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管季超0712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胡适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胡 适

    我在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约计有一百四五十万字。我希望少 年学生能读我的书，故用报纸印刷，要使定价不贵。但现在三集的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字数近百十万，也不是中学生能全读的了。
　　所以我现在从这三集里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 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本。
　　我选的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组。
　　第一组六篇，泛论思想的方法。
　　第二组三篇，论人生观。
　　第三组三篇，论中西文化。
　　第四组六篇，代表我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
　　第五组四篇，代表我对于整理国故问题的态度与方法。
　　为读者的便利起见，我现在给每一组作一个简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们容易 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径。
　　一
　　第一组收的文字是：
　　演化论与存疑主义
　　杜威先生与中国
　　杜威论思想
　　问题与主义
　　新生活
　　新思潮的意义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 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 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 方法的性质与功用，故我选前三篇介绍这两位大师给我的少年朋友们。
　　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 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 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 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 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他本身的理 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 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 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即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的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 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 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
　　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我在“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里，只发挥这个根本观念。 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 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我说：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个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我这个主张在当时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 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问题， 少谈些主义”的警告。我说：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办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应该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更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最满意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我又说：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这些话是民国八年七月写的。于今已隔了十几年，当日和我讨论的朋友，一个已被杀死了，一个也颓唐了，但这些话字字句句都还可以应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现状。 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目的热”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 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一一都显现在眼前了。所以我十分 诚恳的把这些老话贡献给我的少年朋友们，希望他们不可再走错了思想的路子。
　　“新生活”一篇，本是为一个通俗周报写的；十几年来，这篇短文走进了中 小学的教科书里，读过的人应该在一千万以上了。但我盼望读过此文的朋友们把 这篇短文放在同组的五篇里重新读一遍。赫胥黎教人记得一句“拿证据来！”我 现在教人记得一句“为什么？”少年的朋友们，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么？ 你进一个政党是为什么？你努力作革命工作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 政府是为了什么而存在？
　　请大家记得：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
　　二
　　第二组的文字只有三篇：
　　科学与人生观序
　　不朽

　　易卜生主义
　　这三篇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
　　易卜生主义一篇写的最早，最初的英文稿是民国三年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宣读的，中文稿是民国七年写的。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 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篇文章在民国七八年间所 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 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
　　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便是易卜生主义。易卜生说：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 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 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 曲”的斯铎曼医生。斯铎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幕，遂被 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 话。他大胆的宣言：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 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 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 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科学与人生观序一篇略述民国十二年的中国思想界里的一场大论战的背景和 内容。（我盼望读者能参读文存三集里“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吴敬恒一篇， 页８２─１０７。）在此序的末段，我提出我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文 存二集页１３６─９）。这不过是一个轮廓，我希望少年的朋友们不要仅仅接受 这个轮廓，我希望他们能把这十条都拿到科学教室和实验室里去细细证实或否证。
　　这十条的最后一条是：
　　根据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这个意思在这里说的太简单了，读者容易起误解。所以我把不朽一篇收在后面， 专门说明这一点。
　　我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故我说这个小我是会死灭的。 死灭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现象，不足怕，也不足惜。但个人自有他不死不灭的部分： 他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都在那大我上留下不 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 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善 亦不朽，恶亦不朽；功盖万世固然不朽，种一担谷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 一口痰也可以不朽。古人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 我们应该说“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 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复责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
　　这样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杀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个人 虽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动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芳不止流百世，臭也不止 遗万年，这不是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吗？成功不必在我，也许在我千百年后，但 没有我也绝不能成功。毒害不必在眼前，“我躬不阅，惶恤我后！”然而我岂能 不负这毒害的责任？今日的世界便是我们的祖宗集的德，造的孽。未来的世界全 看我们自己集什么德或造什么孽。世界的关键全在我们手里，真如古人说的：“ 任重而道远”；我们岂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放下这绝大的担子？
　　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梦。”就算是一场梦罢，可是你只有这一个作梦的机会。 岂可不振作一番，做一个痛痛快快轰轰烈烈的梦？
　　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戏。”就说是作戏罢，可是，吴稚晖先生说的好，“这 唱的是义务戏，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谁便无端的自己扮做跑龙套，辛苦的出台， 止算做没有呢？”
　　其实人生不是梦，也不是戏，是一件最严重的事实。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 ；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凉；你拆烂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你种瓜便得瓜种豆便得豆，种荆棘便得荆棘。少年的朋友们，你爱种什 么？你能种什么？
　　三
　　第三组的文字，也只有三篇：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漫游的感想
　　请大家来照镜子
　　在这三篇里，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
　　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 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其实一切文 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 的。
　　木头是物质；而刳木为舟，构木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 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 机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多的多了。我们不 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
　　但是物质是倔强的东西，你不征服他，他便要征服你。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 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 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 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 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 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 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 象鬼的不长进民族。所以我说：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
　　反过来看看西洋的文明，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求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
　　这是我的东西文化论的大旨。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
　　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要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 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个衰病的民族， 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 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吸收。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 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
　　四
　　第四组的文字有六篇：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尝试集自序
　　文学进化观念
　　国语的进化
　　文学革命运动
　　词选自序
　　这里有一部分是叙述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的，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对于文学的见解。
　　我在这十几年的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上，如果有一点贡献，我的贡献只在：
　　（１）我指出了“用白话作新文学”的一条路子。（文存一集页５７─６３；页２０２─３；二集页２４３─８。）
　　（２）我供给了一种根据历史事实的中国文学演变论，使人明了国语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了白话文学在中国史上占什么地位。（文存一集页１４４─５１；页４４９─６７；三集页６３０─５。）
　　（３）我发起了白话新诗的尝试。（文存一集页１８７─２０４。）这些文字都可以表出我的文学革命论，也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
　　五
　　第五组的文字有四篇：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红楼梦考证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这都是关于整理国故的文字。
　　季刊宣言是一篇整理国故的方法总论，有三个要点：
　　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这一篇是一种概论，故未免觉的太悬空一点。以下的两篇便是两个具体的例子， 都可以说明历史考证的方法。
　　古史讨论一篇，在我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彩的方法论。这里面讨论了两个基 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方法 来评判史料。
　　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辩的自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辩等文字 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 的历程。我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的制度，都 是用这个方法。顾先生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绩。顾先生说 的最好：“我们看史籍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确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 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籍，追求其演变的 步骤，便是整理他了。

在这篇文字里，我又略述考证的方法，我说：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
　　（１）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
　　（２）什么时候寻出的？
　　（３）什么人寻出的？
　　（４）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
　　（５）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
　　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我说：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这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 是用一些“深切而著名”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
　　试举曹雪芹的年代一个问题作个实例。民国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证据，得着 这些结论：
　　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西历１７５６。） ──我们可以猜想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末叶，（约１７１５─１７２０。）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民国十一年五月，我得着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见敦诚鞔曹雪芹的诗题下注“甲申” 二字，又诗中有“四十年华”的话，故修正我的结论如下：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１７６４），……他死时只有“四十年华”，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
　　但到了民国十六年，我又得了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其中有“壬午除夕，书未成， 芹为泪尽而逝”的话。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当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 和我七年前的断定（“乾隆三十年左右，约西历一七六五”）只差一年多。又假 定他活了四十五岁，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这也和我七年 前的猜测正相符合。
　　考证两个年代，经过七年的时间，方才得着证实。证实是思想方法的最后又 最重要的一步。不曾证实的理论，只可算是假设；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才是真 理。我在别处（文存三集，页１７０─１７１。）说过：
　　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
　　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
　　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 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 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 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 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 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 事，可以不至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 千言万语，也只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 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 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 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抱着无限的爱和无限的希望，我很诚挚的把这一本小书贡献给全国的少年朋友！
　　         

                                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时，将离开江南的前一日。胡适。

我要我们的自由

    佛书里有这样一段神话：
　　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他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去滴在火焰上。雪山的大神看他往来滴水救火，对他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吧？”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山烧火，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他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也只因为我们骨头烧成灰毕竟都是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吃紧的关头，心里有点不忍，所以想尽一点力。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钳制。异己便是发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出版自由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是停止邮寄，重的便是封闭。所以今天全国之大，无一家报刊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负责任的舆论机关既被钳制了，民间的怨愤只有三条路可以发泄：一是秘密的小册子，二是匿名的杂志文字，三是今天最流行的小报。社会上没有翔实的新闻可读，人们自然愿意向小报中去寻找快意的谣言了。
　　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和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有国社会政治改善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的自由。
　　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军人政客的手里，这是不可讳的事实。这个政府，在名义上，应该受一个政党的监督指导。但党的各级机关大都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少年党人手里，他们能贴标语，能喊口号，而不足以监督指导一个现代的国家。这也是不可讳的事实。所以在事实上，党不但不能行使监督指导之权，还往往受政府的支配。最近开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代表是政府指派或圈定的。所以在事实上，这个政府是绝对的，是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的。
　　以一班没有现代知识训练的人统治一个几乎完全没有现代设备的国家，而丝毫没有监督指导的机关，——这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
　　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
　　我们深信，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用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有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
　　1929年

来源: 《胡适文集》11集P143，北京大学出版社

胡适精华议论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之，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
   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
   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
   又如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
   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
   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
     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中国）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中国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中国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利的影响。
    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中国社会作对。但是中国社会的权力很大，网罗很密；个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中国社会的敌手？
                                                     ——《易卜生主义》
    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雁》(The Wild Duck)，写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它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它一桶水，让他在水里打滚游戏。那雁本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它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
    个人在中国社会里，就同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就惯了，也渐渐地把黑暗世界当作安乐窝了。
                                                       ——《易卜生主义》
    这不是什么舶来的“经济史观”；这是平恕的常识。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俄。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
    西方古代有一则寓言说，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说葡萄是酸的；人们享不着物质上的快乐，只好说物质上的享受是不足羡慕的，而贫贱是可以骄人的。
    这样自欺自慰成了懒惰的风气，又不足为奇了。于是有狂病的人又进一步，索性回过头去，戕贼身体，断臂，绝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
    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进步，不过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两步，所以到如今还是这个样子。
    孔丘、朱熹的奴隶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
    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条是容易拋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第二条是容易拋弃学生時代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管季超0712

胡适为何拒绝组党？

傅国涌

1946年7月5日，胡适在阔别中国九年之后，回国出任北大校长，其一举一动都受到密切关注。是年9月《观察》创刊号登载了一篇“本刊特约南京通信”《组党传说中胡适的态度》：

胡氏回国后，外界即有胡氏组党的传说，业经胡氏公开否认，然此事非毫无起因者。这几年来，国事日非，一片混乱。人人对于现状表示不满，而一般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怀有的苦闷，尤其深刻。当今中国，国共对垒，一般受英美传统的民主教育洗礼的人，虽不满于国民党，但亦未必赞成共产党。民主同盟本来是超乎国共两党范围之外而独树一帜的，在思想上，大体可以吸收所有的自由思想分子，但民主同盟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怀着许多先天不足的集团，最近一二年中所表现的，也未能使人满意，故民盟本身的前途如何，现在仍在不可知之列。由此，在心理上及感情上，中国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实有急切组织一个政党的要求。然而组党须有领袖，这个领袖要具有各方面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比较言之，今日以胡氏所具较多；胡氏是今日中国有足够的声望以领导群雄组织新党的人物。现在有几种人都希望中国有一个新的代表民主政治及自由主义的政党。第一种人是现在国内一般正统派的自由思想学者，第二种人是现在国内一般倾向民主自由的工商界人物，第三种人是美国人。就中国的大局论，美国当然是要支持国民党的，但是一方面要扶持国民党，一方面又实在感觉国民党的扶不起来。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一二年，国民党所表现的许多行为，实在使美国内心烦闷到了极点，美国方面也实在希望中国能有一批新的人物出来，来增强国家的生命，并巩固国家的“安定之摆”。 【1946年9月1日，《观察》创刊号影印本，21页】

在政治上对胡适抱有期待的确不乏其人，就在他回国前，因“高陶事件”而长期居留美国的高宗武5月2日给他写信即说：

中国今日的局面，似乎尚远不及1937年，这胜利声中的亡国现象，真的令我人忧心如焚。

我很盼望你在动身之前，能和你几位美国老朋友交换一点政治上的意见，必要时，我尚盼望你领导一班人作一番最有效的新政运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79年，108页】

看不出胡适有领导什么“新政运动”之意，虽然此前他曾致电毛泽东，希望共产党能走上英国工党那样的和平竞选之路，那也只是书生之见。至于他组党的传说到底从何而来，《观察》创刊号的这篇通信中也有一点蛛丝马迹：“国民党当局对于胡氏归国后的动向，当然在密切注视中。胡氏甫抵国门，CC系即先来一个宣传攻势，宣称胡氏回国组党。这一拳使胡氏猝不及防。胡氏虽然从事外交数年，但毕竟还是书生本色，立刻公开否认，使CC的宣传攻势，大胜而归。”【《观察》创刊号影印本，22页】

如果说，此时有关胡适组党的传说，只是来自国民党某些方面有意的试探。不久之后，蒋介石确曾有意请胡适出来组党。1947年2月4日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就提到过此事，1月15日中午，蒋约傅斯年吃饭，座中别无他人：

“他问我，前谈 先生组党之说，如何？我说，未再谈过。他说，请先生再考虑。我说，组党不如办报……。”

接着蒋又表示要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力陈其不便。他跟胡适强调：“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也是在这封信中。【《傅斯年遗札》第三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1732—1734页】

可见，在1月15日之前，蒋介石已跟他谈起过要胡适组党的事。

蒋为何提议胡适出来组党？与美国的关系最大。当马歇尔在华调停国共争端，使命难成（共产党和民盟已拒绝参加国民大会），1946年12月27日，马歇尔与蒋谈话时强调，“渠必须以本身间接之领导，孕育少数党团，联成一个自由党，而后渠在国民大会中，所作之采取健全宪法之努力，始可免于仍是一党政府掩饰之外议。……余意组织少数党派，为一较大之自由政团，对渠将极有裨益，且能置渠于国父之地位，而非仅续为国民党一党政府之领袖。”蒋虽表示，完全同意他关于自由党之意见，但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这几个少数党派实在不成气候。马歇尔在离华之际发表的声明中主张，“尽力创造机会，使中国较佳之人士得以出头”。他更希望能在蒋介石的间接赞助下，组成一个爱国自由主义者的政团。他认为从蒋的立场言之，“此举实属必要。因渠需要一值得尊敬之反对党，以向世界证明，渠在中国建立民主型式政府之诚意。”【《马歇尔使华报告笺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575、577页】

1946年11月11日，胡适从北平飞南京，出席15日开幕的国民大会，在南京住了一阵子，请他组党之议大概就在这段时间。11月23日晚上，他和王世杰、傅斯年有一席长谈，当天王世杰日记说：“适之对于国民党过去之贡献，本历史学者之眼光予以同情。值此中外是非混淆之时，适之之态度颇为国民党之一个助力。”【《王世杰日记》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833页】但要他出来组党，他却拒绝接受。

1948年4月8日，蒋介石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想法在国民党内受挫之后，请他吃饭致歉，晚饭只有他们两人，宋美龄也不在场。就是这一次，蒋再三表示要他组织政党，他的回答是：“我不配组党。”并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对于这次面谈，他当天日记记得还比较详细。【《胡适日记全编》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709页】

他无意组党，也无意组阁，两次受邀出任行政院长，他都拒绝了。

二

时空转移，政局变迁。

1949年以后，胡适客居美国，支持雷震在台湾岛上办《自由中国》。然当蒋介石、雷震希望他出面组党时，他还是拒绝了。1951年5月31日，他在写给蒋介石的长信中说：“数年来，我公曾屡次表示盼望我出来组织一个政党，此真是我公的大度雅量，我最敬服。但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勉强。在多党对立之中，我可以坚决的表示赞助甲党，反对乙党，……但我没有精力与勇气，出来自己组党，我也不同情于张君劢曾慕韩诸友的组党工作。”【1997年2月27日《联合报》“联合副刊”，感谢林建刚提供。雷颐在《东方文化》1998年第五期发表的《从一封胡适致蒋介石函谈起》最早引用】张君劢、曾琦分别是中国民主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的领袖，这是他私下说的真心话。

1956年10月29日，雷震在台湾给他写信，恳切地劝他出来领导组党：

先生今年六十六，我已六十，对国事奋斗之日无多，我们应该在民主政治上奠定一基础。……建立民主政治的政府，我们纵不能及身而成，但我们要下一点种子。先生常写“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新党如先生愿出来领导，可把民社、青年两党分子合起来，加入国民党一小半及社会上无党无派者，成立国民党以外一个大党，今后实行两党政治。

11月5日，雷震再次写信给他：“我们要挽救危局，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的中国，必须有一个有力的反对党。并不是要这个党执政，就【而】是在旁边督促，使执政的国民党能够前进。请先生切实把这个问题想想。”

对此，他不予回应。1957年8月29日，当台湾盛传“反对党呼之欲出”、“胡适博士始作俑”，毛树青受《联合报》之命来访，他说：“这一年来，香港、台北的朋友曾有信来，说起反对党的需要。但我始终没有回过一个字，没有复过一封信，因为我从来没有梦想到自己出来组织任何政党。”当天他给雷震写信，在复述了这些意思之后，继续说：“丁月波和你都曾说过，反对党必须我出来领导。我从没有回信。因为我从来不曾作此想。我在台北时，屡次对朋友说——你必定也听见过——盼望胡适之出来组织政党，其痴心可比后唐明宗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00—103、116—118页】次日，他日记中提及写长信给雷震，“劝他们切不可轻信流言，说胡适之可以出来领导一个反对党。”【《胡适日记全编》8，497页】就是指这封信。

但雷震没有就此死心，还是希望胡适有一天能回心转意。

1958年5月27日晚上，《自由中国》杂志社举行餐会，有六十多人参加，主要是欢迎胡适，饭后雷震请他讲几句话，他夸了《自由中国》与雷震的贡献，最后提出对反对党问题的看法，认为不如改用“在野党”字样，并主张组织一个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新政党。在座的傅正、毛子水等人都明白，“这只表示他赞成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新政党出现，并不表示他愿意参加这一政党，更不表示他愿意领导组党”。毛子水当场说，明天报上又要说胡适之倡导组党了，使他有些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100页】

8月14日，雷震给他写信，又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吁：“我说在台湾搞反对党，可能流血。如先生出来，不仅可以消弭台湾人、内地人之隔阂，且可防止流血。先生当时亦【不】以为然。今日看情形，我的话一点也没有说错。对在野党事，是为中国民主政治铺路，我还是希望先生出来。”【《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137页】

11月17日，雷震到台北郊外的南港探访胡适（此时，胡已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第二天对《自由中国》编辑傅正说，“胡先生仍旧表示对政治无兴趣”。傅正在日记中说：“其实，这完全在我意料之内。老实说，人各有志，我们也不必勉强，事实上也无法勉强。在我看来，今天一切有志于以反对党救国的朋友，应该不必老把希望寄托在胡先生身上了。”【《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116页】

而雷震直到入狱前，对胡适一直抱有希望。1960年4月20日，他还对傅正说起，前些时单独探访胡适时，胡适曾向他慨叹，局面没有希望，除非有一个反对党出来。但是当他希望胡适出面领导时，又遭到了拒绝。不过胡适表示，反对党一旦组成，就在组成的当天，自己会正式发表声明，要求全世界支持这个组织。虽然他为胡适的态度转变，感到兴奋，甚至很乐观地认为一年内一定组成，而胡适自始至终都没有同意出来组党。【《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298页】

三

胡适为什么一次次拒绝组党？无论提议来自最高当政者，还是与他有多年交往的朋友。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性格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49年2月12日，胡适告诉雷震，蒋介

石过去请他组党，他说自己的个性不适合，他有“四不”，“第一、不请客，被人约请则去，但从不回请；第二、不拜客；第三、不写信介绍人，渠之学生甚多，从未写一封信；第四、△△△△，故不能组党。”【《雷震日记》1，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9 年，130页】

1957年8月28日，胡适给雷震的信中再次提及：“我一生有四不：不拜客，不回拜客，不请客，不写荐书。近一、二十年来又添‘不回信’。这样疏懒的人，最不适宜于干政治。此我自知之明也。”【《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115页】

他确乎只是论政的人，未必适于从政。当年《观察》创刊号上那篇通信对他的有些分析，颇能抓到一些痒处。面对胡适组党的传说，分析了他个人的条件，认为不可知的因素有两个，“第一，即胡氏的行政的才干，是否一如其思想的才干。治政与治学的性质不同，所需要的条件亦不同。……胡氏如组党，而其行政才干不足以副之者，则至少必须能有一个核心的高级的党的干部，以为策划执行的动力。第二，在大的思想倾向上，胡氏当然是领导得起来的，但一个政党不能单靠一种广泛的倾向来维持，尚须较为具体的纲领。……今日组党，领袖人物固然重要，而政党的基础仍在广大的群众。而群众决不能仅靠任何一个偶像来维系，须靠进步的政纲来维系。关于这点，胡氏出国多年，一方面他对于中国社会隔膜，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他也同样隔膜”。【《观察》创刊号影印本，22页】

这种隔膜可以说是他的书生本质所决定的。1948年4月2日，他正在南京，暂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蒋介石决意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在王世杰、周鲠生的劝说下，他确有心动，勉强接受了，但又有点犹豫，“事后仍觉身体健康与能力不能胜任”。【《王世杰日记》上册，893—894页】

当晚，他找年轻的考古学家夏鼐聊天。他说，最近半年内打算把《水经注》作一结束，这本是思想史中的一小注，竟费了他四年多的功夫，实出意外。此后，他计划续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上卷也拟重写，可将殷墟材料加入，大约需一两年的功夫。然后再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卷也许改成“活的文学”史，不一定是白话文学。他还想写整个中国文化史。说到这里，他又摇头，说自己老了，还有这三大部书要写，颇有“日暮途远”之感。说到自己教书三十年，没有教出一个可以传衣钵的徒弟出来，大部分上课听讲的学生，不能算是徒弟……说到自己成了公众人物，不能脱离一切，去从事研究，“最好是像陈独秀先生一般，被关禁几年，如又可得阅书之自由，或可专心著作。否则像副总统这样职任，消闲无事，亦属不错，且地位较高，有些小事像写字之类（指着书架上一大堆人家敬求墨宝的纸），人家也不好意思来麻烦了。但是万一总统出缺，这又更加麻烦了。最好能有一职位，每天以二三小时挣钱吃饭，其余时间可专心研究工作，北大校长仍嫌过忙，希望傅孟真先生或蒋梦麟先生能够来代理一两年，自己可以脱离行政事务，专心研究工作。……”

他越说越有精神，一直聊到十一点，夏鼐才告辞出来。【《夏鼐日记》卷四，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年，180—181页】这一夜的聊天是放松无忌的，同时可以看出他内心有点兴奋、有点激动，有可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不能不在他心中引起一点波澜，难怪他会想到“副总统”和“总统出缺”。这是当时夏鼐所不知道的。

4月5日下午，当王世杰告诉他，蒋介石想推选他为总统候选人的意图在国民党内没有通过，他非常愉快，如释重负，因为外间记者已喧传蒋将推荐他为总统候选人，他正十分头疼难以应付。【《王世杰日记》上册，895页】他当天的日记说：“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胡适日记全编》7，708页】同一天，夏鼐在《大公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猜想他前一天之所以没回来过夜，可能在友人那里躲避。【《夏鼐日记》卷四，182页】

他真正的志趣并不在从政上面，平时对时局的关心，也只是出于一个读书人的关怀，真要他去应对复杂、繁琐的事务，却非他所愿，也非他所长。何况，他清醒地了解中国的时局，即使他付出牺牲，也未必就能像他所愿望的那样。何况，他也从未打算牺牲。

当雷震他们在台湾组党已势在必行，明知胡适不可能出来领导组党，雷震身边的傅正对他早已失望了，1959年1月30日上午，傅正和雷震谈到胡适时，坦白指出，“胡先生不可能为争取原则而牺牲，并认为把组织反对党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便一定会落空。”雷震依然在为胡适辩护，傅正因此抱怨：“雷公对胡先生的崇拜，似乎有几分近乎狂热，总是替他辩护。”

当时还年轻的傅正，对胡适的认识倒是值得留意的，1958年4月9日的日记说：

其实，胡先生之为人，自为者多，为人者少，只是遭遇这样一个时代，使他左右逢源而已！这种人在学术上固然能够开风气之先，但人格上并不够完满。他之不可能出来组织反对党，是我早就料定了的，但假使反对党已打开了相当好的局面，那时若再拉他出面领导时，倒可能会出来的。

这些年来，因为是《自由中国》鼓吹反对党最力，所以一谈到组织反对党，大家总认为非胡先生出来领导不可，这固然是由于他的偶像作用已经造成，同时也由于大家未免太重视偶像。老实说，一个理想的反对党，并不是以某一个偶像来号召，而是要以具体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来号召。……

当然，胡先生既已有他的偶像作用，假使他真愿为反对党而努力，不惜牺牲自己，以求能对苦难的中国人有所贡献，站在有志于反对党活动的人，固然是求之不得。但胡先生如果真不出我所料，而不肯冒这种风险，人各有志，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他认为胡适的性格“不是一个可以断然决然从事政治运动的人”。持有类似看法的也不仅傅正一人，5月3日晚饭后，傅正拜访台湾大学教授王叔岷，谈话的中心就是胡适，“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共同认为胡博士要在学术上有什么惊人的成就恐怕很难，而要想胡博士在政治上领导反对党则更难。”【《傅正〈自由中国〉时期日记选编》，171—172、67—68、298、85页】

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往哪个方向去，在胡适心中是确定的，在他有限的人生当中，他能做些什么，他大致上也是清楚的，所以，他给雷震的信之说：“我平生绝不敢妄想我有政治能力可以领导一个政党。我从来没有能够叫【教】自己相信我有在政治上拯救中国的魄力与精力。胡适之没有成为一个‘妄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自信吧。”【《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116、118页】他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成为那样的“妄人”，一次次拒绝组党就是必然的。

                                                       2015年4月7日—8日、7月4日修订【原载《同舟共进》2015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