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物理教科书拓荒者周昌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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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理教科书拓荒者周昌寿
金新喜 《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6月08日   14 版）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国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2015年，该课题顺利结项，学术成果将陆续整理推出，以飨公众。

　　“本书自出版以来，未满7年即已销行至120版之多”。这是《现代初级中学教科书物理学》“改正版例言”中的第一句话，这是何人何时编写的中学物理教科书呢？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写完最后一笔后，大清帝国朝野震动。现实让清政府痛下决心，从1896年开始，陆续选派大量优秀人才赴日留学，以期学成归来救国。这批人中后来有的成了社会活动家，有的成了商人，有的成了科学家，还有的成了军阀。其中一个成了科学家、出版家、教育家，他就是周昌寿先生。周昌寿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帝国大学物理系，后又在帝国大学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深造。毕业时，他谢绝日方的挽留，怀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于1919年回到上海，次年入商务印书馆供职，并兼任大夏大学等大学教授。

　　1916年，周昌寿在日本与留日学生组织了学术研究团体“丙辰学社”。数学家苏步青、文学家郭沫若、化学家郑贞文、地质学家张资平等都是该社成员。1917年4月，丙辰学社在日本东京创刊《学艺》杂志。周昌寿在《学艺》上发表了《物理的认识论》《爱因斯泰因的万有因理论浅说》等多篇文章。1922年12月，学社在上海召开成立六周年纪念会，公推周昌寿为临时副总干事。1923年6月，学社修改社章，改名为中华学艺社。1923年12月，郑贞文当选为学社总干事，周昌寿为副总干事，范寿康和郭沫若任编辑干事，负责《学艺》的编辑工作。1928年12月，学社组织机构改为社务改进委员会，周昌寿任主席。1946年，周昌寿任中华学艺社理事长。《学艺》认为人的启蒙是多方面的，文学启蒙与科学启蒙同样重要，不可偏废。它不仅着眼于科学前沿知识研究介绍，并且关注国内外文学艺术发展，提倡科学与文学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学艺》刊登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中外文学史论文，使其成为传播国内外新文学的重要基地之一。

　　1922出台的“壬戌学制”定了我国后来长期采用的新学制的基础，它规定小学6年，中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高等院校4至6年。周昌寿编写的《现代初级中学教科书物理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促成的，经过几年试用，《现代初级中学教科书物理学》深受好评和欢迎。1926年，他又在此基础上将这册教科书改编为《新撰初级中学物理教科书》。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纲要》（也称“正式标准”），依据这个标准又编写了《物理学》（新标准初中物理教本），于1933年出版。这册教科书的出版奠定了后续中学物理教科书的基础。

　　周昌寿和郑贞文、高銛还合编了《实用自然科学教科书》，于1924年出版，以适应初中自然科学课程为综合教学所需。1928年，周昌寿分别编写了复兴初级和高级教科书《物理学》。至1937年，这两套书就已分别出版了55版和24版。此外，周昌寿还编写了大学用书《普通物理学》，是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的两套普通物理学教材之一。截止1949年周昌寿去世之前，他至少编写了五套中学物理教科书，并协助王云五主编了“百科小丛书”和“自然科学小丛书”，撰写了《译刊科学书籍考略》和多种自然科学理论著作。为引入原汁原味的国外科学著作，他还翻译了密立根和盖尔合著的《实用物理》、石原纯的《爱因斯坦和相对性原理》等，为物理学在中国的扎根发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虽然前清学部于1908年制定并公布了《物理学语汇》，但其译名混乱。进入民国后，译名统一的任务更为艰巨。一方面要解决清末遗留下来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民国时期传入的国外著作更多、更杂，规范物理学名词的任务显得尤为迫切。周昌寿正是在编写教科书时认识到：教科书的编写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那些从国外翻译过来的名词术语进行审定并统一。他于1932年向中国物理学会递交了他多年翻译实践而积累的《物理学名词》，并建议将统一物理学名词作为学会的一项日常工作。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物理学名词审查委员会1933年在上海开始了物理学名词审查工作，并于1934年公布了第一次审查结果《物理学名词》，为科学的传播、教科书的编写奠定了基础。周昌寿后来长期担任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在统一物理学名词术语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周昌寿不仅是一位物理学家、出版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周昌寿曾两次兼任大夏大学教授。即使在抗战期间，周昌寿仍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的“平民女校”中教授物理和化学。在此期间，陈独秀教社会学，高语罕、邵力子教语文，陈望道教作文，沈雁冰、沈泽民和美籍教员安立斯女士教英文，李达教数学，李希贤教经济学，范寿康教教育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昌寿任大夏大学教授并数理系主任，还兼任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在关于自然科学教育的论著中，他专门论述了创造教育与科学研究精神的培养，他的看法对当前的新课程改革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说：“杜威在他的教育哲学概论里面曾经说过，识者所谓的独创是指将日常平庸的事物，供他人未曾想到的新的用途而言，即是运用虽属崭新而其材料则并非新。”“创造教育的问题，并不是教导学生要怎样方能达到刹造的方法，乃是以研究使天赋的创造力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的精神的条件。”针对当时有人过于强调发现式教学在培养创造力上的作用，周昌寿指出应正确对待发现式教学和接受式教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养成创造力的一个方法，有人主张自然科学的教授，须用发见式的方法。然却也是一种程度上的问题。在广泛的草地上放下一块金刚石，使人去发见，也不过是令实行者徒劳而已。但却也不能够开一条直路，即将金刚石放在其上。因为这样一来除却瞎子而外，无论谁人也可以不旁而获，仍是无益于事的。”

　　在物理教育中，他尤其重视实验教学。1924年10月，他在开封举办的第十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上提出，“由于自然科教学与其他科目不同，不能仅依靠口讲指画，更需要实地观察研究，尤其是教授中小学生时，学生构成概念的思维还极其幼稚，如果没有实物随时随地为之指证，便很难使其形成直观了解。”在教师培训方面，他也对当时的教员素质普遍偏低提出了意见和改进方法，认为“……若教员不善，则一切设备制度，均无所为用矣。故在今日而言改革自然科学之教育，当以是现任之中小学教员受充分之补习或另行养成为第一急务。”提倡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教师，其他方面要等教师素质提高后才能顺利进行。这些看法和见解用来解决当前课程改革中所面临的困难，无疑也是非常合适的。

　　周昌寿编写了系统的中学物理和大学普通物理教科书，留下了大量的著作、译作，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编写教科书的理论。如他在《现代初级中学教科书物理学》前面的“编辑大意”中写道：

　　其一，“本书鉴于学生的年龄和教授的时数，选择教材和配列次序，特加严密的注意，务使学生能得正确的物理学概念，又避却演算和数学上的说明，以免学生难解以及强记的痛苦。”

　　其二，“本书编辑，以采用发见的教授法为主，每述一理，必先由观察自然现象入手，然后付诸实验，由其结果推出论断。更将应用实例列举一二于后，使学生于明了本书所叙述的事理之外，并得知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

　　其三，“本书教材以和人生最有密切关系的事项为主，一方面在教授最重要的基础原理，一方面在教授最重要的实用器械、理论应用，相辅并进。新发明的理论，如放射能和电子说等，新发明的器械如活动影戏、潜水艇、三极球、飞机等项，皆搜罗在内。”

　　其四，“本书多取有趣味且易解答的事项，尤以和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事项，以为问题，以养成科学的常识。”

　　现在来体味这段“编辑大意”，这些带着时代印记的真知灼见仍然是物理教科书编写、研究，乃至物理教学的重要指南。在中学阶段，学习物理需要数学，但数学有其自身的逻辑体系，物理对数学的需求往往也会超前于数学学科的基础。这些都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周昌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处理二者关系的首要原则“能得正确的物理学概念，又避却演算和数学上的说明”。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华大地上曾掀起了关于科学方法的大讨论。严复认为，东方学者“不依靠官感而专恃心能”，不从身边形形色色现象出发，而是一味在故纸堆里高谈性理。“每欲求申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日，而后以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周昌寿所说的“发见的教授法”则是提倡来自“观察自然现象入手”的归纳式教学法。关于教科书的选材，今天的做法和周昌寿观点也是一脉相承的。物理教科书一定要将学生的生活与科技前沿紧密结合，既要激发学生的兴趣，便于理解；又要关注时代的进展，体现物理学科的应用价值。

　　周昌寿作为现代物理教科书的拓荒者之一，他编写了系统的中学物理和大学普通物理教科书，留下了大量的著作、译作。哪怕已历经百年，这些著作仍是学习物理、进行物理教学的重要经典。

　　（本文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物理编辑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