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曾国藩比较之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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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与曾国藩比较之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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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徐志频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48.00元 　　继2013年出版畅销传记小说《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之后，2016年4月，湘籍作家徐志频又推出人物研究类通俗读本《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此书选取左宗棠毕生9个关键面：“选择、交友、修身、创新、识才、用人、家风、曾左比较、国际左”，每一面都用当下眼光解剖，予人启迪；正面事迹，背后心迹，一桩桩勘破，对左氏的认识深度大有推进。仅以笔者最感兴趣的第八章《左宗棠与曾国藩比较》为例，便可领略其见解之毒辣。 　　一 　　在徐志频先生的笔下，左宗棠与曾国藩有相同、相通、相互合作的一面，但作者更多聚焦于两人矛盾与分歧的一面，据史实深入触探曾左矛盾的关键处，结论是，曾左矛盾源起科考经历的分歧，左宗棠潜心实学与儒学，曾国藩醉心理学，分歧由此拉开。 　　理学立志，曾国藩着眼治民。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立志做光宗耀祖的“完人”，曾国藩修身首先拿自己无情开刀。步进弱冠之年，他取号“涤生”，即是“自我革命”。他在日记中称：“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理学“自净其心”，维护天理，确实能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于未萌。但理学修身目的是为了治国。理学治国的根本害处，在借助权力强制他人“自净其意”。诚如佛教于民无害，因为每个人信与不信，完全自愿。假定朝廷规定民众必须信佛，佛教同样会贻害无穷。将理学上升为国家意志，对国民性改造没能成功，个人在压抑中反而走向异化。 　　左宗棠以“涵养需用敬”“浩然之气”修心，则没有理学的桎梏，人性得多，也自由得多。 　　曾国藩理学修身，其根本困境是，他也有个血肉之躯。同治皇帝驾崩那年，他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娶民女赵曼（一说陈海燕）做小老婆，即是例证。1869年三月初三，58岁的曾国藩还在写信与家人商议，准备花300两银子买个小妾。曾纪泽回信委婉批评父亲，此举太轻率了，后议才作罢。多数时候，曾国藩凭超强毅力，按捺住正常“人欲”，正襟危坐，眯起三角眼，冷眼向洋看花花世界。本性压抑，内心由此高深莫测。 　　理学修身过程艰苦，牺牲巨大，曾国藩并非没有怀疑，也不是没有过反抗。 　　1866年冬天，曾国藩剿捻失败，连遭言官弹劾，辞去钦差大臣职务，心灰意懒。刚好当年鼓动他出山创办团练的郭嵩焘被罢了广东巡抚。两人书信往来，同命相怜，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理学带来的“道德之名”，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地箍住了曾国藩。他终究不敢越雷池来表达他的真实人性、欲望，而道德虚构出来的那个端坐在神坛上的连他自己都不认识的曾国藩，让他终于人格分裂。他只有不停地写日记、家书，隔空表白，来化解压抑。由此，他成了后世人眼中的“圣人”，真实生活中的“伪君子”。 　　这世上真有“圣人”吗？恐怕是曾国藩的幻觉。 　　被后世奉作圣人的孔子，早已警醒“圣人”名号的空洞与虚假，他自嘲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先秦儒学尊重人性、尊重个性，左宗棠虽然倔强、偏激，但没有压抑，因此整体比曾国藩要阳光得多，也洒脱得多。读曾国藩总感到压抑、挣扎，读左宗棠却酣畅、痛快，原因在此。 　　左宗棠目标既不在“道德之名”，也无意“文章之名”，而一心追求“一艺一伎之名”。凭真话就可以生存，就不需要构造假话自累；凭能力办事可以取胜，就不需要作假自污；凭事功可以传世，更不需要自塑“圣人”。左宗棠落落大方地选择做一个“有缺点的真君子”。 　　二 　　曾国藩被后世看作“圣人”，理由是他立德立功立言，为师为将为相。 　　按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来看，这个评价并无不对。但以现代眼光看，理学家立德、为师事实空洞。立功为将，则又非曾国藩本意追求。 　　曾国藩弥补办事能力不足的办法是摇身变化。 　　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分析，曾国藩一生有过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理学，治理湘勇、镇压太平天国时信奉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道家。 　　三次变化全是环境逼出来的。人生立世，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想着摇身苦变。理学无能教人办事，真要办事，只能临阵磨枪，曾国藩只好抓过以残酷著称的法家。但法家过于酷烈，救命稻草抓错了，不但遭朋友指诟，还得罪官场。他被逼再次摇身一变，遁入道家，这下才彻底安全。 　　左宗棠信奉儒学加实学，本色立世，没有出现这种窘况。儒学作为价值取向，可以看作政治学，实学作为办事能力，可以看作技术学。既有方向，又有方法，何必画蛇添足，摇身苦变？ 　　同样以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看左宗棠，左宗棠的德，见于以“王道”立官品，以中庸人性化标准管理百官，以儒学规子弟、正人心。左宗棠的言，见于八百万字的奏折、书信、诗文，其中不乏深刻与前瞻的思想，以及优美辞章，只是今天还没有挖掘出来。支撑起左宗棠一生的根本，是“霸道”立功，他成了自唐太宗以来1200年里对中国领土主权贡献最大的人之一。 　　评价历史人物，王船山有句名言：“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人物中，有些人称得上是豪杰，但不一定是圣贤，但凡是称得上圣贤的人，一定是豪杰。后世有学者据此判定，曾国藩是“圣贤”，左宗棠是“豪杰”。 　　事实果真如此吗？且看左宗棠自己怎么说。早在1860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左宗棠就对郭嵩焘说：“文辞雅赡，才人也，倜傥权奇，豪杰人也，然皆不任为将。”豪杰连担任将领左宗棠都不用，可见即使他提拔起来的广东巡抚蒋益澧，都不仅限于豪杰，何况自己？左宗棠从没想过要做豪杰，硬将他按在豪杰的位置，未免生硬。 　　东西方文化源头，对超越常人能力的人，一概称为神人。西方奥林匹斯神系，尊奉的就是这类人。 　　中国本土文化，一开始不重道德，而重事功。中国神话中有精卫填海，有夸父逐日，有尝百草的医师神农，有治水有方的工程师大禹，他们同以事功传后。 　　“神人”指知识渊博、技能超群、事功盖世的人。政教领域尊“神人”，容易造成灾难，科技领域尊“神人”，却可以成为引领民族向上的一种力量。 　　今天来看，“圣人”与“神人”的区别，可以看作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根本不同。     文/慕棠山人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