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八五班——拼不成形的一些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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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八五班——拼不成形的一些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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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系八五班借王迪老师八十大寿的机会大聚了一次。聚会后，要求每人写一点大学时的回忆。
    当我把心投回到二十多年前的记忆，脑子里即浮现出了一些曾经发生过的细节和逗事，比如，我想起了曹保平的三接头皮鞋钉了掌，每次快上课的时候就能听见楼道里清脆的铁掌敲击水泥地面的声音由远而近；又想起朱辛庄每天傍晚老师的班车在食堂门口开走后，农学院的校园就有种空阔和安静的感觉；早晨的操场上，远远地看到“明星班”的刘信义和赵越倚着篮球架在说话，男的一个穿着白色的跨栏背心，女的一个穿着红色的运动服；还有“回龙观”、“西三旗”、“二拨子” 这些奇怪的车站站名……为什么会记住并想起这些事，而不是另外一些事呢？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道理，这些事就这么随机地在脑子里蹦出来，如在目前。也许另外的某一天，某个机缘触发下，就会想起另外一些事？也许慢慢的、有条理的一点点回想，还会想起更多？又仔细想想，这些自动浮现的内容，真的发生过吗，还是经过了捕风捉影下意识的加工？——反正想起什么就写什么，信马由缰的往下写吧。
    对曹保平最初的印象就是他钉了铁掌的三接头皮鞋，嗒、嗒、嗒，踏着一路的碎步从楼道到教室，意气风发。保平是大同人，脸夹上有两块边塞人特有的“村儿红”，每天早上洗完脸，他都会从枕头底下拿出？——记不清了——白花花的雪花膏擦脸。有一次早上，宿舍里，大家还在睡觉，“通”的一声，所有人都被惊醒，保平从上铺掉了下来。幸亏床边有他和睡在下铺的黄锦志的书桌，否则，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可他为什么会从上铺掉下来呢？有年放假，我和方文、杨葵去大同找他玩。我们山西人就是有待客之道，保平特别热情周到地招待我们，置生病的女友于不顾，天天陪我们吃、陪我们玩。他父母做的筱面“拷姥姥”（一种山西特有的面食）好吃无比，那时候北京还没有“西贝筱面村”这种饭馆，筱面稀罕的很。自打那次之后，我和保平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哦，对了，我的第一双运动鞋也是保平托关系买的，一双NEW BALANCE，那时还不知道这牌这么有名。毕业后，保平从剧组买了一辆二手的国产吉普，开起来声音如同拖拉机。他刚刚学会开车，坐在驾驶座上双手紧握方向盘，心无旁骛，到一路口，他问我，前面是红灯还绿灯？我说，是红灯。他又问，那是该走还该停？——听了这话，我比他还紧张。
    黄丹是好学生，学习甭提多用功了。从来不旷课，任何枯燥无味的课他都嵬然不动，坐前排，听课、记笔记。那时候我特别敬佩他能把笔记记的那么清晰又有条理，字体也特别，最潦草的字每个笔划仍都清清楚楚。一年级的时候有门中国戏曲史课，讲课的老师叫祝肇年，从中央戏剧学请来的。祝先生常穿一件棉布的中式的上衣，声音宏亮，那些典雅优美的散曲配上左起竖写的漂亮板书，透着有修养有文化，电影学院的老师是没法儿比的。祝老师随口就能流利地大段大段背出那些杂剧、散曲中的著名段落，讲到精彩处，还会唱上一段。虽然老先生讲的内容在脑子里已成一片空白，但老先生讲课时的那种热情和诚挚却一直忘不了。虽然如此，那时的我还是月亮是外国的圆，对中国老古董也尊敬也欣赏，却没热情。有次学院的礼堂放《黑炮事件》，所有人都逃课跑去看，据说教室只下祝老师和一个学生，这个让人敬佩的学生就是黄丹。据说祝老师还是从容地把课讲完，此后，就再也没来给我们上课了，代他来上课的是他的研究生，自然是不如老先生了。再多唠叨两句，祝先生是我见过的最有传统风范的老师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说的“为人师表”或“言传身教”这些词，在我心目中说的就是这样的老师。
    黄丹从来不浪费时间。四年中他一直坚持一个习惯，每天睡前泡脚。据我观察，他只有在泡脚的时候才读“闲书”，比如，我记得他泡脚的时候会捧一本《读书》杂志看。真的，那情景现在还浮现在我眼前：一个瘦削的（那时大家都很瘦削）戴眼镜的年轻江南学子，双脚泡在热气腾腾的水盆里，手捧一本《读书》，伸着脖子就着学院统一配发的塑料台灯的灯光……简直可以入画！我一直揣度他从宿舍端盆到水房倒洗脚水这段时间会给自己安排什么学习项目。黄丹很少参加同学间的娱乐，只有一个时候例外，在学期末考完试到放假之前的那几天空闲，他会利用中午在宿舍吃饭的时候，一边吃饭一边和我们宿舍的象棋迷侯清莲、黄锦志下棋。一般饭吃完了，一盘棋也走完了，无论输赢他是绝不会再下了。这种严格的自律精神每每把以自由散漫为追求的侯清莲同学气得嗷嗷怪叫。
    说到下象棋，我又想起性情善良温和的赵玉滢同学为象棋而搬宿舍的事。我们从朱辛庄搬到蓟门桥，宿舍的环境可谓是鸟枪换炮。在朱辛庄的时候，我们一个宿舍住了七八个人，房间背阴，屋里塞满了床，入学看的第一个日本电影回顾展里有一部叫《暗无天日》，在我记忆里这个电影的名字和我们宿舍紧紧连在一起。搬到新校舍，每个宿舍住四个人，人人都有两屉的书桌，配台灯和书架，有带锁的柜子，上铺床头还有顶柜，朝阳大窗，宽阔的窗台上可以堆方便面，扔饭盆和电饭锅。我和黄锦志、侯清莲、赵玉滢分在一个宿舍。我、黄、侯都抽烟，只有赵不抽；我们三个出了名的脏乱差，而赵玉滢是出了名的爱干净。我印象特别深他第一个剧本作业的名叫：《水一样的女子》——可见一斑。有一次赵玉滢刚收拾完宿舍房间，扫了地，洒了水，其时，我正在窗台上煮方便面，随手就把方便面袋扔到了地上。
    赵玉滢说，大年，我刚刚扫过地。（广西普通话）。
    我说，嗯，我知道。
    他说，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捡起来？
    我说，不用，扫干净不就是为了再扔么，又不是以后不扫了。
    赵玉滢涵养特别好，没有再跟我理论，转身走了。
    好在最终逼走赵玉滢同学的不是我，而是黄锦志和侯清莲。有一阵儿侯清莲迷上了下象棋，每天揪着黄锦志的耳朵陪他彻夜下棋——可能不是真揪着耳朵，但不知为什么用这个来词形容感觉挺贴切的。如果老黄实在不干，老侯就以洋烟利诱，下一盘抽一根。老黄经不住诱惑，棋艺也挺长进的。老侯基本上不上课，但老黄有一半心思还在学习上，所以，脸色焦黄。
    侯、黄两人晚上下棋，烟抽得凶，房间里老跟刚生着炉子似的。烟又往上跑，赵玉滢同学——“睡在上铺兄弟”，不抽烟，却常咳嗽——这还不是最痛苦的。两人彻夜象棋大战，吃子的时候会发出“啪”的一声——两子相撞的声音。有天半夜，我偷眼看到赵玉滢几次翻身探头冲两人“哀求”：你们下棋可以，可可不可以不发出声音？这两家伙假装下得入迷，屏蔽了棋以外的世界，继续“啪”一声，又“啪”一声。那一夜，赵玉滢肯定对那个摔鞋的单口相声特别有感受。第二天，他就从我们宿舍搬走了。
    类似这样琐事还有好些，要都写出来，可能会太长了吧……比如，温州人王强的恋爱故事；河南方方和上海徐勤打架，以及方方使出江湖上著名招式“双风灌耳”后的后续；还有“大哥大”内蒙人张翔林的侠义传奇；黄锦志被保卫科的人打了一顿的后引发的小规模“学运”；还有我和发小方文同学误了末班车，连夜从北太平庄走回朱辛庄，然后煮方便面的故事；辽宁人侯清莲暗恋“呆头鹅”的故事，等等……编一编，都写出来，堪比刘索拉那篇《你别无选择》。
    这次08年年底同学聚会，绝大部分同学都联系上了，只有艾莹露消失了。在网上搜索竟也没搜着，一定是改了名儿。关于艾莹露我有一点零星而深刻的记忆。她是哈尔滨人，短头发，和龙新华一宿舍，在学校里两人常相跟着。艾莹露有一副“金嗓子”，也就是说她的声音太好听了，真的，和刘广宁、李梓、向隽殊比也毫不逊色。我记忆里没听过她唱歌，可我记得有一次，我正缩在宿舍的床上看书，听见楼到里有一曼妙女生说话的声音……我睡上铺，冬天，盖着被子——我放下书，穿了裤子，从上铺折腾下来，踏拉着鞋顾不得穿上，就为到楼道里去看一眼这说话的美女的是谁……再举一例，有一阵方文同学喜欢在宿舍里搞黑灯贴面舞会，七八对、有时候是十来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几个小时兴致盎然地以细碎步子在十来平米全黑的空间里摩肩接踵、晃来晃去，十分满足。有一次这种室内散步活动结束之后，美八三的一家伙说，自己今晚上贴了一绝色美女。搞美术的就是不一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也能分辩出色不色来。第二天，两人在食堂相见后，美术系的家伙回到宿舍后一语不发，声音和形象的对位给了他巨大的震憾，事后他不得不承认声音和美术一样具有极强的“造型功能”。我讲这两件事，不是说艾长的不行，是说她的声音真的是太美了——万一以后艾与我们又联系上，可不要误会我。
    同学就先打住，再回忆回忆老师吧。
    我们班刚入学的辅导员是苏牧老师。据说现在苏牧老师已经是著名教授了，书店里看到他专著《名誉》上的照片，留了一部浓密的大胡子，这才弄明白那时候的他在我记忆里脸色为什么总是一半青一半黄。苏牧老师刚大学毕业不久——赫赫有名的北大中文系，他最崇拜的同班同学是“特幽默”（苏老师语）的梁左，后来应苏之请，梁还给我们上过一阵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史。苏老师年青，能和我们打成一片，常在宿舍里和我们东倒西歪的神聊。他嘴边常挂着的是他的爱人，在苏牧老师的嘴里，那是一位年青貌美会弹吉它的姑娘。苏老师在小西天分到房后，我和方文去他家做过客，一间特别小的屋子，床占了全屋的三分之二，墙上果然挂着吉它，苏老师的爱人果然长的还行。苏老师留我们吃饭，餐桌是一个上下两层的小推车，就像现在有的火锅店桌边放菜的那种。汤盆在上面一层，两个菜在下面一层，饭碗得端在手里，吃饭的时候，喝汤的位置还正常，吃菜就得到下面一层去夹。这样的环境，小屋小两口，给我一种过得很甜蜜的印象。
    我也去过刘一兵老师家一次，那是一个大风天，屁股必须离座才能蹬得动自行车。刘老师家特远，在颐和园旁边的中央党校里。——因为我和方文的剧作作业不及格。
    有一阵我专爱和老师较劲，不爱写作业。有年暑假王迪老师布置了假期写札记的作业，开学那天我才想起来，于是赶紧找了几本三、四十年不大出名的作家写的散文集，类似叶紫、陆蠡之类的，心想渊博如王老师也未必知道这些作家吧，既使知道也未必记得他们写过这些散文吧。一顿狂抄，天亮全校出早操的时候刚好凑够了要求的篇数。那还是我在电影学院唯一一次出过的早操。自从这次抄作业成功之后，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胆大起来，剧作课的“对话一场戏”作业就临时抄了一篇海明威的小说。那小说叫《一块干净明亮的地方》，是海明威的一个名篇。结果王迪老师不买什么海明威的帐，给了不及格。方文的作业也可能是抄的，抄谁的我不记得了，也给了不及格。这就是我俩顶着大风去刘老师家的前史。
    进门坐定，刘老师说，大年，你知道海明威吗？我心想，坏了，暴露了。咬着牙承认，知道。刘老师说，海明威有个冰山理论，写对话，要有潜台词，就像冰山那样，八分之一露在水面，八分之七潜在海里，这次是对话作业，可是，你看你写的对话，全都是在说状态，没有任何潜台词。我心想，海明威这孙子也是眼高手低，理论说的那么高，自己也写的够次的，害得我作业不及格。不过好在听这意思，刘老师没发现我抄的就是海明威，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跟刘老师长谈了一下午，后来，我把这个作业彻底改了一遍，情境还是一个要打烊的饭馆，一个年青的伙计和一个耗着不走的老头之间的故事，但两人物的背景和聊天的内容改变了很多。这次作业通过了，我自己挺满意，刘老师也认为写的不错。到现在我仍觉得，是那个下午，刘一兵老师让我开了窍，教会了我如何写一场戏，如何找到推动人物和戏的发展的内在动作，潜写词是如何通过人物和情境的设置而自然形成，还有，最重要的是明白了戏剧和小说是两码事。
    后来刘老师在剧作上还给过我很多很多的帮助和鼓励，四年里他一直是我们的剧作老师，真的感谢他！
    最后，当然不能不写到王迪老师。但王迪老师不好写，写起来颇费踌躇。对于文学系八五级来说，王迪老师身上有一圈光环，和其它的老师有着不同的质感，这种质感是王迪老师和大家共同营造出来的，每个人在这个光环照耀下的理想世界中言之成理，各得其所……一想到王迪老师，线头是那么多，那么复杂，真是不知从何说起。这么说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王迪老师就没有文学系八五级，的确如此。
    我记得我们到了三年级的时候，王迪老师拟了一些题目，让同学们每人挑一个题目收集材料、分析、研究，然后假装自己是老师，坐在讲台上给其它同学讲，之后再由一旁的王老师归纳、总结和点评。这些题目大部分我都忘了，只记得自己讲的是“哲学与电影”，一蹋糊涂，不堪回首。王老师留给自己的题目是“情欲与电影”。王老师讲的内容我已经差不多都忘记了，只记得他引用了伯格曼的《呼喊与细雨》，特别讲到其中几场十分酷烈的戏。这个题目对于那个年龄的我实在是体会太少，也很难真正理解，但王老师讲这个题目的事我一直记着。——想想有趣：不理解的事物却往往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我越来越了解电影，就越觉得电影是当代人欲望的一个窗口，也是一个出口。好像齐泽克说过，现实是虚假的电影，电影才是真实的现实。现在虽然似乎没人再讨论什么电影本体论了，如果非要说电影有什么本质的话，那么说电影的本质是情欲倒很贴切。所以，可以说王老师是某种传统意义上的教师，不太讲技术，只讲艺术，还有做人——这是重点。
    其实还有许许多多关于老师和同学的事在记忆里闪动跳跃着，却又太零碎、纷杂，哪儿都不挨哪儿，一时无从说起。总之，吃一碗美好的红烧肉，过后，你还可以回忆这碗红烧肉的美好——我的意思是，一碗红烧肉给了我成倍的体验。二十年前，同学们和老师们在一起学习和生活，而二十年后，又可以回忆这些学习和生活，这真是太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