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收礼与教育权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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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收礼与教育权寻租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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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老师与学生的负面新闻，常见两种情形，一是老师殴打、虐待、性侵学生，二是因送礼、收礼而发生纠纷。恰巧这一则新闻，兼容了二者。

　　新闻属于两面之词。先说第一面。据《法制晚报》(2015年9月14日)报道，教师节那天中午，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第二高级中学高三班的班主任吴老师，令两位班长组织学生凑钱给老师买礼物，可是直到下午六点，钱都没收上来。当晚七时许，吴老师将班长郭雨叫到办公室，锁门，关灯，毒打十来分钟。郭雨走出办公室后，意识不清，竟而摔倒，右胳膊被玻璃划伤。经诊断，郭雨胳膊动脉断裂、左耳洞流脓水，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吴老师的说法恰恰相反。他矢口否认曾授意学生买礼物，更未毒打学生。当然他承认自己出现“过激行为”，不过另有原因：是日郭雨在老师授课期间玩手机，他把手机没收上来后发现，郭雨向同学所发短信，称他为“飞儿”。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飞”字。感觉被侮辱，他找郭雨谈话：“你是班长，老师对你这么器重、这么信任，在你心目中老师就是你儿子?你是我爹?”随之由动口而动手，“谈不上什么打，象征性的吓唬他，整他脸上和脖子上一下子，他有那个还击的意思，好像完了我又整他身上一下两下子”。
　　真相如何，尚需观察。从新闻配发的图片来看，郭雨手臂上的伤势，绝非被玻璃扎伤、划伤那么简单;耳朵上的伤痕，几乎可以确定是吴老师所为。由此可以推断，郭雨之说可信度更高，而且这也符合我们对教育界的想象与印象。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些年来，就我们所见，老师收礼的新闻与拒绝收礼的新闻，哪个更多呢?答案不言自明。按理说，后者该是常态；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前者才是常态。甚至学生及家长送礼，老师笑纳，已经无足为怪，要上新闻，还得变本加厉，如教师主动索取礼物，暗示或强迫学生送礼等，倘不如愿，则凶相毕露、拳脚相加，新闻所言吴老师是一例。我还记得去年的教师节，黑龙江省依兰县高级中学的一位老师，因学生未送礼物，骂了整整一节课，脏话纷飞，形同泼妇，毫无一丝为人师表的风范。其谩骂视频流传甚广，令人大开眼界。
　　无意控诉现实，我只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老师热衷于收礼，如新闻所示，这些老师的心理究竟扭曲到何等地步，才会逼迫学生送礼(也许他们并不以为扭曲，而觉得再也正常不过，那么，导致变态常态化，陋规合理化的病根在哪里)?
　　有人把板子打到学生及家长身上：他们不送礼，教师怎么收礼呢?呼吁学生及家长不要送礼，的确是一种解决方案。不过，我们还得反问：如果教师拒绝收礼，坚贞不屈，那么学生及家长送礼与否，则不再重要。这是一个双向抉择，不能单单责难哪一方，同理，不能单单豁免哪一方。
　　有人认为社会风气如此，殃及教育界。言下之意，送礼的学生及家长，收礼的老师，都是被社会污染的对象。首先我不认为，社会污染这么剧烈，令教育无处可逃，学生不送礼，便要被老师鄙弃，老师不收礼，便要被同侪孤立;其次，我们不可忘记教育的职责，正在于对偏见的矫正，对污痕的清洁。如果教育者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这个社会将丧失最后一道底线。
　　一些老师热衷于收礼，最大原因则在教育权的泛滥。我们的教育，既谈不上自由教育，亦非平等教育。老师与学生之间，并不对等(如吴老师发现学生叫他“飞儿”便怒不可遏，按郭雨的说法，其实“飞儿”及“飞哥”都是亲近的称呼)，他们的关系，接近于统治关系，好似牧羊人与羊。以前习惯于把老师比作园丁，学生比作花朵，恰也呈现了此中权力格局。如你所知，当权力不受制约，便有专制，便有腐败。体罚学生，可视为老师专制权的释放;学生及家长给老师送礼，则属对教育权的认同与膜拜;老师主动索取礼物，毋宁是教育权寻租最鲜明的表现。
　　2014年7月，教育部曾印发《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其中设置了六条警戒线，如“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等。这一规定的出台，正从侧面印证了教育权寻租的愈演愈烈，以至不得不明令禁止。更可怕的是，此举未能彻底刹住教师收礼之风，譬如我们谈到的这两则新闻，都发生在规定公布之后。由此可知教育权已经膨胀到哪一步，教育风俗已经败坏到哪一步。
　　今年教师节，我听到一句痛彻心扉的感慨：中国的教师不配拥有一个节日。这虽是愤激之言，然而，如新闻提及的那两位老师，毋宁正适用这样的论断。联系我个人经验，从小学到大学所接触的老师，以及身边的教师朋友，能够做到从不收礼，实在寥寥无几。我只知道我的朋友、《我们的天真填满整个宇宙》的作者王悦微老师，在教师节前夕应媒体之约撰文，宣称“只要我坚持不收，真的没有人能强迫我收”。反观读者的反应，仿佛见到外星人一般。王老师呼吁同行拒绝收礼，“做一个纯粹的教育者”，显得那么无力，她的结论，只能是“大道不行，各尽本分”，只能是“独善其身”。我读到这些话，感觉不是高尚，而是悲怆。
　　2015年9月14日供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