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自清作文教学生活化选择

管季超0712

关注生活，追求实用

——论朱自清作文教学生活化选择

●唐锋 卢吴阳

　　朱自清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学界著名的学者、文学家、作者，而且是重要的语文教育家，在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20年，23岁的朱自清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来到了杭州第一师范，后又辗转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温州十中、春晖中学等从事国文教学。在29年的教育生涯里，他对国文教学做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在写作教学方面更是独具匠心。他亲自写“下水作文”，给学生提供写作训练的样本，他的著名作品《背影》《匆匆》《伦敦杂记》等都有这种目的。他有许多关于作文教学的论述，例如《中学生的国文程度》《论教本与写作》《写作杂谈》等至今给人启发。笔者在阅读他的相关论著过程中，发现他的“从小处着手”“为了生活”等生活化作文主张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所以现在来做一次探究。

　　那么，何谓生活化作文？我们先来看叶圣陶先生的论述，叶先生说，“写作是说话，为了生活上的种种需要，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1]这就是说，每次写作都是写作者情感、思想的表达，作者在写作时就已经在生活了，写作不在作者的生活之外，它在作者的生活之中，或者说，它就是作者的生活本身。正如王尚文先生所说：“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写作，写他的日常生活，让他的写作成为他的一种生活，这仅仅是对一个正常的、心智健全的人并不过分的要求。这样的写作教学理想不可能实现于几次‘作文课’，而必须融化在他们的生活之路中。”[2]许多一线老师也明确意识到作文教学生活化的重要，“作文教学必须重视丰富学生生活，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发掘生活题材，表达真情实感。”[3]总而言之，作文生活化就是要让作文介入学生的生活，用作文来帮助学生生活，譬如帮助学生学会表达当前所欲表达之情、所要达成之意，譬如处理实际的事务，作文本身也是学生具体生活的一部分。即使虚设情境，也是为了训练、为了未来实际生活的需要而设，同样，培养出来的写作能力能够在未来实际的生活里帮助这个学习作文者来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朱自清的作文训练，无论是其设想的作文教学目标、命题和文体选择，还是语言选择，以及假想读者的设计，都体现出生活化的特征。

　　一、目标选择：写作为了实际应用

　　朱自清认为，“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4]在另一处，他又直接明了地写道，“写作练习是为了应用”。[4]从这些可以看出，朱自清对于写作的定位是：为了学生自己未来从事社会工作时能够具备所需要的写作能力，能够恰当地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就是通过作文训练培养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总之一句话，是为了他生活的应用，为了他在实际生活中的“做人”。

　　正因如此，他明确地指出，作文训练是为了生活而训练，而不是为了文学创作。“现代文学还在开创时期，成名比较容易，青年人多半想尝试一下，于是乎一般中学生的写作不约而同地走上创作的路。”[4]当时，很多人认为作文训练最高目标就是培养作家，但作为作家与教育家双重身份的朱自清却比一般人更清楚地认识到普通的作文训练并不等同于文学创作。针对当时青年人爱读记叙文和抒情文类的“文学教材”及滥用文学调子进行写作，朱自清严厉地批评说，“滥用文学的调子只是废话而已”。[4]“滥用文学的感情和语调，只会使文章中的文学成分太多，使文章失去了原本的朴实无华。现在的学生只知注重创作，将创作当作白话文唯一的正当出路；就是一般写作的人也很少着眼在白话应用文的发展上。这是错的。”[4]中小学普通的作文训练是为了生活的实用，而不是为培养作家，这一点，即使是现在也不是每一个语文教师能够清醒认识到的。

　　既然追求的目标是实用，那么就要重视作文的技术训练，因为写作能力是通过训练而获得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朱自清对“技术训练”与“思想学习”关系的辨析来加深理解。针对当时教师专注单纯的思想而忽略技术训练的状况，朱自清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将书里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词汇等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5]这就是说，如果学习只注重思想而不注意实际写作技术的训练，那么所得思想是浮泛的，而需要通过训练才能得到的写作技术譬如词汇、字句、篇章等的具体运用能力、写作能力，就不可能得到培养。

　　二、语言选择：用白话文来写作

　　朱自清生活在激烈的“文白之争”时代，是教学文言文，还是教学白话文，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必须做出选择的题目。朱自清清醒地注意到白话文必将取代文言文的历史趋势，对于作文教学，他毫不含糊地声称学生要写白话文。为什么放弃文言文而选择白话文？我们来看一看朱自清的解释。

　　1.文言文难学，白话文简易实用

　　朱自清写道，“中学生学做文言，许多地方真是不通。读文言的能力也不够”，[5]“说到所谓的古文，乃至古书，不能懂的地方更多，往往连最主要的意思也弄不明白”。[6]比如文言文中的“吾谁欺？”许多学生不知道它在白话文中是“我欺负哪一个”的意思，“文言文的表现样式（包括句法）和词的意义，常常教中学生迷惑”，[6]“许多大中学生厌弃教本里的文言，认为无益于写作，他们反对读古书，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6]

　　比较而言，白话文就显得通俗易懂，也容易学习。与以儒家纲常为经典主要内容的文言文相比较而言，白话文更易于表现日趋复杂的现代生活。随着白话文的普及程度逐渐加深，文言文的实用性逐渐减弱，书本和报纸、杂志上的文章逐渐以大众易接受的白话文为主，用文言文表达的文章越来越少，文言文的实用性不高。因为，中学生更愿意接受用白话文来表达的语言方式，而且“从做白话文这方面来说，一般的标准是大大的进步了，对于写景、抒情的能力，尤其非常的可观”。[5]

　　2.文言文难写，白话文与生活更贴近

　　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学生们对于文言和白话的具体应用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他们嘴上说的是白话，课堂上学习的是文言，而笔下写的则是“文白夹杂”的混合体。朱自清认为，古文“只适宜于表达简单的意义”，“在通篇的组织上，又自有比较固定的方法，遂也不易容纳复杂的思想。”[6]因此，“只有写作态度可以直接供我们参考，至于篇章字句，文言语体各有标准，我们尽可以比较研究，却不能直接学习”。[6]

　　3.文言文写作易出问题，学习效率不如白话文

　　在中学从事国文教学五年，朱自清发现中学生的文言写作容易出现很多问题。例如，用字不确切，词不达意，虚实字不通，句式混杂，难以理解句子内容等等，这些使文言文难写。各种文体的学习需要花的时间多，却又学不精，使学生觉得得不偿失，还有文言句式程式化严重，没有白话用的普遍。

　　而对于白话文，问题就没有这么严重，容易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现在是青年的时代，青年自然乐意用白话，而大部分的青年文言训练太差，也是用白话便易。”[4]因此朱自清认为，“中等学校里现在已经无需教学生文言写作”。[5]如果把训练文言文写作的时间节省下来全部用在白话文写作的训练上，那么到中学毕业的时候，学生们就可以写出相当流畅的白话文了。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朱自清不鼓励学生练习文言文写作，但并非不读、不学文言文，他认为对以文言为载体的经典的训练是必要的，学生“欣赏古文的能力是应该培养的”。[4]因为文言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结晶，而文言作品中的“典范之作”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尤其是说理和议论能力也很有帮助，为此，他专门给学生推荐了包括《常识文范》、《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和《新世训》在内的几本文言著作作为学习的补充教材。

　　三、选材与命题选择：写学生熟悉的生活

　　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朱自清如何实现他生活化作文训练的主张呢？我们可以从选材和命题两个方面来看。

　　1.从选材方面看，提倡学生写熟悉的生活

　　朱自清认为，作文“要用现在生活作题材，学生总该觉得熟悉，亲切些；即使不能完全了解，总不至于摸不着头脑”。[5]学生写作文应从小处着手，选取与生活相关的题材，拣那些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和亲切熟悉的事物来写，这样才容易做到言之有物。他认为让学生来写“学校中的伙食问题”[5]，更切合学生生活，那么训练学生作文立意、抓重点、安排结构、讲究条理就会更容易一些。

　　为了让学生有话可说，朱自清还推荐学生广泛阅读报纸和杂志，因为报纸和杂志上的那些文字都是用当时的生活做题材，学生会觉得亲切熟悉些。让学生接触这些与实际生活直接相关的文章，他们也就更容易仿照这样的文章去模拟写作，从而更有效地学习怎么写作实用文章。

　　2.从命题方面看，提倡命题与学生生活相关

　　关于命题问题，朱自清强调写一些实用的题目，多给学生一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小题目。

　　在《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一斑》一文中，朱自清分析了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考生的作文，他分析道：这些作文似乎总在说一些泛泛而谈的话，似乎自己没有话可说，比如：写《灯》便说灯有菜油灯，煤油灯，电灯；写《路》便说路有泥路，石子路，柏油路，没有其他的情思。再譬如《夜》，就说到夜里想到一件故事，而这故事里毫无夜的影子。这样的作文没有作者自己的感情，大而化之，欠缺对生活的描写，因此读起来让人觉得内容枯燥无味，缺乏真实情感。朱自清认为其原因在于这些题目偏重文学，与实用相距较远。他认为还不如“不妄想人人都能做美文”[5]，只求写作者能够联系自己的生活来写些切实的话，“给些小题目，让他们在日常生活里找点自己的话。”[5]

　　朱自清在从事国文教学时，他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目都是与学生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这些题目除了前面说到的“关于学校中的伙食问题”外，还有《窗外》、《书的自叙》等题目。朱自清认为，“在写作练习里就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当中选取些说明文和议论文的题目，让他们能够有话说，能够发挥自己的意见，形成自己的判断，不至于苦掉笔头”。[5]除了这些，他还给学生做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实际生活里需要用到演说词或壁报文字。另外，他还经常要求学生从生活中选取题材自己命题，这使做惯了以阐述儒家经典为旨趣的文言文的学生得到了思想上的和文笔上的解放。

　　这样生活化的命题和选材方式，因为是学生自己经历的生活，是用自己的笔来写出自己的生活，所以学生就容易有话可说、有感而发，写作能力也容易得到训练和提高。

　　四、文体选择：写社会生活中需要的实用文体

　　朱自清所提倡的作文训练就是一种生活化的作文训练，这种生活化更突出体现在朱自清对实用性文体的训练上。这种实用性文体是文学之外的非文学文字，即普通文，包括书信、宣言、评论、报告书、说明文等应用文，还包括记叙文和论说文。

　　叶圣陶认为，“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应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5]朱自清对叶圣陶的话加以引申，特别着重在写作训练上。他说：“中学生作文课，该以广义的应用文为主，因为作文课主要是技能的训练，艺术自当居次位，因为如果中学生只爱文艺，那么阅读的是它，练习的是它，又没有了敏锐的辨别力，这就很容易犯滥用文艺的笔。而且他们还不能清楚地辨别文艺和普通的文字的不同，他们只会那一套，因此写起普通文字来，浮夸文字多，要紧的文字少，那几句要紧话又说不透，这就不能应用。”[7]通过写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这样实用的应用文来训练学生的写作，可以使学生在将来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都能运用文字工具来应付各种生活和社会需要，这才是为了“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目的，让学生学有所长。

　　当时的教材，典范的实用文还很难找。“记叙文，抒情文，选起来还容易，说明文，议论文，就困难，经济而条理密的少，内容也往往嫌广嫌深，不适于中学生；至于其他的白话文，如书信等等，似乎刚在发展，还没什么表现，自然更难选录”。[5]这种典范选文缺少的情况，学生写作应用文那就不是一般的困难，朱自清就建议学生从小的范围入手，最好从写报纸、杂志中的新闻短评入手，练习写作说明文和议论文。

　　五、读者选择：树立“假想读者”培养读者意识

　　为激发学生的创作兴趣，朱自清鼓励学生找准目标，鼓起兴趣，有所为的写作，给学生一个切近的目标，让他们知道文章是给谁读的，即确定“假想读者”，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创作兴趣。

　　朱自清认为，“一般师生都忽略了假想读者这个概念，学生写作，不意识到假想读者，往往不去辨别各种体裁，只是马马虎虎写下去。等到实际应用，自然便不合适。”[4]假想读者有很多，一般学生只知道作文写了要给老师读，还有可能给同学、家人读就觉得写作没了趣味，这样就会犯潦草马虎的毛病。实际上写作练习大部分是拿假想的读者作为阅读对象，并非拿实际读者做对象。“假想的读者除了父兄、教师、亲近的同学或朋友外，还有全体同学、全体中学生、一般青年人、本地人士、各团体、政府、政府领袖、一般社会，以及其他没数到的。”[5]写作练习是为了未来的应用，培养“假想读者”意识，让学生养成面对阅读对象的写作习惯。写作练习可以没有教师，但是不能没有假想读者，朱自清在训练学生写作时都是有假想读者的，因为学生知道有假想读者的存在就不会马马虎虎写文章了。

　　除了培养“假想读者”意识，朱自清还注意为学生树立“实际读者群”。为了鼓励学生创作，他还利用壁报，将优秀学生的作文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引起全班同学注意，学生不再认为自己的文章只是给老师看的。这种“实际读者群”的存在，朱自清认为有这样好处：“一面又可以使一般学生对于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文字做写作的目标有更亲切的印象。这是一个值得采取的写作设计。”[4]此外，朱自清还拿报纸上和一般杂志上的文字作切近的目标，给学生模仿、参考，因为这些文字“容易意识到各种文字的读者”。[4]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朱自清的作文教学生活化的主张和做法，有许多合理之处，他充分考虑到学生在学校里学习是为了日后生活、工作乃至继续学习而打基础、做准备的，他的眼光最终盯着的是学生的未来实际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应付学校里的考试。关注学生的生活，追求实用性的作文训练方式，朱自清的这些作文教学主张对我们当下不如人意的、非生活化的作文教学有诸多启示。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叶圣陶论语文教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81.

　　[2]张海彦.关注生活实践，优化作文教学[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0(11)：44-46.

　　[3]王尚文.走进语文教学之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46.

　　[4]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2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26，64.

　　[5]朱自清.朱自清论语文教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6，40，54.

　　[6]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3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32,299.

　　[7]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4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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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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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中小学教育》(长春)201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