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生：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语文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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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生：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语文教育家

                   成尚荣

一、“农夫”自述：王栋生的精神自传

王栋生先生的自述，一以贯之的深情、真切、敏锐、细密，以及叙述中潜伏着的思想的锋芒。读着读着，总有怦然的心跳，总有突发的想象，总让你情不自禁中“站立”起来，眺望“前方”，回味教育与人生的“常识”——洪劬颉先生所描述的三种意象，总在眼前浮现。

和所有伟大作家一样，王栋生的自述是一部精神自传——这是美国的梭罗对帕斯卡尔作品的一个评点。我无意把王栋生与帕斯卡尔相提并论，我想说的是，王栋生用自己的文章、著作，梳理和讲述自己的精神追求、精神发育与精神传递。王栋生之所以一直被人们所关注、所崇拜、所研究，是因为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的人格。我还想说的是，王栋生的自述具有标本的意义：一个有追求的名师都应该关注自己的精神发展，整理自己的思想，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品格。

和所有的作家又不完全一样，因为，王栋生还是一个教师。他的岗位在讲台，他的精神自传是在讲台上完成的——讲台成了他精神成长的摇篮。可以这么说，王栋生的一生的站立，首先是在讲台上；人生的前方，首先是从讲台开始；人生的常识，主要是在讲台上孕育的。这样，他就以两种身份成了学生的精神导师，在精神传递上具有更完整的意义，具有更强大的力量。这，也是一种标本。

王栋生的一片土地，是种隐喻。校园——土地，教室——土地，语文——土地，可见，王栋生对“土地”怀有深深的感情，一种割舍不了的深情。一个对土地眷恋的人，必然热爱他的母亲，爱在土地上生活着的所有的人。这是一。土地，必定和田野联系在一起。田野，真实、自然、丰富、开放，无限的风光，可见他胸襟的广阔。当然，他的语文教育也是田野的，因而有广大的视野，有扎实的作风，有现场的工作方式和研究方式，这是二。土地上耕耘着的是农夫。那是一幅多么感人的情景啊：“春雨中，蹲在田头，抓起一把泥土，用力捏住，让它从我的指缝中油油地挤出来；虔诚地撒洒每一粒种子时很虔诚，秋天时，它们会成为一个世界……”他衷情、虔诚，他耕耘、期待，他是在“为未来耕作”。这是三。其四，他是把他的语文教育，把整个儿教育当做农业而非工业。这是王栋生对自己的精神发育和精神传递的深度解读。由此看来，王栋生的精神自传，是一个“农夫”对田野，对天空，对阳光，对庄稼的向往，对自己精神经脉的把握。他的心田里早就播撒了一颗真善美的种子。“农夫”的自述，精神的自传，二者就这么天然地融合在一起。王栋生是深刻的、尖锐的，是毫不留情的，是那闪亮锋利的犁耙；但他又是诗意的、温情的，柔软的，像那和风和细雨。

王栋生的土地，又化作一个人的讲台。这是一种修辞方法的转化，但精神自传的深意没有转换。一个人的讲台，犹如一个人的灵魂，是一组杰出的要素构成的宇宙。因此，一个人的讲台不狭小，一个人的讲台也不孤独。就在王栋生的讲台上，高高地飘扬一面旗帜，旗帜上永远写着：知识分子、语文教师、人的教育。他是语文教师，但首先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让他成为最深刻的语文教师，成为语文教育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语文教师，他都忠贞不渝地进行人的教育。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王栋生已成了一个教育流派，特征那么鲜明，影响那么深远。

二、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品格

好多好多年以前，一群有知识的人，坐在咖啡馆里，满怀激情，纵论天下大事，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后来，人们把这样的有知识的人称为知识分子。社会需要知识分子，需要知识分子以他们的知识、真理和道德价值去影响管理者的文化政策，去影响社会，唤醒民众，推动民主化的进程。用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费兰克·富里迪的话来说，知识分子可以“对抗庸人主义”。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的精神逐步缺失，有的沦为“庸人”，成为文化“智残人”。于是学术界、社会上有了一股强大的呼吁：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

是的，在社会需要知识分子的时候，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可贵的是，王栋生这位知识分子，他没有消退和躲藏，更没有逃遁。他一直勇敢地坚守自己的岗位，守望自己的社会良知。我们说王栋生是知识分子，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具有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具有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

其一，他跨越了自己的职业和专业领域。无须讨论，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职业和专业领域，但是职业与专业是不能脱离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有他的跨越。布尔迪厄的观点是，在跨出他的专业领域时，运用自己的权威，对政治状况作出评论，他才算是迈向了知识分子行列。鲍曼有同样的阐释：“‘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王栋生正是这样勇敢而自觉跨出自己专业领域的人。他不是不爱自己的职业，不是要离弃自己的专业，他的跨出，是为了更好地进入。这是一种道德良知和道德作为。正因为此，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王栋生在春寒料峭的1978年，要混在高校马列主义教师和省级机关干部中听胡福民的“内部报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在一位校长宣扬“不加班加点就考不上名校，就过不上有尊严的生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今天的教育会给几十年后的社会留下什么，为什么他如此尊重来自农村的学生和家长。跨越职业和专业领域，王栋生表达的是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启蒙的使命感。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成为”的过程，王栋生恰恰在“成为”的过程中不断迈出自己“成为”的步伐。

其二，他具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品格。有人说，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的确，“为”与“靠”是完全不同的境界，“为”，就一定会努力、会奋斗，思想也就会因此汩汩涌动。无疑，王栋生正是一个“为思想而活”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公认的思想者。王栋生的“为思想而活”集中表现在他的批判品质和批判方式上。他的批判品质是：“我有话要说。”而每次说总是充满批判的“火药味”。他的批判方式，则是他的杂文和演讲。“不跪着教书”，“无非”是他永远的思想尊严和独立的姿态；“致青年教师”，“无非”是他和青年教师最真诚的思想交流；每一篇杂文和每一次演讲，“无非”是他发自思想深处的呼唤。王栋生的批判虽然尖锐、尖刻，但却是无限真诚的。因而，他的批判是为了建构，或者说，他的批判也是另一种积极的建构。谈及王栋生的批判，“无非”是赞扬他的人格和他的意志。但不可回避的是，人格的独立，意志的自由，常使他处在风口浪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为面对现实的思想者，会是痛苦的”。面对痛苦，王栋生从没胆怯，更没退却，因为他牢牢记住，“不能辱没知识分子这个称号”。

其三，他不断塑造自己，总是处在创造的紧张状态。对知识分子，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似乎不太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这么说过：“我听到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非常有趣的定义：一个人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来说出比他知道的东西更多的东西。”在一些西文中，知识分子一词本来就有“夸夸其谈的人”、“空谈家”这样的含义。实事求是地说，知识分子是有弱点的。王栋生对此非常警惕，不断地克服知识分子天性上的不足，刻苦地塑造自己，让自己总是处在积极、紧张的创造状态。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再朝前跨一步。”“朝前”，是他的追求，因为“前方有光明”；“跨一步”是他的行动。“教师应当是创造者”，与其说是他对青年教师的要求，还不如说，是他对自己最严格的要求。创造，让他成为学习者，创造，让他成为写作者。这一切，他都不是虚晃一枪，而是实实在在；他都不会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而是实实在在；他不会夸夸其谈，而是实实在在。他说：“我最有价值的体会是：我知道自己是谁。”他是谁？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三、语文教育家的境界与方式

李镇西先生曾披露过这么一个细节：某教育报以“三十年三十人”为线索，编一个栏目。这“三十人”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选三十位有影响的语文教师。李镇西先生马上问：“有王栋生老师吗？”并告诉编辑：“他对中学语文教育包括高考辅导烂熟于心，而且高考成绩斐然。……他是真正的语文教师。我不知道在当今中国，还有哪一个语文教师能够更有资格代表改革开放以来真正的语文教师？”李镇西先生还说，“三十人”中如果没有王栋生，就很难有人入选了。

这是真话，不过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知识分子跨出自己职业和专业领域的时候，他忘掉自己的职业了吗？当过度“职业化”消解知识分子特性的时候，他舍弃了自己的专业领域了吗？我敢说：王栋生没有。知识分子是王栋生高贵的人格特征，而语文教师永远是王栋生最自豪的专业身份。他不仅知道自己是知识分子，同样知道自己永远是个中学语文教师，而且永远是一个“普通教师”。

王栋生这个语文教师，不普通。王栋生的语文教育不普通。他的不普通，我认为，在于他的崇高境界，而高境界是他的高理念使然。高理念、高境界形成了他语文教育的特有方式，进而形成了他鲜明的个性和风格——像是众多合唱声中那独特的领唱者的旋律，像是百花园中那一丛与众不同的鲜花。他的语文教育，沉着、从容、大气，激情澎湃中的深邃，幽默讽喻中的哲理，沉潜深刻中的才情。总之，王栋生的语文教育是独特的。

不普通之一，是他的“语文”与“非语文”。王栋生常常有这样的沉思：“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时，看着成年人的各种不同的言行，我会出于职业习惯，去想象他曾有过一个什么样的童年和少年，他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老师……”他是在思考语文教育吗？是，又不是。说“不是”，因为他思考的是语文以外的教育，他是超越语文教师的教师；说“是”，因为语文教育必然会触及这些问题、应该触及这些问题，是因为语文教师必须有这么宽广的背景。说“不是”，因为他引领学生在生活，在体验，在思索；说“是”，因为语文的内涵与外延与生活相等，语文就是一种生活，语文学习就是学生的一段人生经历。在王栋生看来，语文有自己的学科边界，但边界应当开放，开放的边界才会有开放的语文；语文在“非语文”的状态，才会成为“大语文”，才会成为“生活语文”，成为“人生语文”。因此，王栋生的“非语文”正是为了语文，正是为了提升语文，追求真正的语文。王栋生的语文教育是给学生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通向社会、通向世界的门窗。

不普通之二，是他的非课之课。王栋生所在的高三年级，在他的倡仪下，决定让学生利用寒假写一篇社科论文，“课”的名称叫：“高三社会科学论文写作”。请注意：这是要命的高三——每分钟都是重要的，都应用来上复习备考课；这是社会实践——当下关键的不是什么社会实践，而应是一堂堂迎考训练课；这是论文——社会实践的论文能提高学生应试的作文水平吗？但王栋生不这么认为。在他的理念中，这就是课，社会实践是最重要的课，社会科学论文写作是最重要的作文课。正是这样的“非语文课”成了学生最喜欢的“语文课”，正是这样的“非语文写作”成了锻造学生文思的“语文写作”。这样的课，有眼界，有品位，有深度，这是王栋生的大气。马克思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在澎湃的思想之上盘旋，/在那里，我找到了语言，/在那里，我执着于我的发现。”看来，非课、非语文课，是王栋生让语文、让语言在澎湃的思想上盘旋，是他向往和创造的最好的课、最好的语文课。

不普通之三，是他的非书之书。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说，“我们所有这些为社会科学杂志写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象中的非书之书”。王栋生首先让学生读“非书之书”。当然，这里的书不是传统意义的语文书、教科书、教学参考资料，是那些看起来与语文教科书没有多大关系，对高考语文没有多大关系的书。王栋生的“非书之书”太重要。于是，“冬天早上天没亮，我就爬越大门进学校，到宿舍把学生喊起来，跟我一起跑步；第一学期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带学生去博物馆、美术馆，到处参观游玩，见世面；有经典影片，一定找来组织他们观看”。多好！读语文书是重要的，但只读语文书是不行的。“非书之书”是经典之作，是本大书，是无字的生活之书。现在读“非书之书”，将来才能写“非书之书”。而且，“非书之书”也是想象之书，想象可以把学生带到无限的生活世界去。

王栋生进行的是真正的语文教育，超越了技术，超越了工具理性。他的语文教育说到底是对学生的文化启蒙、思想启蒙。康德说得好：“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唤作启蒙。”而这种摆脱迷信、获得解放，要有勇气，康德把此叫作启蒙运动的口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王栋生用勇气、理智以及自己特有的方式，通过语文教育坚持进行文化启蒙。

文化启蒙并不否定语文教育的知识教学和写作训练。但王栋生注重的是学生自由的状态。这种自由的状态，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轻松学语文。轻松的自由状态，学生才会有独特的想法，才会在知识里寻找和生成智慧。

王栋生是语文教育家。称羡他的语文教育境界，称羡他语文教育独特的方式。如今，需要像王栋生这样的语文教育家，我们不妨把他的语文教育称作“王栋生风格”、“王栋生语文教育流派”。

        转摘自《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学教育教学版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