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有没有前途，就看有没有给年轻人前途

管季超0712

国家有没有前途，就看有没有给年轻人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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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发表于2019-04-24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创造知识，而不是追求影响

凤凰网文化：在新书《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中，您将很多当下的时事政策、社会现象融合在您的理论的探讨当中，您之前的几本书和在报纸上写的专栏也基本是遵循这种写作方式，这与很多学者写的纯学术著作似乎有所不同，您的这种研究范式是如何形成的？

郑永年：这种写作方式与我对社会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在中国，我们经常强调理论，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没有先天的理论，而是先有实践，把实践的内在逻辑解释清楚了就叫理论。以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为例，《政治学》有没有理论？没有，但为什么说它是一本伟大的理论著作呢？因为他也是把古希腊各个城邦不同的政治运作方式进行比较和分析。包括民主，也没有理论，民主是一种实践，以及产权等一系列我们现在奉为最高理论的那些制度，其实都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行为方式。所以我不喜欢先找一个理论，然后进行解释，因为那样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学者。理论应当是隐含在观察当中的，所以我从没写过纯理论的著作，我一直在写经验，经验当中有些理论思考，但那不是理论，理论是封闭的，但我的知识体系永远是开放的。

凤凰网文化：很多学者在分析时事的时候，习惯运用很多理论来嵌套，或者是通过搜集、罗列一系列类似的现象去最终论证理论，而您好像是在就时事说时事，更关注于解释和探讨时事本身，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别？

郑永年：围绕理论做社会科学研究，容易犯先入为主的错误。这可能导致学者在搜集、选择社会材料的时候，不是为了解释现实，而是用现实论证理论，甚至是偏见，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我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是，现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不是自己预先想象的那样。我不能宣称自己观察到的就是真理，但我在不断接近真理，这样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就可以不断接近。我对近代的知识体系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基本都是西方化的产物，不是在解释中国，而是在歪曲中国。这是方法论的问题，我们研究的范式、经验都是西方的，中国人在用西方的视角看中国。

凤凰网文化：您通过撰写专栏、出版学术作品和提出政策建议，在普通大众、专家学者和决策圈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您对自己的定位而言，您做这些研究最终想要影响的人群和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郑永年：这个问题很好。中国古时候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每个阶层各安其份，这样的区分在以前的社会没有问题，但近代以后，“士”阶层遇到了困境。中国人讲究“学而优则仕”，“士”阶层既是知识分子又是政府官僚，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知识分子做官的通道没了，于是就失去了方向。知识分子去干嘛呢？于是康有为等一批人开始走上改良改革的道路，包括后来孙中山创立国民党，也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共产党革命时期也是，但革命结束后，知识分子又没有目标了。在新的和平时期，知识分子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解决。

在西方的传统中，追求知识、创造知识是知识分子的终生职业，而中国直到如今还没有这种理念。我很同情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到如今还在纠结依靠谁的问题，要么依靠政权，要么依靠资本，或者是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依靠民众。他们从来没有把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使命，还在主动地追求依附，没有自己独立的定位，这是最悲哀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社会科学。对我而言，我从未想要去影响政策或者影响社会，我在国外做研究，属于最边缘的学者群体，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求真，追求离事实更近一点，离真理更近一点。学术研究的影响力应该是副产品，追求影响不应当是知识分子的目标，知识分子的目标应该是为了知识而知识，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位。

青年，国家的未来。

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就看有没有给年轻人前途

凤凰网文化：不管是“五四运动”还是80年代，年轻人、大学生在社会变革的时期都充当了主角，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不再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国家的变革，您是否有这种感觉？

郑永年：时代不同了。首先这应当是好的表现，现在生活平稳，没有出现大的危机，因此年轻人不需要再思考这些问题，如果出现危机，年轻人也会思考。我们那时候连温饱都成问题，所以年轻人肯定要思考。我不能说现在每个年轻人都不思考，有些年轻人也在思考，而且最有成就的一定是独立思考的那些人，成就不大的就是随大流的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随大流的人多一点，社会就好治理一点，但对个人发展来说，希望就小一点。

要说独立思考，现在这一代人跟我们那一代人比较起来，面对的社会大不相同。以前信息匮乏，现在信息过载，所以我很担心，未来人群会出现两极分化，少部分人越来越聪明，大部分人越来越愚昧。现代社会，人们看到的信息多源自头条推送，买东西会受推荐内容的影响，这种兴趣推荐就像蚕蛹，不知不觉将人们裹挟其中，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信息茧房里是很危险的。过度沉迷手机与“吸毒”无异，聪明的年轻人应远离手机，这就好比毒品犯自己从来不吸毒。

凤凰网文化：但是如果年轻人真的都不去关心社会改革，那这个社会还会有希望吗？您如何看待年轻人在当下的现状？

郑永年：没人关心只是暂时的，中国现在就是梁启超说的“年轻人的世界”。现在年轻人不关心改革，是因为年轻人看不到机会，譬如时下的“佛系青年”。但这只是危机来临前的一个稳定时期会发生的现象，不会持续很久。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利于老年人的，而非年轻人，但这样的社会会有问题，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在于是否给年轻人前途。我们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程，而这也表明我们把未来几代人的资源提前消耗了。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要健全社会政策，要完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呼吁要给年轻人机会。我对于当前出现的“佛系”等各种现象非常担忧，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在生活面前放弃抗争了，深圳有一个群体叫“三和大神”，把身份证都卖掉了。日本情况同样令我担忧，500万宅男，不要性生活，不结婚，不要小孩，这种社会是会出问题的，值得我们反思。

文章首发于凤凰网2019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