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需要破除对“理解”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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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需要破除对“理解”的迷信

      唐晓敏

     现当代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其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对“理解”的迷信，以及与之相伴的对记忆的轻视。

　　我的一位搞教育学的朋友说过这样的话：“凡是可以理解的东西、凡是经理解的东西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已经变成自己的东西了，还用额外的记忆吗？理解才是记忆的前提。”他的话，是具有代表性的。

　　然而，“理解”成为教育王冠上的明珠，实际上只是近百年以来西化教育的产物。

　　西方教育重视理解，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比较发达的民族，手工业产品是制作的，而产品的制作往往是先制出零件，再把各种零件组装起来。由此，要了解、认识一种产品，也就需要把这一产品拆解开来，分成一个一个零件。由此，西方人研究世界万物时将自己的经验推而广之，形成对自然的一种机械的观念，认为宇宙是一部机器，人也是机器（拉美特利语）。因此，认识事物，就要“分析”它，唯有对之拆解、分析，才能“掌握”。表现在西化的语文教育中，就是对文章、文学作品，乃至句子等等，都看做是应该也能够“拆解”的东西。

　　“理解”是什么呢？理解，就是以“理”来“解”。所谓“解”，是“拆解”。因此，对语文学习来说，特别是学习的对象若是优美的文学篇章，理解的意义就十分有限了。我们把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拆解”之后，常常感到没有味道了，这是很自然的。

　　“理”呢，理是人的“理性”，但所谓个体的“理性”，实际上也就是社会意识、特别是社会主流意识的内化。这就是说，“理解”看上去非常重要，但主要也就是用社会主流的意识来对对象加以“分析”，是社会主流意识在人的头脑中的一次演练，而每一次演练，实际上都是主流社会意识的强化。

　　因为“理解”主要是按照社会主流的观念解释作品。所以，理解了的东西不是“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倒是相反，“理解”过程，常常是将自己变成社会主流意识的工具。

　　中国古代教育中，没有理解这个用语，古代有所谓“思”，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但在古代人的意识中，“心”并不是单纯的“认知”的“器官”，而“思”也就不仅仅是“理解”，也包含想像。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篇就是艺术想像论。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特别之一，就是重视想像力的培养。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所用的教材，主要是文学。隋唐时期主要是《文选》，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明清时期语文教育中，唐宋八大家文章发挥重要的作用，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大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从细节说，古代语文教育也表现出重视想像力培养的特点。如儿童课业的一大内容是“对对子”，对对子没有所谓“标准答案”，实际上是想像力的展示、培养的过程。

　　古代科举考试考的是文章。明清八股取士，要求“代圣贤立言”。 “代圣贤立言”时，作者需要用自己的经史学问和史实对经义进行补充丰富，包括合理的描摹、想象等再创造。也就是说，这实际上是对举子想像力的考核。

　　想像需要材料。没有大量的形象记忆，也没有丰富的想像。中国古代教育中对记忆的重视，是有深刻的道理的。

　　记忆是创造的基础。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文艺是最需要也最能表现创造力的，而文艺女神的母亲是记忆女神。叔本华说过：“天才的根源在与记忆，亦即在于记忆的翅膀激荡生活往事时产生的某种完美性与生动性。”

　　最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常常也最重视记忆。日本的大科学家汤川秀树在他的《人类的创造》中就说：“人类大脑中能够储存大量的记忆，而且仍然具有增加新内容的余地。这是人类胜过电子计算机的重要特征之一。我自中学的大学时代，就对记忆力没有太大的自信心。因为自己的记忆力不一很好，故而认为记忆并不是那么太重要，认为那些靠死记硬背甚至将整本教科书都背下来才能取得好的考试成绩的学习毫无价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记忆力是极其重要的。其实，在事物发展的初期，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记忆储存的话，其后要进一步发挥更加高级的机能是不可能的。

     过去的文史大师常常有惊人的记忆力。姜亮夫谈到：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梁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而王国维则当即背诵了《西京赋》。并说到：

“我所接触的先生们中似乎有一个共性，就是记忆力惊人的好。梁、王先生们自不必说，廖季平先生更突出。《十三经注疏》讲注时，他可以把注大段大段背诵，并且还可以告诉你们在某一版本某一页某一段，你们可以查对。还有祝杞怀父子记性都了不起。如讲唐代平淮西这件事，他把《唐书》资料，《通鉴》中资料、韩昌黎写的《平淮西碑》，以及后人评淮西的诗词整整背了一个半小时。”

　　有一个故事，说美国的一位教师对中国去的一个家长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

　　这完全的似是而非的说法。创造，必须是创造者心中有了的，还现去某个地方去找？这样讲“创造”实在是太外行。就说写一篇作文，也不能在写的时候再去那儿“找材料”。

　　文艺理论家敏泽讲过，他童年上私塾背诵了《四书》、《五经》以及许多古文。“五年私塾教育便是我最早接受的、并且给我终生留下的难以磨灭影响的语文和文化教育。这五年私塾所学到的东西，说实在的，比后来的正规大学中文系四年所学的东西都要多。童蒙时期的心灵，像一张纯净无尘的白纸。他在此时所习所学，常常永生刻在他的心灵上，与他的生命相始终。……尽管早年我所背诵过的东西，并不是我能够理解的；但由于儿时的记忆特强，这些背诵过的东西到后来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理解力的提高，以往不理解的东西理解了，并且像刻在心上一样忘不了，可以烂熟于心地背诵，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真可以说是受用无穷。”这是经验之谈。

　　进一步说，理解是外在的。而记忆不是，可以说，一个人记忆了什么，他就是怎样的人。俄罗斯学者利哈乔夫在《解读俄罗斯》说：“记忆不是机械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创造性过程：正是其过程也正是其创造性。”他还说：“记忆—良知和道德的基础；记忆——文化、积淀文化的基础；记忆——诗歌的基础之一，对文化价值的美的理解。

　　童庆炳谈到文学对人的成长之意义时说：今天人们的一切情感差不多都已经包含在历代作家的作品中。“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孔子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人去学习去过具有道德感的生活，正是屈原教会我们在茫茫的黑夜中去上下求索，正是陶渊明教会我们如何远离尘嚣如何去亲近自然，正是李白的诗教会我们如何去洒脱如何去望月如何去思乡，正是杜甫的诗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国又如何去爱家如何去爱朋友……只要是优秀的，就是人性的，就是恒久的，就是普适的，就必然具有某种现代意义。”

　　这些又必须是“记住”的。

    人们常说，记忆应该以理解为基础。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理解的东西往往很难记住。关于这一点，汤川秀树谈到：儿童“理解”能力弱的时候，学习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儿童时期，儿童可以非常容易地学好音乐、各种语言。“即使是学习英语及其他的外国语，哪怕是利用很少的时间去学习也会非常愉快地得到相应的收获。一长大成人，这种学习的能力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批评能力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有这一趋势成为优势的同时，我们的思考方法也变得很顽固，并且失去了接受能力原有的弹性，最终导致学习能力的衰退。”

　　这一看法非常重要！批评能力的过早的“获得”并不是好事。儿童为什么能很快学会演奏钢琴、小提琴，而成人就不行？原因主要就是成人有了“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