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散文选

管季超0712

陈忠实散文选



                     汽笛·布鞋·红腰带
　　一个年过五十的人，依然清晰地记得平生听到第一声火车汽笛时的情景。
　　他当时刚刚勒上了头一条红腰带。这是家乡人遇到本命年时避灾禳祸乞求平安福祉的吉祥物，无论男女无论长幼无论尊卑都要在本命年到来的头一天早晨穿裤子时勒上腰的。那是母亲用自纺的棉线四股合成一股，经过浆洗经过大红颜色的煮染再经过蜂蜡的打磨，然后把经线绷在两个膝盖之前织成的，早在母亲搓棉花捻子和纺线的时候就不断念叨："娃的本命年快到了，得织一条红腰带。"在标志着一年将尽的最后一个月份--腊月--到来之前，母亲已经织好了一条红腰带，只让他试着勒了一下就藏进木板柜里，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才取了出来放在枕头旁边，叮嘱他天明起来换穿新衣新裤时结上那根红腰带。他那时只是为了那条鲜红的线织腰带感到新奇而激动不已，却不能意识到生命历程的第二个十二年将从明天早晨开始……
　　半年以后，他勒在腰里的红带已经变成了紫黑色的了，鲜艳的红色被汗渍尿垢以及褪色的黑裤污染得失去了原本的颜色。他依旧勒着这条保命带走出了家乡小学所在的小镇，到三十里外的历史名镇灞桥去投考中学。领着他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班主任老师，姓杜；和他一起去投考的有二十多个同学，这些小学同学中有的已经结婚，那是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迟迟获得读书机会的缘故，他是他们当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
　　这是一次真正的人生之旅。
　　从小镇小学校后门走出来便踏上了公路。这是一条国道，西起西安沿着灞河川道再进入秦岭，在秦岭山中盘旋蜿蜒一直通到湖北省内。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家门三公里以远的旅行。他昨夜激动慌惧得几乎不能成眠。他肩头挎着一只书包，包里装着课本，一支毛笔和一只墨盒，还有几个学生灶发给的混面馍馍，还有一块洗脸擦脸用的布巾，同样是母亲用织布机织下的手工布巾……口袋里却连一分钱也没有。
　　开始上路他和老师、同学相跟着走，大约走出十多里路也不觉得累，同学们大都是来自小镇附近村庄，谁也没出过远门，兴致很高兴劲十足一路说说笑笑叽叽嘎嘎。后来的悲剧是从脚下发生的。他感觉脚后跟有点疼，脱下鞋来看了看，鞋底磨透了，脚后跟上磨出红色的肉丝淌着血，血浆渗湿了鞋底和鞋帮。他首先诅咒的便是砂石铺垫的国道上的砂子，全然想不到母亲纳扎的布鞋鞋底经不住砂石的磨砺，随后才意识到是一双早已磨薄了的旧布鞋的鞋底。在他没有发现鞋破脚破之前还能撑持住往前走，而当他看到脚后跟上的血肉时便怯了，步子也慢了。
　　似乎不单是脚后跟上出了毛病，全身都变得困倦无力，双腿连往前挪一步的勇气都没有了，每一次抬脚举步都畏怯落地之后所产生的血肉之苦。他看见杜老师在向他招手，他听见同学在前头呼叫他。他流下眼泪来，觉得再也撵不上他们了。他企望能撞见一位熟人吆赶的马车，瞬间又悲哀地想到，自己其实原来就不认识一位车把式。
　　他看见杜老师和一位结过婚的小学生大同学倒追过来，立即擦干了眼泪。老师和同学的关心鼓励丝毫也不能减轻脚下的痛楚和抬脚触地时引发的内心的畏怯。老师和大同学不能只等他一人而往前走了。他没有说明鞋底磨透脚跟磨烂的事，不是出于坚强而纯粹是因为爱面子，他怕那些穿起耐磨的胶质球鞋的同学笑自己的穷酸。这种爱面子的心理不知何时形成的，以至影响到他后来的全部生活历程，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哭穷，即使在党的面前。老师和大同学临走时留给他的一句话是："往前走不敢停。慢点儿要紧只是不敢停下。我们在前头等你。"
　　他已经看不见杜老师率领着的那支小小的赶考队列了。他期望在路上捡到一块烂布包住脚后跟，终于没有发现哪怕是巴掌大的一块碎布而失望了。他从路边的杨树上捋下一把树叶塞进鞋窝儿，大约只舒服了两分钟走出不过十几米就结束了短暂的美好和幼稚。他终于下狠心从书包里摸出那块擦脸用的布巾，相当于课本的两倍大小，只能包住一只脚。洗脸擦脸已经不大重要了，撩起衣襟就可以代替布巾来使用。用布巾包住的一只脚不再直接遭受砂石的蹭磨减轻了疼痛，况且可以使另一只脚踮起脚尖而避免脚后跟着地。他踮着一只脚尖就着往前赶，果然加快了行速。走过不知有多少路程，布巾很快又磨透了，他把布巾倒过来再包到脚上，直到那块布巾被踩磨得稀烂而毫无用处。他最后从书包拿出了课本，先是算术，后是语文，一扎一扎撕下来塞进鞋窝……只要能走进考场，他自信可以不需要翻动它们就能考中；如果万一名落孙山，这些课本无论语文或是算术就都变成毫无用处的废物了。那些课本的纸张更经不住砂石的蹭磨，很快被踩踏成碎片从鞋窝里泛出来撒落到砂石国道上，像埋葬死人时沿路抛撒的纸钱。直到课本被撕光，他几乎完全绝望了，脚跟的疼痛逐渐加剧到每一抬足都会心惊肉跳，走进考场的最后一丝勇气终于断灭了。他站起随之又坐下来，等待有一挂回程的马车，即使陌生的车夫也要乞求。他对念中学似乎也没有太明晰的目标，回家去割草拾柴也未必不好……伟大的转机就在他完全崩溃刚刚坐下的时候发生了，他听到了一声火车汽笛的嘶鸣。
　　他被震得从路边的土地上弹跳起来。他被惊吓得几乎又软瘫坐下。他的耳膜长久地处于一种无知觉的空白。他的胸腔随着铿锵铿锵的轮声起伏着颤栗着。他惊惧慌乱不知所措而茫然四顾，终于看见一股射向蓝天的白烟和一列呼啸奔驰过来的火车。他能辨识出火车凭借的是语文课本上的一幅拙劣的插图。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见火车。第一次听见火车汽笛的鸣叫。隐蔽在原坡皱褶里的家乡村庄，一年四季只有人声牛哞狗吠鸡鸣和鸟叫。列车从他眼前的原野上飞驰过去，绿色的车厢绿色的窗帘和白色的玻璃，启开的窗户晃过模糊的男人或女人的脸，还有一个把手伸出窗口的男孩的脸……直到火车消失在柳林丛中，直到柳树梢头的蓝烟渐渐淡化为乌有，直到远处传来不再那么震慑而显得悠扬的汽笛声响，他仍然无法理解火车以及坐在火车车厢里的人会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坐在飞驰的火车上透过敞开的窗口看见的田野会是怎样的情景?坐在火车上的人瞧见一个穿着磨透了鞋底磨烂了脚后跟的乡村娃子会是怎样的眼光?尤其是那个和他年岁相仿已经坐着火车旅行的男孩?
天哪!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坐着火车跑哩而根本不用双腿走路!他用双脚赶路却穿着一双磨穿了底磨烂了脚后跟的布鞋一步一蹭血地踯躅!一时似乎有一股无形的神力从生命的那个象征部位腾起，穿过勒着红腰带的腹部冲进胸腔又冲上脑顶，他无端地愤怒了，一切朦胧的或明晰的感觉凝结成一句，不能永远穿着没后底的破布鞋走路……他把残留在鞋窝里的烂布绺烂树叶烂纸屑腾光倒净，咬着牙在砂石国道上重新举步，腿上有劲了，脚后跟也还在淌血还疼，走过一阵儿竟然奇迹般地不疼了，似乎那越磨越烂得深的脚后跟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另一个怯弱者懦弱鬼王八蛋的……在离考场的学校还有一二里远的地方，他终于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却依然不让他们看他惨不忍睹的两只脚后跟。
　　……
　　在那场历时十年的大浩劫发生时，他虽未被完全打翻却感到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那一年又正好是他勒上第二条红腰带开始第三轮十二年的时候。他被划进为刘少奇路线而注定了政治生命的完结，他所钟情的文学在刚刚发出处女作便夭折了，家庭的灾难也接踵而至，不是祸不单行而是三面伏击四面楚歌。他步入社会尚无任何生活经验也无丝毫的防卫能力，很快便觉得进入绝境而看不出任何希望，不止一次于深夜走到一口水井边企图结束完全行尸走肉的自己。没有促成他纵身一投的缘由，便是他在那最后一刻听到了发自生命内部的那一声汽笛的鸣叫……
　　在他勒上第三条红腰带开始生命年轮的第四个十二年的时候，恰好又遭遇到一次重大的挫折。如果说上一次的遭遇与红腰带有无什么联系尚不意识，这一次就令他暗暗惊诧了，人类生命本身是否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周期性灾变?他不再以一个简单的无神论者的简单态度轻易去判断其有无了。这一次挫折纯粹是自做自受，不能怨天不能怨地更不能怨天下任何人，自己写下一篇对生活作出简单谬误判断的小说而声名狼藉。他曾想告别政坛也告别文学，重新回到学校做一名乡村教师，与农村孩子去交朋友。在那个人生重大抉择的重要关头，他不仅又一次听到了那声汽笛，而且想到了那双磨透了鞋底磨烂了脚跟的布鞋。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本来就是穿着磨透鞋底的布鞋走进社会的，最终最糟失掉的大不了也就是又一双破烂布鞋……他走进图书馆，把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抱回住屋，昼夜与这两个欧洲人拥抱在一起。
　　他后来成为一个作家，但不是著名的，却终归算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已过"知天命"的年岁，回顾整个生命历程的时候，所有经过的欢乐已不再成为欢乐，所有经历的灾难挫折引起的痛苦也不再是痛苦，变成了只有自己可以理解的生命体验，剩下的还有一声储存于生命磁带上的汽笛鸣叫和一双透了鞋底的布鞋。
　　他想给进入花季刚刚勒上头一条或第二条红腰带的朋友致以祝贺，无论往后的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了的路吧!因为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
     晶莹的泪珠
　　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着。
　　我要求休学一年。我写了一张要求休学的申请书。我在把书面申请交给班主任的同时，又口头申述了休学的因由，发觉口头申述因为穷而休学的理由比书面申述更加难堪。好在班主任对我口头和书面申述的同一因由表示理解，没有经历太多的询问便在申请书下边空白的地方签写了"同意该生休学一年"的意见，自然也签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他随之让我等一等，就拿着我写的申请书出门去了，回来时那申请书上就增加了校长的一行签字，比班主任的字签得少自然也更简洁，只有"同意"二字，连姓名也简洁到只有一个姓，名字略去了。班主任对我说："你现在到教务处去办手续，开一张休学证书。"
　　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板。获准以后便推开了门，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捉着长杆蘸水笔在一厚本表册上填写着什么，并不抬头。我知道开学报名时教务处最忙，忙就忙在许多要填写的各式表格上。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鞠了一躬："老师，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然后就把那张签着班主任和校长姓名和他们意见的申请递放到桌子上。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她很快看完了，又专注地把目光留滞在纸页下端班主任签写的一行意见和校长更为简洁的意见上面，似乎两个人连姓名在内的十来个字的意见批示，看去比我大半页的申请书还要费时更多。她终于抬起头来问：
　　"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
　　"就是的。"
　　"不休学不行吗?"
　　"不行。"
　　"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
　　"亲戚……也都穷。"
　　"可是……你休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
　　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安排计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3块钱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我拿父亲的话给她解释，企图消除她对我能否复学的疑虑："我伯伯说来，他只能供得住一个中学生；俺兄弟俩同时念中学，他供不住。"
　　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的爱面子的弱点早在此前已经形成。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父亲是个纯粹的农民，供着两个同时在中学念书的儿子。哥哥在距家40多里远的县城中学，我在离家50多里的西安一所新建的中学就读。在家里，我和哥哥可以合盖一条被子，破点旧点也关系不大。先是哥哥接着是我要离家到县城和省城的寄宿学校去念中学，每人就得有一套被褥行头，学费杂费伙食费和种种花销都空前增加了。实际上轮到我考上初中时已不再是考中秀才般的荣耀和喜庆，反而变成了一团浓厚的愁云忧雾笼罩在家室屋院的上空。我的行装已不能像哥哥那样有一套新被子新褥子和新床单，被简化到只能有一条旧被子卷成小卷儿背进城市里的学校。我的那一绺床板终日裸露着缝隙宽大的木质板面，晚上就把被子铺一半再盖上一半。我也不能像哥哥那样由父亲把一整袋面粉送交给学生灶，而只能是每周六回家来背一袋杂面馍馍到学校去，因为学校灶上的管理制度规定一律交麦子面，而我们家总是短缺麦子而包谷面还算宽裕。这样的生活我并未意识到有什么不好。因为背馍上学的学生远远超过能搭得起灶的学生人数，每到三顿饭时，背馍的学生便在开水灶的一排供水龙头前排起五六列长队，把掰碎的各色馍块装进各自的大号搪瓷缸子里，用开水浸泡后，便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围在乒乓球台的周围进餐，佐菜大都是花钱买的竹蒌成菜或家制的腌辣椒，说笑和争论的声浪甚至压制了那些从灶房领取炒菜和热饭的"贵族阶层"。
　　这样的念书生活终于难以为继。父亲供给两个中学生的经济支柱，一是卖粮，一是卖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卖树。父亲自青年时就喜欢栽树，我们家四五块滩地地头的灌渠渠沿上，是纯一色的生长最快的小叶杨树，稠密到不足一步就是一棵，粗的可作檩条，细的能当椽子。父亲卖树早已打破了先大后小先粗后细的普通法则，一切都是随买家的需要而定，需要檩条就任其选择粗的，需要椽子就让他们砍伐细的。所得的票子全都经由哥哥和我的手交给了学校，或是换来书籍课本和作业本以及哥哥的菜票我的开水费。树卖掉后，父亲便迫不及待地刨挖树根，指头粗细的毛根也不轻易舍弃，把树根劈成小块晒干，然后装到两只大竹条笼里挑起来去赶集，卖给集镇上那些饭馆药铺或供销社单位。100斤劈柴的最高时价为1．5元，得来的块把钱也都经由上述的相同渠道花掉了。直到滩地上的小叶杨树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全部砍伐一空，地下的树根也掏挖干净，渠岸上留下一排新插的白杨枝条或手腕粗细的小树……
　　我上完初一第一学期，寒假回到家中便预感到要发生重要变故了。新年佳节弥漫在整个村巷里的喜庆气氛与我父亲眉宇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忧虑形成强烈的反差，直到大年初一刚刚过去的当天晚上，父亲便说出来谋划已久的决策："你得休一年学，一年。"他强调了一年这个时限。我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在整个一个学期里，我渴盼星期六回家又惧怕星期六回家。我那年刚刚13岁，从未出过远门，而一旦出门便是50多里远的陌生的城市，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一趟去背馍，且不要说一周里一天三顿开水泡馍所造成的对一碗面条的迫切渴望了。然而每个周六在吃罢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后便进入感情危机，我必须说出明天返校时要拿的钱数儿，1元班会费或5毛集体买理发工具的款项。我知道一根丈五长的椽子只能卖到1．5元钱，一丈长的椽子只有8角到1块的浮动区。我往往在提出要钱数目之前就折合出来这回要扛走父亲一根或两根椽子，或者是多少斤树根劈柴。我必须在周六晚上提前提出钱数，以便父亲可以从容地去借款。每当这时我就看见父亲顿时阴沉下来的脸色和眼神，同时，夹杂着短促的叹息。我便低了头或扭开脸不看父亲的脸。母亲的脸色同样忧愁，我似乎可以看；而父亲的眼睑一旦成了那种样子，我就不忍对看或者不敢对看。父亲生就的是一脸的豪壮气色，高眉骨大眼睛统直的高鼻梁和鼻翼两边很有力度的两道弯沟，忧愁蒙结在这样一张脸上似乎就不堪一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为什么一定要念中学呢?村子里不是有许多同龄伙伴没有考取初中仍然高高兴兴地给牛割草给灶里拾柴吗?我为什么要给父亲那张脸上周期性地制造忧愁呢……父亲接着就讲述了他的让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的谋略，然后可以供我复学念初中了。他怕影响一家人过年的兴头儿，所以压在心里直到过了初一才说出来。我说："休学?"父亲安慰我说："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也不以为休学一年有多么严重，因为同班的50多名男女同学中有不少人都结过婚，既有孩子的爸爸，也有做了妈妈的，这在50年代初并不奇怪，解放后才获得上学机会的乡村青年不限年龄。我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坐位排在头一张课桌上。我轻松地说："过一年个子长高了，我就不坐头排头一张桌子咧--上课扭得人脖子疼……"父亲依然无奈地说：“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
　　她放下夹在指缝间的木制长杆蘸水笔，合上一本很厚很长的登记簿，站起来说："你等等，我就来。"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等待，总是止不住她出去干什么的猜想。过了一阵儿她回来了，情绪有些亢奋也有点激动，一坐到她的椅子上就说："我去找校长了……"我明白了她的去处，似乎验证了我刚才的几种猜想中的一种，心里也怦然动了一下。她没有谈她找校长说了什么，也没有说校长给她说了什么。她现在双手扶在桌沿上低垂着眼，久久不说一句话。她轻轻舒了一口气，扬起头来时我就发现，亢奋的情绪已经隐退，温柔妩媚的气色渐渐回归到眼角和眉宇里来了，似乎有一缕淡淡的无能为力的无奈。
　　她又轻轻舒了口气，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公文本在桌子上翻开，从笔筒里抽出那支木杆蘸水笔，在墨水瓶里蘸上墨水后又停下手，问："你家里就再想不下办法了?"我看着那双滋浮着忧郁气色的眼睛，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着的心平静下来，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得心力憔悴的灵魂得到抚慰，足以使人沉静地忍受痛苦和劫难而不至于沉沦。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休学致使她心情不好这个最简单的推理，而在校长班主任和她中间，她恰好是最不应该产生这种心情的。她是教务处的一位年轻职员，平时就是在教务处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在黑板上写一些诸如打扫卫生的通知之类的事，我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甚至至今也记不住她的姓名。我便说："老师，没关系。休学一年没啥关系，我年龄小。"她说："白白耽搁一年多可惜!"随之又换了一种口吻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也认得你。每个班前三名的学生我都认识。"我的心情突然灰暗起来而没有再开口。
　　她终于落笔填写了公文函，取出公章在下方盖了，又在切割线上盖上一枚合缝印章，吱吱吱撕下并不交给我，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我的休学申请书抹上浆糊后贴在公文存根上。她做完这一切才重新拿起休学证书交给我说："装好。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我把那张硬质纸印制的休学证书折叠了两番装进口袋。她从桌子那边绕过来，又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我的书包里，说："明年这阵儿你一定要来复学。"
　　我向她深深地鞠了躬就走出门去。我听到背后咣当一声闭门的声音，同时也听到一声"等等"。她拢了拢齐肩的整齐的头发朝我走来，和我并排在廓檐下的台阶上走着，两只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走过一个又一个窗户，走过一个又一个教室的前门和后门，校园里和教室里出出进进着男女同学，有的忙着去注册去交费，有的已经抱着一摞摞新课本新作业本走进教室，还有从校门口刚刚进来的背着被卷馍袋的迟来者。我忽然心情很不好受，在争取得到了休学证后心劲松了吧?我很不愿意看见同班同学的熟悉的脸孔，便低了头匆匆走起来，凭感觉可以知道她也加快了脚步，几乎和我同时走出学校大门。
　　学校门口又涌来一拨偏远地区的学生，熟悉的同学便连连问我："你来得早!报过名了吧?"我含糊地笑笑就走过去了，想尽快远离正在迎接新学期的洋溢着欢跃气浪的学校大门。她又喊了一声"等等"。我停住脚步。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书包："甭把休学证弄丢了。"我点点头。她这时才有一句安慰我的话："我同意你的打算，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
　　我抬头看她，猛然看见那双眼睫毛很长的眼眶里溢出泪水来，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珠在眼里打着旋儿，晶莹透亮。我瞬即垂下头避开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里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嚎啕大哭。我低着头咬着嘴唇，脚下盲目地拨弄着一颗碎瓦片来抑制情绪，感觉到有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我后来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多次这种酸水倒流的事，而倒流的渠道却是从14岁刚来到的这个生命年轮上第一次疏通的。第一次疏通的倒流的酸水的渠道肯定狭窄，承受不下那么多的酸水，因而还是有一小股从眼睛里冒出来，模糊了双眼，顺手就用袖头揩掉了。我终于扬起头鼓起劲儿说："老师……我走咧……"
她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头："记住，明年的今天来报到复学。"
　　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眼睫毛上滑落下来，掉在脸鼻之间的谷地上，缓缓流过一段就在鼻翼两边挂住。我再一次虔诚地深深鞠躬，然后就转过身走掉了。
　　25年后，卖树卖树根(劈柴)供我念书的父亲在癌病弥留之际，对坐在他身边的我说："我有一件事对不住你……"
　　我惊讶得不知所措。
　　"我不该让你休那一年学!"
　　我浑身颤栗，久久无言。我像被一吨烈性梯恩梯炸成醉块细沫儿飞向天空，又似乎跌入千年冰窖而冻僵四肢冻僵躯体也冻僵了心脏。在我高中毕业名落孙山回到乡村的无边无际的彷徨苦闷中，我曾经猴急似的怨天尤人："全都倒霉在休那一年学……"我1962年毕业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月，高校招生任务大大缩小，我们班里剃了光头，四个班也仅仅只考取了一个个位数，而在上一年的毕业生里我们这所不属重点的学校也有50%的学生考取了大学。我如果不是休学一年当是1961年毕业……父亲说："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20年……而今你还算熬出点名堂了……"
　　我感觉到炸飞的碎块细沫儿又归结成了原来的我，冻僵的四肢自如了冻僵的躯体灵便了冻僵的心又镗镗镗跳起来的时候，猛然想起休学出门时那位女老师溢满眼眶又流挂在鼻翼上的晶莹的泪珠儿。我对已经跨进黄泉路上半步的依然向我忏悔的父亲讲了那一串的泪珠的经历，我称呼伯伯的父亲便安然合上了眼睛，喃喃地说："可你……怎么……不早点给我……说这女先生哩……"
　　我今天终于把几近40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对自己算是一种虔诚祈祷，当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的当今，我便企望自己如女老师那种泪珠的泪泉不致堵塞更不敢枯竭，那是滋养生命灵魂的泉源，也是滋润民族精神的泉源哦……
     青海高原一株柳 　　
这是一株柳，一株在平原在水边极其平常的柳树。 　　
这是一株神奇的柳树，神奇到令我望而生畏的柳树，它伫立在青海高原上。
在青海高原，每走一处，面对广袤无垠、青草覆盖的原野，寸草不生、青石嶙峋的山峰，深邃的蓝天和凝滞的云团，心头便弥漫着古典边塞诗词的悲壮和苍凉。走到李家峡水电站总部的大门口，我一眼就瞅见了这株大柳树，不由的“哦”了一声。 　　
这是我在高原见到的惟一的一株柳树。我站在这里，目力所及，背后是连绵的铁铸一样的青山，近处是呈现着赭红色的起伏的原野，根本看不到任何一种树。没有树林的原野尤其显得简洁而开阔，也显得异常的渺茫和苍凉。这株柳树怎么会生长起来壮大起来，怎么就造成高原如此壮观的一方独立的风景？ 　　
这株柳树大约有两合抱粗，浓密的枝叶覆盖出大约百十余平方米的树荫；树干和枝叶呈现出生铁铁锭的色泽，粗砺而坚硬；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郁，绿得深沉，自然使人感到高原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炼；它巍然撑立在高原之上，给人以生命伟力的强大的感召。 　　
我便抑止不住猜测和想像：风从遥远的河川把一粒柳絮卷上高原，随意抛撒到这里，那一年恰遇好雨水，它有幸萌发了。风把一团团柳絮抛撒到这里，生长出一片幼柳，随之而来的持续的干旱把这一茬柳苗子全部嫩抉了，只有这一株柳树奇迹般地保存了生命。自古以来，人们也许年复一年看到过一茬一茬的柳树苗子在春天冒出又在夏天旱死，也许熬过了持久的干旱却躲不过更为严酷的寒冷，干旱和寒冷绝不宽容任何一条绿色的生命活到一岁，这株柳树就造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我依然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长到这样粗的一株柳树，经历了多少次虐杀生灵的高原风雪，冻死过多少次又复苏过来：经历过多少场铺天盖地的雷轰电击，被劈断了枝干而又重新抽出了新条；它无疑受过一次摧毁又一次摧毁，却能够一回又一回起死回生。这是一种多么顽强的精神。 　　
我家乡的灞河以柳树名贯古今，历代诗家词人对那里的柳枝柳絮倾洒过多少墨汁和泪水。然而面对青海高原的这一株柳树，我却崇拜到敬畏的情景了。是的，家乡灞河边的柳树确有引我自豪的历史，每每念诵那些折柳送别的诗篇，都会抹浓一层怀念家园的乡情。然而，家乡水边的柳枝却极易生长，随手折一条柳枝插下去，就发芽生长，三两年便成为一株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柳树了；漫天飞舞的柳絮飘落到沙滩上，便急骤冒出一片又一片芦苇一样的柳丛。青海高原上的这一株柳树，为保存生命却要付出怎样的难以想像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是一种柳树，生活的的道路和生命的命运相差何其远？ 　　
这株柳树没有抱怨命运，也没有畏怯生存之危险和艰难，而是聚合全部身心之力与生命环境抗争，以超乎想象的毅力和韧劲生存下来，终于造成了高原上的一方壮丽的风景。命运给予它的几乎是九十九条死亡之路，它却在一线希望之中成就了一片绿阴。
      办公室的故事
多年前曾看过一部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至今尚能记得其中一些精彩的情节。我之所以斗胆给这篇短文也取这个名字，是我用过的一间办公室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真可谓晴天霹雳惊天动地，扭转了中国当年的去向，远非苏联那位女部长的办公室里的故事所可量比。这就是“西安事变”故事的发生地之一。
    （一）1995年初夏，西安阴雨连绵。我早晨上班走到那间顶多10平方米的平房前，围着几个后勤办公室的干部，说我的这幢房子下沉了。我顺着他手指的墙壁一看，砖墙齐斩斩断裂开一道口子，可以塞进指头。他们告诉我决不能再住了，却没有别的房子调换，让我等待，说是前院一间房子正在翻修，需得十天左右弄好。我便趁此无处立足之际，住进医院，去做医生早就催着要割除的一个粉瘤。待我康复回归，后勤办的干部领我走到前院一座独楼前，指着东边的耳房，说这就是我的新办公室，我一时竟有点犹疑不定，还有点怯。这是任谁都知道关押过蒋介石的屋子，给我做办公室，心里难免不忐忑，尽管我向来不在意风水吉凶，仍然有说不清的某种心理障碍。
    （二）我所从业的作家协会这个院子，建于1933年，是陕北籍的国民党84军军长高桂滋的公馆，和张学良将军的公馆是两隔壁，中间夹着一道称作金家巷的丁字小巷。高桂滋将军后来叛蒋起义，解放后把这院颇为阔绰的公馆交公人民政府，省政府把成立不久的陕西作家协会安排于此。这个院子当年曾经是别具一格的个性化建筑，进大门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喷泉，养着金鱼；左首是一幢中西合璧以西为主的两层小楼，下边一层为半地下建筑，据说是隐藏警卫兵力的用途，上边一层中间三间是镶着花纹瓷砖的议事大厅，东西两边是颇为宽绰的附属耳房，当是办公室或主任或秘书的用房。后院是连续三进四合院，有高氏一家的生活用房，也免不了办公和警卫兵力的用房。通前到后栽植着玉兰、紫薇、石榴、月季、玫瑰等名贵花木，且不赘述。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驻扎西安的东北军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联手发动的“西安事变”获得成功，在西安东北约50华里的骊山抓捕了蒋介石。蒋氏闻变只身跳后窗逃出，摸黑在骊山荆棘中爬行了不短一段山路，隐身藏匿在悬空的一道石缝里，还是被士兵搜捕揪出来押回西安，住在现在陕西省政府大院内一座30年代的旧建筑名曰黄楼的楼房内，12月14日转移到高桂滋公馆这幢二层议事厅的东耳房里，即后勤干部给我安排的这个办公室。
（三）我粗略查证了一下，蒋氏在省政府那座小黄楼只住了一天半和不足一夜半，因为12日凌晨跳窗逃跑到被起事的士兵从石缝中拖出，再下山，再送到50多里外的西安，那时候没有正经公路车速缓慢，到得小黄楼离天明也不远了。14日转移到高氏议事厅的东耳房，隔着金家巷的那边是张学良公馆，见面、说话、议事包括送饭都方便多了，也更安全。在我现在要做办公室的这个东耳房里，蒋氏介石被软禁达10天10夜，曾经发生过许多历史性的情节和细节——
    蒋介石刚被转移到这个东耳房，张学良便从他的公馆赶过来看望，一副毕恭毕敬的军人礼仪。张学良连叫几声“委员长”，蒋介石不仅不搭话茬儿，裹着被子蒙着脑袋连脸也不露给他看。此前，送过来的饭食也不进口，一副绝食的抗议。我似乎看到过有文字说老蒋给张学良使性子，还有难听点的说成耍无赖，也有做心理分析的文字说蒋氏怕处死他……我想也许都是，是否还应有一种气死气活的懊恼？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来到这个高氏议事厅的东耳房，向蒋介石汇报了南京政府自“西安事变”以来的复杂情况，也透露了他们兄妹二人到西安后与张、杨会谈的意见，这是至关重要一步。
    隔过一天到12月24日晚上，早几天从陕北下来到西安参与调解此事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宋氏兄妹一起走进了蒋委员长下榻的东耳房，举行正式会晤，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我无可选择地搬进东耳房这间办公室。好在这是一个南北隔开的套间，我在北边隔间办公，蒋公被软禁过10个日日夜夜的南边隔间，现在布置成一个小型会议室，中间有一道小门相通。我在北边隔间接待各路来客，包括热心读者，得空写点短文章，倒也罢了。偶尔得着一个人闲静，尤其是晚上独饮两杯的时候，往往会想到套间那边曾经住过的蒋委员长，张学良和杨虎城走进过这东耳房的套间，宋子文和蒋夫人宋美龄从南京飞过来走进这套间房。周恩来叶剑英也成竹在胸地来过了。70年前的这个东耳房套间，无疑是决定中国何去何从的生死命运的一个焦结点，决定中国命运的各方势力的最敏感的神经，都纠结在这东耳房的南套房里。至今想象当年那种外表热闹内里紧绷的气氛，我都有点透不过气的感觉，甚至不敢相信那样重大到决定中国命运的事件，真的就发生在这间房子里。我有时抬脚三五步走过套间小门，看着东窗下曾经给蒋介石支床铺的那块地方，仍然是光若幻境信不下曾经发生过的事。记不清是哪一天或哪一晚，我突然意识到，13年后蒋介石长落荒而逃到台湾，其实就是在高桂滋公馆议事厅东耳房南隔间住着的时候注定了的结局。
（四）事实摆得很明显，道理也就很简单。蒋介石在江西五次围剿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红军，十几廿万红军被迫长征历经一年到达陕北时，主力一方面军仅剩下7000多人，到“西安事变”发生时，各路红军汇聚到陕北也不足两万人。蒋介石已经几次亲临西安，继续布置剿灭红军的军事行动。然而，蒋介石意料不及的事发生了，自己反倒被软禁在这东耳房的南隔间里，签署了不得再剿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协议。我在几十年后瞅着蒋介石下榻的东窗下那块地方，无法猜想他当年怎样度过了那10个日日夜夜，在“六项协议”签字的那一刻，是否意识到13年后落荒而逃的结局？东耳房发生这样重大的历史一幕时，我尚未来到这世界，现在看得再简单不过，这儿发生的历史一幕的核心，一是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一是不许剿灭红军。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获得了在中国合法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也就注定了蒋氏13年后的结局。这是无需赘论的常识。
    1998年春夏之交，我随作家代表团去了台湾，最后一站走到台湾最南头的海滩上，看到一尊蒋介石的雕塑，面朝大陆，微倾向前，脸上是少见的一副复杂的表情，与我所见过的他的塑像和照片都不一样。我在那一刻想到我还在用着的办公室，原高桂滋公馆议事厅小楼的东耳房，即他曾经被迫住过10个日夜的房子，便断定他后来乃至终生都不会了结在这里发生的懊恼性记忆。   
      诗性的和谷
和谷要出版文集，嘱我作序，虽心里惴惴却不敢推辞。
    乡情是一杯酒。一杯潜存在情感之湖深层里浓郁馨香到化释不开的陈年老窖。我猜测和谷写这些文字的笔在颤抖，因为作为读者的我，在掀动着这些冲荡着情感文字的书页时，手指都发颤了；我也猜想和谷的稿纸上滴溅着泪痕，证据也是我自己触及这些文字时，泪湿老眼。
    这效果得益于作家的思想。我由衷感觉到和谷思想的力度和深沉。他对生活体验的质量，对生活景象穿透达到的层面，绝然峭拔于常见的某些衣锦还乡者矫情娇气的吟诵，更迥然区别于那些猎奇者故作惊讶的妄议。思想还决定着作家感受生活体验生活的敏锐性，昔日窑院的落寞，得不到回应的哞叫着的牛的孤情，被颠覆的果园主人无言的愤怒，风中那根小辫在黄尘里的无助……和谷神经的敏锐敏感和体验体察入微之准确，令我感动又钦佩。思想也影响着作家的情感倾向和投向，和谷尤为明显，他接触的父老乡亲和同辈男女，已经不是表层的同情，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交融，而且自然到几乎不见一丝隔膜。我看到一个思想家的和谷。
    更见出和谷独特的体验和思想力度的作品，当数他写现代都市生活的一批散文和随笔。这里就显示出差别来。一种深刻深厚的思想，决定着和谷由表象的生活体验，进入更为自由的生命体验的写作状态，与那些耍着尿泥而自鸣得意的小调皮小情调小把戏类的东西，就划开截然不同的品相了，显出某种大家气象来。我以为不单纯依赖天才，而是思想力量把天赋之才张扬到令我惊羡的艺术创造。
    我同时感受到诗性的和谷。好的散文本身就无异于诗。在和谷的还乡见闻散文里，在他抒写急骤蜕变着的当代都市生活的随笔杂感里，我都感受到一种诗性，诗的情怀，诗的情思，诗的张扬和诗的含蓄，差异仅仅在文字叙写的色调里。表述对当代城市复杂感受的诗性，呈现为激烈喷吐的情状；面对昔日记忆的乡村，却是忧惋不尽的拙朴无饰，然而其内核里弥漫着的还是诗性。一种区别于任何诗人作家的和谷的诗性，即独秉的诗性气质和诗家道德。
    仅以其记游类散文看，这种诗的襟怀似乎更为率性。无论是写惊涛骇浪里的黄河的木船，无论是明媚清丽的长安秋色，抑或是在历史上落下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的鸿门，其精彩的描述，逼真的映景，精确的点染，还有随心着意的情绪性渲染，就自自然然形成了独有的诗性。常见的此类散文，最难脱俗的是笔墨缠绕于来去的过程，或是粘滞于过程中的小零碎。诗性大约不是学而得之的，不然为何在某些诗歌里竟然感觉不到诗人的诗性，更何况散文等类。诗性应该是一种气质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所熏陶出来的心理气象，看去无形无状不可捉摸，却于一词一句间无处不见。
    和谷散文里的语言感觉是巨大而又截然的差异。这种语言色彩语言质感和语言结构形态的差异之大，甚至使我不敢相信是同一只手握着的钢笔所书写。这是一个纯属写作的问题，即制约或决定作家语言形态的关键是什么东西？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有一句精辟独到的论述：“既随物以婉转，亦于心而徘徊。”这两句话12个字，把用一切文体写作的作家的创作本相都说清道白了。暂且避开这句概论的主旨，仅就语言而言，也是精微难违的。作家的语言以怎样的形态“婉转”起来，得“随物”而选择到最恰当最贴切最应手的表述方式；还有“心之徘徊”，可否理解为作家的思想、精神、气质对“物”所产生的体验和感受，决定一种特殊到别无替代的最适宜展示“徘徊”内质的语言方式？这样看来，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物”，只用一种语言形态、语言结构来写作，而且自鸣洋洋为语言“风格”，是不可思议的。即如鲁迅，“既随”祥林嫂和阿Q和孔乙己等不同对象的“物”，“婉转”和“徘徊”出来多大反差的语言形态，已属阅读常识，且不说面对不同对象所使用的两极式冷暖语言的杂文。
    这样，我就看到和谷语言炉火纯青般的成熟季节，既有汪洋一样恣肆、林涛一样呼啸、长河一样奔涌的抒发，又有简朴纯净到几乎不见长句、几乎不用一个修饰形容词汇的素描。让我看到“随物”的对象差异所“婉转”出来的语言姿态和色彩，更看到这一颗独有的“心”所“徘徊”出来的灵魂世界的这一面和那一面的颤音。语言当是一个作家最显明最具标志性的个性表征。
       我的秦腔记忆
　　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数跟着父亲到原上原下的村庄去看戏。  
　　父亲是个戏迷，自年轻时就和村子里几个戏迷搭帮结伙去看戏，直到年过七旬仍然乐此不疲。我童年跟着父亲所看的戏，都是乡村那些具有演唱天赋的农民演出的戏。开阔平坦的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只有那些物力雄厚而且人才济济的大村庄，不仅能凑足演戏的不小开销，还能凑齐生、旦、净、末、丑的各种角色。我们这个不足40户人家的村子，演戏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我和父亲就只有到原上和原下的那些大村庄去看戏了。  
　　不单在白鹿原，整个关中和渭北高原，乡村演戏集中在一年里的两个时段，是农历的正月二月和伏天的六月七月。正月初五过后直到清明，庆祝新年佳节和筹备农事为主题的各种庙会，隔三岔五都有演出，二月二是传统习惯里的龙抬头日，形成演出高潮，原上某个村子演戏的乐声刚刚偃息，原下灞河边一个村子演戏的锣鼓梆子又敲响了，常常发生这个村和那个村同时演出的对台戏。再，是每年夏收夏播结束之后相对空闲的一个多月里，原上原下的大村小寨都要过一个各自约定的“忙罢会”。顾名思义，就是累得人脱皮掉肉的收麦种秋的活儿忙完了，该当歇息松弛一下，约定一个吉祥日子，亲朋好友聚会一番，庆祝一年的好收成。这个时节演戏的热闹，甚至比新年正月还红火，尤其是风调雨顺小麦丰收家家仓满囤溢的年份。  
　　我已记不得从几岁开始跟父亲去看戏，却可以断定是上学以前的事。我记着一个细节，在人头攒动的戏台下，父亲把我架在他的肩上，还从这个肩头换到那个肩头，让我看那些我弄不清人物关系也听不懂唱词的古装戏。可以断定不过五六岁或六七岁，再大他就扛架不起了。我坐在父亲的肩头，在自己都感觉腰腿很不自在的时候，就蹓下来，到场外去逛一圈。及至到上学念书的寒暑假里，我仍然跟着父亲去看戏，不过不好意思坐父亲的肩膀了。  
　　同样记不得跟父亲在原上原下看过多少场戏了，却可以断定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看的戏种叫秦腔。知道秦腔这个剧种称谓，应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离开家乡进西安城念中学以后，我13岁。看了那么多戏，却不知道自己所看的戏是秦腔，似乎于情于理说不通。其实很正常，包括父亲在内的家乡人只说看戏，没有谁会标出剧种秦腔。原上原下固定建筑的戏楼和临时搭建的戏台，只演秦腔，没有秦腔之外的任何一个剧种能登台亮彩，看戏就是看秦腔，戏只有一种秦腔，自然也就不需要累赘地标明剧种了。这种地域性的集体无意识就留给我一个空白，在不知晓秦腔剧种的时候，已经接受秦腔独有的旋律的熏陶了，而且注定终生都难能取代的顽固心理。  
　　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拥集着几乎一律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也是穿过一个冬天开缝露絮的黑色棉袄棉裤，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的“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幢幢淌着汗的紫黑色裸膀，汗腥味儿和旱烟味弥漫到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音乐的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间接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有作为乐团指挥角色的扁鼓密不透风干散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都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我起初似乎对这些敲击类和弦索类的乐器的音响没有感觉，跟着父亲看戏不过是逛热闹。记不得是哪一年哪一岁，我跟父亲走到白鹿原顶，听到远处树丛笼罩着的那个村子传来大铜锣和小铜锣的声音，还有板胡和梆子以及扁鼓相间相错的声响，竟然一阵心跳，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一种渴盼锣鼓梆子扁鼓板胡二胡交织的旋律冲击的欲望潮起了。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无麦克风设备），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须生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阅世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生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婆，把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语言作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都被满场子的哄笑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旋律在我并不特殊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  
　　我记不得看过多少回秦腔戏了。有几次看戏的经历竟终生难忘。上学到初中三年级，学校在西安东郊的纺织工业重镇边上，住宿的宿舍在工人住宅区内。晚自习上完，我和同伴回宿舍的路上，听到锣鼓梆子响，隐隐传来男女对唱，循声找到一个露天剧场，是西安一家专业剧团为工人演出，而且有一位在关中几乎家喻户晓的须生名角。戏已演过大半，门卫已经不查票了，我和同学三四个人就走进去，直到曲终人散。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比乡村戏台上那些农民的演出好得远了，我竟兴奋得好久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走进学校大门，教导主任和值勤教师站在当面，把我叫住，指令站在旁边。那儿已经站着两个人，我一看就明白了，都是昨晚和我看戏的同伴——有人给学校打小报告了。教导主任是以严厉而著名的。他黑煞着脸，狠声冷气地训斥我和看戏的同伙。这是我学生生活中惟一的一次处罚……  
　　20多后年的1980年，我被任命为区文化局副局长的同时，新任局长就是训斥并罚我站的教导主任。我和他握手的那一刻，真是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灵验了。从和他握手直到我离开这个单位，始终都不曾提及此事。他肯定不记得这件事了，他训斥过可能就置诸脑后了，又忙着训导另一位违纪的学生去了。不过，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半老，依然严厉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大笑的时候很爽朗。一张棱角严厉的脸无论畅怀大笑还是微笑，尤其生动感人，甚为可爱。  
　　还有一次难泯的记忆。这是“四人帮”倒台不久的事。西安城里那些专业秦腔剧团大约还在观望揣摸文艺政策能放宽到何种程度的时候，关中那些县管的也属专业的秦腔剧团破门一拥而出了，几乎是一种潮涌之势。他们先在本县演出，又到西安城里城外的工厂演出，几乎全是被禁演多年的古装戏。西安郊区的农民赶到周边县城或工厂去看戏，骑自行车看戏的人到傍晚时拥满了道路。我陪着妻子赶过20里外的戏场子。我的父亲和村里那几个老戏友又搭帮结伙去看戏了。到处都能听到这样一句痛快的观感：“这才是戏！”更有幽默表述的感慨：“秦腔到底又姓秦了！”这种痛快的感慨发自一个地域性群体的心怀。“文革”禁绝所有传统剧目的同时，推广10个京剧“样板戏”，关中的专业剧团和乡村的业余演出班子，把京剧“样板戏”改编移植成秦腔演出，我看过，却总觉得不过瘾，多了点什么又缺失了点什么。民间语言表达总是比我生动比我准确：“这是拿关中话唱京剧哩嘛！”还有“秦腔不姓秦了”的调侃。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经济状况初得改善，便买了电视机，不料竟收不到任何节目，行家说我居住的原坡根下的位置，正好是电视讯号传递的阴影区域。我不甘心把电视机当收音机用，又破费买了放像机，买回来一厚摞秦腔名家演出的录相带，不仅我把包括已经谢世的老艺术家的拿手戏好看了个够，我的村子里的老少乡党也都过足了戏瘾，常常要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才能满足越拥越多的乡党。我后来又买了录音机和秦腔名角经典唱段的磁带，这不仅更方便，重要的是那些经典唱段百听不厌。大约在我写作《白鹿原》的四年间，写得累了需要歇缓一会儿，我便端着茶杯坐到小院里，打开录音机听一段两段，从头到脚、从外到内都是一种无以言说的舒悦。久而久之，连我家东隔壁小卖部的掌柜老太婆都听上了戏瘾，某一天该当放录音机的时候，也许我一时写得兴起忘了时间，老太太隔墙大呼小叫我的名字，问我“今日咋还不放戏？”我便收住笔，赶紧打开录音机。老太太哈哈笑着说她的耳朵每天到这个时候就痒痒了，非听戏不行了……在诸多评说包括批评《白鹿原》的文章里，不止一位评家说到《白鹿原》的语言，似可感受到一缕秦腔弦音。如果这话不是调侃，是真实感受，却是我听秦腔之时完全没有预料得到的潜效能。  
　　我看过、听过不少秦腔名家的演出剧目和唱段，却算不得铁杆戏迷。不说那些追着秦腔名角倾心倾情胜过待爹娘老子的戏迷，即使像父亲入迷的那样程度，我也自觉不及。我比父亲活得好多了，有机会看那些名家的演出，那些蜚声省内外的老名家和跃上秦腔舞台的耀眼新星，我都有机缘欣赏过他们的独禀的风彩。然而，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犁把儿吆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亮闪闪的麦茬子，融进田边沿坡坎上荆棘杂草丛中，也融进已搭着原顶的太阳的霞光里。还有一幅幻象，一个坐在车辕上赶着骡马往城里送菜的车把式，旁若无人地唱着戏，嗓门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甚至拉起很难掌握的“彩腔”，在乡村大道上朝城市一路唱过去……  
　　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儿。  
　　这腔儿无疑最适合秦人的襟怀展示。  
　　黄土在，秦人在，这腔儿便不会息声。
      再读阿莹
　　和作家朋友谋面聚首，常会说到各自读的很有兴趣的新书，这是自然到几乎无意识的事，既在释放阅读获得的新鲜启示和快感，也在有意无意地向对方推介。我由此获益匪浅，得知刚刚出版了一部哪位大家的翻译作品，或是国内文坛冒出来某位新星的超凡脱俗的新作，便成为我阅读的选择。今年遇到这种场合，有朋友问我，你看过《俄罗斯日记》？不等我回答，对方便说出他的感动，阿莹部长真是个作家。还是等不得我作出反应，他紧接着辩证关于阿莹是个真作家的理由，这本《俄罗斯日记》写得很不一般。他列举了几本作为“一般”出访异国的游记，不过是些浮面的见闻录记，缺乏稍微一点历史人文的独立感受，文字也缺失了优美和情趣。阿莹恰是在这些文本参照之下，见出“很不一般”的独俏的风姿来。到这时他才问我读没读过这本书，感觉如何？显然是要印证他的阅读感受。我说我读过了。确实“很不一般”。这部《俄罗斯日记》甚至令我颇为不解，短短的半月左右时间，阿莹竟然把眼看着的和感触着的俄罗斯写成一本近十万字的书，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俄罗斯和现实里的俄罗斯，还有中间夹着一段的苏联，作者目光所触笔下所系，尽是一个中国作家特殊的也是独有的历史性感受，一条河一幢建筑一个展馆，让我感受到从沙皇时代到列宁和赫鲁晓夫时代，再到普京时代所遗存和所呈现的历史印痕，透见一个民族从精神到心理的颠覆和重构的运动过程，真是非一般的游山玩水赏景观奇之作。朋友见他的观点得到呼应，我俩便都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快慰。这本书已出版两三年了，之所以到今年才引发如此不同凡响的阅读反应，我想在于《文化艺术报》的连载，扩大了与读者的接触面。这种纯粹个人间阅读感受的交流，不是某种场合上的捧场，更不属于看人的眉高眼低的评论，固而应当是真实的可靠的，借此机会传达给作者阿莹，添一分自信。让我更惊讶的是读了陕北歌舞剧剧本《米脂婆姨绥德汉》。
　　陕北是一块盛产又盛行民歌的天地，看是愤世的和咏叹生活的民歌，生动准确到令人一遍成记；尤其是表白男女情爱的民歌，不仅一遍成记，而且经久不忘。陕北民歌走出陕北走出陕西走向全国，本来属于交流障碍的方言却不构成局限，并为中国南北审美情趣差异很大的各方人群都乐于欣赏，确凿是一个奇迹，足以见出陕北民歌独禀的气质。随着陕北民歌的广泛传播，米脂出美女绥德出俊汉的佳话也流传到各地。榆林地区要搞一部民歌舞剧，把遍地流传的几成经典的爱情故事升华为一部代表性作品，无疑是适时而又适宜的富于创造性的思路。去年弄出来一部剧本，邀集西安多位评论家讨论，我也参加了，意见纷纭却都中肯，涉及到剧本的基础性意见，要修改提高，几乎是脱胎换骨的难题。提罢意见和看法后各人回各家了，不知剧作者该费多大劲才能整出新的剧本来。确实意料不及的是，今年夏天遇见阿莹，说他写成了《米脂婆姨绥德汉》歌舞剧本，让我看看。原来，那次讨论会后，他竟动了写这个剧本的念头，而且一挥而成了。
　　舞剧塑造了一个米脂的貂蝉青青，长得漂亮自不必说，却不是弄得吕布昏头晕脑的那个貂蝉，而是爽快泼辣透亮开朗的乡间民女。在她周围，紧盯着三个性格各异却独有一架俊骨的年青汉子，展开了痴情的追逐，戏剧冲突和冲突中的情趣十分抓人。同样在这冲突中，把三个迥然不同的青年的个性演绎得十分生动鲜明。当这场爱的追求激烈到不可开交时，我真不知如何归属，如何收场，达不到爱的追求目的的虎子会发生什么暴烈行为，因为按他的性情和当时的生活位置，很容易让人作出这种猜断。我的这种猜断无疑是最愚笨的庸常的思路，剧作家总是以超凡脱俗的构想出奇制胜，制造惊心动魄的戏剧效果，给观众以始料不及的心灵冲击。阿莹在这里完成了堪称绝妙的一笔，虎子把青青和石娃送进了拜婚结亲的福地，不仅观者的我料想不到，乡间参与婚礼的乡亲也惊诧不已，尤其是拜婚双方也如同梦里相逢。我读到这里，不由噢呀一声慨叹，一个顶天立地仗义不蛊的虎子的形象挺拔起来，透出耀眼的心灵之光。没有说教也没有表白，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发生在人物最合理的性格行为之必然，让读者的我在这一刻充分回嚼人物的魅力。阿莹完成了一种美的心灵的揭示，也完成了一个陕北汉子的形象塑造。
　　这部歌舞剧的唱词也是几近完善的。阿莹穿插了大量的陕北民歌歌词，这些歌词是经了不知多少年的传唱和不断的锤炼而完成了经典化过程；这些歌词又经过了不知多少年和多少人的传唱，又完成了一个扬弃和筛选的过程；留下来被当代人有滋有味歌唱着的，无疑都是最具生命活力和艺术魅力的唱段。这些经典歌词被剧作家穿插在唱段里，不仅具备原生态的魅力，而且进入了具体的人物对象的心理，也进入具体的情节推进过程中人物的情感波浪之中，把一种泛化的情感变成活生生和单指的人物情感，不仅如鲜活的血液注入人物，而且因人物的具体化而使这些歌词顿添活力，这也是我始料不及的艺术效果。阿莹自己创作的唱词，紧紧把握着人物的个性，紧紧切脉着人物在不同情景下的心灵情感，准确而又鲜活；依着陕北民歌的格律和语言习惯，多是生活化的民间表达方式，几乎让我分辨不出自创和借用，浑然天成，功夫非浅。我印象里的阿莹的创作，以小说散文为杰，这部歌舞剧的成功创作，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也切实体会到阿莹创作的多样性活力。
       龙湖游记
　  踏上游艇，在清湛湛的湖面上划行，一缕缕清凉湿润的风迎面拂过，把满身三伏酷暑的溽热顿时荡涤光净，从头到脚从外到里都是一种期待里的舒服。我似乎还不尽兴，忍不住撩起水来，搓了胳膊又洗了脸，便融入这水天一色的湖了。
  　水是湛蓝湛蓝的水。天是湛蓝湛蓝的天。眼前的水看不到边际，远处的水被灰白的水汽遮住了蓝色，与目力所能及至的同样呈现着灰雾的蓝天相接相融。一叶小艇泛在这水天相接的水面上，很容易让人产生海的迷幻，尤其是对我这样意识和习惯里储存着黄土高原和杂生着荆棘野草榆树的坡岭的人，漂浮在这样无边无际的水面上，往往会产生风平浪静的海的错觉。然而，这确凿是湖。
　 真正让我不再发生湖与海的混淆性错觉，是进入这湖独有的生动到超出想象的景物。湖里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蒲苇，小艇在蒲苇丛中的狭窄水道上缓缓划行，不时有鸟儿从蒲苇丛中飞出，又有鸟儿沉落其中，偶尔能听到幼雏混乱一团的叫声，可以猜想是争夺食物的颇为激烈的本能的叫声。无法想象，这密不透风的蒲苇丛林里，有多少双鸟儿在自由地繁衍后代。这种鸟在我并不陌生，我的家乡灞河边的苇子林丛是它们的福地，叫声不大优美，是比较单调的“呱呱呱”的粗声，当地人就因其叫声称作“苇呱呱鸟”。一个苇字，标明了它生存繁衍的独特领地——苇丛。这湖里的苇丛更是难得的一方自由领地了，首先不担心安全，没有如曾经的我一样捣乱的孩童掏取鸟蛋。
　 在蒲苇丛里相间着的大块水面上，有通体白亮的鹭鸶悠然浮游，它们总是双双成对，一会儿游远了，一会儿聚拢并行了。我无意间捕捉到一个瞬间即逝的画面，一只鹭鸶张开翅膀从水面跃起，不偏不倚落在另一只鹭鸶的背上，又滑落到水里去了，被踏了一下的鹭鸶抖一抖身子，似乎没有在意，又并头游动着。还有几只野鸭，显然缺乏鹭鸶的优雅风度，却洋溢着活泼的天性，不时把头伸入水中又冒出来，争先恐后，左右穿梭，自然都是在水里捕捉小鱼小虾等食物。几种叫不上名字的小鸟，从空中掠过，有一种背上是一抹鲜艳的红色，瞬间就消失了。
  　小艇从苇丛中出来，又进入野生的荷花丛中。许是得了这好水和好水下的好泥的滋养，硕大的荷叶遮罩着水面，红色白色粉红粉白的荷花竞相开放，开放的荷花和含苞待放的花蕾都是出奇的硕大。浓郁的香气弥漫在水面上，真有仙境里的沉醉了。我便想到，无论密不透风的苇丛，无论花香扑鼻的荷花，当是适宜所有职业所有年龄的男女驾舟散漫的好去处。进入苇丛和荷花丛中，得意的事和烦恼的事都会被荡涤出心胸，获得一分娴静和爽快。
  　直到我如此沉迷的时候，仍然不敢相信这一方好水是在河南淮阳大地上。不单是我孤陋寡闻，更在我多年来偏颇的心性，以为和我住地相邻的省份大同小异，就把兴趣偏向于那些自然景观奇特的边远地域，大漠荒原、海洋冰山、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寨、野狼游走的草原、寸草不生蠓虫难觅的生命禁区的盐湖……此刻，我甚至有某种懊悔，竟不知和我相邻的中原河南淮阳，有这样一方好水——龙湖。
  　湖以龙命名，也是这一方好水所系的悠远到神话时代的神秘历史。传说伏羲从我的家乡渭河边来到这里寻求更广阔的发展天地，神农氏也在这里教民稼穑，陈胜在这儿建立第一个农民政权，更有诸多文人墨客如李白苏轼等都留下不朽诗篇。在我尤为惊喜的收获，是陈姓氏族的源头就在这里。这龙湖在夏代称为陈，到西周时，在龙湖上建城立国为陈国。随之以国名为姓氏，便有了陈姓。十多年前我在广州的陈氏家谱园里获悉，陈姓源自舜的后裔所在的陈国，却不知具体方位，今天竟然一脚踏进陈姓始祖所在的陈国的门槛了，无意间完成了一次最久远的寻根，顿然觉得和淮阳亲近到有亲情相系了。
　  龙湖有好水。《诗经·陈风》有赞美龙湖的诗章：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茼；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把龙湖上这些水生花草能铸进《诗经》，可以猜断肯定是这龙湖的风景激发了作者的诗兴，留下这生动的诗章。我在龙湖蒲苇丛荷花丛中的忘情和沉醉，和几千年前《诗经·陈风》的作者相通，只是我笨拙，吟诵不出一首诗来，仅留笔记一篇，聊以尽兴。
         铁岭掠影
电话上听到邀我赴会的城市是铁岭，当即反应出赵本山的名字来。我已记不准是哪一年得知赵本山是从铁岭走出来的，却一遍成记。这位在我的印象里堪与卓别林比肩的中国小品演员，早已独成一方个性化魅力的艺术风景。几位朋友在我的通话中得知我要去铁岭，无一例外地便随口说出那是赵本山老家老窝儿的话，可见并非我的记性好，确凿是赵本山太招他的观众喜爱了，不仅记着他的名字，还都记住了他的出处铁岭。我到铁岭赴会，隐隐着看看赵本山曾经生活的老窝的风景，还有某种神秘的崇拜心理。     
    我到铁岭是深夜3点，在大街小巷穿引的过程里，充分感受着处于沉睡里的城市的静谧和安详。然除了街灯下的景致，既看不到行人，更看不到稍远的铁岭独有的景观。为不留下遗憾，我放弃了早睡，在满窗灿烂的阳光里走出门去，走进铁岭的大街小巷。     
    这是铁岭老城，大街两边是大的商店和小的店铺，小巷里则是一家挤着一家的窄门面专卖店。无论大街或小巷，多是低层住宅楼，尽管做了各种色彩的装饰，仍然可以看出是老式建筑，让我想到上世纪80年代西安老城区的情景。街道也是一眼可以看出旧有的格局，尽管增补了花木草皮，原有的格局依然，名副其实的走车观景，铁岭留给我的总体印象，和我见过的许多北方城市无大差异。然而，我却不敢马虎，心中响着独特的二人转欢乐明快的唱曲，脑子里浮现着穿着各色大襟花袄舞着彩色手帕的男女轻盈的舞步。诞生在这块黑土地上的唱腔和舞步，是这一方地域的人最具个性的艺术展示。看似平常的这座北方城市里，蕴积着独特个性的文化，显示着乐观、欢快、简洁、活跃的群体生命活力。     
    出铁岭老城，我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到令人震撼的平原，收获过的畦垅如棋盘的田野里，隐约可见满地的稻茬子；脱过粒后的稻草捆子堆积在稻田里，密密麻麻望不到边沿；裸露的稻田呈黑色，让我这个见惯了黄土地的人大开眼界，自然想到它肥沃的质地，心中滋漫起一缕欣羡之情了。我生活的关中的黄土地孕育了慷慨激越的地方戏秦腔，生存环境更为艰难的陕北的黄土地，却孕育了个性张扬的民歌信天游，更有比迪斯科还颠狂的腰鼓舞。在这方肥得流油的广袤的黑土地上，孕育了让人赏心悦目的二人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更孕育一方人个性化的艺术。
    车子在黑土地上疾驰，眼前突然出现一座新城，我被告知这是正在建设中的铁岭新城。接近新城边沿，我看到的是左右都看不到头的脚手架。有钢铁撞击的响声。卷扬机的钢铁长臂在高空运转。掘土机在一片阔地上推着黑色的泥土缓缓行进。道路两边是刚刚栽植成活的花草和树木，还有尚未整修成形的凌乱的土堆。一个新的铁岭城正在这方黑土地上呈现出雏形，其规模其景观其风姿，都与老城是别一番崭新的景象了。新城的街道宽阔规整，更有别出心裁富于诗意的街名，南北走向的通道以中国的名山命名，如泰山路华山路等；东西走向的路以中国的江河命名，如长江路珠江路澜沧江路等。我很真切地感知到一种命名的创意和诗性，命名者的创造性思维，既是开阔的，也饱含着诗意的浪漫。     
    远远看到一片蓝的水面，在中午的阳光下闪烁着幻影似的光环，那是凡江。在我的意识里，对那些有江河流过的城市留下更为生动鲜活的记忆，南方自不必说，几乎有城就有水，珍贵自然是北方的城市，难得有流水依傍或河流穿城而过。这种心理缺憾与我生活的古城西安缺水有关，尽管古有“八水绕长安”的迷人景象，然而都与城区有较远的距离，近年间水量锐减，以致干涸。看到铁岭新城流过的凡河，便有一种滋润的感觉。待车转到一方高台上的时候，我有身临仙境的错觉，奇花异草，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树，修葺规整的小径，细工雕琢的玉石围栏，真如同诱人的公园。上到高台的平顶，眼前是一泓蓝莹莹的湖水，岸边绿树掩映，平添出生动的诗意。这是一方人工湖，引凡河河水进来，成为令人舒悦的风景。人工湖那边，是一排业已完成的新式建筑，造形各异，高矮错落有致，到这儿就可以领略未来铁岭新城的全新风貌了。我有点不可思议，一座新的城市就这样说建就建成了，堪为奇迹。
    匆匆走过铁岭老城和新城的每一步，我都感受着生活运动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步伐。这种步伐在我走过的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城市都能感受得到，而在黑土地上的铁岭却尤为强烈。我不仅期待而且相信，崭新的铁岭将创造新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将创造新的文化景观，别一种风格的赵本山将走进中国观众的视镜。
                                                               （2008.11.12二府庄）
  一个人的声音
　　似乎真的难以抗拒进入这个年龄区段，便容易对生活世象发生感慨的特点，即使我对这种生理现象时有提防，避免发生常见的那种不由自控的唠叨惹人生厌，仍然还有提防不佳的时候。前几日李星打电话告知他要出文集，当即表示祝贺，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又忍不住发生感慨。发自本能的祝贺，是我深知文集这种文体对一个作家和评论家多么重要，可以说是一生追求的归结；然而，这种文体的文本很难畅销，出版社一般都会亏本赔钱的，向来出书难，纯粹文学评论的文集就更难出了，才说我的兴奋之情是出于本能。感慨则纯粹发自李星，这个和我差不过两岁的同代评论家。
结识李星，完全是文学的缘分。和李星低头不见抬头见，算来竟有三十四五年了，也是文学的纽带牵携着。大约是在“文革”后期的1973年，被砸烂的作家协会和被驱散的作家编辑，得了上级新的政策，重新聚拢，挂起了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的新牌子，把原先在中国文坛颇具声望的文学刊物《延河》，改为《陕西文艺》重新出版，老作家大多数心存余悸一时进入不了创作，刊物便倚重“工农兵”业余创作爱好者。新时期一拥而上中国文坛的那一批陕西青年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先在《陕西文艺》杂志上练习写作基本功夫的，我是其中之一。我在《陕西文艺》发表了平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才有机缘走进位于东木头市的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的院子，也才有机缘认识李星。李星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刚刚分配到文艺创作研究室，是最年轻的编辑，我却仍然有点心怯。这是毫不夸张的真实心态，因了我没有实现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对李星这位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同代人，岂止羡慕，早已隐隐着一种怯的心态了。那时候我还在西安东郊一个公社(乡)工作，《陕西文艺》编辑部常召集业余作者开会，便有了和李星接触的机会，感觉他很随和，不是姿态性的随和，而是出自个性里的天然，我的那种怯着的心态渐渐淡释。尤其是得知他来自兴平农村，闲聊中说到乡情和家境，和我多有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感受，很自然地涨起亲近感，“名牌大学”的副作用也消失了。几十年过去，几乎是谁都不曾在意更无心留神的匆匆一瞬，他和我相继都“退了”。我至今记得两年前相见的一个细节，他到我的办公室，开口便说刚刚办完退休手续，给我打声招呼。我安慰了他几句，不作惊讶状。然而，送他出门以后，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他即将告别的办公室门里，再回转身坐下去的时候，腿有了软的感觉。我什么文章也看不进去，什么事也不想做，脑子里就连续鸣响着一个声音，李星退了，李星退了，李星……我自然想到我的年龄，也该退了，却又不完全是退，真切地感受到某种伤痛的不堪，岁月竟是如此的急迫和短促。我想起在东木头市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院子里初识李星时，那一张虽然偏黑却泛着红光的青春脸膛，又浓又密的自生卷发，眼里总是显出一缕与年龄似乎不相称的天真。我后来调到作家协会，和他在一个院子办公，在同一幢住宅楼上起居，真是抬头见低头也见，一天不见似乎就少了点什么。眼见着这人的胡须一年比一年浓密，脸孔从青春洋溢到中年明朗再到花甲的平和，头发由黑变灰再变白，似乎觉得自自然然原本也就该这样，没有惊讶没有感慨，甚至连多一分在意也没有。突然就在完全无备的那个上午，他走进我的房子说他办完退休手续了……我才在如同被猛然当胸一击里不知所措，才意识到属于供职年限的最后一个年头走到头了。已往多年，他也是这样随意走进我的办公室，开口便是某某杂志发表了某某某一篇小说，写得不错，你抽空看看；或者是某某评论家在某报上发表了一个新颖观点，并直率无忌表达他赞赏或不敢苟同。他说着文学的时候，是那样的坦诚，说了几十年，都是坦诚不改，我听着也觉得坦诚。今天他却说他办完退休手续了。我独自坐着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根本梳理不清几十年来和他说过多少话题的话，文学的和社会世象的，纯粹互相取笑调侃逗乐的或正经认真的不同看法的争辩，过后不记也就统统沉没了，唯有那些事关我视为生命的写作的细节，如刀刻般铸刻在记忆深处，时月愈久愈加显亮。
那是1991年春节过后的早春三月，我第一次出门参加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个有关出版计划的座谈会。我天不亮起来骑自行车赶到远郊汽车站，搭乘汽车到东城墙外的终点站，再换乘市内公交车赶到出版社的时候，会议已经进行到讨论的议程了。路遥正在发言。路遥的旁边有个空椅子，我便慌不择位赶紧坐下来，爬楼梯和赶路弄得我压抑着喘气。坐在路遥另一边的李星，从路遥背后侧过身来。我明白他要跟我说话，仍然喘着气侧过身子把右耳倾向他脸。他说，你大概还不知道，路遥获茅盾文学奖了。我说我真的还不知道。他说今天早上广播的新闻。未及我作出反应，他辞我而去坐直了身子。我也坐直了身子，等待路遥发言完毕即表示祝贺。我早上起来忙着赶路，没有打开半导体收听新闻，漏了这样重要的喜讯。我刚觉得喘息平定，李星又从路遥背后侧过身来，我再次把右耳凑给他。李星说，你今年再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按农历说这年(1991年)的腊月25日下午，我写完了《白鹿原》的正式稿，却没有告诉逼我跳楼的李星。春节过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把《白鹿原》书正式稿又顺了一遍。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手稿之后，我把一份复印稿送给李星，请他替我把握一下作品的成色。他和高、洪是这部小说最早的三位阅审者。我回到乡下，预想高和洪的审阅意见至少得两个月以上，尽管判活判死令人揪心，却是急不得的事。但李星的个人阅读的意见却要简单得多也快捷得多。截至到这个时候，李星对一部或一篇小说的判断，在我的意识里已经形成一种举足轻重的信赖。我在乡下过着一种看似闲适的轻松日子，心却悬在李星身上。李星会怎么看？能过得李星的法眼吗？且不说李星全盘否定，即使不疼不痒说上几条好处再附加两点不足，我都不敢想象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耐着性子等了大约七八天，我从乡下回到作协家属院，恰好在住宅楼下看到提着一袋菜的李星的背影，便叫住他。我走到他跟前尚未开口，李星倒先说了：“到我屋里说。”我看见他说这句话时不仅没有平时的热乎笑脸，反倒黑煞着本来就黑的脸，说罢转身便走。我当即就感到心往下坠，头皮发紧，跟着他从一楼上到五楼。他一言不发，依然黑煞着脸。我的心不再下坠而是慌惶难控了，只有失望透顶到不好言说的阅读，才会摆出这张冷脸来。我跟他上到五楼走进他的家门，已经有了接受批评的几分准备。他把装菜的袋儿放到厨房，领我走进他的书房兼卧室，猛然转过身来，几乎和我撞到一起，依然黑煞着脸，睁圆两只眼睛紧盯着我，声音几乎是失控了：“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我一下愣住了，从他转身开口之前的那种紧张到惶恐的情绪里一时转换不过来，发愣又发蒙地站在原地，听着他又重复了那句话，同时击了一下掌。我很快就感到心头发热到浑身发热，却仍然说不出话，也不想说话，只顾听他慷慨激昂随心所欲畅快淋漓地说话。他在小屋子床和墙壁之间的窄道上不停地走动，激动时还跺着脚，说他对《白鹿原》手稿阅读的印象。我也站着，听他尽兴地讲着。
这是我听到的关于《白鹿原》的看法和评价的第一声，是颇具影响的中年评论家李星的声音。他当时踱着步跺着脚说了那么多好话，我现在连一句都想不起来了，只记着他说的“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句话。我后来曾调侃作为评论家的李星，对《白鹿原》书稿发出的第一声评论，使用的竟然是非评论乃至非文学语言。正是这句关中民间最常用的口头话语，给我铸成永久的记忆。越到后来，我越是体味到不尽的丰富内韵，他对《白》的肯定是毫无疑义的，而且超出了他原先的期待里的估计，才有黑煞着脸突然爆发的捶拳跺脚的行为，才有非评论语汇的表述方式；我体味到一种同代人之间弥足珍贵的友谊，他从阅读《白》感觉到我的创作的进步和突破，不是通常的那种欣喜欣慰，而是一种本能的激情式爆发，那一种真诚和纯情使我终生回嚼；我体味到作为一个评论家对文学的钟情和神圣，显然又不完全是和我的个人友情所包含得了的，在小处说，他期盼陕西新时期起步的这一茬作家能完成新的突破，弄出好作品来。他对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真诚地祝贺，侧过身在路遥脊背后逼我跳楼，因了我的不进步而发急。他对贾平凹、邹志安、天芳、晓雷、京夫、王蓬、李凤杰等作家的创作一直关注，写过不少评论文章。他为每一部独出心裁的新作坦诚评点，已经成为这一茬作家共同信赖的朋友。他首先面对的是文学，是作品，为某个作家有突破性的新作品而激情慷慨，却不是因为朋友而胡吹冒评。既可见他对陕西乃至当代中国文学的殷殷之情，也可见他的坦诚与率真，只面对作品说话。
我还是珍惜情感。这个同代人李星和我在一个协会相处几十年，对我的包括《白》书在内的小说写过不少评论文章，恕我年龄进入忘事阶段，竟然记不住一个完整的句子，倒是“你今年要是再把长篇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和“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两句——非评论语言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地铸刻在心。事过多年，我现在平心静气想来，我这大半生和李星说过多少话，都忘记了，有这两句就足以在我心头树立一个永不褪色的朋友——李星。再说一句多余的调侃的话，李星哪怕现在骂我什么话，我都不在乎了——在我创作和生命的最重要时段，李星率真诚挚到忘记使用评论语言的这两句话，终生都受用不尽回嚼不尽了。
自从李星电话告知要出文集并约我写文章那一刻起，短暂的兴奋之后便陷入犹豫不定的矛盾心理，是侧重于李星文学评论的贡献和估价，还是偏重于几十年来我所看见的评论家李星，包括个人的友谊和情感，竟一时难以决断难以下笔。后来促使我做出倾向性偏转，既有理性的判断，也受情感的驱使，理性地估价和评说李星对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对陕西作家创作发展的强力促进，早已形成超出文学圈的普遍性社会影响，早有公论；李星对我创作的真诚关注和以文学为纽带的友谊，却只有我有直接的感知，我不逮住这个机会表述出来，就可能留下遗憾，于是便发生了这篇文章的倾向性偏转。我回想从认识到相处30多年的人生历程，共同经历过多少事说过多少话，写一本不厚的书也足够了，于是便筛选，似乎没费多少工夫，李星对我说下的那两句非评论非文学语汇就浮现出来。我便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对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和陕西文学说话的人太多了，而对我说出这样精确精彩回嚼不尽的个性语言的，是李星。我把这两句话公之于众，文学圈内和圈外的人，就会看到一个真实生动的李星独禀的胸怀，他的可敬和可爱已不完全局限我一个人。
前面已牵涉到李星的文学评论在新时期当代文学尤其是对陕西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很难作出一个量化的估价，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早已形成，这就是，无论是某位卓有建树业已成名的作家推出新作，无论是某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出手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作者本人特别关心李星的评价自不必说，整个文学界——作家和评论家，都特别关注李星的评价。换一句生活化的说法，李星对这个作品咋看咋说。尤其是对某一部作品的评价发生较大争议的时候，大家更重视李星的看法和说法，由此可见李星的声音具有怎样的分量；尤其是在非正式场合的民间，形成这种习惯性对李星声音的关注，更可以检测其真实性与可靠性。我很自然地想到，自新时期文艺复兴我开始较频繁地走进陕西作家协会的院子，常会听到朋友包括李星颇带神秘口吻给我传递信息，胡采对某个作家的某篇(部)小说说了什么话……胡采应是陕西文学自解放以来的泰斗，其文学评论的影响远不止陕西。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听到文学界朋友之间传递李星对某部作品的说法了，时过近20年，李星的声音愈来愈被关注，足可见其成色和分量。我倒用李星说给我的那句话，李星也把事弄成了。
我现在说李星这句话时，只有感慨独没有惊讶。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李星也是刚刚走进陕西文学界，他是以评论的姿态走来的，不过在那时候的陕西评论界，还容不得他这样的“毛娃娃”插言多嘴。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李星的声音和刚刚冒头的一茬青年作家的创作发生共鸣。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李星作为“笔耕文学评论组”的最年轻的评论家，对一些重要作品的评论和看法，已经产生重要影响。就我耳闻，作协院内的几位专业作家，每有自己看重的某个作品出手，先在私下里要听听李星的评说；谁在艺术上探索一种新的尝试，也要听李星的看法。印象深的是邹志安写作《爱情系列》中篇小说的时候，每发表一篇都送李星，看李星怎么说，然后以其得失调整后来的作品的写作。还有我，《白》书写成，第一个想听的反应，就是李星的声音。新时期开始形成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几乎所有作家，都受到李星的关注和关爱，对每一个人的作品都发出过坦率真诚地评说的声音，及至后来出现的更年轻的一茬作家，及到新世纪跃上文坛的更年轻的作家，李星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予以评点，业已成为老少作家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声音。
李星之所以能发出老少作家都感魅力的声音，首先在于对一部作品的判断，长处和短处都看得准确，不光在旁观者感觉如此，即使在作者本人也多为折服。只有准确的评说才能服人，也才能建立评论者的威信，久而久之，十年二十年过来，就成为独具魅力的非同凡响的一声了。他的智慧和学养，对各种流派作品的敏锐感受，注定着他独到的审美视角；他以文学为神圣的纯粹性，排除了种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使他那种独特的审美视角能得到充分展示，这是过去不难当今颇难做好的事。李星声音的威信和魅力，依此而生。
我在本文中记述了李星说给我的两句话，我也记着我说给李星的一句话。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读了他写的一篇较为全面的研究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文章，竟然很感动，对他说，你该当对中国当代最具影响的作家的创作说话。我是从他评王安忆作品的文章里看到一种力度，才忍不住说出我的感想。我想，具有这样的思想力度和独特艺术视角的人，应该对当代最具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发出声音，无论对作家本人乃至对当代文学的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自然也有施展李星才华和影响的意思。大约过了一些时日，我对这种想法稍作修正，颇为正经地对李星说，你应该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和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能感到雷达等评论家，就是面对一个时期的创作现象发表看法的。我完全相信李星具备这样的能力——综合的能力和解析的能力，敏锐的感知和独特的视角，具备这样能力的人，局限在地方一隅太可惜了，应当把他的影响力发挥到整个中国文学。李星很赞同我的意见，连续写过几位名家的创作评论，影响日渐扩大，乃至进入茅盾文学奖评委，当是一种标志。直到去年夏天，雷达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严肃剖析当今文学创作的文章，我读后深为震撼，私下里却想着，李星也该有这样振聋发聩的文章打出去，深知他有这个实力。
一个兴平乡村的农家子弟，走到陕西和中国文学的前沿，发出任谁都很关注的声音，恕我用他说给我的那句话来归结——李星把事弄成了。
        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
　  读完《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书稿，杜光辉又一次给我以惊喜，相信这部书出版后，将会引起文坛的关注和读者的兴趣。
　　算起来，我与杜光辉相交竟有二十多年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和几位作家去陕南重镇安康讲课。那是文学最狂热的年代，竟然有上千名痴迷文学的男女青年听课。讲完课，当我们返回到安康火车站时，一位二十多岁的铁路工人来送行，他虔诚地买了一兜橘子，让我们在路途上解渴。在站台等车时，一位同来讲课的作家说，在这一千多名听课者里面，将来有一个能成为作家就不错啦。未及我说话，一直站在我们背后的那位铁路工人搭话了：“那个作家就是我！”那位作家告诉我，他叫杜光辉，是大巴山里的一个小火车站的工人。这是迄今为止我和杜光辉惟一的一次见面。平心而论，当时的他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关注，但这样的自信和勇气，却令我振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杜光辉的中篇小说《车帮》在陕西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看到介绍他的文字，才把这位新星和十年前在安康火车站送行的那位大巴山小火车站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便不禁慨叹，他终于成了那个千分之一。随之，他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不断地引起反响。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选编的《陕西名家中篇小说精选》中，选入了陕西老、中、青三代共19位作家的作品，杜光辉名列其中。我在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中特别提到此书选编的作品“是40年来最具有成就也最具有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还有一批更年轻也更富于艺术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的代表作”。
　　杜光辉的小说构思奇特绝妙，气势磅礴，文笔冷峻，力求把握时空的高度，给人以心灵的关怀和生命的思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人的灵魂的演绎，关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他艺术探索的历程中，不慕浮华，不被潮流挟裹，始终走着自己的创作路子，已经突显出独立的艺术个性。每次阅读他的作品，便情不自禁地想到安康火车站送别时他的那句豪言，一位有才气的作家终于出现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杜光辉携家带口去了海南。我没有惋惜是出于我对创作的理解。一个年轻而又敏锐的作家进入一方陌生之地，感受会更新鲜更强烈，况且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先活跃的地区，当代生活的矛盾和人的心理秩序的变化，更易捕捉。杜光辉令我颇感意外的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竟然流落在海南街头，陷入弹尽粮绝的地步。就在我甚为忧心之时，他给我来信了，说他找到了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的工作，结束了窘境。他仍然坚定地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他不会放弃文学的。其实，就在他流落街头一天只能吃上一碗面条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文学。我自然可以想到杜光辉对文学执著追求的毅力。同时不能忘记的是，那时候，正是文学创作被商潮冲击得有点零落有点贬值的时期。
　　杜光辉又进入了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佳作连续面世，《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许多报刊转载了他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普遍的影响。这些作品大多反映海南生活进程，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
　　我在看完《哦，我的可可西里》后，意识到这部中篇小说触及到一个拷问人的灵魂的大问题，一部关涉人类命运的大题材，甚为钦佩。杜光辉曾在电话里告诉我，想把它再创作为一部长篇。现在，名为《可可西里狼》的长篇小说书稿就摆在我的书桌上。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世纪，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同时，这又是对人类造成最严重破坏的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储存着足以毁灭地球的武器；地球资源被无休止地掠夺，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个关于人类本身合理生存的命题。
　　杜光辉的这部长篇力作，描写一支解放军的测绘分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在那里和野生动物、大自然发生的悲怆、凄婉、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那些当年的军人在可可西里又发生着生命和鲜血、友情和利益的剧烈冲突。这是一部故事新颖奇特、人物鲜活，具有现实认知意义的精彩小说。
　　杜光辉当年曾作为解放军部队的一员，亲身经历了可可西里无人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同时，他在青藏高原多年的汽车兵生活，为他积累了丰厚而独特的生活素材。这部小说的文字极富表现张力，勾勒出一幅幅雄浑苍莽的画面，真实地展示出苍凉、美丽却又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作品犀利地剖析着人灵魂中的善与恶，人类的真情、友谊、道德，利益冲突中的背信弃义、残酷杀戮，发出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呼唤，发人深省。
　　有评论家说，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是新世纪中国文坛出现的精彩小说之一。我也毫不夸张地说，《可可西里狼》当是近年出现的长篇力作之一。
       说给云儒三句话
　　云儒过70岁生日，各界人士拥集，场面庞大而又热烈。对于一个大半生都从事原本属于冷寂的文学评论工作的人来说，足以见得社会影响的广泛，远远超越了文学界。云儒约我说话，正中我表现欲念，连任何客套都不曾发生，我便踊跃而出，瞬即形成三句话，说给云儒。
　　第一句话，云儒是我的老师。这话不是客套，更不是恭维，而是真实的事实。
　　上世纪60年代初，西安市艺术馆为文学爱好者搞文学讲座，我是虔诚的一个听众。周六下午走到纺织城东边的水沟村，花两角钱在农民的家庭客店歇脚，天不明起身赶到西安聆听各种选题的讲座。约略记得是那年春末夏初的一个周日，我在讲堂里看到了走上讲台的肖云儒，竟然由惊诧而瞬间浮泛出悲哀沮丧的情绪来，概出于他那一张脸孔。不单是那张脸的俊气，关键在那张脸所标志的太过年轻的年龄，看去好像比我还要小几岁，我的沮丧以至悲哀便发生了，这样年轻的人登上讲台作讲座，而自我感觉比他还长过几岁的我坐在台下接受他的文学启蒙，还梦想搞文学创作，未免太晚了……
　　我还是耐心听讲。他的讲题是《散文散谈》。就是在这次讲座上，我亲耳聆听到他对散文这种文体的概括——“形散而神不散”。这句堪称精湛的概括，在我一遍成记。我那时正学习散文写作，这句话便悬在心中。几十年后的今天，云儒关于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的”概括，不仅随处被人引用，业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关于散文写作最精到也最传神的概括，似可称为肖氏语录。而这样精准的概括，是他在20出头的年纪作出的，足见其学养之不俗，以及横溢的才气。
　　我视他为老师，源出于此。尽管见面握手时直呼其名，老师的印记一直悬在心中。
　　新时期文艺复兴潮头伊始，陕西应运而出一茬青年作家，作品引起整个文坛的关注。几乎与此同时，陕西的中青年评论家组成一个纯民间性质的《笔耕》评论组，紧盯着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这一茬陕西青年作家的创作变化和发展，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品评，对他们的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云儒是《笔耕》评论组年龄偏轻却最敏锐的评家，他的笔锋触及到每一个作家的作品，赢得了作家们的钦服和珍重。我也是受益者之一，不仅在他肯定意见所给予的鼓励，更在对作品弱点的严肃的批评。记得我的《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时，得到的几乎是一口腔的称赞，猛乍听到他毫不掩遮的批评，而且是甚为致命的否定性批评。他既不管你获什么全国奖的影响，而且是在一个小型创作座谈会上正对着我说的。我虽然没有申辩，却基本不予接受。直到几年又几年之后，自我感觉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创作突破之后，我才一次又一次更深地理解了他的批评。确实说来，是一个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老话题，也是创作的一个大命题。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对于创作的理解和感知，尚不能理解他的批评；反之，他对文学创作的理念和审美，超出了我当时的接受的可能性；当我后来的创作有所突破，大约才一步一步接近了他的那个文学理念和审美准则，钦佩便发生了，敬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听到也看到一些看人看脸却不看作品成色甚至掂红包轻重的评论的传闻，常会想起仁兄云儒直对着我面的毫不口软的批评，愈觉难能可贵。隐藏在心中30年的这第二句话，在仁兄庆贺70华诞的场合说出，在我算得是一个最恰当的机遇。
　　第三句话，是我刚刚意识到的，即云儒已经进入人生的又一个新的境界——达观。
　　生日庆典仪式的同时，云儒的散文随笔集《雩山》首发。我先读《雩山》自序，直感便是云儒已进入达观这种人生的高境界。我觉得尤为难得，人活七十现在并不难，难得的是进入生命体验里的达观境界。
　　我约略可以看到云儒抵达达观境界的一条途径，从文学评论形成广泛影响之后，即到新的世纪伊始，他的言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现实，完全成为一个视野宽泛且有独立见解的学者。说来有趣，每当有机缘听他发言，或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还有电视上听他侃侃而谈某个话题，都是一种新颖的理念，敏锐的思维；甚至刚刚流行的新鲜语汇，在他说来如道家常。在我这个受众的感觉里，既有对新理念的启蒙，也有新鲜语汇的普及……这种情景里，我突然会意识到，我还是近50年前坐在文学讲座讲堂里的听众，是学生；他依然是登上讲台讲演的先生、老师。差别仅仅在于——
　　云儒已是进入达观境界的人了。      （2010年8月31日二府庄）
      想起了杰克·伦敦
　　杰克·伦敦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干着海盗营生的杰克·伦敦发生了良知反省，更重要的是发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仅不可压抑，而且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伙，栖居在海边小镇上一个小屋里写起小说来。写成一部小说，跑了几家出版社，不仅没有一家出版商看中小说，倒是看到一家比一家翻得更白的白眼，嘲讽的言词也是一个比一个更尖刻。杰克·伦敦却不仅痴心不改，更加倾心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的构思创作。我已记不准杰克·伦敦的哪一部书稿，终于得到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杰克·伦敦喜不自胜，连出版社老板明显带有欺侮和坑人的10美元的一口价都接受了。他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来不及回家，直接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余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也最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又潜心静气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了，一天三顿都是吃面包喝开水。直到面包吃完缺失下一顿的时候，他又把那辆作为唯一财产的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个美元再买一抱粗而劣却也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的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很快被广泛的普通读者所热衷，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争购、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又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着杰克·伦敦如果生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就不会发生把自行车抵押当铺换面包吃的艰难困苦的事了，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了。然而，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的美国出版界，眼睛紧盯着知名的又走红的几个作家，本属正常的也是司空见惯的生活世相，又逢着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版业本身不景气，杰克·伦敦这样的旷世奇才不被淹没不被摧折已属奇迹，亦属万幸。《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声势浩大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作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的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书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出于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便促成了《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作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无论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甚至在陕西文坛之外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此为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丛书序，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简说柏峰散文
　　认识柏峰，大约30年了，那时候他正在大学读书，有缘相识。几十年过去，虽然过从疏淡，却幸未断止，不敢自命为淡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却也可自信庸常无益的来来往往拉拉扯扯不曾发生，便形成一种简约却也明晰的印象。初见柏峰时的学生气儿，渐变为一种谦谦的书生气儿，再变就成为颇不随俗的学者气象了。印象里，柏峰似乎言语不多，更难见夸夸其谈，每有话说，却倒也坦荡直率；许多年自囚于渭南一隅，凭窗读书，锲而不舍，自得其乐，如此恬心静气的治学风范，在喧嚣的当今生活潮中弥足珍贵。
　　柏峰长期从事语文研究，这是他的主业，在语文界已是资深且卓有建树的研究者，已出版过几部专著，仍不断发表新的研究论文，颇负盛名。他酷爱读书，涉猎面广，更善钻研，对现代哲学和文学理论兴趣很浓，对古典文学和艺术亦有长盛不衰的爱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上世纪90年代初期，柏峰就获得过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去年又获得首届陕西文艺理论奖。获奖是对他学术探索的肯定，也是对他苦心孤诣问学精神的鼓舞，自然也可见他学术造诣的功底和不可或缺的价值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柏峰还擅长散文创作，而且已形成独立个性的品格。迄今为止，柏峰已出版了《野涧散墨》、《枫窗新月》、《月在东篱》、《柔软的心灵》、《归梦绕家山》等散文集。单看这些散文集的书名，约略便可感知作者的性情，以及文章的品相了。柏峰自家写着散文，同时还在思考研究散文这种文体，出版了散文理论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论中国散文精神》等。同样，单看这两部散文研究专著的书名，顿生肃然，二十世纪一百年间，从新散文诞生到世纪末的散文大繁荣，出了多少堪称伟大的散文作家和堪称经典的散文作品，要作出独立见解而又能服众的一家之言，谈何容易。然而，柏峰作成了。要对整个中国散文作品的精神作出论断，必有一付高蹈群峰又点石成金的眼力，才可能从精神的层面上阐释百年以来的五彩缤纷的散文诸家，这更谈何容易。然而，柏峰也作成了。说到柏峰的散文，阅读中处处可以感知其思想的力度，那里泛溢着新人文主义精神的另一种韵致，无疑是追求高远、和谐和文明的境界。在艺术上，他独辟蹊径，寻求把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有机融汇的属于自己的语言，追求典雅清新却又鲜活生动的艺术效果，业已独成风景。
　　无论是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抑或是文学创作(散文为偏重)艺术的研究，都在促进并促成他的散文创作的高起点和高境界的自然实现，这是柏峰自己蹚开的适宜自己艺术创造理想的途径。柏峰正当盛年，相信会在自己独辟的艺术途径上继续探寻，获得更高的艺术境地，当是个性独具的“又一村”。
        我们村的关老爷
在我尚不知晓关羽或关云长为何人的童稚时期，却已知道关老爷这尊神。岂止知道，而且和关老爷左右为邻，距离不过五六十步。自我有记事能力，便记着我家是村子西头第二家，头一家的院墙西边紧挨着一条颇深的沟，是下雨排水的天然洪道。这条沟的西沿上，坐落着一幢比普通农家更讲究的庙，方砖砌墙表面，琉璃小瓦苫顶，房脊高高耸起，砖头上有雕刻的吉祥图纹，这座庙俗称关老爷庙。村民平常简称为老爷庙，敬奉着关羽。我一出自家土门楼，第一眼便看见关老爷庙；从村子里走回家去，直对着我视线的也是这座关老爷庙；关老爷庙的北墙根下，是走出村子的西口，村民下地干活或出村办事，都从关老爷的庙墙根下走过。不仅是我，整个村子里的男女老幼都和关老爷朝夕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几乎谈不上距离。
　　我后来才知道，在民间传说里，关羽谢世升天后，被玉皇大帝封为管民间风雨的职司，任何一方地域的干旱雨涝或风调雨顺，全在这位风雨神的掌控之中。无需考究这个传说起自何时何方，既成的事实却非同小可。即如我眼见的灞河流域密集的大村小寨，几乎每个村子都修建着一座关公庙，敬奉着这位职司风雨的神。我生活的村子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不过三十多户人家，却不知早在多少年前已经修建起这座关公庙来，推想那时大约不过十几或二十几户农家，肯定由每户分摊建庙和雕塑关公神像的不菲的费用，可以想见村民踊跃情态里的虔诚。其实不难理解，以种植庄稼为唯一生存依靠的村民，决定粮食棉花收成丰欠也决定他们碗里吃食的稀稠乃至有无和身上穿戴的厚薄的关键一条，便是雨水，风似乎倒在其次。渭河平原这块沃土，庄稼生长最致命的制约因素，便是干旱，我查阅过西安周边3个县的县志，造成多次饥馑灾荒的原因，都是久旱不雨。敬奉关公祈求风调雨顺是村民们共同的心愿。
　　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后晌，村子里的主事人便打开常年挂着铁锁的关公庙门，让几位村民打扫卫生，擦拭关老爷和护卒头上身上的尘土，点上两支又粗又长的红色蜡烛，再敬上三支香，然后跪拜叩头，再说几句祈求风调雨顺的话。接着，整个村子里的成年男人都来焚香跪拜祈祷来年有及时雨降下。我和小伙伴们围在庙门口，看着一个个年长的年轻的爷辈父辈的再熟悉不过的男人们，无论家道或富或贫无论性情属刚属蔫，站到关老爷塑像面前先鞠躬再跪拜时的表情，都是至诚至敬的。关老爷端坐庙堂正中，长耳几乎垂肩，浓眉大眼高鼻梁，满脸红色，黑色的胡须直垂到胸膛，威武里透着慈善，不动声色地看着一荏一荏跪拜他的村民。到得末了，主事人把我等在庙门口围观的小男孩一齐叫进庙去，教大伙抱拳鞠躬，再跪地叩头者三，最后让大伙跟着他齐声说，关老爷爱民如子，给俺多下及时雨……应该说，关公是我平生最早跪拜过的神。
　　每年农历二月二日，是民间传统传说里的龙抬头的日子，也是冬去春来农事铺开的一个标志性时日。村子的主事人一早又去打开关老爷的庙门，打扫卫生再点蜡焚香，敲锣打鼓和拍铙钹的好手早已敲打得震天价响，村子里的男人们闻声赶来，长辈人跪在庙里，年轻的晚辈跪在庙门外边，我等小伙伴们随意择空档处跪下，叩头三次，然后一齐仰面对着关老爷的塑像，跟着主事人齐声祈祷，祈盼雨顺风调……那声音是浑厚的，也是震动庙宇发生回声的庄严的声响，更是虔诚的心愿之声。
　　干旱却几乎年年都在发生，有小旱，也有大旱，多在秋苗生长的关键时月，即伏旱。小旱修渠引水可以抗御，大旱就几乎面临绝收，村子的主事人便召集村民商议，用一种激烈悲壮的方式祈雨，当地人叫“伐马角”。同样是在职司风雨的关公庙里庙外举行，点蜡焚香烧裱，庙外锣鼓铙钹敲打着激烈紧凑的曲牌，男人们聚在庙里庙外，身上都披着象征下雨的稻草编织的蓑衣，自然都是长跪在地。突然会有一人跳起，从火盆里抽出一根烧得通红的细钢条，大吼一声，吾乃关老爷“通全”的黑乌梢，随之便把通红的细钢条从右腮戳到左腮……黑乌梢是说一种黑色的蛇，蛇是龙的民间化身，即取水地点在南山的黑龙潭。于是，整个村子的人便跟着那个“通全”了神灵的人到南山去，到黑龙潭里“取水”……我等一帮小伙伴聚在一旁，反复诵念两句民谣：云往西，关老爷骑马戴帽披蓑衣。帽是指遮雨的草帽，蓑衣也是遮雨的，都是预示着甘露降临。应验落雨甚少，依旧干旱居多，灾荒和饥馑避免不过。然而，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和二月二对关老爷的虔诚祭拜，依旧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明令禁止，这种传承了不知几百年的仪式才被废止了。
　　关羽忠勇孝义，在民间的影响也很广泛，却是隐性的，不像他职司风雨直接关涉千家万户每一个村民的生存。这样，村民们很少说或不说关公庙关帝庙，而通称关老爷庙或简称老爷庙，已显示着一种亲近的情感。
　　说来有趣，每当在媒体上看到当地驻军在天旱时节向天空发炮催雨成功的消息，我就会从记忆深处泛出村民敬祭关老爷的画面……
　　
       【报道评论】
      陈忠实的书房
            人民日报海外版  潘衍习 2008-10-20
　　忠于时代著鸿篇，实是风云跃纸边。作赋书文随妙手，家传户诵遍山川。
　　凡读过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读者，无不为这部反映陕西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浑史诗所震撼，无不为由此展现中华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的画卷而赞叹。
　　10月11日星期六，记者有机会来西安，便于当晚拜访了《白鹿原》的作者、驰名中外的作家：陈忠实。
　　陈忠实的住处离陕西省作家协会不远，因而设在这里的办公室，就成了他的书房。
　　晚上8时了，省作协的院里已黑。办公楼里，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办公室的灯光亮着，楼道里已弥漫着烟雾。看来喜爱抽烟的陈主席已来多时，作家星期六、星期日的晚上常会来这里。
　　热情地握手，诚挚地问候。浓重的乡音，朴实的语言。望着作家沧桑的面容、深邃的目光，记者感到，那样一部折射时代风云的鸿篇巨制，应该出自这双大手。
　　南窗的窗台上、墙角边堆满了书，多是朋友、同行的赠书，也有慕名的求教之作。有暇，陈主席要看一看，有些为之作序，有些评论一番。房中的写字台上也堆满了书，但还是有地方进行写作的。陈忠实写作仍然使用笔纸。他坦然地说，他不会使用电脑，拿起笔来才觉得是真地在写作。他说：“重要的还是写的东西要真，真的才能打动人。眼见的事实，切身的感受，认真的思索，都是真实的。当然，写文章、搞创作，更要有认识、有思想。我把文章捧给读者，是把真实献给读者，也把思考留给读者。”
　　书桌的右首边，靠墙摆放着几幅照片，照片中的陈忠实两幅作沉思状，一幅是今年7月在西安作为奥运火炬手传递时的情景，这幅是微笑的，笑得很自豪。
　　记者了解得知，这位作家多年来笔耕不辍，近来一直为《小说评论》杂志写《白鹿原》创作过程的连载，已从去年连载到现在了。17日要到宁夏参加“西部民办高等教育论坛”，这位当过教师的作家也要讲讲当今民办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建议。
      字如其人——读陈忠实的字
        南方日报  李霁宇 2008-02-19
　　有一年在西安开《小说月报》的会议。会开完，约在“白鹿原”餐厅，李星、李国平请客，我和任芙康作陪，近距离地认识了忠实先生。是1998年的事了，那是第一次“亲密接触”。忠实先生的字早听说，没见过。
　　过了几年我出一部长篇《风逝》，就冒昧地请他题个书名，而且不恭的是打电话请的，不想忠实先生就认真地写了寄来，一口气写了5张，有大有小，有横有竖，让我挑选。忠实先生之“忠”之“实”令我的感动，便尽在不言中了。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面，都是在会场，合个影什么的，既不谈文学也不谈书法。近日再见先生的书法，觉进步斐然，自成一家。
　　我认真地读了先生的字。先生的字，点横撇捺已成自己的风格，结体端正，质朴刚健；中锋运笔，横平竖直，筋骨丰然。字体端正，多不斜逸，亦不旁鹜，不事张扬，却笔意劲遒。他的字，笔划一丝不苟，循规蹈矩，少连笔，无草体。笔划粗细相等，不生波磔，没枯笔，全是意到笔到——这都令人想起先生本人，想起先生的大名“忠实”二字来。
　　书界多有怪字，画字，亦有“天书莫辨”，实则都是标新立异，这情形与文学通，先锋和跨文体的求变都是无法超越前人的无奈之举。因此读先生的字与读《白鹿原》的感受是一样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朴朴实实，实实在在，没有花哨的花腔和花枪，亦无花拳绣腿，故弄玄虚。先生的字，也是这样，粗看质朴无华，细读却外朴内秀，外柔内刚。先生的字体都偏长，那些字便像是一个人的态势，不紧不慢地走来，从日常生活中走来，真实，本真，淳厚，清朗。
　　我们读书家的字，常被人教示，这是师某某大家，这是习某某名家。书家总是在讲求出处。我却以为，笔笔有出处，那都是别人的了，自己的在哪儿呢？究根溯源，其实所谓的出处，都出自篆，篆之形而隶最后臻于楷，由字体而书体，所有的流派都出自这里。其实书法并不神秘，神秘的书法就是被神秘的语码所蒙蔽。它不就是写字吗？——写这个天生发明出来就是用来写的汉字！
　　忠实先生的字让我悟到这一点。我很高兴。
　　我甚至怀疑中国人发明毛笔和宣纸就是为了汉字的变化而生的，并因之出现千姿百态的汉字，因人而异，因异而趣，进而称之为书法。外国人就没这福气了，首先是ABCD的字母不具象，它的变化只是美术字的变体而已。
　　最后想到一个有趣的事，笔迹鉴定就是因为都用了钢笔圆珠笔，如果是毛笔宣纸，那就不用费这个劲儿了。
　　扯远了，回到书法。读先生的字，你会感叹不已：真的是字如其人呵！
       读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文学报  李星 2010-01-10
　　作家的劳动：艰难着也幸福着  ——读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将近十八年过去了，第一次阅读《白鹿原》手稿时，所受到的心灵冲击和感觉仍然如刀刻般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白鹿原》面世十七年以后，陈忠实终于“解放”了思想，以散文的笔触，回答了广大《白鹿原》的读者和研究者原存于心，并试图破解的疑问，回忆了创作《白鹿原》过程中可以说详尽的求索历程。《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一个作家就自己一部作品的回忆与思考，也可以叫做“《白鹿原》创作过程谈”，如果去掉过程它就是一篇文论，有了过程它就成了一本散文化、个人化的艺术散文了。可以说这是一本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早已期待的书，也是陈忠实的研究者十分需要的书，具有很高的文学理论价值和当代作家研究的文献价值。而对于正在深入发展的中国文学和困惑于创新之难的广大中国作家来说，陈忠实所指示的“超越自己”、“自己将自己举起来”的回忆和思考，不仅从根本上回答了社会和文学界普遍关心的“文学创新”的路径问题，还生动破解了似乎很神秘的从生活到艺术的奥秘。尽管作者一再强调这种艺术思维方式的个人性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这里面却包含了许多基本的艺术创造规律问题。即是说，在陈忠实描述的许多个人化的思维感悟中，体现出的却是普遍性的文学规律。
　　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一书中，陈忠实告诉我们，从最初创作动机的产生，到主题与人物日渐孕育成熟，从构思的形成到语言的选择与定型，是不断地“打开”自己的思想视野和“打开”连自己也未必清醒意识的“生活库存”的过程。但是从理论形态的思想武器和作为经验形态的生活丝缕到新的艺术形态，从历史文献中的叙述到变成自己经验氛围的文学叙述，从纸上和传说中的人物变成自己头脑中“气脉”生动、“脉理”清晰的鲜活形象，必须捅破一层纸，拆开一堵墙，而这“破”和“拆”的过程，就是文艺理论中的“灵感”的产生过程。所不同的是一个短篇在创作中可能只需要一次、两次灵感，而一个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却需要许多灵感。而如《白鹿原》这样意蕴丰厚、具有创造性的优秀小说，如陈忠实这样在一种狭窄的创作套路中走得很久的作家，则需要付出更艰苦的阅读和思考，用他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剥离”过程，“打开”自己的过程。既然他要不断在主题、人物、文本、叙述方面突破自己，就不能不在这些方面寻找新意，创造和迎接灵感产生的机会和契机。灵感产生的一刹那，正是“破”和“拆”的一刹那，突破和找到新意和新生命的一刹那。
　　人们把想象力当作作家之所以是作家的基本能力，甚至于有人把它的作用夸张到无限的地步，并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西游记》这样的神魔小说为依据。其实，范仲淹没有见过岳阳楼，但却有在家乡太湖边的长期生活经历，《西游记》的人物上天入地、变化多端，但变来变去，他们都有人的性格品质，何况它依托的是古代神话和民间的神怪传说，主人公唐僧更有玄奘这个执着于信仰的历史人物的蓝本。陈忠实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以自己切实的体验揭示了想象力的生命之源，以及它的局限性。他说，生活中“一些意料不及撞面而来的人生喜剧和悲剧，让我一次又一次产生情感冲动和心灵震撼，对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也感觉神秘，单凭想象力无论如何是难以取代真实生活的底色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追寻到的白鹿原上的种种人和种种事，以及由这些人和事而诱发出来的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使我一次又一次反复感知到起码适宜我的创作的某种规律，即真实生活的某个情节乃至一个细节当即会诱发想象力，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窃喜，又把记忆里的某些生活细节激活了”。
　　这段话表明想象力绝不是可以天马行空、漫无边际、为所欲为，而是由现实生活记忆中各种人、各种事激发而后产生的创作和艺术突破的“灵感”。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许多时候，想要恢复事件的本来面貌，精确地描写真相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才努力以一丝线索而追寻到真相的藏身地，将它以故事的形式改头换面，安排到我们小说的体系中去。……若想编好谎言，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所以想象力的来源，既有生活之源、人生情感体验之源，还有思想和世界观之源、理性之源。感谢陈忠实，他以自己生动而真实的创作经历和艺术体验，把以往十分神秘的作家创造思维过程及创作心理具体而形象地揭示出来。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后3章，理论和学术的含量少了些，属于真正的表现个人心绪的散文写作，但它对全书却是需要的，不仅回答了读者和研究者关于《白鹿原》出版面世过程中的许多关心，而且充分展示了作家的许多情感和心灵的细节，具有一般散文中很难兼备的文体美和人格美。这是在坚持了八年的艺术创造工程之后的轻松和释然，又是未知其命运的漫长等待。前13章告诉人们，创造的每一步都是艰难而漫长的，后3章告诉人们，创造，包括艺术创造是“自在“的，享受的，也是幸福的。这种享受和幸福不只在完成和等待社会评价过程，还贯穿于创造的全过程，每一次灵感爆发时豁然开朗的激动，每一次在黑暗孤独中看见光亮的惊喜，每一次自信心的失去与获得……这就是一个作家创造性劳动的性质：艰难着并幸福着。
      陈忠实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摘得“百花奖”
            西安晚报 职茵　杨明  2009-07-17
　　“秦腔名剧《火焰驹》打动了众多三秦儿女，从我们这一代人算起，不知有多少人几乎是看着这部戏长大的，但最让人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部戏出自剧作家李十三之手。”今年是陕西剧作家李十三逝世199周年，地道的老戏迷陈忠实2007年为其写了一部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并于上月摘得“百花奖”。
　　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陈忠实谈起了李十三那些触动人心的往事，他希望更多热爱秦腔的人记住李十三的名字。2007年，陈忠实通过剧作家陈彦才知道，让自己从小深深着迷、如痴如醉的《火焰驹》，是清朝嘉靖年间一位穷困文人李十三创作的。陈忠实遗憾地说：“我们这代人很少有人知道他，再过些年，他的名字怕是要被历史湮没了。”
　　陈忠实说：“李十三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十全本戏，八部大戏、两部小戏。当年，仅一部《火焰驹》就红遍三秦，后来又被全国各地移植改编成地方戏，在全国广泛传播，影响力很大，后来还成为第一个被搬上银幕的秦腔戏。可如此伟大的剧作家，却一生困苦。他18岁时考中秀才，可后来屡试不第，一直苦熬了30年，才中了举人，但朝廷并没有给他什么官职。仕途不顺，李十三就转向民间，为百姓写戏。早年渭南地区的自乐班和皮影戏班子四处演出，李十三就常给他们写剧本糊口。
　　在旧社会，一个靠文字为生人的生活会穷困到什么程度？陈忠实说自己无法想象，“在李十三62岁的时候，还和老伴自己拉磨磨面，那种石磨，需要很壮实的牛才拉得了。两个老人在农村生活，没有壮劳力，可见生活的艰难”。但严酷的生活又给了这位老人致命一击，在李十三62岁那年，嘉靖皇帝下令渭南府查办他，称他创作的戏文是淫词秽句、败坏民风，所以要将他押至京城问罪。听到官府即将来捉拿自己的消息，李十三和老伴正在磨道里下苦力，他又怕又气当场吐血，仅逃出渭南二十华里，就死在了路上。
　　陈忠实觉得，不为李十三写点什么，自己的心情永远无法平静。2007年，他将李十三拉磨的故事写成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后来屡屡获奖。上个月还获得了《小说月报》举办的第十三届“百花奖”。“那样的困境下，他坚持写作十多年，将十大本戏留给后人”，最近，陈忠实特意去了一趟渭南凭吊李十三。他说：“我是奔着伟大作家的灵魂而去的，表达我对他的尊重和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