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诗歌中的城市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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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诗歌中的城市书写

许泽平

      本文选自许泽平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3f50000101eqyd.html

一、远去的城市梦：一代人的艰难求生

早在十年前，最早的一批80后就已开始在城市打拼。今天，不论你去到国内的任何一个城市，你都会发现80后这代人早已遍布在城市的各个领域，从流浪汉、民工、摊贩、店员、出租车司机、个体户、白领、公务员到明星，都有这代人活跃的身影。

80后[1] 这代人也曾为光怪陆离、繁华多姿的都市狂喜过，但不久，他们就发现，在这个工业和资本相勾结的时代，他们幼时的城市梦，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已经变得破碎不堪了。霍俊明曾对70后这代人的城市梦破灭过程做过一番精准的描述，这些描述即使放在今天的80后身上，也有不少的共通之处：

城市曾经是如此充满魔力地召唤着他们。城市的柏油路、拖拉机、大卡车、电影院、录像厅、游乐园、新华书店、高楼、电车、花花绿绿的食品，都像一个巨大的魔方和万花筒吸附着他们。但是，当一代人真的有一天集体性地在城市中生存和挣扎的时候，一种本源性的与土地的亲近和对水泥和物欲的排斥却让他们对城市心存芥蒂甚至怀有本能性的恐惧。[2]

与70后不同的是，在少年时代，80后所认识的城市早已不是70后心中的那个柏油路和拖拉机的城市，而是由摩天大楼、地铁、超级市场、酒吧和KTV等构成的花花大世界。这个世界曾矗立在乡村的彼岸，代表着便利、富足、享乐和功成名就。他们进入城市之初，几乎都带着一个属于个人的隐秘的梦想，总以为城市是自己的舞台，以为自己就是改变世界的那个人，而肮脏的城市正等待着自己的解救。但多年以后，他们才在无奈中发现，自己想要的，并没能实现，而岁月早已蹉跎，城市成为每一个小人物碌碌无为的悲伤之地：

七月的城市，漫天飞舞的报纸／堆满案件，八卦新闻和丰胸广告／汽车仿佛是在沟壑里／完成穿越和堵塞。街边流动小摊／时隐时现，艰难度日。小职员形色匆匆／没入人群。写字楼和大型商场／不停地吞吐各色人等。建设无阻，高楼拔节／我等小人物，一边喘息，一边咳嗽

——牛依河[3] 《七月城》

城市既书写着飞黄腾达的神话，也吞吐着无数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悲伤。每一代人进入城市都要经历一个艰难求生的过程。在60后、70后进军城市的那些年头，城市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各方面的机会非常多，竞争的压力远没有今天大。而等到80后这代人开始在城市打拼时，城市的就业空间已经基本饱和，再加上近年来金融危机的伤害，城市正在面临着一个临界点。表面上看，中国的城市正在不断扩张，高楼拔地而起，车流遍地，歌舞升平；而实际上，城市的生活成本急剧增加，各种官僚资本和跨国资本入主了城市各个领域，城市人口被划分为四种身份：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体制外的白领、底层的普通工人、社会无业人员。更多的80后沦为底层的普通工人，挣扎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城市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片表面繁华，而内里滋生悲剧的荒原。他们在城市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生存下去：

我未必比猪过得幸福。猪来到城市还能照吃照睡，吃什么都香，睡哪里都香，哪怕明早就要被杀了。但我做不到，我吃了这一餐还得考虑下一餐，我睡了今晚还得想明天。甚至在晚上恶梦的声音划向城市的夜空，而猪的叫声却划开了黎明。[4]

池沫树的愤激之言某种程度上说出了80后这代人在城市的“求生之艰”。在与猪“无忧无虑”的对比中，一代人的悲剧性被充分地暴露出来。但令人悲怆的是，这种悲剧性并不是人为的臆想，而是活生生地存在我们的生活中：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的移动／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

——郑小琼[5] 《生活》

郑小琼1980年出生在四川南充一个贫苦农家。2001年开始南下打工，先后在模具厂、玩具厂、磁带厂打工，后来进了东莞一家五金厂。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她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重复着在机台上取下两斤多重的铁块摆好，再按开关用超声波轧孔，然后取下再摆，她最多的一天曾打过一万三千多个孔。后来她不断回忆到这段生活：

有个工友在打轧的时候，手上动作慢了一点，手指立刻被打下来。自己还不知道，还在继续做事。然后就奇怪，这怎么有血呀？一看只有一个指甲盖在流水线上，其它部分都压成了肉酱，看不到了。工友看着自己的手，等了会，血一下子喷出来了。[6]

有一次，我的手指不小心让车刀碰了一下，半个指甲便在悄无声息中失去了。疼，只有尖锐的疼，沿着手指头上升，直刺入肉体、骨头。血，顺着冷却油流下来。我被工友们送到了医院。在那个镇医院，我才发现，在这个小镇的医院里原来停着这么多伤病的人，大部分都像我一样，是来自外地的打工者，他们有的伤了半截手指，有的是整个的手，有的是腿和头部。他们绷着白色的纱布，纱布上浸着血迹。[7]

后来郑小琼经常做恶梦，她说“我不止十次梦见我左手的食指让机器吞掉了。”(郑小琼《铁》) 2007年，郑小琼因《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在颁奖典礼上，她说：“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正是来源于个人对城市底层生活的深刻体验，郑小琼的《生活》一诗中有一种彻骨的疼痛，这首诗里所描绘的“人生”完全被巨大的工业时代所吞噬，人的生命和青春被损伤、消耗、分解，最后整个人生都被打磨成这个工业时代单调的一环，成为“一张工卡”或“流水线的一部分”。

这首诗令人悲伤的地方并不完全在于揭示时代正在吞噬无数底层人的这种事实，而在于，被卷入时代的这些苦难人，他们的挣扎和呻吟，在郑小琼之前，从未有如此真切地传达出来。郑小琼以自己的打工体验，撕破了一个时代辉煌的神话。在她的笔下，城市不再金碧辉煌，而是浸染着工人们的血泪，他们为了生存挣扎在城市的边缘，他们把命卖给了这个污浊的时代。他们是默默无声的一群，被压在时代和生活的最低处，任悲痛和绝望碾过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他们是这个时代里一块块哑默的铁，在城市的风尘中黯然生锈。

我能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工龄的周围填满炉渣和熟料／在一台台轰鸣的机器里，不停地／掏出食物和住房，掏出爱和恨／掏出煤灰啃噬过的年轻的账单／风一吹，灰尘扑向我颤抖的脸／埋掉那破碎的容颜

——衷新星[8] 《无常》

衷新星与郑小琼经历有所不同，他并不是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城市的，他是到城市里最漂亮的大学去读书。但他毕业之后，还是跟所有人一样体验到在城市中挣扎求存的不易。在城市里，人异化为“机器”，人以自己的青春和劳力为代价，从自己的身上掏出“食物和住房”，“掏出爱和恨”。人不仅被城市剥削，更迫于生存，在自我剥削。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就这样化为写在纸片上的“工资和账单”，消失殆尽。比衷新星好一点，诗人阿斐大学毕业后供职于《南方都市报》，混迹于广州，但他自己写道：“我做着令人艳羡的工作／扮演令人垂涎的角色／无非为稻粱谋而已／养家糊口，荫妻蔽子／少年时代的热血／已成浆糊一碗／我能改变什么？”（阿斐《大人物》）这代人曾对城市寄予了远大的梦想，但他们最终发现，即使他们爬到世人艳羡的位置，他们依然是这个城市中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挣扎着求存，挣扎着养家糊口，挣扎着在城市中作为一个“小人物”活下去，如此而已。

在大城市里，我很小很微不足道／／有些故事是迷人的／异乡的天空很低，触手可及／从听来的那些故事中／我预见着自己的将来

—— 黄运丰[9] 《和有故事的人在一起》

“从听来的那些故事中／我预见着自己的将来”，黄运丰的这句诗满是悲怆之气。黄运丰所谓的“将来”就是在城市挣扎着沉沦，混得好一点，像衷新星的诗歌描述的那样，用青春甚至生命换“食物和住房”；混得差一点，就像同为80后诗人镭言所写的那样：“富人森白的牙齿，吞下火与灰烬的玫瑰／无家可归的人与买不起房的人同属一国／都在星空下埋身于永暗的荒野”（镭言《裂土》）。因此，这代人在城市的生活都是不易的，就像刘东灵写的，“城市都居大不易／穷愁者或许每天都需要一颗胖大海……／每天收集一点毒药／为最绝望的那一天做好准备”（刘东灵《每天收集一丁点毒药》）。

在刘东灵所说的那种“最绝望”的时刻来临之前，如果还能生存下去，没有人肯轻言生死。但现实是，穷愁者收集的“毒药”终有用上的一天，当那个时刻到来，现世又有什么能够留住他们呢？80后诗歌中经常出现悲惨的自杀场景，这既是诗人们对现实苦难的见证，又蕴含了他们对时代的愤怒和控诉：

她遗失了左臂，一截腰身、耳环／只好站在单杠上大声哭泣／身体其他部分长着灌木，象苍耳／有点刺。谁也不敢抢她下来。／她的红裙子是长江制衣厂的，太阳下／太耀眼了。

——锻轻轻[10] 《抵销》

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很多人还来不及发声，就已然消失。锻轻轻的诗歌，指向的是赤裸裸的死亡，但这些死亡在现代都市中从来都没有引起真正的同情和泪水，它们每天在城市上演，却只是街边的风景，电视机中某一个新闻的镜头，或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只有诗人，以诗代哭，保留了时代无尽的伤痛。而这些诗句也告诉我们，城市里没有田园牧歌，城市也不相信眼泪，城市只依靠着金钱、权力、物欲在向前奔跑，而把所有赶不上它速度的人都被抛在无尽的黑暗之中。

二、异化的城市：我们都不曾逃离时代的魔掌

入夜，站在高楼上看下面的街道／灯火通明的街道，让黑暗无处躲藏／街道在车灯的照耀和嚣叫下／渐渐萎缩／我知道，那条街道上／有酒楼、洗浴中心、歌厅／高档酒店、低档的招待所／那里还有小偷、妓女／乞丐、地痞流氓／啤酒呕吐者自己的往事／汾酒张扬着爱情／通常它们白天休整／晚上工作／通常它们的黑夜从早晨开始

——成亮[11] 《某某街》

80后这代人对城市的厌倦不仅仅是因为城市是他们屈辱挣扎、艰难求生的地方，更在于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藏污纳垢，充满着异化的所在。夜晚是城市开始发光的时刻，这是一个被灯红酒绿和欲望所占据的世界，《某某街》，解剖并不止是一条街道，而是整个城市的真实面目。在光洁的背后，城市隐藏着无数条这样的街道。街道里不仅是上流社会挥霍、纵欲、享乐的场所，也是底层悲苦的集中营。这里每一间夜店，每一个人，或许都藏着有关生存的隐痛。妓女和小偷们，他们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自生自灭地生存于城市腐烂的夜色中，他们总有一天会消失不见，而街道和城市则永远生生不息。

城市的夜晚是污浊的，而城市白天的人间生活，则被城市的车水马龙和毫无新意的机械化生活所异化。

一辆车又一辆车／城市的繁荣有此风景的功劳／／一堆人又一堆人／城市的昌盛缺不了此类动物／／一辆车内塞满了一堆人／又一辆车内塞满了又一堆人／／我站在车站牌下／仿佛这个城市的繁荣与我无关／仿佛这个城市的昌盛与我无关／所以我仿佛与这个城市无关

——阿斐[12] 《早安》

阿斐的诗歌写出了80后一代对城市的冷漠心态，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像是一个巨大的容器，挤满了各种机械、物质和人群。生活像被设定的程序，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偿还房贷……人人都在忙碌，但好像所有的忙碌都找不到意义；人人都感到厌倦，但又害怕“像流水线上的产品／总来不及考虑，就被替代”（余味《沉默是我怀念你的最好方式》）。城市在80后诗人看来，早已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异己之物”。单调的城市景观和千篇一律的生活节奏带来了异化感，城市失去了幼时想象中的光环，所有的繁荣和昌盛，在他们看来，都仿佛“与我无关”。从幼年时期热切地想融入城市，到自觉地与城市保持距离，一代人对城市的疏离正在与日俱增。正是在这种疏离中，他们反倒是更清晰地看到了城市的弊端：

乡村变成了城市。／坟墓变成了工厂。／卑微的变成高傲的。／沉默的变成大喊大叫的。／我不知道在深夜仍然传来的／这些吼声，是机器／还是亡魂发出的——／那广阔墓地无数的死者／已附身于每一个／流水线作业的工人／带着被剥夺的愤怒和苦闷／生产出衣服、鞋子／此刻就穿在你身上。

——唐不遇[13] 《坟墓工厂》

“工厂”即“坟墓”，唐不遇的这个发现令人震惊。我们可能认为郑小琼对工厂的揭示已经展现了城市苦难的极致，但我们忽略了这些人每日悄无声息的死亡：不仅是肉体意义上的死亡，更是灵魂的枯竭。这些在流水线上作业的工人，他们的灵魂终有一天会在重复的机械作业中消失殆尽，他们终有一天会连“被剥夺的愤怒和苦闷”都消失，成为一具流水线上的行尸走肉。而最可怕的在于，对于工人的现状和未来，即使是看似无辜的我们，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早已与污浊的时代相勾结，因为，他们“生产出衣服、鞋子／此刻就穿在你身上”。正是我们的需求，造就了城市的繁荣和悲剧。在唐不遇看来，我们早已不是无辜者，不是能站着说风凉话的人，而是时代的共谋者。唐不遇的深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80后这代人的锋芒：不仅思索现实，更反省自身。而像他这样反思在80后诗歌中并不少见：

代替我们穿上衣服，却失去／你的塑料头颅／失去面孔的、被偷吃脑子的模特／你，要我们在生活中继续忍受／用同一张脸撞上／一个同样布料的自己，像床单／而你一直用虚构的身姿／站在商店门口，并在某一刻／代替人们的情侣与时代媾合

——蒙晦[14] 《橡胶人》

蒙晦的这首《橡胶人》更让人触目惊心。如果说唐不遇揭示了城市底层悲剧来源于我们无止境地对物质的欲望，是“物”导致了人的异化，蒙晦则更进一步指出了城市人的精神异化：每一个人都是相似的，都在扮演着时代赋予的角色，人们自认为扮演得出色，其实这只是一个被同质化了的“虚构的身姿”。因为，我们就像那些“失去头颅”（没有独立思想）、“失去面孔”（没有区别特征）的橡胶人。

城市何尝不是一个由“橡胶人”组成的世界？在这个巨大的争斗场里，谁能够自由地做自己？谁不是在权威的驱使下扮演这样那样的角色？谁又不是在被人驱使的同时在驱使着别人？在这个时代，我们都不是无辜者，而是悲剧性地扮演着与“时代媾合”的角色，虽然我们从骨子里排斥这样的角色，但现实是，我们从不曾逃脱时代的魔掌。

城市里／人们／围成巨大的圈子／掏出枪／一个顶住另一个的脊背／就这么威胁着／没有谁／更值得怜悯／人质与劫匪／在此已毫无区别／／分不清开端与终点／用枪口的冰凉连接着／城市／一个人圈／／像上帝头上的光环

——封原[15] 《城市监察员的总结报告》

很多年前，当封原写这首诗时，他还只是一个高中生。但他已经看透了城市的运转之道：城市靠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胁迫，相互威胁来运转。每一个人都被其他人所威胁，每个人都威胁着其他人，我们既是人质，同时也是劫匪；我们既是受压迫者，也是压迫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同情，但每一个人同时也是罪恶之源。人与人之间，就这样“一个顶住另一个的脊背”，用“枪口”围成了一个叫城市的圈子。这个圈子，看上去“像上帝头上的光环”，它的表象是多么美好，而内里，却处处杀机。

正如上文所所，生活在城市里，我们从来不是无辜者，从来不曾脱离时代的魔掌。然而，正是意识到自己与这个时代的共谋关系，80后这代人对城市的和时代的批判才如此激烈。这代人的“反叛”和“不合作”都是因为他们对时代的弊端看得太清楚了。他们所有的愤怒、反叛、思索、批判，都是源自于他们对时代的清醒意识。

三、城市：孤独的荒原

桃花源在很远的地方／人们知道的。他们早已把身体交给了城市／和汽车交换着呼吸／早晨的人群逆风而行／把自己交还给忙碌的星期一

——牛依河《低处》

城市让人疲惫。无孔不入的现代传媒（电视、网络、广告）、遍地的车辆、朝九晚五的忙碌、快节奏的生活、无所不在的喧嚣，不断增加的分裂感，城市让人无法喘息。人们“早已把身体交给了城市”，虽然他们还在内心怀想着无限远处的“桃花源”。为了弥补城市带来的内心裂痕，一代人曾试图在城市安个“家”，他们在遍布“异乡人”的城市，拒绝成为“异乡人”。但当他们在城里买了房，取了媳妇，他们依然发现无法填补内心的异化感，他们感到孤独，到处是高楼和璀璨的霓虹灯，却唯独没有“家”的温暖：

如你所料，我是一个无家的人／虽然家就摆放在身边／一个盛满家具的房子／挂钟做梦般滴滴答答／蟑螂在垃圾篓里溢出口水／天亮时，阳光将唤醒里面的一切／也将唤醒我，一名兼职父亲和丈夫／而我从来不曾属于这里／也不属于 一千公里外的那座村庄／不属于村庄里住着我父母的青砖屋

——阿斐《窗外传来婴儿的哭声》

当“家”只是“一个盛满家具的房子”，“家”的意义也就不再存在了。现代城市里，到处都是这种有房子却没有“家”的人。然而，更令人迷惑的地方在于，阿斐说自己“从来不曾属于这里／也不属于一千公里外的那座村庄”，他是一个真正“无根”的漂泊者。阿斐的心态或许是80后这代人的内心写照，他们既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也无法返回因落后而分崩离析的乡土，因此，他们总感到一种深藏于内心的流离失所，及其带来的难以言说的孤独。

我们到达的城市，是一座孤独的岛屿／那里的人群与楼房交织／那里的人群用楼房温暖身体

——冰木草[16] 《兴发车站》

“现代城市的紧张、压力以及畸形的欲念竞逐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生疏和隔膜，在以物质化为特征的城市经验面前，人不仅被强行取消了和自然经验交流的可能，更重要的是被剥夺了人群之中的精神归属感”[17] ，当城市成为个体隐匿而不是交流的场所，当人成为孤独的个体时，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就产生了，他们只能用冰冷的楼房来覆盖和温暖自己，却找不到一条通往他人的内心的通道。每个人都在人群中感到无言的孤独，每个人都渴望别人能理解自己，但每个人都为了保护自己而强行封闭了内心。

我们不远不近若即若离／我们布满冷汗的手握在一起／我们软不拉叽的脸皮相互微笑／口袋里装满诅咒，眼神空洞／我们在舞池里抱紧对方／腐烂的舌头柔声低语／多年来我们相敬如宾，轻出浅送／连在厕所里放屁都悄无声息／／我坐在黑暗的车厢里／游遍这城市每一根灼热的神经／了解它和它的人民／就像了解一个房间，满地的手纸／一条蛇的腹部／现在我希望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民／不管是出于爱还是恨／都跟我大干一场

——李小羊[18] 《我和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民》

城市里人们不管如何地亲密（握手、微笑、跳舞、交游）都难以改变彼此逢场作戏的事实。人们之间越是相敬如宾，便越是疏远。即使“紧抱对方”，即使“柔声低语”，都无法改变彼此的冷漠。不管如何努力，最终也只能是一个人在城市“黑暗的车厢”里孤独着。“现在我希望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民／不管是出于爱还是恨／都跟我大干一场”，然而，城市里的人，又有谁会出于真正的爱恨跟他“大干一场”呢？明知是不可能的，却还一味的渴望，确是悲怆。

天阴的让我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汽车疾驰而过／卷起那些刚落下的枯树叶／人群来来往往／面孔陌生而僵硬／抬头向前／路很长，一眼望不到尽头／我快步前行走／想掩饰内心的焦虑／只是一不小心／内心的悲凉释放到了脸上

——成亮《阴天》

中国人喜欢把自己真实情感迁移到别的事物身上，有名的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成亮的这首《阴天》也一样，其实不是“天阴的让我分不清”，“分不清”和天气没有什么关系。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偌大的城市，除了陌生的面孔，疾驰的车流，望不到边际的大路，一切都是空虚，找不到归属感。“想掩饰内心的焦虑／只是一不小心／内心的悲凉释放到了脸上”，80后这代人天生不是表演者，成亮的悲凉，其实也是一代人共同的体验。当城市带给这代人只有孤独和悲凉，城市在这代人眼中，便成了“荒原”：

瘦，再瘦／比雨点还要瘦／比雨点在车窗上行走的脚还要瘦／／触摸车窗上的霓虹灯／触摸车窗上揿灭的烟头／触摸孩子们的眼睛／孩子们已经不会哭泣了／他们长着老人的头颅／慈祥地微笑着／／这时／如果你关上灯／就能看见整座荒原／以及荒原上无数饮弹而死的男人和女人

——Cenitmeter[19] 《荒原》

孩子或许是城市中最为纯净的了，但在80后诗人笔下，他们也已经老去：“孩子们已经不会哭泣了／他们长着老人的头颅／慈祥地微笑着”。在诗人看来，“哭泣”是一个孩子纯真的本能，而“慈祥”和“微笑”则是城市中尔虞我诈的成人世界在孩子身上留下的印迹。如果连最后一点的纯真都已然失守，那么，城市中还有什么是值得留恋的？诗人绝望地指出：“如果你关上灯／就能看见整座荒原”。繁华霓虹灯遮盖了城市本真面目，关掉灯光之后，城市就是一座荒芜的城，一片荒原。

一些钢铁在天空飞动，／黑色是恐惧。两只麻雀收拾行装，／在公路边休息、亲吻。／地铁上，两个阅读的人被沉默隔音。／／……一个人／从未摸过语言的的柔软质地，城市／／能否成为故乡？马兰头在哭，／为什么高速公路不像田埂一般／丰满湿润？汉语，慢慢被媒体分尸。／古籍越印越完整。事物流离失所。

——胡桑《自宝山夜归杂咏》

总之，城市作为现代人的生存空间，它在技术上的先进（“一些钢铁在天空飞动”）并没能增进人们内心的幸福和安全感，却带来了不安（“黑色是恐惧”）。作为乡村符号象征的麻雀可以“在公路边休息、亲吻”，而作为现代文明都市中的人，却只能成为相互陌生的过客（“地铁上，两个阅读的人被沉默隔音”）。想象中的乡土越完整（“为什么高速公路不像田埂一般／丰满湿润？”），现实城市中事物的流离失所则越触目惊心。当城市在一代人的心中成为荒原，胡桑的这一句：“城市，能否成为故乡？”，不仅充满悲怆，更代表了80后一代人无止境的疑问。

（本文节选自许泽平硕士论文《80后诗歌研究》，该文2012年6月通过答辩，2012年12月中国知网全文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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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0后从出生地可分为三类：城市、小镇、乡村。这三种人最终都几乎汇聚于城市，除了具有特别的背景者，出生于城市的80后也像出生于小镇或乡村的80后那样，也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城市化过程。本节所指称的80后，除极少地方特指非城市出生的80后之外，都是对整代人的描述。

[2] 霍俊明：《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3] 牛依河，壮族，原名黄干，1980年生于广西大化县。作品散见《诗刊》、《星星》、《诗歌月刊》、《诗林》等。《广西文学》杂志编辑，现居南宁。

[4] 参见王西平主编《核诗歌：中国诗人（1978——1989出生）编年大展》，民刊，宁夏银川，2010年11月（总第3期），第35页。

[5] 郑小琼，1980年生，2001年来东莞打工并写诗，作品散见《诗刊》、《山花》、《诗选刊》、《星星》、《天涯》等，参加诗刊“第21届青春诗会”，获得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

[6] 郑廷鑫、李劼婧：《郑小琼：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载《南方人物周刊》 2007年14期。

[7] 郑小琼：《铁》，见李新纯主编《最富哲理的美文》，延边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33-38页。

[8] 衷新星，1988年生于江西赣州，作品散见《飞天》、《散文诗》、《诗歌月刊》、《北京文学》等。

[9] 黄运丰，1987年8月生，安徽金寨县人，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7年与友人创办玄鸟诗社，主编《玄鸟》诗刊。著有诗集《逆向》、《致贝贝十四行诗》等。现居广州。

[10] 锻轻轻，女，本名王凤，1983年生，著有诗集《一人分饰两角》，现居上海。

[11] 成亮，生于1980年，作品散见《诗刊》、《当代》、《诗选刊》、《星星》、《南方周末》等，曾参加第23届青春诗会。

[12] 阿斐，原名李辉斐，1980年生于江西都昌，2000年在《下半身》发表作品，执行主编《2004-2005中国新诗年鉴》，作品散见《中国新诗年鉴》等选本及《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作品》、《天涯》等。

[13] 唐不遇，1980年生，广东揭西人，200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现居珠海。作品散见《诗刊》、《诗林》、《诗选刊》、《天涯》、《作品》、《十月》、《山花》等，著有诗集《魔鬼的美德》。

[14] 蒙晦，原名董学峰，1987年出生，江西星子人。2002年开始写诗，后兼事诗歌批评。2009年5月，获得北京大学未名诗歌奖。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现为记者。

[15] 封原，80后，天津人。作品散见《中国诗歌年鉴》、《诗选刊》、《诗歌月刊》等，现供职于天津某报社。

[16] 冰木草，原名李来奎，1981年生，贵州省赫章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山花》、《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等，著有诗集《黑暗中的手语》。

[17] 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中国知网博士论文库，南开大学2009年，第173页。

[18] 李小羊，80后，四川人。

[19] Cenitmeter，成明，女，1980年10月生于上海，1998年入读复旦大学，2000年加入复旦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