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暴力的语言必然导致暴力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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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暴力的语言必然导致暴力的思维

2016-03-23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作者：周濂

摘要

暴力僵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以及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在互联网上发生左右论辩时，这句话经常出现在右派网友的话语之中，用于形容左派或毛左的麻木不仁、逃避现实。这句话源自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濂在2012年4月出版的一本学术随笔的名字，之后它登上了当年各大好书榜。素来反对偶像崇拜的周濂，也成为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的偶像。

　　2015年，当中国政府正在操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时，周濂的文章《正步走是世界上最恐怖、丑陋的权力宣言》被很多人转发。周濂与太太——清华大学的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一个被冠以“民主女神”，一个被称为“学术男神”，这样的家庭组合难得一二。夫妻二人的发声，总会引发很大反响。

　　1974年，周濂出生在浙江遂昌。在他成长的1980年代，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纪录片《河殇》被广泛议论，在遂昌这座波澜不惊的外省小城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爱欲与文明》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引论》给小镇青年周濂带来异常强烈的观念冲击。尽管那时的他，错把政治当哲学，以为政治就是哲学。

　　1991年，当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梦想被拦腰截断后，中国历史出现了新的分期刻度，周濂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1989年后的中国大学，政府要求高校对学生进行军训。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封闭式军训一年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再一次引领了他走向更为深邃的哲学之路。硕士毕业后在《中国合作新报》(只存在一年)和科普杂志《Newton-科学世界》当记者的经历，让他对学术随笔作为公共政治文化介入者的特殊身份有了重要认识，寻求抽象思辨与生活经验之间的隐秘关系，如何将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从“殿堂”搬到“广场”。过了两年半的媒体瘾后，周濂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2008年，周濂的政治哲学专著《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正式出版，跻身于他当年敬佩的学术前辈所聚集的丛书行列。

　　2015年下半年，周濂的新随笔集《正义的可能》出版，周濂自称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升级版，它从日常生活出发，以哲学视角思考，钩玄哲学与生活之间的隐秘关系。周濂面对党化语言对汉语词汇的污染改造，不断厘清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概念词汇之间的异同之处，将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耳熟能详却又因缺乏说理的环境而导致越发陌生的哲学词汇，融入生活细节进行哲学剖析，通俗易懂而又深入浅出。比如，他在《自由的生活碎片》一文中谈到“二战”期间美国战时广告：“自由这些词，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

　　采访中，他谈起有关中国本科教育开设“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中国执政从“例外状态”回归“常态政治”、抵制暴力的语言与不良中文、公共知识分子祛除意识形态的迷障、儒家的“日常人生化”等等的意义所在。以下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近些年我们会发现，中国在经历过近十年的互联网启蒙后，几乎人人都能脱口而出“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大词，然而一旦进入辩论或对话环节，就会发现很少具有对话的可能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濂：人人都能脱口而出“自由”、“民主”、“平等”、“宪政”这些大词，比起人人脱口而出“革命”、“群众”、“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之所以进入对话环节发现对话很难进行下去，首先是因为这些大词都是一些“本质上充满争议”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自由就是我喜欢我爱意义上的任性妄为，平等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意义上的平均主义，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殊不知这些概念需要我们通过深入地阅读和思考才能把握其错综复杂的内涵和关联。

　　其次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讨论的基本训练，在辩论的时候，常常犯各种基本的逻辑错误，比如说人身攻击、诉诸怜悯、诉诸群众、攻击稻草人等等。因为缺少逻辑训练，我们往往习惯于站立场而不是说出立场背后的道理。内田树在《日本边境论》中有句话说的好：“对于一个论点，赞成也好，反对也罢，对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一个人应该能够讲述出自己形成这个判断的经过。只有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才可能和他进行谈判、交涉。无法与之交涉的人，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的意见十分确信而‘不愿做出让步’，而是因为不能讲述出自己意见的形成过程而‘不愿做出让步’。”

　　问：我记得法律学者萧瀚曾对“对话”有过一个说法：“对话是通往合法性的途径。”对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已经被看做不太需要了，互联网上总是各说各话真理在握的样子或圈子内部一致对外的现象。如何重建“对话”?

　　周濂：在家长制的政治传统中，合法性的依据在于“我是你爸爸”;在精英制的政治传统中，合法性的依据在于“我是专家”;在独裁制或者极权主义的政治传统中，合法性的真实基础在于“我比你更强大”。但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能诉诸每一个公民的理性认可，用萧瀚的话说就是“对话是通往合法性的途径”。这首先需要我们真正接受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充分认识到无论体力还是脑力人与人是平等的，此处的平等不是指“绝对值”上毫无差别，而是说大致平等，也即没有人在体力或者脑力能够强大到足以成为别人的主人，关于这个问题霍布斯(Thomas Hobb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经典作家早已有过很详细的论述。

　　如何重建对话?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话题，一言难尽。从我的角度说，我认为大学本科教育应该开设“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让每个大学生都接受基本的逻辑训练。

　　问：在新书《正义的可能》一书中，多次谈及极权主义与“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下，存在个人责任吗?若存在，又该如何承担?

　　周濂：在任何时代，哪怕是最极端的环境下，都存在个人责任的问题。虽然系统的压力时常让人不自觉地弯下腰来，但是我们不能将一切责任都推给制度，否则人的自主性就是毫无意义的词汇，更何况今天这个时代仍然给每个人留出了不少的空间，让你可以承担起个人责任。

　　至于选择用什么方式去承担个人责任，这是因人而异的，或者说对方式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责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每个人的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都是那高墙，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推墙，相煎何太急?”

　　王岐山谈“合法性”

　　问：2015年9月，王岐山公开谈论“合法性”问题。除去您在新书中谈论魏玛时代这一特殊时期即“例外状态”的“合法性”外，在“例外状态”已经生成并且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谈论“合法性”?

　　周濂：人生充满各种意外，正常的生活随时可能被各种飞来横祸打破，但是我们仍然会为我们的孩子做长远的打算：给他们存好必备的读大学的费用，买房置地，准备婚礼和嫁妆。当然，我们也会为可能出现的意外上各种保险，但是归根结底，上保险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正常地生活，是为了在出现意外时，仍然能够把我们拉回到正常生活中来。

　　同样的道理，在政治领域里，正常人都不会愿意一直生活在“例外状态”之中。所谓“例外状态”，它与“常态政治”相对立，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必要性中没有法律。”意思是事出紧急必要，法律(规则)便不敷适用，用我们最熟悉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王岐山正视“合法性”问题，意味着想要走出“例外状态”，回归“常态政治”。因为例外状态是把双刃剑，它或许有利于当权者通过法外手段来贯彻一己之意志，但更有可能的是赋予当权者过多的权力，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当代中国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政治议题就是从“例外状态”回归“常态政治”，尊重法治、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最根本的现代政治价值，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可能建立起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问：新书在谈论“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时，谈到“民主是需要牙齿的”，在民主尚未来临之前，是否也存在“民主的牙齿”?若存在，“牙齿”又该以何种方式存在?

　　周濂：就像不存在“没有猫脸的笑”，没有民主，自然也就没有“民主的牙齿”可言。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公民个体的牙齿，以及大大小小自治团体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