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这样跟新中国一起走来——宋云彬日记里的课本编审者

管季超0712

教材这样跟新中国一起走来——宋云彬日记里的课本编审者

李云龙

　　宋云彬先生，跟我以前所待的人教社，有很近的关系。他在1950年10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两月来有数事可记者……（二）出版总署编审局分化为人民出版社及人民教育出版社。余被推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筹备委员。大约下月即可正式成立矣”。成立人教社前后，宋云彬为叶圣陶所重，为初创元老；而他欲去京南下到杭州主持民盟时，叶圣陶也极为不舍。
　　叶圣陶如此看重宋云彬，跟他是“教育出版社”的中坚有关。一个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对教材建设有这么重要作用的人物，不须说，身上肯定是有些个故事的。而这些故事的最佳讲述者，在我看来无疑就是宋云彬和他的日记。以往大学者日记多，读他们的日记，当然是可以了解学术史或者看看几十、百年前的旧日烟云，不过像宋云彬那样，让编课本与寻常生活活色生香地纷呈于一处，且能在天命之年保有赤子般的率性与童真的，也许更能让我们这些七十年后的年轻人，更能对课本往事有个“历历在目”的真切感受。

　　一

　　1949年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这时候，宋云彬跟当时许多民主人士一起北上了。北上的那一天，是1949年2月28日，一块儿走的有27人，其中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絧伯等自不必言，文化教育界比较有名的尚有叶圣陶、郑振铎、曹禺、傅彬然等人。叶圣陶和他主持过的开明书店，就如同“开明”这两个字一样，在当时绝对是进步的。于是围绕着叶圣陶，形成了一个文化教育领域的大码头。因为本身就在出版圈，短不了过从较密的不同作者，不过在叶先生身边来来往往的朋友里，让人印象深刻的还得说是编课本的人。透过宋云彬的眼睛，可以看看叶圣陶的“粉丝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影响，以及他们参与新中国课本建设的情况。
　　1949年3月18日，走了20天的叶圣陶等人，七时从天津上车，“十时许即抵北平东站”。从香港北上的人是27位，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来迎接他们的，几乎是对等的人数，“约二十余人均在车站相候”，更不平常的是，来迎候的人里，有“叶市长及李维汉、郭沫若、马夷初、沈衡山等”，由此可见规格之高了。规格之高并未随接站而结束，19日“晚，叶剑英、齐燕铭、连贯等设宴为余等洗尘”，22日“今日董老（必武）来，至各房间殷勤一番而去”，23日“上午十时许，张闻天来”。在断断续续地跟友人往还和学习、开会几日之后的4月5日，关于教材的事儿开始提上日程了，那天民盟在来今雨轩招待盟员，“适胡绳来，谈编审教本事”，而宋云彬则在当天的日记里感慨，“余当……专心致志，为人民政府编纂中学教本，庶几不背‘为人民服务’之原则也”。其实不管是前面的叶剑英、董必武，还是这里的胡绳，都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即将新生的国家，对于人才的重视，当然，对于叶圣陶等人来说，他们在人才方面的重要性还有另一层，那就是他们是进步的可以编写课本的特殊人才。
　　叶圣陶等人到北京后，前后参加了很多饭局，其中影响了七十年的对今天教材至关重要的是1949年4月8日的一餐晚饭。宋云彬先生的可爱之处，其中的一个是细腻而敏感。比如对于吃饭，宋先生有时喜欢记录是在哪里吃的，和谁吃的，更重要的是，有时他要写上食物的名字，并不忘加上两句评说。比如那年3月17号在沧州，宋先生写道，“晨八时与铸成、芸生、尊棋至车站附近食白粥、油条，至佳”；22日“中午许昂若来，与之对酌，下酒物仅花生米，昂若则谓此乐不可多得也”；29日“到‘都一处’吃面食，饮白酒四两”；4月30日“下午六时应芷芬约，吃砂锅居。砂锅居为北平著名菜馆，专以猪肉做菜，名目繁多，然味殊不佳”。不过这一回饭局，宋先生的记录却不太一样，“晚六时陆定一、周扬、晁哲甫请客，在北京饭店。余准时至，则圣陶、彬然等已先在座矣。陆等请客，为商谈如何组织教科书编审机构事，故凡准备参加此机构者皆被邀，除余等外，有胡绳、孟超、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诸人，而华北政府正副主席及范文澜等均到。商定机构名称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叶圣陶为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副之”。这天的日记就这样结束了，人们已经无法得知席间上了多少饭菜，每款饭菜的色味如何，不过可以知晓的是，这次来到饭桌的人，组建了一个著名的机构，网罗了核心的人员，从此奠定了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基础。而这，可能是甜酸咸辣之外的，更为悠远醇厚的意义。
　　4月8日这餐饭后恰好一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很快在1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出席者有叶圣陶、傅彬然、胡绳、周建人、王子野、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孟超；会议决定委员会分国文、史地、自然三组，其中的国文组有叶圣陶（兼）、孙起孟、孟超和宋云彬四人，每周开会一次，宋云彬为召集人。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旧不失为高规格的典范，其成员既为学科编写专家，同时又有卓越的组织管理经验，跟大家崇尚的大学里“教授治校”颇有神似之处。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有了这么精良的一个领导班子当然好，可是事多、杂而难，好的领导班子后面得跟着精干的人才能成事儿。人，特别是人才，七十年前真是珍贵难得。陈叔通（叔老）8月22日曾同宋云彬讲，“联合政府即将成立，而人才殊感缺乏，不仅各民主党派中少人才，即中共干部，亦刻苦耐劳有余，学问经验不足也”。而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叶圣陶不可取代的作用就难能可贵了。叶先生的饭局同样不少，不过他的饭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吃完后还能一起来做事儿，一起做正能量、于国于民有意义的大事。1949年6月15日“蒋仲仁自香港来”；7月13日“朱文叔、叶至美自上海来。文叔参加本会工作”；8月29日“丁晓先携眷来平，将在本会工作，亦住八条胡同”；1950年4月3日“马祖武今日到职……马祖武（《初中语文》）第四册”；1950年9月19日“薰宇来谈，明日将迁入署中住，愈之请其暂在编审局看稿”，此后又有多人相继加入。蒋仲仁、朱文叔、丁晓先、刘薰宇诸人，翻过民国时期老课本的都知道，这些人早年在商务、中华、开明都呆过，可说是一块儿编写课本的老朋友。“举贤不避亲”，叶圣陶的眼光，从当年那些课本上所写的编纂者的名字，就可见一斑了。
　　这些人当然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学者，但永远无法否认，他们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知识构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这是他们的“厉害”之处。其实这不过是厉害的一个方面，更为厉害的是，他们虽不居科研前沿，却可以招致各领域最顶尖的人才来参与课本编写。1949年5月6日，“魏建功来”；5月8日，“三时半，夏康农、沈志远、楚图南先后来”；5月24日，“魏建功约定明天来，商讨高小国语课本”；8月27日，“下午一时半顾颉刚来”；8月30日，“北大教师赵西陆、清华教师王瑶，上午来会，商讨‘大一国文’编纂事”；1950年2月8日，“下午二时半魏建功、游国恩、赵世陆、刘禹昌（字建俞）、周祖谟（字燕孙）来，共同商讨高中国文编辑事，至五时半方散”；1950年3月20日，“《初中语文》课本课文十五课，复写后分送罗辛田、魏建功、吕叔湘校阅”；6月10日，“王了一来东总布胡同总署”……这些人中，魏建功、吕叔湘、周祖谟、罗常培、王力几乎囊括了当时最为顶尖的语言研究学者，顾颉刚为史学，游国恩为古典文学，王瑶属现当代文学，对于语文这样的一个学科编纂而言，后来的多少套教材，都很难有这样强大的顾问团队了。在对于图书装帧远未像今天这样重视的时代，人们却可以在课本上看到“装帧者”的名字，1951年第三次修订原版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春季始业用〕》第一册封底，上写“装帧者：古元”。古元是著名画家，建国后担任过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院院长，他是将美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最具代表性画家之一，尤擅版画，兼长水彩，作品朴素、简练、自然、清新。邀请艺术水准如此超拔的画家来专为小学课本做装帧，这在各方面条件都是当年无法想象和比拟的今天，有了更多思索和感叹的空间。

　　二

　　云彬先生博雅多识，从其遗墨来看文人气质深浓，而如魏晋名士般品藻人物，则在他留下的文字里多有所见。宋先生敏感细腻，所记人物三教九流，有些感受颇能广人见闻。四九年初入都门，有时晚间看戏。3月19日看京戏，“谭富英演《空城计》，殊平平”；3月26日又看京剧，“梁小鸾演《得意缘》，谭富英演《捉放曹》。梁近被推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思想当甚进步，然艺实平平”；4月9日再看京戏，“尚小云演《汾河湾》，跳踉不堪入目”；他还写了一段掌故，5月15日中午“赴中原公司六楼吃饭馆。饭馆主为侯喜瑞。侯本平剧名角，今改业饭馆，且亲自下厨作菜。菜肴甚佳，尤以甜品为最”；6月2日，“偕伯宁赴戏园看平剧，小翠花演《挑帘裁衣》，甚佳”。这年7月份，宋先生看了几场好戏，集中提到了好几个人，5日“晚文代会有曲艺晚会，与阿龙同去。侯宝林之相声，新岚云之平韵大鼓，王贞禄、胡宝钧、白凤岐、白奉霖、于少章之五音联弹，皆佳。连阔如为北平曲艺界出席文代之代表，然其‘评书’表演殊平平也。冀鲁豫民间艺术联合会说唱组演唱落子、坠子，纯粹土音，不易听懂”；28日到长安大戏院看招待文代会代表的晚会，“李桂云演《蝴蝶杯》，秦腔，高唱入云，闭目听之，殊觉回肠荡气也。李桂云年已四十有六，而表演小儿女态惟妙惟肖，惜配角不佳，满脸荒伧气，未免减色耳。周信芳主演《四进士》，饰宋士杰，配角皆一时之选：小翠花饰宋妻，叶盛兰饰田伦，张春元饰毛朋，袁世海饰顾读。周为‘海派’袖领，自成一家。如此好戏，今后恐不易看到，特详记之”。对艺与人的评说，宋先生往往有自己看法，他记了人名却不为名所囿，比如4月4日赴俞平伯家唱昆剧，“某女士干唱《寻梦》，带道白，甚好”，连那女士的名儿都没记住，可他觉着演得好。
　　读宋云彬品藻人物，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也能看到很多我们听说未听说的想法，而其中的一部分以当年亲历者的眼睛看到并以口说到，读来颇让人如怅如思。1949年3月25日，“微闻平津解放后，毛泽东戒其党人，须忘其前功，而努力于建设……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对其党人而发，若夫一般知识分子，正惟恐其忘却过去之光荣历史，而自甘堕落耳”，能洞见毛泽东之明；9月27日下午赴怀仁堂出席政协全体会议，“争辩数小时，幸周恩来作主席，能控制，居然逐案通过，然散会时已十点多矣”，能明查周恩来之能。如同品评艺人一般，宋先生真纯无忌，颇有直率坦诚断语。9月21日赴怀仁堂出席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宋庆龄等人先后发言，云彬先生写到，“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黄炎培的油腔滑调，既不庄严，又不松动，令人生厌。程潜之讲词文句不通，意思也平常，应考末一名矣”。宋先生当年的感触鲜活生动，可是并不另类，另一个著名的见证者是叶圣陶，他9月21日那天的日记写了同样的事，“以内容言，自以毛氏之言为充实，次之则刘少奇、宋庆龄二人亦有意义”；7月28日，周恩来在全体教代筹备委员茶会上作报告，叶圣陶的感觉是“周君统筹全局，语重心长，深可钦佩”。
　　从宋云彬的日记里读他品藻人物，一方面是看看历史烟云下的人情世相，另一方面则是从近乎琐碎的细节中，寻绎当年编写新中国课本这样宏大事件下的具体脉络。宋先生作为一个在场者，并不只是一个见证，因为品藻人物也并非简单的事儿。就如同《三国演义》里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能够品评英雄的，没有眼光、胸怀、底气那是准不了的。宋云彬日记里的话，带有自然高度。
　　宋云彬尊重叶圣陶，是把他作为老师来拥戴的。工作、生活中的大事小情，一般都要和叶商量，宋云彬的日记里往往也有“圣陶亦赞同”“圣陶亦称快”“圣陶可谓同志矣”一类的记载。即使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宋云彬也往往要和叶圣陶对比，如1949年5月21日“看辩证法四十余页，圣陶已看六十余页矣”，其可爱情状溢出纸笺。另有一个很小的细节不得不提，那就是对于叶先生夫人胡墨林的指称。除了圣陶夫人、墨林的说法之外，他还多次提到“叶师母”，1949年7月23日“二时半，偕同叶师母、叶至美赴八条胡同看房子”，8月8日“叶师母煮火腿冬瓜汤，甚佳”，1950年5月30日“天雨，而总署之大汽车已坏，开小汽车来，叶师母冒雨坐三轮往”。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让编写课本工作合作得十分融洽而有质量。五十岁的宋云彬，写了文章之后还是要请六十岁的叶圣陶看的，1949年4月18日，宋云彬续写《读〈闻一多全集〉》，下午写毕，交叶先生审看，“圣陶详读一过，谓文句有小疵，如‘有着特别的意义’，多一‘着’字。并谓近人犯此病者甚多”；6月24日，“上午为《进步青年》写卷头言，成一千字，殊不佳，以示圣陶，圣陶亦谓不佳”；转过年后的1月27日，“赶编《大学国文》古典文之部，殊紧张。选《四库提要》一则，标点竟有错误，为圣陶发觉，学殖荒落，殊可惧也”。可以想象，“殊可惧也”恐怕不只是对自己学问荒疏的担心，其背后或许隐含着对老师、对学问多多少少的一些敬畏吧。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编审课本既是宋云彬等人的工作，同时也是生活，而对于文字的敬畏和率真的性情，则完整地体现在了教科书编审里。范文澜为历史学家而且具有很高地位，但对于他所领衔编写的在解放区使用过的《中国通史简编》，宋云彬仍持不少异见。1949年5月18日日记写到，“范文澜等所编之《中国通史简编》，经叶蠖生重加删改，备作高中教本。第一册删改完毕，交余审阅。此书观点尚正确，而文句多别扭。费一日之功，将第一册阅览一遍，并加标号。提出意见八项，说明以此书作高中教本，实在勉强之至”。就范文澜的书，宋云彬下了很多功夫，1949年7月27日，“范文澜主编之《中国通史简编》，经叶蠖生重加删改，权作高中本国史课本，交余作最后之校阅。范著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叙述明代与南洋交通情况，所举沙瑶、文郎马神、苏禄诸国，直钞《明史》，不注明今为何地，教员讲解时必感困难”，他还提了一个“尤可笑者”，即编者将蒋平阶《东林始末》中“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里“反之”，“译为‘反对’，遂成笑柄”，这个错未必是范文澜的，所以后面又说“范氏颇读古书，不至有此误会，可知此书实未经范氏细心校阅也”。为慎重起见，宋先生还于次日“致范文澜函，举《通史简编》种种错误与缺点告之”。
　　宋云彬审范文澜书，再四提出问题，当然并不是跟他过不去。宋氏于古史精研，指摘之处绝非无中生有。1950年11月3日，陶大镛送来《新建设》第二期，里面有他熟识的侯外庐论文《魏晋玄学的社会意义——党性》，他也同样不客气地指出，“从题目到文章全部不通，真所谓不知所云。然亦浪得大名，俨然学者，真令人气破肚皮矣”。当时审读的来自解放区的课本，若以叶圣陶、宋云彬等人的眼光来看，真正过得去的恐怕不多。1949年8月18日，“看宣传部所编之《初中中国近代史》下册稿，不特辞句不通，且凌乱无次序，原欲稍加修改，用作教本，今若此，只得敬谢不敏矣”；而第二天，“审阅新华书店出版之《中等国文》第三册，选有徐特立文章两篇，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1950年2月11日，“审阅新华书店《初中国文》第六册，谬误百出，简直不成东西，非常愤慨”。叶圣陶和宋云彬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生气之余，“圣陶拟订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得的当，才能表达得的当。’”叶圣陶的话确有道理，以至于宋云彬大加感叹，“至哉言乎！圣陶殆有为而发欤？”
　　叶、宋等人如此要求自己，同样也如此要求后来参加的一些新人。1950年2月22日日记，“编课本实大难事，人手少，仅一蒋仲仁可帮忙，余均大小庸才，奈何奈何”；3月13日的日记又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一组里能真正作编辑工作者，除余外只仲仁、文叔，而文叔兼第四处工作，不能专心修改课文，杜子劲等皆庸才耳，奈何奈何”；他在6月21日甚至向叶圣陶建言，“看田世英地理稿本，文字多‘别扭’。我处宜添聘一文字通顺，能专事修改原稿者。以此意告之圣陶，圣陶亦以为然，其奈不易物色何”。这里面说到的杜子劲，在后来还被屡次提及，1950年6月12日日记，“《语文课本》第三册编辑工作进行极迟缓，杜子劲尤懈怠，殊为可恨”；6月15日日记，“注释《语文课本》，发见杜子劲修改《撞车》一课，反将原文改坏了，点金成铁，此之谓也”；7月22日，“《语文课本》第二册快编完，杜子劲、马祖武等皆不会注释，每篇非亲自动手修改不可，令人气闷”。在7月18日那天，宋云彬终至“忍无可忍”，“上午处务会议，余提出杜子劲工作懈怠，请予批评。会散后，杜表示接受批评”。宋先生与杜子劲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对杜子劲的批评完全源于具体的工作，这背后隐含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严谨与真诚，但更多的其实是来自课本编写的责任和压力。1950年10月第一次修订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一册的封底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杜子劲”三个字，他就署在“宋云彬”下面。
　　过去的课本传统在课本审读上是问题，新人的培养和成长在课本审读上也是问题，除此而外，来自身边领导或朋友的相互理解当然也是问题。胡愈之与宋云彬老早就是朋友了，1949年时一起到了出版总署，不太一样的是胡做了署长，而宋云彬却成了下级，不过这没有影响他对署长发表不同的看法。1949年8月23日下午，宋云彬和叶圣陶等人到东总布胡同出席座谈会，商量出版一个像开明《月报》那样的综合性刊物《新华月报》，宋云彬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愈之长于计画，短于甄别文章好坏，所约请之编辑人员，大抵皆八股青年，余敢预言，决编不出像样的刊物来也”。讲一个和课本编写关系不大的刊物时如此，当谈到课本编写时，宋先生就表现得不那么客气了。1950年2月7日“下午二时赴总署出席局务会议。愈之以编辑中学教本为极简单容易之事，余反唇相讥，谓编教科书与编《东方杂志》不同，君但知编杂志耳，对于编教科书固不了了也”。5月23日那天，宋云彬接到了总署的会报，里面“愈之谓‘编教科书时间迫促，何以不各人带回去，晚上在家里继续工作’”，宋氏对此颇不以为然，“此公愈来愈颟顸，闻其语如见其人也。一笑”。关于加班的事儿，1950年1月31日傅彬然也曾提倡，“彬然谓他所领导之第四处，工作不够紧张，以视东北各工厂，有增加工作至每日十数小时者，颇感惭愧云云。呜呼，此果由衷之言邪？编辑工作万万不能与体力劳动者比。每日七小时，并所谓学习一小时，谁不感疲惫者！他日彼如再发此种妄言，余必请其躬自一试，以作表率也”。
　　宋先生当然不只是批评别人，除了他一直敬仰的叶圣陶之外，新加入的课本编审者也不乏敬佩的人，其中最有名者为王泗原。宋云彬为学眼界颇高，然而对王泗原却始终青眼有加。他在1950年5月16日、7月25日、8月9日数次提到王泗原，并在8月9日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教育部王泗原送还《语文课本》第二册原稿，校阅极仔细，可佩可佩”。即使是课本编写之外的事，宋云彬也不吝赞美，11月4日第一处“讨论抗美援朝事”，“语文组王泗原发言甚精彩”；宋于1951年1月4日的日记中更写道，“王君于语文学颇有根柢，余不及也”。不只是宋云彬赏识王泗原，叶圣陶先生也屡次表达过招致之意。1950年5月20日是星期六，王泗原来见叶圣陶，“告以所提对于初中语文课本之意见，甚周至”，王泗原本想到编审局任事，可是教育部先谈妥了而未成，叶圣陶“今见其能力颇强，深感失之交臂。然彼此固可经常联络也”，其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王泗原于古典文献特别是楚辞研究颇深，叶圣陶于此也敬佩有加，1950年12月19日日记“灯下，观王泗原君之《离骚的语文》原稿。此君于形声义均钻研至深，所得结论皆确切，甚可佩”。不过叶先生失之交臂的遗憾持续不到一年，很快他与王泗原一起合作共事的契机便出现了——王泗原调入了人教社。
　　宋云彬品评教科书编审人物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隆重正式的一次，那是1950年11月30日的事儿了。此前为了编写教科书，宋云彬得了严重的腰痛。这一天，“腰痛已愈十之七八，准时到社办公。与圣陶商定编审、编辑、助理编辑及练习编辑名单”，给人定个位置，那当然少不得品评讲论的功夫。这里的说道，宋先生的日记里没有提。不过，它一定不是李白说的那种“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拿他本人来说，一周后的12月7日，“《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稿今日发排”，课本终于阶段性地完成了。而上边那个名单的确定，既是对编审课本人的功劳总结，也是新的成长基础和未来空间的定位。
　　1949年2月28日，叶圣陶、宋云彬一行27人北上，只是在启程的次日，叶圣陶即有感而赋诗曰：“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两天后，宋云彬和诗已成，言曰“蒙叟寓言知北游，纵无风雨亦同舟。大军应作渡江计，国是岂容筑室谋。好向人民勤学习，更将真理细追求。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只自羞。”叶、宋等人，无论是“篑土为山、涓泉归海”，还是“真理细追求”，都在此后的课本编审工作里得到了生动、完美的诠释。1949年10月5日黄洛峰在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第四次大会上说，“截至8月底止，出版了小学教科书7种29册，中学教科书9种16册，还在排印的中学教科书11种，其中有一部分现在业已出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编审新中国教科书的开始，在经历了2年多国营和民营教材暂时共同流通的局面后，1952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总署联合下发《关于1952年秋季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所附中小学教科用书表中的45种95册教材均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书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编审、印行和发售。
　　翻开那些泛黄的几十年前的老课本，上面“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胡墨林……”等一个个已经远去了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辨。而打开宋云彬的日记，他们的形象则仍是那么生动鲜活，是他们，让教材，与新中国一起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