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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祺庭:有用 有味 有得——我的大学语文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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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23 15:29:0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甘祺庭:有用 有味 有得——我的大学语文教学
【来源:广西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广西高教研究》创刊十周年(1985-1995) 】 【作者: 广西师范学院 甘祺庭】
    大学语文是一门有用的、重要的公共基础课。匡亚明、徐中玉、侯镜超三位专家、学者在《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学科》(《大学语文研究集刊(代序)》)一文中,对于这门课程的重要职能,列举了四个方面:
    第一,它可以有力地配合和辅助政治理论课特别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课,加强对大学生的高尚情操、忠诚品格、思想境界的培育,亦即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新的一代的品质培育。
    第二,它可以大大丰富大学生对古今中外一般的文化素养,开阔眼界,拓宽胸襟和有利于切实体会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深远意义。
    第三,它可以切切实实地锻炼提高各学科大学生都必须具备的运用文字表达工具—中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是当前高等教育中(当然也包括中小学基础教育)须引起重视的问题。
    第四,它不仅为培养合格大学语文教师,而且为培育各行各业合格人员和干部准备必要条件(掌握文字表达能力)。
    这些意见我完全赞成。这里,只想着重补充一点,就是大学语文这门多功能的学科,它能帮助、调剂、促进专业课的学习和研究,这也是开设这门课的目的任务之一。
    古今中外的科学家都有很高的语文能力和包括文学艺术的广泛兴趣。杨振宁教授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国的历史、对传记和考古—中国的以及埃及和其他许多地方的考古等都了解得很多,而且他也爱好音乐、艺术和摄影。钱学森也对鲁迅著作中的内容十分熟悉。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在《世界物理图象的统一性》一书中,精辟地指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链条”。这段话揭示了自然科学(包括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和所谓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有机联系,何况兼具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内容极其丰富广博的《大学语文》这样边缘性的学科。我们要培养的高级人材应该是“学贯中西,术通文理”,大学语文为这个目的而开设,也承担了这项培养任务。这门课程能够帮助、调剂、促进专业课的学习和研究,现在一些理工科的大学生也开始体会到了。
    但是,大学语文作为一门恢复不久的公共基础课开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些院、系领导都认识不足,也就极容易不被大学生,特别是理科大学生所重视,甚至看不起,不把它当“正肉”,而看做“猪下水”,怀疑它是否有开的必要,是否有用。针对这种情况,我反复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强调重视语文教育并把它当作终身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我国向来就“政文合一”、“文道统一”、“文史一家”、“文理结合”,古代及现、当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元帅、将军同时又是文学家、文章家、诗人。学好这门课程,掌握表达思想感情和吸收知识,交流信息的这一重要工具,提高文化素养,使自己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情操,终身受用无穷。“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师范院校的学生,应该具有:一个意一识,即献身教育,为人师表的师范意识;三种能力,这就是表达能力、教学能力和组织能力;四项基本功,一口话(会讲普通话和有一定的口才)、一笔字(能写较好的毛笔字、钢笔字和粉笔字)、一篇文章(写好各种体裁、格式的实用性文章)、一项文艺体育活动(朗诵、演讲、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武术、田径、球类、棋类等项至少有一两项爱好和专长)。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联系着大学语文,学好大学语文有助于培养一个意识、三种能力、四项基本功。我要求学生在四年内细水长流把一本融古今中外为一体的大学语文教材通过讲授和自学学完、学好。每学期按照我给他们提供的书目去阅读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作点读书笔记、写点有关时事、作品、影视方面的评论文章,社会调查报告和学习心得体会,切实练出说、听、读、写的过硬功夫,无论发言、析理、表达、交流,都能熟练地运用语言文字工具,并有较高的文学、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成为合格的中学教师。经过我反复的教育、宣传、讲授,学生确实认识和感受到学习大学语文大有用处。各个系毕业出去的同学,上过大学语文课的,不少人写信给我或和我谈,都说这门课程对他们出校后的教学,做班主任或担任其他的工作都派上了用场,发挥了作用,感谢我对他们的教育帮助,我成了他们尊敬和怀念的老师。
    兴趣在人才成长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习兴趣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学习积极性的高低,影响到学习的效果,制约着学习过程。学生对某科学习越感兴趣,则学习越有信心,学习成绩也会越来越好。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早就认识到了兴趣和学习积极性的关系。他明确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也说过:“我认为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教师,它远远超过责任感”。教学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启其蒙而引其趣”。为了让学生学习大学语文产生浓厚的兴趣,感到上这门课程确实有味,我作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讲究课堂艺术;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寓教于乐。
    我设想,政教系的学生天天在一些哲理、政治理论性名词术语上、抽象推理上兜来兜去;外语系的学生整天为纠正读音弄得口干舌苦,被外国语的语法形态变化搞得头昏脑胀;理科各系学生,平日大量时间在无休止的运算、推演、实验中度过,枯燥、单调,这时,如果能听上两节生动活泼、妙趣横生,讲得很好、中听的大学语文,得到一次艺术享受,就会心旷神怡,头脑清新,疲劳消除,精神一振,就可以更好地投入专业学习。为此,我讲课力求做到三趣:理趣、情趣、谐趣。理趣就是通过生动的形象,丰富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思想,阐发玄奥的哲理,寓哲理于情味之中,把哲理和诗结合起来,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样:“理趣乃理智的结晶,而这些也就是诗”(《朱自清文集·鲁迅先生的杂感》);情趣就是讲课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结合课文内容,联系日常生活,甚至把自己摆进去,现身说法,作绘声绘色的描述,以此来感染学生,使学生在轻松愉悦中接受所讲述的内容,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谐趣就是机智而巧妙地运用幽默、诙谐、戏谑、讽刺等多种喜剧手法而形成的趣味。恩格斯认为“幽默而风趣是具有智慧、教养和道德上的优越感的表现”(《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版的补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65页)。鲁迅先生曾指出:“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和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劳,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它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先生精辟地论述了理论性著述富有文学趣味性的重要意义,并将它提到了关系“民族的将来”的高度加以认识。其实,课堂教学何尝不是这样。现在不是在提倡要诙谐、幽默、有风趣地说话吗?我的讲课在注意理趣、情趣的同时,也讲究谐趣,因而总是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幽默轻松,亲切感人,因文而异,因势而变,灵活多样,不拘一格,讲者动心,听者动容,融理趣、情趣、谐趣于一炉,使自己的教学富含哲理美、生活美和喜剧美,形成教学上鲜明的个性和风格。例如一些诗词、散文、戏曲、小说所描写的国破家亡、壮志未酬、离愁别恨、羁旅行役等等,体现出来一种悲剧美,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别林斯基说:“悲剧的世界是人类热情和意志的无限世界,喜剧的世界是狭隘的有限世界”。在那广阔的悲剧世界里,典型人物、典型情感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就拿五代十国的南唐后主李煌来说,在他后期的词如《虞美人》、《浪淘沙》表达出来的虽然只是他失去帝王生活的痛苦与悲哀,但从作品的艺术形象来看,却蕴含着另一种更加深沉的思想感情,比如人生的无常、世事的多变、失去家乡、故国、幸福难言之痛等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身世之感,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也就能够引起许多人类似的感触而产生感情上的共鸣。日寇入侵中国,铁蹄践踏华夏大地,包括我在内的沦陷区的人们为逃避烧、杀、淫、掠而被迫背井离乡时,往往情不自禁地念着“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十年动乱,人们突然受到想象不到的冲击,一夜之间,“座上客”成了“阶下囚”,关进牛棚,投入监狱,捆绑吊打,高帽游斗,前途茫茫,生死莫测,也会不由自主地默念“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我即是如此。这就说明李煌在词里所创造的形象大于思想。这种艺术形象有着某种典型性、普遍性、丰富性和灵活性。教者可以根据其不同的生活阅历,文化素养,思想感情来补足、充实形象,进行欣赏中的艺术再创造。如王夫之所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自得”(《诗绎》)。我讲这两首词,现身说法,把自己的坎坷经历和真切感受补充进去,讲得很有理趣、情趣,也不乏谐趣,引起学生的强烈反响,感同身受,收到了极好的教学效果。
    1982年12月,我和教研室的同志组织了一次诗歌朗诵比赛,获得很大成功。从此以后,我们除了开讲座,出墙报,配合各系郊游,社会调查,野外考察,介绍山川风貌,风土人情,历史文物,指导阅读作品和科普读物,看教学电视录像外,每学期搞一次所有开设这门课程的班级人人都参加的大型活动,先后搞过诗歌朗诵比赛,诗词吟唱比赛,口头作文比赛,演讲比赛,影评比赛,手抄报比赛等等。端午节结合讲《桔颂》、《湘夫人》开展纪念屈原的活动,中秋节结合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教学讲《月亮的神话和中秋的风俗》。多姿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不只使学生培养起了学习这门课程的浓厚兴趣,涌现出不少才华横溢的积极分子,而且使他们丰富了知识,扩大了视野,陶冶了情操,增长了才干。《大学语文教学通讯》对我们的第二课堂活动作过两次报导,肯定了我们的做法和经验,向全国推广。
    因为有味,我的大学语文教学能够把学生吸引住,平时上课座无虚席,极少有学生借故不来,即使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时,教室也坐得满满的,预定开展的第二课堂活动照常进行,在紧张的气氛中依然弦歌不辍。
    无需多说,学生学习每一门课程都要有所得。首先思想受到教育,道德、情操得到陶冶;其次获得知识,充实自己,从深度到广度提高自己的智能。我要求自己教的大学语文一定要使学生在思想、阅读、写作、文学欣赏、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都得到扎扎实实的提高,开与不开,学与不学大不一样;还注意到让学生感到开这门课程对他们的专业学习也是需要的,学好大学语文所得,对促进和巩固他们的专业所得有作用。我不管教哪一个系的课,都尽量考虑专业的特点和学生的需要,每讲一课,从确定教学目的到设计教学方案,都要使学生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个方面都能有所得,做到一箭双雕,乃至一箭多雕。例如,我给地理系82级讲沈括《梦溪笔谈》三则,除了讲析课文外,还配有这样一些内容:(一)介绍沈括和他的《梦溪笔谈》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中国地理学、地图学的贡献;(二)举办科技文章写作基础知识讲座;(三)结合这个年级在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进行岩溶地貌的考察,推荐《壮丽奇观喀斯特》、《山奇水秀话桂林》两篇科技小品作为他们的课外读物;(四)每人写一篇有关岩溶的科技小品或考察记。就这样,结合地理专业,两节课,一个讲座,两篇课外读物,一篇作文,学生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锻炼了读写能力,于他们的地理专业的学习也起了促进作用。学生很满意,称之为“一次丰收”。
    近几年来,有些人崇洋、媚外、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言必称西洋,张口骂祖宗,月亮是外国的圆,中国从古至今一无是处。这给我们的学生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社会上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流行;色情、淫秽和格调低下的书刊、录像泛滥成灾,也影响、毒害我们的学生。我通过讲析名家名篇,用中外比较法,大力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沉重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健康的审美能力。例如,战国时期的屈原所写的《离骚》,想象丰富,表现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比但丁的《神曲》早1600年。被称为俄国文学的创始人普希金,比屈原晚两千多年。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我国第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名著,而且是世界上最早最壮丽的传记文学杰作之一,它比古罗马传记文学约早两个世纪。在但丁之前500年,我国已出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但丁之前200年,我国已有了苏轼、李清照。被称做英国文学莫基人的乔叟,是14世纪的人,而李白、杜甫是8世纪的人,比他早了600年。莎士比亚是英国伟大的戏剧家,也是世界名人,他与我国明朝的戏剧家汤显祖同时代,而我国元朝大戏剧家关汉卿早于莎氏300年;莎氏创作了剧本37个,关汉卿创作了剧本63个,传下来的12个,比莎氏创作的剧本几乎多一倍,而且能自导、自演,是个全才的戏剧家。我国明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吴承恩的《西游记》、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国内外久负盛名,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国际上还成立了《红楼梦》研究学会,“红学”风靡世界,经久不衰,实属罕见。对别的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他们也能够“拿来主义”,汉、唐风度和气魄,就是善于吸收而促进本国文化建设的范例。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有许多思想文化珍品,对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就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我这样有比较、有针对性的讲述我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伟大成就,不仅丰富和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而且大大激发了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情感。他们提到大学语文的教学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他们的识辨力和免疫力,今后要更好地学习大学语文,吸收我国历史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摒弃一切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糟粕和精神垃圾,使自己健康地成长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有用之材。
    必须有得,才能使学生巩固对学习大学语文这门课程有用的认识和学习的兴趣。有用、有味、有得三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要说经验和体会,我就仅仅有这一点。
    事非经过不知难。有人说,大学语文只是一些作品、文章的凑合,构不成科学体系,很普通,容易教,因此曾被视为不足发挥其专长的低级课,“小儿科”、“高四语文”,甚至有人公开表示不屑教这门课程。对此,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中玉先生曾尖锐指出:
    我敢说,完全不是这样。这是一门极端重要,极瑞难教好的课程。对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来说,担任这个课诚然并不困难,但一个人要达到这种境地,也确非易事。如果一个根本没有教过这个课的人,如果有了那种“不屑”教的念头,恐怕是有点缺乏自知之明。(《对<大学语文)课教学的一些看法》,《大学语文研究集刊》第3页)
    从接触这门课程之日起,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对付这门课程的教学,不敢掉以轻心。对大学语文的性质、任务、地位、作用、教材、教法、第二课堂活动、师资队伍建设等等间题我进行过探讨,写了十多篇论文。上十年的开课,积累起来的教学笔记有十本之多,主编和参与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分析和教学参考资料也有十多种,三项加起来有上百万字。我积极参加了广西和全国的大学语文教学研究活动,向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老一辈专家、学者和同志们学习、求教。1989年10月,我的大学语文教学获得优秀教学成果奖,同时被评为优秀教师,这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明月无瑕岂容易”,我的大学语文教学自然存在许多不足和缺点。现在,由于自然的规律,我已不再开这门课程,但我仍然关心这门课程的开设和改革,与广大的《大学语文》教师同志们一道,为广西和全国的大学语文教学继续艰苦拼搏,竭尽绵薄之力,做出应有的贡献,这就是我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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