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夕：打开汉语文字的广阔空间

管季超0712

张三夕：打开汉语文字的广阔空间

　　 东汉人许慎所撰《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按照六书理论分析字形、说解字义的字典。关于许慎的生平，正史上有简短的记载：“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后汉书·儒林传》）。这篇传记没有提到《说文》，而主要是推崇他在经学上的突出成就。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叙》和他的儿子许冲的《上说文解字表》，我们还可以知道，他向贾逵学习过古学，做过太尉南阁祭酒，曾奉诏校书于东观。后来有人称呼他为“许祭酒”。除了《说文》一书外，许慎还撰有《五经异义》、《淮南鸿烈解诂》等著作，但它们都已散佚，仅有清人的辑本。

　　 许慎编写《说文》，始自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于病中派其子许冲进上，前后长达20多年，可谓精心之作。许慎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部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呢？这不能不涉及到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经学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墨家是所谓“显学”，影响很大。但是到了秦汉之际，儒家经典的传授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秦始皇“焚书坑儒”，严禁私人藏书，推行“挟书之律”，严重地打击了儒家经典的正常传授。儒家经典面临“失传”的危险，幸亏秦帝国的文化专制和暴政没有像始皇帝期望的那样万世不绝，否则我们今天能否看到五经等儒家经典还有很大的疑问。西汉初年，惠帝废除“挟书之律”，文、景之后，又广开献书之路，儒家经典才得以逐步浮出水面。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朝中专门设置研究经书的经学博士官职，儒学又成为“显学”。

　　 汉人整理和传授儒家经典文献主要是通过两种文本方式。一种是口耳相传，靠背诵和记录来流传的文本，记录所用的文字是当时通用的隶书，称为今文，如由秦博士伏生口授、晁错记录的《尚书》，又称为《今文尚书》。另外一种是从墙壁或地下发掘出来的文本，是用先秦六国的文字书写的，称为古文，如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墙壁里发掘出来的《尚书》，又称为《古文尚书》。这样的古文，我们今天从出土的战国竹简上还能读到，其写法与汉代的隶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今文和古文，本来只是书写文字的不同，但后来研究与讲授的人却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术派别。他们在治学方法和经典取舍等方面，各有师承，逐步展开门户之争。这就是经学史上著名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所谓的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典只是在民间流传，没有被朝廷立为“博士”。直到西汉末年，著名文献学家刘向的儿子刘歆向皇帝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经典列入学官，古文经学才慢慢兴盛起来，逐渐在东汉占主导地位。

　　 在今古文的斗争中，许慎持古文经学的立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古文经学的全盛时期，他的老师贾逵就是一个古文经学大师。许慎的《五经异义》就是用古文学派的观点来研究五经的。从时人所谓“五经无双许叔重”的称许中可以看出他本人也是一个古文经学大师。许慎作为古文经学大师，他编撰《说文》并不仅仅是为了文字训诂，而是有其明确的经学目的，其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说：“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当代《说文》专家陆宗达先生指出：“从古文经学派的观点出发来发扬‘五经之道’，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这才是许慎的真正根本目的所在。”（《说文解字通论·引言》，北京出版社1981，第4页）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古文经学家很早就在文字学与经学之间、文字学与政治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所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在古文家的眼里，文字和五经根本就是互为依据的，这是我们今天读《说文》首先应该了解的。

　　 所谓“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的说法，则意味着《说文》不仅仅是一部字典，它还可以看作是一部博物志或汉代的百科全书。后人从《说文》中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它”（音tuo）字即今“蛇”字，《说文》云：“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顾相问无它乎。”意思是说，上古时候的人居住在草木丛林中，蛇很多，人们经常会碰到蛇的侵袭，因此彼此见面时的问候语是“有没有碰到蛇啊？”就像后来文雅的问候语“别来无恙乎？”或者像今人问候语“你吃了饭没有？”尽管学者们对“它”字的解释有歧义，但我认为许慎的说法，应该是比较古老的生活习俗的遗存。由于《说文》包含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因此，现代的学者很注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解读此书，如程树德先生的《说文稽古篇》（初版于1930年，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版）、臧克和教授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说文》一书在编撰体例上有什么特点呢？《说文解字叙》里说明道：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言旁）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覩，靡不兼载。其谊不昭，爰明以谕。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从这段说明以及许冲的《上说文解字表》中我们可以得知：

　　 一、《说文》以小篆序列字头，共有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同时列举字形不同的古文、籀文（即大篆）、或体、俗体等，这些重文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三个。加上解说文字“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经过长期流传，原本的各项字数已与今本不相符合了。

　　 二、《说文》主要根据字形系联部首，全书共分五百四十部，各部字不相混杂。许慎把同一形旁的汉字类聚起来，又把共同的形旁作为部首统领该部的字，同一部首的字按意义内容或声音排列（详见后）。所有部首又按始“一”终“亥”的次序排列（取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理论万物生于一而毕终于亥），使得全书自成一体，有条不紊。

　　 三、《说文》解说字形、字义，采用了书证方法，书证分为两类，一类是博采通人见解，其中有名有姓的杰出学者就有司马相如、刘向、扬雄、董仲舒、贾逵、班固等十余人。另一类是引用典籍，如《易》、《诗》、《书》等。许慎在称引典籍解说文字时，其形、音、义皆合于古文。需要注意的是《说文》并不是全部采用古文经典，也征引了今文经典如《韩诗》、《春秋公羊传》等，同时还引用了谶纬之说、阴阳五行之说。马宗霍先生有《说文解字引经考》、《说文解字引群书考》，我们可以查看。

　　 四、《说文》对于不清楚的形、音、义，都标以“阙”字，这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许书中“阙”字共用了十四次。当代学者富金壁统计许书标“阙”字共三十一次，有形、音、义全阙者，有三者中阙其二、阙其一者。王筠《说文释例》卷十专考许书中“阙”之三种情况。（参看富金壁《训诂学说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292页注3）

　　 上述《说文》编撰体例上的特点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说文》以小篆序列字头，而没有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小篆保存了古文字的图画性或象形性，更能反映当初的造字意图，而经过隶变后的字形、结构都与原始文字相去甚远。《说文》根据字形来解释字义，只能从小篆出发。今本《说文》为了方便读者识读，一般在小篆字头前加上楷体，但我们要深入了解汉字的源流发展，就不能不反复体会汉字的小篆写法。要进一步研究先秦的古文字也必须在小篆的基础上进行考辨。因此，我们建议查阅《说文》的读者尤其是不熟悉古汉语的青年读者，每查一个字，最好把该字的小篆抄写数遍，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说文》。另外，《说文》保存了部分籀文的形体，它对于我们辨识甲骨文和金文也是大有帮助的。

　　 许慎创造的按偏旁部首编排字典的做法，成为汉语字典词典编纂史上的一种经久不衰的编排形式。从古代的《字林》、《玉篇》、《康熙字典》到今天的《辞海》、《汉语大字典》等都是采用部首编排法。只不过部首的分部有增减合并，部首的排列以及部内字的次序有所不同。部首是汉字的基本构件，《说文》的分部以及部首的排列有其自身的考虑，许多汉字的原初意义都与部首有着紧密的联系。汉字经过简化后，有些部首类别发生较大变化，部首与字义的联系也发生变化。我们要考察某些汉字的原初意义，可以通过《说文》的部首来入手。比如“相”字是个会意字，《说文》列在“目”部，《辞海》列在“木”部，究竟列在哪个部首更符合“相”字的原初意义呢？《说文》解释“相”为“省视也”，省视当然是要用眼睛，因此列在“目”部更切合原初意义。《辞源》把它仍然放在“目”部是合适的。当然《辞海》放在“木”部也有方便查找的考虑。熟悉《说文》的五百四十个部首，记住这些部首所在卷次，是有效使用《说文》的一个基本功。今人徐耀民有《说文解字部首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可以参考。

　　 至于每一部首所属各字的排列次序， 黄侃先生的《说文略说》给予了精辟的总结：“许书列字之次弟，大氐先名后事，如玉部自璙以下，皆玉名也；自璧以下皆玉器也；自瑳以下，皆玉事也；自瑀以下皆附于玉者也；殿之以靈（案：‘靈’原书下作王旁），用玉者也。其中又或以声音为次，如示部：禛、祯、祗、禔相近；祉、福、祐、祺相近；祭、祀、祡相近；祝、 （●示+留）相近。又或以义同异为次，如祈、祷同训求，则最相近；祸训害，崇训祸，训相联则最相近。大氐次字之法，不外此三者矣。”（《黄侃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1版，第18—19页）明确了这一体例，就可以明白当初许慎编排每一部首所属各字的次序是颇有用心的。后来有的字典、词典的编纂没有领悟到这一点。

　　 当然《说文》的部首编排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其中主要一点是五百四十个部首分得太细碎，有的部首只有一个字，如凵部、克部、彔部、耑部、它部等；有的部首只有两个字，如凶部、尗部、瓠部、北部、身部等。这样就失去部首的意义了。自清代的《康熙字典》到今天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分别把部首合并分为214部、250部、188部、200部，看来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说文》解说字形、字义，以汉以前的书面语为主要对象，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开辟了汉语文献语言学的独特道路。陆宗达先生认为《说文》“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汉民族语言学的一个主要学科是‘文献语言学’，它研究的对象是周秦的书面语言，研究的内容是文字、声音、训诂，所以又称为‘文字声音训诂之学’。《说文》就是文献语言学的奠基之作。”（《说文解字通论·引言》，第7页）如果我们把书证看作一种文献学方法，那么，要深入认识《说文》的解说，就应该和古典文献的阅读结合起来。如《说文》引《诗》最多，如果我们把毛传郑笺和《说文》引《诗》对照起来分析，对一些字的本义或引申义就会有更准确的认识。在《说文》引用文献中，保留了一些失传的古典文献的片段，如《佚论语》、《汉律》等，这些引文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文字”一词现在通常是作为一个双音词在使用，但是许慎对“文”与“字”的理解是有区别的，《说文解字叙》指出：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案：此六字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校补），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管季超0712

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这段话涉及汉字发展的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文和字反映汉字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文代表图画符号阶段，字代表标音符号阶段。汉字有一个从象形发展到形声的历史过程。就《说文解字》的实际情况而言，“依类象形”的文，约占20%左右，“形声相益”的字，则占80%。其次，文与字的关系是本原与派生的关系，文是汉字形体音义的本原，字则是在文的基础上派生而来。章太炎先生作《文始》而不是《字始》，就是依据这一原理。从形体结构上讲，文是独体，字是合体，因此有所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说法。其三，文字是书写记录语言的工具。“著于竹帛谓之书”，是说在竹简布帛载体上把文字连贯起来就叫做“书”，“书者如也”，段玉裁解释“如”为“如其事物之状……谓每一字皆如其物状”，实际上即陆宗达先生所说的“表达思想交流思想”、“从其思想的意思”。（《说文解字通论》第47—48页）明确文与字的区别与关系，是我们阅读《说文解字》的一个重要环节。

　　 《说文》在解说汉字的构造时运用了“六书”理论。所谓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保氏》，其细目则始见于刘歆的《七略》。刘歆所说的六书指：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说文解字叙》里所说的六书与刘歆略有不同：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后来谈论六书概念一般采用许慎命名的细目，而次第则依照刘歆的说法。六书的前四书，一般认为是汉字的造字方法，《说文》对不能拆分或拆分后不能独立成字的形体，就指明“象形”或“指事”，如“气”：“云气也，象形。”“丅”（xia）：“底也，指事。”而对于能够拆分的形体就用“会意”或“形声”来解说，不过许慎并不直接说“会意”，只说“从某、某”、“从某、从某，”如“尟”（xian）：“从是、少”，“相”：“从目，从木”；也不直接说“形声”，只说“从某，某声”，如“祉”：“从示，止声。”至于后两书转注与假借，一般认为是用字方法。因此，《说文》除在《叙》中举了四个例字外，在正文的说解中没有指明一个转注字或假借字。古今治《说文》的学者，关于转注与假借的解释可谓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初学《说文》者暂时不必去深究。对于前四书，有一种加深记忆，启发思路的学习方法，即准备四个笔记本，按照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四大类别，各用一本，将《说文》中所解说的文字，依类抄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对于研读《说文》是行之有效的。（参看张舜徽先生《我是怎样研究、整理〈说文解字〉的》，见《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23页。）当然也可直接利用工具书，如焦传生编的《说文释例举要》（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

　　 历代关于《说文》的研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早在东汉末年郑玄注书时就引《说文》为证。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书证》篇除了引《说文》探讨一些字义的解释外，还强调说：“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笔也。”《隋书·经籍志》有《说文音隐》四卷，《新唐书·艺文志》有李腾《说文字源》一卷。《宋史·艺文志》除载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巻外，还载其《说文解字韵谱》十巻、《说文解字通释》四十巻，另有僧云棫《补说文解字》三十巻，钱承志《说文正隶》三十卷。研习《说文》蔚然成风是在清代，《说文》研究在清代成为专门之学，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四大家，即桂馥的《说文义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和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关于这四大家的成就得失，本师张舜徽先生有过精到的概括：“清人之从事许学者多矣，论其功力之深，尊信之笃，必推桂馥为首最。段玉裁以识断胜，然好逞己意改字，故论者多病其轻率武断。王筠取两家之书而折中之，所为《句读》发明甚少，其自得之学全在《释例》。朱骏声立古韵十八部以统九千余文，自为义例，与许书据形系联之旨异趣。”（《说文解字约注·自序》，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卷首）有兴趣深入研究《说文》的读者，可以把这四大家的著作找来参照学习。如果只选择一种作为参考，我以为最好找、最简明、最精要的还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清人说，读书必先“识字”，“识字”必从《说文》始。我认为这种看法在今天仍然适用。

　　 1928年，无锡人丁福保编印了一部有关《说文》研究注释资料汇编的大书《说文解字诂林》，他把各家对一字的解说用剪贴的方法汇集在该字下，使读者“检一字而诸说皆存”，方便人们研究使用。但这部书的缺点是只有罗列而无论断，人们往往无所适从。当代学者研究《说文》而有成就的不少，但对《说文》全书进行新注的很少，据张标《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评介，大陆当代学者对《说文》的全书新注只有三种，除黄绮的《说文解字三索》、蒋人杰的《说文解字集注》外，就是本师张舜徽先生的《说文解字约注》。张先生的《约注》先出，它可以说是一部积四十年时间而成的简约有得的力作，因此，我也愿意推荐给今天的读者作为读《说文》的参考书。张先生另有《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版），也可作为一般治《说文》者的入门书。

　　 《说文》成书后，经过好几百年的传写，在唐代受到篆书大家李阳冰的窜改，造成错误遗脱，失去本来面貌。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命徐铉等校定，付国子监雕板，开始有刻本流传于世。徐铉的弟弟徐锴也治《说文》之学，他写了一部《说文系传》。因此，人们称徐铉所校定的本子为大徐本，《系传》本为小徐本。二徐本对于传述《说文》之学功不可没，其中小徐的功力尤为深厚。张舜徽先生指出：“徐锴《说文》之学，非特超轶其兄，而识议之足以启示后人者，尤为繁多。乾、嘉诸儒治许学者，多隐本其说。戴氏以互训释转注，固渊源与《系传》；即段氏之注《说文》，亦多暗袭《系传》之说，而不明标出处，不无掠美之嫌也。”（《清人笔记条辨》卷五，中华书局1986，第208—209页）读《说文》比较理想的本子是以宋刻大徐本为主，同时参照小徐本。不过，市面上流行的主要本子是大徐本，这里我们也就只谈大徐本的一些特点。

　　 徐铉校定《说文》除纠正原书的一些脱误外，还略有增改。许慎原书分十四篇，叙目一篇，一篇一卷，共十五卷。徐铉将每卷各分上下，变为三十卷。原书许慎叙目自“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至“理而董之”本为一篇，徐铉将其分为卷十五上下两卷，造成割裂。自“召陵万岁里”至“二十日戊午上”本为许冲进书表，自“召上书者”至“敕勿谢”为汉安帝诏，但大徐本上下接着写，易被混淆。原书目录本来夹在许慎自叙中，徐铉则别加标目于卷首，这样就与卷十五形成重复。今人有《说文》整理本，便将卷十五中的目录删去，则与原貌又增加了改动。许慎的时代没有反切注音法，直接注音一般写作“读若某”。徐铉就据孙愐的《唐韵》加注反切于每字之下，但与汉人的读音有所不同。徐铉给原书增加了一些注释，题为“臣铉等曰”。他还增加一些原书未有但在使用流传的新附字，补录于各部之后，别题为“新附字”。这些变动处，都是读者在查阅本书时必须搞清楚的。

　　 本书（指注音版《说文解字》——编者）采用清同治十二年陈昌治刻本为底本影印，陈本是依据孙星衍覆刊宋刻大徐本而刻，保留了宋本的旧式。尽管底本本身有一些讹误，但因为是影印本，为保存原貌，此次出版均未作改动。只是为方便读者阅读，在每个字的宋体前面加注汉语拼音，书后附有部首检索和音序检索。为什么不出有标点校注的新式横排本呢？责编刘果同志告诉我，岳麓出版社计划有选择地出版一批古籍的影印本，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针对新生代读者，基本没有接触竖排繁体线装书，因此有必要让他们读一读繁体竖排本书；二是保留古籍的“原生态”，版式一仍其旧，注文双行小字，全书没有标点等等，以便让青年读者了解中国古书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特征，达到一种直观的效果。我以为岳麓出版社的这两点考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近来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反省当代中国母语教育的失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表征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高校文史专业毕业生文言文的读写能力的全面退化或丧失，已经造成文言文表达的断层。这显然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我们不是简单提倡复古，也不企望在现代汉语成为人们交往的主要语言形式的今天恢复文言文的“失地”，而是作为一个讲汉语写汉字的中国人，有必要对汉语的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保持敬意和亲近，而保持敬意和亲近的态度与方法之一就是经常阅读和翻检“原汁原味”的《说文解字》。我们深信，打开这部字典，就能打开汉语文字的广阔空间。为此，我写了这篇带有一点导读性质的序言，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最后，让我们记住刚去世不久的法国哲人德里达在《论文字学·题记》中的一句话：

　　 在文字学方面成就超群的人将如日中天。

　　 张三夕

　　 2005年9月于武昌桂子山

　　 >本文为注音版《说文解字》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