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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教师之友网》管季超:2012年春读书小记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6 12:15
标题: 《教师之友网》管季超:2012年春读书小记
2012年春读书小记

□湖北-孝感-孝南区教研室语文教研员
管季超


    无官无职,就不会有人要密切联系你;工资低,就不敢打麻将。这就有了一个好处:即或再忙,也挤得出时间来读书。
    今年春季,读书较多,没有偷懒。

    ——购《读书》杂志三十年(1979—2009)精粹《灵蛇之珠》、《一灯风雨》、《星斗焕文章》、《旧锦翻新样》、《启蒙之星辰》、《现代性的悖论》凡五册。
    大约在1992年底,我曾将市教科院高思平先生所订的《读书》杂志借了30几本看了,自己却一直没有订。这次一口气读完该杂志30年间的重要文章,算是补课。

    ——漓江版林贤治著《中国散文五十年》、《中国新诗五十年》是前后接着看完的。我自觉地被林先生“洗”了一回“脑”,颠覆了此前对散文和诗的一些观念。
    《中国散文五十年》只有143页,看了两遍,自信已将此书读得薄了。《新诗》的这一册有再读的必要。
   

    ——原东门中学的老同事余胜安兄上世纪八十年代参加“中国文化书院”学习时,听过武大邓晓芒先生邓晓芒 http://www.douban.com/group/14988/
的课,听他说过这个名字。我本人也在网上看过几篇邓先生关于德国哲学的论文,看不太懂,主要是语言上“进不去”。春节后买到一册福建教育版东南大学“名家讲谈”丛书中邓先生的演讲集《在张力中思索》,因全是口语,演讲对象又是普通大学生,一下子就看进去了。

   改变,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四年多前,我还只会开机关机,今天,不就可临屏而敲这篇帖文么。

    ——《人生与学问》是北大金克木先生的集子。金先生是1912年生人,很老了。看他的文字,却连一点儿障碍也没有,仿佛听老人在聊天。这老头儿挺会逗人,有几个幽默处我差点把皮带笑断了。
    用农村散养的老母鸡炖汤,文火熬,鸡汤没有不香的。

    ——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和葛兆光《汉字的魔方》翻了一下,没后悔买下,但也暂时没积蓄起一口气读完的冲动。留着吧。慢慢看。这两本书值得收存。

    ——北大版邱运华主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第二版)浏览了一下,看得不细。大学教材,怎么会看起来有趣呢。
    任何的好东西,一但变成了“教材”,就不好玩儿了。不好玩儿就生分了。生分了,就亲近不起来。这有点儿像听领导作报告。
    不过还是有收获的,仅仅只翻了一下此书,再看《槐荫文学》上的某些 “文学评论”,就知道只能叫“文学吹捧”了。

    ——韩寒的文字,此前只买过一本《三重门》,但一直没看。今年找出来瞄了10分钟,又扔到旧书堆中了。近日,在书店里看到一套韩的新书,却用塑料膜包着,两册,只卖10元钱。据说这傻小子为了证明没有人代笔,每卖一套,倒贴四块钱。
    余杰《沉默的告白》一篇不落全看完。最感动我的是《我生命中的三位女性》这一篇。余的妻子是他的读者,主动追求余,舍弃了南方一家香港公司部门经理的高薪,跑到北京去和这位穷书生过日子。郎有才,痴女爱。

    ——许知远《祖国的陌生人》十分好读,语言上的吸引力、思想上的新意,足够过瘾!

    ——先读了一册杨照著《故事照亮未来》,广西师大版的,昨天又买了一本三联版《对照记》。《对照记》的三位作者杨照、马家辉、胡洪侠正好和我同岁,分居台湾、香港和大陆,三人同写一本书,用三十个日常词汇写“同题作文”。有味儿!!
    躺在床上看这三位同龄人讲两岸三地的故事,挺过瘾!

    ——天津教育版《最有价值的阅读》是一个译本,却没有一般译著常有的那种语言障碍,非常好读。但此书太厚了,多达416页,必须两手按住要翘合的书页才能读,不能躺着看,只看了一小部分。

    ——新星出版社凤凰网博报年度文选2011《给理想一点时间》和黑龙江教育版魏嘉琪著《美国中学是怎样的》两本书都只花了两个小时就看完了。看得快的原因是:前一本是网文的结集,网文都不会太有文字障碍;后一本有故事,看故事就会看得很快。后一本是在汉川买的,当晚就看完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松泉语文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是大16开本,厚达380页,定价98元。
   这本书是该书主编曹颖群女士挂号寄赠的。我在《教师之友网》上发的两个帖子被收入其中。不过,都砍掉了一多半,也没稿费寄来。

    ——春季读书,觅得有关胡适的三本书,均以极虔敬的心细读过。法律出版社版《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由台湾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先生编辑,以胡适的思想关怀为主题,是我手中唯一的胡适文章集子。广西师大版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妙趣横生。尤其是唐德刚的注文,大概是世上少有的“跟帖”文字了。近日又买到一册新星出版社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日记体,记录了胡先生1958—1962年间的日常生活和谈话,非常好读。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德国爱尔克曼的《歌德谈话录》。
    三本书看完,想起“胡适”这个名字,就感到亲切。

    ——前年读了一本何兆武的《上学记》,整整一个暑假都有了趣味。今年买到一册中国华侨出版社王小妮著《上课记》,昨天只看了其中一篇,也是同样的愉快。
    拟将读《上课记》的感悟,从语文教研的角度去表达,另写一文。

2012年4月26日晨起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6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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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6 14:36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7 12:29
[转载]诗人王小妮?不,老师王小妮





    2005年至2010年,在一所非著名高校(海南大学)的人文学院,王小妮用了6年时间教授戏剧影视专业的写作课、诗歌欣赏课,有了这本《上课记》。这本书是今春读书界和媒体的一个谈论话题。
    任教之前,王小妮更为世人熟知的身份是诗人。作为任何一名中文系出身的人必知的当代著名诗人,王小妮的名字与朦胧诗、与吉林大学的“赤子心”七人诗社联系在一起。
    2005年8月,王小妮站在这所非著名高校的讲台上,她多了一个称呼:小妮老师。



1.世上最好的倾听者

    她的丈夫、著名诗评家徐敬亚在《我的诗人妻子王小妮》中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倾听者。”诗人的倾听姿态一直延续到她的老师生涯,读完这本《上课记》,世人也必说:她也是这世上最好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几年来,一茬一茬的学生在王小妮的眼底奔涌。她亲身经历着“教得心痛,学得反胃”的大学教育现状,看着一个一个小兽被过早地扭曲的过程,“他们不避讳我,当我是个倾听者,做不做某老师的线人,学生助学金分配中的奥妙和不公,学生社团中的猫腻……一般我不会直接说我的意见,满心的意见。”
    常常会有超越一时一事的大悲哀撞击胸口,“当一个人用了心力,滔滔宣讲两个小时下来,听者想的说的做的,恰恰和刚刚宣讲者的‘布道’背道而驰,甚至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两者该有什么关联和冲突。”
    即便在看到更多的上行下效后,她亦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告诉这些小兽们什么是底线,只因底线是一个人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凭证,“我自己已经这么老了,这么多年始终被外在的力量摧毁着,又始终感受到自己依旧在,并没有被毁掉,靠的正是纯洁气息的不断补充和滋润。”“我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去重申个人的洁净观,让他们感受到一个自由多元而无强制的小环境。我告诉他们我的底线,只是表述上有差异而已。”
    从2006年到2010年,5年,她完成了这些琐碎的记录。她希望这些所谓的记录,不仅是某人某校某年度的记录,也许它能启动更多的人了解关注我们后面的一代,她期待能有更多的对中国当代大学教育的关注,“应当有人写得出真实的‘办学记’‘保研记’‘晋升记’‘考核记’‘评估记’‘申报课题记’‘论文辅导记’。写写这些被习惯的常态,不会比走近学生更难。”


2.平实中见到的陡峭
    诗评家陈超对王小妮的诗有过这样一句评价,“王小妮的话语总是在平实中见到的陡峭”。如果将这句话沿用到王小妮的这本《上课记》,莫如说,《上课记》的“平实”之处在于它大部分时间不动声色的细节记录,而它的“陡峭”却又恰恰隐藏于这细节之中,读来心痛。
    比如2009年大一新生的班长对同学们说,“很多人我还不认识,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来认识我,不要我一个个认识你们。”这一刻,王小妮被“雷”了。
    一个大二的班级,女干部对学生们说,申请贫困生助学金的举下手。17只手长时间地举着,默不作声。但只有13个名额,怎么办?下课后,班长说,申请助学金的留下来。王小妮注意到,留在教室里的,恰恰是一些朦胧僵硬的面孔,很多还叫不出名字,那是平时沉默着的。王小妮心痛不已,“如果一个人家徒四壁了,他是不是就不再需要任何保护,他就随时可以‘被裸露’,被要求长时间举手给别人看清楚?”
    大一的第二次课,一个男生抢在响铃前跑上讲台,“同学们都听着,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请大家踊跃写入党志愿书。”王小妮对此耿耿于怀,“在心里我不断想,这些孩子心中的‘祖国’和‘报效’究竟意味着什么?”
    她介绍老家在河南的学生田舒夏读《中国在梁庄》,还书的时候田舒夏说这本书不是她喜欢的,她期待读到优美的文字,在这本书里没有。美和真实,她觉得它们二者有冲突。王小妮一时没想出什么书才合她的要求。她想,这肯定和以往的教材只选虚妄美文有关,可见教材害人多深。


3.一首教育诗,比十个春天还要多
    从诗人到教师的缘起,是2002年春天王小妮与崔卫平的一次聊天。崔卫平对她说,你能做老师,因为你能循循善诱。王小妮心中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我想试试,在后一代人身上,理想主义还有没有最后的空间,在21世纪中国,一个偏远的海岛上,一个最平常的教育机构,一些平民百姓的子女,是否能让他们在十八岁的时候见到那闪光的片刻出现。我也需要从他们身上得到动力,每次课都准备最新资讯和对于作业的各种想法奔跑着去和人讨论。”“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两个理由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也让这徒劳发生。总不能什么也不做,任由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人随着现实的惯性,被一路推搡着跑。”
    当年鼓动她做教师的崔卫平不吝对《上课记》的赞美,“诗人王小妮转而从事教育,她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首教育诗。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
    王小妮的学生来自全国至少20个省市,家庭所在地是县城以下、父母是农民或常年在外打工的学生经常占到一半以上,一个班里有十几个学生需要助学贷款。但再普通的大学,背景和基础再薄弱的学生,都有那么多闪光动人之处和充满各种可能的可塑性。关于“梦想”的作业,一个叫梁毅麟的学生这样回答:“保持正直、清醒和善良,到死。死时能向自己微笑,不对任何人怀有愧疚。”在“关于梦想”的上课笔记中,王小妮摘录了不同学生们的80多个梦想,她珍惜它们。
    在写作课上,她提示孩子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要诋毁和清除“好词好句”,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原本的感觉,并在这其中生发对语言的敏感。王小妮笃信,没有新感受的不断发现,文学当然是死路一条。
    王小妮后来在课前安排十分钟的时间谈新闻,讲时事,“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所有事件,都关乎我们活着的背景和未来。”王小妮还是一个绝佳的朋友,她定期请学生们到家里来,有点主题沙龙的味道。
    他们应该保留着小兽的激情和敏锐,尽管它常常被教育的成见所扭曲。在王小妮看来,即便最后以鸡蛋撞墙的方式走向自己的人生,他们也应该是精神的尖顶锋刃。
    王小妮所给予孩子们的,也许到日后他们才能领略得到。但这并不妨碍王小妮以圣徒般的品质对待自己的每一名学生。有人打击她说,不管你做什么最终都会白费,他们走出校门,很快会被社会吞没,丧失自我,随波逐流。王小妮说,“我不相信人人如此。”


访谈

珍视小动物身上的纯洁干净

    记者:为师几年,你最初的理想主义现在还在吗?在这几年中,最初的这份动力有没有什么变化和调整?
    王小妮:还在,并逐渐在90后身上发现人的本性里是很接纳和需要理想主义的。
    记者:你说,你能体会到“教得痛心,学得反胃”的大学教育现状。能具体说说你的痛心在何处吗?
    王小妮:写这句话的时候和现在有变化,原来以为他们很难进入和理解,现在觉得他们是以他们的方式在理解着——— 并且是进行时。沉淀下来,我要矫正自己,并相信他们可以期待。
    记者:印象深刻的,除了你的思考,还有你笔下的诸多学生。在他们身上,你珍视的是什么,你无奈的是什么?
    王小妮:珍视小动物身上的纯洁干净。曾经很多无奈,今天想这些无奈多数源于强加给他们的外来因素,生活给他们什么,他们就无可逃避地得承受什么,这是宿命也是历练。
    记者:你说,给你什么样的学生,你就教什么样的学生。但不同的孩子,由于禀赋、出身等不同,总是有不同的潜力的啊。在你的心里,是否有偏爱和轻重之分?你希望你的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
    王小妮:个人以为不能有偏爱。但是,我要注意不强加,有些孩子是要和别人保持距离的,要尊重他们的个性。他们都成为独立的他自己就很好,不见得要赞同我的观点,不见得要喜欢诗歌。
    记者:你的书中对来自农村的学生着墨更多一些,谈谈他们的精神和物质现状吧。如果一个贫寒的学生更紧迫的是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物质需求,梦想和精神的价值在哪里?
    王小妮:物质的时代使很多家境窘迫的学生有更强的自尊,他们的独立性如果依赖于生活现状的改善就很难不内心纠结,他们中间有人将受惠于此,也有人会受害于此,前者就是保持得住梦想和精神的。物质现状:有人会算计今晚吃个荤菜还是只吃素菜。
    记者:我看过一个段子——— 小学:“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考不上初中。”初中:“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考不上高中。”高中:“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考不上大学。”大学:“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找不着工作。”工作:“你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光顾着学习了?真傻×”,你怎么看这个段子?我觉得挺写实的。
    王小妮:越学越傻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现实,这种贻害后代的情形居然理直气壮地任由它一直这么下去?
    记者:你不担心吗,你教给学生的东西,日后可能真的会令他们鸡蛋撞墙壁?
    王小妮:那该教他们怎样屈服?怎样看人脸色?怎样趋炎附势?可是我自己就不会那个,我只想在他们20岁的时候提醒他们做个真实的自己很重要。
    记者:你说过,面对这些孩子,你所有的优势和劣势都是自己的年龄和经验。但我觉得,人如果不亲自经过跌倒和站起来,是难以做到真正懂得的。在这个本该随便去尝试的年龄,谁会听你的这些经验?
    王小妮:是的,千说万说不如亲身经历,非常对。可是在本该随意尝试的年龄他们被限制得似乎不敢尝试,对未来充满了害怕和迷茫,我想跟他们说“在人们都这样想的时候,总有人不那么想,他要走自己的路”,我给他们一些实例,供他们现在和将来慢慢琢磨和调整自己的时候参考。
    记者:跟孩子们相处的这几年,你自己有什么变化?
    王小妮:越走近他们,越觉得他们不错,哪个时代都“出人”。他们使我能更开阔更客观更包容地去想事情。如果拿出“2006年上课记”和“2010年上课记”比较,我的变化会看得很明显。正在写的“2011年上课记”会更多写到这个——— 我的变化和从他们身上所学。
    记者:你的书中有一种观念:个人的思考远胜文笔和辞藻,这与中学语文的教育不太一样啊。可是,一个年轻的孩子,如何才能得到思想?
    王小妮:我发现他们根本不缺思想,只是他们分开了“公共思想”和“自己的思想”。思想不是外来的是自生的。
    记者:说说你的诗吧,知道你的名字,还是我读中文系的当代文学时。还在写诗吗?诗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王小妮:写诗不多,但一直有写,有想法就记下来,它很重要,像有失眠症的人要时刻备有安眠药。

来源:燕赵都市报 http://epaper.yzdsb.com.cn/201204/08/148408.html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7 12:39
与众不同《上课记》(组图)2012-04-23 来源: 海南日报(海口) 
王小妮近照
《上课记》封面

  文/海南日报记者 王亦晴

  从2005年到2011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诗人王小妮“变身”为教授王小妮,这份工作和以往的很不一样。

  在海南大学的这几年,王小妮把一些关于上课的片段,连同感受一起记录下来,每学期整理一次,尽量保持其原貌。2011年结集出版,取名《上课记》(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书出版至今,仍不断引起文化、教育界的关注,引发系列对当今教育的思索。

  近日,王小妮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谈她在海南大学工作的感受、她的学生,以及她眼中的教育。

  关于上课:尝试着做一个好老师

  在《上课记》这本书里,王小妮透露,当初到海南大学任教的直接起因,是大约一次和评论家崔卫平聊天,崔卫平认为王小妮能做老师。“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因此,2004年,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既不悠久也无名气”,但“这个教职或者成为潜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海南周刊: 您当初是抱着尝试的心态开始当老师的吗?

  王:没有很明确的心理预期。

  海南周刊:海南大学“既不悠久也无名气”,您为什么选择了它?

  王:不适应北方了。2004年时候的海南岛和2011年比较,已经完全不同了。

  海南周刊:在海大上课的这些年,整体感受如何?在海南的生活感觉又是怎样?

  王:整体要感谢一批批的年轻人,给我温暖的推动力。

  海南该做的太多,做事太慢,它要真进步,必须培养自己的稳定而清晰的中产阶级,起码是有担当的白领阶层。它不能迷糊糊地总在午睡中。

  海南周刊:一开始,您对上课这件事有没有感到不适应?

  王:现在看,从上课中学生们给予我的更多。感谢和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那些默默地从我一个人读一首诗,到大家渐渐跟进来诵读的片刻。

  过去不懂上课是可以“开发”出不同、新意和创造性的,没有最好的课,它是可以无止境地讲得更好的。

  海南周刊:您在书中写到,很多学生是调剂过来的,知识、见识也都不太多,一开始您对此失望吗?如果可以选择,您更愿意教什么样的学生?

  王:始终都有心理准备:给我什么学生就教什么学生,给我什么课就讲什么课。失望会片刻地冒出来,再快速地淡下去。我没想过可以选择,因为没享受过选择的可能和机会,始终都是无条件地接受着。

  如果能选择,可能选择给本科的多来自底层的低年级上课,再给爱好和可以深入地进入语言的神秘的内部的同学交流,互学互进。当然,活着本身就不是选择而是被选择。

  海南周刊:您上课的形式到内容都和传统的课不一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些年下来,收效怎样?

  王:传统就是个教书匠的生活,这个不是人人受得了,宁愿费力我也不容忍重复。

  他们还小,还不到看得见收效的时候吧。起码学生们知道这个老师很认真,这个老师爱惜学生。

  一个2005年教过的学生发来邮件说,看我寄给他的《上课记》,同时又找出《许三观卖血记》一起看,发现和大一时候的感觉完全不同,看到许三观大哭的时候,他也哭了。这是男生,他现在一边在电视台工作,一边还教影视课,他都当老师了。现在每次课的前十分钟,他读一段《上课记》,他说借用了老师的方式。这个学生大一的时候专门上课睡觉,铃一响他又准醒,怪的是,讲了什么他似乎全知道。

  关于《上课记》

  在《上课记》中,王小妮说,在7年来的上课,多花费了力气,有课的几个月几乎不再写别的东西,尽量推掉校外活动,腾时间看更多的作业,听任何一个愿意说心事的学生的故事,“普通的大学老师一般不这么做,太耗神”可是,再三投入其中的冲动又不可消灭,“只好顺应它”。

  海南周刊:您现在还在继续给海大学生上课吗?以前的学生还保持联系吗?

  王:2011年《上课记》正在写。我教过七届学

  生,都有联系的。有的已经在作电视,作独立影人,在教书,在各种公司里。

  海南周刊:《上课记》写作过程很特别,在上课时将感受随手记下,过后再整理出来,像工作记录一样。写的时候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王:随手记,尽量当场记,有时候记在手机里,上课期间只是记录,课停了之后再看记录整理,有些用上了,有些不能用,不能用的多数涉及同学个人的部分,尽量避免他们被伤害。每年都有在刊物发表过,现在这个是个结集本。

  写作的心情是复杂和沉重的,这和写诗很不同。

  海南周刊:您是诗人,在大学上课和写《上课记》,有没有影响您的诗歌创作?如果有,您会觉得遗憾吗?

  王:当然影响,上课的时间会读书,但静不下心来写什么,心是不断起伏的。没什么遗憾,谁也不是为一个目的活着的。采取什么上课方式都是自己的选择。

  海南周刊:《上课记》结集出版时,您有意保持当时记录的“原貌”,在写作课上,您也让学生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避免使用所谓“好词好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您是想倡导一种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么?

  王:《生活本如此》一书里写到了,谁说我们一动用了文字就去给生活涂脂抹粉和虚假造作?不秉承和抛离生活的本真,是汉语几十年来都面临的问题,这样形成了两种语言,真语言和假语言,随之而来的当然有真面目和假面目等等。我只是试试从语言开始还原真实。

  关于教育:致力培养“平凡的好人”

  《上课记》一书中,王小妮写到,海南大学“是一所地道的底层的大学”,它的生源大半来自底层,他们将来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未来社会的根基。他们个性中的淳朴务实很多是天然的,如果他们能清晰设定做人的基本的底线,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她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平凡的更多的好人。

  海南周刊:您2005~2011这几年在大学当老师,和预想的有差距吗?

  王:差距很大,超过了预期,本是想安静地躲在小岛上写诗看风光的,最后变成了一个准老师,从学生身上得到了从不敢预期的有重量的回报。

  海南周刊:看《上课记》,感觉您总是和周围环境保持距离,以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一切,包括学生、大学、教育体制。是性格使然,还是您有意为之?

  王:性格,做截然独立的边缘人是本性。

  我知道别人在干什么,那不等于说人人都本该如此,大多数的所为就是正确的好的必然的。我的课上不断地告诉他们,总是有人在别人都这样的时候偏偏遵从自己的内心走另外一条路。不然这世上就没有诗了。

  海南周刊:您觉得,您这种有些理想化的教学模式应该在大学里推广,取代照本宣科的传统模式吗?

  王:很难,要看每一个教师自己的选择,况且,任何个人都只是个人,是不可重复的。《上课记》只是一个人的视角和努力的记录而已。

  海南周刊:当下,许多大学以“杰出校友”为荣,以“今天你以某校为荣,明天某校以你为荣”勉励在校学生奋斗,您怎么看待这其中传递的价值观?

  王: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为荣,并无其他。

  海南周刊:您希望多一些学生成为“杰出校友”吗?您认为怎样算成功?

  王:我的期望很低也许是很高,希望我的学生都找到工作,能养家糊口和善待长辈,在这社会上站住脚,别被各种风给刮丢了自己,同时别忘了心里有底线有个做人的标准,像待自己一样地待周围的每一个人。保持守护住自己都是最大的成功。

  海南周刊:您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

  王:真爱学生,真有学问。

  王小妮,1955年生于长春市,曾随父母到农村插队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作电影厂编辑。1985年迁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曾出版过多部诗集、随笔集和小说。近年作品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诗集)、《世界何以辽阔》(诗文集)、《安放》(随笔)、《一直向北》(随笔)、《倾听与诉说》(随笔)、《上课记》等。

  惟有生命真实可贵(2010年上课记)

  现在的学生看来轻松懈怠,但我的邮箱里常收到他们发来的诗歌散文剧本、书评、影评、感想、意见、求职信、策划书。春运期间学生们在火车站整夜排队却买不到车票的维权信,经多人以不同方式转给我。所有这些都和大学课堂无关,这些也是他们正自觉“学习着”的行动力。我个人不欣赏激昂愤慨,拍案而起,我那代人的特征不该平移切换给下一代,他们有理由更理性更淡定更包容,具有多向度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也听到这样的故事:

  学生:老师,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上学期就为争当学生会的头儿,两伙人在校运动场看台上打起来了。

  我问:谁打谁?

  学生:一个男生被一女生叫来的一大帮男生追打,真打啊,都有人打电话报警了。

  我问:为什么打,就为争着当头儿?

  学生:真开眼了,恐怖吧。

  我问:当头的吸引力那么大?

  学生:当然,有权有钱啊。

  就在类似故事发生的同时,更多的是下面的故事:

  老师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大一问题特多的小姑娘啊,老师我快毕业了,后来我得了忧郁症。

  一个男生告诉我,那天有个同学发短信说:咱俩一起去死吧。男生回答:好啊,你快来吧,我先把你杀了。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超平静。我说:怎么就说到了死,这不是随口说着玩的。他说:就是吗,所以我没搭理他。



  刚开学,有个即将毕业的女生跳楼轻生。虽然我不认识她,仍旧有4个和死者相识的学生跟我谈起这事。唐惠子搭在讲桌上说:老师,她到底为什么呀,漂漂亮亮的,平时可爱说话了,当过主持人,一直很阳光一个人啊,说走就走了?

  上课铃都响了,唐惠子还不离开,好像要追问出结果。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之后,这些在黯淡的角落里的年轻人靠自身散布的微小光泽存在,他们最后可依赖的只有生命的本能,以求得自己的精神支撑。如果有人要说90后注定了就是一代可怜虫,他们又是被如何造就的。四下里看看,哪个人不是可怜虫。我们的90后不来自火星,不来自恐龙蛋,每个都是这土地上平常父母所生。在生命面前,谁有道德优势?

  (摘自《上课记》) (本文来源:南海网-海南日报 )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7 12:40
诗人王小妮《上课记》记述"教的痛心学的反胃"

2012年04月10日

来源:

山东商报











  很多人知道,王小妮是个诗人。这个春天,更多人发现,她还是位好老师。2005年8月底,王小妮第一次在大学上课,听起来似乎会有前景的诗歌研究中心,虽然在偏远的海岛上。“现在,我有了从2006年到2010年,连续五年的五篇‘上课记’。”
  一 关于“好”老师
  “希望我的学生快点站稳在这‘现世’,对自己这个生命负责,不饥渴不受冻而有尊严。”
  山东商报:您说“在高校做了8年老师,上了7年的课,我相信做一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王小妮:一个人规范和督促自己不是太难的事情,难的是一己之力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个人是不可控的。体制不变,你就是同风车作战,所以任何个人都不能从中得到单纯透明的成就感,受挫才是现实。
  有时候越努力就越失望,越把自身处于尴尬和被侧目的状态。还好,我不怕这些,但是,一个年轻的老师想做这个尝试恐怕很难,各种阻力都会来。我们生存的环境常常是,你与众不同就等于威胁甚至伤害到了别人,你就会“享受”种种不愉快了。
  山东商报:您曾说,“我在课上提示他们人活着不只有‘向前向前再向前’这一个方向,我会始终关注珍视他们中间的少数,看这样的人怎样以鸡蛋撞墙的方式走自己的人生。”在现世安稳和鸡蛋撞墙之间,您更希望学生走哪条路?
  王小妮:多数人是要安稳的,这个没问题,生命本能如此。
  我很希望我的学生们都找到得以糊口的工作,快点站稳在这“现世”,无论这“现世”如何,都要对自己这个生命负责,不饥渴不受冻而有尊严。一旦有可能,也会对自己的父辈有回报,使他们也能过上相对安稳舒适的生活。
  但是另有少数的人,他们的生命不满足于只是“活着”,他思谋着做更有胆识和影响力的事情,不仅仅是只负责任于自己一人一家,这样的年轻人显然更需要理解关注和支持。他们的努力可能也更接近我私自的想法,但前提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山东商报:大家都说需要“好”老师,您心目中的好老师是怎样的?您自己做到了几分?
  王小妮:好老师起码有两点,爱惜学生和学问深厚。
  我想我只是个能及格的老师。我能爱学生,想和他们成为朋友,愿意听他们讲述困扰或高兴。但是我只是在尝试用各种更富有人性和灵气的办法,把我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告诉他们一小部分。
  我只做到了60分。未能达到的四成,其中有我的局限,我还不能对汉语的演变有更精深的有穿透力的认识和总结,而把一门功课上好,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同时,也有他们的局限,现实的高等教育对本科生的要求,只是泛泛地知道一些“知识点”似乎就过关,就能兑换文凭了,未来的就业和本人的兴趣都不支撑他们更深入。
  除非个别人有了个人的兴趣,和他们的交往只能在课外。有个小姑娘跟我说,老师,你看到了么,我眼睛里有光!当然看到了,但是我要背后跟她说,当着大家的面会让其他人感到厚此薄彼,这我不喜欢。好老师应该喜欢每一个学生。
  山东商报: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和困惑集中在什么方面?能举一个情况最复杂、困难的学生的例子吗?您如何帮助他的?
  王小妮:显然是最实际的问题:顺利就业,养活自己,报答父母,赚很多很多的钱,由此换来好日子和尊严。
  一个同学去年毕业,书中有写到她。一个单纯的姑娘,刚工作了一两个月,常给我电话说老板总是想让她陪客户喝酒,脱身几次,老板很不满,她很害怕。有时候接到她的电话,听到她那边是街头的汽车喇叭声,刚从酒楼里跑出来,正怕着呢。今年初,老板找个理由把她炒了,还拖欠了半个月工资,她去讨工资,老板动手打她。最后打电话报警,去医院定为轻伤。现在,怕老板报复,她已经离开了那个城市。
  由于就业难,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了最廉价最可呼来唤去最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群体,表面看来这只是每年一届,大约600万人的事情,其实它对各大学在读的大学生的潜在影响非常深远,这一阴影的伤害深度早超过了“寻找一个饭碗”。社会学学者早该研究相关问题。
  我的学生们的家长多为外出农民工,一旦病了,负债累累,这些学生背负的压力太沉重了,不可能再要求他们安心听课之类,父辈一病,他们就会自动地边缘于所谓的丰富的大学生活。
  还有一个问题,我会在“2011年上课记”中写到:留守儿童的背景对当今的学生的心理阴影。当代大学生问题不是孤立的,更多的是社会问题。
  二 关于90后
  “90后更个性化,更不容易被‘忽悠’,这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90后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山东商报:今天我们给大学生上课要有什么改变?
  王小妮:信息时代的90后,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只要他想得到的知识,一台电脑就能给足他全部知识储备,而一个老师如果还是照着自己编写的老掉牙的教材“念经”,实在是浪费别人的青春和教育资源。
  中文专业的老师,应该提示他们有更多的方法更宽的眼界,讲述你个人的经验、调查和认识,特别是亲历的。
  山东商报:书中用敏感而生动的语言记录90后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各种细节,90后和我们80后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记得多年前大多数人用的评价是“脑残90后”,如今呢?
  王小妮:90后更个性化,更不容易被“忽悠”,这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有个词叫“真假难辨”,他们恰恰早早地就懂得了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我在90后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温暖和友情,我想说,他们的心是很容易“捂热”的。
  山东商报:学生们的点名诡计、对老师的奉迎讨好、助学金的分配不均等都从实记载。这一代孩子身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王小妮:还没有获得责任感,还要假以时日。
  山东商报:您曾说:“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一个悲观的人能在今天这么做,真是自我的拯救,多亏了这些年轻人不间断的提示和陪伴。”
  王小妮:2011年同样的课时,同样的大二学生,由于课的设计不同和我投入的精力不同,最后效果相差很大,在付出比其他班多三倍的努力的一门新课上,同学们有很好的呼应互动,有更认真真实的作业。尽管反复说作业不要写太长,还是有人写出22页打印纸的作业。
  最后的课,安排了应同学们的课下阅读的反馈而临时加的自由讨论《巨流河》的环节,六个学生没有一个有稿子的,都是自动站起来,侃侃而谈,很个人很感性的意见和交锋争论,大家一起完成了一次很好的课。铃响的时候,一个男生忽然说他提议大家起立给老师鞠个躬,我马上也还给他们一个深深的鞠躬。这个男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不是学生干部,只是一个普通同学。90后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个我个人以为很可贵很重要。
  三 关于诗意
  “诗意常常待在最没诗意的地方,因为真正的诗意必须是新鲜的。”
  山东商报:《上课记》书封上写着:“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这话怎么解读?
  王小妮:这个恐怕要问崔卫平老师,话是她说的嘛。“十个春天”应该来自海子。
  山东商报:诗人当老师,听起来就很传奇。如何把诗意带到课堂上的?会特意给他们多讲诗歌吗?
  王小妮:没有,完全按照课程,不会特意,我想好的东西都可能蕴藏诗意,不必只是强调诗歌这一形式。
  山东商报:您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现在流行一个词叫“高帅富”,关注“穷挫丑”的学生是基于人文关怀吗?
  王小妮:不是有意地去关怀别人。我14岁就和父母下乡,对土地和农民有情感。
  山东商报:在全民被成功学洗脑的当下,您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平凡的更多的好人。”中国人不是深深恐惧平凡吗?
  王小妮:人人都要踩在别人头上去谋取成功是很可怕的。
  我理解的正常的社会,人人谙于和满足于自己所做的,不好高骛远,也不仰慕权贵。好人是好日子的基础。
  山东商报:这时代,说“理想主义”这个词是以卵击石吗?
  王小妮:用嘴说说“理想主义”不会太难,但是一丝一毫的行动都会领悟到“执行难”,拿“以卵击石”来形容都太简单苍白了,常常由它带来懊恼沮丧的强度不可形容。
  ■ 记者手记
  沉重的“人文”
  王小妮在网上看到有关高校教育讨论的一个只有八个字的跟帖:“教的痛心,学的反胃”。“这话说得不好听,但是真实”。说这话的时候,她在那座海岛上的大学,已经教了整整三届戏剧影视专业的写作课。“我能体会到‘教的痛心,学的反胃’,它部分地说出了高等教育在今天的无奈。”
  在她的描述中,人文传播学院的学生平时没有电视看,新生宿舍不能马上开通网络,占地三千亩的校园里只有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报摊。“主要卖英语报、电脑报、花花溜溜封面的《读者》杂志。当然,如果真想关注,可以去街上找网吧,可一旦进了那里,更吸引他们的当然是上QQ聊天和打游戏。八十个人都没有去关心那个叫肖志军的人。我们具名为人文传播学院,人文就是这么学的?”
  王小妮无疑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在满世界讨论“高帅富”的时候,她用了不少篇幅关注与之相对的那个群体——如果用“穷挫丑”来形容,似乎本身就带有了贬义。她的诗歌课作业有过一题“谈生活背景对人内心的影响”,很多人跑了题。王小妮把这些话摘录在书中,让我们看到当今学生的困惑与自省:“好背景意味着内心足够自信强大,因为有退路。普通背景就怯一点,别人输了,输的只是钱,我输了输的是生活,没有那么多青山可以留着烧柴,内心就会保守。”
  在说到“好词好句”时,她提到,“我提示他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直接说出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原本的感觉。”旋即,又表示了忧虑:“我真怀疑他们还有没有‘原本’的感觉,十二年的语文教育把这些感觉给彻底毁灭掉了?”
  我也受教于这位诗人老师——第一次被采访对象指出,有个问题设计的过于生硬,“希望把问题设计的柔软一点,这是个技巧,也是个境界”。我体会到诗人的完美主义和老师的责任感,像是回到学生时代面对自己的老师那样,看到这样的教诲,心里不是不惭愧的——她原本可以不讲,那我也不会进步。(记者 张晓媛)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7 12:41
诗人教授出《上课记》:做与众不同的教师是为自救2012年03月12日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陈祥蕉





一位诗人教授在大学课堂播下理想主义的种子,一本《上课记》录下当代大学生的困境王小妮与“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
核心提示
在微博上,很多普通的读者自发向朋友或者素不相识的网友推荐王小妮的这本《上课记》,用的是跟学者和书评人截然不同的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大学教育一直是大家很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围绕其中的种种问题、争议和困惑都不少。大多数老师在这个巨大的机器中完成自己的工作,照本宣科、中规中矩。王小妮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当了六年大学老师的教育者,也作为大学老师中的“极少数”,尝试着关注和记录自己的一个个学生,以各种努力重建他们的常识体系。她对学生的爱的教育,也让不少同行反思:跟学生的心灵距离变得日益遥远,这难道不是老师阶层自身的病兆吗?
王小妮简介
王小妮,1955年生于长春市,曾随父母到农村插队和作为知青插队前后7年。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后做电影厂编辑。1985年迁居深圳。2005年起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任教。曾出版过多部诗集、随笔集和小说。近年作品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诗集)、《世界何以辽阔》(诗文集)、《安放》(随笔)、《一直向北》(随笔)、《倾听与诉说》(随笔)等。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7 12:41
“本来在家里写作的,忽然去做老师,看来有点偶然。直接起因大约在2002年的春天,和崔卫平聊天,她说,你能做老师。当时听了感觉意外,从来没想过做老师。问她什么原因,她说看你能循循善诱。或者是心里的某种东西被无意间启动了,也许真的能做老师?……2004年,有了个做老师的机会,听来似乎会有前景的诗歌研究中心,虽然学校在偏远的海岛上,既不悠久也无名气。这个教职或者成为潜在的提示和鼓舞:也许我能试着做一个好老师。”王小妮在从诗人变成大学老师之后,第一个学期没能记录下学生身上很多生动的细节,觉得可惜。从2006年开始,她就在上课的间隙,随手记录下和他们相处时发现的有趣的部分。
《上课记》就是这样一本“教后感”结集。它记录了来自城市、更来自农村的“90后”一代大学生彷徨、躁动又不失纯真的日常生活和思考。其中不仅收录了2006至2010这五年间,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影视写作课程期间的教学笔记,还摘选了部分学生作业和邮件。
作为一位诗人,王小妮有更为敏锐的心思,去反思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种种经验,也耐心观察着年轻学生们的精神和思考状态。她深深地理解学生们的焦虑:“面对现实,批评今天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如果他们不焦急,不知道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的生活,反而有问题。”她反对学生们使用僵化的“好词好句”,让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读诗歌、表演小品,唤醒最亲切鲜活也最原初的感觉。她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
学者崔卫平表示,诗人王小妮转而从事教育,她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了一首教育诗。“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由她的笔下描绘出来的那些同学,各显各的神通。这是我们时代最好的灵性教育读本。”
作者访谈
王小妮:学生才是大学的主体
1
大学教育的问题最大问题是没人把学生当做主体
南方日报:现在大家常常在谈大学教育的种种弊端。从你所接触到的层面,最有感触的地方来说,你觉得现在大学教育的问题主要有哪些?这些问题最让人困惑和难以解决的地方在哪里?
王小妮:大学最大问题是没人把学生当做主体。
南方日报:你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背景,发问卷了解他们的家庭出身,来自城镇还是农村,家庭年收入等等。有点社会调查的感觉。对他们做这些细致的调查是不是跟记住他们的名字一样,转入对他们个体的关注?
王小妮:如果全来自大城市,家境宽裕,常有课外书看,课就不是这个讲法。老话不是说“因人施教”吗?
我的插队经历和多年边缘的生活,也天然地使我更关心这些并未享受到平等教育机会和生存权利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更昂扬快乐,因为他们的艰辛生活本身就是“珍宝”,每次面对新学生都会说这个。2011年我给学生推荐了十年砍柴的《进城走了十八年》。
南方日报:朱大可老师说,我们给本科生上课,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纠正中学教育的错误,把被洗过的脑子重新洗回来。你怎么看待中学和大学之间的洗脑与反洗脑?
王小妮:中学也有好老师,所以书中列了那么多完全不相识的老师的名字,那些老师可能不会想到还被人记得。当时是灵机一动,请同学们写出对他们的价值观有影响的老师,这提议就是课间休息铃响的几秒钟内发出,上课铃再响,名单重重叠叠已经交到讲台上了。无论这些老师在多偏远的地方,希望他们也能看到这本书。
大学里照本宣科的是绝大多数,像朱大可和我都是少数。我试着做的应该只是人之“常识”、“常态”。而洗脑和抗拒洗脑是个巨大的话题,呵呵。我毫无给人洗脑的能力和企图。我抗拒“洗脑”这个词,它是个坏词。
南方日报:有学者提到,现在关于大学教育,从钱学森之问到北大校长的化学歌,都是大众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孔庆东也作为大学教授中的一个极端形象,成为人们谈论大学形象时一个有趣的存在。有人质疑,为什么某些缺乏基本常识和人文关怀的人也可以在“兼容并包”的保护伞中存在?在这种环境里面,大学生的是非判断能力如何建立?
王小妮:2001年听过孔庆东给北大本科上的一节课,中规中矩。我想大学不能管束教师的思想,他怎么讲是他的自由,他的言论由他个人负责。社会也不用“过度爱护”,把大学生想象成应声虫,听多了,听到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自有判断。一个来蹭课的学生曾跟我说她不能全接受我的看法,她表述得很矛盾又有点怕伤我的心。我说很正常,你多听多看多想。
谁的价值观都不是一下子形成的,特别是20岁,正是敏感多变的年龄。我20岁那年还在跟农民学习种谷子呢。和大道理大学问相比,我更相信人的本性。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7 12:42
2
与众不同的大学老师上课更多的时候是自救,我很不喜欢好为人师
南方日报:在《上课记》的封底上有这么一些文字: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大学老师,总会不自觉地关注学生而不是书本。朱大可老师在书评中也说:“她敏感的女性触手,每天都在精细地捕捉学生的反应。”你的这种捕捉源于什么?是跟你是女性、是母亲有关,还是跟诗人善于观察和发现的特质有关?或者是作为一个教育者的本能和责任?
王小妮:都有关,喜欢孩子喜欢年轻人。
写诗的人一定与常年教书的老师教到麻木不同,细微而敏感。
有“教育者的本能”吗?我觉得没有。教育者是一份职业,糊口的饭碗,而母亲、诗人都不是职业,因为不是混饭吃的,才入心,才假不了。
南方日报:我看了你在书中对所有学生的记录,非常感动。同时也觉得很沉重。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经历的种种,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的?就像心理医生面对病人,他们向你袒露内心的真实情感,会不会让你觉得有负担?
王小妮:我有孩子,有在乡下插队七年的经历,有多年来远离庙堂的感受,所以比不得医生,医生管救人。在大学七年,给超过一千个学生上课(不是都来上课,逃课的也在名册上),更多的时候我是自救,不这样上课还有什么乐趣,轰轰隆隆讲两小时混两小时的钱?
从来,我的孩子和我说什么我都会默默听,最后再说出我的看法。跟学生也差不多,但后者我会很谨慎地给出意见或者请他们再想想,再听听家长的意见,我很不喜欢好为人师。很多时候,学生并不是想听你的“指引”,只是能对一个大人说出来,这份信任我珍视。
南方日报:你尽量去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名字,这对于你和他们意味着什么?
王小妮:坐在下面黑压压的他们,各自有名有姓有脾气有故事,开始我没想到,叫出一个学生的名字能让他快乐一个中午。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多好。有了这个开始,我们才可能成为朋友,我的“念经”才可能被听进去。一个名字不过两、三个字,你叫他一声,他会忽然觉得自己存在着,被人在乎着。我的学生中很多留守儿童,跟父母长久分离,他们的内心都快孤僻成冰了。
南方日报:你书里面的学生都个性鲜明,正如你说的“在生活的角落里,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可以看出你用一种理性和爱交织的目光来看待他们、温暖他们,他们给了你什么?
王小妮:当一个孩子默默跟在旁边,忽然低声说:老师,我信教了……那是什么感受!这七年我很感恩,我眼里的“80后”“90后”很多都是内心丰富、情谊深厚的。
3
“上课”这件事无用功他不愿意付出时间精力,这是多年教育的“硕果”
南方日报:你说有时候去上课,感觉是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为什么这么着急?谈什么?
王小妮:从2007年的“肖志军孕妇签字”事件他们起初的冷淡,我们的课上开始加新闻时事,直到2011年底我的课结束,没间断过新闻环节,有很多时候是谈谈最新资讯。
另外,我理解的“备课”和写作一样,它应该是个灵感突发、不断修改、激情涌动的过程,有时候,一次课的讲法会反反复复变好几回,如果能被最后确定的方案激动,会急着去上课,去对他们说。好像改来改去字斟句酌,把一首诗改得很好,急着想找到人读出来。恰恰有个房子里有人正等着你说点什么,多好的机会啊,写诗的人一定理解我说的这感觉。
南方日报:对于在戏文课堂中加入新闻时事,应该也是你的一个创举。你认为这些孩子为什么并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事物?以及在“强迫”他们了解这些新闻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变化?
王小妮:不关心,因为没用,和他本人没关,无用功。他不愿意付出时间精力,这是多年教育的“硕果”。有学生说,过去他的电脑上一跳出“新闻栏”,他就骂一句关闭它,现在他会打开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就此逐渐地学会担当,那可就太庆幸了。
南方日报:你在书中多次提到,让学生抛弃所谓的“好词好句”,而他们接受起来很困难。但是后来我们在书中所附的学生作品中还是看到了很多朴实的好文字,你是怎么让他们完成这样的转变的?
王小妮:开始困难,一旦开了头,就毫不困难了。真正的困难是离开了这间教室,他们还会翻出“好词好句”,自觉地又跳回老套子里。不能全怪他们,社会太强大,潮流太严酷,他们顶不过,就随波逐流,一个学期18周课,和个人无奈的一生比算什么。所以,悲哀。
南方日报:当大学老师这些年,你对于学生,对于教育的心态是怎么样一个过程?有没有什么改变?
王小妮:开始像普通老师一样总想要教他们,甚至带有“教育者”先天的强势,后来渐渐变得很多,我发现过我身上不知觉的暴戾和他们身上被压抑久了正暗淡下去的光泽。这些都得改变,不然不配做个施教者。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7 12:43
4
《上课记》之后我本性就是不谋求“正途”“正位”的人,不然就没有《上课记》了
南方日报:有人称这本书为“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对于它的价值和意义你本人怎么看?
王小妮:如果说它有价值,它的价值在于真实,没有虚构。如果不能带来改变,它也只是一叠印了字的纸。
拿到实体的书,我的感觉很奇怪:读者不会想到为写这些字得付出什么。
南方日报:你的学生看到《上课记》有什么反馈?你周围的人呢?
王小妮:收到学生的邮件,多是感动,文字间的好多东西其实他们还没懂,或者永远不会懂。周围人?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感觉做老师的眼神游移,好像听到他们心里说你在干什么?我知道我出位了,我本性就是不谋求“正途”、“正位”的人,不然没有《上课记》。
南方日报:书中的很多细节让一些同为大学老师的人深受触动,比如通过算一笔账,发现学生要为每一节课付50多块钱。现在我们接触到很多老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一节课对于学生的价值。
王小妮:我大概也知道正常的大学老师们在干什么,看他们为2万元的经费争,真想笑。
不要以为避害趋利天经地义人人皆如此。人世间总会有例外,我对学生说:在别人都这么想的时候,总有人要那么想,这40年来,这个土地上的诗人们一拨拨都是这么过来的。知道他们没听懂,但是我要说。
南方日报:你说“上了六年课,我相信做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这些问题具体指什么?
王小妮:教育体制不变,或者更大的东西不变,一个人所做的绝对只是飞蛾扑火。
南方日报:那么在付出这么多之后,有时候可能看不到明显的成果,或者像你书中所说,这些理想主义,这些单纯,可能在他们毕业之后就会荡然无存。那么你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王小妮:首先,是为我自己坚持,一个写诗的人本能的抵御和挣扎。还有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们,他们也必须为自己争得未来。
南方日报:很多人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可能都会遗憾自己没有遇到你这样的老师。对于这些人,你认为他们应该怎么样进行自我教育?
王小妮:我只是死心眼了点,把写诗的气力滥用于四面八方了,只要不违抗一个生命渴望自由的本性,人人都能获得自救。
众议《上课记》
朱大可:一种充满细节的教育
在一个喧嚣的时代,没有人会如此使用教学听诊器,静静地倾听那些年轻心脏的跳动,看到“在生活的角落里,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她如此耐心而友善地对待他们,感受他们的疼痛、喜悦、忧虑和希望。这是一种充满细节的教育。良好的教育,必须具备这样的细节;而只有善良和爱,才能产生如此丰富的人性细节。在课堂展开富有人性色彩的美育和情感教育,让阅读和写作都散发出日常理性的光亮,这显然是一种最好的营救。
小妮的诗风始终简单质朴,她的随笔亦是如此。没有奢华的语词,没有夸张的铺叙,也没有常见的道德煽情,整部《上课记》犹如一个简单的速写本,线描了一个普通教师的细腻感受。她在课堂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发现了人性、诗意、情趣和生活的痒点,但反射在文本里的,只是一种恬淡而简洁的日记体回响。我想,海南大学的电影电视文学专业的学生有福了。跟她相比,我不是合格的学生,更不是合格的老师。
蓝蓝:一个时代真实的映像
在这本书中,她记录了从2006年到2010年五年间和学生们相处的故事,记录了来自中国各个省份、城市、乡村孩子们的言行,记录了她对于教育的严肃思考。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学生,不是抽象的数字,那是一个个有感受有喜怒哀乐的生命,一张张青春的脸后面是一个个组成社会的众多家庭。王小妮以她深切的爱,自觉负担起在这些年轻人心中点燃理想主义之火的责任。
这是一本令人心惊的书,也是一部沉痛的书。它记载了一个时代在年轻人心中留下的恐惧、迷茫、贫乏、冷漠,也记载了一息尚存的希望、温暖和抗争。它以最敏锐的触角,触及了社会各个层面最深处的暗潮涌动和它们对年轻人心智的影响,也袒露了一个教师秉持良知和责任倾尽心力热爱和引导下一代人的赤子之心。——这甚至不是一本关于教育的书,甚至不仅仅是一个教师和学生们交往的故事,它是一个时代真实的映像,关乎到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未来。
申霞艳:一本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
王老师一再谦虚地强调《上课记》是任何一个老师都能写的。其实能写和能做、能想是两回事,记录本身是容易的,一时的慷慨激昂、愤世嫉俗、忧国忧民是容易的,难的是始终如一的坚持,无论路上碰到什么打击、障碍乃至侮辱,仍然沿着理想行进。她在课堂的努力虽然只是面对她教的那群孩子,但我相信,这群孩子同样会影响她周围的朋友、她未来的下一代,所以,教育的深远影响和精神意义绝不是一双世俗的眼睛可以随意评估的。
《上课记》不仅是本个性化的写作教材,也是一本社会学的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王小妮从不高高在上,对学生凌空蹈虚地指手画脚,对于学生的兼职、舞弊、缺勤均持理解之心。她对学生的痛苦感同身受,将自己对学生的误解坦白招来。她并不美化学生,她们的点名诡计、对老师的奉迎讨好、助学金的分配不均等都从实记载。《上课记》没有经过科学的问卷设计,却相当散淡而人性地录下了当代大学生的困境;虽然各年体例不统一、显得没有规划,但却相当性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7 12:43
真正的教育在哪里?《上课记》
  
   中国的教师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教师团体,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学校和学生,但是中国的教育呢?陈丹青说,中国有教育吗?中国只有考试。虽然并不全面但是很深刻,中国的中学教育几乎被考试所占领,在里面看不到什么教育了。那么小学有教育吗?或许有吧,只有在那些拥有自由的地方才会拥有教育,而中国的中小学教师,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吗?我们这个社会给他们留下的空间太小了。
  
   我就在小学工作,教什么课,教几年级我无法决定,用什么教材,怎么用我无法决定,教学计划教案怎么写,我无法决定,甚至连计划上的格有几个,用什么笔来画我都无法决定。还好我教的是一门边缘的小科——综合,没有领导认真过问我在课堂上都讲了什么,其实我从来没用过那陈旧的教材,都是根据我和学生的兴趣来选择课题。
  
   王小妮的《上课记》其实就是对她课堂的描述,里面没有太多感人的教育故事,也没有很特别的教育案例。只是在描述自己怎么上课。就是这么平实的描述,却让很多人感觉到其实教育真的很美好。原来在海南岛还有这么一所不知名的海南大学,在这个大学中,一个诗人,很抱歉这个年代居然还有诗人,在教一些戏剧影视专业的学生们学习怎么写作。好在中国的大学还没有规定好,大学的老师使用什么教材,怎么上课,怎么写计划,计划有几个格,用什么笔来写。所以在王小妮的课堂上,还能够看到那么一点点的诗意。
  
   王小妮的学生中有一多半来自农村,需要申请助学补助的有十几个,这些学生中有的还从来没进过电影院,有的还没看过一本课外书,他们上了十几年的学,考过无数次试,却连最基本的真实的写作,都没有人教过。大一的新生还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可是同样这些学生大三以后,都沉默了,面临他们的是求职的压力,知识,那个戏剧影视专业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工作不过是卖手机、推销保险、服务员、售楼员……
  
   这就是中国最真实的教育,北大清华那些名牌大学每年才能招收多少人,剩下的中国的学生,多数是上不了大学的,上了大学的多数又是都上的海南大学这样大学,而我们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的教育都是在为了培养那一点点考入名牌大学的学生服务的,评价和衡量一个学校的标准也是以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数量来定的。
  
   当你看到真实的中国教育,你会感觉到那种无法言说的沉重,你会感觉那种令人窒息的无奈。但是当你一转身忘记这种真实,这一切就好像都不存在了。于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忘记真实的世界里,还感觉这个世界其实很好,很美妙。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7 12:46
钟声响起来——读《上课记》 / 刘十三


在写一篇回忆自己小学生活的文章的间隙,我看到了王小妮的《上课记》,一本她教书生活简短记录的结集。作为诗人的王小妮,一直极为低调,甚至独立在诗坛之外;作为教师的王小妮,还是一样的低调,甚至始终带着一种惶恐,就像她2006年记录前的导言的题目:我该给他们什么才能心安。


在《上课记》里,王小妮放弃了自己诗的语言和形式,还原到最为朴素的日记式写作,每一篇小文,都能看见她的责任、忧虑和期盼。很可惜,2005年,王小妮第一年做教师的“上课记”并没有记录下来,而后来的记述里,她也没有刻意去追忆第一年的海岛教书生活。但我对这缺失的一年却极为感兴趣,因为我好奇她第一次站在课堂上、第一次和学生说话、第一次批改作业,或者说,我好奇她作为老师的所有第一次遭遇,以及这些遭遇带给她的冲击和改变。

每一篇,作者都没有刻意去构成完整的文章,而是只记下片段。它们是残缺的,却又是真实的。更难得的是,王小妮极少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学生们,总是含蓄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想法。或者说,她从没想过利用自己作为教师、作为上一代人的身份优势,去灌输某种真理;这使得《上课记》里的学生们,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他们原生态的状态,他们的自卑、无奈、恐惧、羞耻、骄傲……这种对青年一代的冷静而充满温情的记述,因为其真实,超过所有其他种类的贴标签式描述。

近些年,人们对学生这个群体的关注多起来,特别是文学界,不再是青春文学或校园文学那种把学生塑造成或单纯或叛逆的一边倒的状态,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具体的环境,具体的学生的生活里,写出他们本来的痛苦和欢乐。前有杨争光引起极大反响的小说《少年张冲六章》,后有王小妮的《上课记》。似乎整个社会都在反思,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我们的孩子怎么了,但这些掌握着话语权,实实在在地决定着孩子们命运的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责任推到自身之外:体制如何、社会如何、学校如何。王小妮难得地看到自己在其中的责任(难道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负有这种责任吗?),更难得地发现这些年轻人作为一代人对其他代人的价值。王小妮在前言中说:“我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对我说话,而我自己已经这么老了,这么多年始终被外来的力量摧毁着,又始终感觉自己依旧在,并没被毁掉,靠的正是纯净气息的不断补充滋润,所以,能站在他们中间真好,真是幸运。”在我看来,这段话所隐藏的价值量几乎超过了正文部分。尽管80后或者90后已经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组成,尽管在汶川地震的一系列大事里,年轻人表现了他们与社会所认为的形象截然不同的面目,但人们,特别是在文化界,一直很少有“过来人”能真切地感觉到且表达出自己是在被年轻人滋养着的。“过来人”们更愿意扮演教育、指责、批判的角色,而不是以身处于这一代年轻人中间为自豪,为幸运,他们很少会想到,自己这一代的成功正是站立在下一代的青春之上的。王小妮的这段话,却让我们感觉到她对年青一代的忧患和爱,是如此真实,而她对年轻一代的感激,也是如此真实。

在读完《上课记》之后,接续的书是何伟的《江城》。我惊讶地发现,将《上课记》和《江城》对照起来看,不但是适宜的,甚至是非常必要的。《江城》中的一部分,何伟以一个美国教师的视角,记录了他中国一所普通高校里的生活。他既因文化上的敏感性,捕捉到了渗透在学生们日常生活每个细节里的政治气息,也通过阅读、排演等方式,挖掘了他们身上几千年来一直持续未断的诗性的因子、善和美的本能。他赞扬这善和美,也看到它们正在人们的内心萌发出崭新的力量,而这正是我们的文学中很少去做的。没必要去分析王小妮与何伟的书中,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更重要的事情在于,她们同时在传达着复杂的信息:这些年轻的生命,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钟声响起来,或者,钟声一直在响,但行色匆匆的人们却听不见,就像何伟在《江城》里所写的,所有的人都早已习惯了将各种噪杂的声音置若罔闻,无意识地屏蔽在耳膜之外了。可是,人们需要听见,而且需要互相倾听,特别是年轻人。

《上课记》王小妮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



在写一篇回忆自己小学生活的文章的间隙,我看到了王小妮的《上课记》,一本她教书生活简短记录的结集。作为诗人的王小妮,一直极为低调,甚至独立在诗坛之外;作为教师的王小妮,还是一样的低调,甚至始终带着一种惶恐,就像她2006年记录前的导言的题目:我该给他们什么才能心安。

在《上课记》里,王小妮放弃了自己诗的语言和形式,还原到最为朴素的日记式写作,每一篇小文,都能看见她的责任、忧虑和期盼。很可惜,2005年,王小妮第一年做教师的“上课记”并没有记录下来,而后来的记述里,她也没有刻意去追忆第一年的海岛教书生活。但我对这缺失的一年却极为感兴趣,因为我好奇她第一次站在课堂上、第一次和学生说话、第一次批改作业,或者说,我好奇她作为老师的所有第一次遭遇,以及这些遭遇带给她的冲击和改变。

每一篇,作者都没有刻意去构成完整的文章,而是只记下片段。它们是残缺的,却又是真实的。更难得的是,王小妮极少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学生们,总是含蓄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想法。或者说,她从没想过利用自己作为教师、作为上一代人的身份优势,去灌输某种真理;这使得《上课记》里的学生们,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他们原生态的状态,他们的自卑、无奈、恐惧、羞耻、骄傲……这种对青年一代的冷静而充满温情的记述,因为其真实,超过所有其他种类的贴标签式描述。

近些年,人们对学生这个群体的关注多起来,特别是文学界,不再是青春文学或校园文学那种把学生塑造成或单纯或叛逆的一边倒的状态,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具体的环境,具体的学生的生活里,写出他们本来的痛苦和欢乐。前有杨争光引起极大反响的小说《少年张冲六章》,后有王小妮的《上课记》。似乎整个社会都在反思,我们的教育怎么了,我们的孩子怎么了,但这些掌握着话语权,实实在在地决定着孩子们命运的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责任推到自身之外:体制如何、社会如何、学校如何。王小妮难得地看到自己在其中的责任(难道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负有这种责任吗?),更难得地发现这些年轻人作为一代人对其他代人的价值。王小妮在前言中说:“我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对我说话,而我自己已经这么老了,这么多年始终被外来的力量摧毁着,又始终感觉自己依旧在,并没被毁掉,靠的正是纯净气息的不断补充滋润,所以,能站在他们中间真好,真是幸运。”在我看来,这段话所隐藏的价值量几乎超过了正文部分。尽管80后或者90后已经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体组成,尽管在汶川地震的一系列大事里,年轻人表现了他们与社会所认为的形象截然不同的面目,但人们,特别是在文化界,一直很少有“过来人”能真切地感觉到且表达出自己是在被年轻人滋养着的。“过来人”们更愿意扮演教育、指责、批判的角色,而不是以身处于这一代年轻人中间为自豪,为幸运,他们很少会想到,自己这一代的成功正是站立在下一代的青春之上的。王小妮的这段话,却让我们感觉到她对年青一代的忧患和爱,是如此真实,而她对年轻一代的感激,也是如此真实。

在读完《上课记》之后,接续的书是何伟的《江城》。我惊讶地发现,将《上课记》和《江城》对照起来看,不但是适宜的,甚至是非常必要的。《江城》中的一部分,何伟以一个美国教师的视角,记录了他中国一所普通高校里的生活。他既因文化上的敏感性,捕捉到了渗透在学生们日常生活每个细节里的政治气息,也通过阅读、排演等方式,挖掘了他们身上几千年来一直持续未断的诗性的因子、善和美的本能。他赞扬这善和美,也看到它们正在人们的内心萌发出崭新的力量,而这正是我们的文学中很少去做的。没必要去分析王小妮与何伟的书中,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更重要的事情在于,她们同时在传达着复杂的信息:这些年轻的生命,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钟声响起来,或者,钟声一直在响,但行色匆匆的人们却听不见,就像何伟在《江城》里所写的,所有的人都早已习惯了将各种噪杂的声音置若罔闻,无意识地屏蔽在耳膜之外了。可是,人们需要听见,而且需要互相倾听,特别是年轻人。

《上课记》王小妮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4-27 12:47
王小妮(深圳)●上课记
2005年8月底,我开始在大学里上第一次课。
在这之前,除了做痛苦的学生就是做痛苦的学生家长,印象里的老师几乎都是色厉话冷心肠硬。我清楚地记得,连学生穿错了校服都要被中学老师喊去训话。终于我有机会亲身来试试,看一个人能不能做个好老师。
第一年上课没有做任何额外记录,很多感触即时鲜活过后又都忘了,到学期末手里只剩一本上课笔记和翻得残破的学生名单。但是,三个多月下来,那些活生生的面孔时刻跳跃在眼前。我发现我喜欢他们,很想趁他们还涉世不深,把更多我的感受传达过去。曾经有个教师随口问我:你真以为他们很单纯?我最后确信:我宁可、愿意地这么认为。
从2006年秋天开始,我开始留意上课期间发生的细碎情节,最终写了《2006年上课记》。当时它就是孤立的一篇,没想过要持续写。到2007年秋季开学,自然而然又有很多感触,又开始写,这样连续五年,我已经有了五篇《上课记》。把它们放在一起对比,很容易就发现它们的体例风格篇幅都不同,从这些比较原始的记录中能明显感到写作者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这样挺好,挺真实。
在《2009年上课记》中我说:
“一定有人疑虑,你到底要干什么?
开始,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也许和12年前写过一篇关于教育的随笔《把孩子交出去》有关……我也在试探我自己究竟想干什么和能干什么,除了做好老师之外。现在越来越清晰了:我想试试,在后一代人身上,理想主义还有没有最后的空间。在21世纪中国,一个偏远的海岛上,一个最平常的教育机构,一些平民百姓的子女,是否能让他们在18岁的时候见到那闪光的片刻乍现。同时,我也很需要从他们身上得到动力,很愿意每次课都准备好最新资讯和对于写作对于诗歌的各种想法一路奔涌着,去和这些年轻人讨论。
来到这个地处边缘的海岛城市有6年了,平时遇到送快递的、订机票的、卖空调的、推销保险的、做导游的,很多都毕业于我们这所大学,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一所地道的底层大学。它的生源大半来自社会底层,他们的将来也必定构成着这个社会的基础,以及未来公民社会的根基。他们个性中的淳朴务实很多是天然的,如果他们能清晰地设定做人的基本底线,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这幻想常常耸动,觉得认真地去上两节课变得有意义。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少精英,它恰恰更需要更多的、平凡的好人。也许付出努力能启动这些年轻人身上潜行的未知力量,也许能影响他们在以后漫长的日常中能坚守自己,也许如李提摩太所说,现代教育20年可见成效。
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两个理由全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完全是徒劳,我也想让这徒劳发生。总不能什么也不做,任由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人随着现实的惯性,被一路推搡着徒然奔跑。”
2006年秋天的第一次课是9月23号,我拿到一份42人名单,他们是来自16个省份的大一学生,所有人全都仰着被十天军训晒得黑乎乎的脸。真年轻的脸啊。我想了解他们中间有多少人生活在县城以下的乡村:底下有20几个举起手,超过了半数。这数字很可能不准确。我知道,出生在城市的孩子绝不会举手。举手的,都是真的。我也知道,有些乡下孩子的手不想举起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6-7 22:32
胡适 治学方法 (1)

第一讲:引言
(四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台湾大学演讲)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今天我感觉到很困难,因为当初我接受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到台大和师院作学生讲演,
我想总是在小屋子里面,只有二三十人,顶多一百人,可以有问有答;在小规模的讲堂里
面,还可以有黑板写写字,这样子才可以作一种学术讲演。今天来到这么一个广场里面作
学术讲演,的确是生平第一次,一定有许多话给先生们听了觉得太浅,同学们又觉得没有
黑板写下来,不容易知道。我的南腔北调的官话依然咬不清楚,一定使大家很失望,所以
先要道歉!

当时我收到钱校长与刘院长的电报,我想了几天,我以为他们两位另外有一封详细的信告
诉我:是两个学校分开还是合起来讲?是小讲堂还是大讲堂?当时的确没有想到在广场讲
演。等了两个星期,他们没有信来,我自动打电报给他们两位;我提出两个题目:在台大
讲“治学办法”,在师院讲“杜威哲学”。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师,活了九十多岁,今年才过去。我们一般学生觉得,在自由中国应该
有一个机会纪念他,所以杜威哲学这个题目,是当作一个纪念性。

今天讲治学的方法,其实也是带纪念性的。我感觉到台大的故校长--傅斯年先生,他是
一个最能干,最能领导一个学校,最能够办事的人。他办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他也在我之前先代理过北大校长一年;不是经过那一年,我简直没有办法。后来做台大
校长,替台大定下很好的基础。他这个人,不但是国家的一个人,他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
个多方面的天才,他的记忆力之强更是少有的。普通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能思想;傅先生
记忆力强,而且思考力非常敏锐,这种兼有记忆力和思考力的人,是世界上少见的。同时
,能够做学问的人不见得能够办事,像我这样子,有时候可以在学问上做一点工作,但是
碰到办事就很不行。钱校长说我当北大校长,还可以作研究工作,不是别的,只因为我不
会办事。我做校长,完全是无为而治;一切事都请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去办,我从来不
过问学校的事;自己关起门来做学问。傅先生能够做学问而又富有伟大的办事能力;像这
种治学方法同办事能力合在一块,更是世界上少见的。因为傅先生同我是多年的同事,多
年的朋友;同时在做学问这一条路上,我们又是多年的同志。所以我今天在台大来讲治学
方法,也可以说是纪念这个伟大而可惜过去得太早的朋友。

我到台大来讲治学方法,的确是很胆怯;因为我在国内教育界服务几十年,我可以告诉台
大的同学们:现在台大文史的部门,就是从前在大陆没有沦陷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过有这样
集中的人才;在历史、语言考古方面,傅先生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带到这里来,同
台大原有的人才,和几年来陆续从大陆来的人才连在一块,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来办大学
空前的文史学风。我很希望,不但在文学院历史学系、语言学系、考古学系的同学们要了
解台大文史人才的集中是大陆沦陷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更希望台大各院各系的同学都
能够明瞭,都能够宝贵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学医、学农、学工、学法律、
学社会科学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听这许多文史方面领袖的人才是怎样讲学,怎样
研究,怎样在学问方面做工作。我不是借这个机会替台大做义务广告,我实在觉得这样的
机会是很可宝贵的,所以希望诸位能够同我一样了解台大现在在文史方面的领导地位。

我看到讲台前有很多文史方面的老朋友们,我真是胆怯,因为我不是讲天文学、地质学、
物理、化学,是在文史方面讲治学方法。在诸位先生面前讲这个题目真是班门弄斧了。

我预备讲三次:第一次讲治学方法的引论,第二次讲方法的自觉,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的
关系。
今天我想随便谈谈治学的方法。我个人的看法,无论什么科学--天文、地质、物理、化
学等等--分析起来,都只有一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做研究呢?就是
说,凡是要去研究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发生,要等我们去解决它;所以做研究
的时候,不是悬空的研究。所有的学问,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研究的动机总是因
为发生困难,有一个问题,从前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了,从前觉得没有解决的必要,现在
觉得有解决的必要的。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
;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凡是有做学问做研究
经验的人,都承认这个说法。真正说起来,做学问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问题的解决。
所有的学问,做研究的动机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样的。不但是现在
如此;我们研究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发展的历史,再看看中国二千五百年来凡是合于科
学方法的种种思想家的历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学问做研究上有成绩的人,他的方法
都是一样的。古今中外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呢?就是因为做学问做研究的
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从一个动机到一个目标,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
,就是所谓方法。从发现困难那一天起,到解决困难为止,当中这一个过程,可能很长,
也可能很短。有的时候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解决一个问题;有时候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
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方法。

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甚么呢?我曾经有很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
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
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
单扼要的话。

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
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定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更重要。这
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有的时候在我自己的
班上,我总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了解。今天讲治学方法论,可以说就是要说明什么叫做假
设;什么叫做大胆的假设;怎么样证明或者否证假设。

刚才我说过,治学的方法,做研究的方法,都是基于一个困难。无论是化学、地质学、生
物学、社会科学上的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困难。当困难出来的时候,本于个人的知识、学
问,就不知不觉地提出假设,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比方诸位在台湾这几年看见
杂志上有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就是所谓红学,到底《红楼梦》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
《红楼梦》里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普通人看《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都是不发生问题的,
但是有某些读者却感觉到《红楼梦》发生了问题:《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写贾
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的故事有没有背景?有没有“微言大义”在里面?写了一部七八十万
字的书来讲贾家的故事,讲一个纨绔子弟贾宝玉同许多漂亮的丫头,漂亮的姊妹亲戚们的
事情,有什么意义没有?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你有一个假设,他
也有一个假设。

在二三十年前,我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有许多关于《红楼梦》引起的问题的假设的
解决方案。有一种是说《红楼梦》含有种族思想,书中的人物都是影射当时满洲的官员,
林黛玉是暗指康熙时候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男人;薛宝钗、王凤姐和那些丫头们都是暗指历
史上的人物。还有一种假设说贾宝玉是指一个满洲宰相明珠的儿子叫做纳兰性德--他是
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很高的文学家--那些丫头、姐妹亲戚们都是代表宰相明珠家里的一班
文人清客;把书中漂亮的小姐们如林黛玉、薛宝钗、王凤姐、史湘云等人都改装过来化女
为男。我认为这是很不可能,也不需要化装变姓的说法。

后来我也提出一个假设。我的假设是很平常的。《红楼梦》这本书,从头一回起,作者就
说这是我的自传,是我亲自所看见的事体。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
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
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fu,三声),他的祖父叫做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
,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
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书中说到,“皇帝南巡的时候,我们家
里接架四次。”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倾家荡产的;这些事在当时是值得
一吹的。所以曹雪芹虽然将真事隐去,仍然舍不得要吹一吹。曹雪芹后来倾家荡产做了文
乞,成了叫化子的时候,还是读书喝酒,跟书中的贾宝玉一样。这是一个假设;我举出来
作一个例子。

要解决“《红楼梦》有什么用意”这个问题,当然就有许多假设。提出问题求解决,是很
好的事情;但要先看这些假设是否能够得到证明。凡是解决一个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有证
明。我们看这些假设,有的说这本书是骂满洲人的;是满洲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汉人含有
民族隐痛,写出来骂满洲人的。有的说是写当时的一个大户人家,宰相明珠家中天才儿子
纳兰性德的事。有的说是写康熙一朝的政治人物。而我的假设呢?我认为这部书不是谈民
族的仇恨,也不是讲康熙时候的事。都不是的!从事实上照极平常的做学问的方法,我提
出一个很平常的假设,就是《红楼梦》这本书的作者在开头时说的,他是在说老实话,把
他所看见的可爱的女孩子们描写出来;所以书中描写的人物可以把个性充分表现出来。方
才说的“大胆的假设”就是这种假设。我恐怕我所提出的假设只够得上小胆的假设罢了!

凡是做学问,不特是文史方面的,都应当这样。譬如在化学实验室做定性分析,先是给你
一盒东西,对于这盒东西你先要做几个假设,假设某种颜色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到火上
烧烧看,试验管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都是问题。这与《红楼梦》的解释一样的有问题;做
学问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是给我们一点知识以供我们提出各种假
设的。所以“大胆的假设”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因为人人的学问,人人的知识不同
,我们当然要容许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一切知识,一切学问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
么你们在学校的这几年中有许多必修与选修的学科?都是给你们用;就是使你在某种问题
发生的时候,脑背后就这边涌上一个假设,那边涌上一个假设。做学问,上课,一切求知
识的事情,一切经验--从小到现在的经验,所有学校功课与课外的学问,为的都是供给
你种种假设的来源,使你在问题发生时有假设的材料。如果遇上一个问题,手足无措,那
就是学问、知识、经验、不能应用,所以看到一个问题发生,就没有法子解决。这就是学
问知识里面不能够供给你一些活的材料,以为你做解决问题的假设之用。

单是假设是不够的,因为假设可以有许多。譬如《红楼梦》这一部小说,就引起了这么多
假设。所以第二步就是我所谓“小心的求证”。在真正求证之先,假设一定要仔细选择选
择。这许多假设,就是假定的解决方法,看那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
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那个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譬如《红楼梦》是讲的什么?有什么
意思没有?有这么多的假定的解释来了,在挑选的时候先要看那一个假定的解释比较能帮
助你解决问题,然后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认为我的假设是比较那个满意解决的。譬如
我的关于《红楼梦》的假设,曹雪芹写的是曹家的传记,是曹雪芹所看见的事实。贾母就
是曹母,贾母以下的丫头们也都是他所看见的真实人物。当然名字是改了,姓也改了。但
是我提出这一个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最要紧的是要求证。我能够证
实它,我的假设才站得住;不能证实,它就站不住。求证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实是
不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问题。要知道《红楼梦》讲什么,就要做《红楼梦》的考证。现
在我可以跟诸位做一个坦白的自白。我做《红楼梦考证》那三十年中,曾经写了十几篇关
于小说的考证,如《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
》、《三侠五义》等书的考证。而我费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讲怕老婆的故事的书,叫做
《醒世姻缘》,约有一百万字。我整整化了五年的工夫,做了五万字的考证。也许有人要
问,胡适这个人是不是发了疯呢?天下可做学问很多,而且是学农的,为什么不做一点物
理化学有关科学方面的学问呢?为什么花多少年的工夫来考证《红楼梦》、《醒世姻缘》
呢?我现在做一个坦白的自白,就是:我想用一种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
方法。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
法的。譬如讲《红楼梦》,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
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水经注是一样的。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
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我拿《水浒传》、《醒世姻缘》、《水经注》等书做学问的
材料。拿一种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觉的养成一种“大胆的假
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

假设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骸人听闻的假设也无妨。假设是愈大胆愈好。但是提
出一个假设,要想法子证实它。因此我们有了大胆的假设以后,还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证。
比如我考证《红楼梦》的时候,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我找到许多材料。我已经印出的
本子,是已经改了多少次的本子。我先要考出曹雪芹于《红楼梦》以外有没有其他著作?
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时代的人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著作?他的父亲、叔父们有没有什么关于
他的记载?关于他一家四代五个人,尤其是关于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
时候的地位?家里有多少钱,多么阔?是不是真正能够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这些有关的
证据都想法找了来,加以详密的分析,结果才得到一个比较认为满意的假设,认定曹雪芹
写《红楼梦》,并不是什么微言大义;只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传--曹家的历史。我得到
这一家四代五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帮助说明。当然,我的假设并不是说就完全正确;但至
少可以在这里证明“小心”求证这个工夫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再举一个例来说明,方才我说的是先是发生问题,然后是解决问题。要真正证明一
个东西,才做研究。要假设一个比较最能满意的假设,来解决当初引起的问题。譬如方才
说的《红楼梦》,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认为经过这一番的研究,经过这一番材料的搜集
,经过这一番把普通人不知道的材料用有系统的方法来表现出来,叙述出来,我认为我这
个假设在许多假设中,比较最能满意的解答“《红楼梦》说的是什么?有什么意思?”

方才我提到一部小说,恐怕是诸位没有看过的,叫做《醒世姻缘》,差不多有一百万字,
比《红楼梦》还长,可以说是中国旧小说中最长的。这部书讲一个怕老婆的故事。他讨了
一个最可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各种方法打丈夫的父母朋友。她对于丈夫,甚至于一看见
就生气,不但是打,有一次用熨斗里的红炭从她丈夫的官服圆领口倒了进去,几乎把他烧
死;有一次用洗衣的棒槌打了他六百下,也几乎把他打死。把这样一个怕老婆的故事述叙
了一百万字以上,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呢?说这是前世的姻缘。书中一小半,
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写前世的事。后半部是讲第二世的故事。在前世被虐待的人,是这世
的虐待者。婚姻问题是前世的姻缘,没有法子解脱的。想解脱也解脱不了。结果只能念经
做好事。在现代摩登时代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很迷信的故事。但是这部书是了不得的。用
一种山东淄川的土话描写当时的人物有一种诙谐的风趣的;描写荒年的情形更是历历如绘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一部伟大的小说。我就提倡把这部书用新的标点符号标点出来,同书
局商量翻印。写这本书的人是匿名,叫西周生。西周生究竟是什么人呢?于是我做了一个
大胆的假设;这个假设可以说是大胆的。(方才说的,我对于《红楼梦》的假设,可以说
是小胆的假设。)我认为这部书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写的。我这个假设有什么
根据呢?为什么引起我作这种假设呢?这个假设从哪里来的呢?平常的经验、知识、学问
,都是给我们假设用的。我的证据是在《聊斋志异》上一篇题名为“江城”的小说。这个
故事的内容结构与《醒世姻缘》一样。不过《江城》是一个文言的短篇小说;《醒世姻缘
》是白话的长篇的小说。《醒世姻缘》所描写的男主角所以怕老婆,是因为他前世曾经杀
过一个仙狐,下一世仙狐就转变为一个女人做他的太太,变得很凶狠可怕。《聊斋志异》
里的短篇《江城》所描写,也是因为男主角杀过一个长生鼠,长生鼠也就转世变为女人来
做他的太太,以报复前世的冤仇。这两个故事的结构太一样了,又都同时出在淄川,所以
我就假设西周生就是蒲松龄。我又用语言学的方法,把书里面许多方言找出来。运气很好
,正巧那几年国内发现了蒲松龄的几部白话戏曲,尤其是长篇的戏曲,当中有一篇是将《
江城》的故事编写成白话戏曲的。我将这部戏曲里的方言找出来,和《醒世姻缘》里面的
方言详细比较,有许多特别的字集成为一个字典,最后就证明《醒世姻缘》和《江城》的
白话戏曲的作者是同一个小区域里的人。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那个时代的荒年;后来从历
史的记载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考证完了以后,就有书店来商量印行,并排好了版。我因
为想更确实一点,要书局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五年。到了五年才印出来。当时傅先生很高
兴--因为他是作者的同乡,都是山东人。我举一个例,就是说要大胆的假设,而单只假
设还是不够的。后来我有一个在广西桂县的学生来了封信,告诉我说,这个话不但你说,
从前已经有人说过了。乾隆时代的鲍廷博,他说留仙(蒲松龄)除了《聊斋志异》以外,
还有一部《醒世姻缘》。因鲍廷博是刻书的,曾刻行《聊斋志异》。他说的话值得注意。
我经过几年的间接证明,现在至少有个直接的方法帮助我证明了。

我所以举这些例,把这些小说当成待解决的问题看,目的不过是要拿这样人人都知道的材
料,来灌输介绍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方才我说的两句话:“大胆的
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经验的人遇到一个问题,当然要提出假设
,假定的解决方法。最要紧的是还要经过一番小心的证实,或者否证它。如果你认为证据
不充分,就宁肯悬而不决,不去下判断。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证很重要。

时间很短促,最后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长傅先生的一句口号,来结束这次讲演。他这句口号
是在民国十七年开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两句名言,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
东西。”这两句话前一句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后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
校长已经去逝,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济之先生却还大为宣传这个口号,可见的确是我们
治学的人应该注意的。假设人人能提,最要紧的是能小心的求证;为了要小心的求证,就
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今天讲的很浅近,尤其是在座有许多位文
史系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还请他们多多指教。

胡适 治学方法(2)

第二讲:方法的自觉
(四十一年十二月五日在台湾大学讲)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上次我在台大讲治学方法的引论,意思说我们须把科学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
--应用到文史和社会科学方面。治学没有什么秘诀;有的话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
注意证据。”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作为治学的方法,后
来钱校长对我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
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
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钱校长以为这两句话
应该有一种轻重的区别: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今天我们讲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
误,往往由于方法的不自觉。方法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
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做科学实验室工作的人,比较没有危险,因为他
随时随地都有实验的结果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假设在某种条件之下就应该产生某种结
果;如果某种条件具备而不产生某种结果,这就是假设的错误。他便毫不犹豫的检讨错误
在什么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修正自己:这就是
自觉。

但我对钱校长说的话也有一点修正。做自然科学的人,做应用科学的人,学理、工、农、
医的人,虽然养成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但是他们也还是人,并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
免有人类通有的错误。他们穿上实验室的衣服,拿上了试验管、天平、显微镜、做科学实
验的时候,的确是很严格的。但是出了实验室,他们穿上了礼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换了一
个态度;这个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保持实验室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
一个科学家穿上礼拜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以科学
史上很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先生(Sir Oliver Lodge)为例。他在物理学上占很多的
地位;当他讨论到宗教信仰问题的时候,就完全把科学的一套丢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
鬼。他谈到鬼的时候,就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方法完全搁开。他要同鬼说话、同鬼见面
。他的方法不严格了,思想也放假了。

真正能够在实验室里注重小心求证的方法,出了实验室还能够把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社会
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的--这种人很少。今天我特别要引一个人的话作
我讲演的材料:这人便是赫胥黎(T.H. Huxley)。他和达尔文二人,常常能够保持实验
室的态度,严格的把这个方法与态度应用到人生问题和思想信仰上去。1860年,赫胥黎最
爱的一个儿子死了。他有一个朋友,是英国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文学家、社会研究家和宗教
家,名叫金司莱(Charles Kinsley)。他写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这个机会说:“你
在最悲痛的时候,应该想想人生的归宿问题吧!应该想想人死了还有灵魂,灵魂是不朽的
吧!你总希望你的儿子,不是这么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时候,应该考虑考虑考虑灵
魂不朽的问题呵!”因为金司莱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诚恳的写
了一封长信答复他。这信里有几句话,值得我引来作讲方法自觉的材料。他说:“灵魂不
朽这个说法,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因为我找不出充分的证据来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学
室里的时候,我要相信别的学说,总得要有证据。假设你金司莱先生能够给我充分的证据
,同样力量的证据,那么,我也可以相信灵魂不朽这个说法。但是,我的年纪越大,越感
到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认为
说这一句话是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跟着这个神圣的举
动而来的。”赫胥黎是解剖学大家。他又说:“假如我在实验室做解剖、做生理学试验的
时候,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我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我的工作
才可以成功。我对于解剖学或者生理学上小小的困难尚且如此;那么,我对人生的归宿问
题,灵魂不朽问题,难道可以放弃我平常的立场和方法吗?”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面常常引
到这句话。今天摘出来作为说方法自觉的材料。赫胥黎把嘴里说出来,心里觉得“我相信
某件事物是真的”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圣的一种举动。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
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的态度,
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

在文史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样严格。我们以美国今年的大选同
四年前的大选来做说明。1948年美国大选有许多民意测验研究所,单是波士顿一个地方就
有七个民意测验研究所。他们用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的方法来测验民意。他们说:杜鲁
门一定失败,杜威一定成功。到了选举的时候,杜鲁门拿到总投票百分之五十点四,获得
了胜利。被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最精密的测验方法,竟告不灵;弄得民意测验研究所
的人,大家面红耳赤,简直不敢见人,几乎把方法的基础都毁掉了。许多研究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统计学的朋友说,不要因为失败,就否认方法;这并不是方法错了,是用方法
的人不小心,缺乏自觉的批评和自觉的检讨。今天美国大选,所有民意测验机构都不敢预
言谁能得胜了;除了我们平时不挂“民意测验”“科学方法”招牌的人随便谈的时候还敢
说“我相信艾森豪威尔(艾森豪)会得胜”外,连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论专家都不敢预言,
都说今年大选很不容易推测。结果艾森豪威尔(艾森豪)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空前多数
。为什么他们的测验含有这样的错误呢?他们是向每一个区域,每一类有投票权的人征询
意见把所得到的结果发表出来,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赞成共和党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百分之四十七赞成民主党史蒂文生,还有百分之四没有意见,1948年的选举,
百分之五十点四便可以胜利——其实百分之五十点一就够了,百分之五十点零零一也可以
胜利。所以这百分之四没有表示意见的人,关系很大。在投票之前,他们不表示意见,当
投票的时候,就得表示意见了。到了这个时候,不说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响
全局。没有计算到这里面得变化,就容易错误了。以社会科学最精密的统计方法,尚且有
漏洞,那么,在文史的科学上面,除了考古学用实物做证据以及很严格的历史研究之外,
普通没有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没有严格的自己批评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严格,
用得太松懈了。

有一个平常我最不喜欢举的例子,今天我要举出来简单的说一说。社会常常笑我,报纸上
常常挖苦我的题目。就是《水经注》的案子。为什么我发了疯,花了五年多的功夫去研究
《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本身。我是重审一百多年得《
水经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功夫来审这件案子,因为一百年来,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如
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和作了许多地理学说为现代学者所最佩服的浙江
王国维以及江苏的孟森:他们都说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我的老乡
戴震(东原)先生是个贼,都说他的《水经注》的工作是偷了宁波全祖望,杭州赵一清两
个人的《水经注》的工作的。说人家做贼,是一件大事,是很严重的一件刑事诉讼。假如
我的老乡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要提出反驳,替自己辩白。但是他1777年死的,到现在已经
死了一七五年,骨头都烂掉了,没有法子再跑回来替自己辩护。而这一班大学者,用大学
者的威权,你提出一些证据,他提出一些证据,一百年来不断的提出证据——其实都不是
靠得住的证据——后来积非成是,就把我这位老乡压到了,还加上很大的罪名,说他做贼
,说他偷人家的书来做自己的书。一般读书的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吓倒了,都相信他们的
“考据”,也就认为戴震偷别人的书,已成定论,无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点闲
工夫,想到这一位老乡是我平常最佩服的,难道他是贼吗?我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他
们几个人提出的一大堆证据拿来审查,提出了初步的报告。后来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材
料太多,应该再审查。一审就审了五年多,才把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这一百多年的许多
有名的学者,原来都是糊涂的考证学者。他们太懒,不肯多花时间,只是关起门考证,随
便找几条不是证据的证据,判决一个死人做贼;因此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

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案子的文章,登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刊物上。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凡
是原告或检察官提出来的证据,经过律师的辩论,法官的审判,证据不能成立的时候,就
可以宣告报告无罪。照这个标准,我只要把原告提出来的证据驳倒,我的老乡戴震先生就
可以宣告无罪了,但是当我拿起笔来要写中文的判决书,就感觉困难。我还得提出证据来
证明戴震先生的确没有偷人家的书,没有做贼。到这个时候,我才感到英美法系的证据法
的标准,同我们东方国家的标准不同。于是我不但要作考据,还得研究证据法。我请教了
好几位法官:中国证据法的原则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中国证据法的原则只有四个字,就
是“自由心证”。这样一来,我证明原告的证据不能成立还不够,还得要做侦探,到处搜
集证据;搜了五年,才证明我的老乡的确没有看见全祖望赵一清的《水经注》。没有机会
看到这些书,当然不会偷了这些书,也就没有做贼了。

我花了五年的功夫得着这个结论;我对于这个案件的判决书就写出来了。这虽然不能当作
专门学问看,至少也可以作为文史考证的方法。我所以要做这个工作,并不是替老乡打抱
不平,替他做律师,作侦探。我上次说过,我借着小说的考证,来解说治学的方法。同样
的,我也是借《水经注》一百多年的糊涂官司,指出考证的方法。如果没有自觉的批评、
检讨、修正,那就很危险。根据五年研究《水经注》这个案子的经验,我认为做文史考据
的人,不但要时时刻刻批评人家的方法,还要批评自己的方法。五年的审判经验,给了我
一个教训。为什么这些有名的考证学者会有这么大的错误呢?为什么他们会冤枉一位死了
多年的大学者呢?我的答案是:这些做文史考据的人,没有自觉的方法。刚才说过,自觉
就是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自己修正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文史科学,社
会科学方面,我们不但要小心的求证,还得要批评证据。自然科学家就不会有这种毛病;
因为他们在实验室的方法就是一种自觉的方法。所谓实验,就是用人工照出证据来证明一
个学说、理论、思想、假设。比方天然界的水,不能自然的分解成氢气和氧气。化学家在
做实验的时候,可以用人工把水分成氢气和氧气各为若干成分。天然界不存在的东西,看
不见的形状,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用人工使他们生产出来。以证明某种假设:这就是所谓
实验,文史科学、社会科学没有法子创造证据。我们的证据全靠前人留下来的;留在什么
地方,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找。不能说找不到便由自己创造出一个证据来。如果那样,就
是伪证,是不合法的。

我们既然不能像自然科学家一样,用实验的方法来创造证据,那么,怎么办呢?除了考古
学家还可以从地下发觉证据以外,一般文史考证,只好在这本书里头去发现一条,在那本
书里面去发现一条,来作为考证的证据。但是自己发现的证据,往往缺乏自己检讨自己的
方法。怎么样才可以养成方法的自觉呢?今天我要提出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我多年以来
常常同朋友们谈过,有时候也见诸文字的。中国的考证学,所谓文史方面的考证,是怎么
来的呢?我们的文史考证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先有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已经应
用了很久,并且已经演进到很严格的地步了,然后才把它应用到人文科学方面;所以他们
所用的方法比较好些。我们的考证学已经发达了一千年,至少也有九百年,或者七百年的
历史了。从宋朝朱子(殁于西历一千二百年)以来,我们就已经有了所谓穷理、格物、致
知的学问,却没有自然科学的方法。人家西方是从自然科学开始;我们却是从人文科学开
始。我们从朱子考证尚书、诗经等以来,就已经开了考证学的风气;但是他们怎么样得到
考据的方法呢?他们所用的考证、考据,这些名词,都是法律上的名词。中国的考据学的
方法,都是过去读书人做了小官,在判决官司的时候得来得。在唐宋时代,一个中了进士
的人,必须先放出去做县尉等小官。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知县审判案子,以训练判案的能
力。于是,一般聪明的人,在做了亲民的小官之后,就随时诚诚恳恳地去审判人民的诉讼
案件;久而久之,就从判案当中获得了一种考证、考据的经验。考证学就是这样出来的。
我们讲到考证学,讲到方法的自觉,我提议我们应该参考现代国家法庭的证据法(Law o
f Evidence)。在西方证据法发达的国家,尤其是英美,他们的法庭中,都采用陪审制度
,审案的时候,由十二个老百姓组成陪审团,听取两造律师的辩论。在陪审制度下,两造
律师都要提出证人证物;彼此有权驳斥对方的证人证物。驳来驳去,许多证人证物都因此
不能成立,或者减少了作证的力量。同时因为要顾到驳斥的关系,许多假的,不正确的和
不相干的证据,都不能提出来了。陪审员听取两造的辩驳之后,开会判断谁有罪,谁无罪
。然后法官根据陪审员的判断来定罪。譬如你说某人偷了表,你一定要拿出证据来。假如
你说因为昨天晚上某人打了他的老婆,所以证明他偷了你的表;这个证明就不能成立。因
为打老婆与偷表并没有关系。你要把这个证据提出来打官司,法官就不会让你提出来。就
是提出来也没有力量。就算你修辞很好,讲的天花乱坠,也是没用的。因为不相干的证据
不算是证据。陪审制度允许两造律师各驳斥对方的证据,所以才有今天这样发达的证据法


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
。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做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
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
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重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
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如果我们关起
门来做考据,判决这个人做贼,那个人是汉奸,是贪官污吏,完全用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天
下古今的是非、真伪、有无;在我们的对面又没有律师来驳斥我们:这样子是不行的。我
们要假定有一个律师在那里,他随时要驳斥我们的证据,批评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要是
没有一个律师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觉,态度也往往不够谨慎,所得的结
论也就不够正确了。所以,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

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
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

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譬如你说这
个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这不能证明他
偷了你的表。象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

要做到方法的自觉,我觉得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关起门来做考据的时候,就要如临师保
,如临父母。我们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两个标准:一要审查自己的证据可靠不可靠;二
要审查自己的证据与本案有没有相干。还要假定对方有一个律师在那里,随时要驳斥或者
推翻我们的证据。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也许可以养成我开始所讲的那个态度,就是要严格
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提议。

最后,我要简单说一句话:要时时刻刻自己检讨自己,以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台大的
钱校长和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人可以替我证明:科学方法论的归纳法、演绎法
,教你如何归纳,如何演绎,并不是养成实验室的态度。实验室的态度,是天天在那里严
格的自己检讨自己,创造证据来检讨自己,在某种环境之下,逼得你不能不养成某种好习
惯。

刚才我说的英国大科学家洛奇先生,在实验室是严格的,出了实验室就不严格了。大科学
家尚且如此!所以我们要注意,时时刻刻保持这种良好的习惯。

科学方法是怎么得来的呢?一个人有好的天资、好的家庭、好的学校、好的先生,在极好
的环境中,就可以养成了某种好的治学的习惯,也可以说是养成了好的做人的习惯。

比如明朝万历年间福建陈第先生,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古音,证明衣服的“服”字古音
读“逼”。他从古书里面,举出二十个证据来证明。过了几十年,江苏昆山的一个大思想
家,也是大考据家,顾亭林先生,也作同样的考证;他举出一六二个证据来证明“服”字
古音“逼”。那个时候,并没有归纳法、演绎法,但是他们从小就养成了某种做学问的好
习惯。所以,我们要养成方法的自觉,最好是如临师保,如临父母,假设对方有律师在打
击我,否认我提出的一切证据。这样就能养成良好的习惯。

宋人笔记中记有一个少年的进士问同乡老前辈:“做官有什么秘诀?”那个老前辈是个参
政(副宰相),约略等于现在的行政院副院长,回答道:“做官要勤、谨、和、缓。”后
人称为“做官四字诀”。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当时没有注意。从前我们
讲治学方法,讲归纳法,演绎法;后来年纪老一点了,才晓得做学问有成绩没有,并不在
于读了“逻辑学”没有,而在于有没有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这四个字不
但是做官的秘诀,也是良好的治学习惯。现在我把这四个字分别说明,作为今天演讲的结
论。

第一,勤。勤就是不躲懒,不偷懒。我上次在台大讲演,提到台大前校长傅斯年先生两句
口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那就是勤。顾亭林先生的证明“服”字古
音是“逼”,找出一六二个证据,也是勤。我花了几年的功夫来考证“醒世姻缘”的作者
;又为“审判”水经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功夫:这都是不敢躲懒
的意思。

第二,谨。谨就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谨也可以说是恭敬的“敬”。孔子说“执
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郑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
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一点一滴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就是谨。谨,就是“
小心的求证”中的“小心”两个字。

刚才我引了赫胥黎的两句话:“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嘴里说出,心里觉得‘我相信
某件事物事真的’。”判断某人做贼,某人卖国,要以神圣的态度作出来;嘴里说这句话
,心里觉得“相信是真的”。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谓“如见大宾,如承大祭”的态度的。
所以,谨就是把事情看得严谨,神圣;就是谨慎。

第三,和。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动火气。做考据,尤其是用证据来判断
古今事实的真伪、有无、是非,不能动火气。不但不正当的火气不能动,就是正义的火气
也动不得。做学问要和平、虚心。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说:“科学好像教
训我们:你最好站在事实的面前,象一个小孩子一样;要愿意抛弃一切先入的成见,要谦
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

第四,缓。宋人笔记:“当那位参政提出‘缓’字的时候,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议说缓要不
得;不能缓。”缓,是很要紧的。就是叫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就
是说“凉凉去吧!搁一搁、歇一歇吧!”凡是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
,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证据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案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许多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下判断。达尔文有了生物进化的假设以后,
搜集证据,反复实验,花了二十年的功夫,还以为自己的结论没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
肯发表。他同朋友通信,曾讨论到生物的演化是从微细的变异积累起来的,但是总是不肯
正式发表。后来到了1858年,另外一位科学家华立氏(Wallace)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达尔文;要达尔文代为提出。达尔文不愿自己抢先发表而减低华立氏发
现的功绩,遂把全盘事情交两位朋友处理。后来这两位朋友决定,把华立氏文章以及达尔
文在1857年写给朋友的信和在1844年所作理论的撮要同时于1858年7月1日发表。达尔文这
样谦让,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缓”的例子。他的生物进化论,因
为自己觉得证据还没有十分充足,从开始想到以后,经过二十年还不肯发表:这就是缓。
我以为缓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

我今天讲的都是平淡无奇的话。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学问要能够养成“勤、谨、和、缓”
的好习惯;有了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
胡适 治学方法 (3)

第三讲:方法与材料
(四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在台湾大学讲)

钱校长、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在三百多年以前,英国有一位哲学家叫做培根(Francis Bacon)。他可以说是鼓吹方法
论革命的人。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譬喻;他将做学问的人运用材料比做三种动物。第一种人
好比蜘蛛。他的材料不是从外面找来,而是从肚里面吐出来的。他用他自己无穷无尽的丝
做成很多很好看的蜘蛛网。这种人叫做蜘蛛式的做学问的人。第二种人好比蚂蚁。他也找
材料,但是找到了材料不会用,而堆积起来;好比蚂蚁遇到什么东西就背回洞里藏起来过
冬,但是他不能够自己用这种材料做一番制造的工夫。这种做学问的人叫做蚂蚁式的学问
家。第三种人可宝贵了,他们好比蜜蜂。蜜蜂飞出去到有花的地方,采取百花的精华;采
了回来,自己加上一番制造的工夫,成了蜜糖。培根说,这是做学问人的最好的模范--
蜜蜂式的学问家。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可以作为我今天讲“方法与材料”的说明。

在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台大前任校长傅斯年先生同我两个人在同一年差不多同时
发表了两篇文章。他那时并没有看见我的文章,我也没有看见他的文章。事后大家看见了
,都很感兴趣,因为都是同样的注重在方法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傅先生那篇文章题目是“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我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治学的方法与材料”。都
是特别提倡扩大研究的材料的范围,寻求书本以外的新材料的。

民国十五年,我第一次到欧洲,是为了去参加英国对庚子赔款问题的一个会议。不过那时
候我还有一个副作用(我自己认为是主要的作用),就是我要去看看伦敦、巴黎两处所藏
的史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两位先生在中国甘肃省敦煌所偷去的敦煌石室材
料。诸位想都听见过敦煌材料的故事;那是最近五十多年来新材料发现的一个大的来源。

在敦煌有一个地方叫千佛洞,是许多山洞。在这些山洞里面造成了许多庙,可以说是中古
时期的庙。其中有一个庙里面有一个藏书楼--书库,原来是藏佛经的书库,就是后来报
上常提起的“敦煌石室”。在这个书库里面藏有许多卷子--从前没有现在这样的书册,
所有的书都是卷子。每一轴卷子都是把许多张纸用一种很妙的粘法连起来的。很妙的粘法
!经过一千多年都不脱节,不腐蚀。这里面大概有一万多中国中古时代所写的卷子。有许
多卷子曾由当时抄写的人写下了年月。照所记的年代来看,早晚相去约为六百年的长时期
。我们可以说石室里面所藏的都是由五世纪初到十一世纪时的宝贝。这里面除了中国文字
的经以外,还有一些少数的外国文字的材料。敦煌是在沙漠地带,从前叫沙洲,地方干燥
,所以纸写的材料在书库里面经过了一千多年没有损坏。但是怎样能保存这么久没有被人
偷去抢去呢?大概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敦煌有一个变乱,敦煌千佛洞的和尚都逃了。在
逃走之前,把石室书库外面的门封起来,并且在上面画了一层壁画,所以不留心的人不知
道壁画里面是门,门里面有书库,书库里面有一万多卷的宝贝。变乱经过很长的时期。平
静了以后,千佛洞的和尚死的死了,老的老了,把书库这件事也忘了。这样便经过一个从
十一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年的长时期。到了清光绪庚子年,那时候中国的佛经已经衰败,敦
煌千佛洞里面和尚没有了,住上了一个老道,叫王老道。有一天他要重整庙宇,到处打扫
打扫;扫到石室前面,看到壁画后面好像有一个门;他就把门敲开,发现里面是一大堆佛
经后,就告诉人说那是可以治病的。头痛的病人向他求医,他就把佛经撕下来一些烧了灰
,给病人吞下,说是可以治头痛。王老道因此到发了一笔小财。到了西历1907年,英国探
险家史坦因在印度组织了一个中亚细亚探险队,路过甘肃,听到了古经治病的传说,他就
跑到千佛洞与王老道嘀咕嘀咕勾搭上了。只花了七十两银子,向王老道装了一大车的宝贝
材料回到英国去。这一部分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内存着。史坦因不懂得中国文字,所以
他没有挑选,只装了一大车走了。到了第二年--西历1908年--,法国汉学家,一个了
不得的东方学家,伯希和,他听说这回事,就到了中国,跑到王老道那里,也和王老道嘀
咕嘀咕,没有记载说他花了多少钱,不过王老道很佩服他能够看得懂佛经上的中外文字,
于是就让他拿。但是伯希和算盘很精,他要挑选;王老道就让他挑。所以他搬去的东西虽
然少一点,但是还是最精萃的。伯希和挑了一些有年月材料和一些外文的材料,和许多不
认识的梵文的经典,后来就从这些东西里面发现很重要的中文以外的中亚细亚的文字。这
一部分东西,现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第二部分。伯希和很天真,他从甘肃路过北京
时,把在敦煌所得的材料,向中国学者请教。中国的学者知道这件事,就报告政府。那时
候的学部--教育部的前身--,并没有禁止。任伯希和把他所得材料运往法国了。只是
打电报给甘肃,叫他们把所有石室里剩余的经卷都运到北京。那些卷子有的长达几丈,有
的又很短。到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石室的古经是宝贝了。于是在路上,以及起装当中,大
家偷的偷,夹带的夹带。有的时候点过了多少件,就有人将长的剪开凑数。于是这些宝贝
又短了不少。运到北京后,先藏在京师图书馆。后来改藏在北平图书馆。这是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就是散在民间的。有的藏在中国学者手里,有的在中国的各处图书馆中,有的在
私人收藏家手中,有的流落到日本人手中。这是第四部分。在一万多卷古经卷里面,只有
一本是刻本的书,是一本《金刚经》,是在第一批被史坦因运到英国去了。那上面注有年
代,是唐懿宗年间(西历868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日子可以确定的刻本书。此外都
是卷子,大概在伦敦有五千多卷,在巴黎有三千多卷,在北平的有六千多卷,散在中国与
日本民间收藏家手中的不到一百卷。

那时候(民国十五年)我正在研究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研
究到唐朝禅宗的时候,想写一部禅宗史。动手写不到一些时候,就感觉到这部书写不下去
,就是因为材料的问题。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中国所能找到的材料,尤其是在十一世纪以
后的,都是经过宋人篡改过的。在十一世纪以前,十世纪末叶的宋高僧传里面,偶然有几
句话提到那个时代唐朝禅宗开始的几个大师的历史,与后来的历史有不同的地方。这个材
料所记载的禅宗历史传,有一个最重要的和尚叫做神会。据我那时候所找到的材料的记载
,这个神会和尚特别重要。

禅宗的历史是怎么起来的呢?唐朝初年,在广东的韶州(现在的韶关),有一个不认字的
和尚名叫慧能。这个和尚在南方提倡一种新的佛教教义,但是因为这个和尚不大认识字,
他也没有到外边去传教,就死在韶州,所以还是一个地方性的新的佛教运动。但是慧能有
一个徒弟,就是上面所讲的那个神会和尚。神会在他死后,就从广东出发北伐--新佛教
运动的北伐,一直跑到河南的滑台。他在滑台大云寺的大庭广众中,指责当时在长安京城
里面受帝王崇拜的几个大师都是假的。他说:“他们代表一种假的宗派。只有我那个老师
,在广东韶州的不认字的老师慧能,才是真正得到嫡派秘传的。”慧能是一个獠--南方
的一个民族。他说:“从前印度的达摩到中国来,他开了一个新的宗派,有一件袈裟以为
法信。这件袈裟自第一祖达摩传给第二祖,第二祖传给第三祖,第三祖传给第四祖,第四
祖传给第五祖,都以袈裟为证。到了第五祖,宗派展开了,徒弟也多了,我的老师,那个
不认识字的獠和尚,本是在第五祖的厨房里舂米的。但是第五祖觉得他懂得教义了,所以
在半夜把慧能叫去,把法的秘密传给他,同时把传法的袈裟给他作为记号。后来他偷偷出
去到南方传布教义。所以我的老师才是真正嫡派的佛教的领袖第六祖。他已经死了,我知
道他半夜三更接受袈裟的故事。现在的所谓‘两京法祖三帝国师’,(两京就是东京洛阳
,西京长安;三帝就是武则天和中宗睿宗。)在朝廷受崇拜的那些和尚,都是假的。他们
没有得到袈裟,没有得到秘密;都是冒牌的宗派。”神会这种讲演,很富有神秘性;听的
人很多。起初在滑台;后来有他有势力的朋友把他弄到东京洛阳。他还是指当时皇帝所崇
拜的和尚是假的,是冒牌的。因为他说话时,年纪也大了,口才又好,去听的人比今天还
多。但是皇帝崇拜的那些和尚生气了,又因为神会说的故事的确动人,也感觉到可怕,于
是就说这个和尚妖言惑众,谋为不轨,奏准皇帝,把神会流放充军。从东京洛阳一直流放
到湖北。三年当中,换了三处地方,过着被贬放逐的生活。但是在第三年的时候,安禄山
造反,把两京都拿下了;唐明皇跑到四川。这时候由皇帝的一个太子在陕西甘肃的边境灵
武,组织一个临时政府,指挥军队,准备平定乱事。那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筹款解决
财政问题。有那么多的军队,而两京又都失陷,到哪里去筹款呢?于是那时候的财政部长
就想出一个方法,发钞票--这个钞票,不是现在我们用的这种钞票,而是和尚尼姑必须
取得的度牒。--水浒传中,鲁智深杀了人,逃到赵员外家里;赵员外就为他买了度牒,
让他做和尚。也就是这种度牒。--但是这个度牒,一定要有人宣传,才可以倾销。必须
举行一个会,由很能感动人的和尚去说法,感动了许多有钱的人,这种新公债才有销路。
就在那时候,被放逐三年的神会和尚跑了回来;而那些曾受皇帝崇拜的和尚们都已经跑走
,投降了,靠拢了。神会和尚以八十岁的高龄回来,说:“我来为国报效,替政府推销新
的度牒”。据我那时候找到的材料的记载,这个神会和尚讲道的时候,有钱的人纷纷出钱
,许多女人们甚至把耳环戒指都拿下来丢给他;没有钱的就原意做和尚、做尼姑。于是这
个推销政府新证券的办法大为成功。对于郭子仪、李光弼收复两京的军事,神会和尚筹款
的力量是一个大帮助。当初被政府放逐的人,现在变成了拥护政府帮忙立功的大和尚。祸
乱平定以后,皇帝把他请到宫里去,叫工部赶快给神会和尚建造禅寺。神会死时,已九十
多岁;替政府宣传时,已将近九十岁了。神会和尚不但代表新佛教北伐,做了北伐总司令
,而且做了政府里面的公债推销委员会的主席。他成功身死以后,当时的皇帝就承认他为
禅宗第七祖。当然他的老师那个南方不识字的獠和尚是第六祖了。那时候我得到的材料是
如此。

神会虽然有这一段奋斗的历史,但在过了一二百年以后,他这一派并没有多少人。别的冒
牌的人又都起来,个个都说是慧能的嫡派。神会的真真嫡派,在历史上没有材料了。所以
当我在民国到欧洲去的时候的副作用,就是要去找没有经过北宋人涂改过的真正的佛教史
料。因为我过去搜集这些材料时,就知道有一部分材料在日本,另一部分也许还在敦煌石
室里面保存。为什么呢?方才讲过,敦煌的卷子,是从五世纪起到十一世纪的东西。这六
百多年恰巧包括我要找的时期,且在北宋人涂改史料以前;而石室里的材料,又差不多百
分之九十点九都是佛教材料。所以我要到伦敦、巴黎去,要找新的关于佛教的史料,要找
神会和尚有没有留了什么东西在敦煌石室书库里面。这就是我方才说的副作用。到了英国
,先看看大英博物院,头一天一进门就看见一个正在展览的长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关材
料。后来又继续找了不少。我到法国的时候,傅斯年先生听说我在巴黎,也从德国柏林赶
来。我们两个人同住一个地方,白天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看敦煌的卷子,晚上到中国馆子
吃饭,夜间每每谈到一两点钟。现在回忆起当时一段生活,实在是很值得纪念的。在巴黎
国家图书馆不到三天,就看见了一段没有标题的卷子。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到了;
那就是神会的语录,他说的话和所作的事。卷子里面常提到“会”;虽然那还是没有人知
道过,我一看就知道是神会,我走了一万多里路,从西伯利亚到欧洲,要找禅宗的材料;
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过了几天,又发现较短的卷子,毫无疑义的又是与神会有关的
。后来我回到英国,住了较长的时期,又发现一个与神会有关的卷子。此外还有与那时候
的禅宗有关系的许多材料。我都照了像带回国来。四年之后,我在上海把它整理出版,题
为“神会和尚遗集”。我又为神会和尚写了一万多字的传记。这就是中国禅宗北伐的领袖
神会和尚的了不得的材料。我在巴黎发现这些材料的时候,傅先生很高兴。

我所以举上面这个例子,目的是在说明材料的重要。以后我还要讲一点同类的故事--加
添新材料的故事。我们用敦煌石室的史料来重新撰写了禅宗的历史,可以说是考据禅宗最
重要的一段。这也是世界所公认的。现在有法国的哲学家把我发现后印出来的书全部译成
法文,又拿巴黎的原本与我编的校看一次。美国也有人专研究这一题目,并且也预备把这
些材料译成英文。因为这些材料至少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是新的材料,可以纠正过去的错误
,而使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人得一个新的认识。

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从德国回到中国;回国不久,就往广东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
院长,并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又应蔡孑民先生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不久,在历史语言研究季刊第一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历
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别注重材料
的重要。这里面有几点是在他死后他的朋友们所常常引用的。他讲到中国三百多年的历史
语言学的考据与古韵古音的考据,从顾亭林阎百诗这两个开山大师起,一直到十九世纪末
年,二十世纪初年。在这三百多年当中,既然已经有人替我们开了一个新纪元,为什么现
在还这样倒霉呢?傅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三个最精辟的解答:

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只能间接研究材料的,或是
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者研究前人所创造的材料系统的就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或扩张他的研究材料的便进步;凡不能扩张他的材料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够扩充他作研究时所应用的工具便进步;凡不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
具的便退步。(在这里,工具也视为材料的一种。)

所以傅先生在他这篇文章中的结论,认为中国历史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在当年有光荣的历史
,正是因为当时的顾亭林、阎百诗等大师能够开拓的用材料。后来所以哀歇倒霉,也正是
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也不添新的了,所以倒霉下去。傅先生在那篇文
章里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了三条工作旨趣:

一、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的遗训。要运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的问题。因为解
决问题而更发生新问题;因为新问题的解决更要求更多的材料。用材料来解决问题,运用
旧的新的材料,客观地处理实在地问题,要保持顾亭林、阎百诗等在三百多年前地开拓精
神。

二、始终就是扩张研究的材料,充分的扩张研究的材料。

三、扩充研究用的工具。

以上是傅先生在民国十七年--北伐还没有完成,北伐军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
提出的意见。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还发表了一个很伟大的梦想。他说我们最注意的是求新的
材料。所以他计划要大规模的发掘新材料:

第一步,想沿京汉路,从安阳到易州这一带去发掘。

第二步,从洛阳一带去发掘;最后再看情形一步一步往西走,一直到中亚西亚去。在傅先
生那一篇并不很长的‘工作旨趣’里面,在北伐革命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
做这样一个扩大材料的梦想。而在最近这二十年来,中央研究院在全国学术机关内,可以
说充分做到了他所提出的三大旨趣。我虽然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份子,却并不是在这里做广
告。我们的确可以说,他那时所提出的工作旨趣,不但是全国,亦是全世界的学术界所应
当惊异的。

我在民国十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方法与材料”,已收在文存第三集内,后来又
收在胡适文选里面。我不必详细的讲它了。大意是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的不够,
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在那篇文
章里面,有一个比较表,拿西历1600年到1675年,七十五年间的这一段历史,与东方的那
段七十多年间的历史相比较,指出中国和西方学者做学问的工作,因为所用材料的不同,
成绩也有绝大的不同。那时正是傅先生所谓顾亭林、阎百诗时代;在中国那时候做学问也
走上了一条新的路,走上了科学方法的路。方法也严密了;站在证据上求证明。象昨天所
说的顾亭林要证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读作“逼”,找了一百六十个证据。阎百诗为书经
这部中国重要的经典,花了三十年的工夫,证明书经中所谓古文的那些篇都是假的。差不
多伪古文里面的每一句,他都找出它的来历。这种科学的求证据的方法。就是“大胆的假
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这种方法与西洋的科学方法,是同样的了不得的。

但是在同一时期,--在1600-1675年这一段时期,--西洋做学问的人是怎么样呢?在
十七世纪初年,荷兰有三个磨玻璃的工匠,他们玩弄磨好的镜子,把两片镜片叠起来,无
意中发明了望远镜。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意大利的一位了不得的科学家伽利略(Galil
eo),便利用这一原理,自出心裁的制造成一个当时欧洲最完美的最好的望远镜。从这个
望远镜中发现了天空中许多新的东西。同时在北方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刻伯勒)(Kep
ler)正在研究五大行星的运行轨道。他对于五大行星当中火星的轨道,老是计算不出来
,但是搜集了很大材料。后来刻伯勒就假设说,火星轨道不是平常的圆形的而是椭圆形的
;不但有一个中心而且有两个中心。这真是大胆的假设;后来证实这个假设是对的,成为
著名的火星定律。当时刻伯勒在北方,伽利略在南方,开了一个新的天文学的纪元。伽利
略死了二三十年后,荷兰有一位磨镜工匠叫做李文厚(Leeuwenhoek)。他用简单的显微
镜来看毛细管中血液的运行和筋腱的纤维。他看见了血球、精虫、以及细菌(1675年),
并且绘了下来。我们可以说,微菌学是萌芽于西历1675年的。伽利略并且在物理学上开了
新的纪元,规定了力学的几个基本原理。

就在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西历1642),一位绝大的天才科学家--牛顿(Newton)--
在英国出世。他把刻伯勒与伽利略等人的发现,总结起来,做一个更大胆的假设,可以说
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胆的二、三个假设中的一个,就是所谓万有引力的定律。整个宇宙所
有这些大的星,小的星,以及围绕着太阳的各行星(包括地球),所以能够在空中,各循
着一定的轨道运行,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万有引力的缘故。在这七十五年中,英国还
有两位科学家我们必须提到的。一位是发明血液循环的哈维(Harvey),他的划时代的小
书是1628年出版的。一位是了不起的化学家波耳(Boyle),他的在思想史上有名的著作
“怀疑的化学家”是1661年出版的。

西方学者的工作,由望远镜、显微镜的发明,产生了力学定律、化学定律,出了许多新的
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理学家。新的宇宙出现了。但是我们中国在这个时代,
在学者顾亭林、阎百诗的领导下做了些什么呢?我们的材料是书本。顾亭林研究古韵,他
的确是用新的方法,不过他所用的材料也还是书本。阎百诗研究古文尚书,也讲一点道理
,有时候也出去看看,但是大部分的材料都是书本。这三百多年来研究语言学、文字学所
用的材料都是书本。可是西方同他们同时代的人,象开普勒(刻伯勒)、伽利略、牛顿、
哈维、波耳,他们研究学问所用的材料就不仅是书本;他们用作研究材料的是自然界的东
西。从前人所看不清楚的天河,他们能够看清楚了;所看不见的卫星,他们能看见了;所
看不出来的纤维组织,他们能看出来了。结果,他们奠定了三百年来新的科学的基础,给
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而我们这三百年来在学问上,虽然有了了不起的学者顾
亭林、阎百诗做引导,虽然可以说也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但是因为材
料的不同,弄来弄去离不开书本,结果,只有两部“皇清经解”做我们三百年来治学的成
绩。这个成绩跟三百年来西方科学的成绩比起来,相差真不可以道理计。而这相差的原因
,正可以说明傅先生的话:凡是能够扩充材料,用新材料的就进步;凡是不能扩充新的材
料,只能研究旧的,间接的材料的就退步。我在那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张表,可以使我们从
这七十五年很短的时间中,看出材料不但是可以限制了方法的使用,而且可以规定了研究
的成绩如何。所以我那篇文章后面也有一个和傅先生类似的意见,就是说:做纸上的考证
学,也得要跳过纸上的材料--老的材料,去找新的材料,才可以创造出有价值的成绩。
我那篇文章虽然没有他那一种远大的大规模的计划,但是也可以作为他那篇历史上很重要
的宣言的小小注脚。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始终没有他那样大规模的
梦想:做学问的团体研究,集团研究(Corporate Research)。培根在三百多年前曾有过
这种梦想--找许多人来分工合作,大规模的发现新的真理,新的意思,新的原则,新的
原理;在西洋各国已经逐渐实现了。中国方面,丁文江先生在北平创立了中国地质调查所
,可以说是在北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团体,为团体研究、以搜集新材料开辟了一个
新的领土。在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尤其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在中国的语
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各方面,充分的使用了傅先生的远大的见识,搜罗了全国
第一流的研究人才、专家学者,实地去调查、去发掘。例如,安阳的十五次发掘,以及其
他八省五十五处的发掘,和全国各地语言语音的调查:这些工作,都是为扩充新的材料。
除了地质调查所以外,历史语言研究所可以说是我们规模最大成绩最好的学术研究团体。
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文史的学问,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以后才走上了完全现代化完全
科学化的大路,这是培根在三百年前所梦想的团体研究的一个大成绩。

不论团体研究也好,个人研究也好,做研究要得到好的成绩,不外上面所说的三个条件:
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够随时随地地扩张材料;三,能够扩充研究时所用的工具。
这是从事研究学问而具有成绩的人所通有的经验。

我开始讲“治学方法”第一讲的时候,因为在一广场中,到的人数很多,没有黑板,没有
粉笔,所以只能讲一些浅显的小说考证材料。有些人认为我举的例太不重要了。不过我今
天还要和诸位说一说,我用来考证小说的方法,我觉得还算是经过改善的,是一种“大胆
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我可以引为自慰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说考证,也替
中国文学史家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扩充了无数的新材料。只拿找材料做标准来批评,我
二十几年来以科学的方法考证旧小说,也替中国文学史上扩充了无数的新证据。

我的第一个考证是《水浒传》。大家都知道《水浒传》是七十一回,从张天师开始到卢俊
义做梦为止。但是我研究中国小说,觉得可以分为两大类。象《红楼梦》与《儒林外史》
是第一类,是创造的小说。另一类是演变的小说;从小的故事慢慢经过很长时期演变扩大
为整部小说:象《水浒传》、《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等这一类故事都是
。我研究《水浒传》,发现是从《宣和遗事》这一本很小的小说经过很长的时期演变而来
的。在演变当中,《水浒传》不但有七十一回的,还有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我的推
想是:到了金圣叹的时候,他以文学的眼光,认为这是太长勒;他是一个刽子手,又有文
学的天才,就拿起刀来把后面的割掉了,还造出了一个说法,说他得到了一个古本,是七
十一回的。他并且说《水浒传》是一部了不得的书,天下的文章没有比《水浒》更好的。
这是文学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是文学史上大革命的宣言。他把《水浒》批得很好,又做
了一篇很好的序,因此,金圣叹的《水浒》,打到一切的《水浒》。我这个说法,那时候
大家都不肯相信。后来我将我的见解,写成文章发表。发表以后,有日本方面做学问的朋
友告诉我说:日本有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后来我在无意间又找到了一百
十五回、一百二十四回本和一百十九回本。台大的李玄伯先生也找到一百回本。因为我的
研究《水浒传》,总想得到新的材料,所以社会上注意到了,于是材料都出来了。这就是
一种新材料的发现,也是二十多年来因我的提倡考证而发现新的材料。

关于《红楼梦》,也有同样的情形。因为我提倡用新的观点考证《红楼梦》,结果我发现
了两种活字版本,是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一百二十回本。有人以为这个一百二十回
本是最古的版本,但也有人说《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后面四十回是一个叫做高鹗的
人加上去的。他也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从卖糖的担子中发现了古本。我因为对于这个解
释不能满意,总想找新的材料证明是非,结果我发现了两部没有排印以前的抄本,就是现
在印行出来的八十回本。

因为考证《红楼梦》的关系,许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抄本出现了。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曹雪
芹一家的传记材料。最后又发现脂砚斋的详本《红楼梦》;虽然不完全,但的确是最早的
本子--就是现在我自己研究中的一本。后来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在康熙皇帝的一张抽屉
里发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张秘密奏折。这个奏折说明当时曹家地位的重要。曹雪芹的
曾祖、祖父、父亲、叔父三代四个人继续不断在南京做江宁织造五十年,并且兼两淮盐运
使。这是当时最肥的缺。为什么皇帝把这个全国最肥的缺给他呢?因为他是皇帝的间谍,
是政治特务;他替皇帝侦查江南地方的大臣,监视他们回家以后做些什么事,并且把告老
回家的宰相的生活情形,随时报告皇帝。一个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晋京朝圣,起程的头一
天,江苏下雪或下雨:他把这个天气的情形用最快的方法传达给皇帝。等到那个总督或者
巡抚到京朝见时,皇帝就问他“你起程的头一天江苏是下雪吗?”这个总督或者巡抚听到
皇帝这个问话,当然知道皇帝对于各地方的情形是很清楚的,因此就愈加谨慎做事了。

我所以举《红楼梦》的研究为例;是说明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材料,我们的考证就没有成绩
。我研究这部书,因为所用的方法比较谨严,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找
到一个最早的脂砚斋抄本--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和一个完全的八十回的抄本,以
及无疑的最早的印本--活字本--,再加上曹家几代的传记材料。因为有这些新材料,
所以我们的研究才能有点成绩。但是亦因为研究,我们得以扩张材料:这一点是我们可以
安慰自己的。

此外如《儒林外史》,是中国的第一部小说。这本书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吴敬梓做的。当我
在研究时,还不知道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我为了考证他的人,要搜求关于他的材料。不
到几个月的工夫,就找到了吴敬梓诗文集全集,后面还附有他儿子的诗。这厚厚的一本书
,在书店中别人都不要的,我花一块半钱就买到了。这当时是一个海内孤本(我恐怕他失
传,所以重印了几千册)。就拿这种考证来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
材料,就没有法子研究;而因为考证时能够搜求材料,又可以增加了许多新材料。

我再用佛教史的研究说明扩张材料。我那年在英国大英博物院看敦煌卷子的时候,该院一
位管理人员告诉我说:
有一位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刚刚照了许多卷子的影片带回去。后来矢吹庆辉做了一本书叫“
三阶教”。这是隋唐之间佛教的一个新的研究;用的材料,一部分是敦煌的卷子,一部分
是日本从唐朝得来的材料。

我搜求神会和尚的材料,在巴黎发现敦煌所藏的两个卷子。我把它印出来以后,不到三年
,日本有位石井实先生,买到了一个不很长的敦煌的卷子,也是与神会和尚有关的材料。
这个卷子和我所发现的材料比较起来,他的前面一段比我发现的少,后面一段比我发现的
多。这个卷子,他也印出来了。另外一位日本学者铃木,也有一卷关于神会的卷子;这和
我所发见的是一个东西,但是抄写的不同,有多有少,可以互相补充。因为考证佛教史中
禅宗这个小小的问题,增添了上面所说的许多材料。

日本的矢吹先生在伦敦博物院把敦煌所藏的卷子照了许多影片带回日本以后,日本学者在
这些照片里面发现的一件宝贝,就是上面讲到的,南方韶州地方不认识字的和尚,禅宗第
六祖慧能的语录--《坛经》。这是从来没有的孤本,世界上最宝贵的本子。这本《坛经
》只有一万一千言;在现在世界上流行的本子有两万两千言。这本《坛经》的出现,证明
现在流行的《坛经》有百分之五十是后来的一千多年中和尚们你增一条,我添一章的加进
去的,是假的。这也是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现。总之,因为我考证中国佛教新的宗派在
八世纪时变成中国正统的禅宗的历史,我就发现了许多新的材料。

最后我感谢台湾大学给我这个机会--讲学。我很惭愧,因为没有充分准备。我最后一句
话,还是我开头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求证当中,自己应当自觉的批评
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满意,再找新证据。这样,才能有新的材料发现;有新材料才可以使
你研究有成绩、有结果、有进步。所以我还是要提一提台大前任校长傅先生的口号:“上
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载1952年12月2、6、7日台湾《新生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6-22 01:18
关于王小妮的两则报道



                                                一
    很多人知道,王小妮是个诗人。这个春天,更多人发现,她还是位好老师。2005年8月底,王小妮第一次在大学上课,听起来似乎会有前景的诗歌研究中心,虽然在偏远的海岛上。“现在,我有了从2006年到2010年,连续五年的五篇‘上课记’。”

一 关于“好”老师 (“希望我的学生快点站稳在这‘现世’,对自己这个生命负责,不饥渴不受冻而有尊严。”)  

  山东商报:您说“在高校做了8年老师,上了7年的课,我相信做一个好老师并不难,真正的问题远比做个好老师复杂得多。”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王小妮:一个人规范和督促自己不是太难的事情,难的是一己之力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个人是不可控的。体制不变,你就是同风车作战,所以任何个人都不能从中得到单纯透明的成就感,受挫才是现实。
  有时候越努力就越失望,越把自身处于尴尬和被侧目的状态。还好,我不怕这些,但是,一个年轻的老师想做这个尝试恐怕很难,各种阻力都会来。我们生存的环境常常是,你与众不同就等于威胁甚至伤害到了别人,你就会“享受”种种不愉快了。

  山东商报:您曾说,“我在课上提示他们人活着不只有‘向前向前再向前’这一个方向,我会始终关注珍视他们中间的少数,看这样的人怎样以鸡蛋撞墙的方式走自己的人生。”在现世安稳和鸡蛋撞墙之间,您更希望学生走哪条路?

  王小妮:多数人是要安稳的,这个没问题,生命本能如此。
  我很希望我的学生们都找到得以糊口的工作,快点站稳在这“现世”,无论这“现世”如何,都要对自己这个生命负责,不饥渴不受冻而有尊严。一旦有可能,也会对自己的父辈有回报,使他们也能过上相对安稳舒适的生活。
  但是另有少数的人,他们的生命不满足于只是“活着”,他思谋着做更有胆识和影响力的事情,不仅仅是只负责任于自己一人一家,这样的年轻人显然更需要理解关注和支持。他们的努力可能也更接近我私自的想法,但前提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山东商报:大家都说需要“好”老师,您心目中的好老师是怎样的?您自己做到了几分?

  王小妮:好老师起码有两点,爱惜学生和学问深厚。
  我想我只是个能及格的老师。我能爱学生,想和他们成为朋友,愿意听他们讲述困扰或高兴。但是我只是在尝试用各种更富有人性和灵气的办法,把我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告诉他们一小部分。
  我只做到了60分。未能达到的四成,其中有我的局限,我还不能对汉语的演变有更精深的有穿透力的认识和总结,而把一门功课上好,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同时,也有他们的局限,现实的高等教育对本科生的要求,只是泛泛地知道一些“知识点”似乎就过关,就能兑换文凭了,未来的就业和本人的兴趣都不支撑他们更深入。
  除非个别人有了个人的兴趣,和他们的交往只能在课外。有个小姑娘跟我说,老师,你看到了么,我眼睛里有光!当然看到了,但是我要背后跟她说,当着大家的面会让其他人感到厚此薄彼,这我不喜欢。好老师应该喜欢每一个学生。

  山东商报: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和困惑集中在什么方面?能举一个情况最复杂、困难的学生的例子吗?您如何帮助他的?

  王小妮:显然是最实际的问题:顺利就业,养活自己,报答父母,赚很多很多的钱,由此换来好日子和尊严。
  一个同学去年毕业,书中有写到她。一个单纯的姑娘,刚工作了一两个月,常给我电话说老板总是想让她陪客户喝酒,脱身几次,老板很不满,她很害怕。有时候接到她的电话,听到她那边是街头的汽车喇叭声,刚从酒楼里跑出来,正怕着呢。今年初,老板找个理由把她炒了,还拖欠了半个月工资,她去讨工资,老板动手打她。最后打电话报警,去医院定为轻伤。现在,怕老板报复,她已经离开了那个城市。
  由于就业难,刚毕业的大学生成了最廉价最可呼来唤去最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群体,表面看来这只是每年一届,大约600万人的事情,其实它对各大学在读的大学生的潜在影响非常深远,这一阴影的伤害深度早超过了“寻找一个饭碗”。社会学学者早该研究相关问题。
  我的学生们的家长多为外出农民工,一旦病了,负债累累,这些学生背负的压力太沉重了,不可能再要求他们安心听课之类,父辈一病,他们就会自动地边缘于所谓的丰富的大学生活。
  还有一个问题,我会在“2011年上课记”中写到:留守儿童的背景对当今的学生的心理阴影。当代大学生问题不是孤立的,更多的是社会问题。

二 关于90后 (“90后更个性化,更不容易被‘忽悠’,这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90后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山东商报:今天我们给大学生上课要有什么改变?

  王小妮:信息时代的90后,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只要他想得到的知识,一台电脑就能给足他全部知识储备,而一个老师如果还是照着自己编写的老掉牙的教材“念经”,实在是浪费别人的青春和教育资源。
  中文专业的老师,应该提示他们有更多的方法更宽的眼界,讲述你个人的经验、调查和认识,特别是亲历的。
  山东商报:书中用敏感而生动的语言记录90后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各种细节,90后和我们80后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记得多年前大多数人用的评价是“脑残90后”,如今呢?

  王小妮:90后更个性化,更不容易被“忽悠”,这是他们身上最可贵的。有个词叫“真假难辨”,他们恰恰早早地就懂得了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我在90后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温暖和友情,我想说,他们的心是很容易“捂热”的。

  山东商报:学生们的点名诡计、对老师的奉迎讨好、助学金的分配不均等都从实记载。这一代孩子身上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王小妮:还没有获得责任感,还要假以时日。

  山东商报:您曾说:“有时候去上课,感觉一路奔跑着急着要同他们交谈,一个悲观的人能在今天这么做,真是自我的拯救,多亏了这些年轻人不间断的提示和陪伴。”

  王小妮:2011年同样的课时,同样的大二学生,由于课的设计不同和我投入的精力不同,最后效果相差很大,在付出比其他班多三倍的努力的一门新课上,同学们有很好的呼应互动,有更认真真实的作业。尽管反复说作业不要写太长,还是有人写出22页打印纸的作业。
  最后的课,安排了应同学们的课下阅读的反馈而临时加的自由讨论《巨流河》的环节,六个学生没有一个有稿子的,都是自动站起来,侃侃而谈,很个人很感性的意见和交锋争论,大家一起完成了一次很好的课。铃响的时候,一个男生忽然说他提议大家起立给老师鞠个躬,我马上也还给他们一个深深的鞠躬。这个男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不是学生干部,只是一个普通同学。90后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个我个人以为很可贵很重要。

三 关于诗意(“诗意常常待在最没诗意的地方,因为真正的诗意必须是新鲜。”)

  山东商报:《上课记》书封上写着:“她在课堂上所发现的诗意,比十个春天还要多。”这话怎么解读?

  王小妮:这个恐怕要问崔卫平老师,话是她说的嘛。“十个春天”应该来自海子。

  山东商报:诗人当老师,听起来就很传奇。如何把诗意带到课堂上的?会特意给他们多讲诗歌吗?

  王小妮:没有,完全按照课程,不会特意,我想好的东西都可能蕴藏诗意,不必只是强调诗歌这一形式。

  山东商报:您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现在流行一个词叫“高帅富”,关注“穷挫丑”的学生是基于人文关怀吗?

  王小妮:不是有意地去关怀别人。我14岁就和父母下乡,对土地和农民有情感。

  山东商报:在全民被成功学洗脑的当下,您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不是缺精英,恰恰缺少平凡的更多的好人。”中国人不是深深恐惧平凡吗?

  王小妮:人人都要踩在别人头上去谋取成功是很可怕的。
  我理解的正常的社会,人人谙于和满足于自己所做的,不好高骛远,也不仰慕权贵。好人是好日子的基础。

  山东商报:这时代,说“理想主义”这个词是以卵击石吗?

  王小妮:用嘴说说“理想主义”不会太难,但是一丝一毫的行动都会领悟到“执行难”,拿“以卵击石”来形容都太简单苍白了,常常由它带来懊恼沮丧的强度不可形容。
  
  记者手记 (沉重的“人文”)  

  王小妮在网上看到有关高校教育讨论的一个只有八个字的跟帖:“教的痛心,学的反胃”。“这话说得不好听,但是真实”。说这话的时候,她在那座海岛上的大学,已经教了整整三届戏剧影视专业的写作课。“我能体会到‘教的痛心,学的反胃’,它部分地说出了高等教育在今天的无奈。”
  在她的描述中,人文传播学院的学生平时没有电视看,新生宿舍不能马上开通网络,占地三千亩的校园里只有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报摊。“主要卖英语报、电脑报、花花溜溜封面的《读者》杂志。当然,如果真想关注,可以去街上找网吧,可一旦进了那里,更吸引他们的当然是上QQ聊天和打游戏。八十个人都没有去关心那个叫肖志军的人。我们具名为人文传播学院,人文就是这么学的?”
  王小妮无疑是具有人文关怀的,在满世界讨论“高帅富”的时候,她用了不少篇幅关注与之相对的那个群体——如果用“穷挫丑”来形容,似乎本身就带有了贬义。她的诗歌课作业有过一题“谈生活背景对人内心的影响”,很多人跑了题。王小妮把这些话摘录在书中,让我们看到当今学生的困惑与自省:“好背景意味着内心足够自信强大,因为有退路。普通背景就怯一点,别人输了,输的只是钱,我输了输的是生活,没有那么多青山可以留着烧柴,内心就会保守。”
  在说到“好词好句”时,她提到,“我提示他们不要展示所谓文采,直接说出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原本的感觉。”旋即,又表示了忧虑:“我真怀疑他们还有没有‘原本’的感觉,十二年的语文教育把这些感觉给彻底毁灭掉了?”
  我也受教于这位诗人老师——第一次被采访对象指出,有个问题设计的过于生硬,“希望把问题设计的柔软一点,这是个技巧,也是个境界”。我体会到诗人的完美主义和老师的责任感,像是回到学生时代面对自己的老师那样,看到这样的教诲,心里不是不惭愧的——她原本可以不讲,那我也不会进步。记者张晓媛

                                                  二

                      王小妮《上课记》:中国版《死亡诗社》和它的下场  

    王小妮的《上课记》就是中国版《死亡诗社》。在《死亡诗社》里,文学老师让学生们站在课桌上,以新的视角俯瞰世界;他让学生翻开教材,集体撕掉其中的一页;他带学生去聆听死亡的声音,反思生命的存在价值。学生成功地被教“坏”了,他们违反门禁,成立死亡诗社,在山洞里击节而歌。
    连续六年,诗人王小妮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的讲堂,她把木雕面具摆讲台上,插上新鲜的树枝,让大家就此写作文,没来的学生也写,受到的不是表扬而是批评;她提醒农村学生不要急于洗掉身上的“土气”;她不建议学生写什么好词好句;她跟学生探讨社会新闻或者姜文的《鬼子来了》;她推荐学生看《夹边沟记事》、《中国在梁庄》。
    相比《死亡诗社》,《上课记》没那么浪漫、狗血、大悲大喜。《上课记》的前言写得极漂亮,接下来你就会开始怀疑,这难道不是流水账吗?等你看完才发现——哇,真的全是流水账唉。
    写诗极有灵气的王小妮,从技术上说,她当然懂得如何给文字上点妆、戴个墨镜、训练它们跳孔雀舞太空舞,但是,她拒绝。整本《上课记》,文字素颜就出来见人了,习惯了重口味的读者,会觉得淡出个鸟来。
但是,素颜的文字同样有批判的力量。她对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成功学、功利主义教育的种种反思,都隐藏在看似琐碎的细节陈述里:以凡高的油画《午休》为题,写午休时发生的突然事件,所有学生都写灾难,他们不认为幸福也可以是突发事件;他们爱集体鼓掌;一男生请大家踊跃填写入党申请书,因为“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大一刚入学,班长对同学们说,“很多人我还不认识,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来认识我,不要我一个个认识你们”;他们在舞台上以红卫兵的审美方式演讲自己从来不相信的内容,而离开了镁光灯的照射,他们一脸茫然;教过的学生穿着西装去面试,“人瘦,西装有点大,不合身,两只手直拉衣襟”,看上去显老,她发现“任何一代人都没这么快地出现苍老感”
     这些画面,看着真是眼熟,当我们对这些本来是反常的事习以为常,王小妮做了一次温柔的提醒。她不下判断,不会直指学生被教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论当代大学生);她坚持认为,好老师就是“真爱学生、真有学问”,尽管现实中老师“不跟学生抢女朋友”、“不骂学生是王八蛋”(出自易中天谈教师的底线)就不错了。学生旷课、作弊,她都试图去理解。她也不美化他们,他们的世故、逢迎、明争暗斗也会平实地记录下来。她相信,“哪个人都有良知,同时,哪个人又都有苟且”。
    其实温柔只是一种方式,王小妮的思想内核,并不软弱,她的价值观,基本都站在主流的反面。
    接受采访,王小妮也会讲带有情绪的句子,“越学越傻已经成为中国教育的现实,这种贻害后代的情形居然理直气壮地任由它一直这么下去?”被问及“你不担心吗,你教给学生的东西,日后可能真的会令他们鸡蛋撞墙壁?”她说,那该教他们怎样屈服?怎样看人脸色?怎样趋炎附势?记者问她,“你说,一个不正常的社会不是缺少精英,而恰恰是缺少更多平凡的好人,但中国人不是对平凡有种深层的恐惧吗”,王小妮答:人人都要踩在别人头上去谋取成功是很可怕的。被逼急了,她也会直接下判断,在信息发达的当下一个老师如果还是照着自己编写的老掉牙的教材“念经”,实在是浪费别人的青春和教育资源。扭曲的社会和顽固的教育体制往往有种超能力,就是擅长激怒清醒的人。
    “教的痛心,学的反胃”。这就是当下高校教育的现实。读陈丹青骂教育体制,“我们现在的教育,小孩无知,却要考他种种教条,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误导青年,在每一个环节上细细误导”;“学生的权利只有一样,那就是交学费。他们的义务也只有一项,那就是考试”,“外语考试制的制定者将外语等同于文化,就说明他根本没有文化”,我们觉得痛快、过瘾;读王小妮发出的温柔的质疑,我们觉得沉痛和无力。更无力的,是王小妮已经宣布,因为体制太恶劣,不想与之为伍,她决定放弃了。
    几年前陈丹青就从清华请辞,如今王小妮也将不再任教,这就是中国版《死亡诗社》的下场。很多时候,教育体制就在那里,不管你是以凌厉的姿态去挑衅它,或是以友善的姿态要跟它谈谈,它都那么酷、那么拽,间或冷哼一声,这帮傻冒,然后伸出巨手,一一掐死那些微弱的希望。
    烧死每一只不知好歹的飞蛾,是火的天职。
    可我还是无比喜欢《上课记》前言里的那句话,“如果一切都是徒劳,那也要让这徒劳发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0-13 14:17
我们身上的暴戾


作者:王小妮
文章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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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意识中的暴戾
  
  过去从没想过,深恨暴戾的我身上同样藏着暴戾。明确意识到它存在,是2008年春天在广州广外一次规模不大的座谈会上,会后问了那个敢于大胆质疑的女生,她叫郭巧瑜,广外本科学生,后来跟她有过通信,有机会向她检讨我身上的戾气。从那时起,有意地留心检点和反省,不以身份年龄音量气势去压制弱小。
  9月9日说新闻,随口把美国华裔航空小姐的遇难说成了“牺牲”,话一出口,马上意识到用词不对,而更准确贴切的词没有及时跳出来。我把这个听来像口误的过程跟他们说了:“牺牲”二字直接从我的潜意识里溜出来,就像有大学生忽然说他家三代贫农一样,曾经的年代对每个人都影响至深。曾经的词语和意识里,不是正确就一定是错误,没有中性没有空间余地和弹性。正面的死亡就是壮烈牺牲,负面的死亡就是无耻灭亡,我的脱口而出就是一例。
  能感觉到他们还没法立刻理解我的用意,不过这很正常,未来会有漫长的时间和实例供他们理解回味,我要先把出现口误背后的原因告诉给他们。
  或者喜滋滋,或者心事重重,每个学生坐在下面的心理基点都不同。有人告诉我,大家私下说,老师总讲些冷冰冰的历史。我说,因为这是被称作“新时期诗歌”出现的大背景,没有这些冷冰冰,这些诗是不会自己跳出来的。肖婷在课间里说,家里人很少提那个年代的事,这等于揭伤疤,毕竟是很远的事儿了,她伯伯就是插队知青,也不太讲过去。但是,同是大二的贺如妍要求给大家讲讲“文革”,准备了很多图片和文字资料做成PPT,她的角度是一个女儿怎么可以违背人之常情揭发批判自己的父亲。一个文弱小女孩的角度和炯炯的眼神。下面拷贝的是她加的短评:
  “文革”期间,那些被压抑的亲情。没有个人,没有个人的家庭,柔软的亲情哪里敌得过汹涌的“革命”热情。特别是在那些父母被打倒的家庭里,父母的爱和意义,甚至尊严,和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的伟大理想是水火不容的。
  这些孩子在尚未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之前,追求自由的天性就被某种局限性很强的思想所压抑,甚至取代。他们不是应该由长辈们温和地牵引着去认识这个世界的吗?却要努力装成一个审视世界的大人。
  那个年代没有真理和正义的标准,人心也是。得势失势都很荒谬,害人被害都很“正常”。
  
  热爱声浪和其他
  
  我发现他们莫名地喜欢麦克,喜欢自己的声音被它放大,喜欢它扩散开的高倍声浪。凡有上来发言的机会,第一个动作经常是先伸手去拿讲台上的麦克,调整高度,把它贴近自己到不能再近,然后才开始说话。每一次看他们去抓麦克,就想到“先声夺人”。90后的一代对高亢宏大音量的特殊热爱,和中国城乡街头的喧闹高度一致,无论叫卖什么,一律肆意放大声浪压倒别人,招引注意。
  虽然不断有提醒,别让电的声音压过人,读诗时候,别让震耳欲聋的配乐压过朗读者,还是不见改善。
  也许他们从小到大早都被各种高亢的声浪吞没惯了,缺了电流的配合,好像自己就势单力薄,缺少读诗时候必备的气氛和感觉,不被吞没,不光不够时尚,还不够壮丽。至于有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反倒无所谓。和强大电声和配乐相配的,最好是鲜艳跳跃变幻不断的PPT,拿一本诗集就上来读诗的,会带点歉疚地说,对不起,我没做PPT。
  爱好声浪和爱好鼓掌一样,都衍生于高度集群化,都在不自觉间放弃了一个真实的自我。
  有个同学告诉我,她其实很想上来读诗,但是她决定不读,也不会在课上说出自己心里的很多想法,虽然很想说,她怕被班上同学认为怪诞出风头,怕被因此孤立,还是老老实实坐在下面听,这样更安全。希望被电声覆盖和生怕被众人孤立,同样来自隐形的暴戾,它无形地蔓延,成为潜行于众人之间的暗规则,有人敢大胆地说自己的意见,而另一些可能一生都不敢,这些被压抑的群体留滞在大学的边缘,灰蒙蒙的一团背景。
  和2011级新生交谈后,我问同样被请来参加新生见面的大三学生尹泽淞:他们能听进去吗?他说不能,必须得自己体会,然后一点点悟出来,现在是听不进去的。
  
  大学里的讲座
  
  高等学府里少不得的重要部分是各种讲座。诗人于坚和小说家麦家都曾经问过我:现在的大学生怎么了,去大学办讲座,完全得不到应有的反馈,很失望。起初的几年,我有和他们一样的困惑,直到教书到第七年,才觉得有可能相对客观地回答这问题了。
  讲座和上课的区别,前者是临时拉来一伙人,往往是低年级的学生,讲座者要涉及什么内容他们完全不知道,对讲座内容很可能全无兴趣,选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刚出中学校门不久,叛逆性辨识性最低,最方便被拉去充位置,最容易鼓动拍巴掌。学校里最不缺的就是人头,一喊一群,人戳在那儿,心不知在哪儿。500人的场地,拉几个班,凑满人数,不至于稀稀落落的冷场,使台上人的颜面不好看。
  被拉去听讲座的和去听课的区别,在于讲座没预热,听众完全被动,心是凉的,讲的人和听的人同时感觉不好,当然很难有好的回应和交流。
  多年来,我们的学生已经练就了形成了最强大的消极应对系统,他们内心封闭性好得很,这时候,很多讲座对于他们就是硬暴戾或软暴戾。不止讲座,凡让他被迫接受的东西,推介灌输给他的,你有多大的强制性,他有多大的排他性,强加和对抗成正比。他自我保护地关闭感知系统,你用明暴戾对他,他用暗暴戾对你,不过各运用不同的暴戾而已。
  有个同学偶然和我说起,前一天她去参加一个校内报告会,负责给大会拍照:听众都是咱的新生,还有人站着听,好假呀,是个企业家捐款的会,现场一位领导一激动自己讲了半小时,学生在下面实在受不了了,开始鼓掌。本来嘛,新生就是干这个的,脏活累活没趣的活儿,老老实实地听呗,咱们的新生真不错啊,只要领导一张嘴他们就鼓掌,一张嘴又鼓掌,那领导居然没感觉,他怎么那么不懂呢,讲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全是假话,还跟真的似的,学生当然要哄他,最后还是那个企业家明白,轮到他发言,他居然表扬了咱们学生,说同学们敢于用鼓掌表达自己的不耐烦,后来说一句散会,轰的一下子全散了。
  我们都知道,弱小的生命理应更多地得到珍惜爱护,他们也会自觉地把自己受到的礼遇传递给下一代。可现实完全背离这最简单的理念。讲过新生报告会,这位同学告诉我,她原来不这样,原来是很热心的人,到高中时候才顿悟了,不再把什么事情都想明白,那样会更痛苦,人就要这么糊糊涂涂地过下去。
  2012年3月,有同学发邮件告诉我,听说一位著名作家到同城的另一所高校演讲,作为文学仰慕者,他们七个同学逃课坐公交,转车一个半小时匆忙赶到会场,场地早是满的,有人站着。通知的演讲时间过了45分钟,作家才出现,先介绍一堆荣誉头衔,作家开腔并没致歉,直接说自己并没准备,让大家自由写条子开始提问。十分钟后,我的学生们失望离开,又匆忙赶末班车返校。田舒夏原准备请作家签名,专程去校图书馆借了这位作家的书,准备自己保留作家的签名本,再另网购一本书给图书馆补上。结果借来的书原封未动,可以直接还给图书馆了。
  事实像永远正确的老师,它总在上课。而年轻的人们,以自身顽强潜行的生命去领受这伟大老师的教诲,调整和校正自己,这就是进步。有人总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对比今天的大学生,当时学生的自我感觉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体,似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现在的大学生早已自知身处社会边缘,谁在误解谁在进步,如果一定要拿来对比,应该不止一种答案,而自以为绝对正确恰恰最可疑。
  
  一个校内事件
  
  天凉了,女生宿舍楼因为没热水供应,很多学生有意见,呼声渐高,几个学生在微博上喊我声援,而我判断这事应该尽量坐下来多方协商,不想越界做维权,私下跟她们交流,建议通过正规渠道去表达和商谈。很快收到一份匿名邮件,措辞激烈强硬,全文1910个字,带77个惊叹号和21个问号,平均24个字一惊叹,说的正是热水这事。邮件的激烈让人不安,这不安于我超过了“维权事件”本身,类似的文风曾经熟识,曾经“如雷贯耳”也贯心,高音喇叭整夜整夜轰鸣着的,都是相近的语言。马上回复给她,请她更理性地表达意见。既然想到给我写邮件,估计是我的学生,顺便跟她说“如果愿意,请下课时等我一下”。
  几天后,下午下课时,有个同学等在门口,一搭眼就认出来,是去年的同学,当然认识,只是发型变了,笑得依旧淳朴可爱。她说,邮件是她写的。哦,心立刻软了,赶紧说,原来是你啊。脑子快速回忆邮件里有没有伤到她的话。一起下楼聊天。
  印象里,这是个总带着笑的姑娘,我很知道,她的邮件出于仗义执言,选择了发邮件给我是信任,看到我的回复,作为匿名者,她可以不来找我。但是,她笑呵呵地来了,小孩子一样仰着脸,她说当时实在太生气,过后也觉得有不当,作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知识分子确实应该更冷静理性地说出意见。
  海岛好夕阳,我们一直走,讨论有没有更好表述意见的方式,怎样葆有尊严地替众人发言。并排走在一起,感到一个年轻人射透出的义气勇敢和天真,那天真的好夕阳。
  除掉身体里潜藏的戾气不是一下子的,只能时时提醒和警觉。有一个同学说,老师是愤青吗。课程快结束的时候,我对他们说,不要做个愤青,我们一起学习用更多的理性和平静去传达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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