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 感 名 人熊 赐 履 文/胡仕奇

管季超.

　孝 感 名 人熊 赐 履
　　熊赐履，清初理学名臣、政治家，累官至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既是康熙的汉学启蒙老师，又是康熙辅佐治国的师傅。还是我们孝感引以为骄傲的全国著名历史名人。　　
　　　　　　　　　　　　　　　　　　熊　赐　履　的　家　庭　身　世
　　明崇祯八年11月5日（1635年），孝感闵集熊家彦湾一大户家中，天降“文殊星”，他就是明朝生员祚延之子，姓熊名賜履，成名后又名青岳，字敬修，号素九，别号愚斋，因籍贯孝感，又称其为“孝感先生”。熊賜履原本祖籍江西南昌，因朱元璋洪武初年，一道“四川填两广、江西填湖北”的强制移民诏令，迫使不少江西人“麻城过籍”迁入孝感落籍。熊赐履之先祖，就是其中一支，其祖熊邦显就是明初熊氏迁孝感之始祖。
　　熊赐履从小就是一个苦命人。八岁时，适逢張献忠率军造反入湖广，沿途侵扰官府百姓。其父熊祚延，作为吃国家俸禄的明朝生员，在组织乡民抵抗中寡不敌众，与家中数十口一同被杀。幸苍天有眼，不绝熊后！这场大难中，其母李如柏怀抱幼弟赐玙躲过劫难，賜履正上蒙学未归，熊家仅三口幸免于难。賜履兄弟，从此靠年轻寡母坚贞守节、含辛茹苦拉扯长大，靠艰苦劳作同时的母亲,每日灯下严厉课子，直至将赐履兄弟抚育成才。
　　关于熊賜履父亲之死。《湖广通志》有载：“熊祚延字祁公，明朝生员，后主连奇书院讲席。与孝感诸生，力学敦行，居家以孝友著闻，性慷慨，里中贫而不能婚葬者，鬻产以助。明季流寇蔓延，组织团练以资守御，因贼势汹汹，士卒尽失，被执于水田，骂贼不屈死。”因其父是死于“流寇”之忠臣，故乾隆41年，清廷将其入祀忠义祠。　
　　熊母李如柏，堪称为伟大的母亲。丈夫蒙难后，仍坚贞寡守，惨淡渡日，使熊氏遗孤得以保全。《湖广通志》载：“熊祚延妻李氏，孝感人。少娴书史，即知以礼律身。及筓归熊，以孝敬闻。值流寇起，土豪生乱，熊阖门遇害。氏抱幼子，匿荆棘中，母族拥以去（李氏家族人救走）,寇闻其贤，不复追。长子适读于蒙师，均免于难，即大学士赐履也。氏痛不欲生，念夫亡子幼，忍死存孤，尝并日以食。而课子最严，日勤外事，夜共一灯，懈即挞而数之。母织子读，声常达旦。”后赐履赐玙兄弟，顺治十五年同科考中进士，被时人赞比如“北宋宋郊、宋祁兄弟”（赐玙后为朝廷侍读、升国子监司业，1666年请假回乡病逝于家中）。　
　　一个年轻寡妇，拉扯两个幼子考上大学，这在当今是颇为了得的佳话，更别说在阖门遇害、财产被洗一空、衣食无着的李如柏身上，造就了两个出名的进士，可以想象，她抚子成才是多么不易！难怪她能在古籍《湖广通志》、《大清一统志》上青史留名的，着实令人崇敬！熊赐履对康熙也每每说起自己母亲：“臣父早年见背，臣弟方在襁褓，臣兄弟赖母才有成立，数十年坚贞苦节，可泣鬼神。”熊母李氏的祖坟，至今仍在闵集熊家彦湾，数百年来，被家族、乡邻乃至当地官员频频景仰垂吊。
　　　　　　　　　　　　　　　　　　熊　赐　履　的　官　场　沉　浮
　　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 熊赐履中进士，授庶吉士。后授翰林院检讨，补弘文院侍读。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熊赐履完成了自己第一部重要的理学著作《闲道录》。是年，他向皇帝上《万言疏》。这个《万言疏》，可不是好玩的，上得不好，是要掉脑袋、甚至是熊氏再遭满门抄斩的。因为该疏对清朝时政、特别是对鳌拜等四大辅臣，推行的种种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还要求少年皇帝加强儒学修养，以程朱理学为清廷“敷政出治之本”。还好，熊赐履捅的这个“马蜂窝”，总算有惊无险。正是这道奏疏的及时提醒，使睿智英明的康熙，对熊赐履刮目相看，因祸得福而提升为秘书院侍读学士。
　　康熙八年清除鳌拜集团后，熊赐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再擢国史院学士，旋复内阁，另设翰林院，为掌院学士。此后他以老师的身分，再次大展鸿图，向康熙系统传授儒家思想，辅佐康熙执政，逐渐成为影响清朝政治的重要人物。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清廷决定撤藩，熊赐履对此反对：“国方太平，以无事为福。今无故徙数十万安居乐业之众，移置穷荒不毛之墟，仓促逼迫，势逐刑驱，未有不生怼怨，众怒不可激”。事实证明，熊赐履关于撤藩必反的估计是正确的。“三藩之乱”（指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所辖藩镇）爆发后，“保留个人意见”的熊赐履，仍以大局为重，积极协助清廷平定叛乱。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熊赐履因“素有才能，居官清慎”，而提升为武英殿大学士。　
　　然而次年，熊赐履因错批了一道公文，即以“嚼签案”被大臣参本弹劾而罢官，隐居于江宁（今南京）清凉台。此后十余年，脱离了清廷政治舞台：“疴卧荒江，罕与世接”。因昔日为官清廉家无积蓄，故生活十分艰难，“和蕨羹，啖虾菜”。然在这艰苦的生活中，仍潜心于理学研究。自称：“仆在江宁，了无所得，惟收拾遗书数万卷，日夕翻阅不暇。”他的《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著作都是在隐居江宁时期完成的。
　　不过，康熙倒还没有真正忘记他，罢官15年后，于康熙29年(公元1690年)，熊赐履又复授礼部尚书，康熙31年调吏部尚书，康熙38年授东阁大学士，充《平定朔漠方略》和《明史》总裁官。康熙42年(公元1703年)，68岁的熊赐履以“年迫古稀”乞休，康熙令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京师以备顾问。
熊赐履离职6年后，于康熙48年(公元1709年)农历8月病逝于南京（江宁），享年74岁。去世时，熊赐履的长子熊志伊系监生，次子熊志契年九岁，幼子熊志夔才八岁。
　　　　　　　　　　　　　　　　　　熊　赐　履　的　历　史　贡　献
　　熊赐履去世后，康熙并未薄待于他，命礼部遣官前往视丧，赐黄金千两，赠太子太保，谥号“文端”。因追念赐履，知其家贫，多次命江宁织造官李煦、曹頫，周到地前往抚恤其家。康熙51年，皇帝又以熊赐履“品行清正，学问优长，身殁以后朕屡加赐恤，至今犹轸于怀”，令将其长子“调取来京酌量录用，以示朕不忘耆旧至意。”后志伊才得以奉旨入京供职。康熙60年，又召志契、志夔入京，并知照大学士们：“今熊赐履二子，家甚清寒，尔等亦应共相扶助，令其读书，俾有成就。”从熊赐履逝后所享的殊荣，可见很得康熙的认可和尊重。皇帝为什么如此器重熊赐履呢？康熙心知肚明！
　　因为康熙初年，尽管清军入关已达二十年，然其基本治国方针并未真正确立。清朝内部，围绕着将中国社会引向何方，仍存在着满洲“家法祖制”，与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政治文化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又和满汉官僚以及清朝君臣之间的权力争夺交织一起，就使当时的政坛诡谲百出，风云变幻，“朝举夕罢，旋罢而旋举”。特别是四大辅臣把持朝政，以致清廷内部满汉冲突更趋激化。立身清廷的汉族官僚、特别是理学官僚们，“面对辟雍之钟鼓不闻，文华之几案未设”。大清帝国将向何处去？形势非常严峻！正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出了个栋梁之臣熊赐履！也恰恰是康熙识才的慧眼和从政的英明！因为熊赐履对大清王朝所作的历史贡献，他人无法替代！这一点后人自有评说：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学科专家高翔，曾撰《熊赐履述论》一文评价说：“论清初理学名臣，自当以熊赐履为其巨擘。时人谓其‘以王佐之才，为圣天子辅，启心沃心，兴起鸿业，天下莫不想望其风采。’若细论赐履之‘鸿业’，主要有二：一是临危不惧、勇拨航向。在清初满汉文化冲突异常激烈、清朝政治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能旗帜鲜明地举起理学大旗，引导、支持康熙帝学习儒学，进而协助清廷确立儒家学说在社会中的指导地位，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解决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问题；二是‘以卫道为己任，崇正黜邪’。在明末清初儒家正统地位受到严重冲击，‘荡佚礼法，蔑视伦常’的严峻形势下，熊赐履不畏时艰，孜孜不倦，致力于重振程朱理学之余绪”。
　　例如前文提到的《万言疏》，熊赐履在康熙六年上这道疏时，官品不高、人微言轻，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也深知这道疏可能带给他及家族的严重后果，可是他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仍然冒死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政见。正是这道奏疏，给睿智英明的康熙皇帝，矫正了中国将向何处去的历史航向，在清初政治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
　　又如，自康熙十年二月，从熊赐履最早作为康熙的汉学老师起，在此后数年中，不失时机地向年轻皇帝，灌输理学的基本主张和治国安邦之道。使理学从此在清朝社会，特别是在朝廷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正统的，而且是合法的主导地位。也为康熙帝统治思想之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有：第一，致治以服人心为本；第二，民为邦本，休养生息；第三，清心寡欲，临下以简；第四，用人惟慎，好问好察；第五，为政务实，不尚空谈。康熙曾令熊作大字，赐履不失时机即书“敬天法祖，知人安民”。时时处处都在促使康熙小皇帝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
　　而且，熊賜履治程、朱理学，总编《两朝国史》、《世祖实录》、《朱子全书》、《孝经衍义》等书，自著《经义斋集》、《学统》、《下学堂札记》、《朴园迩语》等文集。给当时、给后世都留下了不朽之作！
　　所以，康熙皇帝后来回忆说：“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其言生动地反映了熊赐履对康熙为政思想的深刻影响。而且，康熙于赐履去世十多年后，因追怀故人，称对熊赐履：“每念旧劳，不忘于心”。又过十余年，乾隆帝即位，遵从乃祖康熙遗愿，授赐履之次子志契，为翰林院孔目。大清皇帝祖孙二人，从不同的角度，都肯定了熊赐履对清朝、对中华民族的卓越贡献。我想，九泉之下的熊賜履，定会对有知遇之恩的康熙大帝感激涕零、叩谢不已的！
　　笔者曾在熊賜履的故地――孝南区闵集乡，听现任乡党委书记陈俊宏说，孝感市长梁惠玲、市委宣传部长栾春海以及孝南区委书记仇平贵、区长杨军安、副区长王芳，以及国家有关方面的领导人，曾在熊赐履母亲坟前考察、凭吊过。笔者深感欣慰，是啊，这也是我们孝感人的莫大骄傲！熊赐履虽死尤荣！

　　不过，从站在司马迁实事求是、客观评价历史和历史名人的角度讲，笔者倒觉得熊赐履有两点不够完美：一是造成他在一生中最辉煌时期丢官去职15年的“嚼签案”，并非是冤案，还确实是他“偶尔”失德、徇私舞弊造成的（详情有史，不容细告）；二是，他为什么去世后，以其遗言，“葬江宁淳化镇之地，不回湖广。”为什么魂魄不归故土，不葬在孝感闵集老母的身边，难道他忘记了寡妇老妈人生价值的伟大吗？这两点是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当然只有熊赐履本人知道。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笔者窃以为，我们孝感后辈，不仅是民，尤其是官，都应该永远学习他那卓越、优秀的一面，共创繁荣、和谐的孝感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