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的“听说读写并重”是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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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的“听说读写并重”是误区
　　
　　
　　唐晓敏
　　
　　长期以来，语文教育都强调“听说读写并重”。首先，是认为“听说”本身就重要。进一步，认为听说是读写的基础。故强调听说甚于读写。如叶圣陶先生曾说：“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说最为基本，说的工夫差不多了，听读写三项就差不多了。”吕叔湘提出：“让学生在语言方面得到应有的训练，说起话来有条有理，有头有尾，不重复，不脱节，不颠倒，造句连贯，用词恰当，还愁他不会作文？”
　　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
　　
　　首先，“听、说”当然也重要，但问题在于，听与说的能力主要是在生活中培养的。其强与弱，都与学校教育没有直接的关系。《红楼梦》写了丫鬟小红，第二十七回有这样的一段——
　　
　　红玉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他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张材家的来讨，当面称了给他拿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姐教我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着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
　　凤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去了？”
　　红玉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验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
　　话未说完， 李氏道：“嗳哟哟！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
　　“凤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红玉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的齐全。别象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
　　　
　　　这个丫鬟没有什么文化。表达能力却非常强。
　　听的能力也是这样。语文学者王尚文谈“语感”时曾举了鲁迅《祝福》里祥林嫂的例子——
　　
　　“你放着吧,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站着。
　　王尚文分析说：祥林嫂在刹那之间仅凭感觉之力就透过了这句话的字面捕捉到了它的真意:“你还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所以不但“像是炮烙似的缩手”,而且“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只是失神的站着”。质言之,祥林嫂不但能通过听觉把握四婶言语的语表之义,还能够直接把握它的言下之意,而且她听到这一句话和她对这一句话作出反应之间间不容发,反应极其迅捷敏锐。
　　
　　这都说明，听与说的能力与学校没有直接的关系。作家王蒙甚至说道：“ 我发现越是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上过学受过教育的人，他叙述一件事越生动。” 这有点道理。例如，《红楼梦》里凤姐比贾政的口语表达能力强，《儒林外史》中的胡屠户比范进口语表达能力强。
　　对于母语学习而言，阅读和写作才是学校语文教育的内容。
　　
　　其次，听说并不是读写的基础。“说”不是“写”的基础。
　　李长之先生曾表达自己的一种思考，他说：“顾随先生诵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我们觉得鲁迅运用北平的口语实在好极了。然而，我们知道鲁迅却是满口绍兴话，国语根本说不好的，不要说北平的口语了。这是怎么回事？再看历史上的韩非，他是有名的口吃，可是何尝影响他的文字？现在我对于这个问题还不能作确切的答案，因而认为是一个疑问。我现在只能这样想：一般的语言训练和文学创作的培养恐怕要分开。一个作家之采用或运用活语言，大概不只靠口头的练习，他大概另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可以在想象中训练其文字。
　　这是说，“说”与“写”是两回事。关于这一点，教育心理学早就有深入的研究和也得出明确的结论。维果斯基就说过：“书面语在自己的最重要的发展特点中丝毫也不复现口语的历史，两个过程的相似中外部征兆，而非实质性的。书面语也并非口语到书面语简单的转化。”“书卷语是没有交谈者的言语。因此它便是最大限度展开的言语，其中句法切分达到最大限度。……在书卷语中交谈者处于不同的情境，这也就排除了它们思想里具有共同主语的可能性。因此书卷语在这方面较之口语是最大限度展开的、句法复杂的语言形式，在这一语言形式里为表达每一个思想我们应该使用比口语里要多得多的词语。”
　　难怪语文教育工作者注意到：
　　“教师们习惯于把书面语言理解为口头语言与书写技巧两者相加的总和。认为书面语言表达没有什么复杂的，学生不是都会说话吗？让学生作文不就是让他们把刚才所说的话用笔写下来吗？但实际情况经常是一些本来能流利地、有条理地、有表情地叙述各种事件的学生，在动手作文时，一下子变成了像咿呀学语的幼儿一样，无从下笔。他们手中的笔就像中了魔法的钥匙，怎么也打不开词汇记忆的仓库的大门。”
　　进一步，如果说到基础，倒是相反，好的“听说”，需要以读写为基础。
　　有人注意到，台湾人表达能力比我们强。说话比我们文雅。“我们讲话见面就是‘你吃了吗’、‘你怎么啦’，全是一些大白话，人家会‘请用、请慢用、请多用’。这话听上去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没有变，但是给人觉得比较雅。”“包括他们给我们写信，给我们寄学术会议的邀请，甚至写通知，这个里面使用的这种语言和格式，都是让我们觉得他们学养要比我们好。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教师，现在给文化人，就是给对方的教授写信，我们也都是大白话，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一看就觉得很吃惊，觉得怎么大陆的人说话跟我们传统的那套表达方式都不太一样。”
　　这种文雅和书卷气，恰恰是从阅读中得来的，与台湾比较重视文言文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所重视的就是读写，但这又没有影响“听、说”能力的培养。
　　古代人没有现在的条件，没有广播、电视、但它们也能够在广阔的地域间交流。这让人困惑。有个语文学家说到：“古代中国人究竟是怎么样进行口头沟通的？朝廷上需不需要翻译？包公审案时需不需要翻译？苏秦张仪如何合纵连横？南阳诸葛亮如何舌战东吴群儒？两阵对圆，主将高呼“来将通名”时，双方是否能够讲得通？”
　　确实，南阳的诸葛亮舌战东吴的群儒，并不需要翻译。
　　古代不用翻译。因为，在文化人的范围内，大家可以沟通。原因就是：通过阅读，以及相关的正音等学习过程，读书人都掌握了当时的标准语。
　　阅读和写作好了，听说也没有问题；反过来，听说好，阅读与写作却可能完全不会。而学校的语文教学，就是需要抓住读写，不应让“听说”分散时间和精力。以“读写”带动“听说”，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