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文笔·论笔·史笔

管季超0712

李新：文笔·论笔·史笔

【来源：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 】 【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李新】

    自古以来，中国文体之多，举世无匹。但就表达方法而言，主要的体裁不外三种：抒情文，记叙文，论说文。在文学家的笔下，无论是诗词、小说或文学性的随笔、散文等创作，都以抒情、记叙为主，而很少论说。理论家多半采用论说体，偶然也用抒情和记叙的笔法。在历史家的笔下，则主要的是记叙文，间或也发些议论，但直接抒发作者感情的却极为少见。总之，文学家的文笔，理论家的论笔和历史家的史笔，虽有共同之处，却又各有特点，而且这些特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掌握住各自的特点，那就不成其为文学家、理论家和历史家了。
    文学家的文笔常带感情。尽管文学体裁很多，而以情动人却是它们的通例。尤其是诗词，如果没有真挚、深厚的感情是很难被人传诵的。不仅抒情诗如此，即使是叙事诗也需要蕴藏丰富的感情。例如《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就是寓抒情于叙事的佳作。至于《长恨歌》，更是情意绵绵，所以才能从唐代一直流传到现在。写诗要有感情，写小说也同样要有感情。曹雪芹写《红楼梦》，不知流了多少辛酸泪！文学性的随笔、散文，要求感情凝练。能直抒胸臆时不妨把感情抒发无余，而更多的时候要求感情含蓄。无论如何，只有充满感情才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文笔当然也要叙事记物，记叙文在文学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尤其是小说，可以说大部分都是记叙文。但用文笔写的记叙文与用史笔写的记叙文大不相同。文笔所记叙的事物，多半是应构的，至少也是夸张的。浪漫主义的作品固然不必说了，就是写实主义的作品也不是按照事物的原样记下来的。因为文学需要典型，而这种用文笔塑造的典型，虽也来源于生活，并高出于生活，具有文艺的真实性，却与史笔下的真实性完全两样。史笔要求的真实性是历史的真实性，是要把历史事件和人物如实地反映出来，不但不能虚构，而且不许夸张。虚构的历史或夸张的历史不能进入科学的大门。
    文笔主要是用来表达形象思维，这是文学艺术的根本特点。人类是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种思维能力的。随着人类不断地进步，这两种思维都在不断地进步。从儿童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到这两种思维的发展。人类逻辑思维高度发展便产生了辩证逻辑，形象思维高度发展便产生了艺术形象。理论家的论笔主要表达逻辑思维，而文学家的文笔则离不开形象思维，并以其表达形象思维的成效如何来决定艺术水平的高低。特别是诗词，它要求语言的形象性最为严格。例如元人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把秋天的景色，离人的情怀，写得淋漓尽致、形象动人。又如毛主席在《浣溪沙》一词中，用“一唱雄鸡天下白”来表达全中国的解放，用“万方乐奏有于阗”来表达各族人民的团结。由此可见，文学家必须善于形象思维，必须善于使用形象语言。
    理论家的特点是擅长逻辑思维。他的论笔主要地不是给人以形象，也不是动人以情，而是运用逻辑力量来说服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理服人。马克思的论笔就是最有力量的论笔。他的《资本论》可以说是逻辑思维的典范。有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对于马克思的学说，你要就全部同意，要就全部反对，想分割它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论笔下的逻辑就是那样的系统而周密，可谓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但我们常见到有些论文和讲话，既不合辩证法，也不合形式逻辑。在“文化大革命”中尤其严重。例如说：一个人只要出身好就一切都好，出身不好就一切都不好。一个革命家必然是生下来就与众不同，而不是逐渐成长和锻炼出来的。这哪有一点辩证法？又如说：你不是红专就是白专。这连起码的形式逻辑都不讲。难道世界上就只有红白二色吗？请问白与专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我们讲道理，必须合乎逻辑。不讲形式逻辑，一定会弄到语无伦次的地步。不讲辩证法，必然无法说明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题。理论家的论笔需要说理透辟，令人口服心服。这就不单要合乎形式逻辑，而且要合乎辩证法。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论笔，其力量是无穷的。它能以无可置疑的真理启发人们的智慧，使人经过独立思考而自觉地信服真理，这就常常比以情动人的文艺更能收到持久的效果。当然好的文艺作品，也不只是打动人的感情，它同样能引人深思，收到同样的效果。
    历史家的史笔与文笔和论笔都不相同。它主要地不是抒情和说理，而是用事实说服人。事实胜于雄辩。史笔能以确凿的证据，令人心悦诚服。史笔的体裁多为记叙文。但它的记叙与文笔的记叙不同。它要求如实地把历史写下来，不夸张，不虚构。如实地写历史颇不容易。因为历史现象非常复杂，而历史记载又很纷繁——有详有略，有真有假，有过有不及，并且众说纷纭，往往互相矛盾，令人莫衷一是。那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象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一样，对历史问题也进行调查研究。对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比对现实的调查研究更加困难。研究古代史，除利用一切文字记载的材料之外，还要利用地下发掘的材料，有时还必须对历史遗迹进行现场考查。研究近现代史，调查访问的必要性更大，要在这方面下更多的功夫。至于近现代的文字材料，浩如烟海，怎样从第一手资料中找出事实真相，不但要资料丰富，而且要分析研究。要弄清历史上任何一个重要的问题，都要首先占有尽可能全面的材料，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工作，这样才能把历史真相找出来。只有弄清了历史真相，才可能探求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要弄清历史真相，只能靠调查研究，靠材料，靠史实，而不能靠推理。尽管有的推论，看起来似乎很合理，但事实并不一定是那样。如所周知，曾国藩曾经删改过李秀成的供状。人们过去都认为删去的一定是李秀成的激昂慷慨之词。可是后来发现的供状真迹，与人们的推论恰恰相反，曾国藩删去的却是李秀成自污和求情的话语。无情的事实把许多人都认为最合理的推论打破了。弄清史实，找出规律，是历史家的天职，不管多么困难，也要全力以赴。历史家的史笔就是要把经过研究、确凿无误的历史事实叙述得清清楚楚，然后把从历史事实中抽引出来的历史规律阐述得明明白白。由于史实是大量的，叙述的分量就必然要多一些。而结论性的历史规律，虽然很重要，常常是精华，但数量总要少一些，因此不需费过多的笔墨。没有史实根据而空谈规律，或史实不足而轻下结论的史笔，即使文采风流，也不能令人信服，因而也很难流传久远。现在有些历史书，人们不爱读，缺乏文采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空话连篇，缺少史实。史笔之下无历史，岂不笑话？所以对史笔的要求首先是史，其次才是文。而且史笔要求的文，不是虚文，不是词采之文，而是能记叙和阐明历史的文，它不过要求“文以载史”罢了。“文以载史”是史笔的特点。历史家只有把握住这个特点，才能写出好的历史著作来。范文澜本来是个经学家，他的经学著作都是“文以载道”的，他的历史论文也是如此。自从他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其文所载的道，便是马列主义之道了。范文澜从四十年代起又专门写历史，写成了著名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时他又掌握住了史笔的特点，采取夹叙夹议的方法，以叙为主，以议为辅，先叙后议。当然，写历史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范著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如果从充分的史实中找到了规律，先把结论写出来，开门见山，然后再用史实来证明也未尝不可，写得好很可能更引人注意。不过象范著那样由叙而议，一般说来，总显得更自然些。范文澜深知史笔和论笔不同，所以他写论文时用论笔，写历史时用史笔。他的历史著作能把极其纷繁的历史事实，诸如南北朝和五代十国那样复杂的历史场面，写得非常清楚明白，其中又穿插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使人读了还想再读。他的著作，曾经重印过多次，至今仍拥有不少读者。有人说他的文笔好，有特殊的文风，所以他的书才广为流传。其实他那支好文笔就是好史笔，他的特殊文风就是独特的史笔风格。一支好文笔可以写出具有特色的文艺作品来，一支好史笔也可以写出具有特色的历史著作来。范文斓写书，虽有助手帮忙，而且出力不小，但全书都是经过他反复斟酌、再三修订而成的。所以无论是他亲手写成的，或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改成的，都和他一个人写的一样，浑然一体，具有范著的特殊风格。现在有些历史著作，特别是集体著作，例如我所主编的书，就是把大家所写的凑合在一起，虽然也进行加工，尽量构成一个整体，但斧凿的痕迹随处可见，比起范著来就不免逊色多了。所谓范著的特殊风格，除内容翔实、议论精辟外，就是他的那支史笔，能使词语十分丰富而又文从字顺，语言简洁有力因而精当无比。用这样的文以载史，有如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一样，无往而不达。但人们一看，它仍然还是史笔而非文笔或论笔，当然这支史笔是最好的史笔。范文澜对文学和理论都是很有研究的，但他写历史著作时从不卖弄词采和炫耀理论。我们现在写历史，应该学习范文谰，既要通文学，更要通理论，但拿起笔来，还是要牢牢地把握住史笔的特点，要把历史写成科学著作，而不能写成理论或文艺作品。
    无论是文笔、论笔和史笔，都需要经过刻苦学习和严格锻炼，才能运用自如。文学家，特别是诗人，很需要才华，但即使很有才华的诗人，也需要下苦功。象李白那样的天才，也还有铁杵磨针的故事。同样，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也不单要有才，更需要勤奋。马克思就是很好的榜样。研究历史，与文学（特别是写诗）不一样。据范文澜说，首要的是下苦功夫和笨功夫。有上等天资，又肯努力，必然成就很大。有中等资智，只要用一分功夫，也会有一分收获。所以他提倡研究历史的人，至少要坐十年冷板凳。
    无论文笔、论笔和史笔，都要求内容充实而又形式完美。为此用笔纯熟是很必要的。不仅文笔很讲究遣词用字，论笔、史笔也都各有严格的要求。中国诗人有推敲的故事，有诗眼的讲究，可见要把文笔运用得好是很不容易的。论笔的运用也很复杂。为了写好《共产党宜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反复的研究以后，才采取了传诵至今的这一最好的表达形式。运用史笔也不简单。“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中国历来崇尚这种所谓的“春秋笔法”。但如果不以事实为依据，而单纯地讲求用字和措词，那样的史笔是不可取的。我们曾把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称为“日寇”，把进攻解放区的蒋介石军队称为“蒋匪军”。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的侵略和进攻是反动的、非正义的，而且残暴无比，不那样称呼，就不能激发人们同仇敌忾，抗日反蒋。现在时过境迁，我们可以不那样称呼了。但对当时的客观史实，仍要以科学的语言来如实地叙述。如果引用当时的原文，更必须照抄照录，一字不改。历史是客观的，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现在写从前的历史，后人写前人的历史，可以不掺杂感情因素，不用带侮辱和谩骂性的语言，从而使得科学性更强些。科学性愈强就愈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史笔来写历史，就是最坚定地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只有这样的史笔才能写出令人信服的真史，内容才能丰富而全面，才能总结出合乎客观实际的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来。只有这样的历史才可能对现在和后世的人们起到教育的作用，才算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史笔和由这样的史笔写出来的历史。
    （本文系作者1983年在云南和广东有关单位讲课的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