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中外关系史书写的新尝试

管季超0712

跨文化中外关系史书写的新尝试——评《中西关系通史》
李雪涛

　　1901年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华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分别对应世界史流行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代。他在文中解释说，“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张国刚教授的新著《中西关系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以下简称《通史》）从远古一直讲到马戛尔尼来华，其实它的内在理路是梁启超的这一阶段划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认为人类实现轴心文明突破的三大区域分别为：古希腊（之后与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明共同形成欧洲文明的基础）、印度和中国，这是他著名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理论。其实一部中外关系史，就是这三大轴心文明接触、碰撞、融合的历史。这在中国分别发生在公元1世纪的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以及16世纪末基督教进入中国的重大事件，使得印度文明与欧洲文明分别开始与中国文明相融合。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后，特别是世俗知识的迅速迁移，整个中外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通史》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论述从远古到郑和下西洋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从张骞到郑和，1500年以前）；下卷涉及的时段是从大航海后的明代后期到清中期的中西文化碰撞（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1500-1800年）。其实上卷主要论述的是包括印度、西域诸国等亚洲内部文明与中国文明相融合的过程，这一部分也是梁启超所谓的“中国之中国”与“亚洲之中国”的阶段。如果按照欧洲的古代、中古以及近代的世界史划分来看的话，第一部分是在大航海、宗教改革、印刷术发明之前的近代之前发生的中外文化关系，而下卷是在1500年大航海之后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外文化关系，这一部分重点是显然与欧洲文明相碰撞的过程。从中也可以看出欧洲世界史中“近代”的上限与中国学者的认识是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正是《通史》下卷所描述的内容。实际上，这300多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历史来讲是逐渐融入世界近代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正是在中西接触中，西方也逐渐认识了中国文化，并影响到了其自身的发展。

　　上下两卷的《通史》洋洋100多万字，尽管将中西关系史的范畴限定在文化方面，但其内容依然是综合性的，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广，举凡政治、外交、交通、科技、生态、艺术、宗教、思想等无所不包，评论者很难对所有这些领域的知识都具有判断能力。但这部书的几个特点还是非常清楚的：其一是权威性（authori⁃ty）。这从《通史》的引文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是征引的古代文献特别丰富，二是国内外当代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由于作者曾经是中国中古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又曾在海外访学、交流多年，因此不论是汉语经典的援引，还是对当代观点的采择，都使得这部书在叙事和论证过程中，具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其二是内容范围（scope）。从《通史》的总目录可以看到全书的整体框架，与之前的同类著作比较的话，其知识领域的覆盖度可谓非常高。其三是内容处理（treatment）。尽管整部的《通史》是按照朝代的顺序来编排的，而具体到每一编却是按照专题分别论述的，这样就能更集中地梳理出中外文化关系史应有的脉络。从方法论上来讲，寻求主从，兼顾纵横，在具体安排上既不是凌乱的支离破碎，又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这样做便于从整个中西文化关系历史发展的全局出发做出综合的考察与深入的研究。其四是可读性（readability）和检索性（searchability）。我认为，一部通史性著作行文应当具备两个特点，其一是生动性，这是可读性的基础。不论是上卷的“从张骞到郑和”还是下卷的“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其实都是在讲故事；其二是论证的严密性，这能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史学训练的功底。《通史》不仅一直在绘声绘色地讲述各类中外交往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每一章都全面反映中外关系史学界的前人成果和前沿研究状况。在检索性方面，除了可以将上卷正文前的整体目录看作一种系统性的“学习指南”（studyguide）之外，下卷最后的三套索引则为读者提供了非常完善的从中文关键词（人名、地名、书名与文献）出发的检索系统。

　　以下我尝试着从全球史方法论的视角，对《通史》在编纂上的一些特点进行分析，在我看来，相对于以上的“一般性”特点来讲，这些方法论上的“突破”显得尤其重要。

　　一、跨文化关系史的新尝试

　　目前在国际历史学界，新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层出不穷。德语史学界的“迁移史”（Transfergeschichte），法语史学界的“交织史”（Historie Croisée），以及英语史学界的“纠缠史”（Entangled History）和“关联史”（Connected History）都涉及到跨文化关系的历史。与所有形式的全球史或其他多视角历史观念一样，“交织史”的目标是要克服民族国家历史视角的局限性。历史学家们认为，应该将历史学研究的重点放在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关系上。其实知识迁移不仅发生在从“文明”的西方国家到“未开化”的非西方国家的单向过程之中，而且还发生在从非基督教的地区到西方世界的迁移。《通识》除了介绍“明清中国人对欧洲的基本认识”“欧洲科学对中国的影响”“欧洲艺术东传”之外，还花大量的篇幅来讲述“传到欧洲的中国知识”。如果说这两部分依然是相互影响史的话，那么真正的“交织史”是之后的几章：“中国形象与启蒙运动”“中国商品与欧洲人的新生活”“‘中国趣味’与欧洲人的艺术想象”。欧洲知识分子完全着眼于当时启蒙时代自己的事物，将中国知识作为捍卫他们论战观点和知识体系的证据，使得中国知识与欧洲的发展真正交织在了一起。

　　二、生态环境视角的移入

　　文化交流其实包括器物层面和制度、思想层面，《通史》除了介绍传统的丝绸、瓷器以及四大发明的外传之外，还特别介绍了物产和技术的引入。如果我们来看各种植物来源的话，真的会大吃一惊：我们原本认为是地道的中国特色物产的植物，原来都是“舶来品”，正如张国刚教授在书中写到的：“倘若没有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换，人类的日常生活都会单调匮乏至极。”很多物种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茉莉花》一歌已经成为了“中国民歌”，其实“茉莉”是晋代的时候从西亚传入中国的。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1931-2018）的名著《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Greenwood Press 1972）则对大航海时期东西半球之间的一场有关生物、农作物、人种、文化、传染病以及观念的大转换，从生态环境与历史事件、社会变迁的关系来予以解读。其实自从克罗斯比创造并开启了“哥伦布大交换”的概念以来，有关物种迁移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现。《通史》对这些物种源头的考察对于我们今天破解各种中心论，真正从互动中来理解全球的历史是会很有帮助的。

　　三、世界宗教的发生地

　　中国《通史》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对比较宗教史的详细梳理。实际上，两千多年的中外文化关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的交流史。自从公元1世纪佛教进入中国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了世界宗教的发生地。世界几大宗教或者发生在中国，或者经由其他国家传到中国。一般来讲，世界宗教根据其起源可以分为三类：起源于中国的圣贤宗教：儒教和道教；起源于印度的神秘宗教：印度教和佛教；起源于近东的先知宗教：犹太教、基督教（景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摩尼教等。这些异域的宗教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大都传到过中国。《通史》除了用两章的篇幅（“西域佛教思想东传与合流”“西域佛教艺术及其中国化”）对佛教传入中国并且形成中国佛教的过程进行详细的论述外，还用四章的篇幅专门介绍了琐罗亚斯德教与祆教、景教与天主教、摩尼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在具体的介绍中，《通史》并非简单地罗列一些观点，而是对一些学者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部《通史》并非仅仅是文献的综述，而更是作者多年来的研究心得的展示。

　　四、作者的方法与视野

　　一部好的历史学著作，除了令人信服的知识论的部分外，还要有一定的理论、方法的运用，而这一切取决于作者的胸怀和视野。张国刚教授曾于南开大学从杨志玖（1915-2002）先生治隋唐史，在德国访学多年，与欧洲汉学界的很多学者交往甚密。到了清华大学之后，国刚教授转到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其视野之开阔、研究之深入，是鲜有其他学者能达到的。看一下《通史》的四篇序，其中有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我国著名世界史学者马克垚，元史陈高华以及敦煌学学者荣新江，从中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在不同领域的影响范围之广。《通史》对很多的历史事件都有非常全面的介绍。例如在介绍耶稣会进入中国的时候，作者对耶稣会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做了比较详细的交代，之后才顺理成章地讲到中国教区的发展。除了作为主要部分梳理天主教在中国的成就外，也没有忘记对大约同时代进入中国的托钵修会、罗马教廷传信部与巴黎外方修会以及谴史会同样做了陈述。只有这样，读者才可能对当时天主教进入中国的整体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些看似平常的叙述，其实才真正能张显作者的学术功底和视野。

　　五、展望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书后有每一章的“主要参考书目”，对照每一章列出了详细的书目，可惜基本上只有中文和英文的著作。有关近代早期欧洲与东亚的关系，德国慕尼黑国防大学历史系的戴默尔（Walter De⁃mel,1953-），“主要参考书目”中有他的一部，但书名没有写对。弗莱堡大学历史系的赖因哈特（Wolfgang Reinhard,1937-）等从欧洲的史料出发，做过很多的研究。此外，日本学者中也有很多做出过巨大贡献，包括羽溪了諦（1883-1974）、石田幹之助（1891-1974）等都功不可没。而有关自启蒙运动早期以来德国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情况，21世纪初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自2008年以来任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的韩国学者李恩政（Eun-Jeung Lee, 1963-）的专著《对抗欧洲——早期启蒙以来欧洲对儒家和儒家社会的接受史》（„Anti-Europa“.Die Geschichteder Rezeptiondes Konfuzianismusun der konfuzianischen Gesell⁃schaftseitderfrühen Aufklärung.Münster-Hamburg-London:  LITVerlag2003.）。可惜这些文献在“第二十八章中国形象与启蒙时代”中没有被提及。当代日本学者井川义次（1961-）的《宋学的西迁——近代启蒙之路》（人文书院，2009年）也是非常值得参考的文献，作者显然也没有读到。

　　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JerryH.Bentley,1949-2012）在界定“新世界史”时指出：“世界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物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本特利《新世界史》）我认为，本特利所列举的世界史的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关系史。因此，对于中国的中外关系史学者来讲，未来的挑战将会更大。

　　（本文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