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研究世界各地区的华语

管季超0712

应研究世界各地区的华语

　

周清海

                                                                 

一

　

　　新加坡是一个以英语为行政语言的多语社会。自从中国政权转变之后，新中就断绝外交往来，两国之间的交流中断了长达二十几年。新加坡是在没有普通话口语基础、没有普通话直接影响的情况下推广华语的。新加坡人所接触的书面语，在新中建交以前，也不是中国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而是五四前后期的汉语书面语。再加上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英语是新加坡的顶层语言，又是教育的媒介语，华语只是学校教育里单科的语言科目，因此英语所给予华语的压力与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新加坡华语，无论是口语或书面语，都难以避免地有自己的特色。

　　就以“华”字为例，汪惠迪指出：“在新马两国，用‘华’这个语素构成的同族词除‘华乐’外，尚有‘华族、华裔、华人、华语、华文、华校、华教、华社、华商’等，它们回避‘汉’或‘中’字，而取‘华’字。别说改革开放前，即使现在，这些‘华’字头的词语在中国大陆的使用频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还是比较低的。即使在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使用频率也比较低。比如香港就不用‘华文’而用‘中文’，不用‘华语’而用‘国语’或‘普通话’；台湾用‘中文’和‘国语’。”为什么新马两国对“华”字情有独钟呢？这是因为本土的认同以及在多元种族的社会背景下，要求和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造成的。

　　新加坡华语也保留了许多近代汉语的成分，比如“抑或”是近代汉语的连词，中国现代汉语已经不用了，但还保留在新加坡华语的书面语里。单音动词带补语时，宾语放在谓语之后，是宋元白话的格式，如“拉他不住”，现代汉语里除了一些熟语性的说法，如“放心不下”、“吃罪不起”之外，很少这样用。华语里却常听见“瞧他不起”、“击它不倒”、“对他不起”的说法（当然也说“瞧不起他”、“击不倒它”、“对不起他”）——这种格式只限于否定式，宾语只能由人称代词充任。这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而形成的结构。陆俭明也认为“是早期白话的用法，现在普通话已不采用。”

　　新加坡华语的口语体和书面语体非常接近，没有太大的分别。“不管”在现代汉语里是口语词，“今日”、“几时”是书面语词，但新加坡人没有这个感觉。结构助词“与否”，只用于书面语，只能跟在一个双音节的动词、动词短语或者形容词的后边，相当于口语的“…不…”。准确与否：准确不准确；考虑与否：考虑不考虑；可用与否：可用不可用；见面与否：见面不见面。“与否”除了用在一个双音节的动词、动词短语或者形容词的后边之外，新加坡华语也用在单音节动词、单音节形容词后边：对与否，错与否，来与否；而且口语也这样说。“而已”是书面语，口语里用“罢了”。新加坡口语除了用“罢了”之外，也用“而已”，而且用的频率很高。

　　这些和普通话不同的现象，除了是特殊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之外，都和我们是在没有现代汉语口语的基础上推广华语有关系。

　　普通话里不使用的词，如“邮差”、“车夫”、“佣人”等等，在新加坡仍然使用。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香港、澳门、台湾，而且这四个地区还有许多词汇是彼此共同使用着的。汪惠迪对这四个地区的语文共同现象有很好的说明：

　　新马港澳台能够自成一个语用圈的根本原因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将近50年间，这五个国家或地区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其价值取向相同而跟中国大陆迥异。五区之中任何一个社区所产生的新词新语，立刻通过媒体或影视作品等传播到其余四个地区，通常都能在当地落户，为当地语言用户所接受，成为五区共用的词语。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普通话的推广与使用基本上局限在大陆的范围内，一般语言用户同境外和海外华人交往甚少，因而对境外和海外华人社区的语文生活缺乏了解。新马港澳台却是另一个世界，社会制度相同，科技比较发达，信息交流及时，民间来往自由，因此，语言长期处于活跃的互动、互补状态、词语的交流自然频繁而广泛。

　　王力在讨论被动句时，说了这样的话：

　　一般说来，这种语法结构只在书面语言上出现。在口语中，被动式基本作用仍旧是表示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由此可见，接受外语语法的影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书面语言（因为适合汉语本身的需要），但是，在一般口语里，历史因素还占着重要地位。几千年来的习惯，不是一下子可以改变过来的。

　　但是，以新加坡华语的情况看来，因为没有共同的、成熟的口语为基础，却建立了共同的书面语，所以新加坡华语口语受外语（英语）的影响，远远超过书面语所受的影响。“被”字句在口语里广泛应用，好像“马路被修好了”等等频率很高的说法，都是新加坡华语口语受外来影响的现象。受外语的影响，新加坡华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一样多，甚至是更多些，和中国的情况不同。

二

　　不同的社会环境会对语言的趋异倾向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不自觉地遵照自己的文化、语言习惯，或者有意识地要维护自己的文化、语言习惯，在应用语言时便自然地出现变异。语言的趋异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当然也可能是自觉的主动的行为，而语言的趋同则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所以，新加坡华语的趋异自然是难以避免的。这些趋异的情况，分别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四方面。

　　语音方面，新加坡华语因为受方言入声的影响，出现了所谓的第五声。这个第五声的音韵特征，陈重瑜做了如下的描述：

　　a.是一个下降调，调值通常是51，有时则是53。b.它的持续时间较短，听来有“中断”的感觉。c.带这个声调的音节都有一个喉塞音的韵尾[?]；此韵尾有时很清楚，有时较模糊。这个塞音韵尾不但截短了声调的持续时间，也使得音节的辅音韵头变为强音，因而近似浊辅音。

从音节结构特点看，普通话第一声的字最容易读成“第五声”；第三声的字最不容易读成“第五声”。单元音韵母最容易读成“第五声”；三合元音韵母字没有出现“第五声”的读法。闽南话入声''-p''尾的字读成第五声的比''-t''尾的字多，''-k''尾字最少。闽南话阴入字和阳入字读成“第五声”的频率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华语里的第五声消失了。也就是说华语的语音，越来越向中国普通话靠拢。我在《多语环境里语言计划所思考的重点与面对的难题——兼谈香港可以借鉴些什么》一文里说：

　　我们通过大众传播、教育，将华语维持在标准的范围内。如果将新加坡现在的华语和其他华语区相比，相信我们是相当标准的。

　　这个“相当标准”是偏重在语音方面说的。

　　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共同的基本词汇系统虽然没有发生变异，历代传下来的词汇通过方言仍然保留下来，但彼此因为环境不同，也出现了差异。从词汇、语法和语用方面看，相同点仍旧是主流，差异只是相对的状况。

　　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词汇、语法与语用的差异（我们不另外分出语用的差异，而将语用的差异包括在词汇差异的分析里）表现在：


一、出现特有词语，也就是新加坡的社区词

　　这一类的社区词，在用华语的各区域都存在，这些各自创造使用的不同的社区新词，如果不加注释，别的社区是无法理解的。汪惠迪编著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就收了不少新加坡的社区词，“大”字下所收的社区词有“大宝森节”、“大伯公”、“大彩”、“大彩万字票”、“大草场”、“大耳窿”、“大马”、“大牌”、“大坡”、“大日子”“大学先修班”、“大字报”等等。


二、语素和词的差距

　　因为没有普通话口语词汇为基础，直接采用方言词语，而以普通话的发音说出来。或者套用方言的构词法，而造了普通话里所没有的词汇。这些词，在普通话里是半独立语素，不能独立应用，但新加坡人并没有这个感觉。如下面的例子：

　　“面”在普通话里不是词，是半独立语素，不能独立应用。用“面”构成的词有“面目”、“面额”、“面色”等，现代汉语一般也不再用“面”来造新词。“脸”是独立语素（词），除了独用外，也用来造新词，如“脸盆”、“脸色”等。南方方言里没有“脸”这个语素，只有“面”，因此新加坡华语将“脸盆”说成“面盆”，并且有“面纸”、“面市”的说法。如果以普通话作为规范的标准，就该用“脸盆”、“纸巾”、和“上市”。

　　“色”普通话里是半独立语素，南方方言里却能独用，是个独立语素。新加坡华语里说“这是什么色？”的“色”，就把半独立语素当独立语素（词）用。标准的说法是“颜色”。

　　“阔”在普通话里也是半独立语素，华语里的“这条马路很阔”，是将半独立语素当独立语素用。如果依据普通话的用法，句子里的“阔”应该换用“宽”或者“宽阔”。“宽”“宽阔”才是独立语素（词）。

　　“利”表示“锋利”的意思，在普通话是不独立语素，只能用“快”，可以说“这把刀很快”，“这把刀很锋利”，却不可以说“这把刀很利”。

　　“位”是半独立语素，华语里的“有没有位”，“这个位有人坐”等用法，都应该换用“位子”。

　　“今”除了构成“今天”、“至今”之外，普通话里没有“今次”、“今期”的说法。香港的书面语，以及新加坡的部分书面语，受到粤语的影响，出现了“今次”和“今期”。依据普通话都应该说成“这（一）次”和“这（一）期”。新加坡华语的口语里常用的“几时”，马来西亚华语用“几”构成“几多”、“几久”等等，普通话都该用“什么时候”、“多少”、“多久”。

　　当然上面所讨论的也涉及语用。“几时”现代汉语只用于书面，不会用在口里，就是语用问题。普通话的“各位领导”，新加坡人从来不这么说，我们是将职称直接说出来，如“各位校长”、“各位部长”等等。应用文里开头的称谓“尊敬的XX”，也是中国独有的用法。华语的“尊敬”只有动词的用法。对任何年纪的人，新加坡人都用“你几岁”来提问，在中国，如果用在对象是上了年纪的人，便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凡是谈到会议、或者意见，中国朋友用“启发”的频率非常高，“受到…启发”几乎是在这一类范围内常用的。语用上的差别，让我们几乎一听，就知道对方是从哪来的。其他关于词汇的褒贬意义，也是属于语用问题。我们下面将再讨论。


三、虚词用法的变异

　　“是……的”的“是”用在所强调部分的前面，“的”置于句末。如“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新加坡华语也用“是……的”，但也有省掉“的”而单用“是”的，如“事情是明明白白，不用再多说了。”

“又”只表示已然的重复，所以后边的动词可以带上“了”；“再”只表示未然的重复，动词后边不能加“了”，如“他刚又写了一些，明天还会再写一些”，“去过了还可以再去”。新加坡华语里“又”和“再”常常混用：“我们参观了鳄鱼园，再参观了飞禽公园，才回旅馆”。第二个“再”应该用“又”。

　　表示将来客观可能和主观愿意的动作的重复，用“还”不用“再”，如：“桂林风景美，今年我去了，明年还要去一次”；“吃了一碗，还想吃一碗”。新加坡华语里，已经没有这个差别了，这两句里的“还“都以用”再“为常。

　　朱德熙认为“‘好’和‘真’修饰形容词总是充任独立的感叹句的谓语，例如：‘这件衣服好漂亮！’、‘这孩子真听话！’。这样的主谓结构不大能作为组成部分在句子里出现。例如可以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很漂亮/我觉得这件衣服挺漂亮’，可是不说：‘我觉得这件衣服好漂亮/我觉得这件衣服真漂亮’。由‘好＋形容词＋的’作定语组成的偏正结构也是独立的感叹句，例如：“好漂亮的衣服/好大的雨”。这类偏正结构也很少包含在句子里。例如可以说：‘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可是不说‘买了一件好漂亮的衣服/下了一场好大的雨’。此外，‘真＋形容词’总是作谓语或补语，不作定语（不说‘真漂亮的房子/真听话的孩子/真大的雨）。”新加坡华语里完全没有这些分别。

　　“一齐”表示在时间上同时发生的事情。不同的主体同时做同一件事：“大家一齐动手”、“他一进来，在座的人一齐站起来”；或同一个主体同时做几件事：“要分个轻重缓急，不能所有的工作一齐抓”。“一起”表示在空间上合在一处或同一地点发生的事情：“这些问题应该放在一起来考虑”、“我们几个在一起工作”、“我不跟他一起走”。新加坡华语里，少用“一齐”，而用“一起”代替了“一齐”的用法。

　　普通话里有两个“没有”，一个是“ 没”加上“有”，是“有”的否定：“ 有人——没有人”。另一个和“没”相等，是副词，用来和动词相搭配，是“动词（或形容词）＋了”的否定：“去了－－没有去/没去”。这个“没有”不是“有”的否定，所以不可以说“有没有去？”而应该说“去了没有？”回答是“去了”或是“没去/没有去”。台湾国语和新加坡华语都以“有没有去”代替了“去了没有”，以“有去”代替“去了”。

　　代词作定语，若中心词是表示身体的部分、亲属、机关或处所，可以不用“的”，如“你身体”、“他爸爸”、“我学校”、“你左边”。如果中心词是一般名词，单说是要用“的”，如“你的眼镜”、“我的手套”、“他的自行车”，包含在句子里的时候，可以不用“的”，如“你眼镜呢？”、“我手套丢了”、“把他自行车骑走了”。华语里这些地方都倾向于用“的”。


四、实词的词义与用法的差异

　　新加坡华语里形容词有些用为动词，和普通话不同：“亲爱父母和兄弟姐妹”、“恐惧自己会老死”、“恼怒你的直率”。这类形容词带上宾语的用法，只见于书面语。

　　“加以”前面如用副词，必须是双音节的；单音节副词后面不能用‘加以’，只能用‘加’。“不加研究”“多加注意”新加坡华语里“不”有用来修饰“加以”的，如“不加以处理”、“不加以讨论”等等。

　　新加坡华语有些固定的说法，如‘比较兴趣、很兴趣、很个人、非常抒情、非常营养’等，在普通话里上面这些词都是地道的名词，都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礼貌、兴趣、奇迹、绅士”等名词，新加坡华语里也用来修饰动词，如“礼貌地和我握手”、“兴趣地看着他”、“绅士地吻一吻她的手”等等，普通话里都没有这样的用法。“他兴趣地问这问那，看样子对这里的一切都很关心。”就是新加坡式的说法。“问这问那”更好的说法是“问问这个问问那个”。

　　新加坡华语里，“休养、帮忙、提名、挑衅、备战、作废、挑战”等词，常常带宾语，如“不断地修养自己”、“挑战英国队”等等，陆俭明认为“（这些）动词在中国普通话里都是不及物动词，都不能带宾语。……带宾语可能就是受英语影响造成的。……但是，从根本上说，部分不及物动词和形容词逐渐演化为能带宾语，这主要还是语言表达要求简洁、经济的结果。因此这些说法都将有生命力。”中国普通话用“提名”时，也带上宾语。

李临定对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变异提出了七种现象，我们在这里只提出两种。一、华语和普通话词汇基本义的变异：普通话里“耐”的意思是：受得住；禁得起。使用范围比较窄，一般是用在单音节动词的前边，如“耐用”。而在新加坡华语里，“耐”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词，有引申的意义，还可以转化为动词。“耐”的词汇意义也扩大了，有“耐用”，“忍耐”的意思。二、词汇附加义（色彩义）变异：华语词汇在使用中有时失去了普通话词汇具有的附加义色彩，如“仔细聆听营业代表重读您的广告稿，特别是电话号码。”（《联合早报》2001.2.8.）在普通话里“聆听”是褒义尊敬用词，用于晚辈对长辈。刊登广告的是顾客，而不能让他“聆听”。


五、语法的差异

　　在谈虚词和实词的差异时，也涉及语法问题。这里再举几个语法上的差异：

　　无论单音或双音的动词，都可以在后边加上“一下”，表示动作时间短暂：看一下、想一下、讨论一下、研究一下。普通话动词重叠不能再加“一下”，华语里却可以，如“其实给父亲骂骂一下又有什么关系……”。

　　动词加补语的结构，如“行得通”、“见得着”等，用肯定和否定提问时，普通话只说“见得着见不着”、“行得通行不通”。华语将动词肯定和否定重叠，再加上补语，出现如下的说法：“明天见不见得着你？”，“这样做行不行得通？”。

　　另外一些华语口语里常用的格式，如：“跑快快、吃好好、坐直直”等，也是普通话里所没有的。

　　陆俭明提出双宾语的两条规律：（一）当近宾语为非人称代词时，远宾语得是个“数＋量＋名”结构，否则所形成的双宾语结构是粘着的，不能独立成句。如“给隔壁奶奶挂历”不能成句，“给隔壁奶奶一个挂历”，才能成句；而“给他书”却可以成句。（二）双宾结构的远宾语不能是一个领属偏正结构。没有“给张老师我的书”，“给他我们的皮箱”的说法。这两条规律，对新加坡华语，（一）有约束力，而（二）却没有。也就是说，新加坡华语有“给他我们的皮箱”一类的说法。

　　从上面的一些分析看来，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相对来说语音是比较容易规范的，词汇的差异是不能避免的，而语法的差距最少。造成差异的原因，除了受方言、外语的影响之外，不完全的学习也是重要的原因。无论是语法、虚词还是实词，在词语意义和用法比较细微的地方，往往因为学习时没有充分注意，才导致出现差异。例如“倾巢而出”是有贬义的，但新加坡大众传媒却用了“各政党的领导人都倾巢而出”，如果大家都没察觉，都这样用，也就会出现变异。李临定研究报告里的“词汇色彩义变异”，大部分都是不完全学习所造成的。

　　“加以”是粘宾动词，它必须带一个双音节的动词宾语，如：“这些问题必须加以解决”。“解决”是“加以”的宾语，因此用“加以”时，“解决”的后边不能再有宾语。用“加以”带上双音动词宾语之后，再带宾语的现象，在新加坡华语里越来越多。如：“选择其中一件作品，并以简短的文字加以评述之”，“可是就连当年新加坡电视这样的风光似乎也未曾引起新加坡政府的注意…而未好好加以利用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优势，因政府的注意力只放在对中国的经济投资。”但是，从中国来的博士研究生也有这样用“加以”的，如：“我们仅就《恒言录》中所收录的亲属称谓、所折射出的历史文化价值来加以探讨其分类的理据”。“加以探讨”后边再带宾语“其分类的理据”。“善加”是书面语词，意思是“好好加以”，因此也是粘宾动词，“善加研究”，“研究”就是它的宾语，后边不能再带宾语。新加坡华语里用“善加”带动词宾语之后，再带一个宾语：“我们应该善加研究这个问题”。

　　新加坡和中国研究生都出现相同的用法，可见是学习不完全所造成的。如果这个现象普遍了，也就会成为该地区的特点，成为新的变异。

　　华语的基数词“万”，英文里用"ten thousand"。新加坡人受英语的影响，也将“万”说成“十千”。但是，这么用是近期的事，我这一代华校出身的新加坡人，没有人是这么用的。这也是学习不全面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我认为语言的变异，有一部分是不完整的学习所造成的。语言研究者、教学者对语言里比较细微的差别，如果不加注意，不能在语言教学里充分达致教学效果，就会引致语言变异。这是不可不注意的。吕叔湘先生特别强调这种细微的差距，他所负责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可惜的是，我所看到的中国的语文教科书，却没有或者很少注意这种细微的差距——只有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本里，才注意到这种细微的差距。中国现在的语文教科书和早期的中华文选之类的语文教科书，在词语教学与注释方面，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汉语走向国际时，考虑语言的规范问题与规范的重点，从新加坡的华语现象看来，对词汇的规范必须有更大的容忍度，因为词汇的变异是难以避免的。新加坡华语词汇的使用中约有几千条词汇和大陆普通话的有差异，其中有不少已长期稳定下来，今后还将继续稳定地使用下去。为了沟通的需要，现在应该是考虑编撰“华语通用词典”的时候了。吸收各地的词汇与用法，促进各华语区的交流，让各种差异在交流中彼此融会，比人为的非我不容的做法，可能是比较好的。

　　汪惠迪在论述新加坡特有词语时说：“特有词语在语文生活中的另一个价值是可以大大地丰富汉字文化圈内的语汇。特有词语一般都是单区独用的词语。但是，……由于语用互动频繁，有些词语已成为双区、三区、四区甚至五区共用的词语，而且相当一部分已经为普通话所吸收，成为现代汉语语汇的共同底层，成为普天之下炎黄子孙共用的词语。‘公关、代沟、共识、另类、投诉、互动、双赢、峰会、安乐死、炒鱿鱼、负增长、AA制、T恤衫、卡拉OK’等等，不都是改革开放后陆续从境外或海外进入中国大陆，为普通话语汇所吸收的吗？这些词语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汉语的重要补充部分。‘共同底层’越宽阔，‘底层基础’越厚实，全世界炎黄子孙沟通起来就越方便。这在网络世纪显得格外重要。”

　　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在面向世界的年代，我们对汉语应该有一个世界的观点。制定语言政策时，思考角度要宽广一些，要顾及到世界各地区华人使用汉语的情况。中国的语言工作者、研究者也应该研究世界各地区的华语，了解它们在当地的使用情况，它们和大陆普通话有哪些变异和区别，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等等，都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