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学院化”的趋势与忧思
面对新世纪，文化或文学研究者“普遍注意到——文化和文学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深刻性已经是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表征” [1]。在一些期刊推动下，学界对“新世纪文学”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一种典型的更具全面性的、“以现实精神为主导精神，以生活美学为底蕴，以写作的文学观为伦理”的“新世纪文学”似已渐为学界承认。 [2]回望十多年来的新世纪文学，我们看到，文化和文学发生“重要的变化”的一个新现象是，学院与文学尤其是精英文学 [1]互动逐渐增多，文学主动或被动地与学院产生诸多值得审视与考察的新关系，可以说，新世纪文学的一个较明显的趋势是“学院化”。其主要表现是：大批作家、文学业者以不同方式进入学院供职；学院教育成为作家主要的精神与文化经历；文学创作与研究期刊与学院联系日趋紧密；学院研究人员渐成为文学批评与评奖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当下文学生产的重要力量。出现这一趋势有外在与内在的诸多原因，除了近年来高等教育大发展吸引了一批有影响的文学名人外，文学的现代和西方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同时也是新世纪文学应对消费文化，规避到学院中的一种现实策略。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应看到，在当下中国学院文化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务必审慎应对文学的学院化，防止文学生态的单一化，避免文学公共性的丧失，警惕过度“学院化”、“圈子化”的文学现状，以免凝聚精神与思想能量的精英文学的“消亡”。 “学院化”文学四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高校数、在校生数、学科博硕士点数等均大幅增加。目前来看，高等教育已初步实现了大众化，并深度影响了中国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与此同时，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和消费文化思潮影响下，文学(尤其是传统意义上曾经引领文化思想风潮的精英文学)的影响力逐步减弱，作为聚集精神和思想能量的文学空间也渐逼仄。此时我们发现，以承担高等教育为主要功能的学院与新世纪文学适时产生了互动，最明显的是较多的作家、批评家、文学业者开始进入学院供职。作家、文学业者进入学院供职的情形有多种，其一是知名作家受聘担任高校二级学院院长或研究中心主任等虚职。最具代表性的是1999年浙江大学聘请金庸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引起极大的新闻效应。[3]或许是受此影响，国内高校开始不断向知名作家伸出橄榄枝。如叶辛兼职上海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天津大学成立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冯骥才任院长；王蒙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后转为名誉院长；贾平凹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西安工业大学成立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陈忠实受聘为主任。较普遍的情形是作家任高校客座教授或研究生导师，以兼职的形式不定期到高校讲学或承担少量工作，这是一种宽松的聘任关系，相互不构成较强的制约。这种形式似乎较多，如铁凝、王安忆、蒋子龙、莫言、张炜等以这种宽松的方式在高校兼职。还有一些作家则是全职进入学院，接受学院体制的全面管理，有马原、张生、何大草、红柯、朱鸿、格非、王小妮、曹征路等。此外，文学评论家也不断被高校聘任，如陈晓明、雷达、耿占春、王光东、谢有顺、孟繁华、贺绍俊等，也陆续进入高校任职。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无论是主动或被动的方式，不同的作家、批评家等文学业者与学院产生了较以往更多的有机联系，对文学生态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作家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大学教育，甚至还有象笛安、张悦然、葛亮等年轻作家的海外教育经历、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等等。学院教育开始成为作家重要的精神与文化经历，作家拥有大学学历不再是值得炫耀的事情。其间稍有区别的是，像贾平凹、迟子建、莫言等80年代初走上文坛的作家，他们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多是工农兵大学生或大学作家班，较之经过国家正规考试选拔接受高等教育的作家而言，这种形式的高等教育门槛相对较低（这也是某些高校称自己是“作家摇篮”或“大学作家群”的一个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高等教育大发展背景下，更多的作家经过高考等相对严格的选拔方式接受了高等教育，60年代出生的如毕飞宇、邱华栋、李冯、格非、李洱、韩东等，大部分都是在人文学科较强的知名高校完成了大学教育。也有类似张生、潘向黎、葛红兵等具有了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如徐则臣、卫慧等70后作家则基本上都接受了较为完整的文学学院教育，在这一代作家身上，学院教育已成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反而是如路内、王十月、韩寒等没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则相对较少，以后也许会越来越少。[4]总体来看，学院教育有利于作家在艺术方式、文化思想上接受集中系统的训练，但也可能束缚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受。
新世纪文学创作、研究的各级期刊与学院关系较以往渐趋紧密。较明显的是200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联合左岸文化网推出了“北大评刊”论坛，其影响较大。随后跟进的有云南大学推出的“云大评刊”，尽管其影响力较弱，但也体现了文学期刊与学院关系的某种间接的联系。文学研究期刊与学院关系紧密的另一表现是经常合作确定研讨主题，共同主办学术研讨会、论坛等，或推出热点文学问题及重要作品研讨会，这种现象在当下中国文学研究和学院文学教学中渐趋增多。近年来，我们还看到，高校教授与文学期刊主编等人员交流开始频繁起来。有的学院专家教授被期刊主管部门邀请担任主编，如陈思和曾任《上海文学》主编、吴义勤2011年主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还有丁帆参与创办文学批评期刊《扬子江评论》、青年学者刘复生担任《天涯》杂志兼职副主编等。还有的是文学研究期刊聘请教授担任编委，如近年来，《文学评论》吸纳了十多位高校教授进入编委。近段时间，高校独立创办的文学研究期刊也渐增多，如由其他刊物改版而面目一新的《现代中文学刊》、《东吴学刊》等，在创办新刊物过程中，高校也尝试引进具有期刊经营经验的主编主政，如《东吴学刊》引进了具有多年办刊经验的《当代作家评论》林建法做主编。各高校主办的以书代刊的其他出版物就更多，他们为新世纪文学的学院化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学院人员逐渐成为文学批评与评奖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对于“作家批评”，学院批评似乎已成为新世纪文学批评的主导力量，目前所见各大文学期刊的批评文章大多来自学院批评家。在主要的文学批评期刊《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南方文坛》、《当代文坛》上，其批评类文章的署名单位基本大多为高校。近年出版的文学批评丛书中，影响较大的有著名批评家吴义勤（时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主编的首批10卷的e批评丛书（2004年出版），[5]其中收录的来自学院、或与学院有着职业流动关系的就有6卷。刘中树、张学昕主编、吉林出版集团出版的20卷本“学院批评文库”，更是直接打出了学院旗号，这或许可以说明当前文学批评“学院化”的事实。文学评奖是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现象，各种文学奖渐渐成为文化新闻的热点，一部分高校教授学者也随之成为各种文学奖项的评委。以近年声誉日隆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为例，2010年的八位评委，四位来自高校。十一名提名评委中，七名来自高校，多为博士研究生学历，或有博士后研究经历。官方背景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也开始注意从高校吸纳教授进入评委队伍。此外，越来越多的地方作家协会主席来自学院，如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红柯、朱鸿等就任职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丁帆任职江苏省作协副主席，中南大学阎真任职湖南作协副主席等，他们与文学批评、评奖共同汇合，形成了新世纪文学的学院化潮流，在文学批评、文学评奖、文学权力等多个层面上构成了新世纪文学学院化的新趋势。
文学“学院化”的传统与现实诱因 新世纪文学的“学院化”倾向接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就包含了特定的权力关系。因而，‘新文学’在30年代被‘大学课堂’接纳为研究对象, 似乎也象征着新文学的历史价值，最终得到了某种认可, 成为‘高级’ 知识的一部分”。[6]20世纪初，“新文学”能得以成为“高级知识”，与当时一大批作家进入学院任教有着相当的关系。苏雪林、沈从文、废名、朱自清等进入大学任教，既显示现代作家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也体现着现代学院（大学）的自由独立精神。“五四”后的三十年，几乎所有一流作家都在高校任教，如鲁迅、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闻一多等，这是现代中国文学独特的“学院化”现象。[7]由此观之，新世纪文学“学院化”轨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隐约可见。以《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为参考，其120 位作家中，有48 位曾在大学担任过教职。此外，由于现代中国文学一直受到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直接影响，在学院化上，也可清晰看到西方文学文化传统。“美国的一些大学为不少作家提供了较为理想的‘避风港’。作家进入大学文学系或研究所是一种妥协，因为大学能使他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既依附体制，享受因此而带来的经济收入、社会处境好处，又可以不完全受制于体制的僵硬和死板，还能保留自身的创作印记”。[8]这种文学学院化的西方图景为中国文学的生态发展提供了一种对照，是中国文学学院化发展的重要参照。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文学经受着消费文化思潮的剧烈冲击，文学所立身的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文坛，已逐渐分泌和分离出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网络写作”。 [9]传统的精英文学，或者纯文学，面临着新的危机，既有来自依靠商业出版运作而迅速崛起的80后写作的影响，也有依托互联网媒介的网络写作的冲击。作为持守经典、以“纯文学”为宗旨的精英文学尽管尝试以多种方式参与到商业文学和网络媒介的运作与互动中，但很难开拓精英文学的新道路，反而愈益使其不得不需要寻找新的栖身之所。同时，新世纪文化空间中，文学所要负载的道统受到了消费思潮的冲击，从事纯文学的作家既想固守传统，又很难找到施展空间，于是，学院似乎成为了可以暂时逃避的处所。另一方面，逐渐严密的大学学术制度要求的诸多考评指标体系也有赖于文学研究期刊、文学评奖，学院研究成果需要及时通过文学研究期刊流通，学院文学研究很难离开学术期刊的支持，这也为文学期刊提供了规避市场与文化消费思潮冲击的可能。此外，文学评奖需要提高公信度，学院教授的学术影响力便是一种重要选择。因此，文学期刊和文学评奖与学院产生诸多关系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互为因果因素存在。
新世纪文化状况纷纭复杂，作为文学从业者的作家、批评家、期刊主编等，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由云端坠入消费文化中的新状况，有的下海，有的坚守，有的落寞。在文化大转轨面前，文学从业者很难对自己有一个恒定的身份认同，对文学也很难达到信仰的程度。先锋小说家马原认为，“国外很多作家都在大学里任教，所以自己也选择这个路子，主要是自己不大喜欢‘专业作家’这个称谓”。诗人柏桦说“一是在于喜欢大学的氛围，二是有感于学者与作家的分野现在越来越大”。[11]还有许多作家出于其他无法言明的原因，比如对一种稳定生活的渴望、对教授职称的认同等，不一而足。但作家对独立自由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则很难真正确立。尽管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期刊各有不同的办刊方向，由于新世纪学院批评主导了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文学期刊在新作品推介上会及时期待批评家的及时反应，学院批评也势必要从文学创作期刊寻找批评资源。在学院力量支配下，尤其是现实的经济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文学从业者也很难完全放逐自我，也多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形势下无奈地逐渐认同学院。应该说，文学与学院的某种结合可以共同面对消费文化思潮的冲击，但或也潜在地表明新世纪的文学从业者受现实经济、文化的掣肘较多，也许部分文学业者对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上仍有种种差距，但现实的文化处境对文学的影响又是确实存在的。
“学院化”的文学忧思 新世纪文学“学院化”潮流中，文学与学院的复杂关系、学院化的文学现象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表象上看，新世纪文学中的作家、期刊、批评、评奖等的“学院化”，既是消费文化思潮冲击下，新世纪文学努力寻找新平台的尝试，也是学院研究要扩大学术影响力的一个举措。文学“学院化”强化了文学研究的学理性、经典性。“新世纪文学”、“底层文学”等逐渐得到确认，作家的人文学养、理性思考等逐渐增加，可以说，“学院化”是新世纪文学价值取向上的新认同，也是文学制度规约下多重互动中的意识形态实践。“学院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世纪文学、主要是精英文学的另一种思想方式、一套文本系统的形成，这种思想方式和文本系统使得自成体系的学院氛围维持着独特的权力，既有效应对80后为主的网络文学、青春文学，也暂时规避了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宏观上看，“学院化”促进了中国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为新世纪主流文学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向。作家的学院经历也成为其创作的主要文化与精神来源，或将对未来中国文学发展形成一定影响，而文学期刊的学院化运作使其暂时规避了市场危机，学术思路与办刊渠道也得到了拓展。 面对目前文学现状，我们又应看到，新世纪文学的“学院化”过程中也有值得深思的问题。长期以来，“学院文化、革命文化、社会文化在中国现当代学术中截然对立而难以统一的现象十分突出”。[12]即便在20世纪上半叶，相对自由的学院也无法与社会文化形成协调共进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的行政化负累依然过重，与社会文化的沟通仍显滞后，学院与社会多数情况下是隔膜的。学院在自我的“象牙塔”中形成了单一化的文化生态，无法象美国的学院文化，可以在相对自由民主的气氛中与“国家政治权力有着更加和谐和协调的关系”。[13]这种学院文化生态对于有着强烈“载道”传统积淀的中国文学很难构成健全的文化空间，也很难促进学院化的中国文学健康发展。
由于起源论意义上的文学以其“总体性的文化形象承担着特定共同体生活的立法与阐释功能”，公共性“一直构成文学表意的某种本体论承诺”。[14]也就是说，文学在实践论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某种关乎公共生活的公共释意系统，文学应该参与到特定生活共同体的公共生活秩序中。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不断“学院化”，或将使得文学的公共性表意滞后，难以将文学的敏感触角探触到本应与文学息息相关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中。学院中的作家、文学期刊、文学批评相互交织，可能会使文学的“公共性”功能消褪。近年来文学影响力逐渐减弱，除了影视娱乐崛起、快餐文化流行等客观因素，我们也不能不在文学内部寻找原因。笔者认为，文学主动或被动式的“学院化”应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一个规避到学院中的文学显然很难将身姿低到底层生活中去，无法触摸到社会生活脉息的跃动。实际上，现有的文学思潮回应社会已显得比较乏力，其思想能力逐渐弱化。譬如引起广泛关注的“底层文学”，除曹征路对现实思索较多，创作出部分关注现实的力作外（实际上，在其《那儿》、《豆选事件》等小说文本中，也有诸多概念化的缺陷），其他学院派作家或是少有关涉底层的作品，即使关涉底层，其作品或多或少都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这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作家学院化造成的一个症结。
作为公共表意上的文学应该与当下密切相关，行走一种实践之路。学院文学系统则以文学经典传承为主，需要隔着距离与时间来观察与审视。如果学院研究与文学创作、期刊、批评等关系过密,不仅影响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其形成的某种利益或权力群体，许会使得学院难以公允合法地处理当下文学，也可能会让中国文学逐渐失去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文学的生存空间则可能会不断萎缩，最终会不会就是一种思想与文化上精英性质的“文学的消亡”？文学的“学院批评”已经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新世纪以来，学院批评难以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在逐渐“中产化”的生活中，很难“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尽管“逐渐强大并日益成熟，但对于外界大众的影响空间却在逐步萎缩”。“对理论尤其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各类生涩的理论的过度倚重和使用，不仅会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而且有些批评者自身对这些理论并未消化”，更为重要的是，“理论的过度强化也会使批评者与作品拉开距离，对于作品鲜活生动的感知被压抑和抹杀了”。 [15]此外，文学批评学院化使得“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地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 [16]
总体而言，在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况下，学院文化尚未能与社会文化形成协调共进的关系，“学院”一词往往代表着“封闭”，学院文学也容易形成圈子化的文学。中国精英文学与学院的紧密结合可能会通过高校的考评体系产生不同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学所具有的感知社会、表达公平正义的文化公共平台也许会受到影响和制约，长远来看，将会影响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及世界文学的对话。过多地进入了学院的文学可能会形成相对单一的文学生态，这一文学生态如果长期存在，或将是中国文学的“沙漠化”，那么受到大众文学的冲击，受到网络写手的挑战必然会越来越严重，中国主流文学的危机将显得严峻，文学本应具有的“公共性”也许将泯灭。对此，我们应审慎看待，保持警醒，警惕汇聚了思想与精神能量的精英文学过度“学院化”。已进入学院的文学业者更应紧密贴合社会文化实际，保持思想开放与多元，走向社会，深入生活，唯有如此，新世纪中国文学才能稳健发展。
[1] 本文所探讨的“学院”，主要指以高等教育为核心的大学生活与文化氛围、大学课程体系及其讲授、大学教学与学术体制等多重意义上的范畴，本文所探讨的“文学”主要指传统意义上在现代中国曾经引领了思想文化风潮、汇集了社会思想文化核心力量的精英文学。
[1] 张颐武，《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文艺争鸣》，2005年4期
[2] 张未民，《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进程》，《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B3版
[3] 《金庸卸任浙大院长：年纪大了，还要继续读书》，《今日早报》，2007年11月26日
[4] 刘春勇，《文学与高校的蜜月期》，《中国教育报》，2010年2月21日
[5]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首批10卷，后陆续又收录王尧、贺桂梅等学院批评家的批评文章多卷。
[6]姜涛，《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课堂与新诗的历史讲述》，《学术月刊》，2007年1期
[7]刘春勇，《文学与高校的蜜月期》，《中国教育报》，2010年2月21日
[8]豹子，《进入大学体制的作家文化视点》，《成都晚报》，2004年7月7日
[9] 白烨，《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课题》，《文艺争鸣》，2006年4期
[10]李向红、杨小玲，《作家群体介入高校带来的是什么》，《陕西日报》，2005年3月18日
[11]豹子，《进入大学体制的作家文化视点》，《成都晚报》，2004年7月7日
[12]陈方竞，《“新国学”建构与当代学院文化建设》，《文艺研究》，2007年3期
[13]陈方竞，《“新国学”建构与当代学院文化建设》，《文艺研究》，2007年3期
[14]李胜清，《文学公共性的存在论命意》，《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1期
[15] 翟永明，《学院批评的空间危机与拓展》，《文艺评论》，2010年4期
[16] 刘中树、张学昕，《拓展“学院批评”的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2期
[17]李向红、杨小玲，《作家群体介入高校带来的是什么》，《陕西日报》，2005年3月18日
[18]豹子，《进入大学体制的作家文化视点》，《成都晚报》，2004年7月7日
[19]豹子，《进入大学体制的作家文化视点》，《成都晚报》，2004年7月7日
[20]（德）雅斯贝尔斯著，邱立波译，《大学之理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64
| 
|联系我们|手机版|Archiver|教师之友网
( [沪ICP备13022119号]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9-15 11:42:09
收藏
转播
分享
淘帖
顶
踩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