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

管季超0712

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 ? 达 然 王 朔 　  在王朔出世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令人愉悦的阅读方式，一种据说是任性而为的写作方式。这种阅读与写作，把作者尤其是把读者从英雄、正义，甚至从真、善、美的理想主义和形式主义中解救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明显地把相当一部分假正经和假崇高拉下了马，比如一本正经的表白，比如雪白的后脖子，比如评奖、比赛，比如学者，比如哲学名词，让人们有理由怀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生活中，自己是否一直在上当受骗？就像中世纪的欧洲，代表着上帝、道德与良知的教会人士等大倡禁欲，又像封建时代的中国，所有上流人物的嘴边都在大叫伦理道德。于是，以德为美的下层民众严格遵守着，甚至为这些付出了生命，上层人物却在一边风流快活，一边窃笑不已。西欧教会不是出现过第一流的教会人士同时拥一对母女为情人，并在权力斗争中杀死自己外甥的事吗？ 　  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认为王朔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态度是一种风景。然而王朔是取舍分明的，从来不写杂文或更为理性一点的文章，至多是在文化圈内打情骂俏，尽管掀起的浪一波不如一波。由此，一般人便认为他缺乏社会正义感，没有同情心，属于皇城根文化下的明哲保身行为。但是，王朔的文化自阉，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其本人或许认为，以飘浮为特点的浅表文化人的油控，想搅动整个社会，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在今天，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以更确切地观察王朔及其现象。也许某些社会学家曾经想到过，也许连普通民众也会想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人（包括王朔）迅速富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面对那么多的负面效应，那么多的肮脏和卑劣，那么多的失望和沮丧……而恰恰在这时，王朔仍然大行快乐与享受之道，于驼鸟遇险藏身之爱好让世人哈哈大笑，以君子爱财取之文化的变戏法手段膨胀着自己的财富，以极度的玩世来告诉人们生存的意义在于玩心跳，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凡此种种，必然在一个非常大的文化背景下，引发关于文化的社会功能之讨论。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但这一点颇像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倡幽默闲适还是提倡横眉冷对之斗。这样的结果，应该才是王朔之流在更深层次上的意义——使提倡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者有了放枪的靶子，有了一个合适的文化背景，也更有了说服力：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犹如创世纪的关键阶段，我们的民族正处于思想转型的前夜，如果从来没有人愿意或敢于进行实质性的思考，民族精神定然会萎缩的。试想，假如没有王朔者流，假如没有“一点正经也没有”的年轻一代，假如没有整天嘻嘻哈哈的这一“族”那一“族”的，这样的批评，这样的深层忧虑，恐怕连一个落脚点都没有！因为没有王朔，我们还真以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还在“文革”的思痛中深沉反思，在伤痛文学的感染下以泪洗面，在现代民主法制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呢！却没有想到，一眨眼的功夫，怎么社会上净是些“小资”、POP、IT、宜家、玩车一族……要不就是人家几亿人观看的电视台都播出节目了，比如野蛮拆迁队、残酷收容所、处女强奸犯之类的，然后杂文家们才蜂拥而上——唉，其实都是从王朔者流那里搬过来的同类型低级幽默啊！只是这等幽默让人哭笑不得。于是有人在那里笑道：我们已经甘愿当成靶子了，你们就不能来点别的节目吗？ 王小波 　  这个已经逝去的人，用自己的文笔告诉人们，优秀的思想还有一种更妙的表达方式。当然他的思想也有很不好的一面。他的杂文是写得很捧，所倡导的价值观颇有慧眼独到之处，但正确了一大堆，并不意味着事事正确。若奉为神明，则触王小波心灵者几稀。王小波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处：一者叫自由思想；二者叫科学；三者叫文明的生活方式。关于自由思想，王小波说得很到位。而关于科学和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则离真理越来越远了。 　  王小波对科学的看法是，科学这东西不骗人，不会玩虚弄假的，比如拿刀片做超声波，结果却收割了一茬茬的屁股；比如拿土炉炼钢，结果却炼出了牛屎。这笑话那年月的人都知道，但他是说走了题的。自从五四以来，中国人总是迷信科学，科学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回报中国人。关于这东西的真理总是在变，在哥白尼之前，地心说是真理；在日心说被推翻之前，哥白尼也是真理；在牛顿以前，亚里斯多德是真理；在爱因斯坦之前，牛顿是真理；爱因斯坦也被推翻之后呢？当然也可以这么说：科学无止境，人类总在不断进步。可是我们为什么总在一个接一个地犯错误呢？而且，科学作为一把双刃剑，都架在每个人脖子上了，为什么这个号称崇尚自由思想的人却浑然不觉？如此看来，一个大力宣称自由思想的人，也可能不自觉地陷入某种框定的圈内，痴迷于其中，洋洋自得。故此，我们也就看到在王小波文中总是不断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观点和话语。比如罗素那句“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就说了有二十多次。 　  此外，关于科学，他还说过一些更为出奇的话。他认为，工业生产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农业生产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是这个：人们只糟蹋不收拾。依我看来，他说的不是环境污染，只是自家的厕所和楼道里那点臭气。至于那点臭气，臭臭也无大碍，更要命的是那些广泛存在的东西：大气污染、水体污染、食品污染、核污染。众所周知，工业，尤其是在我国遍地都是的初级生产，绝对会造成污染。如果照王小波的逻辑，污染是怪人们只糟蹋不收拾，那么工业污染的现实恰恰是：它只会糟蹋，不会收拾。根本就不是愿不愿收拾的问题，而是根本无法收拾！一个自称喜欢人文知识的理科生，却因为理科生的痴妄而时时背弃人文，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在王小波的知识体系里，除了理科那一套外，主要是罗素等理性主义的著作，当然也有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但我奇怪的是，他只看到了其反乌托邦的一面，为什么就没有看到其中所藏匿的对科学的深深恐惧？在西方世界，在卢梭的笔下，在马尔库塞（他也提到过这个名字，但语焉不详）、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的笔下，到处都描述着科学的可怕，一个热衷科学的人怎么能不看看那些反科学的说法是否正确呢？这和那些喜欢某某主义、却不允许别人指出某某主义有哪些缺点的人，究竟有何区别？ 　  关于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个在大学校园里长大的孩子，一个在高知家庭氛围下养大的胖小子，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讥讽农民的生活方式，这很正常。但这种讥讽出于王小波笔下，似乎就有点不正常了。然而细一想，还是挺正常。当然，该种讥讽是在无意间流露出来的，从那些关心民生疾苦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我不止一次听到过那些知青们叫唤：那（下乡时的农村）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可是他们想过没有，给他们提供粮食、种植蔬菜的农民，一辈子都是呆在那种地方，入土方安！ 　  王小波也谈到过人不能呆在那种地方，但他附加了一句：人应该改变这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它。站着说话果然不腰疼。这是非常浅显的常识：每一个人都想改变那种生活方式，只不过苦于无路可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两种结果：一是他们把苦难当成了一种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拣破烂，拾拉圾，下矿坑，收拾那一亩三分地，养那一口猪，直到把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地、一口猪、一堆垃圾；二是走出大山，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变成民工或盲流，受尽歧视和凌辱。连王小波不也是在说，在某条胡同，住着外地来京人员，脏、乱、差的水平可称为苍蝇乐园。连现在的北京人，也说北京人的素质多高多妙，治安不好全是因为外地人。没想到天底下还有这么一群不讲良心的人，他们吃了偏饭，还要说别人饿得乱抢，不守秩序。历史上有个白痴晋惠帝特仁慈，听说国家有饿死的人时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吃点肉呢？在王小波这里，我看到了类似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懂得整洁呢？ 　  捎带谈谈到那个什么“王小波走狗同盟”，王小波一定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还是散了为妙。为什么呢？一个人固然喜欢让别人崇拜，但是崇拜成这种模样，和追星的感觉类似，一头栽在别人消化过的粪池子里，自身还会有什么建树？还能有什么“思维的乐趣”？中国有句古话叫“狡兔死，走狗烹”，王小波去了，狡兔却没去——民主法制建设、真正的科学意识建设、文明生活方式建设，都还需要我们去奋力追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要做一条走狗，就做一条民主法制的走狗，真正科学意识的走狗，文明生活方式的走狗，简言之，别做哪个人的走狗，一定要做真理的走狗。 　  王小波的存在，逼迫我们进行如下的思考：一是，居于文化首善区的知识阶层，他们关心下层民众的思考，为什么总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二是，他的小说，他的杂文，为什么一直以来，不被思想界所接受和关注？不被文学界关注和接受？这里面的症结是什么？如果这种反思能从王小波和思想界同时进行，则善莫大焉。 朱学勤 　  朱学勤在中国学院派文人中具有代表性。在当下的中国，把硕士帽、博士帽仅仅当成一顶帽子收购与兜售的风尚之下，如果一旦有个把象牙塔内人居然还会说几句俏皮话，那就和发现了活宝差不多。在此流俗之下，朱学勤频频出没于流行报刊，实在是再正常不过。 　  朱学勤在写作上是颇为自得的，有时还极力创造自己的术语。比如“在文化脂肪上搔痒”。可惜任何术语的产生，绝非如流行歌词或俏皮话那么简单，因为真正的术语都是搭建在体系大厦上的有机分子，并非无根飘荡之物，也非衔草垒窝可比。 　  事实上，朱学勤把自己的文章称为学术类和短线类，学术类就是指那本《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之类，而短线类即指高稿酬的千字或二千字文。朱学勤的文章，无论长短，其文风和思想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哪怕只是一家之言，哪怕非要把卢梭看成是欧陆法统和法国革命血雨腥风的源头……学术上的争论，搁下不提。 　  唯学院味太浓，在知识的海洋里已不是泛舟，而是迷航。且看他设置的所谓“学术纪律的底线”：选题之前尽可能检索中外文献；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引文必须注明出处；论著附有文件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方索引齐备。读此五条，不由让人想起诸葛亮先生于江东舌战群儒时所言：惟务雕虫，专攻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再细一看，朱学勤自己先违反了第二条，前后矛盾之处多多。朱学勤曾谈到清初的文字狱。正是由于清初文字狱横行，使得诸多学人如阎若璩等专务于考据训诂，吃故纸堆的本事足能气死老鼠。可朱学勤的这般做法，难道是真的如他自己所说，要来一点世故，来一点狡猾，来一点什么什么吗？其实观其文，张扬之外另有显学倾向，尤其对于英美传统与法俄传统之说，甚至有投怀送抱之嫌。由此观朱学勤奋之为文可知三点： 　  一是，现在虽然外部文化环境大变，但承袭下来的文人陋习没变，这些本应该建设如伏尔泰、卢梭之大业绩者，却本能地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以为人生的至乐——以彰显学院派之知识宏富，学养深厚。偶然抬头看看世间，手也不知道该往哪伸，就只好在文化脂肪里面抹两把。本以为是对文化的高超运作，却不曾想，除了自己揩了两手油之外，别无他效。他们要失去多少快乐啊，在搬弄古厕烂砖、梳理西洋鬈发的同时，定然会失去真正学问建树的快乐。 　  二是，如果照朱学勤“学术底线”的说法，那么，庄子奔放，卢梭激昂，柏杨奇文，李敖妙笔，费孝通笔下的江村，弗洛伊德的医书，因为都不是学院派笔法，就要被拒绝于象牙塔外矣。举卢梭为例，朱学勤对卢梭颇多微词，集中见于《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其实他要能真正走进卢梭的心里，就知道错不在卢梭，错在卢梭之思想有着“登临意，无人会”的千古伤怀，远非一句激进与保守、革命的不宽容（房龙语，特指暴政）所能了得。看来，不懂卢梭真义者，远不止罗伯斯庇尔一人。卢梭曾经说过：“当一个人高升到可以号令别人的时候，一切就来竞相剥夺他的正义感和理性了。”而这句话，正是出自罗伯斯庇尔始终放在书桌上的《社会契约论》。以政府表现来怀疑该政府所举的旗帜和思想来源，是最可笑的书生之见。斯大林的表现要怪马克思吗？蒋介石的表现要怪孙中山吗？故尔，让走出学问泥潭的人认为学问果真是无用的东西，让走出学院樊篱的人再次笑得发颤！ 　  三是，容易滋生出一种裆内文化，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圈内文化。圈内文化与裆内文化的共同点在于：裆内如何舒服，怎么美妙，只有其本人享受，与他人无关，但是，如果一时发晕，要是掏将出来，就闹了大笑话了；圈内也一样，如何舒服，怎么美妙，也只有圈内人知道，外人无从知晓，依旧做生意打牌看长长的电视剧，可有人还要掏将出来，一样为世人所笑。换言之，一旦裆内居然形成文化，必见笑于贩夫走卒——不就那点破事吗？有什么文化可言？同样，圈内一旦形成文化，必见笑于中学生乃至高年级小学生——不就是那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余韵吗？怎么老用一种腔调重复个没完呢？ 余 杰（并摩罗、孔庆东） 　  米松是柏拉图在《智者》中提到的希腊七贤之一，他不愿为官挣钱，甘愿做一个农夫，浪迹于乡下，与鸟兽山川为伍。另一位智者赫拉克里特，本是王位继承人，热爱知识甚于王位，于是将王位让于兄弟。更有奇者如阿里克萨哥拉，竟然因为热爱学术将财产分散他人。至于第欧根尼居住于木桶中的故事，则世人皆知。东方的佛陀和庄子，更是保持了其学问与生活的一致性。反观现在的做学问者，以为自己心中充满正义和义务，以为自己手中捧有道德与良知者，以同情下层和弱者自居者，无一不露了马脚。 　  日本有一位笃爱佛学的名人，其关爱众生、尊重自然、崇尚节俭的学说风行一时，然而其本人的居所豪华富丽，其本人亦穿着如现代绅士。这种可笑在现代社会上演不断，灵与肉分离得殊为畸形，作文与作人必有一着棋是在骗人，这等做法，如何才能真正地有所建树？观余杰等人，正是如此。余杰搬进了他的新房子里，一边和几个哥们儿花着稿酬，一边仍旧作新青年状，继续为劳苦大众喊叫着正义与公平。 　  这也就罢了，更为奇特的是，余杰曾经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不愿接纳他这个北大“高材生”而愤愤不平，上书达万言，似乎是一个强烈地要远离体制、改变现状的人，却那么渴望成为体制内的一员，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再观其文，不铺学问底子，过早地耍花枪的结果是，他们钻入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扎紧口袋。这奇就奇在，扎紧口袋的，居然也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文章特点有二，一是在高度上可与中学作文相媲美，拿一把剪刀剪一段西方世界的轶事，或苏联时期的臭事，然后发一通类似“荔枝蜜为什么这么甜呐”或“我们民族的背负”之牢骚，则万事大吉了。二是在广度上具有极强的可模仿性，连三段论都算不上，一律只是“事实+述评”类的文章，把随手都可拣到的事实往既定的套子里头套吧，蒙死谁算谁！ 　  所以，余杰等人存在，让迷惑的大众进行如下的思考：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整个世界也好，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乃是敢讲真话。在这点上，文化人往往会站在时代的最前列。然而可悲复可恶的是，在我们这里，站在最前列的文化人往往只说一半的真话，有时甚至是满纸谎言，却要以真话的面目出现。有相当多的人著书立说，本来是冲着仕途名利去的，本来是搭一架忧国忧民的梯子准备爬上去的，本来是准备好了口袋要装满美名和金钱的，可他们却偏偏把这一层意思给遮掩了，只提正义、良知和道德，只讲自己的忧思与愤慨。乱花渐欲迷人眼，正是这些人，他们所惹起的滚滚烟尘，模糊了世人的视线，挡住了良知的足迹。 　  就说几句真话吧，哪怕是“我想当官”、“我想成名”、“我想发财”一类的，也会可爱千百倍的，也是功绩无量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人都说真话时，就会让人们发现，很多人的欲望原来是那样寻常和自私。这个时候，请一定相信：定然会有真的智者，真的猛士，以惊天动地的姿态出现，横扫那些伪装在忧伤面孔后面的窃笑。理由是，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竟然悲惨到连一个说真话的人也没有，从来没有！但是，当“伪真话”铺天盖地时，总是让民众处于一头雾水中，就会看不到那些真的智者，真的猛士！朱学勤曾经请巴金讲一两句真话，余杰曾经逼着余秋雨忏悔，有更多的人在揭鲁迅的短，为这个民族的流俗作着可耻的辩护，可当我们仔细一看时，朱学勤和余杰们原来也是前者的后来人，甚至都说不清是多少步笑多少步！ 　  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过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对不起诸位，我有凡俗之心，我的境界还不够，我还在为名利奔忙，包括我此前的所作所为，虽有为民族为大众之心，但也不乏我的名利之想。但是，我在追求一种境界，等待一种拯救。”然而遗憾的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声音，有的，只是互相吹捧的声音，在这些吹捧中，让我们误以为冷不丁就有思想家再生，哲学家转世。唐太宗曾经奇怪地问魏征：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广博，美尧舜，斥暴君，为什么做事却每每相反呢？同样，现在的人们不禁也要奇怪，这些忧国忧民者的心底，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金 庸（并古龙、梁羽生）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状，任何人，尤其是名人，只要沾了文化的边，就都觉得自己有思想。尤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背景设置一般为国恨家仇，动不动就与朝代更迭联系在一起，仿佛一部沉甸甸的历史，再加之神乎其神的盖世武功，缠绵不已的爱情悲歌，清流荡尘的古典竟境，让读者不由进入失重状态。在此，且不说金庸在小说结构和故事情节上大量套用了大仲马的著作，也不说其本人是一个享受着商业利润和现代生活的人，只说其小说的流行和泛滥，对于阅读者心灵的柔软伤害和病态安慰就够了。 　  其实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小说完全可以当做一面镜子来用，反照我们当下的心态：一曰无序，二曰无助，三曰无品。无序者，纷乱糟糟也。每逢历史变革期，总是有很多人难以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找不到人生的坐标，他们处于身心双重流浪状态。尤其是作为下层民众，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提心吊胆地被这无序差使着。无助者，心情沉沉也。人生难免遭逢失意，这失意，有时是机缘巧合，更多的时候是来自于外部压力，比如社会不公正。可是就在这心情沉沉的时候，突然剑光一闪，寒气逼人，早有飞侠倚窗，问你为何不快乐？是否遇到人间不平事？不要紧，如果确实有冤，我给你取他项上人头便是。此种意淫，真是妙极。只不过永远于事无补，贻害无穷。无品者，劣迹斑斑也。一言不合，拔刀相向，轻者断骨损肢，重者一命归西。这等黑社会的做法，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且为读者感到最畅快处。再就是例如“断吓一声”、“大叫”等无修养之举动已成为日常需要，居然还成为一种风度，真是匪夷所思。此种作法，于国民素质培养、于民风建设，会造成莫大的障碍。 　  此种小说流行一天，则只能说明“三无”心态还会继续存在一天。 钱钟书（并王蒙、余秋雨、谢冕） 　  学术界对钱钟书的一般看法是，钱钟书是一个在历届政治运动中基本上找不到整人记录的文化人。假如这点是公允的，假如他与林非大打出手之事，昆仑之大有一点卵石之怒也是正常的，那么，面对极度的社会不公正，尽管我们不可以这样问：如果你有正义感和良知，为什么不奋起抗争？为什么没有以死相谢，比如自缢、投湖或卧轨？但是，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问：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学人学者，不，还作为一个很容易往道德体系上靠拢的人，在洁身自好与谭嗣同之间，在文化昆仑与秋瑾之间，究竟作过怎样的选择？ 　  钱钟书对芸芸众生的做法，甚至于对同为文化泰斗诸大家的看法，更是让人不敢尊敬。按常理，学问再大者，往往也就大在学问，仅此一端，离开学问做其他，比如炒菜，比如焊接，比如往铜钱里倒油，可能笨得要命！而且，学有专长，遇短如盲。以为自己学问大就看不起别人，本身就是人格上的缺陷。但钱钟书又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句话本身也够俗了，民俗中就有这样的话：若知朝中事，山中问野人（居于野处的人，而非探险家找寻之野人）。无论钱钟书多么醉心于学问，多么无心于世俗，又有多么惊人的境界，难道臻于高妙之境就非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吗？难道杨绛是懂此高妙之绝无仅有之人？难道二人亦是萨特和波伏娃之绝代姻缘吗？显然未必。回头看看，会惊讶地发现，与钱钟书交厚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赫然在目：胡乔木。正是在胡乔木的推荐下，钱钟书才不太情愿地当了一个“撑场面”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做学问做到这个地步，让人不由得要一连串地发问：平常心在何处呢？独立的文士品格在何处呢？为人为文的雅量又在何处呢？因为在此可以对比一下，在钱钟书眼里不上眼的角色至少有这么几位：王国维、鲁迅、陈寅恪、张爱玲、胡适、吴宓、梁实秋、林语堂…… 　  不由让人想起另外三人：王蒙、余秋雨、谢冕。此三人必将以如何对待同仁的批评而光耀千古。有一个叫王彬彬的年轻人曾把批评的矛头直指王蒙等人，王蒙当时就不让了，一下子把自己说过的“幽默”、“宽容”、“从容”等非常美好的字眼抛到了九霄云外，回应以“文革”式的语言——这种语言的特点是用直接下定义的方式，比如认为批评者是“黑驹”，更提到了黑驹的“下场”问题。此举招致了很多人的激烈反应，王蒙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余秋雨曾是因为余杰等人翻起他“文革”时的老账，竟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越描越黑、也颇为壮观的恢复名誉的工作，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尽管其作品一直卖得挺好，但其本人却疲惫不堪，一会与余杰谈判，一会又与别人打官司，死活不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不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问题，你又何必谈判？无论是在作人还是为文方面，一个号称文化大家的人竟然容不得一点微词，也称得上是千古奇观了。谢冕则是由于主编同样类型的两本书时，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可笑之处。因为确有错误，韩石山发现了，并著文指出。对此，谢冕翻翻自己所编的书，皱皱眉头也就过去了，可是谢冕却作出了不应该的反应，他的几位学生还攻击了批评者韩石山，用的是“无知、无才、无德”等人身攻击类字眼。这就把笑话闹大了，笑到最后的肯定不是这群骂人者，这是铁定的真理。 　  如今，回忆起以上三位面对批评的做法，真是愧对先人。春秋时，有一个叫高缭的人，在晏子手下当了三年的官，从无过失，晏子却把他辞退了。左右问之，晏子说：高缭与我共事，三年都没有指出我的过失，所以辞之。古代在谈起一个人的度量时，曾有“唾面自干”的说法。故事说，对于一个陌生人哪怕是恶意的攻击，比如无端在你脸上唾一口，你会怎么办呢？抛开那些不入流者，能称得上是“境界”的共分为三流，第三流的境界是默默擦干；第二流的境界是找一个暖和点的地方，比如太阳地里晒干；第一流的境界则是若无其事地晾干。事实上，连古代的一些帝王，比如唐太宗，不是也有找骂的器量吗？再往大说，曹操计较张绣的出尔反尔了吗？齐桓公计较管仲的那一箭了吗？ 　  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在小学课本上就让孩子学的小小德行，号称文化大家者却不遵守执行，以彰显己德，纯正民风，而是反应过敏，气极伤人，真是咄咄怪事！我们可以这样推想，批语谢冕者，在进入北大时会受到何种礼遇；批评王蒙者，在加入中国作协方面是否会受到影响，此正可成为测量气度和胸怀的尺度。 　  假如人们大范围地怀疑：文如其人真的是一句鬼话吗？雅量究竟为何物？如果遭受损失的，仅仅是几个文化人的英名，倒也不足为忧，让人为此真正担忧的是，大众文化情绪的失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文化荒漠化的可怕加速。 琼 瑶（并池莉、卫慧等） 　  记得有人曾经提起过这样的奇遇，在美国，与老外聊起中国当代文学，老外竟然答道：知道，不是有一本《上海宝贝》吗？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由于阴差阳错，老外居然以为《上海宝贝》可以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推而广之，在他们的心中，中国的当代文化又会是什么鬼模样呢？池莉近几年的书名越来越惹火，以致出现了《有了快感你就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新婚必读”类专业书呢！作品都这样了，池莉还宣称，作品卖出去，收了人家的码洋，改成什么样，就不管了。其言外之意是，我的小说格调还是蛮高的，但是拍电视剧的弄成什么样，我可就无能为力了。是真是假，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名字一路联想，没准还真能联想出若干格调来。在与影视接轨上，琼瑶老姐姐做得最绝，竟然一路选演员，对自己的作品爱护有加，把自己作品中的想象人物变成水灵灵的大活人，更是关爱有加，生怕拍走了样。确实，凡此种种流行文学的存在，是文化大军中必不可少的文化神经，她们曾经让很多人惊得一愣一愣的，笑得一歪一扭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能让小学生们都“小燕子、小燕子”的叫个没完，足见其魅力所在。 　  她们，以及更多的女性作家，除了极少数，虽然有着千恣百态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模式，但她们一直在不自觉地展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女性，哪怕是作为时代前沿的文化女性，在整体上难以脱开封建余威下的性别角色，你放纵也罢，才女也罢，“小资”也罢，巨贾也罢，总是在自己悲哀的性别角色里徘徊。她们围着男性转，为男性喜，为男性悲，在男性的手心里自由地飞。她们之间所不同的是，有的人自得其乐，身处悲剧角色而不自知，比如乐呵呵地为丈夫做饭的农妇，比如等着丈夫送鲜花的“小资”；有的人则苦恼不堪，比如发现丈夫在外头包二奶的怨妇，比如在不断更换男人中寻求刺激与满足的荡女。但她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她们永远无法从情爱与奴性的幻景中走出来，她们永远无法抛弃男性的慰藉，她们的人生，她们的作品，甚至于她们为了反抗男性而作的牺牲和变态……无论怎样变幻，还是在书写着一个角色，这角色，是从男性窃笑着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反观西方的女性主义及女性文学，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男性作家中的“妇女形象”就受到了强烈批评，并着手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形象。在那里，女性形象不再是被歧视的、失去自我的，或者是依人型的，或者是妖魔化的，而是“找回生活应有地位”的一代。同时期的法国，女性理论者强调的是，女性的生活欲望并不从属于男性的欲望。到了九十年代，1991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一次欧洲妇女保障和合作会议”，列入的重要议题包括：人权与女权、民主化、自我决定权、经济自给，等等。而在我们这里，女性潜能与作为“人”的角色存在，尚处在强大的黑暗中，女性文学则是这黑暗中的浓雾，看似发白，其实更增加了暗度

是否记得我骄傲的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

自己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