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茶居：我的老师

管季超0712

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

林清池

估计是因为太皮，我五岁那年，家里人就决定把我送到学校。

奶奶把我交给了邻家叔叔林清池，给他的任务是：把我“教乖”。那一天，已经开学快半个学期了。

当时的学校办在村里的祠堂。一来祠堂是最宽敞的公共场所，二来它有列祖列宗的灵气。就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清池叔叔手把手教我写下了汉文化所特有的横、竖、撇、捺，并把它们组合成汉字，然后是词组、句子、片断，让我的知识和我的身高一样慢慢累积、提升。

也没有谁给教的，上课的时候，我会把清池叔叔说的我觉得有趣的一些话写在一个本子上——后来才知道，这样的本子就是所谓的课堂笔记。清池叔叔把我这个做法拿到高年级那里去说，有一阵子，我似乎成了学习的典型。

或许是习惯于做笔记的缘故，大凡语文考试，我都能拿个前三名。记得一次期末考试，其中要求用“一定”造句，我写了：“我们一定解放台湾。”被扣了一分。清池叔叔说，不完整，应该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那次我和满分擦肩而过。

清池叔叔也就教了我两年，自然没有把我“教乖”，但从此，在他的面前，我都是要乖的。直至现在，有时坐到了一块，他说的话，说话的口气和节奏，都是当年小学课堂上的味道，似乎你一直就是一个不怎么懂事的孩子，总有一种教诲和鞭策在里面。

清池叔叔质朴，勤奋，惧内，安于现状，很典型的伤痕文学里面的教师形象。

我从没叫他林老师，我一直叫他清池叔叔。

吴荣杉

上五年级的时候，教我们语文的是一个帅气的民办教师，叫吴荣杉——他的原名叫吴荣山，“杉”是他后来自己改的。

吴荣杉老师的家在我父亲工作的那个公社。父亲在那里当武装部副部长，很多人都认识父亲。吴荣杉老师叫他“老林”。

当时吴荣杉老师和几位外地来的教师住校，学校有简易的食堂，但父亲还是常常交代他到我家来吃晚饭。这样，我和他也就有了更多接触的机会。

他试图给我改名。有一次跟我父亲说：就改为“林剑锋”吧。父亲只是笑笑，不置可否。我想，他大概是希望我能够“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吧。在我经历过的教师中，他是一个有浪漫情怀的人。在课堂上，他喜欢突然就吟诵几句诗词，除了这句，还有毛泽东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我的名字最终没有改成，但我记住了吴荣杉老师对我的殷殷期望。这似乎也是一个预言：如果说我今天有那么一点点“锋”和“香”的话，确确实实是“从磨砺出”、“自苦寒来”的。

一年后我上了中学，吴荣杉老师也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某中学教语文。

等我们重新交往，已是二十几年以后的事了。他的生活过得非常不如意，但在我面前总是极力保持很积极、很正向的样子，偶尔牢骚几句而已。我感觉得到他深深的孤寂。他时常带上鱼啊肉啊什么的到我家来，找我喝几杯。

有一段很少见到他。突然一天中午，他一瘸一拐地到我家来，说是要到市里去治病。不久，我听说，他病逝了。

唯有一声叹息，为这位只教过我一年后来和我成为朋友的老师！

李木教

我十岁上的初中，而且发育迟缓，面对一下子多了起来的功课，感觉很是吃力，所以时常逃课。那时的老师，也不怎么管你，这样我就有了更多自由成长的空间。前不久，我到上海参加一个活动，作为嘉宾被主持人问起“中小学生活”。我说，相对同龄人而言，我的生命格局中有更多“野生”的成分。

初中几年，功课学得不多，但各种书籍看得不少，尤其是历史演义类、武侠类小说，和诸如《西厢记》、《聊斋志异》这样的伤情文字。我记得和几个同学，曾经把金庸在《武林》杂志上连载的《射雕英雄传》一章一章地抄在笔记本上。

自然的，高中就考到不怎么看你考试成绩的白埕农业中学去了。也就是在这里，我遇到了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李木教老师。他大我几岁的样子，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在初中部教语文。

因为是职业中学，所以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裁缝、兽医、农学、书法等课程。我选修书法，指导教师就是李木教老师。

虽然从未拿过毛笔，但一闻那个墨香，我就充满热情。每天投入的精气神大都在“练毛笔字”上。时不时的，我和几位同学就往李木教老师的宿舍跑，去看看他练字的桌子，他收藏的字帖，他刚刚写就的书法作品。

他也从不把我们当学生，得了什么书法奖，在哪个报刊上发表了什么书法作品，都会随时拿给我们看。每每我都暗暗地想：什么时候，我得像李木教老师这样有所成就。

不久后，县里组织学生书法比赛，我们这个“书法班”几乎把中学组的全部奖次都拿下了：七个获奖者中我们占了五个，包括第一、二、三名，我是第三。

慢慢地我们也知道了，李木教老师是一位成名很早的书法家。很快，他被县委宣传部借调过去了。没两年，他又调到市里的大学做教师。又过不久，他到福州画院当了院长。不过没有多长时日，他就辞掉职位，重归“闲杂人等”。

后来我到漳州读书，到福州工作，偶尔也会和李木教老师碰个面。他一直那个样子，闲云野鹤，与世无争，执著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这是一种暗中的引领：远远的，一个艺术的世界慢慢打开。

吴武坤

高中毕业后，我做了代课教师。刚刚那两年，依旧勤于练字，阅读。偶然从一份杂志上看到一则“文学创作函授学校招生启事”，便报了名，不知不觉就转到文学创作上来了。

一天，李木教老师把我带到东山一中，见了吴武坤老师：“这是我的学生，喜欢写作。写作我是外行，以后就跟你学了。”吴武坤老师当时也是大学毕业不久，已经发表了不少诗歌和诗歌评论，是一位历史教师。

几乎，以后的每一周，我都会往吴武坤老师那冬凉夏暖的宿舍跑几趟，请他评点我新写的文学作品。

除了写作上的指导，吴武坤老师的阅读对我也是一种美好的导引。在他的书架上，我看到了诸多美学、哲学、文学著作和诸如《读书》、《收获》、《诗刊》这样一些杂志。只要我想阅读的，我就一把带走。

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教育可以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即“单向授受”的经院式教育、“一对一”的师徒式教育和“自由对话”的苏格拉底式教育。现在回过头去看，吴武坤老师之于我的教育，这几种都在其中。

后来，吴武坤老师转行做其他的工作。不过，我还是那个习惯，一写了新的东西，首先就想，拿给他看看。尽管这样的事愈来愈少，但他对我的文学教育，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条河流，水面浪花盛开，两岸四季春暖。

几天前，吴武坤老师出差来北京，我到他所住的宾馆。他做行政，我做出版，但我们交流的主题依旧是文化，是艺术，是人性中那些本真的要义。

林在池

1991年，我考上龙溪师范学校。林在池老师教我们的文选课。

第一节，讲朱自清的《荷塘夜色》。林在池老师一上来，就是密不透风的分析，纵横捭阖的解读，层层推进的提问，毫不留情的批评，让很多同学感到尴尬，甚至窒息。多次冷场时，我都站起来接招，使他对我们这些“民师”不致太失望。

也许是这一次过招，他把我记住了。以后课间休息，他常常在我的座位旁找个地方坐下，然后拿出烟来，满足一下我的烟瘾。他当然知道，学校是不允许老师在课堂上抽烟的，至于学生抽烟，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

一次，林在池老师悄悄对我说：“这周日到我家来。”那天，他为我准备了半斤白酒和几碟小菜。他坐在一旁，一边抽烟一边一个劲儿地催我喝得潇洒点。他大概从我的作文里面看出我有一些酒力，他似乎是想从我的身上找回他曾经的大碗大碗海喝的美好时光。他告诉我，因为哮喘，他把很多嗜好都改掉了，包括喝酒。他还告诉我，他的女儿和我一样，也爱写点文章，尤其是古典诗词。他说得很慢，仿佛其中有许多需要细细咀嚼的东西。“现在她到香港去了……”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事实上，我和他之间，交流的话语并不多，常常是两个人坐在那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偶尔像老哥老弟那样相视一笑。反正在他面前，可以彻底放松自己，甚至坏一坏也不碍事。

我毕业多年后的一个暑假，母校的林精华老师公差来东山，抽空到我家来。聊话间提起林在池老师，我才知道他已经过世了。那一刻，我几乎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想起了当年毕业前夕，我在他的家里哭得一塌糊涂，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说着说着，突然间无边无际地疼痛起来。

后记

卡尔·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通过培养不断地将新的一代人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作为我的老师，他们不一定知道，他们当年所做的，会对我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但我都记得，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们让我的双眼不满足于看，让我的双脚不满足于走……

今天写下这些文字，不是为了回忆，而是因为我的今天和他们息息相关。我相信，其中的每一句话，都埋伏着我对他们的感恩。

除了“老师”，我找不到还有什么名字，可以让我用来称呼他们！

201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