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中学有点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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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中学有点晚

作者：傅国涌

一次和朋友聊天，说起现在的中学除了讲硬件设施、以升学率作为唯一衡量指标，早已不暇他顾。学生面对的是做不完的习题、补不完的课、考不完的试，既没有多少自由阅读的时间，更不用说通过社团自治等活动展开活泼的生命。教师同样被捆绑在应对各种考试的战车上，失去了所有创造的乐趣、精神的自主、和学生一同探索未知的可能性，纯粹成了枯燥乏味的教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几年下来，什么棱角都会被磨平，最后一点个性色彩都会消失殆尽。我们由此说起过去的中学，朱自清、钱穆、夏丏尊……等许多第一流的学者都有过长期在中学教书的生涯，开明书店那些编出了一流的教科书、教辅以及学生课外读物的编辑们几乎都有教书育人的实践，不禁感叹那个年代的学生有福。 刚刚从《中国教育报》(9月16日)读到朱九思老先生《办中学的一面镜子》，其实，不仅他所说的“北有南开，南有扬中”，就说浙江上虞白马湖畔今天已不太为人所知的春晖中学吧，也足以勾起一个个美丽得令人心伤的记忆。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曾一度聚集了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朱光潜、朱自清、匡互生、俞平伯……这些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的人物。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30辑)曾刊出过一组回忆北京师大附中的文章，让我对过去的中学神往不已，老实说，衡量一所学校尤其是大学、中学好不好，主要不是看它的占地面积、高楼大厦，也不是先进仪器之类，而是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凝聚最优秀的教师，能在多大程度上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开启他们的心智、激发他们求知、求真和创造的欲望。 遥想李健吾、何兆武们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当年，校园里充满了生气和活力，这生气和活力来自一种与近代以来人类主流文明相接轨的开放的教育理念，来自校长、教师对教育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他们对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更来自学生学习、实践、创造的自由与欢乐。石评梅在那里教过书，她的早逝曾让数百名受到过她关怀的学生痛哭失声。李健吾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郑天挺、黄仁宇、钱学森、于光远、张岱年、于浩成、蓝英年……都从那里走出。 散木的《感念师大附中》在记述他父亲青少年时代在这所学校留下的生命轨迹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无比丰富的课余生活，沐浴着“五四”的余晖，他们自行组织自治会、校友会、文学社团、剧社，创办会刊、新闻刊物、文学刊物，校园里到处是壁报和文艺园地，他们聆听过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演讲……这一切让后世的人们恐怕都只有羡慕的份。值得一提的是，《校友会会刊》因为发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国民党当局要抓人，校长林砺儒毅然站出来顶住，说不能由学生负责，“是我们教师没有仔细审查稿，我们要做检查”。仅凭此举，历史就将记住一个中学校长的伟岸形象。 王学泰到师大附中上初中时已是上世纪50年代，但流风余韵仍在。他在《师大附中生活点滴》中回想起那些教师们依然充满温暖和骄傲：“讲课能让学生如醉如痴”、比听梅兰芳的戏都过瘾的语文教师时雁行，翻译过“范氏大代数”的数学教师韩满庐，得过北京“三铁冠军”的体育教师张汝汉，精通古典诗词的自然地理教师、也是他初一的班主任王树声……这样的中学又如何让人忘得了。难怪他不无深情地说，后来自己之所以走上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的道路，周围教师同学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本质的意义上，我感到学校不仅是传承知识的场所，更是培养学生精神气质的圣地。走进校园不是为了走进一条课本知识的胡同，而是走向一个追求真、善、美的广阔原野。一个教师如果不能给予学生在人格、精神上的影响，就不可能是好教师。古人说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这个“道”在现代来说就是一种有别于流俗、能抵御各种诱惑的精神气质。同样，一所学校如果不能让莘莘学子从中感受一种强烈的人文氛围，不能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人文熏陶，整天只是让他们在教科书和题山卷海中跋涉，抹杀个性，遏制创造力，这样的学校就是升学率再高也不会是什么好学校。中学阶段尤其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前不久，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中学人文读本》座谈会，历史学者雷颐先生发言时指出，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会溶进生命、化入血液，到了大学阶段、成年以后读的，往往只能作为知识存在。我非常赞成他的看法，一个人一旦错过了中学时光，要想再补救确实就有点晚了。 学生的生命之花得以绚烂地绽开，他们健全的心智得以定型，独立思考的习惯得以养成，关怀社会的品格得以塑造……所有这些无不首先取决于弥漫在校园里的一种风气，一种既无形又有形的精神氛围。这一切远远超出了课堂、作业和考试。《老照片》的这一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所百年中学消逝的风采，也足以引发我们对许多问题的重新思考。重温旧梦不仅是缅怀，更是为了寻找。过去的中学是不是可以作为参照系，作为一个民族走向明天的起点呢？毕竟希望在那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身上，丝毫也疏忽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