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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说说北大中文系的“系格”

——《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序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于１８９８年，建校之后时运多蹇，一度濒于停办，到１９１０年，才正式开办“分科大学”，也就是本科。全校７个分科，其中“文科”属下设“中国文门”，为一级教学机构。这就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前身。若追溯源头，从京师大学堂建立之时，就有供全校选修的“中国文学门”，但那只是一类课程，还不是教学机构。“中国文门”作为一个教学机构成立，意味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件事很重要，带有标志性。所以要记住北大中文系的生日，就是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学典礼那一天——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
       我们编好这本书，北大中文系已经１００岁了。为一个系专门编一本历史，有点“小题大做”。不过，有时“小题”也可以作为个案，以斑见豹的。何况在北大，中文系是举足轻重的文科大系，在全国也算是一个人文科学的重镇。她的１００年，可能浓缩中国学界一个世纪。研究晚近学术史、文化史或者教育史，绕不开北大中文系。我们相信，梳理总结北大中文系的历史，是一件有意思有价值的事。
       １００年的历史，说长不长，但太多风风雨雨，太多曲折坎坷了。当我们埋头那堆积如山布满尘灰的档案旧刊，尽量回到历史现场时，对“百年艰辛”这个词真有了血肉的感受。人们心目中的大学往往就是“象牙塔”，但北大不是这样的，北大中文系的１００年也不是这样的。２０世纪的中国充满战争、动乱与灾难，远没有足够的条件去培植一个“象牙塔”。解放前４０年是战乱频仍，解放后６０年两段，前半段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后半段开头好一点，但随后就是市场化带来的学术焦躁。北大及其中文系的成长有太多“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要静下心来享受学问的乐趣是很奢侈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北大及其中文系又是历史的宠儿，历史之母给了很多机会让他们在社会变革的舞台上表演，他们也的确为现代中国命运的转变贡献过智慧与心血。有些海外学者研究北大的历史，很难理解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喧嚣和苦难，他们可能更多是从“他者”的立场去议论评说。但是世界上又恐怕很少大学能和北大这样，与民族荣辱与共、对整个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而不止是学术影响。北大及其中文系有两个传统，一是关注和参与社会的传统，另一是学术自由的传统。我们清理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主要还是从教学与科研的角度，是一条学术史、教学史的主线，功夫下在这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两个传统往往纠结缠绕，不刻意去剥离，也许更接近真实。
       回顾北大中文系１００年的历程，化繁为简，大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段落：第一段，五四时期，国文系在新文化运动中光芒四射，中西学术仍处在激烈碰撞的时期，还有就是“废门改系”，教学模式的初步建立。第二段，二、三十年代，注意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力促教学与研究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教学格局与课程体系形成，产生一批高水准的专著，也培养了许多功底扎实的学者。第三段，西南联大时期，和清华中文系合作，挺过艰难的战争，维护了一批“读书种子”；第四段，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清华、燕京和中山等几所大学中文系与北大中文系合并，一时名家林立，成为学术界的“巨无霸”，是鼎盛时期，学科建设对全国有辐射性影响。尽管五十年代如此艰难动荡，还是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第五段，“文革”时期，也是北大中文系受到摧残的“非常时期”。第六段八十年代前期，有难得的思想解放氛围，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达到良好的水平，是中文系又一个兴盛期。第七段，九十年代以降，市场经济大踏步前来，学术与学科的规模扩大，中文系守正创新，积极应对挑战，用流行语言来说，也有“新的机遇”。
       百年中文系，五四时期的社会贡献与影响最大，二、三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前期，是做学问与人才培养最下功夫，而且成效也最显的时期。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印象，其实每一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条件与环境，都有人在努力做学问，即使在严酷的“文革”时期，工农兵学员中也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中文系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包括几代学人的学术经历，都折射出特定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嬗变景观。北大中文系走过许多泥淖与弯路，她的历史图景中也有过不光彩的暗影，但那种自由、严谨、求实的学风，那代代薪传的“系格”，始终没有中断或放弃。
       所谓“系格”是什么？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何在？魅力何在？这是我们治史过程中常常思考的。这好像感觉得到，是一种实有，却又难于具体表述。“系格”是由某种主导性的氛围长期熏陶而成，是一种生生不息的风气与习惯，一种共识与游戏规则。这里说说我们所理解的北大中文系的“系格”，主要两方面。
        一是思想活跃，学风自由，环境宽容。北大中文系历来人才济济，每一阶段都拥有许多名家大师，中文系靠他们出名。为何有这么多大师名家汇聚？不见得都是北大自身培养的，相当一部分是吸引进来，或者合并过来的。不过大多数都还愿意来，冲着北大中文系的牌子以及它自由的学风来，有吸引力。北大中文系以学风自由闻名，有人可能觉得 “很难搞”，其实是弥足珍贵的传统。这里不是没有纷争，矛盾不见得比别的单位少，但她自己能够调和、消解、转化，这不简单。回想五四前后国文系“章门学派”与新派的分歧，即“文白之争”，其激烈程度往往被后来掩盖了。但这里有游戏规则，有共同点，就是尊重学术，尊重自由。只要学术上有专长或特色，能成一家之言，无论其在思想上是何主张，甚至性格上生活上不无可议，都可以上中文系的讲台。有许多回忆文字都说五四之后“新派”占上风，但其对手“章门学派”的学术理路也延续下来，并成为主流：事实上“新派”也多少接纳并融汇了它对手的路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这就是宽容大度的学术襟怀。
       我对必要的宽容很有一些体验。前些年我担任系学术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大都是来自５个不同学科的老先生，学科的“性格”和各自的理路很不同的，开会也往往有激烈的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的，但终究不伤和气，很少有“一言堂”或者“武大郎开店”的现象。实在说服不了别人，甚至矛盾很难解开了，那也给别人一点空间，大不了就是“君子之交”罢了。北大中文系教员多，专业多，历史积累下的矛盾也不少，但极少闹得剑拔弩张的，大家也不愿在这些方面消耗精力。这些年实行科研成果量化管理，系里有条例，事实上很少靠条例来“制约”人，把人逼到墙角的事情是没有的。这种风气，能让大家比较放松，也比较适合做学问。三、四十年代乃至建国后，中文系多经磨难，在特定时空中也出现过荒唐事，但总的来看，始终是人才荟萃，思路活跃，这跟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风气是互为因果的。这种自由宽容的风气或“系格”，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应好好利用和发扬。办好一个系，尤其是文科系，非得努力营造这种好的空气不可，这比任何“硬件”都更要紧。
       当然，在宽松、自由的另一面，又还有严谨求实的风尚。前面讲到，不同的观点、理路完全可以在这里并存，但有个前提：必须有真才实学，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否则，在中文系很难待下去的。从二、三十到九十年代，都发生过学术上的“二把刀”被学生哄下台的事。中文系的“王牌”学科，如文学史、汉语史、文献学等等，接受传统朴学的影响较深，注重材料，析事论事力求准确有据，一直是主流学风，也是相对稳定的学术“游戏规则”。如果有个别教员学风浮泛，乐于“做秀”，即使被外面传媒弄得名气很大，在系里也不见得就有市场。所以这个“系格”，在宏放自由之外还要严谨，两者相辅相成，蔚成风气。讲求严谨，也就是讲求学术上的尊严，这方面理应从传统中发掘精神资源。当前，在比较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之中，做到这一点似乎是越来越难了。惟其如此，严谨的学风更显得宝贵，更要大加彰扬。
      第二方面是教学。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并没有清晰的表达，但感觉得到，这里注重为学生打厚实的基础，然后放手让他们各自寻路发展，而不是常见的那种教给学生怎样做，总希望他们今后能照章办事。中文系的学业比较轻松，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拿到毕业证不难，真正上路并不容易。中文系培养了人才众多，他们发展的路向宽广，不止是学术圈子，做各行业的都有，而且都可以做得不错。１００年来，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有７０００多名，硕士生１２００多名，博士生８００多名，量不算大，现在很多学校扩招几年也就赶上这个规模了。但这里比较接近精英教育，注重基础扎实，眼界开阔，发展的余地与后劲就可能比较大。我们在整理历届毕业生名册时，很多熟悉的名字让人眼睛一亮：原来有这么多中文系毕业生成为各个学科的骨干、带头人或者顶尖的学者，还有就是在其他领域做出显著成绩的人物，所谓人才培养的“成功率”比重是很大的。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北大研究所制度，培养研究生的模式很注重因材施教，出来不少杰出的学者，其经验值得现在借鉴。
      另外，有意思的是，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访问学者、进修生数量巨大，甚至超过本科生。这在其他学校少见。旁听生有不少认真学习，学出名堂的。如作家沈从文、丁玲等，都是来国文系旁听的常客，听来听去，有大受用，逐渐成学者名流，甚至站到北大讲台上当教授了。这种对旁听生来者不拒的风气北大历来都有，如今再度兴盛。至于进修教师与访问学者，光是１９７８到２００９年，中文系就接纳过１８４０多人。现今全国多数大学中文系的学术骨干和一些学术名家、学科带头人，当年都曾经在北大中文系访学或进修。这也是北大中文系人才培养不可忽视的的实绩。
      多年前我为中文系招生小册子写过一句话，想要表达北大中文系的教学特色，颇费思量，那句话是：“中文系魅力何在？在传统深厚，在思想活跃，在学风纯正，更在于其办学理念：不搞急功近利的职业培训，而是力图让学生学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打下厚实的基础，使整体素质包括人格精神都有健全的发展。”前面几句说的是学问，后面说的主要是教学，其实也都包含一种学术精神，一种“系格”。在编这本系史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这种办学理念有其特色，难宁可贵。
       一本史书的完成，会有一些过滤，过滤了的历史总是比较“干净“的。北大中文系虽是学术高地，许多学人羡慕的地方，却也并非完全 “干净土”，她有她的矛盾和问题，有负面的东西，——本书没有刻意去回避这些历史的负面。而到今整个社会大变局，许多原来意象不到的新问题和老问题纠缠一起，成为发展的困扰。面对市场化大潮，身处传统价值崩溃的浮躁年代，北大中文系能否做到守正创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这本系史，回顾中文系１００年的历程，我们对“困扰”的感触格外强烈，惟其如此，也就格外珍视中文系的“系格”。
        本书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史事述要”。从中文系１００年历史中选取９３个“史事”，包括重要的事件、人物传略、代表性著述、教学的变革，等等，诸如“废门改系”、“吴梅的戏剧史研究”、“系主任胡适”、“从红楼、文史楼到五院”，等等，都以专题的方式叙说评述。可以说这些都是北大中文系历史长廊中一些闪亮的“景点”，以点带面，可以比较深入了解她的精神气度。后一部分 “编年叙录”，是以年表方式编写的《北大中文系１００年纪事》，下的功夫也最多。“纪事”逐年记载北大中文系的大事要事，以获得史的连贯了解。专题的“史事述要”所不能顾及的更多史事，这里也有简略的叙写。这前后两部分可以采取互文阅读。
       全书采取“图史”的方式，前半部分穿插安排有近３００幅资料图片，相当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很珍贵。“图史”不光为生动好看，也是让读者可以更直观地进入历史现场，激发想象，感受氛围。
       编这部图史，围绕教学与科研这条线，理清在系科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倾向、教研模式的变迁及其得失，以此概览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变迁，也可以从一侧面探究中文学科近百年的流变脉络。
        历史不好写，尤其是近代学术史，尘埃尚未落定，评价也人言言殊，何况又是牵涉北大，历来争议最多的地方。书中所述名家，多系当代之人，偶一不慎，即缪误丛生。有许多具体事件的评述也可能引起不同的意见，牵扯到这样那样的关系。还有就是材料缺乏，特别是近半个世纪的档案资料，保存反而不比上个世纪初的完整。十多年前成立一个什么机构，现在的说法就可能彼此不一样了。但我们还是努力了，希望能尽量从学术的立场，用史实与史识说话。
促使我们大胆动笔的还有一个原因：北大已经过了１１０岁生日，可是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历史，各院系的历史更是罕见。 如果总盼望“公家”来修史，难度更大，很可能就是一种专讲平衡讲“关系”的历史，那是很难反映真相的。我们编这部“图史”，真的是为了引起更多有心的史家关注，往后能有更全面更细致的系史出来。这本书肯定有很多遗漏和不足，好在有了一个框架，大家就有了话题，可以围绕它来批评、议论和补充了。
编就这部书时，感到历史的沧桑，一种传统的厚重感和延续感，也感到当下整个人文学科面临挑战的紧迫。当然也有学术的自豪和自信，前辈学人毕竟给留下了“系格”，留下那么丰富的遗产。情不自禁就会认真思索：
         我们应当并且能够做点什么？
          ２０１０年３月９日于京西蓝旗营寓所
（《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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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之友网》创始人管季超致北大中文系李铎教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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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本版网友多关注本栏目的建设，多转荐精萃文章，多上传原创好帖，多参与话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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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中文论坛》【专题讨论区】《语文教育》栏目版主管季超。201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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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一辈子的道路，决定于语文

此文为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百年语文的历史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说

     110年前，具体说是光绪29年（1903）11月，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在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时，在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的同时，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所以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此立场曾被批得“体无完肤”，今天看来颇有预见性。

     1、阅读与写作课：国外高校是抹不掉的必修课，我们还在由大学“自作主张”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曾谈及：“‘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前一句好说，后一句很伤人，这其实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教育部在启动此次新高考改革时，已明确宣布取消中学的文理分科。但至于今后大学是否要开设“大一国文”或“大学语文”，教育部不敢硬性规定，任凭各大学自作主张。相比之下，台湾教育界目前还在坚持6个学分的“大一国文”，显得弥足珍贵。

     记得4年前，在上海哈佛中心成立会上，与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交流各自的心得与困惑，我谈及“大一国文”的没落以及大学生写作能力的下降，对方很惊讶，因对他们来说，“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抹不掉的。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

     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最后一点是我的即兴发挥，起源于一件小事。

    多年前，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很悲伤地告诉我，日本的中学国文课本将删去鲁迅的《故乡》，理由是国文不该收外国人的作品。表面上争的是“译作”算不算“国文”，背后则是国民心态；长远看，此举多少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是收译作的，除了承认现代汉语受外来词汇及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还显示了国人的开放心态及国际视野。

     2、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

     我从16岁开始教书，最初教小学及初中的语文课，后来在大学主讲文学史。记得“文革”时知青下乡，若被请去教书，十有八九是从语文教起——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校长们觉得，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只要满腔热情且肯用心，都能教好语文课。换句话说，语文很重要，但教语文课的门槛很低，完全可以“无师自通”。

     4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管教的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不太容易了。但即便如此，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依旧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也是大学里的“文学教育”不太被重视的原因——“专业性”不强，缺几节课，不会衔接不上。

     可这正是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课程可爱的地方，其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数学或物理就算了，因为相关知识你已经掌握了。另外，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别的课程若非做专门研究，大都毕业就搁下，惟有研习本国语文，是“活到老，学到老”。

     语文教学的门槛很低，堂奥却极深。原因是，这门课的教与学，确实是“急不得也么哥”，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时间与耐心。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读“四书五经”；但贪多求快，道听途说，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对于中学语文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损害尤其明显。因此，如何在沉潜把玩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值得读书人认真思考。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3、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

     为何先说“学”，再说“教”？因本国语文的学习，很大程度靠学生自觉。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在这门课上表现特别突出。教师能做的，主要是调动阅读热情，再略为引点方向。若学生没兴趣，即便老师你终日口吐莲花，也是不管用的。十年前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小说欣赏》（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我在“前言”中称：“除了母语教学、人文内涵、艺术技巧等，我们更关注‘阅读快感’——读小说，如果味同嚼蜡，那将是极大的失败。”其实，不仅是选修课，语文课本都得考虑学生的阅读趣味。记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到语文课本，然后抢先阅读，半懂不懂，但非常愉快。

     说到语文学习的乐趣，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阅读快感：一是诉诸直觉，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是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二者并不截然对立。我只是强调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发现什么？发现表面上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所蕴涵着的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而这种“发现”的能力，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要长期的训练与培育。这方面，任课教师的“精彩演出”与“因势利导”，都很重要。

     在拙作《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的“开场白”中，我提及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精心准备，投入极大热情，把物理学讲得出神入化，让人着迷，当时借用《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的一段话：“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不一定是学术大师，任何一个好老师，每堂课都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出，既充满激情，又不可重复。

     如承认讲课是一门艺术，课堂即舞台，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状态。去年我在《文汇报》发文章，承认慕课（MOOC，即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在普及教育、传播知识方面的巨大优势，同时又称：从事文学教育多年，深知“面对面”的重要性。打个比喻，这更像是在干“农活儿”，得看天时地利人和，很难“多快好省”。这“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的妙喻，不是我的发明，其实来自叶圣陶、吕叔湘二位老前辈。我特别担心慕课风行的结果，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偷懒或丧失信心，自觉地降格为某名校名师的助教。别的课我不懂，但深知语文课不能对着空气讲，“现场感”很重要，必须盯着学生们的眼睛，时刻与之交流与对话，这课才能讲好。只顾摆弄精美的PPT，视在场的学生为“无物”，这不是成功的教学，也不是称职的教师。

    4、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说过两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现在看来，有必要增加第三句，那就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先说第一句，那是答记者问时说的。我谈到提倡读书的三个维度，其中包括“多读无用之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第二句则是在北大中文系2012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当然，念博士，走专家之路，那是另一回事。”

     这就说到了第三句。引述章太炎“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似乎有点高攀；那就退一步，说说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某种意义上，学文学的，太富贵、太顺畅、太精英，不一定是好事情。多难兴邦，逆境励志，家境贫寒或从小地方走出来的大学生，完全不必自卑。

    5、大学生一定要学会表达。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单讲认真读书不够，还得学会独立思考与精确表达。这里的表达，包括书面与口头。几年前，我写《训练、才情与舞台》，谈及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倾听与提问，其中有这么几句：“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具体的论述容或不准确，但强调口头表达的重要性，我想八九不离十。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大学生在一起开会，你明显感觉到大陆学生普遍有才气，但不太会说话——或表达不清，或离题发挥，或时间掌握不好。这与我们的课堂教学倾向于演讲而不是讨论有关。实行小班教学，落实导修课，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记分数，若干年后，这一偏颇才有可能纠正过来。相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语文课最有可能先走一步。

     我博士刚毕业那阵子，曾被老先生夸奖“会写文章”。当初还觉得挺委屈的，因为，比起“思想深刻”或“功底扎实”来，这“会写文章”不算专业评价，更像是雕虫小技。教了30年书，逐渐体会此中甘苦。我终于明白，作为学者，会不会写文章，确实是个“事”——而且是不小的事。最近10年，我撰写了若干关于“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论文，一半是学术史研究，一半则为了教学需要。不说成为大学者，即便只是完成博士或硕士论文，也都不是“动手动脚找东西”，或引进最新潮的理论，就能手到擒来的。

     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读书”与“写作”，显得特别小儿科。或许正因此，当大学老师的大都不太愿意接触此类话题。既然没有翅膀，若想渡江，就得靠舟楫。不管小学中学大学，对于老师来说，给学生提供渡江的“舟楫”，乃天经地义——虽然境界及方法不同。在北京大学的专题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讲论会上，每当循例点评学生的论文时，我不仅挑毛病、补资料、谈理论，更设身处地帮他们想，这篇文章还可以怎么做。学生告诉我，这个时候他们最受益。

    说到底，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人文学科，就是培养擅长阅读、思考与表达的读书人。只讲“专业知识”不够，还必须“能说会写”——这标准其实不低，不信你试试看。

                                                                                                         文章转载自【文汇教育】

管季超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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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0712

语文教育研究所：让北大介入基础教育

2015-12-30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今年再次被评为优秀科研机构，这是语文所成立10年来三次被评优，三连冠，在北大200多个科研单位中是很突出的。北大社科部将展示优秀科研机构的成果。如下是有关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部分。转帖于此，以感谢多年来支持语文所工作的各界朋友。

      2014年暑期的一天，北大图书馆南配楼。来自全国多省市的200多位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济济一堂，聚精会神听温儒敏教授关于语文课改的报告，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报告间歇，有来自四川的一位老教师问温教授：印象中北大都是做高端研究的，为何对基层的教育如此关心而且又那么了解？温教授答曰：基础教育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就是“高端”，北大当然应当介入。温教授还说，我们到边远地区和农村的学校听课调查，看到一线老师很辛苦，不容易，要给他们一些帮助。听课的学员很感动，都说来北大进修，真是不虚此行。

      从2009年开始，温儒敏领衔的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和继续教育部合作，承担教育部“国培”计划，专门培训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参加过面授以及网络培训的教师来自全国，至今总数已达20多万人。北大“国培”不同于一般的培训办班，特别注意结合一线教学实际，尽可能解决一些问题；充分利用北大文科的教学资源，让学员开阔视野，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养成读书和研修的习惯，从根本上提升教学水平。北大“国培”发明了“工作坊”的方式，每位学员带着问题积极参与，事后组成各种各样以读书研讨为主的研修小组，也叫“取暖团”，使研修常态化。北大“国培”的模式得到一线老师的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都有过专门报道。从2014年开始，语文所又和相关的专业培训机构合作，举办系列专题论坛，内容包括阅读教学、写作教学、高考语文研究、语文教师职业规划，等等，在全国中小学语文界产生极大影响。北大语文所已成为语文教育的一面旗帜，一个开放的平台，在相当程度上引领着全国中小学的语文教育改革。语文所蔡可研究员说：这正是北大语文所的“初衷”，当初成立语文所，目的就是 “为社会做事，为国家献策，让北大介入基础教育，对语文教育起到学术引领的作用”。

      如今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名气”很大，很多中学生都从教科书（语文所编写）上知道这个北大语文所的“大名”，也由此很实际地“接触”到北大，无形中拓展了北大的影响力。但人们未必知道，北大语文所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尝试从事教育实验的民间性机构，一无编制，二无国家经费，三无办公场所，至今只是个虚体。  2003年成立之初，条件极其艰苦，只从校友那里得到少量捐赠的活动经费，借中关园一间私人的书房充当办公室，只有一位兼职秘书，没有专职人员，聘请的研究人员全是兼职的学术“义工”。这些来自校内外的“义工”也不简单，很多是“大牌”教授和著名学者，包括蒋绍愚、陆俭明、钱理群、曹文轩、徐中玉、巢宗祺、王宁等，他们中很多都已经退休，心甘情愿来语文所助阵；经常参与研究所活动的十几位中青学者，包括孔庆东、蔡可、汪锋、程翔、张彬福，等等，几乎都是“自带干粮”来“干活”的。共同的教育理想让大家聚集到语文所这个“学术共同体”内，不计报酬，默默做事，回馈社会。

      语文所“成名”之后，也有某些商业机构主动联系，想利用语文所的资源“赚钱”。可是都被婉拒了。后来语文所举办一些论坛和研修活动，也大都是非赢利的。语文所不愿意卷进市场，希望能尽量减少干扰，相对超越一点，保持“民间”学术的特色与角度，更安静地做学问，做教育实验。这样的“角色”正是现在比较少而又必须有的。

      语文所用许多精力培训一线语文教师，这是很实际的工作，但和一般培训机构不同，语文所更看重长远目标，希望从“根部”做工作，切实推进语文教育改革。这“根部”的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术推进，二是人才培养。

      语文是综合性学科，社会关注度高，经常都被卷入舆论漩涡，不断遭受各种批评。其实语文学科也有自身的科学性要求，只不过基础性的研究不够，整个学科的学术支撑仍然比较薄弱。这些年北大语文所在语文教育的学术推进方面竭尽其力，从五各方面做了一些扎实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

      一是围绕语文教育开展多种专题研究，这些研究都成形论文、调查报告或专著等，如《语文课改与文学教育》、《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一、二集）》、《语文课改百问》、《语文课程标准解读》，其中对高考语文改革的建言被《光明日报》写成内参上报教育部相关部门。温儒敏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刊发表的关于高考改革的系列文章，受到国家考试中心和一些省市相关机构的重视，部分建议被采纳，作为政策性规定。语文所近年连续对语文中考、高考试题的评析，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对高考、中考命题科学化的提升起到作用。如下是语文所承担的研究课题。

高考语文命题研究	语言学与中学语文教学研究
高考作文研究	校本与网络教研结合研究
义务教育阶段4年级语文监测工具的开发研究	语文课程中的语言教育研究（国家语委项目）
语文教师培训模式研究	民国语文教育史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后期）
现代语文教科书与文学教育研究	教师远程培训绩效研究（教育部重点）

      二是实施课改的系列调查。语文所坚持做学问不尚空谈，注重调查研究。几年来实施9项关于语文课改及高考改革等方面的大型调查项目，包括语文教师现状、教学的状况及问题、课改选修课实施情况、学生阅读能力、教材编写状况等。这些调查都是由语文所在全国招标。调查成果已经成书《语文课改调查报告》出版，为语文课程改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三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从2007年到2010年，由温儒敏担任“课标”修订组召集人，联合课标组巢宗祺、王宁（他们也都是北大语文所兼职研究员）等众多专家，经过多项大面积的调查，以及数十次会议等形式的研讨，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项复杂的工作。2011年“标准”已作为国家的政策性文件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凡是语文教学、评价考试以及课程改革，按规定都必须遵照该“标准”。

      四是教材的编写。这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影响巨大的基础性的工作，对学术性、科学性要求及高，语文所始终把教材编写作为科研工作重头戏来做。2003年前后，语文所动员了北大文科15位教授，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高中语文教科书（包括必修课与选修课，袁行霈主编，温儒敏执行主编）。这套教材的使用面占全国的70%。2012年初，教育部又聘任温儒敏为全国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的“统编”本的总主编，语文所理所当然也就参与这项非常复杂、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工程。目前这套新教材正在编写中。

      五是大学语文。除了基础教育，大学语文的教育也纳入北大语文所的研究视野。多年来，语文组织编写多套新型的大学语文教材，包括被教育部指定推荐的《高等语文》（江苏教育版），以及《中国语文》（重庆版、北大版）、《大学语文读本》（西安交大版）、《中外文学导读》（外研社版），等等。其中《高等语文》的编写出版，曾引起关于大学语文困境与路向的广泛讨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都有过报道，推动了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

      与科研并行而且互补的，是教学和人才培养。北大语文所虽然是虚体机构，但参与语文所活动的很多教授都在利用各自的学术优势，“跨学科”培养语文教育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语文所成立至今，已经指导完成语文教育方向的硕士论文4篇，博士论文4篇，还有1位博士后。语文教育已经成为北大中文学科一个富于特色的发展方向。

      北大语文所活跃了中文学科的教研氛围，给学科发展带有理论刺激和动力，形成许多新的课题，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年轻教师也陆续参与到语文所的活动中来。汉语语言学专业的老师过去很少关注中小学语文，现在也有了兴趣，逐步介入。古代汉语的蒋绍愚、现代汉语的陆俭明、语言学的汪锋、古文献的漆永祥等老师，都参与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有的就通过和一线语文教师的接触，发现了语言学的问题与新的研究课题。如汪锋就写出《语言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这样有学理建树又接“地气”的论文。蔡可副教授是研究现代文学的，通过到江西、四川的农村和城市中学“蹲点”，了解了语文课改之后的许多新问题，其课改调研报告及教师专业发展研究论文、起草的数个“国培”政策文件，都受好评。

      北大语文所的发展影响了全国语文教育研究的格局。原先，我国语文基础教育研究包括语文教育研究大多由师范院校承当，如北京师范大学，就曾被公认为语文基础教育研究的“领头羊”，但这些年受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的制约，加上学风浮泛，师范院校纷纷放弃或者忽略师范特色而转为向综合大学发展，基础教育研究成为“小儿科”，不再受重视。而北大语文所却“逆势而上”，致力于基础教育研究，在这方面“渐入佳境”，实力逐渐增强，影响也逐步扩大。如“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全国语文统编教材的编写，这样一些重大的委托项目，都有北大语文所参与；教育部在全国推动“国培”计划，北大是语文领域唯一入选这项工程的综合性大学；在“高难度”的高考改革项目中，北大语文所也参与了某些“顶层设计”。北大语文所已经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语文教育科研机构之一，在语文教育界起到引领作用。紧随北大语文所之后，全国已有十多所师范大学陆续成立语文教育研究所（中心），语文教育研究重新得到重视。

      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的工作成绩表明，人文学科可以也应该和应用学科一样，适当参与中国的社会改革，特别是要关注那些以往学术界较少关注而社会影响面极大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