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内省——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下重任

管季超0712

反思与内省——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下重任

张梦阳

    丁帆先生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反思》(2015年9月23日中华读书报“家园”，以下简称丁文）和陈铁健先生的《求实明理话瞿研》(2015年9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以下简称陈文)是近年难见的好文章，有深度、有创见，读后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这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都能够进入深邃的思想天空中去反思，将人类历史上的大革命进行溯源式的对比，并与中国革命进行比较，梳理出一条在这些道路上行走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行状，进行必要的剖析，以此引以为戒，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警醒起来，从而减少一些文化悲剧的发生和重演。
    丁文醒目之点是，通过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民族性里的弥赛亚情结、斯拉夫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有些知识分子鼓吹的“村社运动”的批判，联想起了苏联时期的“集体农庄”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乃至我们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陈文则通过虞友谦《对〈多余的话〉认知差异的追问》（《瞿秋白研究文丛》第八辑，以下简称虞文）一文的再阐释，更为透辟地揭示了许多人至今对瞿秋白临难之际对个人心灵和行为的沉重思考——《多余的话》隔膜不解甚至厌恶否定的深层原因：主要是认知的差异，瞿秋白担心的“不知我者”，“与瞿秋白的观念有巨大落差”。瞿秋白研究者要深入解读瞿秋白及其同时代人所宗奉的列宁主义，以及他们自身的思想演变，恐怕要从解读涅恰耶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开始。不把历史深处的隐秘揭示出来，只是固守已有研究领域与思维定势，走不出历史迷津，瞿秋白研究就难有大的进展。虞文有所突破，恰恰是因为对历史作了深入的追本溯源，从而看到对《多余的话》的负面评价乃至“叛徒”之诬，主要缘于“革命意识形态”与“专制主义片面伦理观”；而对之持正面评价、同情理解者，大多以“人性论价值观”为出发点。“可以说，在观念上，我们还落后于瞿秋白。”
    说得真好！尖锐、明白，一针见血！读后不禁拍案称绝！
    什么是哲学？归根到底，就是人类精神的追根溯源的自我追问和反思。我们反思历史，不能仅限于就事论事，限制在局部的历史视野中，而应对现实和历史来一番追根溯源的哲学追问。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和宏观视野，反思“历史之所以然”，说明历史为什么是如此的，而不是如彼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跳出形而下的思维窠臼，升华到形而上的境界。
    2006年《财经》杂志第2期刊登了我和当代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先生的对话《没有理性的反思就没有理性的反抗》。有些人读后提出意见，认为我们将鲁迅精神概括为“反思”就空了。我则不以为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鲁迅的反抗，是在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反思、感到要其得到改变近乎绝望而偏要反抗绝望的一种理性的反抗，一种‘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让人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反抗。只有这种反抗才是鲁迅的反抗，是值得提倡的有积极意义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以深刻的理性的反思为前提的。没有理性的反思，也就没有理性的反抗。今天的思想者们，有责任倡导清醒自觉的理性的反抗，而抵制那种盲目颟顸的非理性的反抗。”如果不对反抗的本质目的及其方式进行理性的反思，一味沿着涅恰耶夫和工人绥惠略夫“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那样的习惯性道路盲目反抗。岂不是只能造成更多的悲剧。
    反思是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其实就包含了“内省”。我们不仅要反思外界，更重要的是内省自己，自省一下我们内心深处有没有与涅恰耶夫类似的“以恶易恶、以暴易暴”的思想？是否存在弥赛亚式的“传教士情结”？以避免再走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尚未完成就俨然去启蒙大众所导致的忽左忽右的歧路。
    诚如鲁迅所说：“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中国知识分子更是在帝国与人民之间处于悲剧的地位。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哲学和思想是那样的苍白与空洞。由此更加看到鲁迅是苍白中的异彩，空洞中的充实。如果把鲁迅也抹煞了，中国的现代哲学和思想岂不更加苍白与空洞？中国知识分子有必要发扬鲁迅反抗绝望的韧战精神，担当起反思与内省的重任，即使处于绝望之中，是与风车作战，也倔强地进行绝望的反抗，多几个“荷戟独彷徨”的思想的“呐喊者”，少些“昏睡者”，“被阉割者”，以至“自宫者”，更少些唱着“‘颂歌’与‘战歌’的唱诗班合唱队员”。像丁、陈、虞诸先生那样，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坚守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发出一点真的声音，不再无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