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10篇

管季超0712

民国大师10篇

一、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丰子恺

   在四十几年前，我做中小学生的时候，图画、音乐两科在学校里最被忽视。那时学校里最看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算术，而最看轻的是图画、音乐。因为在不久以前的科举时代的私塾里，画图儿和唱曲子被先生知道了要打手心的。因此，图画、音乐两科，在课程表里被认为一种点缀，好比中药方里的甘草、红枣；而图画、音乐教师在教职员中也地位最低。好比从前京戏里的跑龙套的。因此学生上英、国、算时很用心，而上图画、音乐课时很随便，把它当作游戏。

   然而说也奇怪，在我所进的杭州师范里，有一时情形几乎相反：图画、音乐两科最被看重，校内有特殊设备（开天窗，有画架）的图画教室，和独立专用的音乐教室，置备大小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课程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照当时规定，并不增多，然而课外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四时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的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

    这是什么原故呢？就因为我们学校里的图画音乐教师是学生所最崇敬的李叔同先生。李叔同先生何以有这样的法力呢？是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能演话剧，能作油画，能弹贝多芬，能作六朝文，能吟诗，能填词，能写篆书魏碑，能刻金石呢？非也。他之所以能受学生的崇敬，而能使当时被看轻的图画音乐科被重视。完全是为了他的教育精神的关系：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是认真的，严肃的，献身的。

    夏丐尊先生曾经指出李叔同先生做人的一个特点，他说：“做—样，像一样。”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原故。

    李先生一做教师，就把洋装脱下，换了一身布衣：灰色布长衫，黑布马褂，金边眼镜换了钢丝边眼镜。对学生态度常是和蔼可亲，从来不骂人。学生犯了过失，他当时不说，过后特地叫这学生到房间里，和颜悦色，低声下气地开导他。态度的谦虚与郑重，使学生非感动不可。

    李先生上一小时课，预备的时间恐怕要半天，他因为要最经济地使用这五十分钟，所以凡本课中所必须在黑板上写出的东西，都预先写好。黑板是特制的双重黑板，用完一块，把它推开，再用第二块，上课铃没有响，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坛上“恭候”学生，因此学生上图画、音乐课决不敢迟到。往往上课铃未响，先生学生都已到齐，铃声一响，李先生站起来一鞠躬，就开始上课。他上课时常常看表，精密的依照他所预定的教案进行，一分一秒钟也不浪费，足见他备课是很费心力和时间的。

   吃早饭以前的半小时，吃午饭至上课之间的三刻钟，以及下午四时以后直至黄昏就睡——这些都是图画音乐的课外练习时间。这两课在性质上都需要个别教学，所以学生在课外按照排定的时间轮流地去受教，但是李先生是“观音斋罗汉”，有时竟一天忙到夜。我们学生吃中饭和夜饭，至多只费十五分钟，因为正午十二点一刻至一点，下午六点一刻至七点，都是课外练习时间。李先生的中饭和夜饭必须提早，因为他还须对病发药地预备个别教授。李先生拿全部的精力和时间来当教师，李先生的教育精神真正是献身的！这样，学生安得不崇敬他，图画、音乐安得不被重视？！

                （选自2008年10月27日《现代教育导报》，有删改）

                                                

二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

   钱玄同到北京之时，虽然学术上已经是大师级学者，但他在思想上仍然认为推翻清朝之后中国的出路是要“光复旧物”，而且“愈古愈好”。但袁世凯借助

复古企图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两次丑陋的政治表演，促成了关心国运的钱玄同反思他的复古主张。他由一个复古主义者迅速转变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这种转变体现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对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全面地展示了他的这种取向。

   今天我们熟知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是陈独秀和胡适，但新文化运动若缺少了钱玄同，是否能造成那么大的声势，则殊可存疑。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各个方面展开全面攻击。对文学传统，他斥之为“谬种”“妖孽”，提出“应烧毁中国书籍”；对中国戏曲，他认为“今之京戏，理论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他提出“要中国有真戏，非把中国现在的戏馆全数封闭不可”；对中国古典小说，他认为“旧小说中十分之九，非诲淫诲盗之作，即神怪不经之谈。否则以迂谬之见，造前代之野史。”这还不算，最激进的是他甚至提出“废除汉文”，他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然而问题是，若真如钱玄同所说，彻底把古典中国的学问打翻在地，那中国该怎么办呢？钱玄同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把希望寄托于欧化。一个精通中国古典学问的大师，竟然能够对自己从事的学问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彻底颠覆掉，钱玄同可真敢标新立异！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这些主张，当然不可能全都实现，但也不是全无成绩。至于他提出新文学要新做的主张，则正是他促成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是《狂人日记》这篇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新文学杰作的催生者。鲁迅在《呐喊自序》里也说，是因为不忍抹煞钱玄同们“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终于答应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一篇《狂人日记》。”今天，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化无可争议的一面旗帜，钱玄同的催生之功不可谓不大。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显而易见，最明显的事实是，今天我们熟知并广泛运用的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及汉字横排等等，都是钱玄同率先提出的，正是钱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的结果。虽然时光流逝，白云苍狗，今天的读者大多很难再想起是钱玄同奠基了这一事业，更不会想到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标点符号、司空见惯的横排汉字正是出自这位文字音韵大家之手。

     钱玄同曾说：“我所爱的中国是欧化的中国！”这很容易使钱玄同被误认为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家伙，但这显然不是事实，否则就不能理解钱玄同晚年的抗日行为。实际上，钱玄同不是当时普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欧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唯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务期在短时间之内赶上。”他认为，只要不三心二意，左顾右盼，就一定能赶上这位大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并辔前驱，笑语徐行”了。从这我们可以看出，钱玄同激烈的反传统行为，其实是对当时祖国的落后和混乱怒其不争，因爱之深才痛之切的正常反应。

                     （节选自袁贺《钱玄同：引领风气的一代宗师》）

三 种花留与后来人

      ——记陈寅恪先生

                                                王永兴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陈寅恪先生备课讲课时，我始终在他身边，为他读通鉴和多种史籍，检视史料；他口授我抄写讲课纲要，上课时我在黑板上写史料。一字之误，他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先生极为劳累，①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做之事，他认为是平常事。全中国有几位教师能像先生这样教学，培养青年。先生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的后四句云：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

   “为人”之典出于《荀子·劝学篇》，荀子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人，即读书为了给别人看，得到吹捧，自吹自捧，得名得利，得到各式各样的官，头戴各式各样的高帽子。何谓为己，即“读书不肯为人忙”，先生有正确的解释：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先生讲授唐史备课要使用《通鉴》、《通典》、两《唐书》、《唐会要》、《唐六典》、《册府元龟》多种史籍文献。前四种书，先生指定他要听读的部分，要我事前准备，后三种书和其他有关的书，需要时先生命我检阅。大书桌旁摆着两件小沙发，我面对先生坐着，我的背后是一书架经常使用的书。先生特别重视《通鉴》，首先听读。我一字一句的读，先生听着思考着。有时，先生命我再读一遍，更慢些。《通鉴》听读完毕，先生提出一些问题，先生口授我写。先生读《通鉴》多次，能背诵。有一次，我读《通鉴》还未到一段，先生突要我停下来，重读；我感到，我读的有错误或脱漏，我更仔细一字一句慢读，果然发现，我第一次读时脱漏一字，我感到惭愧。②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件大事。要学先生治学，就要像先生那样一字不苟；要学先生做人，就要像先生那样一丝不苟。

    《通鉴》通读完毕，同样听读《通典》、两《唐书》，最后，先生口授，我写下类似讲课纲要也类似一篇文章提要的草稿。这一草稿要不断修改，一次备课要用很长时间。

    先生对工作时间很严格，每天早八点开始，十点，休息二十分钟，我陪侍先生在窗前的阳台上散步，阳台的东头是一丛月季，西头是一丛丁香，东西来回走着，有时先生问我院中花草树木的情况，他心情很愉快。

    有几次朋友来访，我侍坐先生之侧，恭听谈论，来访者提出有关梵文、藏文以及佛典诸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总是说，我已将梵文等放下多年，不敢再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了。先生通晓梵文、希腊文等二十余种文字，但我侍读先生之侧这三年以及我从先生受业多年之中，我从未听先生自己说过他通晓多种文字。我体会，对他来说，通晓多种文字是一件平常事，是应有之事，不需要也不应该特意去说。先生的身教使我懂得一个读书治学的人应该具有谦谦君子的精神。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自东北南下的解放军攻占昌平，国民党败兵有些逃到清河，离清华园不远，清华校内人心惶惶。先生师母都已年老，又都体弱多病。在战火临近之际，只能回避南去。北平城内的胡适先生打来电话说，一二日内有飞机飞南京，可能是从北平南去最末一班飞机，可以给寅恪先生一家保留座位，要求寅恪先生一家立即进城等待。明日早晨派汽车来接。事情这样紧急。晚饭后，我立即来先生家，在书房里，先生、师母和我商量明晨进城的准备。时间很短，先生吩咐：我协助师母挑出先生要带走的书籍稿件，装满一皮箱。夜深，师母回卧室。我侍在先生身旁，心中感到凄苦，先生南去，不知何时再回清华，不知何时再为先生读《通典》，再为先生写黑板，再陪侍先生散步。先生很平静，问我今后有何打算，如何安排。师母本已嘱咐我不要问先生南去后的计划，免得先生不愉快。我忘记了她的嘱咐，突然问先生，到南京后如何安排？先生看出我心情不平静，不仅未生气，反而平静而慈祥地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这是我和先生的最后谈话，但万万想不到，此后就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一九四八年三月，先生和师母在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有诗云：

   当归默默向谁陈，一角园林独怆神。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

   江城地瘴怜孤艳，海国妆新效浅颦。剩取题诗记今日，繁枝虽好近残春。

                      （见《陈寅恪诗集》）

这首诗很好地记述了寅恪先生当时在清华的生活和心情，③“种花留与后来人”更有深意，故取为本文标题。

四我的朋友胡适之

    据胡适自言，他一生得过35个博士学位，而学者袁同礼的考证结论是只得过32个博士，不管32个还是35个，都非常人所能及。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鼓吹白话文学的“八不主义”：一不言之无物，二不摹仿古文法，三不讲求(拘泥)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不用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俚语。他以自己的白话诗文创作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1916年8月23日，他写了一首诗，这就是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首白话诗的《蝴蝶》。

    胡适是文学家，对现代物理没有什么研究，可是，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却以自己是胡先生的学生而终生自豪。吴健雄道出了个中奥秘：“要有勇气去怀疑已成立的学说，进而去求证，也就是胡院长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这两句话，正是在文化界，特别是一代学子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所谓“胡适名言”。胡适生时，对自己的这一原则是身体力行的。

    胡适和钱穆同任北大教授时，都在研究《老子》。胡适继承传统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两人的观点不一样，但是胡适的研究论著先出，钱穆著书批评他，他却按兵不动。钱穆很气愤。有一次，两人在一个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回答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的。”

    胡适为人宽厚、热情、真诚。他在上海时，“左翼”作家在鲁迅领导之下，曾向他“围剿”多次。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四处奔走，却无人愿意帮忙，不得已求助于胡适，胡适马上着手运作，促成鲁迅文学和思想的传播。他做北京大学教授时，每到星期六家中总是高朋满座，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和贩夫，都一律欢迎。一时间，京华之地，他的朋友，或自称是他朋友的人，实在太多了，“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他的人缘之好、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五、                      黄侃先生二三事

    ①中国文人似有放诞的传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放诞与其说是真性情的流露，不如说是专制制度下无奈的装疯卖傻。就群体而论，文人放诞怪僻的行为，既能见自由之态又能显率性之真，恐怕也只有晚清和民国间的读书人了。如章太炎将袁世凯所授大勋章贬做扇坠，辜鸿铭大辫长袍徜徉北大校园，逻辑学家金岳霖与鸡共餐……黄侃也堪列其中。

   ②黄侃为章太炎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昧，后人有“章黄之学”的美誉；其禀性一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任性而为，故时人有“章疯”、“黄疯”之说。

　　③190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当时，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指追悼皇帝的仪式）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高悬虎头牌警吓，并欲开除田桓学籍。黄侃获悉，大怒，闯入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又过几天，田桓带头剪辫以示反清，杨子绪恼怒异常，又悬挂虎头牌。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

　　④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乡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同志及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论及清廷腐败、革命浪潮的高涨，黄侃激愤不已。当晚，黄侃借酒性挥毫成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刊出，舆论哗然，各地报刊或纷纷报道，或全文转载，清廷惊恐万分。

    ⑤黄侃不仅有革命之壮行，亦多名士之趣行。一次，他在课堂上兴起，谈及胡适和白话文说：白话与文言谁优谁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成“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电报费要比用文言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⑥黄侃曾经在中央大学任教。学校规定师生进出校门需佩戴校徽，而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便索要名片，黄侃竟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大多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有黄侃进出学校，常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并用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双土制皮木钉鞋以防滑践泥。课后天晴，他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夹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他土里土气，又夹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还要检查纸包。黄侃放下纸包就走，从此不再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侃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急忙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侃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名流相劝，均无效果。

    ⑦志士之狂、名士之狷，当然不是黄侃的全貌，他对学术的谨严与虔敬，恐怕才是其性情的根本。黄侃治学非常严谨，对待著述十分谨慎、认真。所治经、史、语言文字诸书皆反复数十遍，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行数，几乎没有差误。即便如此，依然不轻易为文。他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黄侃还经常教育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作为一个学者，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

   ⑧以学术“新”“旧”论，黄侃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学人可谓泾渭分明，但在内在精神方面，他们对学术独立、自由精神的追求、甚至革命行动的激烈等，恐怕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吧。

                 （根据刘作忠《国学大师黄侃的妙闻趣事》改写）

六、 怀  鲁  迅

                                                            郁达夫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

    发出了几通电报，荟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22日上午10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

    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1936年10月24日在上海

七、寻找教育的曙光

　　在陶行知的身体内，似乎涌动着一种永不满足、永远求索、永远前进的生命力。当陶行知全力推行的城市平民教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形成轰轰烈烈的热潮的时候，他却突然冷静下来，陷入深沉的思索。农民张大哥一家的景象，倏然映现在他记忆的荧光屏上……

　　那是前年秋天游览栖霞山的事。在曲折的山径上，陶行知遇到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农民。陶行知一向注重社会调查，这时他像遇到一位老朋友，主动上前打招呼。原来这位农民姓张，家里有六个孩子。陶行知三句话不离本行，就问他家里有几个识字的，张大哥皱着眉连连摇头说：“唉，饭都吃不上，哪有钱来读书识字啊！”陶行知告诉他，可以免费送他《平民千字课本》，只要学几个月就能写信、记账、读报。张大哥便请他到家里去坐。陶行知怎肯放过这个接触穷苦群众的大好机会呢？便欣然去了。那六个高高低低、衣不蔽体的孩子加深了他的认识：占总人口85％的农民如此贫困、如此没有文化，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新的国民，必须从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入手。于是，一个改造乡村教育的设想，开始在他的心田里播下壮实的种子。

　　经过陶行知呕心沥血的浇灌，这颗种子终于破土萌芽了。1926年12月，陶行知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他主张：“乡村学校做改进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师范之主旨在于造就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教师。”他希望每一个从事乡村教育的人都有一颗“农民甘苦化”的心，“把我们的心献给三万万四千万农民”，“叫一个个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国的伟大的新生命”。这是他设计的从改造乡村教育入手来改造中国的一幅理想蓝图。

　　陶行知不仅是一位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的理想家，而且是一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家。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草拟了详细具体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部，聘请了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金陵大学教授邵仲香为研究员，共同为筹备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而努力。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久，许多报刊上出现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清华大学教育系二年级学生操震球，看到广告后写信给陶行知说：“自信以我目前的状况，欲效劳于社会，事之最急最要者，一为提高农民知识，二为增进农民生产。两者须同时并进。此种责任，舍乡村师范学校莫能当。此晚生所以决意从事乡村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也。”陶行知接信后，立即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接读您的来信，得知您愿意离开清华大学投考试验乡村师范，简直让我们五体投地地钦佩。国运盛衰决于一转念间。倘使全国青年都能转到各人应当走的路上去，地狱都可化成天堂，还怕中国不能兴盛！

　　您既有这种宏愿，我就应当把个中甘苦明明白白地告诉您。田家生活是要蛮干的，您愿意吗？您能打赤脚在烂污泥里奔走吗？您不怕雪白的脸晒黑、手上起硬茧吗？您不怕在风霜雨雪中挑粪吗？您愿意和马牛羊鸡狗猪做朋友吗？在城里人看来，这都是苦处；其实乡下人并不以此为苦。纵然这是苦处，乡下人也有城里人想不到的乐趣。乡间山清水秀，尽您游览。早上可以看旭日东升，引您兴奋。晚上可以待月西下，助您吟咏。丰收时节，您手里割着黄金似的稻子，那田家乐的山歌，不断地洋洋乎盈耳。您还能亲眼看见您所栽培的儿童个个桃李似的长大成人，看见全村人人读书明理，安居乐业。也许要到令郎令孙的时代才能看见，您能忍耐吗？倘使经过这番考虑之后，您决意要来投考，我们万分欢迎。

就这样，在陶行知的多方奔走和不懈努力下，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和怀抱教育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汇集到燕子矶旁的晓庄师范学校，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乡村教育试验热潮，并且很快波及到其他许多地方，演绎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摘编自周毅、向明《爱满天下》）

八、                  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
　　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
　　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
　　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
　　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
　　“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
　　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
　　“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
　　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
　　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
　　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1987年2月23日

九、         女子当如林徽因，情人当若金岳霖

     如果一百个人来问我完美女人的标准，那麽我一百次都会回答说是林徽因。是，她已经是个传奇，是只能仰望的女子。她早已隔着如许烟波岁月，隔着那些男人的深情，美成书页中的一个剪影。所有人都知道她和徐志摩的故事。他为她写下那样的诗句，可是最后，她还是没有选择他。可是，比起徐志摩那样激烈的爱，金岳霖的脉脉含情，更令我动容。  

      林徽因、梁思成夫妇都曾留学美国，加之家学渊源，他们中西文化造诣都很深，在知识界交游也广，家里几乎每週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偶而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
      林徽因曾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对梁思成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他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凡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一生。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佈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歎唏嘘.

     他为了她，终身未娶，因在他心中，世界上已无人可取代她。
    即使多年以后，当他已是八十高龄，年少时的旖旎岁月，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可当有人拿来一张他从未见过的林徽因的照片来请他辨别的时候，他仍会凝视良久，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有千言万语哽在那里。最后还是一语不发，紧紧握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像小孩求情似的对别人说：“给我吧！”  

　  林的追悼会上，他为她写得挽联格外别致，“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在西方总是用来指豔日，丰盛与富饶。她在他心中，始终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天。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跟人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举行，那一天，他的泪就没有停过。他渐渐说着，声音渐渐低下去，彷佛一本书，慢慢翻到最后一页。  

    有人央求他给林的诗集再版写一些话。他想了很久，面容上掠过很多神色，彷佛一时间想起许多事情。但是最终，他仍然摇摇头，一字一顿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顿一下，又继续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睛，垂下了头，沉默了。  

　 多年前我读到这样的话语，喉头一刹那哽咽。那个时代的人，对于感情十分珍惜爱护。爱一个人，大约便是长远的，一生一世的事情。因此，爱的慎重，却恒久。  

    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要爱她一辈子，也没说过要等她。他只是沉默地，无言地做了这一切。爱她却不舍的她痛苦选择，因此只得这样沉默。因为能够说出来，大约都不是真的。  

　 而如今多见的，却是那等付出一丝一毫都要斤斤计较的男子。付出一定要有会报，计算爱情，一如计算基金汇率，赔本生意谁肯做。若自觉有些许吃亏，一定加倍讨要回来。面对这样可怕的现实，再看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候那样动人心魄长远的爱，真是令人心灰意冷。爱固然值得珍惜但是要人爱你一时一刻并不难。女孩子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阿修罗。皮肤细腻，笑容如花朵绽放。很多人爱慕过你年轻的容颜。哪个女孩子年少的时候，没有残酷地伤害过别人的心呢？那些都不难。但是，最美最好的，是有个人，在至老时候还会想起你，那样深刻，深刻到他一生都从未忘怀过你。

    他会想起你年少时候的容颜，在他心中，你永远都是十七岁的那个穿白衣裳的小仙子，他会想到嘴边不自觉地轻轻微笑起来，歎息着说，她啊......之后便是沉默。沉默之下，原本是有千言万语的，可是已经不必说了。那样的你，在他心中，便是独一无二的万古人间四月天了。
    女子当如林徽因，情人当若金岳霖。

此文不附题　　

附：

　若论近现代中国第一才女，非林徽因莫属，三个举世无双的优秀男人终身都为她而痛苦：一个摔断了腿（梁思成为博美人一笑，失急慌忙掉下车来）；另一个为觅得佳人，嫌飞机太慢，自己先飞下来了（徐志摩）；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金岳霖先生，为了她，一辈子不娶，且与情敌毗邻而居，终身为友，一段情，文坛人士共惊闻。

　　

　　林徽因——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建筑学家，作家、学者，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者，新月派著名诗人。

　　徐志摩——现代著名诗人，北大中文系教授，新月派着名诗人。

　　梁思成——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始人，建筑学家、作家。

　　金岳霖——北京大学哲学系创始人，著名哲学家，作家、学者 .  

十、                            读张爱玲

                                          贾平凹

   先读的散文，一本《流言》，一本《张看》；书名就劈面惊艳。天下的文章谁敢这样起名，又能起出这样的名，恐怕只有个张爱玲。

   女人的散文现在是极其的多，细细密密的碎步儿如戏台上的旦角，性急的人看不得，喜欢的又有一班只看颜色的看客，噢儿噢儿叫好，且不论了那些油头粉面，单是正经的角儿，秦香莲、白素贞、七仙女……哪一个又能比得崔莺莺?张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你难以揣度她的那些怪念头从哪儿来的，连续性的感觉不停地闪，组成了石片在水面的一连串地漂过去，溅一连串的水花。一些很著名的散文家，也是这般贯通了天地，看似胡乱说，其实骨子里尽是道教的写法——散文家到了大家，往往文体不纯而类如杂说——但大多如在晴朗的日子里，窗明几净，一边茗茶一边瞧着外边；总是隔了一层，有学者气或佛道气。张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
     看了张的散文，就寻张的小说，但到处寻不着。那一年到香港，什么书也没买，只买了她的几本，先看过一个长篇，有些失望，待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经日深。——世上的毒品不一定就是鸦片，茶是毒品，酒是毒品，大凡嗜好上瘾的东西都是毒品。张的性情和素质，离我很远，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是要读。使我常常想起画家石鲁的故事。石鲁脑子病了的时候，几天里拒绝吃食，说：“门前的树只喝水，我也喝水!”古今中外的一些大作家，有的人的作品读得多了，可以探出其思维规律，循法可学，有的则不能，这就是真正的天才。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淼，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雾里看蚊飞，那神气毕竟不同。我往往读她的一部书，读完了如逛大的园子，弄不清了从那儿进门的，又如何穿径过桥走到这里?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她明显地有曹露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切人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
    天才的长处特长，短处极短，孔雀开屏最美丽的时候也暴露了屁股，何况张又是个执拗的人。时下的人，尤其是也稍耍弄些文字的人，已经有了毛病，读作品不是浸淫作品，不是学人家的精华，启迪自家的智慧，而是卖石灰就见不得卖面粉。还没看原著，只听别人说着好了，就来气，带气人读，就只有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无损于天才，却害了自家。张的书是可以收藏了长读的。

    与许多人来谈张的作品，都感觉离我们很远，这不指所描叙的内容，而是那种才分如云，以为她是很古的人。当知道张现在还活着，还和我们同在一个时候，这多少让我们感到形秽和丧气。
　　《西厢记》上说：不会相思，学会相思，就害相思!《西厢记》上又说：好思量，不思量，怎不思量?嗨，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赏析：张爱玲与贾平凹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极具个性的作家。文题一语双关，既指读张爱玲的作品，又指读出了张爱玲的个性与才华。作者从张爱玲书名的个性读起，以自己个性化的阅读体验为线，读出了张爱玲散文风趣刻薄、小说诡谲神奇的特点。作者将张氏作品与曹雪芹、沈从文进行对比，肯定了张的天才，也指出了她的短处。不难看出，作者笔端洋溢着对张爱玲的由衷欣赏，由此对那些油头粉面”的低劣散文作品和带有偏见的狭隘的文艺批评家流露出鄙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