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图书馆的讲座,原题:在新疆的风声里)
一、开场
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在新疆的风声里》,本来确定的主题是《在新疆》,因为我年初刚出版了一部散文集叫《在新疆》,后来我加了一个自然之物:“风声”。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刚刚出版,我想跟大家就这本书,谈谈我在新疆这么多年的感受,另一方面在我的这本书中或者在我以往的文章中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描写到了风——这个新疆最大的自然景物,所以我想在风声中,在新疆的风声中,跟大家完成这样一次交流。
我喜欢风,我是在风中长大的,我也能听懂风。我想在新疆生活,一个人假如能够听懂风声,他就可能听懂大地上所有的声音。文学的“听懂”是一种心灵感受,是一种感悟,是一种心灵情绪。优秀的文学家可以把心灵的感悟和情绪传递给大家,这就是文学的“懂”。
今天还有不少人带了孩子来听讲座,我非常荣幸,孩子是最能听懂文学语言的,因为我们的文学就是在人类幼年时代创造的一种艺术。人类在自己的心灵还处在非常稚嫩的时期,创造了这样一种天真的艺术。到现在我们还仍然需要文学,仍然需要在文学中汲取营养智慧,文学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学中还保留着人类最早的看待世界、感受世界、领悟世界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的文学家,还保留了一种用孩子般清澈天真的眼光去看世界、去感受世界的这样一种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文学。不管一个人活到七十岁还是八十岁,我们永远需要一颗童心,需要有一双孩子的眼睛,天真地、充满好奇和新鲜地去打量这个世界,这就是文学要表达的。
这个世界已经非常陈旧了。在哲学家的眼中,每天都是旧的,每个人都是旧的。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也都是陈旧的,千百年前就有人像我们这样生活,就有人像我们这样思考,就有人像我们这样生老病死。世界毫无新鲜可言。但是作家在创造新鲜,在发现新鲜,把生活中那些我们认为一成不变的,被我们的情感和思想磨损得已经不成样子的生活中的新鲜,发现给我们,告诉给我们。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文学,还需要去读文学?就是我们要从文学作品中,从作家敏锐的感觉和发现中,去感受这个世界依然新鲜的那一部分,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二、一个人的村庄
写《在新疆》之前我写了《一个人的村庄》、《虚土》、《凿空》等作品。在以前的作品中我很少提及到新疆,尤其在《一个人的村庄》中,我把新疆忘记了。我认为文学是可以超越地域、民族和文化的,我不会为一个地方去写作,或者不会为某一种文化去写作。
在《一个人的村庄》中,我首先虚构了一个处在地老天荒中的遥远村庄,虚构了一个第一人称的我,虚构了一个近似于新疆自然的这样一种环境。我有意把时代背景推远到马车时代,那是我认识并喜欢的时代,在那样马车时代中,现代工业还未到来,人类还处在一个慢时期。大家知道马车时代是人类的一个缓慢时代,人类的速度还没有提起来,还没有发明出许多工具,可以改变地球的面貌,甚至于改变自己。我把《一个人的村庄》安置在这样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慢时代。一切都是缓慢的,人类还有远方。我记得那时候,我看着地平线想象远方。那时的地平线是我不会轻易到达的,我们受速度所限。
在《一个人的村庄》中,我推远了很多东西,把人类的文化和民俗也推远。我把自己和那一村庄人,设置在一个文化和民俗相对淡泊的环境中,让人赤裸裸地去面对自然去感受自然。
《一个人的村庄》是我一个人单独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一个作家,当他生活的时候,他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说每个人都是世界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这是正确的。但是,当我写作的时候,我就会把自己和这个世界单独开来,自己面对世界,即使我在生活中是这个社会的大机器的一个小零件,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也要把自己这个小零件拆下来,放在社会大机器的对面,跟它面对面,一对一,这时的作家已经不是生活中的那个人。所谓写作状态,就是一个作家和世界面对面的一种状态。
《一个人的村庄》既是这样的状态,它以一个小村庄跟整个大世界面对面。这本书出来以后,也有人认为《一个人的村庄》中没有批判精神,它写了一个乌托邦的乡村,我们的农村现在有这么好吗,有这么诗意吗?曾经有这样的质疑!我认为他没有看懂这本书。当一个村庄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它的存在价值自显,它的状态它不是一种批判的状态,但是它是一种独立的状态,这就是一个作家的状态。
三,虚土
《一个人的村庄》之后,我还写了另外一本书,叫《虚土》。《虚土》是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本来是要写新疆的现实,写我家族的移民生活。我的家族是从六十年代初闹饥荒的时候,从甘肃一路逃荒到新疆,先到乌鲁木齐住了一个冬天,在春天雪消的时候到沙湾县,到了沙湾县以后,我的父母感觉县城还是没多少粮食可吃,我们就一路朝北走,最后落脚在沙漠边上的一个小村庄里面。我们家在甘肃本来是城市户口,我的父母本来都是国家干部,结果一路逃荒,从城市逃到乡村,最后把我们家全部逃成了农民。几十年后我上学、长大、工作,又沿着我父母曾经逃荒走过的路,一步一步,从乡村再来到城市,再把自己变成城市人。我的《虚土》本来想写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当我提笔写作的时候,我对这一切都没有兴趣了,我写了我自己的感受,写了我到人生四十岁这个阶段的内心恍惚,写了我的虚无感。《虚土》写的是一个小孩,在他五岁的早晨,突然睁开眼睛,看见这个村庄,看见道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看见从远处归来的人和即将出门的人,这个孩子就在这个五岁的早晨突然意识到,他的整个一生都被别人过完了。那些二十岁的人在过着他的青年,那些四五十岁的人在过着他的中年,那些七八十岁的人在过着他的老年。一个五岁的孩子就这样孤单的,在他突然醒来的那个早晨,张望着整个人世,幻想着自己的所有所有的生活都被别人过掉了。自己的幸福和痛苦都将不是自己的,连出生和死亡都有可能不是自己的。《虚土》就写了这样一种几乎无法言说的情感。我觉得这才是我想写的!这种对人生的追问和反思,才是我想做的!《虚土》按照原初的设计,仅仅写成一部有关新疆移民体裁的小说,这是我不甘心的,所以《虚土》最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书出版后,有人认为它是小说,有人认为它是散文,但是我自己认为它是诗歌。我早年是一个诗人,后来花了长达十年的时间去写散文,但是从骨子里面我仍然是一个诗人。我有那样的一种诗情,没有一个好的机会把它抒发。所以《虚土》对于我而言,
它是一个漫长的诗意的抒情。在我所有著作中,我是比较看重和满意《虚土》的,因为这样一种抒写,这样的一种构思,对于我来说,它可能是重要的。
四、凿空
《在新疆》这本书的写作也是长达十年。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的十几年时间,这期间我写了两部小说:《虚土》和《凿空》。《凿空》是我的第二部小说,2010年出版。《凿空》写到了新疆的现实。在我以前的写作中我一直想回避新疆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抒写这样一个地方,新疆太过庞杂。各种文化、诸多民族、地域差异,光南北疆就有多少地理板块和文化板块,我们没办法用一种方式来呈现整个新疆。对于我来说,我只能从一个小村庄开始写起,从某个小街区开始写起,新疆这样一个地方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困难的,难以呈现,而且必需是小心谨慎去呈现的,敏感的东西很多,雷区很多,不可写的东西很多,作家需要绕开一个又一个雷区,一道又一道防线,去说出自己想说的,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
写到《凿空》的时候,我有了一种在新疆的感觉。写《凿空》之前的上个世纪末,我就一直在去一个叫库车的地方,这是我们古代的古龟兹国,现在叫库车,也是我们西部大开发的中心地带。
整个《凿空》的写作时间跨度有十年,这十年时间中我反复地去库车,《凿空》就是以龟兹、库车为背景展开的,那也是一个南疆的工业和文化重镇。
在这样的行走过程中,我先写了一部小小的散文集叫《库车》,这本书后来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边角料。在写这部散文的过程中,写一部大小说的构思,慢慢地形成了。库车是我非常难忘的地方。我记得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库车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库车老城的大河滩上,拥挤着上万辆的毛驴车和毛驴。后来我从县有关部门的材料中得知,整个库车县有四万头毛驴,当时库车是四十万人,那样的景观让我非常之震撼,满街都是毛驴车,满街都是滴滴答答的驴蹄声,仿佛我一下子回到古龟兹时代。你想,毛驴和驴车,是在龟兹的鸠摩罗什时代,就是人类的代步工具,它是我们祖先坐过的车,我们祖先陪伴过的小毛驴,现在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当时库车正在搞新疆的“一黑一白”政策,所谓黑就是黑石油,所谓白就是白棉花。我对库车领导说,库车最大的资源不是“一黑一白”,是“两黑”,地下的黑石油和地上的黑毛驴。我说黑石油我们在短短的数年间,可以把它抽干,但是地上的黑毛驴,可能是我们做旅游的最大资源。我曾建议,库车机场不要让小车去接机,直接毛驴车接机,让大家从飞机下来直接坐到毛驴车上,一步踏入千年龟兹,这才是旅游的惊喜。
我在库车走过许多地方,有时候我带着当地的一个维吾尔族干部给我做翻译,更多的时候我一个人行走。在那些街巷中一个人背一个包,带一个相机,拿一瓶水行走。我觉得我不需要翻译,尽管我不懂维语,但是我觉得一个地方的生活,不仅仅是靠语言交流,靠眼睛也可以看懂,靠鼻子也可以闻懂,靠耳朵也可以听懂。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感受世界的方式很多很多,即使我是一个哑巴和聋子,我同样可以写出一部有关声音和色彩的书来,这才是一个作家!
当一种交流中断的时候,当我们听不懂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有视觉、有触觉、有嗅觉,完全可以通过这些感知来明白这个世界。记得有一个下午,我坐在一个维吾尔族老大爷的旁边,我不懂维语,他也不懂汉语,我坐在他旁边,我对他笑笑,他也对我笑笑。我给他一支烟,他点上。他卷了莫合烟让我抽。我觉得我坐在他的旁边,就像坐在自己沧桑的老父亲旁边,我一句话都不用问,他半句话都不用说,一切都明明白白。一个人的岁月沧桑,那样齐全地摆在那里,你需要去问什么,你还需要去问吗?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有多余的语言吗?不需要!生活就这样被两个陌生人,坐在墙根相互都懂了、通了。
我在库车还结识了看护克孜尔尕哈千佛洞的一位维吾尔族男子,叫阿里木,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给那里的一棵树打药灭虫子。大家去过克孜尔尕哈千佛洞吧,千佛洞旁边长着三棵榆树,那就是看护佛窟的这个维吾尔族男子栽植的。佛窟远离村子,在荒山之中寸草不生,这位看护者太寂寞了,就挖了两三个坑,带了三棵榆树苗,种到了那里。这一种就把麻烦种下了,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水,往下挖一百米都没有水,从树栽下去的那一天起,这个看护佛窟的人,就每天赶毛驴车从七八公里外的村子拉水浇这棵树。整个十几年的时间,树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就用水越来越多,但是没有办法,他栽了它又不能让它死掉,一开始是赶着毛驴车拉水,后来有了拖拉机,就开着自己家的拖拉机拉水,自己挣的那点工资全部都用来浇树了,我去的时候树已经一房子高了。后来我每次去库车都去看这棵树,我给当地的文物部门领导说,佛窟是一个死文物,我说佛在新疆它是过路佛,它用一千年的时间完成了佛教从西往东的传播,然后佛走了,留下的只是遍地的佛窟,但是这三棵榆树是活的,这是库车的精神。我们要花钱把这三棵榆树保护住,这三棵榆树再不能让维吾尔族老大爷自己掏钱去浇灌了,应该让文物部门把它们当文物去保护着,让活的东西和这种已经死了的,成为过去的东西在一块儿生活。这正是我们想做的,也能够做的。
《凿空》这本书就是我在库车这样慢慢的行走中,构思完成、写作完成的。《凿空》写了龟兹地区被现代工业开发包围的一个小村庄的生活和命运,其中写到了一户汉族人和一村庄维吾尔人的生活,写到了村里面传承数十代的坎土曼家族,还写到了村里的毛驴车、毛驴。因为南疆村庄里,每家每户都有毛驴,都有驴车。从路上看,毛驴的数量比人多,毛驴的叫声比人高,毛驴跑得比人快,人和驴那么和谐地保持了一种千年不变的关系。我就觉得这样一种生态,非常珍贵。我还写了坎土曼和铁锨,写了用铁锨的一户汉族人和用坎土曼的一村庄维吾尔族的关系。
这户汉族人是60年代逃荒到南疆,村里给他了一块地,村民帮他盖了房子,但是这户汉族人老是使唤不惯维吾尔族用的坎土曼。我经过研究发现坎土曼和铁锨是一个工具,如果我们把坎土曼扳直,它就变成铁锨,如果把铁锨朝内折90度就变成坎土曼,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区别,就是那么一点点的转变,它随之带来的改变就会很大,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改变一点点东西,就可能改变整个生活的方向,但这种改变要让我们一块儿去深究。我还探讨了这两种农具的使用方法,用过铁锨的人都知道,铁锨劳动的时候是朝前扔土,坎土曼完全不一样,坎土曼是朝后扔土,所以这两种农具,它即使在源头上可能是一种东西,但它一旦劳动起来,它的动作完全不一样,使用者的思维方式也都不一样。我通过这样的抒写来探讨生活,来探讨生活的差异,生活中的一样和不一样。
整个《凿空》只是在写沟通,一户汉族人需要跟一村庄维吾尔人沟通,反之也是这样。整个现代化、工业化,在村庄旁边大面积展开的现代工业,也需要跟村里人古老生活去沟通。
我写了村里的毛驴有一个习惯,一旦有比自己声音大的东西进入村子,毛驴就会跟着叫,跟它们比声音。在村庄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毛驴叫声是村里面声音最大的,毛驴不能容忍一个汽车的声音,拖拉机的声音,到村里来压过它的声音,所以在村里会看到这样的景象:那些干部的小车一到村里面,后面跟一群毛驴叫,它在跟小车比声音,它不容许这样一种陌生的声音进入到村庄,这种叫也是一种交流。一个古老的生灵,在跟我们现代的工业机器在交流。我还写到了毛驴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现代工业的推进,现代化的推进,当地出台政策鼓励农民用三轮摩托车去替换毛驴,这样的政策必然使毛驴面临着灾难,必然是这样一个陪伴我们人类千百年的代步工具,一个活的生命从我们身边消失。
《凿空》就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对话、矛盾、和解中展开的。这部小说出版以后,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0年度亚洲十大小说。《亚洲周刊》的评语是: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式孤独的罕见作品。我非常欣赏这句评语,因为它提到了“孤独”,孤独是文学永远需要抒写的对象,我认为它是作为一种文学去评价的,非常之专业。中国式孤独是一种什么样的孤独呢?难道这个世界上有美国式孤独,或者有西方式的孤独和东方式的孤独吗?我认为可能有!从我的《一个人的村庄》开始,其实我都在呈现跟孤独有关的主题。我在《凿空》中呈现的孤独,不是单个的一个人的孤独,它是人群的孤独,一村庄人的孤独。一村庄人在那里孤独生活千年,保持着一种不为外人所知,也不为自己所知的不变的生活,一天跟另外一天是一样的,一年跟另一年也是一样的。那样的劳动,一人一亩地、一头驴、一个驴车、家旁边的三五棵杏树、七八棵白杨树、几个孩子、一个老婆。就那样的生活,一天又一天在过,一年又一年在过,每年都不会有多大的改变,每年的收成几乎都是一样的。土地没有奇迹,种地不像盗墓,一下子可以创造百万富翁。种地是在土中刨有限的那一点点收成,土地不会那么大方地把财富一下施舍给你。种地的人都知道,生活没有奇迹。没有奇迹的生活怎么过,永远不变的生活怎么过,看不到希望的生活怎么去过?但是恰恰就是我书写的那个叫阿不旦村的村民们,会过这种生活,他们会过贫穷的生活,会过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过那种在我们看来根本就过不下去的生活。这种生活本身是孤独的。
《在新疆》的写作过程中,我经历了这样两部小说的写作,在期间穿插的写了一部分散文,成就了现在这本书。我说我的《虚土》和《凿空》的写作,使我一点点地在走近新疆这个地方,使我一点点地在变成新疆人。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新疆人。我在新疆出生、长大。我在文联上班时,经常有人推门进来,用维吾尔语或哈萨克、蒙古语跟我说话,我大概能听懂他们在问一个人,我知道他们是把我认成是本民族的人了,因为我这种长像既像维吾尔族又像哈萨克族,还像蒙古族,有一点点像汉族。我不清楚新疆这个地方怎么把我变成这样了,新疆给我的东西可能太多了,我自己都不知觉。首先她给了我这样一种长相,给了我说话的口音,走路的架势。我们到内地去,人家一看你走路,一看你说话的脸部动作就知道你是新疆人。
新疆还给了我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难道新疆人看东西跟内地人不同吗?有什么不同呢?这需要我们去研究的。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他的家乡的给予,这种给予是我们自己需要慢慢去发现的。有时候我们怀揣自己故乡给予自己的非常明显的特征和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不知觉,一旦你走出故乡,走到别的地方,在另外的人群中,人家一眼就能认出你是什么地方的人,这就是家乡的给予。我想新疆给我的东西可能非常之多,我只是通过我的一本又一本书,在接近我生活了半辈子的这样一块地方,在领受她给我的。我还没有完全发现的这种东西,当然不能说是感恩,我一般不用感恩这个词,我想一个地方给予我的我接受,我的接受本身就是对一个地方的感恩。
《凿空》是我的第一部直接面对新疆现实生活小说。在我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在写《虚土》的时候,我都力图在避开新疆,但是最后我发现,一个人最躲不过去的是一个地方的现实,一个作家可以天马行空地去写作,去写许多腾云驾雾的乌托邦式的世界,但是你最终要和一个地方的现实面对面,最终要跟她交流,对她说话,所以《凿空》就是我对这么多年新疆生活的一个个人表达,仅仅是一个个人表达,而且是很局部的,只限于南疆龟兹一个叫阿不旦的小村庄的这样一种表述,它仍然不能代表新疆,不能代表这样一个地方,它只代表个人对一个地方的一己之识。
五、在新疆
我不知道在坐的有多少人读过《在新疆》这本书,这本书跟我的《一个人的村庄》相比,可能比较散。《在新疆》是我在新疆这么多年在南北疆的行走过程中的一些片段感受,它不像《一个人的村庄》那样集中,但是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出,我在新疆的学习和生活,我所说的学习,是我每到一地,向当地的自然学习,向当地的人文学习,向当地的优秀的文学艺术学习。
去年秋天我跟随文联阿扎提主席,在南疆去讲课,跟南疆各民族的作家交流,我在喀什师大跟当地的作家学者交流时,我谈到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叫《突厥语大词典》。因为《凿空》之后,我正在写一部有关喀喇汗王朝和于阗佛国之间长达数十年年的战争故事。但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史料很少,我们汉史对那个年代的记载匮乏,从西边来的一些史料也是有限的,于是我就盯上了《突厥语大词典》。这本书早些年汉译本出版时,我就看了。后来写这部小说我又反复看了好多遍,我读它的时候真是如获至宝,我说我能在新疆读到这样的一本书,感到非常幸福,因为我只有通过这本书,才能看懂那个时代。公元1000年前后的那个时代的新疆和整个中亚,《突厥语大词典》尽管是一部词书,但是我一直把它当成一本没有写成句子,没有构思成篇章的一部文学书。仅仅靠那些鲜活的词语,靠作者收集整理的那些民歌谚语,我就完全可以看懂那个时代,可以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
你想一想,让我们能够看懂一个时代的书,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如果我们说《红楼梦》让我们看懂明清时代的中国,《战争与和平》让我们看懂那个时代的俄罗斯,那么还有哪些书,能够让我们看懂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呢?非常之少。但是《突厥语大词典》,我认为是这样的一本书,我能读懂它的每一个词,它的每个词都在说话,词语是活的,它没有被文学化,它是口语的,是感性的,还存有那个时代人说话的语气,语气中所带的情感和温度,有那个时代的人对待事物的态度,所有这些是如此丰富。你能在一部文学作品中读到这么多东西吗?读不到。所以我给师大当地的维吾尔族作家和教授讲课的时候,我说我一到喀什噶尔,就感觉到达了一个我认识的地方,因为我认识《突厥语大词典》,认识《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我在喀什街道行走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走在那个时代的路上,走在穆罕默德喀什噶里曾经走过的地方,我的有一只脚可能踩在他的脚印上,我正呼吸着他呼吸过的空气,晒着他照过他的太阳,沐浴着吹过他的清风。一个人跟一个地方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当我们接受它的文化,跟远在时间尽头的祖先,那些先哲们取得了联系,我们才能跟一个地方的文化有关系。我们所有的学习,阅读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沟通历史和现在,让自己不仅仅是活在此时此刻,还活在古往今来,这是我们读书学习的要义。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先哲、圣人,都是人类共同的智者。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当我们和他们取得精神联系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你即使生活在喀什噶尔,你没有跟喀什噶尔古代的先哲们取得精神上的联系,你跟一个地方仍然是没有文化关系的。所以在新疆这么多年,我不光从自然地理上获得了许多的营养,我还从各民族的古代文学和名著中,获取了非常充足的营养。
这几年因为我们在做新疆的江格尔文化,还有幸读到了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以前我光知道我们中国的三大史诗有两部在新疆,《江格尔》和《玛纳斯》,但是从来都没去读它,后来因为做江格尔文化的研究,我和我们团队的人员都认真读了《江格尔》,一读才发现,如此伟大的一部作品就在我们新疆,就在我们身边,它的传承人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却对它不闻不问,光知道名字,对它的内容一无所知。这么多年,我们的作家们盲目地追逐那些遥远的西方国家的名著,但是忘了阅读我们身边的世界名著。我想,像《江格尔》这样的史诗,在座的每个人只要翻开,就会有兴趣读下去。你有兴趣读下去,你就会从中获得智慧。你想《江格尔》是我们在数百年之间,靠传承人江格尔齐口传下来的文学。口传文学有一个特点,一个人传诵大家听。大家有耐心听下去,你想它有多么的精彩。一个人在那说一天一夜,下面的人会听一天一夜,那样精彩的文学我们却不去读它。我们《江格尔》研究人员中的一个作家,她把《江格尔》中的片段,每天晚上读给她的孩子听,她的孩子都听上瘾,一到睡觉前,就缠着他的妈妈给他讲江格尔故事,后来她记忆了好多有关《江格尔》的片段,你想它会多精彩吧!我们现在的儿童书全是从西方买来的那种跟我们的生活文化一点关系的故事,让我们的孩子读,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史诗《江格尔》中去发掘故事呢?在《玛纳斯》中去发掘故事,在我们的《阿凡提》中去发掘故事,在我们哈萨克的达斯坦长诗中去发掘故事!
新疆这个地方沉淀下来的有价值的文化、文学太多了。这种文化还没有被我们发现,新疆的文化、有价值的古代文学,还需要我们再发现。
六、风声
讲了这么多《在新疆》,最后想讲新疆的风。我的主题是“在新疆的风声里”,我是在风中长大的,我生活的地方经常刮风,它处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我生活的地方正好在西北风的风带上,整个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就躺在我的村庄的北边。沙漠就是一张风的脸,风的面孔,风的身躯。有经验的人站在沙丘上,就可以看出方向,因为新疆所有的沙漠,尤其北疆的沙漠,沙漠的头都是朝东南的,整个沙漠是西北风造成的。西北风从遥远的地方开始,吹沙积塔,一个沙丘一个沙丘地累积,形成了整个一座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曾经有人问我:“你写出这么多东西,你的老师是谁,是谁最早启蒙了你教育了你?”我的回答是:“我有可能是被风刮醒的”,因为在我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村庄里经常刮风,一个人睡到半夜听风,一场大风在刮过村庄,从风中可以听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墙的声音、屋檐的声音、草垛的声音、树的声音、远处荒野和山的声音。从那样的风声中,我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这个世界的许多东西,那些在白天看见或看不见的许多东西,都会在风声中被听见。风在描述、风在呈现。在一场大风中,你可以听到远远近近的所有声音,这些声音加起来就是世界的声音,整个世界的声音,在一个晚上吹入到你的耳朵里,唤醒你的灵性,让你变得不一样,让你听到的比别人多,这就是一个孩子早期的启蒙。他听到如此多的声音,而且从这种声音中,辨认出如此多的事物,这就是风对我的早期教育。
我记得去年,我去鄯善的迪坎儿村,我们走到鄯善县的山里面的时候,下车休息,这时候起风了,是西北风,我说我认识风,我一看刮西北风了,我就知道这场风是从我的家乡沙湾县刮来的,我就在这条西风带上,我还给我的司机说:“我们会赶到风前面到达迪坎儿村”,因为风速只有每小时几十公里,我们车速比它快。结果,我们在路上耽误了一个多小时,到达迪坎儿的时候,风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迪坎儿村前面是一片沙地,风在沙地上掀起好多尘土,把整个迪坎儿村弥漫在尘土之中,我们沿着那条小路往村子里面走,走到村头的时候,猜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了一棵梭梭柴,长在路边上,非常高大的一棵梭梭柴。我小时候经常在沙漠里面打柴禾,打的就是这种梭梭柴,它是当烧柴的,我都几十年对这种东西没有亲密接触了,发现一棵我早年认识的梭梭柴长在路边上,那么完好地长在路边上,非常亲切,一下对这个村庄有感觉了。我说这个村庄人真好,这样一棵当烧柴的梭梭长在村头路边上,完好无损地长了这么多年,竟然一枝都没有被折断,没有被砍掉,一下对这个村庄的人有了好感。我就到那个梭梭柴跟前站着,我感觉我跟它是可以对话的。一个作家,他是可以跟天地间的任何东西去对话的。作家首先是一种有心灵的人,“心灵”这个词是我们汉语中比较特殊的一个词,“心”是物质的,“灵”是精神的,有些人有心没灵,我们说人只要有灵才能跟万物的灵交往。我一直认为,作家应该遵循以“万物有灵”为宗教,在作家的眼中,一棵树是可以交流的,一块石头、一根木头是可以说话的,你可以跟它作情感或者心灵交流,就像我在迪坎儿村头,看到那棵早年认识的梭梭柴一样,那棵柴那样完好地长在人世,长在村庄的旁边,跟人们一块儿度过了几十年的岁月,相安无事,一个小枝都没有被折断,这样的一种人世,我们看上去是温暖的、安全的、和美的。这是一种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一种景观,所以我专门为了那件事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我们丧失了跟自然交流的语言》。
我们的古人曾经创造过完整的、成套的,跟自然交流的语言,只是我们的汉语在发展的过程中,尤其白话文以来,这种体系现在已经不完整了。当我们跟一棵树交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跟它交流,用什么样的情感去接近它,我是我、树是树,相互隔离,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今天就不多往下讲了。
非常感谢大家,听我讲述了在新疆的风声里,剩下的时间可以跟大家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我带了三本书送给最先提问的三位朋友。
七、问答
问:“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到作家大讲堂,因为您是我敬仰的大作家、哲学家,你是我们新疆文坛的骄傲,今天荣幸聆听你的讲座,我有感而发说两句自己的感触,说的有误的地方请刘老师海涵和指正。刘老师是从沙湾走出来的作家,被誉为‘乡村哲学家’,对于刘老师,乡村是心灵寄托的地方,是心灵的故乡,现在城市生活给老师一个回望村庄的视角,刘老师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闲人。从媒体上了解到,刘老师每天早上起来写东西、上上网、下午散散步,作家是灵魂的探索者,刘老师最大的愿望是做个闲人,我今天请教和理解这句话,我理解‘做个闲人’换个说法是不是就是,刘老师追求心灵的自由,追求‘云在青天水在瓶’的那种境界,我最敬仰刘老师说的这个‘最大愿望做个闲人’,现在,现代人有一个特点,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不肯让自己的内心有片刻的清闲,所以梁实秋说过‘人有闲的时候才最像一个人’,我们平常不肯把自己的心闲下来,是一种不好的、不良的习惯。只有闲下来才感到自己是生命,是主人,而且明白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己,通过刘老师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个闲人这句话我深刻地了解到,刘老师是一个修心、炼心、养心的作家,是一个用心灵、用灵魂写作的人,一个内心强大的刘亮程。”
答:我小时候生活在村里,看到我的父母日复一日地劳作,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远大的理想,长大以后最好啥都别干,当一个不劳动的人,一个闲人。后来这个愿望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实现了,因为我进了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就啥都不干了,专业作家,一年到头想事情,动脑子就行了,我进入作协已经十几年的时间了。在这十几年中就是过着这样一种生活,不用坐班、不用干活,没人给我安排任务,我也不给自己安排任务,能睡到多久就多久,一般都是九点多起床。我在我的《虚土》中,其实我就写了一村庄的闲人,我们这个农耕民族,老是把辛勤劳作认为是好的品质,把闲人尤其是乡间游逛的闲人,认为是不好的人,游手好闲,而我的《虚土》恰好就写了这样一村庄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把春种秋收放下,把生儿育女放下,把一年四季的劳作放下,去操心自己脑子里面所想的事情,去操心一朵云的事情、一棵草的事情、一朵花的事情、一阵风的事情。我在《虚土》中写了一个追风人,追着风看一场风从哪开始,刮到什么地方,然后西风转东风是怎么调头的,然后追一片树叶。我写了两个赌徒,在秋天的时候坐在树下赌树叶,怎么赌?下一场风会吹落树上的哪片叶子,这是第一赌。第二赌,这片叶子会被风吹到哪片荒野、哪一个村落、哪一个河流域?这片树叶一旦被风吹落,两个人就骑着马去追,一直追到西风尽头东风又起,树叶又反着吹回来,这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一个人的胡思乱想。我所追求的闲只是一种头脑状态。我们在大地上操劳千百年,操劳数百代,都是忙人,忙人要养活闲人,就是大地上全是劳忙的人,总得有人闲下来去想大地上的事情。作家就是一种让身体闲下来,去想大地上的事情的人。我所说的闲只是这样一种闲,就是放下身体之劳,然后拿起头脑之劳。
问:“刘老师,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有精神生活精神追求,你比如说他也喜欢文学,但他生活状态比较贫穷的情况下,是以志立于精神追求为主,忽视物质生活,还是先把物质生活建设好以后再去追求精神生活,这常常是一种矛盾,现在有着强烈精神追求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好多文化人,反正是尽管现在商业社会人们的观念有些变,但是常常人们还是对商人抱着一种偏见,这个奸商怎么怎么样,谁谁大不了有几个钱怎么样,我也面临这种矛盾,就是说,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徘徊犹豫的状态,也是一个边缘人,我也喜欢文学也写点东西,就是希望你指点一下,指教一下。”
答:你不要认为自己搞文学就是在追求精神生活。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中是没有精神的。另外我建议你要向农民学习,先把地种好,再把日子过好,这是最起码的。一个人假如是因为文学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放弃了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文学是可以放在一生中去慢慢追求的,因为最不可靠的就是写作,我不鼓励别人去写作,我鼓励别人去一边生活,慢悠悠地去写点东西,文学不可能让你在一年,几年,甚至十年八年之内有所收获,你可以先去把日子过好,生儿育女,然后再慢慢地去写东西,这样一种生活多好。我们在博乐采访的时候碰到一个农民,某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小诗,被《博乐报》发表了,然后这个农民老大爷,就把活放下,开始写作了,一写一大沓,拿到哪儿去都发表不了,他的家人对他意见也很大,他们家的生活就从他写作那年开始,一年不如一年,当地的文联把他介绍给我们,让我们鼓励他,我说这样的人千万不能鼓励,鼓励他赶快回去种地,去过好日子。“
问:”刘老师你好,我提个问题,您从事这样的写作探索,你心里有困惑吗?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当你心灵有最大困惑的时候,你绝望吗?谢谢!“
答:我没有困惑过这不可能,但是没有绝望过。像我这样的闲人,大概因为他闲,不忙正事,就是晚上睡觉早晨起来。但是我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了几个有困惑的人,我认为那也是我的困惑。我写了一个看太阳的人,他每天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跑到村边,站到墙头上,跟太阳打招呼,他认为这是天地间最大的事情,照耀了我们一天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我们竟然不管它,不给它送行,不给它打个招呼,他认为这一村庄人没有情义,所以他就代表一村庄人,每天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站在那长久地看太阳一点一点地落入地平线,向它招手告别。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了,他又去迎接它。像日出日落这样的天地大事,人们都不把它当回事。我困惑的是这个。
‘绝望’这个词,我不敢随便去用它,因为什么样的绝望才能叫绝望呢?失望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用‘绝望’去表述它?在我的文章中从来没有用过‘绝望’这个词,因为我不知道人世间什么样一种境地叫绝望,我尽量用一些比较轻的词去慢慢接近它,这也是我写文章的一惯风格,不用很硬的语言,不用很彻底的语言,只是用自己的词语慢慢去接近一种东西。
问:”刘亮程老师您好,我是比较年轻的在看您作品的,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七八年前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一代人,80后的大概读郭敬明的书读得很多,然后我看到郭敬明写你的《一个人的村庄》的一个书评,当时我就知道您是新疆的一个作家,我在前几年的时候,认真地在学校图书馆读过您的书,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讲座我就过来,我家在昌吉,我是想说,你跟我父亲是一代人,你会不会关注比如网络文学文化等更现代的东西,还是说跟我父亲他们一样,只是愿意沉迷于原来那种主旋律的东西,但对现在的东西不是那么愿意去接受,所以我想问问您的观点。“
答:其实我是对现代文化关注和涉猎比较深的一个作家,我还在参与一些文化建设,包括一些文化项目等等。我对现实社会的介入,我认为也是比较深的。我的创作原则是这样的,我不认为这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人心就会变得跟以前不一样,这是两个概念,只是社会外表的东西在变。我们永远不要认为,一种陌生的时代会把人改变成什么样。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许多陌生的东西冲入到我们生活中,航天技术、互联网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外表,它并没有很深刻地影响到人的心灵。我在许多年前就说,我的文学在关注那些不变的东西,在我们人类发展的各种各样的变革中,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构成了最基本的人性,它是我们人在经历数千年来大大小小的人世变迁社会变革之后,我们人还是人,最基本的人性还是牢固不破,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人性中最稳定的那一部分,它没有变化,一个作家恰好需要关注我们人性中不变的东西,而不是追逐那种社会表面的变来变去。什么叫永恒?永恒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中,存在于我们人性中,不被任何外力所改变,人性中的永恒。尽管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我们的心境跟上辈有区别吗?只是你觉得有区别,我认为没有。唐代的一位女子坐在西湖边上,跟你现在的心境有什么区别?也没有区别。时间过去一千年了,我认为还是这样,只是外面的环境变了,你穿的服饰变了,周围的一切变了,人心是不变的,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作家关注的恰好是人心的变与不变,而不仅仅是世道的变迁。
问:”刘老师您好,我和朋友从石河子一起过来的,我了解你的时间比较短,我是前面阅读报纸的时候,看到四川省今年的高考题选了你的文章,然后从书店买了你的这本书叫《在新疆》。我读了以后就感觉到在您的笔下,村庄非常好,我想了解一下,您在农村生活这些年对你的创作有哪些帮助?还有您现在怎么看待现在的村庄和现在的城市?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多人,特别是村庄里的人很困惑,村庄里的人想往城市走,所以我想让您表达一下您对村庄和城市的看法。谢谢!“
答:村庄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第一家园。城市是人类自己建构的第二家园,我们叫城市家园。人类的第二家园——城市应该向第一家园学习,至少把人类第一家园中的有些东西,比如我们沉淀下来的文化、民俗等等,转移到第二家园,但事实不是这样。城市是一个全新的东西,纳入其中的居民,他需要接受一种现代完全现代的理念,在这样一种现代的环境中去生活,他有时候不需要乡村文化,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我们既要保护乡村积淀下来的那些文化财富,又要享受现代城市给我们的身体便利。我曾经也在一篇文章中说,我说:”我们都希望自己的身体在城市去生活,因为城市是为人们的身体设置的这样一个家园,它太适合人的身体了,它的所有的设置都是为了娱乐人的身体,它的街道、公园,相关的配套设施,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过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在城市生活的时候老是困惑,老是向往自然,向往人类的第一家园,那么我们可以做两种选择,身体在城市中舒适地生活,让心灵在乡村中安顿,把心灵安顿在乡村,让身体逍遥在城市,这就是现代人的选择!“
问:作为本土作家,怎么样和新疆的旅游文化,能有一个契合点,然后带动咱们新疆的旅游建设?
答:你可能对新疆作家不是太了解,在新疆,至少有一批作家,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在疆内或疆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游客可能就是奔着新疆的一本书,到了新疆。
问:”《一个人的村庄》我总以为是您真实的童年生活,刚才听你说是虚构,请问您自己的童年生活,跟您的《一个人的村庄》有没有联系?“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所写的,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我在那个村庄里生活了很多年,但文学写作是虚构的艺术,我不可能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呈现一个完全和我的生活相吻合的这样一个我。当我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我可能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虚构一个自己,第一人称的自己。因为文学状态跟我们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作家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就完全不同于生活状态,我们在这样的写作状态中虚构一个我自己,然后让虚构的我在这个村庄中去干这干那,它是这样完成的,这是一个文学写作的过程。你说它某一个细节是不是真实的,它完全是真实的,它符合想象的真实也是真实的。
有些可能是我经历的,有些只是我想象的,对作家来说,他完成的是想象。作家和平常人的区别在于,作家把一个事想完就完了,平常人要去实现。一个官员晚上想一件事情,第二天早晨马上就开会、落实,要去实现。作家从事的是一种靠虚构生活的职业,他追求高于真实的真实,比现实更真实的真实。
我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了这样一个片断:有一年我到一个地方去,结果被一大片苞谷地挡住,苞谷长得密密麻麻,我走不过去,就在地边住下来,等种苞谷的人秋天把苞谷收了,把地腾开,我再过去。这是一种诗歌的意境。有一个读者看完后觉得太激动了,说:‘现代社会还有您这样的人,住在地边上等人家过来把苞谷收了再过去,这样漫长的等待只有古代才有,太感动了’。还有一个人读完说:‘你肯定没在农村生活过,你胡写嘛!苞谷能把你挡住,苞谷地里不是有埂子嘛’。理解文学要用文学思维去理解,用文学思维去理解文学。
问:我从《晨报》上看到你谈到的中国的语文教育是散文教育,你这个提法我觉得有前瞻性,是比较新的一个观点和看法,我基本上同意,但是我有点看法,谈点儿看法。我也是从事语文教学的,多年来语文教学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各种文体的教学,记叙文体这是最主要的,下面有议论文体,另外还有说明文体、应用文体,四大文体的教育在语文教学里面都得到了体现,但是比较多的是记叙文体。中学语文教材里面选的记叙文体的文章,也占了大多数,正像你谈到的这个问题。我的想法,你写的散文主要属于文艺性的散文,散文其实包括挺广泛的,有各种散文,除了文艺性散文,另外还有议论性散文,还有应用散文,还有哲理性散文等等。你说到这个问题,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有点想法。因为我们语文老师,对学生进行语文教学是全面性的,不单单是记叙文体,记叙文体是基础,一开始首先是记叙文体这个教学,到了三年级,初中到了三年级以后到高中,就议论文体占得比较重,因为从高考来说,好多情况下给你一些材料,叫你从材料里面你进行伸发,来发挥想象,这里面就涉及到议论性,当然写成散文是可以的,或者要有议论要说明道理阐述事理,这样的作文才能打高分,打比较理想的分数,要是泛泛一般记叙性地来写,那分数不是很高。所以说我的想法呢,你在《晨报》里谈到这个,语文教育是散文性的教育,这个提法呢有比较新的观点看法,但我考虑还不完全单单是散文教育,还有其他文体这方面的教育,我就谈到这。谢谢!”
答:记叙文体、议论文体、应用文体都是广义的散文体。我们中国人对散文有自己宽泛的定义,诗歌和韵文之外的所有文章,都是散文。我谈到的中国的语文教育是散文教育,是基于这样一个中国式的对散文的定义。
问:近百年来新疆的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非常多,包括辛亥革命时期、杨增新主政时期,包括后来新疆各种历史问题,我想向您提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时代,它都应该有一部代表性的小说,来反映它的历史的进程。作为一个新疆人来说,我们也应该深刻地理解或者了解近百年来,新疆无论在政治经济民族各种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现象问题,或者说是将来还有可能形成的一些问题。我们如何通过历史的角度,通过小说把这方面来展现出来,然后把这段我们新疆人民经过的近百年的这种苦难,或者说我们百年来所经历过这种痛苦,以文学的形式来展现给全世界?我觉得这样的文学,很可能会成为一部真正伟大的文学,我想您在这方面有没有类似的想法或者是计划。
答:你所提的也是一个作家梦想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期望他的一个作品,能够写出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甚至一个世界,但是往往是不可能,我们可以参照世界历史上,有哪些作品写出了它所在的或者过去的那个时代。文学主要传承的是人的心灵和心灵温度,它不见得非要担负历史学家所担负的重任,把一个地方的历史连根挖起呈现给大家。文学不是历史,文学是心灵史。不见得每一个地方发生多么重大的事情,都会有作家出现去书写它。作家的出现也是有定数的。按照中国的规律,大作家是三百年出一个,我们两千多年的历史你去算算,三百年出一个大作家。大家对解放后尤其新时期文学多少有些不满意,但是,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作家,写了这么多跟我们的生活和心灵有关系的作品,我们仍然不满意,仍然认为这个时代没有出现跟它匹配的作家,这是读者的一种妄想。大作家不是你想让他出现的时候就出现,并不是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大作家就有义务出现,大作家是偶然出现的,整个世界在准备,作家在等待,某一个时间有一个作家诞生了,把整个时代给我们抒写出来,那是我们的幸运。更多的时代、更多的地区,没有作家。你去考证一下,那些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国家,有些国家一个像样的作家都没有,你能怨作家吗?不能。作家本身是一个偶然之物,偶然来到世界上,偶然感知了一种生活,偶然出现了一部作品,他不在你的期待之内,也不在人类进程的计划之内,他是偶然之物。“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大作家早已出现,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不认识他。不认为他就是大
作家。
问:你写过一个人物叫赵四,赵四每年干的一件事就是等到秋收的时候,乡亲们收完庄稼以后他拿着编织袋再去收一遍,收完了果实就是他一年口粮。我特别欣赏这个人,这个人呢我发现就是我,我非常喜欢他,这个人如果不是虚构的话,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我想见见他,非常喜欢这个人。”
答:我确实写过一个叫赵四还是什么四的人,农民种地的时候他在地边闲转,看着农民在哪块地种啥,到秋天农民麦子收完后他去拣麦穗,花生收完后他去拾花生米,棉花拾完后他去拣棉花,别人拣完头脚走他二脚进去,他的收入比种地的农民都高。他是向老鼠学习的,老鼠也是这样一种态度,看着农民种地,种完以后,农民没收之前老鼠先收,农民收完以后老鼠再收,他可能在老鼠的生活中获得了一种智慧。我们农民在收庄稼的时候,也会有意无意地给老鼠留一些东西在地里,这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因为老鼠在地里面收够了,就不会进村子,不会进家里。假如你把地里收得干干净净,给老鼠一颗子都没留,老鼠没办法只有到你家里面去取,到你的粮仓里面去取,到你的麻袋里面去取,这时候老鼠和人就产生了矛盾,人就灭鼠。
还有农民在收果实时都有意无意地留几个在树上给鸟,人吃一点,鸟吃一点,这是我们千百年来生活中,有意无意的一种生活习俗。你打听赵四这个人,我下次回沙湾帮你问一下,你是要给他捐助什么,还是想跟他去拾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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