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学科之中文学科：传统深厚 路向开阔

管季超0712

名家谈学科之中文学科：传统深厚 路向开阔

温儒敏

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 郭俊玲摄

复旦大学中文系一景 刘 畅摄

中山大学中文系 资料图片

最新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估排名（部分）

    提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常简称“中文学科”），一般人并不陌生，甚至还多少“插得上嘴”。因为无论“语言”，还是“文学”，都和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中文学科”是社会影响面很广的传统学科，也是对大学人文教育起着“引擎”作用的基础学科。当今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以及部分专科性大学，都设有“中文学科”。如果说数学是自然科学之母，那么“语言文学”在整个文科中也处于类似的“领头羊”地位。

学科的源流与现状

    “中文学科”渊源悠久，从先秦到晚清，传统教育基本上就以语言文学为主要内容，除了熟读经史子集，就是课习诗赋或文章技巧，培养的主要是文人。传统的学术并不像现在这样细分学科，文史哲各自分科，是现代教育的产物。清末始建现代的大学，设立“中国文学门”（后来又称“国文系”），“中文学科”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文学科”逐渐成型，整体上仍承袭传统朴学，注重考据、校勘、注疏，稍后又引入科学实证方法，力求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中文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水平大幅提升。教学则强调“博学而知文学源流”，文学史研究成为重头戏。这时期的“中文学科”偏于精英教育，培养出许多文科和教育方面的杰出人才。
    20世纪50年代之后，受苏联影响，强调专业化教育，文史哲分科愈加明显，中文系内部也逐步形成了“文学”“语言”和“古典文献”三足鼎立的局面；虽然强调厚今薄古，但“古”字号的语言文学研究仍为主轴，而又增添了一些新兴的学科分支，如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现代汉语，等等，研究领域拓宽，与现实的联系加强了，学科的体制也得以完善。经“文革”劫难之后，1980年代学科复苏，“中文学科”异常活跃，一时几成“显学”；各学科分支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成绩斐然，但研究和教学的基本格局仍不脱原有框架。
    比较显著的变化发生在最近这十多年。面对新形势和时代要求，“中文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以及科研方面，都有大的调整。本科培养由专业化往通识方面转，多数大学的中文系不再分专业，有的就融合成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目标的定位则转而培养有较高语言、文学素养，有一定写作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只有少数综合性大学（如北大、复旦）仍然保持有三个专业的分野，但也力图打通彼此界限；本科侧重通识，加一点专业训练；到了硕士、博士阶段再细分专业方向，招生甚至要落实到二级学科下属的某个分支。无论研究生培养还是学术研究，仍然呈现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向，其中利弊尚待厘析。

学科的研究范围、分支与课程设置

    “中文学科”是涉及面很宽的一级学科，通常下设7个二级学科。由于各个大学的办学定位和条件不同，学科设置的情况会有些差别，但课程安排则大同小异，主要“异”在二级学科。这里略作介绍。
    “文学”专业方向有3个二级学科，即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研习古今文学理论和文学源流，评论重要的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梳理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跟踪当代文学现状；当然，也会涉及文学批评、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影视文学、通俗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等等。文学总是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因此通过文化现象分析去研究文学，或者从文学的角度观察社会文化，与当代社会文化“对话”，也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的重视。
    “语言”专业方向也有3个二级学科，即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语言学。因为语言学研究对象不限于汉语，涉及面又很广，现在已经从“中文学科”中独立出来，“升格”为一级学科，叫“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有的大学专门成立了语言学系。不过考虑到学科的历史状况以及教学的便利，多数大学的中文系仍然维持文学和语言“不分家”，因此语言专业就改为下设1个二级学科“汉语语言学”（包括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和1个一级学科“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语言”专业方向致力于探索汉语古今演变过程，梳理语音、语法、语用等现象以及以语言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探索语言规律。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这些年对外汉语也逐渐成为一个学科分支。另外，和数学及计算机科学结合的计算语言学也成为“新宠”。
    “古典文献”专业方向只有1个二级学科，就是古典文献，主要研习古籍整理方法，通常要涉及版本、目录、音韵、训诂等学科分支。古代典籍校勘、古代经典阐释、古文字、中国文化史、国外汉学等方面的研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古典文献”学科的人才紧缺，一些大学中文系开不出这方面的课，或者只开“中文工具书”等普及性的课。如今“国学”很热，一些大学专门成立国学研究院，或开设国学班，好处是打通，但研习的范围过于广泛，也可能专深不足。
    如今多数大学的“中文学科”都依照二级学科开设7门基础课，要求一二年级本科生必修。到了二三年级，逐步增加专业选修课。还有些学校（通常是没有新闻传播专业的学校）会开设某些跨学科或者应用性的课程，诸如新闻出版、影视、文秘、写作等。学生也就在修课、读书和研究中发现各自的兴趣或所长，在高年级选读文学、语言或文献的专业课程，为毕业论文或者读研究生做准备。到硕士、博士培养阶段，多数大学的“中文学科”都依照几个二级学科来招生和分科教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也大都归属某个二级学科。

从三个“需要”看中文学科的功能与前景

    最近十多年，“中文学科”的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都在变革，总的趋向是要适应和满足新的时代需要，提升学科发展的活力。我们可以从满足三个“需要”的角度，去理解“中文学科”所追求的功能、价值和意义。
    一是继承传统的需要。母语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母语，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前提。而一般常说的“国学”，即传统之学，其一部分核心内容，就是现在“中文学科”研习的对象。比如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都是了解和承续优秀传统文化所必需的学问。现在强调重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把传统文化有哪些“宝藏”弄清楚。但现在有能力做这方面工作的人才非常短缺。开展《儒藏》等大型古籍整理，要招收博士生，生源都很困难。“中文学科”是培养“读书种子”的，在承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建设社会精神文化方面负有重要使命。
    二是“语言生活”和“文学生活”发展的需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增强，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的交流媒介不断出现，促进了社会“语言生活”和“文学生活”的巨大变化，对人们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和文化、文学选择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汉语研究为中心的语言规范、语言战略、语言经济、对外汉语以及计算机语言学，等等，许多前沿课题也都陆续进入“中文学科”的视野。
    三是语文教育的需要。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以及文学审美的能力，都是现代公民基本的能力。所以从小学到大学，都有“语文”学习持续的要求，一些大学仍然开设“大学语文”，在中小学，“语文”则始终是一门主课。当前中小学语文教育饱受诟病，也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往往都归咎于应试教育，其实教师的素质与普遍的业务水平也堪忧。大学（尤其是师范院校）必须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社会也期待有更多优秀的人才投身语文教育。
    从三个“满足需要”来看，“中文学科”的确是学术资源丰厚、潜力巨大，前景可观的学科。

现状：正走出“低谷”，回复常态

    “中文学科”有过“辉煌”的时期，尤其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闸门开启，人文学科迎来生机勃勃的春天，那时胸怀理想的“文青”特别多，考大学读中文系成为不少人的首选。但时过境迁，社会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多学生希望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或者追求可能更有“实利”的专业。特别是随着市场化浪潮到来，人文学科包括“中文学科”一度风光不再，甚至陷入窘迫，门庭冷落。学科的命运难免受时代潮流的左右，而学科的生命力也往往取决于其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文学科”已明显从“低谷”中走出，正峰回路转，回复常态。
    “中文学科”回复常态，是可喜的变化。社会开始质疑和告别单纯的“GDP崇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越来越强烈意识到精神文明重建的迫切与紧要，对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中文学科”，自然也就有更多的期待与投入。如今有很多行业都期盼接纳中文人才。比如文学、影视、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管理，等等，凡是需要“笔杆子”的行业，都很欢迎学中文的毕业生。即使从找工作的角度考虑，中文系毕业生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在不少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又成为生源最稳定的“吃香”的学科。
    “中文学科”回复常态的背后，还隐藏着某种悄悄的变化。很多家庭“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选择专业也更加看重个性、爱好，希望所选的专业最好能成为自己将来的“志业”，而不只是为稻粱谋的“职业”。一般来说，对语言（特别是书面）表达比较敏感，比较有才情、有个性的人，不特别在乎物质享受的人，可能更愿意选择“中文学科”。我们欣喜地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真正从“志趣”出发，选择了这个学科。

澄清几种对中文学科的“误读”

    尽管这样，社会上对“中文学科”仍然存在某些“误读”，每年高考后选择志愿时，对报考中文系也可能有模糊认识，需要澄清。
    有人可能认为学中文“不实用”，不像某些专业有很实在的技艺。的确，因为是基础性的人文学科，知识覆盖面广，又特别讲究熏陶感受，所研习的东西不见得全都那么“实用”。比如研究李白杜甫，感受唐诗独有的魅力，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研究语言变化的规律，考证古文字，也很难转化为“银子”。“中文学科”的许多学问表面上看“不实用”，不一定能直接创造价值，但从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来看，从精神涵养所得来看，就不能不承认“中文学科”又有“无用之用，乃大用也”。
    还有些人想当然认为，学中文的就是舞文弄墨、摇头晃脑吟哦四书五经及古诗文，有点儿寒酸味，与现实隔离。这也是对这个学科的不了解。“中文学科”很重视传统，固然要读古书，学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但这是学问，在研习过程中使用现代的眼光与方法，能获得许多知识理趣，还可以丰富内心生活。这是很充实的事情，哪来“寒酸味”？“中文学科”本身就是“化育人”的学科，能边研习边涵养自己，一举两得，在当今浮躁的环境中，难得有这种精神“修炼”。何况除了古典，“中文学科”所研习的还有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以及当代文化，等等，是中西古今汇通，与社会并不隔膜。“中文学科”并非一个脱离现实、暮气沉沉的地方，相反，中文系（文学院）往往是许多大学校园里思想最活跃的院系。中文系的通选课，也大都在大学里产生辐射性影响。
    “中文学科”最引人瞩目的常常是“文学”，那种认为中文系的课程“不实用”、比较“虚”的误解，也多指“文学”。其实“中文学科”可谓有虚有实，虚实兼济，不只有“文学”（且不说研究文学也并不能说就是“虚”的），还有很实在的“语言”和“古典文献”。“文献学”训练古籍阅读整理的能力，是要下“死功夫”的。能说这学问不“实”？语言学研究虽然归入人文学科，但它有一部分是讲求实证调查和科学分析的，比较接近理科。和传统的中文系不同，现今“中文学科”的研究领域拓展了，有一部分是跨学科或者文理结合的，往往处于科学研究的前沿，也能直接创造实用价值。目前有些大学的中文系部分学科招生，已经文理兼收了。喜欢理科的学生，在中文系也能发挥自己的潜能。
    还有些报考“中文学科”的学生，想象中文系就是作家的摇篮，往往带着“作家梦”来选择这一学科。这也有失偏颇。的确，中文系出过不少作家，但“中文学科”一般不把培养作家设定为教学目标。作家要有天赋，有生活，可遇不可求，不是学校能够刻意培养出来的。“中文学科”的定位是把语言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培养这方面有较高素养与能力的人才。社会需要作家毕竟极少数，但却需要大量“笔杆子”。进中文系即使当不成作家，起码应当也可以成为“笔杆子”。学中文的学生受过语言文学的基本训练，文字能力较强，从事各行各业以及学术研究的适应性也较强，“后劲”较大。中文系培养的人才众多，发展的路向宽广，不只是学术圈子，做各行业的都有，而且都可以做得不错。
    当然，在当前比较实利化、浮泛的风气中，“中文学科”也还有困境，有弊病。比如学科分工过细，各自为营，产生许多学术泡沫；学生读书不多，写作不过关，缺少“文气”，没有文化传承的自觉，等等，都是需要改进的。
    记得多年前我写过一段话：“中文系魅力何在？在传统深厚，在思想活跃，在学风纯正，更在于其办学理念：不搞急功近利的职业培训，而是力图让学生学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打下厚实的基础，使整体素质包括人格精神都有健全的发展。”这也许就是我们理想中的“中文学科”吧。
    （作者系北大中文系教授，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国家级教学名师，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中文系为何缺少“文气”？

去年8月2日，我应邀参加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关于理工科大学中文学科建设的会议，在会上作了发言，所论及的问题不仅是理工科大学的，也是目前大多数大学中文系普遍存在的困境。这里发表我当时的讲稿。

那么多朋友在最热的时候来到最热的武汉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可见大家对关于理科背景大学如何办好中文系，是很有研究热情的。

根据我这些年的工作经历与体会，我对这个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般来说，凡是有较大规模的大学，无论是什么类型，也无论是否理科背景，我觉得都有必要设立中文系。或者这样来说更明白，凡是打算办外语系的大学，都要有中文系。我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现在全国各种类型的大学大概有1000多所，有英文系的起码有500所，但有中文系的也就二三百所，甚至比新闻系的数量还少。是不是因为中文系不好找工作，所以办得少？不见得。特别是师范类大学，中文系就业率还算是比较高的。那么原因，就是对母语教育缺少长远的考虑，在系科专业设置上太过急功近利，多数大学其实都定位在职业教育了。

这些年理科背景的大学，特别是比较偏于综合性的，纷纷都办起中文系，我认为是有眼光的，必要的。中文系对全校的教学有辐射性影响。中文系可以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通选课，这对于一个大学文化氛围的形成，能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中文系的课程（包括研究生课程）覆盖性很广，不止是文学、语言、文献，也包括哲学、思想、历史、文化，不但关注古代，也渗透到当代社会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批判性，对社会现实的文化现象发言。中文系教师思想比较活跃，往往可以比其他系科更多参与社会精神生活，如果说大学是“思想库”，我想中文系肯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就这个意义来说，理工科背景的大学办中文系，是非常必要的。据我所知，华中理工的中文系就办得很有气氛，很有水平，在全校起到引领文化风气的作用。我建议学校多支持中文系的学科建设，这是一本万利，功德无量的事情。

理工科背景的大学办中文系是有它的优势，也可以形成自己的特色的。但据我所知，就基本学科格局而言，无论那种大学背景，中文系都要有基本的学科组成，不能单打一，急于突出理工特色，不见得会成功。如清华大学中文系本来是有历史渊源与积淀的，但传统可以说彻底断了，十几年前，重新开始。他们人不多，也想突出特色，特别是理科特色。十多年前搞过计算语言学，偏重应用的，但效果不好。真正学理科的不愿意来，学文科的又难于在这方面发展。它的语言专业本身很弱，怎么能在计算语言学方面发展得好？跨学科谈何容易？所以特色并没有起来。

所谓学科特色，很大程度上是学科带头人的治学特色。比如，华中科技大学的语言学是有特色的，也有可能和相关的理科有更紧密的结合。我看就可以朝这方面发展。学科特色往往因人而异，比如徐州师大神经语言学、北语的应用语言学，都有其特色。如果他们的带头人能培养一批种子，接下来继续研究，传统就接续下去了，特色也就形成了。如果一定要讲理工背景的大学中文系的特色，我想除了前面说的带头人，还可以在全校人文教育方面尽量发挥辐射作用。这也是特色，而且是应当下功夫去发展的特色。

关于语言与文学专业的学科设置。我知道华中科技大学的语言学很强，也有特色，文学相对弱一些，不过这些年发展也很突出。不知道是否有把语言和文学分开两个系的考虑（说的是真正独立的语言学系）。如果没有这种分开的考虑，我认为还是要慎重，不要轻易分家。欧美有单独的语言学系，我们则是语言和文学（还有文献）合成一个教学院系。语言、文学不分，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学科格局，也是我们中文教育的一个特色。全国中文系都是语言文学合一，从教学考虑，这样也有好处。但这些年来语言专业和文学专业有要“分家”的趋势。原因是语言研究在不断往自然科学方面靠拢，人文的成分越来越少，方法也接近注重定量和实验的理科。北大中文系有一个“语言实验室”，另外还新建立了招收理科生为主的“中文信息处理专业”，也就是面向计算机的专业，他们做的题目、上的课程大部分都是理科的，偏重应用。在五年、十年前，汉语专业学生出路比较窄，毕业后找工作还往往要打着文学专业的招牌。现在许多热门行业，如中文信息处理，都乐于要语言专业毕业生。这些原因使得中文系的语言和文学越来越分家了。不久前许多语言学专家开会，就极力主张把语言专业独立出去，另外成立一个语言学系。但我认为应当多考虑如何培养人才，把语言和文学分开，并不利于教学，因为语言和文学的人文性特点，决定了这两者还是不分为好。起码教学单位目前还是应当维持原状。至于科研单位，那另当别论，学者的研究往不同学科领域发展那都是可以的，但也不一定要把学科界线搞得壁垒森严。

关于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现在中文系的文学教学是普遍存在弊病的。突出的表现是：概论、文学史和各种理论展示的课程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结果呢，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理论条条有了，文章也会操作了，但悟性与感受力反而差了。的确有不少文学专业的学生，书越读审美感觉就越是弱化。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本来是好事，研究视野毕竟拓展了，然而似乎也带来了新问题，事实上“远离文学审美”的现象加剧了。翻阅这些年各个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的论文，有多少是着眼于文本分析与审美研究的？现今在中文系，似乎再谈“纯文学”就是“老土”了，大家一窝蜂都在做“思想史研究”与“文化研究”。其实，术业有专攻，要进入文化史研究领域，总要有些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训练，然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在这些方面又是弱项，结果就难免邯郸学步，“文学”不见了，“文化”又不到位，未能真正进入研究的境界。担心文学审美失落的焦虑大概也由此而来。

虽然现今文学已经边缘化，但只要人类还需要想象的空间，文学就有存在的必要，也就还需要有一些优秀的人才来从事创作与文学研究。这也许是中文系存在的理由吧。与哲学系、历史系、社会学系等系科相比，中文系出来的学生应当有什么特色？我想，艺术审美能力，对语言文字的感悟力和表达能力，可能就是他们的强项。语言专业、文献专业，也要有文学修养。而艺术审美能力要靠长期对艺术的接触体验、包括对作品的大量阅读才能培养起来，光是理论的训练不能造就真正有艺术素养的专门人才。现在中文系学生已经不太读作品，他们用很多精力模仿那些新异而又容易上手的理论方法，本来就逐步在“走出文学”，而文化研究的引导又使大家更多关注日常，关注大众文化之类“大文本”，甚至还要避开经典作品，那不读作品的风气就更是火上添油。虽然不能说都是文化研究带来的“错”，但文化研究“热”起来之后，文学教育受挫就可能是个问题。原有的学科结构的确存在诸多不合理，分工太细也限制了人的才华发挥，文化研究的“入侵”有可能冲击和改变某些不合理的结构，但无论如何，文化研究也不能取代文学研究，中文系不宜改为文化研究系。我赞成文化研究能够以“语言文学”为基点去开拓新路，学者们也完全可以大展身手，做各自感兴趣的学问，同时我对文化研究给目前中文学科冲击造成的得失，仍然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关于课程设置。本科主要是基础教育，专业分得太细会限制视野，不利于打好基础。我不知道华中理工中文系课程设置是怎样的。这方面不一定向北大、复旦看齐。现在北大专业也相对淡化了。一、二年级都要上共同的基础性课程，包括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语言学概论、文化典籍选读，等等，所有中文系学生都必修。不能只是学习文学或者语言方面课程，一开始还是要拓宽一些，所以语言类和古典文献课程，包括版本、目录、训诂之类基础性、工具性课程，也要有所接触。以前文学史、概论之类课程占的比重大，应当有所减少，突出作家作品，突出原典阅读。系里每年都有老师开一些经典导读的课，比如《左传》、《论语》、《孟子》等等，一学期就读一、两种，可以磨磨性子，把书读透，让学生多少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如果认真读懂一两种古代典籍，古汉语也就基本过关了。这种改革其实是适度恢复老北大文科的教学方法。老北大中文系学生读书是比较多的，他们的基本功也在这里，不像现在，许多学生毕业了，也没有读过多少书，顶多是读过一些节选、梗概之类的书和时兴的理论。

目前中文系教学中存在哪些问题？是理论和史讲得多，上文学课实际上是跟着文学史读作品，容易造成观念先行，难得培养起文学感觉和想象力，压抑了创造性思维。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可能“操作性”比较强，写起文章来理论一套一套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多，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独特的感觉与个性。有些学生刚上大学时还挺有灵气，有悟性，可是训练了几年下来，似乎占有了一些理论，但文学的想象力和悟性反而减少了，离文学也远了。如果要问，中文系出去的学生和哲学、历史或其他文科院系学生相比，有什么特色？应当就是“文气”，对文字的感觉较好，审美的能力较高，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理论眼光和分析能力。过去受“苏联模式”模式影响，教学上偏于以论带史，文学史、概论一类课程很重；这些年又受美国影响，学生非常热衷于“热门”理论的介入，重视的是理论生产的操作性，没有多少精力去读原著。这又是另一偏向。

应当调整了一些课程，适当减少概论、文学史的课时，增加专书选读之类课程，即使讲文学史，也强调作家作品阅读。我们希望尽量通过一种文学（文化）的熏陶浸染，来提高学生的文字能力和审美能力，这是文学教育的最重要途径。注重基础训练打好底子，读的多是经典的文本，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能力加强了，他们以后再接触诸如文化研究、“阅读”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等“大文本”，也就比较顺理成章。

强调原典阅读训练并不意味着放弃理论，要写出有份量有创新的文章，还是离不开理论训练的。在高年级和研究生、博士生阶段，可以偏重理论培养，开出各种各样研究型理论性的课；但本科阶段，强调读原典读作品可能更加重要。本科生一般不太愿意沉下心来读原典，他们和原典有距离，倒是很喜欢马上能“操练”各种新鲜的理论“把式”，对现下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读解剖析。文化研究一类课程对他们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原典导读课。基本训练还是不能“一步到位”，所以并不主张把那些比较时兴的理论课都列为主课。这些课最好还是放到研究生阶段去学。

中文系所承担的功能不止这两方面，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知识分子的批判力量是逐渐减弱了。一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在体制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与定位，或者是满足于表达出批判立场，至于这种批判的实际后果如何，有没有“可操作性”，是否脱离实际，那是不管的，而且富于建设性的批判较少。这样的批判“说了也白说”，往往如一箭之入大海，起不到什么作用。有些人就自我解嘲说起到“观照”作用了，似乎“使命”也就完成了。另外，我们有些人文知识分子本身的素质不高，他们的学术理想和生活追求可能是分裂的。从精神层面说，今天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异常艰难的时刻，表面上思想自由多了，多元化了，但也被相对主义搅乱了基本的信仰与标准。我很怀疑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否可最终为我们现代社会提供一个有力的信仰系统。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抱负太大，总觉得自己可以改变社会，实际的情况恰恰是我们对于现状很无奈。如果知识分子太不了解社会，和社会脱节，他们充其量也就只是在报刊传媒上发表某些批评，很难有什么切实的建设性的意见能真正为社会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