　2001年和2004年，在四川成都和巴中先后举办了“纪念晏阳初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及“晏阳初平民教育国际论坛”。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晏阳初研究者在内的很多学者召开了20余次中国新世纪乡村建设主题研讨会，开始从单纯的理论探讨转向实践探索。据张海英介绍，日本对晏阳初研究非常重视，已经把晏阳初的思想提高到现代化走不下去后，发现新路子的路标这样的一个高度。

　　通观近80年来晏阳初研究的成果，可以说，中外学术界的研究已取得相当的成绩，为它的扩大和深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与晏同时代且经历很相似的教育家陶行知的研究相比，晏阳初研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晏阳初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宝贵而又丰富，目前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开拓余地。
　　一、资料整理
　　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挖掘利用是研究的基本，资料的突破往往会导致研究的突破。由于晏阳初献身平民教育事业长达70年，足迹遍布湘、冀、川、台及美国、菲律宾、危地马拉、加纳等十几个国家、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档案。就史料的搜集、整理而言，依然有相当艰巨的任务。如“定县实验”中的农民报刊、秧歌、话剧、1000多种平民教材、相关实物、图片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平教会的全宗号档案，包括报告、调查、图片等；现存美国、菲律宾等国的档卷，尤其是IIRR的大量文献，也亟待整理翻译。此外，编选包含晏氏国内外家属、生前好友及同事、学生等的回忆文章的纪念集、编撰已刊行论著的《晏阳初研究文献目录》、《晏阳初研究资料索引》等也很有必要。
　　二、研究主体
　　已有的成果显示，论文多而专著少，“单兵作战”是晏阳初研究的主导形式。虽然湖南、四川、河北定州等地的晏阳初研究会早就成立，但多是民间组织，因经费毫无保障，开展工作困难重重，所获成果寥寥无几，有的研究会早已名存实亡。晏阳初与陶行知都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他们在家庭、人生及事业等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1980年代以来，国内晏阳初研究的所有成果超不过500件，不及同时期国内陶行知研究成果总数的四分之一。6要想改善这种局面，全国性的晏阳初研究会、基金会有必要尽快成立，承担起组织协调和经费支援功能，积极推动跨地域联合研究（如跨省区联合、海峡两岸联合、国内外联合），以显示群体研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如前述国内外大量晏阳初资料的搜集整理，单靠某几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三、研究视域
　　现有论著大多是从历史学、教育学视域切入，集中于晏阳初的平教、乡建思想及实践，极少涉及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研究领域和学科视角较为单一。今后的晏阳初研究，似应从选择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从多学科视角(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农民学、管理学等)进行多维透视等方向寻求突破。只有多学科的、专深的研究进行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才有可能描绘出晏阳初思想与实践的更为真实与清晰的图像，才能对晏阳初及其思想与实践做出更为中允的评价。笔者以为，下列专题可作为晏阳初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突破口。1、思想方面：晏的哲学思想，晏的社会学思想，晏的宗教思想。2、社会关系方面：晏与平教会、晏与基督教会，晏与国民政府，晏与美国，晏与菲律宾，晏阳初交谊录。3、心理方面：晏阳初人格魅力和个性心理分析。4、比较研究：晏与陶行知比较研究，晏与甘地比较研究等。5、“定县实验”的深入研究：如“定县实验”中的博士下乡，“定县实验”与李景汉，“定县实验”与孙伏园，“定县实验”与瞿菊农，“定县实验”与汤茂如。6、撰述方面：《晏阳初年谱》、《晏阳初大传》、《晏阳初评传》等。
　　四、成果形式
　　传统的论著论文仍将是今后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可以拓宽思路：首先可以借助影视媒介，除记录片、专题片外，也可以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其次是运用文学手法，创作小说、散文、戏剧等通俗作品。最后还要重视相关历史遗迹的保护和开发。晏阳初在国内外留下了大量活动遗迹，它们同样是进行研究的珍贵资料，只不过以物化的形式存在罢了，而这些遗迹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总之，我们要尝试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使晏阳初研究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以吸引更多的眼球，从而达到晏阳初研究服务社会、服务现实的目的。
　　我们也注意到，2003年7月，由温铁军倡导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成立，他们决心继承晏氏遗志进行“中国第二波乡村建设运动”。2005年7月，温铁军领衔的中国乡村建设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这些思想和实践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注和支持。这反映出晏阳初研究由理论走向实践的重大转变。
　　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在专家学者与政府部门的密切协作下，在资料的全面利用和不断发掘的基础上，在国内外广大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晏阳初研究会不断有新的突破、会迅速走向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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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据笔者所查，晏阳初研究近80年来相关综述文章至今尚付阙如。
　　2．一是中国欧美同学会受命致函邀请晏阳初回国访问；二是1983年11月出版的《河北文史资料选编》第11辑用一半多的篇幅刊载了李景汉、堵述初、晏升东等人有关晏阳初及平教会的8篇回忆文章。
　　3．据2006年1月16日笔者在定州与李志惠访谈记录。
　　4．资料最多的是中国乡村网（www.china-village.org），其晏阳初专栏现有文章120多篇；其次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网（www.yirr.ngo.cn），有数十篇。
　　5．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有总数达171箱的IIRR档案。
　　6．有人统计，1985－2001年国内陶行知研究成果总数为2225件，其中著作123部，论文2149篇。见李庚靖：《中国陶行知研究80年概述》，《广西师院学报》，2002年第1期。

　〔薛伟强，男，1973年生，河北定州人，上海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主攻中国近代史，兼及中学历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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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孙诗锦　龙秀清
【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诉求与现实的需要，晏阳初研究日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涉及晏阳初的生平，其平民教育理念的来源、内容、实践，尤其是定县实验等，对其评价日趋客观与公正，但无论是在资料发掘、研究理路抑或研究方法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的一些研究范式与研究理路，如国家与社会理论等，来深化这一研究。

关键词
　　晏阳初；平民教育；乡村建设

正　文
　　晏阳初（1890—1990）毕生致力于中国和世界平民教育，被海内外誉为“平民教育之父”，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19个国家和地区为他塑了纪念像。但国内学术界对其从事的事业，长期以来给予不公平的对待和评价，视其为服务于旧制度、旧社会的改良派。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下，学术界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三农问题”日益成为我国现代化的瓶颈，如何改造农民与农村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在这种学术环境与现实诉求下，学者们开始寻找先例，评判其得失，总结经验教训，以期为现实的农村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20世纪上半叶关注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那些知识分子及其理念，其重要性与意义因而凸现出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理念与实践也得到了较为客观公正的探讨，出现了一批有水平的论著和论文。
　　一、时人对晏阳初的评价
　　自从晏阳初于20世纪20年代初创办平民教育以来，国内外各界对其活动即有反应，评价褒贬不一，见仁见智。但总的说来，赞扬者居多。中间知识分子的评价颇高。1934年蒋廷黻在《平教会的实在贡献》一文中写道：“平教会的教育是真正的活教育，平教会是在使用教育来造就国民。”“教会的实在贡献在把科学和农村联合起来!”“找到了改造中国农村的技艺和方案。”[1]毛应章在《定县平民教育考察记》（南京拔提书店1933年版）中称：“惟河北定县所办者，乃以县为施行之单位，有普遍全国之计划”，乃“救济当今中国农村之唯一的良策”。章元善在考察定县后，撰写《从定县回来》一文，言“平教运动在这一年内，得到了它的生命基础；新近科教计划已渐渐地趋入于经济一途。他们的生计教育部，研究农业之外，兼办合作事业。这一演化是很值得注意的。”并认为平教会已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实践基础，学以致用，前景看好。[2]北大教授周作人也参观了定县，在《保定定县之游》一文中，他高度赞扬了平教会“动手做而不高谈阔论”[3]的朴实精神。
　　对晏阳初大为赞赏的还有美国各界人士。晏阳初生前好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女士专撰《告语人民》一文介绍晏阳初与他的事业，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与美国当时著名的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O.Doug2las）联名签署“东西方协会主席和董事会的奖辞”，称晏阳初为“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和世界的公民”“无私地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自己祖国成千上万的地位低下的人民”“准备了一套不但能为中国，而且能为世界任何地方平民改善生活，并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你在世界之黑暗处点燃了一盏明灯”“衷心感谢你与平民教育促进会对人类所作的贡献”[4]（P351）。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评价说：“与其说他是一位进步的教育家，还不如说他更像一位革命的战斗员。毫不夸张地说，他所领导的运动将来会成为比任何中国军队操纵前进和后退更具有巨大意义的革命。”[5]哥伦比亚大学绍特维尔教授赞扬定县实验“注重培养人民自己负责的基本观念，自将形成全国人民生活的永久基础”[6]（P349）。特别是1943年5月在纽约举行的哥白尼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晏阳初与爱因斯坦等一起荣获“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的称号；1945年11月美国旧金山参事会给晏阳初颁发了“荣誉公民尊敬状”，这两个事实雄辩地证明美国人对晏阳初充满了敬意。
　　当然，也有许多人对他的做法不以为然，提出批评甚至是恶意的攻击。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在1933年10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上著文批评说“定县事业，直不啻一骗人东西”，“考其成绩，实不过一隅之发展，何补于整个之农村。”晏氏实验毫无必要，因为“乡村事业，欧美已行之有素，可资借镜，不必闭门造车，独出心裁”。1931年，蒋介石派中央军校考察团赴定县考察，该团虽然赞扬了定县实验的某些成绩，但又指责定县不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而采取了教育中立主义。北大教授燕树棠指责定县平教会“引起了教党与非教党的冲突”，并“时常训诫地主不得压迫租户，债主不得压迫借债人”，说“平教会在定县潜伏反动势力”，因此，“河北省军警当局把定县划作赤区”。[6]（P351）
　　当然，批评者中有的也采取了分析态度，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如孙冶方、吴觉农、冯和法、钱俊瑞、薛暮桥等对平教会及定县实验、乡村改造发表了许多看法，较有影响的有：李紫翔的《中国农村运动之理论与实际》、费孝通的《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吴半农的《论“定县主义”》、千家驹的《中国农村建设之路何在》，以及孙晓村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估计》等，他们肯定了晏阳初的工作精神，又客观地指出了晏阳初改良主义的错误。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晏阳初在40年代争取美国援助时采取了中立态度，故一度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被指责为“美帝国主义利用来侵略中国的一个理想人物”，“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直接受美帝国主义指使，向中国人民巧妙地实行文化、经济、军事、政治侵略的奴才”[7]，是“打起‘学者’招牌，披上‘改良主义’外衣的‘江湖客’”[8]；平教会也被定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而被强令解散，平教会的许多骨干遭到迫害甚而处死。这种偏执的观点和做法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以上诸论，无论赞颂抑或批判，皆流于表面，感性评论居多而理性分析少，尚谈不上系统研究。在这方面，国外与港台学者走到了前面。
　　二、国外及港台研究
　　在台湾和美国，对晏阳初及其平民教育的研究要早于大陆，且成果斐然。费正清先生认为：“闻名于世的吉米·晏在20世纪20年代深入中国北方农村，在那里开展识字、公共卫生以及农业科学的乡村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9]（P28-37）美国学者海福德把晏阳初描绘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对晏氏及其朋友来讲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在社会上的不负责任行为，或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而是首先意味着合理地控制社会和民族力量的可能性；并以此来区分他与其他社会力量与个人如毛泽东等人在解决农村问题上的差别。[10英国学者林培乔在《晏阳初教育思想与实践在成人教育传统框架中的地位》一文，通过对晏阳初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成人教育传统结构中的地位的考察，揭示了其社会改革理论的独特性及其历史作用。[11]（P289-307）加拿大学者伊拉兹马斯·D·芒纽在非洲农村工作多年，后任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研究部主任，并在布兰登大学任教授。他在《乡村建设与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一文中，通过对农业生产模式及革新研究和革新成果推广的分析，指出了在农民中普遍推广新知识、新技术的困难，这需要“研究人员和农民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直接的合作关系”，并认为晏阳初“深入民间的教导”的方法因而值得“发现、学习和实践”。[11]（P344-359）日本学界的关注更早，大久保庄太郎、小林善文等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即对晏阳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研究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如强调中国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对抗战力量形成的影响，视角颇为独特。
　　对晏阳初生平详加介绍的首推湘籍海外学者吴相湘教授，其《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版）以平实的手法与通俗的语言叙述了晏氏的一生及其所从事的事业，其所引用的资料大多是晏阳初自1943年以来存美的文件，以及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档案，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虽然某些政治倾向和学术观点是我们不能认同的，但是作为一部史料丰富的人物传记，值得参考。台湾的韦政通先生在《“创造转化”与“自我实践”———论晏阳初的思想与人格》一文中则认为，晏阳初的魅力在于其具有思想和人格两方面的创造性，所谓思想上的“创造转化”和心理上的“自我实现”。韦先生尤其强调晏氏在重视创造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文化传统的认同。[11]（P250-265）在《儒家与现代中国》（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4年版）一书中，他又将晏阳初视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并用三章的篇幅加以介绍，揭示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与现代化的冲突，认为晏阳初及其事业“是为儒家优良传统的现代化提供的一个动人的例证”。
　　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晏阳初的乡村启蒙运动也是西方和港台学者的趋向之一。1985年，美国哈佛大学洪长泰博士出版了《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晓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首次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讨论和推广”。它不单是一部民间文学史，更是一部有关民俗学和文化史的著作。赵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即深受洪书的影响。这两部书并不直接以晏阳初为主题，但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与思考空间。
　　另外，台湾国立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江明渊的硕士论文《民初陶行知、晏阳初教育理论与民间文学之关系研究》（2004年6月完成，未发表）重点探讨了民间文学在民初平民教育运动中的作用。论文以历史分析法和文献探讨的方式，对两位平民教育家的教育理论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作了分析和比较，客观评价了二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推行平民教育与乡村教育的历史贡献，认为他们除了重视平民受教育权，企图通过开化民智以“作育新民”，为实行共和国权利义务做准备外，其更深层含义则蕴含了“浓郁之人道关怀与爱民族、爱国家之情操，亦即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具体实践”。
　　三、大陆学者的探讨
　　大陆学者重拾晏阳初话题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及农业现代化的现实密切相关。上世纪80年代晏氏两度回国也激发了学者们的热情与兴趣。首先冲破禁区重新评价晏阳初的是教育界。1988年，宋恩荣为《中国教育通史》（毛利锐、沈灌群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撰写的有关晏阳初的章节（第22章第7节）被认为是中国教育史著作中第一次以平和的心态客观地介绍晏阳初理论与实践的著作。此后，中国教育史界对旧时代教育家逐步丢弃了“革命大批判”的态度，转为实事求是的研究与评价。[12]（P88）
　　随后十余年间，宋恩荣等人在资料整理与专门研究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先后出版了《晏阳初全集》（宋恩荣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992年版）、《晏阳初文集》（詹一之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晏阳初文集》（宋恩荣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李济东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原始资料，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晏阳初全集》是目前研究晏阳初最完整、最具权威性的资料，主要搜集了晏先生70多年来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论文、演讲等，共三卷，前两卷主要记录了晏氏在1919—1988年间的论文、演讲，第三卷主要搜集其1916—1984年间的信函。这些都是珍贵的原始文件，此后的研究都是在这些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展开的。
　　与此同时，河北、湖南、四川等省相继成立了晏阳初研究会，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与纪念活动。尤其是1990年在石家庄召开的“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菲律宾及中国内地与台湾的近百名学者与会，会后分别用中英文出版了论文集[11][13]，共收录论文50余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晏阳初的思想、个人品格及事业，并涉及菲律宾、日本、印度、台湾的乡建理念与方法，以及当代中国乡村问题的个案分析与研究等，还收录了晏阳初生前同人和好友的回忆录。论文大多超越了传统的史实描述和解读的模式，倡导客观评价晏阳初。此后，晏阳初研究逐渐溢出教育学界，向史学界、社会学界蔓延。目前，国内学者已出版专著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内涵。宋恩荣等撰写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是国内此方面的第一部系统研究专著。作者详细介绍和阐述了晏阳初一生从事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事业（前六章），重点揭示了其平民教育思想的三个来源，即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西方基督思想和民主思想，充分肯定了晏阳初作为平民教育家、乡村改造运动的倡导者与实践家的历史贡献。詹一之、李国音合著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重点描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生涯，对其思想也作了系统、客观、科学的研究。此两书为重新评价近代教育家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宋恩荣还进一步指出，晏阳初教育思想不仅融汇了古今中外的精华，更主要的是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教育需要走本土化的道路，而不能一味地照搬欧美模式。李文珊则认为民本政治观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但晏氏忽视了“民力”的培养和发扬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没有把“愚、穷、弱、私”病根的原因剖析出来。[14]姜荣耀将晏阳初的思想准确而简洁地归纳为：一大发现———脑矿；两大发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三大方式———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四大教育———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五个结合———教育与实际生活、理论与实际、科学与农村实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个人与集体相结合。[15]张良才、刘义江认为其平民教育思想经历了从以城市为重点向农村教育转变和由单纯的扫盲发展到系统化的乡村建设这样两大历史性的演变。[16]部分学者还探讨了平民教育与抗战教育的关系，认为晏氏早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对民众力量有了认知，并呼吁各界培养民力。[17][18][19]
　　其次，研究晏阳初，还离不开对其思想的评价。大多数学者都探讨了其平教思想的改良性质。张玉山认为，平教运动是企图用“教育救国”方式来探求救国真理的一种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上层社会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但平教派企图在不流血的前提下进行改良，鼓吹教育改良拯救中国，这在客观上为反动统治者用它来对抗革命提供了条件。[20]徐秀丽则从平教会扫盲成效入手分析了晏氏乡村教育失败原因。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平教会发起的扫盲运动顺应了教育普及化、民主化的潮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民众识字率及文化水平的提高，教材教法的不断完善，教育经验的不断丰富。但其总体成效与预期设想相距甚远，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民众尤其农民对文字并无太大需求。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面对面的社会，不必求助于文字，对农民而言，“文字仍是一种奢侈品，与实际生活并无多大关系”。[21]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见解。部分学者还探讨了平民教育理念与方法对当前农村扶贫工作的借鉴意义。[22][23]
　　再次，晏阳初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也是学者们探讨的热点。周逸先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理论的思想内涵，即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崇尚科学，注重实验；扫除文盲，作育新民；联系生活，启发自觉，“四大教育”、“整体实施”、“三大方式”连锁进行；教育与社会改造相结合。表现出实践性、创造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特点。[24]与此相关的是晏氏的科普思想，在乡村改造实践中，为了医治“愚、贫、弱、私”四大病症，晏阳初提出了“博士下乡”的口号和“农民科学化、科学简单化”的原则方法，形成了其独特的科学普及思想。金保华、周孟璞等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认为该思想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患意识，具有科学性、民主性、民族性、创造性等鲜明特征。[25][26]华西（1946—1949年）作为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验的两大基地之一，一直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其详情与材料也鲜为人知。谭重威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对华西实验区乡建工作的目标、原则、组织机构，及其在农村教育、经济建设、组织合作社、卫生建设等方面的活动作了探讨，并与我国1993年成立的11个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相对照，认为华西实验区的经验可以为新实验区提供借鉴。[27]张建琼对抗战时期晏阳初在四川的活动及思想进行了探讨。[28]
　　四、问题与展望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晏阳初研究的显著成果是著述颇多，客观冷静；但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给人以深刻印象，相当多的论文平铺直叙，缺乏深度，甚而老话重复，了无新意，观点与论据复制的现象也时而有之。这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细细思索与玩味。
　　首先是资料问题，这是提高研究水平的关键。关于晏阳初及其平教事业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内很难挖掘，大多藏于美国、台湾、菲律宾等地馆院之中，由于空间、经济等原因，大多学者无从得到一手资料，因此造成了研究的困难，如宋恩荣主编的《晏阳初全集》即是此例，说是“全集”，其实并未能收罗晏氏的全部文录。时人的农村调查研究也是难得的史料。如李景汉根据多年对定县地区的调查写成83万言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回忆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社会调查工作》；国民政府根据农村经济普查和定期统计，每月出版的《农情报告》；金陵大学的美国人卜凯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先后写成《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的土地利用》；陈序经的《乡村建设运动》（大东书局1946年）；章元善等编的《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三集（中华书局1934、1935、1938）；张世文编的《定县农村工业调查》（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1936年版）；以及日本人根据“满铁”华北农村调查出版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等，皆具有重要价值。这些文献或资料，加上三四十年代的百余种期刊，如河北定县的《农友》，平教会主办的《农民》等以及当时如天津、湖南的《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十几种报纸，为研究晏阳初及其事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只是它们还需有待进一步整理和挖掘。
　　其次，在研究内容上，目前学界对晏阳初的研究，重点仍然是他在建国前所进行的平民教育及其实验和乡村改造，而对晏氏教育思想本源，尤其是对于他早期接受的东西方文化思想与他后来所从事的平民教育及乡村改造事业之间的关系问题，探讨力度不够；对其后期在菲律宾、加纳、印度、危地马拉等国从事的国际性平民教育活动，鲜有论及，无论是资料收集或专门研究，均尚未起步。此外，深化研究空间也还很大，如晏阳初乡建事业并非他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以他为首的一个群体的事业，如何研究这个群体的整体活动；又如，20世纪初，除晏阳初外，梁漱溟、陶行知等也在做同样的事，如何在分别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整体研究，以揭示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对下层社会的整体关注，等等，都值得深入探讨。同时，民国政府主导的“乡村复兴运动”及县政建设运动与晏阳初等人的乡建事业是同步发生的现象，可谓殊途同归。近年来，学术界对此研究也开始起步，以社会史或乡村史的理论方法与视野为分析框架，出现了一批有质量的专著与论文[29][30][31][32]，为晏阳初研究提供了可资对比的学术资源。如何将这两个运动结合起来，加以贯通研究，以揭示政府行为与社会力量在解决乡村社会问题上的互动，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并大力探索的问题。
　　最后，在研究理路与方法上，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均采用阶级分析法并停留于史料解读层面，他们大都不约而同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晏氏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方法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农村，这种温和的不流血的改造不自觉地又成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最终是不能成功的。显然，在目前强调复原史实与学术为现实服务的境遇下，这种概念化的研究及其结论似乎已不合时宜，它既无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也无法为解决当今农村的困境提供有效的学术资源。要走出晏阳初研究的困境，我们可能需要借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如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以及跨学科的研究理路等进行突破。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与应用社会学、宗教学、文化传播学、发生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多学科、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不然，我们将很难走出“二元分析”的魔圈。同时，我们也需要将晏阳初及其乡村建设活动置于“长时段”的背景中去考察，因为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和国家重建的过程中出现的一场救亡运动。换一句话说，它是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启蒙国民性以达到改造中国命运的背景下发生的，忽视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对晏阳初及其事业进行孤立的解读，无法揭示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乡村启蒙活动的意义。如何把晏阳初的活动置于近代社会启蒙和社会重建的大背景下进行认识，探讨晏阳初等知识分子的乡建事业在解决“国”与“民”关系上的作用，给其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是目前研究者所面临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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