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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教育叙事研究的兴起、推广及争辩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28
标题: 教育叙事研究的兴起、推广及争辩
教育叙事研究的兴起、推广及争辩
来源: 《教育研究》2006年第10期 作者: 王 枬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兴起
       教育叙事研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17世纪起,教育研究就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进,试图去寻求客观的、普遍的和中立的标准,主张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数学工具来分析世界,以精确化的语言来描述教育事实,目的在于确立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并把教育科学理论演变成为一套技术原则与操作规程。但是,这种片面追求科学化的研究范式在教育实践中陷入了困境。将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奉为圭臬,视实证主义方法为合法性标准,导致教育研究中人的物化和人文关怀的缺失,使教育理论失去了对教育实践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研究发生了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人们意识到,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别于自然科学,它研究的不是无生命的物质世界,而是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人。教育的世界是体验的世界、意义的世界、生活的世界,因而,教育学应有自己的研究逻辑,目的在于以个体或群体的具体经验为基础来理解独特个体的精神世界。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研究关于复杂性等一系列重大发现冲击着经典研究范式。
       法国思想家莫兰针对经典科学重分析的思维传统,尝试以一种被他称为复杂思维范式的方法思考世界与社会,力图以此来弥补各学科相互隔离、知识日益破碎化的弊端。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批判了普遍适用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提倡适用于有限范围的“小叙事”,认为以小叙事为人类生活编织出意义,并促进小叙事的繁荣,是后现代主义的任务之一。这促使了教育研究的转向:从外在世界返归内在世界,从公共生活返归个人生活,从工具理性返归价值理性。[1]在此背景下,质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得以提倡。[2]“由于主要关注经验、生活质量与教育,叙事奠定了它在质化研究中的地位……叙事与以质化为指向的教育研究一致……这一系列工作对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活生生的有关人类生活本质的理论思想引入活生生的教育经验中。”[3]叙事研究逐渐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话语,并在研究方法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崇和运用。
       教育叙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有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理论,它所借鉴的方法有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方法、社会学中的实地考察方法等。
       首先,现象学作为一种强调事实、主张描述、关注意义的哲学思潮,对教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回到事实本身”,通过把一切经验、知识或先见放入括号里悬置的方式直观现实,面向事实;主张描述所看到的事实,并按照事物本身呈现的本来面貌描述;关注事实背后的意义,要求从直接感受到的“显像”出发,透过体验对体验的互动,揭示其所显现的意义。现象学的这种精神促使教育研究转向叙事、走向生活、注重价值。而教育叙事研究也吸取了现象学的方法,以直接的、交互的和生活的态度走进教育世界,面向教育实践,反思教育价值,建构教育意义。
       其次,解释学作为一种解释世界本体的世界观,对教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解释学的核心是“理解”,正是理解使表达具有了意义,使分享成为可能,使个体生命体验得以延续和扩展,使人类精神世界得以沟通和联接;解释学的任务在于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本文出发,通过体验和理解,复原它们所表征的原初体验和所象征的原初的生活世界,使解释者像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他人。理解不是去把握一个事实,而是去理解一种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理解也不是为了寻求新的知识,而是为了解释我们存在的世界。解释学的这种思维和表达的模式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教育叙事研究力求透过叙事,在展现教育真实的同时达到视域的融合,在对话中获得理解,从而建构起一种以意义解释为核心的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
       再次,后现代主义作为以批判西方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传统为己任的一种哲学思潮,对教育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后现代从否定现代性的思维倾向出发,反对整体性和同一性,拒绝简单化和稳定化,强调非中心性和反正统性,倡导多元性、多样性、主体性和他者性;后现代强调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寻求各种不同的声音,力图为正不同之名而努力。这为教育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思想和方法的基础。教育叙事研究正是在分析丰富的教育经验,尊重不同的文化差异,讲述独特的生活故事方面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有益视角。
       此外,教育叙事研究还借鉴了人类学中的人种志方法、社会学中的扎根理论方法等。[4]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教育叙事研究重在对教育现象“质”的直观以再现教育现象的“质”,重在对教育行为“意义”的探寻以对教育行为进行“意义解释”。叙事是为了研究,研究是为了剖析事件的质,解释现象背后的真实。教育叙事正是在质的研究中展开、分析、描述并完成的。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推广
       教育叙事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兴起以来,已走过了近十年的路程。最初“养在深闺人不识”,到后来“飞入寻常百姓家”,教育叙事研究已成为教育的流行热语。
        一方面,教育理论界开始关注并介绍“教育叙事研究”,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丁钢不仅发表了关于教育叙事研究的一系列论文,而且在他主持的《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推出了系列教育叙事研究的报告,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刘良华对中小学教师进行的日常教育活动从教育叙事研究的角度给予了解读,并发表了许多教育叙事研究的文章,其主持的以“教育叙事研究”命名的主题网站也拥有极高的人气指数,至2006年4月18日已达到130万人次的访问量。[5]黎家厚建立了jiahou’s blog网站,专门发表教育叙事报告,形成了“基于Blog的教育叙事研究”特色。[6]笔者多年来亦关注并从事教师教育叙事研究,在广西21世纪园丁工程中为介绍、推广、普及教师教育叙事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指导了一批以教师教育叙事研究为取向的博士硕士论文,增强了教育叙事研究的吸引力,也推动了教育叙事研究的普及。[7]
       另一方面,实践界开始主动运用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作为教师校本培训和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有关“道德叙事”、“教学叙事”、“教师生活叙事”的概念不断被人们提起,中小学教师倾诉自己的教育故事,表达自己教学体验的热情日益高涨,教育叙事的相关成果大量涌现。如朱永新主编了“新教育文库·我的教育故事”丛书,记录了发生在“新教育实验”背景下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教育故事。李镇西在其主编的“新教师成长日记”丛书序中说:“如果硬要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我对体现教育的爱、执著、困惑、幸福、方法、技巧的故事进行了些思考,并把它们一点一滴地记载了下来,还写成了书。仅此而已。”此外,教育随笔作为展示教育工作者生命气蕴的写作方式也得到了教师的青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夏书系·教育随笔”丛书(第一辑)已出版了八本,每一本都进入了2005年全国教师用书畅销榜前100名。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网络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赋予了教育叙事新的含义,尤其是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Blog相结合,把教师的所思所想与全球化的数字化交流环境融为一体,为每一个普通教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而使教师真正成为专业发展的主体,涌现出了颇具教育叙事色彩的教育博客群。[8]
       教育叙事研究短时间内在我国得以较大的推广,得益于几个有利的条件。
       其一,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提出了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教学理念,这些理念要从抽象的思想转为中小学教师能够理解并自觉践行的行为,需要一个对话和转换的平台,教育叙事研究恰在这一点上受到中小学教师的欢迎。新课程的理念通过鲜活的教育故事被教师们理解,课程改革经验通过真实的叙事得以在教师们中间分享。
        其二,世界范围内教师专业化的潮流及教师教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教师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教师教育的重心由职前培养转向职后培训,由数量的满足转向质量的提高。而在全国进行的教师通识培训和提高培训中,以学科知识、教育教学能力,尤其是个人实践知识及能力为重要内容的培训又与教育叙事研究取得了共鸣。教师从叙事中进行反思,从案例中感悟道理。
        其三,教育叙事研究本身具有“人文性”、“经验性”特征。教育叙事研究以教育事件或经验为研究对象,要求叙教育之事、叙有意义之事、叙过去之事、叙真实之事;以“自下而上”为研究路径,通过现场工作,使教育事件在情境中真实地展开,使历史印记在细节中显露出存在,从而接近日常教育真相,逼近教育实践本身;以教育主题或结构为灵魂,通过主题的串构,使教育事件具有描述和解读的价值,从而在含而不露的叙述中探讨归隐在经验背后的道理,在意义诠释和经验分享中达成真实的理解。相对于以往烦琐的、复杂的、严格的科学研究范式来说,教育叙事研究更容易被中小学教师掌握和运用。
       三、教育叙事研究的争辩
       教育叙事研究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从教师讲的故事来看,多是些简短的教育“记叙文”、“日志”等,这意味着“讲故事”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还存在着一段距离,“教育叙事”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还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由“叙事”到“研究”还需要经过一个提升或升华的过程;另一方面,教育叙事研究本身容易受到叙事者故事的影响和研究者个人倾向的影响,使研究带有强烈的个人化或私人化色彩,而研究中以研究者为研究工具,依靠研究者个人的判断进行田野工作的特性也使研究的效度和信度受到质疑。这些问题又引起了教育叙事研究理论上的争辩。
      教育叙事研究理论上的争辩首先表现在对教育叙事研究定位和作用的判断。
       辩护的一方强调教育叙事研究在注重体验、关注价值、凸显意义、回归生活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其观点可大致归纳为:第一,叙事过程本身是反思、认同、获得意义,从而达到内心世界改变的过程。叙述的深刻性、情感的丰富性、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强烈冲击性,是传统科学方法所难以达到的。[9]第二,教育叙事产生于教育现象之后,通过描述教育现象与教问题,对教育进行正确引导,其目的就是服务教育。教育研究的神圣之处,是它拥有一个纠正教育价值引导偏差的梦想。[10]教育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教育现象和教育事实的描述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它进而达到对人的意义体认和价值提升。[11]第三,教育叙事研究应回归生活世界,从生活世界中发现教育的真相;应强调交往伦理,用一种更为自然的研究方式把握和关怀教育场域中的人;应关注具体现象和具体个人,探询意义,寻求规律。如此,教育叙事研究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12]
       反对的一方强调教育叙事研究在科学性、规范性、普遍性、客观性方面存在的不足。其观点大致可归纳为:第一,真正的教育问题是要靠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思维且具有科学的精神才能发现的,以春蚕吐丝、喃喃自语似的方式来记下一大本教育故事的流水账,以此去发现教育存在的问题,并且还准备“有效”地来解决,这只能是天方夜谭。第二,“叙事”是一种前科学味道很浓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教育科研只是让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以叙事的方式参与到教育科学研究上来,而不用提出抽象的有更强的解释力的理论,他们始终不会有一个理论上的提升,不会有质的飞跃。而且,这种前科学的叙事很可能会使我们刚刚有了一点可怜的有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科学的精神的常识又重归回到前现代。[13]第三,对于中国教育研究来说,目前最为缺乏的不是这类前现代的叙事,而是缺乏像西方重要典籍中的论据客观、论证严密、逻辑清晰的理性分析方法。[14]
       对这些不同的观点,丁钢曾有一段分析,认为:教师的教育叙事与教育学者的教育叙事由于作者不同,内容当然会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决不能因为存在差异而互相批判对方的叙事,相反,教师与学者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勉励。让教育回到生活本身,在教育生活中领悟教育的力量,使教育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实践的生命力,这是教育叙事研究确切的追求。[15]
       教育叙事研究理论上的争辩还表现在对教育叙事研究效度和信度的判断。
       批评的一方认为,教育叙事研究缺乏信度和效度,因而难登研究的大雅之堂。理由是:第一,教育叙事研究中的故事其真实性、客观性无法检验。在教育研究过程中,参与者可能会有自己不愿或不能示人的隐秘的私人领地,使其或许不能够讲述真实的故事,或许会“伪造数据”,提供“美丽的故事”,或许会对事件进行加工,导致数据失真。[16]第二,教育叙事研究缺乏普遍的解释力和推广力。由于叙事研究关注细节,往往是“微观叙事”,是个案研究,是依赖于具体情境中的特殊事件的描述,不适于大量的非个体化的群体行为,因而无法回答普遍性问题,也无法据此建立起普遍一般的理论。第三,教育叙事研究由于受到研究者个人倾向的影响,无法做到“价值中立”。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确定、研究者态度的选择、被研究者的角色定位、收集材料的方法、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以及对研究质量的评价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倾向的影响,容易带有研究者个人的主观色彩。
       辩护的一方认为,教育叙事研究有着与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不同的特点,这便难以运用信度和效度对其进行评价。教育叙事研究超越了信度、效度和普遍性。它通过时间、地点、情节和场景的协同来创生叙事的经验品质,这种经验品质因其有着经验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而具有特殊的价值。[17]第一,教育叙事研究感兴趣的不是所谓“客观现实”的“真实性”本身,而是被研究者所看到、所体验到的真实。它关注教育现场,强调对故事细节进行整体性的、情境化的、动态的描述,原汁原味地呈现教育现象,在教育事件的呈现过程中通过归纳而不是演绎的方式进行意义建构。第二,教育叙事研究通常选取的研究样本数量很少。它关注的不是“群”的一般性,而是“个”的独特性,不是从“群”中寻找“共性”,而是分析、解释甚至是体验每一“个”存在的现实性、可能性或必然性;它重视叙事者的处境和地位,尤其肯定叙事者的个人生活史和个人生活实践的重要意义。第三,教育叙事研究的目的是在叙述中达至“视域的融合”。叙事是一种意义的诠释,诠释的目标是分享和理解,从而达到叙述者与读者的“视域融合”。第四,教育叙事研究带有更强的价值倾向性。研究者深入研究现场,通过与参与者建立不同程度的亲近关系来理解、记录和思考现场。研究现场不再是隔岸观火,研究也并不排斥“立场”意识的存在。如果研究者没有真实的在场体验就去构思研究文本的揭示图式,这种研究才会被认为是缺乏效度的。
       关于教育叙事研究理论上的争鸣仍将继续。但是,为了促使教育叙事研究更健康地发展,有几个前提性的认识需要明确:一是教育叙事研究属于与传统的科学研究方式不同的另一种研究方式,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标准和定量研究的要求来衡量教育叙事研究;二是教育叙事研究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限度,即适用于人文领域而不能运用于一切领域,它不是包医百病的良方,而是作为质的研究方式中的一种方法,是与质的研究方式中如人种志研究、人类学研究、生活史研究等方法及量的研究方式中实验法、测量法等方法并存的;三是教育叙事不等同于教育叙事研究,经验的表达方式也不能代替理论的表达方式,需要做的是加强对“教育叙事”的研究,以提升教育叙事研究的意义解释和建构能力;四是教育叙事研究必须加强自身方法的建设和学术规范的训练,这就是学术独立、学术批判、学术积累、学术创新、学术平等、学术合作、学术求真、学术致用、学术道德。教育叙事研究必须遵循伦理,强调原创,体现创新,突出批判。唯此,教育叙事研究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长动力,才能不仅以叙事的方反思并改变教师的日常生活,而且通过关注日常教育经验实现教育的变革。
 
注释:
    [1]郑金洲,程亮.中国教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J].教育研究,2005,(11).
    [2]陈向明.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6,(2).
    [3]康纳利•克莱丁宁.叙事探究[J].全球教育展望,2003,(4).
    [4]刘云杉.我是一个受教育者[D].南京师范大学,1999.耿涓溺.教师个人教育信条:一位初中女教师的个案研究[D].广西师范人学,1999.
    [5]参见刘良华主持的“教育叙事研究”网站.http,//b1og.cersp.com/18893.aspx.
    [6]参见黎家厚主持的“东行记”网站.http://WWW.jeast.net/tvacher/jiahou/indeg.html.
    [7]近年来,笔者指导了一批以教师教育叙事研究为取向的硕士论文。如耿涓涓:“教师个人教育信条:一位初中女教师的个案研究”(1999);欧群慧:“论教师成为研究者的可能:一项个案研究”(2001);唐芬芬:“教师文化的课堂透视——对教师口头言语行为的个案研究”(2002);王彦:“走进课堂生活的无声世界——小学课堂情境中师生体态语言的面具研究”(2002);万俊锋:“从情感接受的角度品味教师语言:一项扎根于课堂的个案研究”(2003);姚红玉:“我的新教师生活:一项新教师的个案研究”(2003);喻晓冬:“课程综合化与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变化——对柳州市小学新课程实验教师的个案研究”(2003);叶琴珍:“遭遇班主任工作倦怠——我的班主任工作的叙事研究”(2005);等等。
    [8]根据黎家厚的统计,最活跃的教育Blog主要有:海南三亚的成长博客、江苏苏州教育博客群、浙江海盐教育博客群、山东淄博教育博客群、江苏常熟教育博客群、江苏张家港教育博客群。
    [9]施铁如.“怎么都行”——学校改革研究的后现代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3,(2).
    [10]杨晓峰.教育叙述批判[EB/OL].http://cyber.swnu.ebu.cn/mcjy/cyber/index. htmI.
    [11]张济洲.论教育“叙事研究”的科学性——兼与许锡良同志商榷[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1).
    [12]牛利华.教师研究,教育叙事研究:科学反思与方法论革命[J].当代教育科学,2005,(16).
    [13]许锡良.评“怎么都行”——教育叙事研究的理性思考[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4,(1).
    [14]于伟.现代社会不重视理性教育,是不可想象的[N].中国教育报,2006-01-07.
    [15]丁钢.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追求——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访谈[J].教育发展研究,2004,(9).
    [16]张希希.教育叙事研究是什么[J].教育研究,2006,(2).
    [17]丁钢.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J].教育研究,2003,(2).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32
教育叙事与教师成长
来源: 转载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6期 作者: 刘铁芳
                       
一、教师成长与教师教育意识的觉醒
教师成长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教师教育教学技术不断娴熟的过程,也不仅是把教育教学技术逐渐变成教育教学艺术的过程。教师成长的核心与关键,乃在于个体教育意识的全面觉醒,即个体是否开始拥有了自己独到的对于教育教学实践的理解与觉悟,并把这种觉悟渗透在自己新的教育教学实践之中,从而使得教师个体的日常教育教学实践的思想资源逐渐摆脱外在的常规或者权威性认识,而转向个体自身,来自个体对教育的真实悟知,形成个人独到的教育思想资源。
一般说来,教师的成长会经历这样几个过程:适应或者说顺应教育教学常规———对常规性教育行为的抗争与个人教育意识觉醒的萌芽———教育艺术的成熟与个人教育意识的觉醒———个人教育意识的不断完善与个体教育实践中的自觉创造。个体教育意识的觉醒并不是个体教育行为模式中的简单创新,并不是简单地跳出常规,跳出他人,自立门户,独立特行,它更多地涉及到教师对其职业生涯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的自我解答:究竟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学,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教学,个人教育教学实践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个人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参入教育教学实践之中才使得个体的教育教学实践更有意义,甚至,它还包括,个人的教育教学实践对自我人生意味着什么,以教育为业的个体人生怎样才能更有意义?个体教育意识的觉醒,从其实质而言,就是个体对自我教育生涯的整体性反省和觉悟。对教育生活的反思,就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教学技能技巧的反思,也可以是对个体整个教育生活状态的反思;在更深的层面,可以成为教师个体生命存在的品质与意义的反思。
这样,教师教育意识的全面觉醒,就大致包括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三个层次:首先是教师对基本教育教学实践方式的自主性把握,即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独立意识的出现,教师个人能独立、自主地完成基本的教育教学任务,能以自己的方式有效地达成教育教学目标;更进一步,教师的觉悟逐步达到对教师职业的整体参悟,即对教师职业活动的意义与价值的自我理解与独到发现,并尽可能地在自我与外在社会要求的协调中来完善自己的职业行为和职业生活,把握作为教师日常行为、一举一动的细微的教育意义的可能性,从而能在自己的日常教育生活中体现对个人教育理念、教育价值追求的细心呵护;更深层面的教育意识的觉醒,则还包括对个体教育人生的领悟与觉知,即把教育生活与个体生命内在地结合,把个体在教育实践中的探求、创造、悟知转化成教师个体职业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发现。换言之,教师的成长,不仅是教师作为职业人的成熟与发展,同时也是作为人的成熟与发展,是作为教师存在的个体生命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教师教育意识的觉醒,实际上就是教师教育生存状态的觉醒,教师日常教育生活走出庸常的状态,在自我教育生活意义的主动发掘中提升、改造教师的日常教育生活品质。
教师的成长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吸收外来的教育知识、教育思想资源,不断触动自己对教育实践的思考;另一方面又需要教师对自我教育生活不断反思,把自身的教育经验作为文本来解读,真正把自我纳入对个体教育生涯的觉知之中,从中获得教师自主意识的提升。教师正是在对自身教育实践不断适应、超越之间,通过外来思想资源与个体内在教育经验、教育知识的不断碰撞中,获得个体教育意识的生长生成。教师个体不断将外来知识融入个体日常教育生活之中,也融入个人内在教育意识之中,转化为个体对自我教育世界的发现与觉知,这种觉知扩展到对其整个教师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与觉悟,从而促进教师个体生命存在的整体觉知,提升教师生命的境界。
二、教师教育意识的成长与日常教育生活的合理性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自发秩序”的理念,自发秩序又被哈耶克视为“自我生成的秩序”、“自我组织的秩序”或“人的合作的扩展秩序”等术语代替[1]。哈耶克把所有的社会秩序类分为不是生成的就是建构的,前者是指“自发的秩序”,后者则是指“组织”或者“人造的秩序”。哈耶克用“自发秩序”乃是要表达这样一种理念:自发秩序的有序性是人之行动的非意图的后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自发秩序能够以一种设计的秩序所无力做到的方式,运用社会必须始终依赖的分散于无数个人习惯和倾向之中的实践性知识。正因为如此,在“人造的秩序”与“自发的秩序”之间,后者具有自明的合理性。这样,他就把人类理性、知识和利益的局限性作为认识社会的前提,认为人们所能够理解的只是以他们为中心的狭窄圈子中的事情,能够给他们以激励的也只在他们领域内所接触的事物。正因为如此,“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 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2]。哈耶克把人之理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看成是不断发现既有的错误的进程。
依照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一个教师的教育理性的发展和教育意识的成长并不是简单地依循外在理论设计的结果,而正是教师个体在自我教育生活中不断发现既有错误、提升其实践性知识的过程。这意味着教师的日常教育生活实践在教师自身的成长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自明的价值。承认教师教育生活的合理性,其基本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地保障教师教育实践的自由自主性;二是反对外在的建构型的教育理论设计高高地凌驾于日常教育生活之上,实施对教师日常生活的人为宰制,从而使得教师面对强势的外在教育理论,失去了自身的话语权,只能被动地接受、听从,使教师个体日常教育生活经验沦为纯然被质疑的对象,而不能有效地转化成教师个体成长的基本资源。
现实处境中的个人实际知道的和做的事情,比他们有意识地知道和做的事情要多得多,实践中的人们拥有着被他们忽视了的大量的认识能力、行为能力和心理能力。承认日常教育生活在教师教育意识的生成与建构、教师专业成长与发展中的合理性,尊重教师对自我教育生活的自主权,正在于充分发掘教师对自我教育生活的潜在的知识经验,提升个体在自我教育生活中的自主性。承认教师日常教育生活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教师日常教育生活就是自足性的、毋庸质疑的,它同样需要外来教育知识的参与,需要与外在教育生活世界的积极交流、沟通,以对之加以提升和改造,只不过这种外来知识的介入乃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教师对自我教育生活的认识、发现、反思,提升他们对自我教育生活驾驭、改善的意识与能力。
哈耶克之所以将自发秩序的概念予以强调,不仅在于哈氏看到,社会生活中的自发秩序并不是有意识反思或设计的产物,而且这种在社会生活中自我生成的秩序,能够应付我们对无数事实的无知状态。这也意味着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则是社会成员经由模仿成功有效的制度、习惯和传统所做出的选择,它并不是有意构建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充分地尊重教师的日常教育生活,并且有效地激发教师对自我司空见惯的日常教育生活的反思意识,从而充分地激活、利用教师自身关于各种具体情况下教育行动的知识,尽管这种知识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个人的知识,而不是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且,甚至可能是以“不全面,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
客观地说,日常教育生活除了它的经验性,以及对日常教育环境的适应性,它还在一定程度上会表现出平庸与琐碎,以及潜在地支配教师行为停滞不前的习惯,从而期待教师自身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个体日常教育生活的改造与提升。承认教师日常教育生活的合理性,其重要的意义乃在于确认教师作为自我成长的主体,在不断敞开的个体教育生活的视界中获得自我教育理性、教育意识的提升与改造,而且这种超越与提升乃是一种基于教师自身觉醒的内在超越与提升,而不是简单地受制于外在的权威性支配。惟有承认教师日常教育生活的合理性,并且鼓励发挥每一个教师的日常认知能力,在日常教育生活的不断反观之中促成个体新教育知识出现的可能性,促进教师在日常教育生活中个人教育意识的不断觉知,教师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个人教育生活的主体,并且以主体的身份介入教育言说的对话场域之中,积极地选择、创造性地吸收有益于改善与提升个人教育生活品质的外在教育知识,才有可能自由自主地把握自我教育生活,并且立足于自身的教育生活,去反思、提升自我教育生活的境界,而不是成为盛装外在强势教育知识的容器。
三、教育叙事:让教育生活自己说话
叙事,就是讲故事。教育叙事,就是讲叙教师的日常教育生活的故事,以讲故事的形式来表达自身对教育的理解与解释。讲故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自己亲历的教育生活进行观照、反思、寻求意义的过程,它让我们把自己过去教育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幽微细节重新审视,去发现其中细微的教育蕴涵,从而把作为叙事者的教师自身的思维触角引向自我教育生活的深层,使看似平淡的日常教育生活显现其并不平凡的教育意义。
教育叙事的基本类型,从叙事的内容来区分,主要包括:教育教学片段叙事,即对个人教育教学实际中某个印象深刻的片段的叙述,显示事件发生的细节,借以阐明教师对导致良好或者不好教育教学效果的反思;生活叙事,即对教师教育生活故事的叙述,借以显明其中所蕴涵的教师的生活体验以及对教师教育生活的细微关涉,教师日常生活与教师成长、教育状态、教育经历密切相关,教师成长不光在课堂,同样在日常生活之中;传记体叙事,即对教师成长过程、乃至教师生涯的整体叙述,借以显明教师生命成长的历程,是对平凡教师人生中细微的个人生命颤动的揭示。从叙事的主题来区分,包括单主题叙事和多主题整体性叙事,即就某一个主题或多个主题综合起来,展开个人教育生活的叙事,整体性研究是研究教师的整体生活,包括个人家庭生活、日常交往、教学、班主任工作、学习研究以及其他可能对教师个人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历,从中疏理出日常生活所遭遇的各方面对教师的影响,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个体。从叙事的层次来区分,包括教育教学日志或日记,直接记录日常真实教育生活情景;在记录日常教育生活片段之上的反思性叙事,即不局限于记录,而且能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加以提升;研究性叙事,即建立在对叙事主题加以提炼。对多种原始教育生活材料的搜集整理,从而对日常教育生活加以反复疏理而进行的教育叙事。从叙事的主体而言,包括“他传体”叙事,即通过教师讲叙给他人,由教师与他人对话来完成对教师教育生活故事的疏理、提炼;自传体叙事,即教师自身对自我教育生活故事的自我疏理与叙述,通过对个人成长或成长的某一方面的疏理,然后去发现这一阶段对教师教育生活的重要性,或疏理某一时间段教师对个人教育的观念性转折。自转体叙事的实质是“从‘个人生活史’、从‘个人生命经历’中透视整个世界”,因此而“充满生命的体验和生命的感动,容易牵动人心”[3]
带有研究性的教育叙事的关键在于,选择适当的主题,切入教师的日常教育生活,对教师亲历的教育生活加以疏理、选择、整合、贯通,从而在一种基于教师亲历的现场感的叙述之中,能“把真实的教育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又能“在众多具体的偶然多变的现场中去透析种种关系,解析现象背后所隐蔽的真实,从而使教育生活故事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和智慧的魅力”[4]。教育叙事之不同于一般性的讲故事,乃在于作为叙事者的教师并不只是单纯地讲述自己的教育经历,而是在一种理性的参与之中对教育生活作出意义的疏理与提炼。教师成长有两种基本知识来源:一种是外来的教育知识、教育理念等;另一种是个体经验提升的知识。教育叙事就是要将原初的教育经验提升成为知识性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叙事实际上是拓宽了我们教育生活的内在知识基础,也使我们的教师成长作为教师个体教育人生的“事件”,并不是外在的、被规定的,而是内外结合的、自主的,是教育生活内在经验和外在教育知识的整合、对照的结晶,是外来知识和内在知识的对话,是理性与经验的融合。
教师教育生活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钥匙本身,并不在远处,就蕴涵在教师的日常教育生活之中。教育叙事作为一种研究的方式,它正是要提示我们,提示每个教师,我们要改善自身教育生活,我们要关注、思考教育问题,就可以直接从我们自己身边的教育生活开始,让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教育生活经验或经历的同时,把我们自己的教育生活作为一个反思、观照、评价、提高的文本,或者说作为一个解读的文本,从而让我们亲历的教育生活自己说话。正是在与我们自己的教育生活文本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就有可能产生基于我们自身教育生活的、带有我们自身的生命体温的教育理念、教育思考。这种教育的理念或思考,或者广而言之,这种教育的知识,正是来源于我们自身教育生活的知识,是我们自身的教育生活经验的结晶。让教育生活自己说话,也就是说让我们充分的、更多地去理解、回顾、找到对我们自己教育生活的切入点,并且,把我们自身的教育生活变成一个活生生的文本,去解读它、分析它、提炼它,让教师作为个人教育生活的主体性得以进一步彰显,同时也显现教师的自主性人格。
要对教育生活事件做出“‘有知’与‘无知’的相通相融的把握,就不是单靠思维、概念和规律所能完全胜任的,还要靠想像、感性直观、经验、习惯等等人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把不在场的、无知的东西、隐蔽的东西与出场的、有知的东西、显现的东西综合为一个整体”[5]。叙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教师个人凭借自身的想像、感悟、直观、经验、习惯等综合能力来对自己过去教育生活做出观照、反思、评价的过程。作为叙事者的教师个人把自我教育生活作为一个解读的文本,凭借教师必要的外在教育知识累积和教育想像,切入到个体教育生活之中,去发现教育生活过程的优点与缺失,同时也是对个体教育生活意义的评价与再体验,敞开个体教育生活通向个体意义人生的路径。当我们以探究的姿态切入个人日常教育生活“故事”之中时,我们就会发现,平常的教育生活其实隐含着丰富的教育意义。
教育叙事,叙述我们自己教育生活的故事,每一次叙述都必然带着教师个人当下的生命痕迹与过去的生命痕迹的交流、碰撞。“教师一旦以类似于‘自传’的方式叙述自己生活中的教育故事,也就意味着教师开始以自己的生命经历为背景去反观自己和观察世界,内在地承受着对自己的言行给出合理解释的思想压力。这就促使教师进入沉静思考的层面,不得不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不得不站在自己的角度反思和挖掘自我,从而可能激发出许多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想法。这意味着他们开始不再依赖别人的思想而生活。这种教育‘记叙文’使发生的事件不再随记忆淡忘而成为无意义的东西,它以记述下来的形式保留了‘历史’,给看似平凡、普通、单调、重复的活动赋予独特的韵味,从而固守了一份对这个世界和生活创造的意义”[6]。教育叙事,让我们把生活中偶然的教育事件历史化,把平凡的教育生活琐事意义化,把过去的教育经历永恒化,教育叙事因此而成为敞开教师生命意义之门的重要方式。
四、教育叙事与日常教育生活品质的超越
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一个一个的教育事件,我们的教育生活就是由一个一个的教育事件累积而成的。正是那些活生生的教育生活故事,有意无意地影响着学生,也影响着教师自身在教育生活中的生存状态。那些被我们关注到了的以及那些有意无意地被我们忽视的故事,都可能成为对教师和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卓有意义的教育生活故事。教育叙事,就是讲述我们的教育生活的故事,讲述那或隐或显地蕴涵着教育意义的故事,那影响着学生和我们自身生命成长的细微脉络就可能在故事叙述的过程中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也展开我们的教育生活如何发展的可能路径。正因为如此,以讲故事的形式出现的教育叙事,因为其对复杂教育生活中的细微脉络的揭示而使之区别于一般性的故事讲叙,成为我们对自身教育生活的反思性实践,并成为增长我们的实践性知识、提升这种实践性知识的品格的重要形式。我们讲故事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回溯、观照过去、现在,发现我们未来教育生活的可能路径的过程。
教育的意义、意蕴存在于教育生活的细节之中,叙事研究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把个人的教育经历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说”的过程就是反思的过程,讲故事的过程就是品味、体验、发现、评价、判断的过程。对自我教育生活的不断发现,就成了教师超越昨天、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教育生活状态的基础。叙事研究,让我们自己很好地回到我们的教育生活中,让我们在接近我们自身过去的教育生活的同时,找到超越过去的教育生活的契机。每一次反思都是一个新的起点,都让我们获得对过去的一种弥足珍贵的亲切的感受,同时又沉淀出、结晶出对过去教育生活的宝贵经验、宝贵的个体性教育知识。这种知识是教师在个体性活动中获得的,是教师亲身经历的,这种个体性的、反思性的经验知识,不同于教育学教科书上宏大叙事、教育理论和教育话语框架。不仅如此,对教师个人整个教育生活经历的反思,不仅是为了澄清个人的教育生活,而且还可以发现一个教师的成长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把那些司空见惯的材料、发黄的日记、照片等体现当时当地的教育生活情境,浓缩到研究材料中来。这不仅是教师个人教育生活的历史,也是见证一位教师教育生涯成长的历史。所以,当我们今天去发掘过去的教育生活的时候,实际是发掘我们作为人、作为职业人的心灵、精神、人格、教育理念及个体人生成长的历史。
当叙事成为教师日常教育生活的一部分,意味着教师对自身教育生活的不断的探问、反思和意义观照成为了教师教育生活的基本姿态,实际上就意味着叙事成了教师改变自身日常教育生存状态的契机,成为教师不断走向美好教育生活的可能的方式。正如叶澜教授所言:“教师的研究能力,首先表现为对自己的教育实践和周围发生的教育现象的反思能力,善于从中发现问题、发现新现象的意义,对日常工作保持一份敏感和探索的习惯,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并形成理性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教育研究成了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一种专业生活的方式,他自己创造着自己的专业生活质量,这是教师在专业工作中自主性和自主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教师研究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对新的教育问题、思想、方法等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能力,运用多方面的经验和知识、综合地创造性地形成解决新问题方案的能力,这使教师的工作更富有创造性和内在魅力。同时,教师创造意识和能力的形成,在教育实践中的成功,会使他十分看重对学生创造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无疑,这是未来教育十分期望实现的价值。”[4]教育叙事作为一种切近于教师日常教育生活的研究方式,让我们与自己所从事的日常教育工作更为亲近,让我们在平凡的、逐步习惯化的日常教育工作中发现幽微的教育意义,从而获得我们对自身作为教师生命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发现与提升,并可能成为我们走出教育生活中的习惯,提高我们对自我教育生活反思、批判的能力,也提升我们的教育生活的创造性品格,从而成为有效地改造、提升我们的教育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当教师以叙事者的身份参与自我教育生涯历程之中,不断地谋求自我教育生活的价值追问与意义反思,就使得教育叙事不仅成为教师个体提升、改造日常教育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同样也可以成为教师个体改造、提升教师自我生命质量的重要途径。在此意义上,教育叙事对于我们自身而言,就不仅是一种介入教育研究的方式,而且是我们的教育生活方式,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人“反思地”、“探究地”存在的基本方式。一个人对周遭世界的发现往往同时就是对自我心灵世界的发现。走进教育叙事,我们与自己经历的活生生的教育生活文本对话,增进我们对教育生活的理解,并使我们对教育生活的理解与认识变得丰富多样,且由于蕴涵着我们作为教师个体的生命痕迹而变得生动、趣味,富于生命的气息。我们在教育叙事中对自我教育生活的发现与认同,同时也是对教师人生的丰富性、价值性的发现与认同,是对我们作为教师存在的个体内在心灵世界的丰富与充实的发现。教育叙事因此而成为我们改变日常教育生活的单调与平庸的重要方式。
当我们越来越多地沉溺于琐碎而庸常的日常教育生活之中,当我们发现自己的教育生活状态有些疲劳而单调与乏味之时,我们作为教师个体的生命状态是低迷的,低质量的。如果我们不能从作为生涯历程的教育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意义,那么,我们的日常教育生活就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之中不能不承受的一种沉重的压力和负担。“闲暇出智慧”,这时候,我们需要适当地从庸常化的教育生活中找到闲暇的心灵空间,让我们有可能以他者的姿态来反思、回味我们自己的教育生活经历,让我们可能从日常教育生活的惯习中超越出来,提升我们作为教师存在的生活意义与生命质量。教育叙事也许就可能成为一扇我们的心灵通向日常教育生活之意义世界的门扉。
  
参考文献:
[1] 
     [1][]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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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良华.校本行动研究[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
[4]叶 澜.新世纪教师专业素养初探[J].教育研究与实验, 1998,(1).
[5]     [5]张文喜.对哈耶克的“理性有限”观和“自发秩序”观的解读[J].社会科学家,1999,(1).
[6]邱 瑜.教育科研方法的新取向—教育叙事研究[J].中小学管理,2003,(9).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34
教育叙事研究的反思
来源: 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2006年高级研讨会交流论文 作者: 王枬
                       
教育叙事研究是对教育生活中富有价值似的教育事件和具有意义的教育现象的描述与揭示,又称为“教育故事研究”或“教育叙事探究”。丁刚把教育叙事研究理解为“通过教育生活经验的叙述促进人们对于教育及其意义的理解,本质上在于寻找一种合适的呈现和揭示生活经验乃至穿透经验的话语方式或理论的方式,为普通教师、学生以及其他读者提供一种能让他们参与进来的生活语言风格的研究文本。”(丁刚,2004
[1]刘良华则从教育叙事研究的基本特征出发,认为:“教育叙事研究的基本特征是以叙事、将故事的方式表达作者对教育的解释与理解。它不直接定义教育是什么,也不直接规定教育应该怎么做,它只是给读者讲一个或多个教育故事,让读者从故事中体验教育是什么或应该怎么做。”(刘良华,2004
[2]由于教育叙事研究的独特性,使它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成为一个时髦的话语。在此背景下,对教育叙事研究进行一番梳理和反思无疑是紧迫且必要的。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兴起
教育叙事研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17世纪起,教育研究就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进,试图去寻求客观的、普遍的和中立的标准,主张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数学工具来分析世界,以精确化的语言来描述教育事实,目的在于确立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并把教育科学理论演变为一套技术原则与操作规程。但是,这种片面追求科学化的研究范式在教育实践中陷入了困境。将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奉为圭臬,视实证主义方法为合法性标准,导致教育研究中人的物化和人文关怀缺失,使教育理论失去了对教育实践的吸引力。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教育研究发生了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人们意识到,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别于自然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不是无生命的物质世界,而是具有无限发展潜能的人。教育的世界是体验的世界、意义的世界、生活的世界。因而,教育学应有自己的研究逻辑,目的在于以个体或群体的具体经验为基础来理解独特个体的精神世界。教育研究的任务就是通过体验、表达、理解,把人的生命推向更丰富、更深刻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研究关于复杂性等一系列重大发现冲击着经典研究范式。法国思想家莫兰(Edgar Morin)针对经典科学重分析的思维传统,尝试以一种被他称为复杂思维范式(complexit)的方法思考世界与社会,力图以此来弥补各学科相互隔离、知识日益破碎化的弊端。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批判了普遍实用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提倡适用于有限范围的“小叙事”,认为以小叙事为人类生活编织出意义,并促进小叙事的繁荣,是后现代主义的任务之一。这促使了教育研究的转向:从外在世界返归内在世界,从公共生活返归个人生活,从工具理性返归价值理性。(郑金洲、程亮,2005
[3]。在此背景下,质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得以提倡(陈向明,1996
[4]。“由于主要关注经验、生活质量与教育,叙事奠定了它在质化研究中的地位……叙事与以质化为指向的教育研究一致……这一系列工作对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活生生的有关人类生活本质的理论思想引入活生生的教育经验中。”(康纳利、克莱丁宁,2003
[5]叙事研究逐渐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学术话语,并在研究方法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崇和运用。
教育叙事研究是以多种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研究方法。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形式之一,它的主要理论有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它所借鉴的方法有人类学中的“田野考察”方法、社会学的实地考察方法等。
首先,现象学作为一种强调事实、主张描述、关注意义的哲学思潮,对教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回到事实本身”,通过把一切经验、知识或先见放入括号里悬置的方式直观现实,面向事实;主张描述所看到的事实,并按照事物本身呈现的本来面貌描述;关注事实背后的意义,要求从直接感受到的“显像”出发,透过体验对体验的互动,揭示其所显现的意义。现象学的这种精神促使教育研究转向叙事、走向生活、注重价值。而教育叙事研究也吸引了现象学的方法,以直接的、交互的和生活的态度走进教育世界,面向教育实践,反思教育价值,建构教育意义。
其次,解释学作为一种解释世界本体的世界观,对教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解释学的核心是“理解”,正确理解使表达具有了意义,使分享成为可能,使个体生命体验得以延续和扩展,使人类精神世界得以沟通和联结;解释学的任务在于从作为历史内容的文献、作品本文出发,通过体验和理解,复原它们所表征的原处体验和所象征的原初的生活世界,使解释者像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他人;;理解不是去把握一个事实,而是去理解一种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理解也不是为了寻求新的知识,而是为了解释我们存在的世界。解释学的这种思维和表达的模式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教育叙事研究力求透过叙事,在展现教育真实的同时达到视域的融合,在对话中获得理解,从而建构起一种以意义解释为核心的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
再次,后现代主义作为以批判西方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传统为己任的一种哲学思潮,对教育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后现代从否定现代性的思潮倾向出发,反对整体性和同一性,拒绝简单化和稳定化,强调非中心性和反正统性,倡导多元性、多样性、主体性和他者性;它强调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寻求各种不同的声音,力图为正不同之名而努力。这为教育研究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思想和方法的基础。教育叙事研究正是在分析丰富的教育经验,尊重不同的文化差异,讲述独特的生活故事发面吸引了后现代主义的有益视角。
此外,教育叙事研究还借鉴了人类学中的人种志方法、社会学中的扎根理论方法等(刘云杉,1999;耿涓涓,1999
[6]。作为质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教育叙事研究重在对教育现象“质”的直观以再现教育现象的“质”,重在对教育行为“意义”的探寻以对教育行为进行“意义解释”。叙事是为了研究,研究是为了剖析事件的质,解释现象背后的真实。教育叙事正是在质的研究中展开、分析、描述并完成的。因而,教育叙事研究不仅是一种教育研究的范式,更是一种看待教育世界和建构教育现实的方式。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推广
教育叙事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兴起以来,已走过了近十年的路程。从最初“养在深闺人不识”,到后来“飞入寻常百姓家”,教育叙事研究已成为教育的流行热语。一方面,理论界开始关注并介绍“教育叙事研究”,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华东师范大学丁钢不仅发表了系列关于教育叙事研究的论文,而且在他主持的《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中,推出了系列教育叙事研究的报告,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华南师范大学刘良华对
中小学教师进行的曰常教育活动从教育叙事研究的角度给予了解读,并发表了许多教育叙事研究的文章,其主持的以“教育叙事研究”命名的主题网站也拥有极高的人气指数,至20064 18日已达到1379093人次的访问量;
[7]上海师范大学黎加厚建立了jiahous blog网站,专门发表教育叙事报告,形成了“基于Blog的教育叙事研究”特色
[8]广西师范大学王枬多年来关注并从事教师叙事研究,在广西2l世纪园丁工程中为介绍、推广、普及教师叙事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
[9]而一大批教育叙事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更增强了教育叙事研究的吸引力,也推动了教育叙事研究的普及。另一方面,实践界开始主动运用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作为教师校本培训和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有关“道德叙事”、“教学叙事”、“教师生活叙事”的概念不断被人们提起,中小学教师倾诉自己的教育故事,表达自己教学体验的热情日益高涨。教育叙事的相关成果大量涌现。如朱永新主编了被称之为“真正的中国的教育叙事研究”的“新教育文库•我的教育故事”丛书,记录了发生在“新教育实验”背景下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教育故事。
[10]李镇西在主编的《新教师成长日记》“丛书序”中说:“如果硬要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我对体现教育的爱、执着、困惑、幸福、方法、技巧的故事进行了些思考,并把他们一点一滴地记载了下来,还写成了书。仅此而已![11]此外,教育随笔作为展示教育工作者生命气蕴的写作方式也得到了教师的青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夏书系.教育随笔”丛书(第一辑)已出版了八本,每一本都进入了2005年全国教师用书畅销榜前100名。
[12]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网络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赋予教育叙事新的含义,尤其是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Biog相结合,把教师的所思所想与全球化的数字化交流环境融为一体,为每一个普通教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而使教师真正成为专业发展的主体,涌现出了颇具教育叙事色彩的教育博客群。
[13]这一热潮使得教育叙事研究的倡导者丁钢感慨地说:“当初酝酿教育叙事时,并没有想到它会住实践领域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以至于原本‘沉默’的教师在理论界面前发出了‘讲自己的故事’的呼吁。‘让教师的声音被人们听到’,这一点正是教育叙事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教师主动表达自己的声音,显然是对教育叙事实验的积极支持与响应,并为教育叙事研究提供大量的资料与素材。”(丁钢,2004)[14]
    教育叙事研究短时间内在我国得以较大的推广,得益于几个有利的条件。其一是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新课程改革”运动。新课程改革强调从“教本”到“文本”的转变,以解放知识教学中的人;强调从“分等”到“平等”的转变,以创设良好的交往环境;强调从“设计”到“涌现”的转变,以营造鲜活的教学场景;强调从“授受”到“对话”的转变,以建立学习型组织。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教学理念要从抽象的思想转为中小学教师能够理解并自觉践行的行为,需要一个对话和转换的平台。教育叙事研究恰在这一点上受到中小学教师的欢迎。新课程的理念通过鲜活的教育故事被教师们理解,课程改革经验通过真实的叙事得以在教师们中间分享。教育叙事研究成为推动新课程改革的重要手段。其二是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遍及全国的“跨世纪园丁工程”培训。世界范围内教师专业化的潮流及教师教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教师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教师教育的重心由职前培养转向职后培训,由数量的满足转向质量的提高。而在全国进行的教师通识培训和提高培训中,以学科知识、教育教学能力,尤其是个人实践知识及能力为重要内容的培训又与教育叙事研究取得了共鸣。教师从叙事中进行反思,从案例中感悟道理。教育叙事研究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三是教育叙事研究本身所具有的“人文性”、“经验性”特征。教育叙事研究以教育事件或经验为研究对象,要求叙教育之事、叙有意义之事、叙过去之事、叙真实之事;以“自下而上”为研究路径,通过现场工作,使教育事件在情境中真实的展开,使历史印记在细节中显露出存在,从而接近日常教育真相,逼近教育实践本身;以教育主题或结构为灵魂,通过主题的串构,使教育事件具有描述和解读的价值,从而在含而不露的叙述中探讨归隐在经验背后的道理,在意义诠释和经验分享中达成真实的理解。相对于以往烦琐的、复杂的、严格的科学研究范式来说,教育叙事研究更容易被中小学老师掌握和运用。教师通过教育故事的叙述思考教育活动的意义,通过教育现场的研究提升教育行为的自觉。教育叙事研究成为了沟通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意义链接。
三、教育叙事研究的争辩
    教育叙事研究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从教师讲的故事来看,多是些简单的教育“记叙文”、“日志”等,这意味着“讲故事”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还存在着一段距离,“教育叙事”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还不能简单的化等号,由“叙事”到“研究”还需要经过一个提升或升华的过程;另一方面,教育叙事研究本身容易受到叙事者故事的影响和研究者个人倾向的影响,使研究者有强烈的个人化或私人化色彩,而研究中以研究者为研究工具,依据研究者个人的判断进行田野工作的特性也使研究的效度和信度受到质疑。这些问题又引起了教育叙事研究理论上的争辩。
    教育叙事研究理论上的争辩首先在对教育叙事研究定位和作用的判断。

辩护的一方强调教育叙事研究在注重体验、关注价值、凸现意义、回归生活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之处。其观点可大致归纳为:第一,叙事过程本身的反思、认同、获得意义,从而达到内心世界改变的过程。正是在探索、反思中,建构和叙说学校生活的故事,生成学校与教师研究者个人生活的意义。它的深刻性、情感的丰富性、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强烈冲击性,是传统科学方法所难以达到的(施铁如,2003)。
[15]第二,教育叙事产生于教育现象之后,通过描述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对教育进行正确的引导,其目的就是服务教育。教育研究的神圣之处,使它拥有一个纠正教育价值引导偏差的梦想(杨晓峰,2005)。[16]教育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教育现象与教育事实的描述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它进而达到对人的意义的体认和价值提升(张济洲,2006)。[17]第三、教育叙事研究应回归生活世界,从生活世界中发现教育的真相;应强调交往伦理,用一种更为自然的研究方式把握和关怀教育场域中的人;应关注具体现象和具体个人,探寻意义,寻求规律。如此,教育叙事研究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牛利华,2005)。
[18]
反对的一方强调教育叙事研究在科学性、规范性、普遍性、客观性方面存在不足。其观点大致可归纳为:第一,任何科学研究都在努力寻找一种更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真正的教育问题是要靠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思维且具有科学的精神才能去发现的。以春蚕自我吐丝喃喃自语似的方式来记下一大本教育故事的流水帐,以此去发现教育存在的问题,并且还准备“有效”地来解决,这只能是天方夜谭。第二,“叙事”是一种前科学味道很浓的东西,如果我们的教育科研只是让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以叙事的方式参与到教育科学研究上来,而不用提出抽象的有更强的解释力的理论,他们始终不会有一个理论上的提升,不会有质的飞跃。而且,这种前科学的叙事很可能会使我们刚刚有了一点可怜的相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常识又重归回到前现代(许锡良,2004)。[19]第三,对于中国教育来说,目前最为缺乏的不是这类前现代的叙事,而是缺乏像西方重要典籍中的论据客观、论证严密、逻辑清晰的理性分析方法(丁伟,2006)。[20]
对这些不同的观点,丁刚曾有一段分析,认为:教师的教育叙事与教育学者的教育叙事由于作者不同,内容当然会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决不能因为存在差异而且批判对方的叙事,相反,教师与学者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就教师从事教育叙事研究而言,倘若真有一股苏格拉底式的反思精神,真想认真地审查自己的教育生活,无疑能够写出稿纸量的教育叙事。让教育回到生活本身,在教育生活中领悟教育的力量,使教育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实践的生命力,这是教育叙事研究确切的追求(丁刚,2004)。[21]
    教育叙事研究理论上的争辩还表现在对教育叙事研究效度和信度的判断。
信度和效度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标准。信度是研究结果所显示的一致性、稳定性程度,也是对研究结果一致性和稳定性的评价。效度是一个研究程序的性质和功能,也是对研究结果正确性和推广性的评价。信度是效度的基础,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有信度不一定有效度;效度则是信度的目的,是信度的证明,有效度必定有信度,效度高信度必定也高,信度为效度服务的。
批评者一方认为,教育叙事研究缺乏信度和效度,因而难登研究的大雅之堂。理由是:第一,教育叙事研究中的故事其真实性、客观性无法检验。在教育研究过程中,研究参与者可能会有自己不愿或不能示人的隐秘的私人领地,使其或许不能够讲述真实的故事,或许会“伪造数据”,提供“美丽的故事”,或许会对事件进行加工,导致数据失真的现象(张希希,2006
[22]。第二,教育叙事研究缺乏普遍的解释力和推广力。由于叙事研究关注细节,往往是“微观叙事”,是个案研究,是依赖于具体情景中的特殊事件的描述,不适于大量的非个人化的群体行为,因而无法回答普遍性问题,也无法据此建立起普遍一般的理论。第三,教育叙事研究由于受到研究者个人倾向的影响,无法做到“价值中立”。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确定、研究者态度的选择、被研究者角色的角色定位、收集材料的方法、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以及对研究质量的评价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倾向的影响,容易带有研究者个人的主观色彩。
辩护者一方认为,教育叙事研究有着与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不同的特点,这便难以运用信度和效度对其进行评价。教育叙事研究超越了信度、效度和普遍性。它通过时间、地点、情节和场景的协同来创生叙事的经验品质,这种经验品质因其有着经验的代表性和真实性而具有特殊的价值(丁刚,2003
[23]。理由是:第一,教育叙事研究感兴趣的不是所谓“客观现实”的“真实性”本身,而是被研究者所看到、所体验到的真实。它关注教育现场,强调对故事情节进行整体性的、情景化的、动态的描述,原汁原味地呈现教育现象,在教育事件的呈现中通过归纳而不是演绎的方式进行意义建构。第二,教育叙事研究通常选取的研究样本数量很少。它关注的不是“群”的一般性,而是“个”的独特性,不是从“群”中寻找“共性”,而是分析、解释甚至是体验每一“个”存在的现实性、可能性或必然性;它重视叙事者的处境和地位,尤其肯定叙事者的个人生活史和个人生活实践的重要意义。第三,教育叙事研究的目的是在叙述中达至“视域的融合”。叙事是一种意义的诠释,诠释的目标是分享和理解,从而达到叙述者与读者的“视域融合”。第四,教育叙事研究带有更强的价值倾向性。研究者深入研究现场,通过与参与者建立不同程度的亲近关系来理解、记录和思考现场。研究现场不再是隔岸观火,研究也并不排斥“立场”意识的存在。如果研究者没有真实的在场体验就去构思研究文本的揭示图式,这种研究才会被认为是缺乏效度的。
    关于教育叙事研究理论上的争鸣仍将继续。但是,为了促使教育叙事研究更健康地发展,有几个前提性的认识需要明确:一是教育叙事研究属于与传统的科学研究范式不同的另一种研究范式,不能以自然科学的标准和定量研究的要求来衡量教育叙事研究。二是教育叙事研究的适用范围有一定的限度,即适用于人为领域而不能运用于一切领域,它不是包医百病的良方,而是作为质的研究范式中的一种方法,与质的研究范式中如人种志研究、人类学研究、生活史研究等方法及量的研究范式中实验法、测量法等方法并存的。三是教育叙事不等同于教育叙事研究,经验的表达方式也不能代替理论的表达方式,需要做的是加强对“教育叙事”的研究,以提升教育叙事研究的意义解释和建构能力。四是教育叙事研究必须加强自身方法的建设和学术规范的训练,这就是:学术独立、学术批判、学术积累、学术创新、学术平等、学术合作、学术求真、学术致用、学术道德。教育叙事研究必须遵循伦理,强调原创,体现创新,突出批判。惟此,教育叙事研究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生长动力,才能不仅以叙事的方式反思并改变教师的日常生活,而且通过关注日常教育经验实现教育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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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刘良华主持的“教育叙事研究”网站.http//blog.cersp.com/18893.aspx

[8] 参见黎加厚主持的“东行记”网站.httpwwwjeast.net/teacher/jiahou/index.html

[9] 王枬指导了一大批以教育叙事研究为取向的硕士论文。如耿涓涓(1999):“教师个人教育信条:一位初中女教师的个案研究”;曾群惠(2001):“论教师成为研究者的可能:一项个案研究”。唐芬芬(2002):“教师文化的课堂透视——对教师口头言语的个案研究”;王彦(2002):“走进课堂生活的无声世界——小学课堂情境中师生体态语言的面具研究”;万俊锋(2003):“从情感接受的角度品味教师语言:一项扎根于课堂的个案研究”;姚红玉(2003):“我的新教师生活:一项新教师的个案研究”;渝晓冬(2003):“课程综合化与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的变化——对柳州市小学新课程试验教师的个案研究”;叶琴珍(2005):“早于班主任工作倦怠——我的班主任工作的叙事研究”

[10] 朱永新主编的“新教育文库·我的教育故事”丛书包括:走在教育的路上、发生在教育在线的故事、麻辣学生酷老师、守望高三的日子、魔法作文营5本,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推出.

[11]
李镇西主编的《新教师成长日记》丛书首批推出了包括:怀揣着希望上路、冬去春又来、情到深处3本,由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1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夏书系·教育随笔”丛书(第一辑)包括:教育实话、教有所思、不跪着教书、守望教育、教育碎思、师道实话、教育的十字路口、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8本,已于2005年推出.

[13] 根据黎加厚的统计,最活跃的教育Blog主要有:海南三亚的成长博客、苏州教育博客群、浙江海盐的博客群、山东淄博教育博客群、常熟教育博客群、张家港教育博客群.

[14] 丁刚.教育经验的叙事研究.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6).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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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钢.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教育研究.2003(2)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40
“叙述”“故事“何以称得上“研究”——论教育叙事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来源: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年第4期 作者: 蔡春
                     
摘 要:叙事即叙述”“故事,但叙述”“故事就可以称得上研究了吗?叙事研究备受人们关注,是因其所实现的教师专业发展功效,而不是其研究价值与意义,那么,叙事研究之于研究的价值到底如何?教育为什么需要叙事研究?本文立足于回到本身,从研究叙述故事三个方面对教育叙事研究的研究气质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期加深对教育叙事研究本身的理解。
关键词:叙事研究;教育理论;研究传统;生活史;教育学意蕴




一、理解“叙事”

叙事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方法[1](pp.2~14)。本文探讨的叙事,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叙事:叙事即叙事研究。关于“叙事”的定义有很多,但归结到最基本的内核及操作定义,就是“叙述”“故事”。教育叙事即是教育当事人或教育研究者“叙述”发生在教育中的“故事”。“故事”构成“叙述”的内容,“叙述”赋“故事”以意义。“叙述”是指告诉、表达、呈现;“故事”不仅仅意味着事件或情节,而是指有“故事性”的事件,更是指富有“教育学意义”的事件。因此,“教育叙事”研究的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就必然是:关于“叙述”的与关于“故事”的,即“教育叙事”就意味着“如何叙述”以及“叙述什么样的故事”。“如何叙述”涉及建构一个故事时所需要的结构、知识和技能;而“叙述什么样的故事”不仅意味着“日常事件”的呈现,更关注使“日常事件”成为“故事”的“故事性特征”。简单点说,“叙述”“故事”,不外乎两个基本方面:选择组织。选择故事的基本元素,包括人物、时间、情节、空间等,这一行为需要有一种教育学敏感;组织则包括对事件各元素的组合及事件的呈现方式,这一行为需要较强的教育理论修养。选择与组织故事的过程即是意义赋予与意义显现的过程。

在教育叙事中,“叙述”“故事”有两种基本情形:第一,教育当事人叙述自己的故事;旁观者叙述当事人的故事。在第一种情形中,“当事人”可以指教师、学生、家长、教育管理工作者等。叙述的方式,可以是口述,也可以是自己撰写的故事;在第二种情形中,“旁观者”主要指从事教育研究的工作者,也可以指当事人的同事,或其他主体,而其形成故事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各种研究方法与技术去获得关于教育当事人的生活故事,并根据某种意义关联把故事呈现出来。
二、教育为什么需要叙事

(
一)人类经验的故事性

人是故事性的动物”、“人类经验的故事性”是叙事研究兴起与发展的一个自明性前提:“叙事是与人类历史本身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2](p.2)但人为什么要“叙述”“故事”?第一,生命历程及其意义感,构成了故事的内容前提;第二,“存在”通过语言、艺术等各种符号“表达”自身;第三,通过“叙述”“故事”,使自我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凸显出来。第四,通过“叙述”“故事”,以一种实践智慧的方式保存文化。总括来说,人类经验的故事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个人生活。“我们每个人也有一部个人的历史,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使我们能够解释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被引向何方。”[3](p.216)其二,人类文化史。教育经验与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故事”的方式存在的,或内蕴于“故事”之中的。

(
二)教育叙事具有解放气质

教育叙事是不同于宏大叙事的另一种言说方式,它更关注基于个体专业生活的具体事件及其经验的详细描述,而不是律则性陈述,它“为普通教师、学生以及其他读者提供一种能让他们参与进来的生活语言风格的研究文本”[4]。这使教育当事人,尤其是一线教师获得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机会,“以使教师的声音能被人们清楚大声地听到”[5](p.139),教师们可以自己说自己的事,从而摆脱了那种总是需要别人替自己说话的失语状况。在这一意义上,教育叙事实际上是一种声音政治学的体现:通过叙事,使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被“写”的“写文化”的从属状况:教育叙事的解释气质还表现为知识生产方面、、教育叙事确实可以生产一些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师在知识的产生——分配——消费链条中的位置,改变了以往那种只是处于消费知识的状况,使教师进入知识生产的前端,提升了教师的地位。

(
三)教育叙事是一种接近教育理论的方式
首先,教育叙事是一种“经验叙述”,它关注个体和群体内在世界和经验意义。基于教育经验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教育叙事可以回到教育现场,重构了鲜活的“李子”,体现了教育的实践性质。而“教育经验的叙事探究便不仅仅为经验的呈现方法,也成为了教育意义的承载体,更构成了一种开放性意义诠释的理论方式”[6]。其次,教育叙事隶属于“发现”而不是“证明”的研究范式。教育叙事研究遵循自下而上的归纳逻辑,从故事本身中寻找内在的“结构”,而不会先入为主地用演绎的概念框架去提取或套系故事。“扎根”是叙事研究形成理论的方式。教育的经验叙述不能停留在“故事”本身,而是遵循扎根的逻辑去建构情境性的“实质理论”,并走向律则性的“形式理论”。
(四)叙事研究是诞生原创性教育理论的抒
从总体上说,我国目前的教育理论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从方法论到分析框架,从概念、术语体系到具体的教育案例,都跌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近年来,本土化、原创性教育理论的呼声是对这一现象反思后的努力。丁钢在谈到自己酝酿教育叙事研究时的基本原因时,曾谈到了“中国教育”所包含的丰富意义远没有呈现出来[7]。教育叙事研究通过叙述教育当事人的故事来寻找本土概念,发展本土案例,进行充满本土文化意蕴的解释,创造本土化的教育理论,从而为我国成为教育理论输出国做出贡献。目前一线教师们做的很多叙事研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叙事研究,但却提供了大量的本土化的教育经验,为本土化教育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使理论研究对日常教育实践保持高度的教育学敏感,并从中寻找教育理论自身发展的可能。

(
五)教育叙事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视角

首先,教育叙事提供了从内向外的研究视角。传统的教育研究主要是一种外部的省察,教育叙事使我们意识到,“教学知识”并不仅仅是“由外而内”,即创造于大学,。应用于中小学,教学知识亦蕴藏于教师的实际工作和环境中,教学知识必须既从内部也从外部两个角度来省察[8](p.XI)教育当事人的叙事研究,即是一种从内部而来的教育知识生产,而这种视角的转向,恰恰内在地契合了教育的实践性质。其次,教育叙事提供了从经典教育思想到一般知识、信念与思想的研究视角。以发现教育“规律”为己任、以思想与著述为“职业”的研究者,其思想常与实存的教育世界有一段距离:“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脱节”是我们常有的感受。事实上,教育研究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世界中,有一种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的教育知识、思想与信念,它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所遭遇的教育问题中起着积极作用。教育叙事把这种一般的知识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

(
六)教育叙事指向的不是“故事”,而是“意义”及其理解

任何叙事都希望传递出某种意义。教育叙事是另一种言说方式,叙事文本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以其生动的描述、丰满的形象、细腻的感受、轻松的笔调等特征,激起阅读者的共鸣,从而不断“点头”认同,进而对其所承载的教育学意义有所领悟。与论文阅读相比,阅读叙事文本是一种“非正式阅读”,但其效果似乎更好:因为收获来自于“领悟”,而不是“接受”。与此相关,支撑教育叙事研究的正是人文科学独特的方法论,即狄尔泰式的“体验一表达一理解”。叙事本身是一种体验及其表达,而阅读叙事文本所伴生的“现象学式的点头”表明了一种移情性、参与性的理解及其表达。因此,评价一个叙事文本好坏的基本标准即是:“故事”及其“叙述”是否蕴含了丰富的教育学意义,能不能很好地引导阅读者去领悟这些意义,能不能导致一种现象学式的“点头”。
三、让“叙述”“故事”称得上“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受到广泛关注,并不是因为其在“研究”方面的价值与意义,而是其所实现的教师专业发展的功效:通过自我叙述来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从而实现教师专业发展,改进教育实践[9]。目前有许多研究均贯以“叙事研究”之名,在笔者看来,这承受着一定的风险——来自于对“叙事研究”本身的理解与把握。因为很多所谓的叙述研究,只是在形式上做到了“叙述”“故事”,而对叙述研究的“研究”气质把握不多,缺乏一种“研究”意识,存在着一种简单化倾向:任何人都可以“叙述”“故事”,全国的教师都可以做研究。所以,有研究深刻地指出:“如果叙事研究不相关我们通常知晓的任何事情(如理论驱动),如果其不提出一个由研究者提出的感兴趣的问题(如假设检验),或者产生其他人能够用来界定特殊场景的知识(如非普遍性的),其如何能够被称之为研究?”[10](pp.26~28)因此,深入探讨叙事研究的研究气质已是非常紧迫。

(
一)关于“研究”

1
.什么是研究

我们不能因为叙事研究的教师专业发展功效而掩盖了“研究”本身,我们必须回到研究本身。

描述地说,研究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求根务本”的态度,一种追求“自觉地深刻”的态度;研究亦是一种行动,一种总是在寻找怎样才能做得更好的行动,这亦是一种走向理论智慧的行动。定义地说,研究是为了增加对与我们关联或感兴趣的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而收集、分析信息(资料)的系统过程[11]。综合起来,研究应该有这样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从内容上看,研究应该是一种目的性行为,这一目的基本上指向三个方面:生产知识(提供解释系统)、解决问题、造就自我。第二,从形式上看,研究是一套规范化行为,研究必须符合从问题提出到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呈现研究结论的严格的程序。

2
.叙事研究是一种有“理论冲动”与“理论准备”的研究
早些年一位美国学者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您的博士生提交给您一篇写得很好的小说,您是否给他博士学位?这一前提性质疑在我国叙事研究兴起之后同样有效:一个特级教师用故事的形式完整地描述了其教学过程,这是否可以作为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博士论文?教师写一篇教后记、教育笔记或日记等是否也可以称作是在“做研究”?流行的叙事研究中一般是以“反思”代替分析,“反思”是不是资料分析?……“这些看似荒唐的问题其实是关系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作为一项研究,它首先是实质上的还是形式上的?[12]
笔者判断的标准,即是前文提到的内容标准与形式标准。从内容标准来看,没有理论冲动与理论准备的教育叙事不是研究。研究离不开理论,整个研究过程都如此。教育叙事强调的“教育学意义”实际上与此相关。从形式标准来看,没有程序合法性的教育叙事不是研究,这一套程序以一种流程确保了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体现。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动不动就要“重新定义”,“研究”、“科学”等就是其冲击对象,其实,后现代思潮重要的是其方法论与世界观意义,而不是其实质性的观点。


3
.叙事研究是一种质性研究,是对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有益补充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是教育研究中两种基本范式,从理念型意义上说,叙事研究属于质性研究。叙事研究应体现或满足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如自然主义式的探究、归纳式的分析方式、整体的观点、质化的资料、个人接触与洞见、独特的个案取向、情境敏感性、移情式中立、弹性规划等[13](pp.40-41)。“叙述”“故事”过程中体现质性研究特征越多的叙事研究,其研究性质表现也会越明显。

叙事研究大多是以个案的方式展开的。个案大致分为内在个案、工具性个案和多个个案。在内在个案中,研究是出于对个案本身的兴趣;在工具性个案中,研究者更多地将个案当作探讨某种议题、提炼概括性结论的工具;多个个案是一种更明显的工具性个案研究[14](p.444)。在旁观者叙述他者的故事的叙事研究中,始终有一种“走出个案”的冲动,更多的表现为工具性个案,它要求对象的代表性,而在内在个案的研究中则必须考虑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叙事研究者对质性研究的基本要求要能准确理解并有效实施,只有这样方能更自觉地以形式合法性确保叙事的科学性。



4
.叙事研究是一种研究传统,其主题是生活史


研究传统是一组本体论和方法论规则,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以及关于该领域中用来研究问题和构建理论的合适方法的一组总的假定[15](pp.81-83)。叙事研究、生活体验研究、教育人种志研究是不同的研究传统。叙事研究与生活体验研究有共同的领域,即生活史;教育人种志研究的研究领域则是社会文化;内容分析、话语分析等的研究领域则是语言。

“生活史是从个人怎样诠释和理解周围世界的角度来研究个人生活经历。”[16](p.494)生活史研究的主要表现形式有:自传、教育日记、教后记、阅读笔记等。以生活史为研究领域的叙事研究最重要的动力是“人类的那种不可救药的、永不知足的对他人生活的好奇心”。生活史研究的目的首先在于探究个人或具有共享某种特征的群体,是如何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赋义的。同时,生活史研究者深信:人们叙述他们的生活故事,为对那些他们内居于其中的社会背景的“大”问题提供重要的切入点及提出重要的洞见[17](p.1;3;39)。
(二)关于“叙述”


1
.叙述是一种结构化的行为
叙事学在发展过程中曾有一种倾向,即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经典定义是:“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为了发现结构或描写结构,叙事学研究者将叙事现象分解成组件,然后努力确定它们的功能和相互关系。”[18]因此,“事件”研究是叙事学的发迹之处与强项。不管是后经典叙事学,还是经典叙事学,首先关注的是事件及其结构。脱胎于叙事学的叙事研究,应属于找寻结构的研究。因此,在“叙述”“故事”时,必须考虑“结构”。首先,故事本身的结构化。故事就把一系列人物与事件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有意义的关系结构[19](pp.162~167)。其次,叙述的结构化。通过构建某种结构可以把独立的各个事件赋予特定的意义,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也正是在“结构化”这一意义上,托多罗夫将叙事研究称作一种科学,通过深度挖掘,试图找到控制文本的一种普遍规律、框架性的结构。也正是“结构”在这一意义上,斯特劳斯认为阅读即是一种智力挑战,即能否发现文本的结构。能达至文本结构的理解,才算是一种深度理解。
2.叙述是创造性的意义建构,而不仅仅是事件描述

为什么要叙事?因为我们想通过“叙述”“故事”去“告诉其他人发生了一些事情”,想传递出这些事情后面所承载着的教育学意义。叙事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创造,而不仅仅是描述,即“叙述”“故事”并不只是按照时间、空间的不断转换把所发生的“事件”描述处理。叙事,不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讲故事[20](pp207—213)。,而是对故事进行多次选择 (以便于更有效地承载意义)与严谨重构(以便于结构能更有效地表现意义)的“叙述”。正因为如此,当代叙事理论普遍地认定这样一个思想,即叙事只是构筑了关于事件的一种法去,而不是描述了它们的真实状况;叙事是实践的而不是陈述的;叙述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

在此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叙事者的自我意识”:当我们在叙事行为中意识到了我们是在自我表现或改变自我时,这种表现与改变是以叙事的陈述力为代价的。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我”必须使人相信“我”确实在发现“自我”,而不是在“创造”自我。正是‘由于这种自我意识,造成了叙事的一种尴尬:所有的叙事都存在于一种虚构的真实的环境之中,都是真实的谎言,这样说也许并非夸张[21](p.130;146)o

3
.叙述需要“深描”

质性教育研究对意义、互动关系和情境的关注,内在地契合了教育的实践性质,它特有的深描方式也有利于意义的理解和解释。

“深描”的第一层意义是生动描述,即对特定的事件丰富、细致的描述(与摘要、标准化、通则化或变量相反)。它抓住对所发生事件的感觉以及事件中的那些冲突,从而获得多种解释的机会。叙事研究正是在这种真实、生动、细腻的描述中,使人与人之间、不同文化之间达到一种真正的理解。这即是说,深描的目的是使阅读它的人“能因此而像该社会或社群的成员一样恰当地参与和解释发生在群体中的事”,甚至能像该成员一样恰当地行动、感受、生活。

“深描”的第二层意义是深度描述。生活体验研究是此方面的典范,叙事研究应该借鉴生活体验研究中的体验描述,以期使叙事文本更能打动阅读者,使他们频频“点头”:正是在“点头”的过程中,视域融合实现了,意义世界诞生了。

(
三)关于“故事”

1
.故事应该是问题解决的故事

把教育叙事的“故事”定位于问题解决的事件,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件并不具备“故事特征”。但当需要做出决策权衡的问题出现时,“故事”就涌现了,这些事件的故事特征明显。其二,从研究的角度来考虑,“解决问题”是研究的奠基性目标之一,把故事定位于问题解决的事件,可以说使叙事研究更有可能称得上研究。要注意的是,在叙述这种事件时,不仅要叙述问题解决的过程及其心路历程、问题解决的策略或方法,还要有一种解决问题的“原则”意识,如能做到这一点,其研究的成分会更重,因为它已走向理论。其三,叙事研究中的故事,应该能达到改善实践的目的:“重述和重写那些能导致觉醒和变连的教师和学生的故事,以引起教师实践的变革。”[22](pp.145~258)而且,这种改善,不仅仅是其他教师在解决问题方法上的学习或模仿,而是基于对故事中蕴含着教育学意蕴的深刻理解:
能理解故事所内蕴的文化处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或理论意向等。


2
.故事应该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学意义

按怀特的观点,叙述的结论即是叙事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叙事指向的是从经验到意义:“叙事是一系列事件的符号表征,这些事件以时间及因果方式有意义地联系在一起。”[23](p.3)此处的“意义”主要是指教育学意义。

在教师们习惯化、程式化的日常实践中,似乎很难“碰到”“故事”。事实上,只要教师们有一种教育学敏感,每位教师都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因为教育每天都在“发生”。教育叙事研究中的故事,应该是能深深触动他人心灵的故事,为了做到这一点,叙述者首先应该被“故事”打动,这是叙事研究中故事遴选的基本标准。教育叙事研究正是“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教育故事的描述,去追寻教育参与者的足迹,在倾听教育参与者内心声音的过程中,发掘教育个体或者群体行为中的隐性知识并揭示其蕴涵的价值和意义”[24]。这即是说,教育叙事研究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通过教育生活经验的叙述促进人们对于教育及其意义的理解。

3
.故事一定是真实的故事,但可以加工

关于故事可不可以虚构,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教育叙事研究“不宜虚构教育之事”[25];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叙事研究既可能叙述真实的教育事件或教育现象,也可能叙述想象中的虚构的教育事件或教育现象”[26]。笔者以为,叙事研究不是叙事学,叙事学的故事可以虚构,因为从叙述效果来看,有些虚构的故事,因其强烈的冲突性,其教育学意蕴的表现就更加充分、完整,也更加具有冲击性。作为“研究”的叙事,其故事应该是真实的。资料的可靠性、有效性是确保研究效度的前提。当然,作为意义理解与诠释的质性研究的叙事研究,其故事是可以予以适当加工的,这种加工有利于意义阐发为标准。

4
.故事的主体是多元的

从理论上讲,故事的主体不仅仅是教师,也可以是一位教育当事人、一个组织、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这即是说,教育叙事研究可以用在教育领域的很多方面,尤其当叙述一个国家的教育故事的时候,可能就会涉及教育政策方面的研究。但目前教育叙事研究主要是教师叙事,这有很多原因:其一,就是前面提到的教育叙事的解放气质,叙事研究在教师这里找到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其二,教育行政部门出于决策或执行的工作要求,需要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即逻辑明确、论证有力的知识,所以,教育行政部门对源自于扎根理论的本土理论并不是很感兴趣,对诞生这种知识类型的叙事研究自然也不会很关注,但从方法的角度来讲,这种类型的知识能帮助决策者更有效地把握住政策所指向的公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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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44
教育叙事的理论身份
来源: 《教育评论》2009年第3期 作者: 刘晓红
                       

 教育叙事研究之所以具有理论身份,在于它是一种理论的建构方式,具有理论的基本特征,即具有核心概念、抽象概括性及系统性和逻辑性。教育叙事研究要真正实现其理论价值,需要叙事者和研究者在表达环节、倾听与对话环节以及反思与建构环节中,具有理论意识,遵循一定的研究方式,以及具备一定的理论研究素养。
关键词教育叙事理论价值实现条件



教育叙事理论身份的论争是当下教育研究中的一个关注点。如何在教育叙事与教育理论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使叙事真正体现出理论的价值,是叙事研究者不懈的追求。
一、教育叙事归属“理论建构型”研究
确认教育叙事的理论身份,实际上涉及对教育叙事理论贡献的评价问题。由于教育研究形式多样,分类标准不一,给评价带来一定的难题。有学者将教育研究分为两大理想类型:“理论检验型教育研究”和“理论建构型教育研究”。[1]据此,可以对不同的教育研究进行简约且合乎逻辑的评价。
评价教育研究通常依据三条规则:“理论———证据的联结”, 即通过获取证据、运用证据,检验原有理论或构建新的理论“资料———解释的联结”,即通过对“案例”或“统计资料”进行提炼、归纳和解释,得到经验的概括,为新的理论提供事实依据和“启发”“概念———命题联结”,即以概念与命题的建构为基础,形成理想的理论。依据上述规则,具体结合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于1971年提出的“社会研究中的逻辑模型”,基本上可以确认某种研究的身份归属。
“理论检验型”教育研究主要从研究假设入手,以检验某个已有理论或验证某个理论的正确性、完善发展该理论,以及探索新的理论解释为目的。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A已有理论———B研究假设———C操作化(研究方法与设计) ———D经验观察(研究实施) ———E 检验研究假设(接受或拒绝) ———F研究结论,即ABCDEF模型。
“理论建构型”教育研究主要从问题出发,通过经验观察进而作出科学的归纳、概括和寻找新的理论解释,构建理论。其研究过程包括经验观察———经验概括———理论建构三个阶段。具体而言,可采取如下步骤。C操作化,根据确定的研究问题选择研究起点及样本,确定研究者以何种身份进入现场以及用何种方法进行现场研究和记录等。D现场研究,保证研究者既有效接触对象,又在不改变对象的自然状态下获得真实资料,逐渐形成完整的研究设计、合理的研究思路及分析框架。E经验观察,涉及怎样收集资料,如观察记录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如何将原始零散不系统的经验资料转化为简化和系统化的逻辑资料。F研究结论(经验概括) ,涉及如何摘编资料,怎样从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中产生与课题有关的新概念与经验命题。B新概念的建构,通过对已形成的经验概括的分析,抽象出新概念。A建构新的理论命题,以建构新的概念为基础,将经验概括转化为理论命题的过程,即CDEFBA模型。通过对以上不同类型的研究步骤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研究阶段还是研究步骤,以及研究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和环节而言,教育叙事都与“理论建构型”教育研究相一致,从而使其理论身份得以确认。这一观点还可以通过特纳的教育理论分类进一步得以佐证。[2]
二、教育叙事兼具理论的基本特征
既然教育叙事是一种理论建构型研究,叙事研究过程及其所力图构建的分析框架是否具有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是我们要进一步求证的问题。
教育理论通常具有基本的规定性,即由教育概念、教育命题和一定的推理方式构成,舍此便不能称之为理论。对教育现象或教育事实进行抽象概括并形成系统性,单个的教育概念或教育命题,如果不借助于一定的逻辑形式,不构成一定的系统性,就不能构成教育理论。对照以上教育理论的基本特征,我们进一步来检视教育叙事的身份与角色。
教育叙事拥有自己的核心概念:“生活”。概念是一系列价值观的集合或组合,人们的生活中包含着一系列的价值观。这里,“生活”是一个概念,是包含了人们一系列价值观念的具体行动过程。教育叙事始终围绕生活对于“人的发展”这个主线进行。这个主线即为评价标准,也是一套评判现实教育生活品质的价值观系统。正是这个原则的存在,使得整个的叙事才称之为教育叙事,也才会有教育理论的发现。可以说,正是因为这条主线的存在,整个的叙事研究才有意义。不少叙事活动因为没有这样一种情怀和价值期许、理论追求,而减弱或失去了教育理论价值。
叙事研究源于现象,归于抽象。表面上看,叙事是一种直白的描述,实际上是人们混淆了叙事与叙事研究的区别,所有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案例和故事都是叙事研究的观念应当摈弃。教师的叙事活动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工具性的使用,是教师的教学反思录,或个人总结和生活感悟,不带有更多的理论探索成分。具有理论性格的教育叙事,所发现的是关于教育的道理,是关于生活中存在着的具体化了的价值观及其表现形态。这些价值观可以被称为原则、立场、理念、信仰等等,当然这些不同概念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教育叙事是透过这些具体的事件、场景,尤其是很多细节,看到这些细节构成的行为方式以及背后的行动逻辑,从而了解他们各自信奉的价值观。这样逐层的建构,有助于形成一个理解或者搭建、组织理解教育生活的视角,从这个视角(也就是理论框架)中解析教育生活实际是怎样发生的。教育叙事旨在发展理论,尝试在生活的层面上对教育活动的不同解读,这是由自身的教育理解和概念架构支撑的。教育叙事中所解释的现象都包含着每个主体的价值观,也就是对于教育生活有着自己的理解和适应哲学的。因此,教育叙事是一种理论性的系统努力。
教育叙事兼具系统性和逻辑性。叙事研究离不开叙事,但是进入叙事研究者眼中的故事和情节一定具有逻辑性。从事件的开始、经过、高潮到结尾,应该是完整而系统的,一个断断续续、东拼西凑的故事不能称之为叙事。同样,研究者借助故事和情节呈现教育的真实,也是在统筹了看似零散的故事之后,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构建出自己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是对于教育生活的研究,其主要通过细节———事件———行动逻辑链条,发现各自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形态,看他们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教育叙事研究的逻辑性隐藏在教育事件背后,以一种或明或暗的线索进行,将整个情节串起来,有点像小说的线索。研究者需借助或沿着这一线索展开自己的研究,从而建构理论。这种研究更需要研究者具有文学家的素养,是一种深刻、高难度的理论研究。既然教育叙事具有理论的身份,但并非所有貌似叙事的研究都是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叙事要真正体现理论性,在每个实施环节上都需具备相应条件。只有这样,教育叙事的理论价值才可能真正实现。
三、教育叙事理论身份的实现条件
叙事研究的实现通常由三个基本环节构成,即表达———倾听———反思与建构。表达是针对研究对象而言,倾听和重现则针对研究者而言。叙事的理论价值的实现,依赖于言说者和倾听者所具有的理论意识和理论素养。以理论为支撑的表达。好的叙事对表达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技能的要求,更是对思想的召唤。它要求叙事者深入了解教育现象,对事物内蕴着的意义有足够的呈现,又要求有开阔的理论视角,唯有这样,才能在叙事的过程中组织好事件,并且清楚要表达的理论主题。(1)所叙之事应具有研究意义。具有研究价值的叙事是经过认真筛选、甄别的,这样才容易引起关注所述之事要隐含某种教育冲突、矛盾和困境,唯有这样才更令人深思故事表述应包含具体时间、地点、情节和场景,故事的开始、转折到结论的顺序与情节的发展过程要保持一致。好的叙事既要超越经验性层面,不满足于再现贫乏的教育经验和复制一种简陋的生活,又要超越技术性层面,而成为一种具有伦理关怀和本体意味的生命———实践叙事。可见,在言说者这里,故事已经被赋予了理论研究的意义,是言说者头脑里已经对研究者所需求的故事有了基本的图式之后,对自己的教育故事和事件经过整合和再现的过程。(2)叙事者应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在叙事过程中,言说者的语言表达技巧、语言的敏感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叙事者的理论素养。教师每天置身于日常的教育实践中却无视鲜活的教育事件和问题,导致有价值的教育案例流失。能够从诸多的教育事件中发现教育问题并提炼呈现出来,是教师专业性的第一要义,具有这种问题意识的人是具备“个人化的教育理论”的人。他对教育实践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是懂得“教育道理”的人。叙事者应该了解国内外人文学科的前沿进展情况,从而可以拥有丰富、深刻的理论洞察能力,能够从自己所研究的教育经验中“解读”出内在的学术和理论“意义”。叙事者须明了经验的呈现不等于叙事研究,尽管叙事本身是经验呈现的最佳方式,叙事研究对于经验的表述却独具匠心。因此,需要叙事者善于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及其他研究的方法,并将在这些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具有描述性的叙事研究方法,引入教育研究中来。教育叙事者要有文学家的细腻情感、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也要有教育学立场,即对人的发展的可能性、可塑性与可教育性的基本假设,以及认识人是如何在社会、人、教育的三重关系中生成与发展的,从而不断将自身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基本问题。只有这样的叙事才有可能成为有教育精神的叙事,成为教育学的思想资源。[3](3)叙事过程应遵循一定范式。进入研究领域的叙事者一定要遵循某种范式:观察思考———形成问题———设计结构———深描归纳———意义阐释。观察思考是前提,要求教师注意观察教育教学中的情景、当事人态度、学生反应和学习结果,以及一切可能引起问题的细节。形成问题是关键,要求教师在观察基础上确定哪些是可叙之事,有重点、有选择地记叙有价值的事件。设计结构是难点,要求教师在叙事前组织故事情节、安排故事场景,以文学家的性情为自己的案例谋篇布局。深描归纳是重点,教育叙事重视教育事件的丰富性、形象性和复杂性,常常采用“深描”的写作方式,详细介绍教育问题的发生、发展、高潮及解决的整个过程,留意一些有意义的细节,在叙事研究报告中引入“原汁原味”的资料等。意义阐释是落脚点,主要是倾听者依赖于语境、教师所处的时空位置及获得信息的交流渠道,对所叙之事赋予教育意义。[4]在理解中进行“价值无涉”的对话。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教育叙事必然要承担实证研究的使命与责任,即负责“描述”事实,保持价值中立而克制自己的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所言:对于不能科学解释的现象应照维特根斯坦的教导,对其保持沉默。[5]虽然只是一种对话,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倾听者如何有效引导并保持价值中立。价值是具有立场的,一旦有了人的载体,交流难免带上价值引导的色彩。因此,叙事研究尤其要避免研究者对言说者的价值影响。无论是研究者与文本的对白还是现场的交流,保持价值中立显得尤为关键。相应地,对研究者的语言具有更高的要求,即如何保证对话既不影响言说者,同时可以将对话向前推进。每一个研究者都应该是一个出色的倾听者,经由亲自聆听学校生活介绍而领会其中的“结构”。出色的叙事研究者总能够在聆听学校生活之后,用自己喜欢的关键概念构建自己的所见所闻。反思与建构。这一环节是在倾听的基础上,对所叙之事不断在头脑中再现、反思、批判,从而建构自己的理论的过程。我们知道,从社会学、历史学及文化研究等视角,深刻揭示在故事中个体经验的流变特点及其在当时情境中的外化形式,是一项困难的工作。重新表述故事的境界有无限可能,必然对研究者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当前研究不缺原始故事,缺少的是重新讲述故事,并由此逻辑地发现并解释个体经验及其意义的智慧和技术。研究者要根据一套特别的程序和技术,分析故事以获得主要元素并重新撰写故事。因此,研究者需要有深度描写的能力。“深度描写”的教育叙事并不是词语的堆积,而是取决于所描写的故事背后隐含的教育道理或理论。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以对话者、倾听者的身份同时与三种声音(至少)进行交流。即叙事者的声音(包括录音带或文本作者的声音) 、理论框架(为解释提供概念和思考的工具) 、对解释与阅读的反思性批判(对材料所做结论的自我评价与反思) 。[6]研究者对文本的把握,包括那些“悄无声息”、“深藏不露”的“物质痕迹”,对这些物质痕迹的关注实际上是一种对研究情境中的“蛛丝马迹”的侦察”,更需要调查者具有高度的敏感性。研究者唯有集诗人的性情、作家的文彩、教育者的立场、智者的敏锐,整合多种资源和智慧,其所重述与再现的教育叙事,才具有研究的色彩和理论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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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45
教育叙述探究与现象学研究之比较
来源: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年第1期 作者: 朱光明 陈向明
                  

要:本文以加拿大学者康纳利的叙述探究与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两种教育研究方法为例,比较了教育叙述探宄和现象学研究方法在理论来源、研究方式和文本呈现等方面的差异,以期凸显两种研究取向的区别特征,从而加深对二者的理解。
关键词:
教育叙述探究;现象学研究;康纳利;范梅南



自从质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社会科学及教育学界之后,这棵“大树”之下的各种具体研究方法也逐渐被介绍进来,而且逐级升温,其中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在教育学界的影响较为明显。除了国内教育学者积极主动地进行各种探索之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影响来自于学者们对加拿大学者康纳利(MConnelly)及其学生D.简•克兰迪宁(JClandinin)的叙述探究工作和对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的现象学研究的积极引荐①。

作为接近人类经验的两种研究方式,教育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都反对用客观科学的方式研究人类经验。他们强调人类经验的理解性特征,强调研究要对教育情境、经验(体验)、人际关系等进行描述,并对这些经验描述作出解释性的分析,因此两者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研究者把它们看做是“差不多”的,并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们。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在借鉴的同时产生困惑:教育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到底有何不同?笔者虽对这两种研究方法早有接触,而且也通过其著述对他们的工作作过一些思考,但这样的问题却一直处于潜意识之中。本文带着这样的问题,依据范梅南和康纳利的著述,结合同他们的对话及其讲演,把教育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置于一个比较的视域当中进行探讨,希望在比较中突出其区别特征,为借鉴时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视角。
一、理论来源不同

每一种研究方法背后都有一些基本理论或基本思想为背景或基础。康纳利的叙述探究和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也同样有着自己的理论及思想来´源。
很明显,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源自欧洲大陆的现象学传统。现象学是胡塞尔在20世纪初始创立的一门“科学的”哲学(同时他也称其为“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的哲学的方法”)。现象学因其思想的深邃及方法的独特,吸引并影响了舍勒、海德格尔、莱维纳斯、梅洛一庞蒂、萨特、伽达默尔等一大批优秀的哲学和思想家,从而形成了20世纪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哲学思想运动之一
——现象学运动。现象学不仅成就了现象学运动中以及受现象学影响的哲学家,而且其效应已远远跨越哲学界,广泛影响了“心理学、病理学、美学、文学、艺术论、社会哲学、法哲学、神学、宗教理论、教育学、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科的问题提出和方法操作”。[1]现象学及现象学运动给当代社会科学及教育研究带来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它所开拓的研究领域及其所带来的看待事物的态度和方法的变化[2]。现象学“生活世界”思想为教育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让教育学者开始关注教育情境中师生的“生活体验(世界)”,使得教育研究开始真正关注教育的实际发生领域,关注生活的意义。生活世界是一个预先给定的、当下的、直观的主观体验世界,它“总是有效,并且预先就作为存在着的东西而有效”[3]。这是一个“非反思、非课题性的”、被近代客观科学所遗忘的世界。现象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本的形式揭示生活世界的本质。以范南梅为代表的的教育现象学派就把教育研究定位于师生的“生活体验(世界)”,他的《生活体验研究》(Reserching Lived Experience)就是一部专门向读者介绍如何对“生活体验”进行研究的方法论著作。可见“生活体验(世界)”在其研究中的地位。
康纳利的叙述探究理论来源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源于希腊文pragma,原意指行动、行为。因此持实用主义思想的人大多强调行动、行为、实践的决定性意义,认为哲学应该立足于现实生活,注重把确定的信念作为行动的出发点,把采取行动看做是生活的主要手段,把开拓、创新看做是基本的人生态度,把获得成效看作是生活的最高目标。所以,实用主义哲学有时又被称为实践哲学、行动哲学或生活哲学。[4]实用主义哲学继承经验主义传统,突出经验对于认识及人生的意义。其创始人詹姆斯把经验看作是一种“意识流”——始终处于流动过程中,因此经验总是在生成和发展中。杜威扩大了经验的范围,认为经验“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些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反响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简言之,能经验的过程”。[5]杜威的经验概念具有连续性(continuity)和互动性(interaction)的特征,他的经验论思想对美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组和改造。杜威的经验连续性和互动性思想为康纳利的叙述探究提供了理论解释的基础。康纳利指出,经验的连续性表明,当下的经验来自其他经验,而且导致将来的经验,因此,无论一个人处在连续体的哪一个点上——想象处在现在、过去或将来的某个时候——每一个点都有过去的经验基础,而且都通向经验性的未来”。[6]而经验的互动性则表明,经验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这种个体性和社会性总是在场。人都是个体的,而且也需要被当作个体来理解,但却不能仅仅被当做个体来理解。因此人总是处在关系中,总是处在社会情境中。[7]他的叙述探究就是要努力揭示经验的这些方面,从而达到对经验的理解和解释。

通过二者的理论来源可以看出,虽然康纳利的叙述探究和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都关注experience(经验、体验),但他们的experience所指并不相同。因此experience在他们的研究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和杜威的经验连续性思想相一致,康纳利叙述探究中的“经验”处于变化之中,具有暂时性的特征。变化表现在,一方面世界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另一方面是人对世界的理解也处于变化之中,而且这种变化在叙述探究中还要放到人际关系中考虑。他说:“经验,就像约翰•杜威告诉我们的,就是在时间和情境中的人们的关系。参与者处在关系中,我们作为研究者也处在与参与者的关系中。叙述探究是这种经验的经验。它就是处在关系中的人与处在关系中人一起研究。”[8]所以,他把叙述探究看做是“研究者和参与者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或一系列的地点,以及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的合作。叙述探究者在研究开始进入这个矩阵(matrix),在研究进展中都要秉承这样的精神,到研究结束时仍处在经历和讲述,再经历和重述构成人们生活经验的故事之中”。[9]这些经历、讲述、重述和重新经历标志着一种生活的性质,它们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因此,他的叙述探究不仅是“理解经验的一种方法”,而且还是“一种体验形式”(a form 0f living),“一种生活方式”(a way0f life)
现象学的experience指向的是被给予的、非反思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在范梅南那里表述为“生活体验”(1iving experience)。生活体验是现象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现象学研究的归宿。虽然生活体验本身具有流动性的特征,但与叙述探究强调经验的暂时性、变化性不同,现象学认为“生活经验具有确定的本质,我们可以在反省中清楚地识别这种‘质’”[10]。现象学相信,由于人类共同文化背景中所使用的语言具有“家族相似性”,以及生活体验具有主体间性特征,即可以跨越主体而成为文化共同体或人类可理解的共同体验,因此尽管语言无法与我们内在经验的敏感性相一致,但我们仍可以尝试着对生活经验进行前反思的仿效,从而把握经验的一般特征。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将生活体验的本质以文本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文本,某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在反思中迅速重现并被占有,文本充分地激活了读者自己的生活体验。[11]
二、接近事实的方式不同

由于康纳利的叙述探究与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所关注的experience(经验、体验)所指并不相同,因此他们接近experience的方式也不相同。

从他们对自己所用词语的解释上,可以看出他们在接近experience上的差异。康纳利称其研究为“叙述探究”(narrative inquiry),即表明他是把“叙事”(narrative)和“探究”(inquiry)二者结合起来。“叙事”和他对经验的理解直接相关,而“探究”则表明他接近“经验”的方式是“到生活中去询问、追问”(inquiry)。因此,他的“叙述探究”强调一种参与到实际生活中去的思考,去“经历经验”,去对经验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进行探求、询问,即怀有理解他人、自我和改变现状的旨趣。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行动、实践取向的研究,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实践哲学和生活哲学精神。

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是一种对“生活体验”(1ived experience)的“研究”(researching)。生活体验(1iving experience)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研究是对生活体验的反思,因此现象学研究就是对“生活过的体验”(1ived experience)的一种“重新寻找”(re-search)。这就是现象学研究的特征,即它是一种反省研究。因为现象学认为,“在反省之前,世界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呈现始终“已经存在”,所有的反省努力都在于重新找回这种与世界自然的联系”[12]

二者对experience所指的差异也反映了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针对传统的简约主义(reductionistic)和形式主义(formalistic)思维方式,即只是“用目标性的语言、可观察的行为概念、数字语言、因果概念以圾上帝之眼的视角等方式一般性地思考此时和此地”[13],康纳利提出,在叙述探究中要“叙事地思考”(narratively think)经验和研究,即用一种有着内在意义联系的方式来思考人类的生活经验和叙述探究活动本身。他说:‘‘教育和教育研究都是经验的一种形式。对于我们来说,叙事是呈现和理解经验最好的方式。经验就是我们所研究的东西,我们叙事地研究经验,因为叙事地思考不但是经验的一种主要形式,而且也是撰写和思考经验的主要方法。其实,叙事地思考是叙事现象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叙事方法是叙事现象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因此,叙事既是社会科学现象,又是社会科学方法。[14]所以,他认为“叙述探究就是学习叙事地去思考、叙事地关注生活”。

现象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哲学思维方式、一种反省研究。反省就是内在地“看”,即通过本质直观的方式把握事情的本质特征。现象学区分两种态度:自然的态度和现象学的态度。自然的态度即本来如此的态度;现象学态度则是一种反思的态度——通过悬置自然态度,排除对世界的存在设定,而转向一种哲学反思,即在直接的直观中把握事物的本质或本质结构。这就是本质直观,又叫范畴直观或观念直观。它是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发现观念对象的基础。“观念是在感性
‘被给予的’,所以是直观性的。”[15]为了能够真正把握本质,现象学家一般运用“自由想象的变更”(free imaginative variation)来确定一个现象的本质特征或根本主题,也就是在确定根本主题时问:“如果我们将现象的这个主题删除或改变,这个现象还是原来的样子吗?没有了这个主题,该现象就失去其根本意义吗?[16]或者将问题反过来问。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根本主题及次要主题。在教育现象学研究的主题分析中,这样的反思还要继续深入,即进行教育反思。这样教育反思就成了对“主题的主题”的反思,它是“教育在服务于他人时而对自身的一种反思”[17]

在研究过程中,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都把个人经验作为研究的起点。叙述探究的一个出发点是研究者自己的经验叙事,即研究者自传。这既包括研究者自己的生活经历(1ivings)、讲述过的事情(tellings)、重述过的事情(retellings)以及重新体验(relivings),也包括在研究现场中,探究者体验故事、讲述那些经历的故事,并在重新讲述和重新体验中修改这些故事。[18]因此,这种个人经验具有很大的变动性。现象学研究也将自我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个人的经验是直接获得的”。但是现象学一直认为,任何现象都是可能的人类体验,“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经历的描述发生在他人身上也是可能的”[18]。因此。现象学描述的仑人经验具有普遍的跨主体性的特征。
由于二者在研究思路和路径上的差异,他们对研究资料的理解也有很大的不同。叙述探究强调研究是一个共同构建生活的过程,整个过程经历现场、现场文本(包括后来的回忆)和研究文本这样的程序。现场是一个具有时间、空间和地点以及具有个人与社会互动的三维结构。现场文本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原始资料或者现场资料,它包括教师故事、自传、研究日志、口述史、家庭故事、现场记录、谈话、研究者写给参与者的信件、参与者的信件、家族故事以及其他文献资料等。现场文本包括参与者的故事,也包括研究者个人叙事,还包括后来的记忆、重述和重新体验。因此,叙述探究中的资料既有现场资料又有后来改变了的资料例如回忆等,体现了他们对经验持续不断变化的理解。
现象学研究是要重新寻回生活的意义,就是努力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去获得人们的体验。因此研究主要是要获得他人对体验的描述。除此之外,近距离观察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感受的人(尤其是小孩子)。这些都需要及时记录下来。但它的资料来源远不止于“现场文本”。和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现象学研究不仅把小说、诗歌、故事等文学作品作为资料的源泉,而且把传记、个人生活史、日记、札记和笔记甚至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都作为理解生活经验的资料来源。因为文学和艺术经验可以为研究提供超出日常生活经历范围的鲜活的生活例证,丰富对实际生活经验的理解。现象学的理论文献,特别是现象学大师们的作品,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追溯词源是现象学研究获取对现象或体验的理解的一个重要步骤。因为现象学认为,在语言的使用中,许多曾经能够反映生活的意义并描绘了生动世界的语词,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通过对词源及其本义的探究,就可以发现并理解语言所表达的原初生活经验。另外,许多生活经验反映在俗语和习惯用语中,对它们进行研究也能够为理解现象提供重要的启示。
另外,由于对经验的理解和接近经验方式上的差异,二者在研究聚焦方式上也不一样。叙述探究强调经验的变化性和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因此它的探究是一种在参与中形成的过程。虽说在探究开始时可能会带着一定目的或疑问,但是只有随着研究的深入,才会逐渐聚焦,原先的疑问可能会消解,也可能会变成其他问题。因此,叙述探究不仅要把所探究的展示给读者,而且还要把定位过程本身告诉读者。比较起来,现象学研究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目标,即定位于对某一现象的深刻揭示,其研究的过程就是努力去发现生活本身所给与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探究过程中会改变或发现新的研究兴趣,或者更为聚焦地缩小研究的范围。但它在研究之前,定位于某一现象还是比较清楚的。
三、文本呈现样式不同

由于experience所指不同以及接近experience方式上的差异,叙述探究与现象学研究文本的形成和呈现方式上也存在较大的区别。
生活是一个意义的海洋。无论叙述探究还是现象学研究,都是为了寻求体验并揭示生活的意义。走近经验(体验)就要在生活意义的大海里发现并选择值得表达的东西。在如何选取生活意义的问题上,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体现出较大的差异。叙述探究的研究文本采取一种叙事整体单元(narrative unity)的方式呈现自己:“叙事整体单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更详细、更丰富地思考个人生活连续性的普遍性概念。连续性对我们来说成为一种叙事建构。它开启了各种思想和可能性的大门。”[20]而现象学研究则采用主题(themes)的方式来表达意图,现象学的主题可以理解为经验的焦点、意义或要点。通过它们,研究者可以方便地对现象进行描述。主题不同于研究中的概念或现象,是理解概念或现象的手段,为理解概念或现象提供了一种确定的表达方式。它描述概念或现象的一个内涵,是对概念或现象的某种程度上的还原……每个经验的主题都表达了这个概念或现象的某一方面。[21]“我们可以用粽子作一个简单的比喻:叙述探究的文本就像我们要拿起一串粽子。为此,需要把一个个的粽子用一根根线绳串起来,从而把本来零散的粽子组成一个整体。与此不同的是,现象学研究则即只选取其中的一个粽子。为了把粽子的样子展示清楚,就要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展示这个粽子。有时候,为了让你看清楚某一个方面的特征,研究者还需要借用其他方式或物体来展示,目的是让读者真正能够“看”清它的样子或本质特征。

在文本的表现形式上,康纳利把杜威的经验连续性、互动性和整体性思想与传统叙事所要求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三要素结合起来,提出了以时间性为第一维度、人和社会为第二维度、地点为第三维度的“三维叙述探究空间”(three-dimensional narrative inquiry space)的概念。“有了这套概念,任何具体的研究都可以用这三维空间定义:研究具有时间的维度而且说明时间中的事件;它们可以在探究中寻求个人和社会的平衡;它们在特定的地点或者一系列的地点中发生。”[22]叙事的研究文本不仅要考虑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还要把人物和事件放到特定情境中考虑,在人际的互动和文化关系中去组织经验。

现象学的目的是要揭示经验显现的形式,即“这种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因此,现象学多采用结构化的方式,从多方面展示经验的意义和多种维度特征。范梅南提出了几种文本写作形式的建议:主题化方法、分析法、例证法、注解法、存在论方法等。主题化的方法包括:整体概括法;选择文中最能够揭示经验本质的语句;细节详述法。即一层一层地对经验文本进行分析提炼。这些都可以单独或综合运用。存在论方法主要是从生存的空间(空间性)、生存的感体(实体性)、生存的时间(时间性)、生存的人际关系(相关性或共有性)等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结构上来构思文本。通过对生存基本结构的把握,可以方便地理解经验的主题或结构。这些方法可以灵活地使用,主要取决于所描述的现象以及研究者的洞察力,而且也不必拘泥于一种模式。[23]由于叙述探究强调经验的连续性和互动性,而现象学更倾向于结构化地展示经验的本质特征,因此前者更强调联系性和因果解释性,后者只是努力通过结构化的方式领着读者“看”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于是,在最后的文本中,叙述探究就像一幅连环画,在有限的篇幅中简洁地描绘出事情的来龙去脉;而现象学研究就像精细的素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描绘某个事物并力图把它方方面面的特征展示给读者。

在文本的写作中,二者都重视故事的表达作用。在叙述探究中,故事是对生活本身的展示,叙事文本就是由一个个故事所构成。叙述探究本身也构成了一个故事,因为整个叙述探究就是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所发生的一个故事。叙述探究中的故事是一种经验的组合和重构,希望通过故事建立起经验的连续性。叙事研究者特别关注经验代表性、因果性等,也非常强调所讲述事件、故事的一贯性。而现象学研究的故事是为表现主题服务的,即要通过故事揭示故事背后的意义,通过故事展示主题的某个维度,让读者在故事中“看”到经验的意义。因此,故事主要是揭示主题的某一方面。

叙述探究认为研究者的在场对参与者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所以要求把研究者的实际影响写到本文中,希望通过认真地剖析并坦诚地交待自己在研究中可能产生的交互影响来提高研究的效度,并认为如果研究者没有真实的在场体验就构思研究文本,会被看作是缺乏效度的。[24]叙述探究中体现研究者参与其中的两个概念是声音(voice)和签字(signature)。“声音是指研究者想说点什么的意识”,这是对传统“客观”研究中没有研究者声音的反抗,但声音要考虑其多重性,就是沉默也要作为研究文本中的声音来考虑。“签字是指可能确认某位作者的写作风格”,即叙事研究文本可以体现研究者的写作风格。例如很多研究者借用文学、诗歌、戏剧等各种不同的风格形式来撰写。签字也表达并创造了作者身份(author identity)。当然作者也尊重和参与者的关系,努力在研究文本中为参与者保留声音和签字的位置。
而现象学研究是一种反省研究。虽然有时为了加深理解,需要以“做现象学”的方式去体验生活,但它的研究终究要和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现象学希望能够在熟悉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常的意义,在日常的细节描述中,让读者看到自己熟悉的东西、曾经有过的体验。因此,现象学希望通过审慎而细致的描述和准确的解释,引领读者去“看”某个现象的“本来面目”,研究者本人不需要出现在文本中。现象学把对现象意义揭示的判断交给读者,读者可以发现所描述的体验是自己曾经拥有或可能会拥有的。一篇成功的现象学描述会让读者频频点头,即所谓的“现象学点头”(phenomenological nod)。而只有使得文本所揭示的“意义可识别(或被认可)时,现象学的研究或写作才算是成功的”。[25]
四、简单评论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康纳利的叙述探究和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在理论来源、接近实事的方式以及文本呈现样式等方面有很多不同,这些都是我们在借鉴时需要注意的。当然,二者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差异都列举出来。本文突出他们的差异并不是有意拉大二者的差距,因为这种差异之比较本身就是在很多相同的基础上展开的。例如他们都关注对人类经验的理解、关注意义领域和实践领域,都具有强烈的人文情怀等。而且就方法来说,二者很多方面也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都运用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的方法,如行动研究、人种志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也发现,康纳利的叙述探究和范梅南的现象学研究也正处于探索当中。对于叙述探究,康纳利说,“由于教育研究中的叙事方法如此之新,也因为质的研究在总体上是新的,尚未充分建立”[26],所以现在并没有一个评判叙述探究的标准。叙事方法的“新”意味着其开放性,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康纳利等学者也是在不断地探索之中前进的,他们的叙述探究除了吸纳杜威的思想和文学、史学中的叙事思想外,还积极地从哲学家麦克因泰尔(Mac Intyre,A)、人类学家格尔兹(Geertzc.,BatesonMC)、心理学家波克哈恩(PolkinghorneDE)、心理治疗实践者科尔斯(ColesR)以及组织理论学者卡奈斯卡(CzarniawskaB)等那里吸取有关思想丰富叙述探究方法。[27]
现象学研究虽然具有一套相对成熟的操作方法,但是由于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态度决定其与时俱进的本色。从现象学运动本身的发展可以看出现象学研究也不是仅仅停留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上。教育现象学自身也处于不断的发展中。教育与现象学精神结合的源头在德国的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文化教育学秉承狄尔泰“我们说明自然,但我们理解人类”的历史精神,把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从而确立起教育学的精神文化品格。德国文化教育学的狄尔泰一诺尔学派采取解释学取向,而荷兰育特奇学派(u-trecht School)主要源于兰格威尔德的思想,有着更多描述性特征或具有现象学取向。[28]范梅南的教育现象学思想受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影响,因而称为“解释现象学的”教育学,而“解释现象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是无法与写作的具体实践相分离,因此,符号学的方法便成为了这种研究的方法之一”。[29]可见,现象学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着。
总之,研究实践是第一位的,研究中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研究问题或现象,而非用叙述探究的方法还是现象学研究的方法。本文的目的是把比较看做是我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为了突出孰优孰劣,更不是要为哪种研究争夺话语权。因为通过比较就很容易显现出差异,而差异是我们辨别、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前提。本文把叙述探究和现象学研究置于比较的视域中,目的是为了加深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只有很好地认识并理解了它们,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在自己的研究中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展它们。

注释: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课题“教师的实践性知识研究”。
感谢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张园来时提供资料帮助。
①这里介绍的康纳利的工作包括他学生简.克兰蒂宁的贡献。他们目前在国内的译著有《教师成为课程研究者》、《叙事探究》,(待出);范梅南的译著有:《教学机智》,《生活体验研究》,《儿童的秘密》。以上译著均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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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康纳利等.叙述探究[J].丁钢译.全球教育展望,2003(4)6l0.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48
论教育叙事研究中的两类主体间关系
来源: 《基础教育》2009年第10期 作者: 伍红林
                        



要:教育叙事研究从本质上讲是教育理论者与实践者合作开展的研究活动,对它的认识离不开对这两类主体间关系特征的把握。通过对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案设计、经验资料收集和文本撰写三个阶段中两类主体间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叙事研究的独特追求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两类主体;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1]其典型标志是教育叙事研究的兴起,其独特性在于对教育实践生活、教育实践者经历与体验的关注,并以发出实践者的声音为己任。发展过程中,教育叙事研究者从人类学家那里引进了田野研究的方法,从现象学那里得到了方法论的启示,从扎根理论那里借鉴了信息处理方法,从文学与叙事学那里学会了研究文本的组织与表达。这样,教育叙事研究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式。目前,“叙事探究作为在科学与人文这两极之间的一个中间道路,已逐渐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学术话语方式。其对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有关生活性质的理论思想引入到活生生的教育经验之中,并通过生活(如教与学)经验的叙述促进人们对于教育及其意义的理解”。[2]叙事研究的基本特征是理论者与实践者的合作。“叙事探究是理解经验的一种方法。它是研究者和参与者在一定时间内,在一个或一系列的地点,以及在与周围环境的社会互动中的合作”。[3]许美德也认为,“只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建立密切的交往关系,才可能做出叙事研究来”。[4]这意味着研究主体——理论者必须改变过去的研究方式,建立与研究参与者——实践者的良好关系。就如康奈利和克兰迪宁所说:“叙事探究是经验的研究,……是在环境和事件条件下人的关系问题。参与者处在关系中,作为研究者我们也处在与参与者的关系中,叙事探究是这种经验的经验,是处在关系中的人与人一起研究”“关系是叙述式思考的中心,关系是叙事探究者做什么的关键”。[5]因此,可以说,教育叙事研究是理解教育实践生活、教育实践者经历与经验的一种方法,是理论者与实践者在一定时间内,在一个或一系列地点,以及在周围环境的社会互动中的合作。理论者与实践者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是教育叙事研究的关键因素,因为它是研究资料来源的保障。如果研究参与者不愿意参与研究或不愿意与理论者深入交流、敞开心扉,理论者就不可能了解实践者独特的经历、经验、体验及学校教育生活中的种种“隐喻”。所以,纯粹形式上的教育叙事研究过程就是理论者与实践参与者协商合作,在沟通互动的基础上,经历的“进入现场——积累现场文本(实践者的日记、笔纪、反思、自传及研究者的现场记录等)——建构研究文本”的过程,是“我”讲“他(实践者)的故事”的过程。而且,这种合作过程一般在理论者与实践者个体之间发生,而非群体行为。
一般来说,教育叙事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研究方案设计,经验资料收集和研究文本撰写。理论者与实践者的关系主要发生在后两个阶段之中,其中尤以在经验收集阶段为重。
在经验收集阶段,理论者采用人类学式的田野研究方式来到教育实践现场(课堂和学校等)进行参与式观察,收集体现实践者个人经历和故事的素材。除此之外,理论者还要与实践者进行深入交往,力求走进参与者的内心世界,开展一些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访谈倾听他个人的经历、故事在这个过程中,理论者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悬置”自己的理论前设或“存而不论”、“中止判断”。这是现象学方法在叙事研究中的运用。因此,在教育叙事研究中理论者要努力从实践者和教育实践本来面貌的立场去理解经验。这要求理论者要具有把自己的“组织化群体的特定价值和特殊利益中分离出来的能力,以使他或她能够获得一种不是建立在事先价值基础上的理解能力”,而且还要“与现行规范和价值保持足够的社会距离和个人距离,从而能够客观地分析它们”。[6]为了讲好“故事”及使这样的故事具有“客观性”,“一个田园调查者(或说是讲故事者),通常面临着‘深入性’和‘科学性’的两难:一方面,如果他得不到社区的某种认同,无法消除当地人中的‘外人’感,无法在参与中去观察,那么,田野作业的‘深入性’就成了问题。另一方面,一旦他比较深入地进入社区生活后,又往往被告诫要与被调查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让外来因素影响社区的‘原生态’,否则,就是不够‘科学’的。因此,对任何田野调查者来说,要做到田野资料既是深入的又是‘科学’的,都是一件极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7]在教育叙事研究中这种困境同样存在,其结果一般是为了保持“科学”的“客观性”,而牺牲“深入性”,通过呈现一个“客观”的“故事”以带给读者以意义。正如一位教育叙事研究者在其叙事报告“后记”中所说的那样:“研究刚开始时,李群(案主)对我的观察本能地带有一定的戒备心,有意无意地展示‘好’的一面,避免她认为‘不好’的东西曝光。但我们只要真实,无论什么都没有‘好’与‘不好’,只有‘是’与‘不是’,‘为什么是’与‘为什么不是’”。[8]
当然,在研究过程中理论者作为研究主体在参与时也会有自己的独特感受,理论者进入每一个新的研究现场都会经历自己的故事,在与实践者互动过程中还会引起自己过去相关经历、经验的重现与反思。这就象康奈利所说,“当作为叙事探究者在三维空间研究时,对我们来说有一点变得清楚了,就是作为研究者,我们与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相遇”。[9]这时,理论者需要把这些感受以自传和反思笔记形式记录下来,这样就不仅有实践者的“故事”,也有理论者的“我的故事”。这两类主体的故事最后会在研究文本撰写时出现交织,理论者在文本表达中要说明自己的感受,这同样是为了避免自己主观的理解对实践者的经验造成“污染”,误导读者。即在故事的表达中要说明白己主观的介入有可能造成的影响或研究对自己造成的影响(体验、矛盾冲突等),以力求保持客观性。因此,在教育叙事研究中,理论者常常要背负伦理负担。有学者把此因归结为:“民族志研究田野的伦理尴尬,是因为参与观察不可避免地涉入互动的虚伪”。[10]
总体上看,教育叙事研究中理论者与实践者之间力求形成一种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理论者不再是研究中主导的人物,而是关心实践者先前的个人经验与加入研究后的自我觉知经验,交互涉入、彼此了解,强调相互尊重与了解。理论者视实践者为一个可提供丰富资讯的主体,而且这个主体同意参与研究并与理论者建立良好的研究关系,他相信理论者对其经验陈述不具威胁性,因而乐意敞开自己的经验世界并与理论者分享自己的经验。由此可见,就研究中两类主体间的沟通交往而言,他们的关系具有双向性(即都需向对方“敞开”自己),但从研究的最终指向而言,这种双向“敞开”仍具有单向特征,其重心在于实践者及其经验世界的如实呈现,而理论者却必须屏蔽自己的理论前设(参与而不介入)。说到底,双向“敞开”是为了让理论者能进入实践者的私人世界与个人生活范畴或生活经验世界。因此,理论者与实践者发展这种互为主体性的交往关系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即作为收集资料、形成叙事研究必不可少的手段。只是因教育叙事研究所需要的经验性素材必须要有这种亲密关系才能获得,理论者才会努力去营造这种关系。故而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一种“旁观者”的立场,只是由传统的“远距离旁观”转换成“交谈式旁观”而已,并没有根本改变“旁观”的本质。这样来看,教育叙事研究与其他注重“宏大叙事”的研究相比,确实在研究的对象与内容、关注的焦点方面发生了转向,但在理论者与实践者的关系上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突破。GlesnePeshkin曾对叙事研究的新手提出警告:在研究中,相互了解与信赖的关系(rapport)和友谊关系(friendship)二者应有所区隔,且多极力反对建立友谊关系,因其容易造成抽样误差以及丧失客观性的危险。[11]所以,教育叙事研究在本质上还是一种“资料榨取型”合作,它虽然体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性,但这种“人文关怀”注定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虚假的。就象人类学家一样,“他们即使像他们的被研究者那样,对被研究的当地社会有切身的关怀,这个‘关怀’也是暂时的、虚假的,人类学家的关怀还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完成调查任务之后,人类学家要离开他所研究的那个地方,将自己在当地的生活体验提升为‘知识’”。[12]这样,研究一结束,实践者多多少少会有一种被“抛弃”的失落感。说到底,人类学家式的叙事研究者始终是一个外部的旁观者,其内心并没打算真正融人研究对象的生活,他们之间是两条不会相交的平行线,研究对象只是资料榨取的对象或工具,彼此之间即使有暂时性的“我-你”关系,但从更根本意义上讲这只是一种“主体-客体”的、资料榨取式的“我-他”关系,一旦“故事”所需要材料收集完毕也正是“合作”结束之时,留给实践者的可能更多是无限的惆怅:“当宣布我的工作告一段落,已经习惯生活于关注之中的李群若有所失,她的内心希望这种‘注视’持续下去——被‘注视’中的李群体验着不同的自己”。[13]结束之后呢?
此外,教育叙事研究本身还蕴含着另一种潜在的理论者与实践者关系。这种关系是以“故事”文本为中介的,即理论者——(实践者的)故事文本——读者(主要是其他实践者)式的关系形态。这种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才是理论者从事教育叙事研究真正在意的。“读者在研究开始时只存在于研究者的想象中,在现场工作中几乎被遗忘,现在(指创作文本时——笔者注)却变得突出了,这是叙事探究文本必须面对的情况。研究者和参与者在良好关系的基础上分享意义和重要性的愉悦是重要的,但是对于撰写叙事探究文本是不充分的。作者要始终有一种意识,就是一个读者在越过作者的肩膀凝视他的写作和作品。如果读者的判断是错误的,或者文本的意义没有被他人理解,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解释。但是如果没有读者意识,研究文本没有对读者具有价值意识,则是不可原谅的”。[14]叙事研究者寄望通过故事文本来向读者展现真实的教育生活,从而达到一般教育理论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体现叙事研究的独特性。“叙述可以借助文本向每个实践的参与者和读者摊开,也就是叙述提供给我们的文本并不象思辩一样斩钉截铁,每一篇文章都在告诉你真理,而叙事的研究结果并不标榜自己是斩钉截铁的真理,而是读者可以参与进来,可以以你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在方法上采取了多义的诠释方法,多角度的切入,给你一个开放的空间”。[15]虽然这种故事里无法归纳出其他人的生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但它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实例:这种事是可能的,或者这种事是常有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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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49
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的性质和应用
来源: 《课程•教材•教法》2010年第2期 作者: 张肇丰
                        
摘 要: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有共同的理论背景,但仍有研究方法与手段上的差异。现代与后现代的矛盾和困惑,使得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看似简单却不易把握。要把握和运用好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就需要着重分析研究过程中大叙述与小叙述、私密性与公开化、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并探讨中小学教师在参与研究时面临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经验。
关键词:叙事研究;案例研究;性质;应用

案例研究与叙事研究近几年来先后兴起,反映了教育研究的发展变化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研究方法自身的研究也从概念介绍向实际应用逐步深入;其中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的性质问题,受到研究者和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尝试在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性质和应用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两种研究方法的异同
在大多数研究中,上述二者一般是被分别阐述的,或作为同一概念替换使用,其性质和相互关系不免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多少会影响人们的认识和把握。
(一)方法与手段的差异
作为研究方法,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有共同的方法论和基础理论的背景,这是二者的边界比较模糊的主要原因。其区别主要在于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手段的差异。
1.叙事是一种表达方式
叙事是对事情的叙述及描写,是人类传达思想的一种基本的语言表述方式。叙事研究通过对人、事、物的描述,反映研究者的经验和看法。案例研究,往往是以叙事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在这种情况下,二者可以被看作是同一概念。但是,案例研究的表述方式并不局限于叙事,它还包括议论和说明等重要的形式。有相当多的案例研究,叙事在其中只占很少的比重,而主要的篇幅在于对所叙之事的讨论和分析。在这时,案例研究是以叙事为基础、以议论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因此从逻辑上说,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又可被看作是交叉概念。
2.案例是一个特定的情境
案例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里的事件,作为特定情境中的研究对象,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研究者所关注的事情和问题。如对一堂课、一件事、一次活动及一个人的研究。案例研究的情境性,使研究体现了一定的整体性和典型性,有助于对特定事件的反映和认识。与叙事研究相比,案例研究具有更强的空间感,更注重在特定情境里事物的性质及相互关系。与此相对应,叙事研究更具有事物变化和流动的特点,在故事叙述的过程中,经常表现为时空的变换和多重情境的组合。
因此,简单地说,如果是偏重于探究较长时间段内的事物发展过程的,那么研究将注重叙事方法的应用;如果是偏重分析特定情境中的事物关系的,案例研究的特征将更为明显。总之,叙事重时间因素,案例重空间因素。而事实上,在一项质的研究中,事情的发生情境与发展过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的边界就不那么清晰了。
(二)共同的理论基础
从方法论角度看,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都属于质的研究范畴。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方法收集资料,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都是质的研究的应用形式,具有质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如在自然情境中收集资料,对事件及细节进行整体的细致的描述、自下而上地归纳资料形成理论、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完成对事实的解释和建构等。
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的理论基础,已有不少研究者作过多方面的阐述,如从现象学、解释学、文学叙事学、现代知识论等角度进行的研究。总体而言,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论。后现代主义强调事物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否定所谓的中心和权威、提倡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观和认识论。而在研究的方式方法上,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适应了这样一种认识论的表达需要。这种适应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几个基本特点:面向日常的微观的生活世界,以观察、倾听和感受为主要研究手段,研究过程和结论的开放性等。因此,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有助于改变以往教育研究追求唯一性、精确性的技术理性倾向,有助于加强与人类的经验世界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传达“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
二、研究的起点与终点
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有特殊意义与独特的价值。现在的问题是:从关注微观的经验世界出发,是否能传达出我们以往所听不到的声音?是否能达到“解构”固有的观念和理论的目的?事情可能并不那么简单。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毕竟还没有完全具备“后现代”的头脑。对科学、理性、规律、真理的追求,不仅是一种认识方式,实际上已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方式。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呈现为一种“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研究手段。与以往运用思辨研究、实证研究等方法相比,实际上是“求大同存小异”,起点有所不同,结果却殊途同归。这种现代与后现代的矛盾和困惑,使得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看似简单却难以深入、不易把握。
(一)大叙述与小叙述
有学者曾提出有关教育的叙述,无论其是理性的、哲学的、科学的,还是经验的、描述的,如从归纳和演绎的语言逻辑,或思辨和实践的知识叙述来看,大体可以划分为思辨形式的、试图安排人类精神与生活的“宏大叙述”,以及关注于个体和群体内在世界和经验意义的“经验叙述”。[1]两种不同的叙述或表达方式,有各自的研究取向。然而一直以来,以探求客观规律、普遍真理、本质意义为目的的“大叙述”是如此强势,以致关注个体经验和意义的“小叙述”很容易迷失自我,成为大叙述框架里的小注脚。
如果从事件与意义的关系角度看,上述研究主要存在两类现象。一类是观点带材料,即先有意义,后有事件。这时研究者的基本思路仍是演绎思维,先有一个预设的观点或理念,然后找出符合需要的事实材料。在某些情况下,研究者还可能根据研究的需要,特地“做”几个案例。比如,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在中小学实施一项教改实验,然后用叙事的方法描述理论应用的过程,提炼出所需要的案例。另一类是材料凑观点,即在事件叙述的基础上,再阐述一些启示或思考。这往往是一些研究者并没有自己的思考,但是为了显示研究水平,也在叙事后外加一些理论观点。
近几年来涌现的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中,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和启发的不多。大量的叙事涉及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些小叙述多半是证明或引出人们耳熟能详的大道理,对事件本身似乎还缺乏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如果开放的研究过程仍然导致单一、固定的研究结果,小叙述与大叙述合二为一,这些所谓质的研究自然也就削弱了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从认识上说,还是对个人的经验体验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关注不足。从方法上说,是观察体验感受的深度不够。
(二)私密性与公开化
叙事的方式可以包括多种类型,如口述、笔记、日记、书信及传记等,这些叙事往往带有私人的隐秘的性质。作为叙事研究,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叙述者即研究者,如中小学教师讲述自己从事教改的经过;另一种是专业研究人员将教师作为研究的对象和材料的来源。无论哪种情况,研究的结果一般是要公开的。这样的叙事研究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从私密性到公开化的过程。
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上述过程,就会发现叙事研究或案例研究的结果并不一定“逼近事实的真相”。原因在于,有许多非常强势的“大叙述”在影响着研究者自身的“小叙述”。当原本带有私人性质的内容将要公开呈现时,研究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考虑到各种“主流意识”及评判标准。比如,揣摩这样的叙事有没有“意义”,是否拿得出手,能否得到认可、发表或获奖等。实际上,在从私密性到公开化的过程中,有许多事实已经变异,或者说,“真相”已经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一旦被赋予先验的意义,也就很容易走上模式化和标准化的道路。
因此,关注微观的生活世界、强调个体经验的意义,首先取决于叙述的“真实性”。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叙事的真实性,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性。因为研究者对事件的选择、叙述和评价,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叙事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往往带有研究者比较明显的主观倾向,这也是质的研究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实证研究以及众多思辨研究的重要特点。关键在于,叙事本身能否尽可能地反映当事人的独特体验,能否“个别化”而不是“大众化”地反映他们的经历,包括其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三)共时性与历时性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后来被借鉴应用于文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研究。共时性研究原是注重语言的结构系统、音义关系,即相对稳定的深层特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对应,侧重语言的历史发展、积累及其变化。共时性反映的是同时存在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而历时性则是反映不断变化着的各个单位的相互关系。从二者之间的关系看,共时现象就像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断面或切片。
目前相当多的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忙于讲述事件的经过,而忽略了产生故事的特定情境。对于发生的一个教育事件,观察角度往往比较单一;一般偏重于对人物外部表现的叙述,而忽略对内心世界的揭示;强调对执教者的观察,而不太注意学生及旁观者的反应;习惯于对事件平铺直叙,而疏于对重要场景的描述以及对事件发生的环境的交代。于是故事有了,但影响故事发生发展的各种原因却不很清晰。
在一个语言系统中,每个语言单位的价值都是由另一些单位所确定的,语言的变化就是不同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变化,也可以说,语言的历时性是由无数的共时性所构成的。从“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看叙事研究与案例研究,值得重视的是,共时研究是历时研究的基础或实质。要进一步提高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的质量,重要的是能够反映教育事件所包含的各种教育因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同时存在的各种教育要素的特点及其关系,其次才是它们的变化发展。缺少场景和细节的叙事难免失之笼统,有共时研究才有历时研究。
三、教师参与研究的特点和经验
由于各种条件和环境的限制,目前专业研究人员直接从事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并不多。案例热与叙事热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与广大教师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一般来说,中小幼教师的教育研究重在改进学校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至于探求普遍真理、揭示客观规律,并不是教师研究的主要目的。因此,教师的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在较大程度上得以摆脱“宏大叙述”的影响,在不同的深度和广度上呈现出教师个体和群体的经验世界。
由于中小幼教师的教育研究通过叙事的方式多角度多方面地观察、记录、思考了自己的实践行为并加以改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抽象提炼经验的方法局限,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教师的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之所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关键在于研究的方式方法与教师的工作特点和思维方式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这种实践反思式的研究体现了教师研究的一些基本特点,如研究内容和研究过程的开放性、能够充分表达内心的感受体验、注重个体及群体间的交流互动等。从教师研究的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看,有几点经验值得注意。
(一)叙事是反思和研究的基础
案例研究以教师的日常工作为基础,在教师个体的经验背景中展开,由于案例研究与教师的日常工作和经验背景的紧密联系,教师在研究中比较容易进入角色,能够比较自然地运用自己所熟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来进行研究与交流。这是案例研究吸引广大教师积极参与的内在的心理基础。教师的实践反思起源于解决实际问题、改进教育策略的需要。教师在日常工作中,每天都身处各种各样的教育情境,并由此逐渐积累了许多应对情境的策略和经验。这些教育教学经验的形成,许多教师是在长期的教师生涯中自然地、无意识地积累的,是一种不断“尝试一错误”的结果。这些经验当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也有可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而是互相抵触和矛盾的。为避免缓慢、随意、低效的经验积累的过程,有不少教师对改进自己的教育行为表现出一种更为主动、积极的态度,即有意识的自觉的实践反思。
教师的实践反思是对具体情境作的理性思考,是对所处的教育情境中各种因素及其关系(包括教育的对象、条件、措施、效果等方面)的思考与权衡。经常的自觉的实践反思使零散的教育经验得到梳理,使教师经历了一个教育策略系统化的过程,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曾有学者形象地指出,如果研究者坚持书写现场文本,就可以使自己顺畅地往返于陷入恋爱与冷静观察之间。[2]其实实践反思可以有文本的和非文本的各种形式,有比较正式的听课评课、专题讨论、教学笔记等,也有独自默想或随意交谈中的偶尔心得。教师对实践情境进行回顾与思考,是触发案例研究动机的重要条件,也是案例研究内容和材料的主要资源。
(二)重视内心体验的特殊意义
教师在叙事的同时,还会表达对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这些表达可能是对事件的直接评论,而更多的则是在字里行间的情感的流露。教师的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一般带有比较明显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的研究,是区别于其他实证研究或思辨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一种有利条件。所谓事实的真相和生活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教师对事物看法和态度的表达来体现的。因此,重视研究者以及被研究者的内心体验的特殊意义,是提高教师的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
不少好的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不仅描述人物在事件中的行为表现,而且还注意揭示当事人的心理过程。比如,研究一节课,那么研究者不仅反映了教师和学生当时的语言和行为,还反映了产生这些语言和行为的动机、态度和思考;在许多情况下,不仅描述了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还更多地反映了与事件有关的各方面的想法和评论。也就是说,不仅要让读者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反映,特别是对同一场景中不同的内心体验的描述、比较和思索,将有助于推进研究的深度,提高研究的质量。这也是避免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教案设计或教学实录的关键。
(三)开发网络教研的巨大潜能
经验交流、成果交流,是提高教师研究水平、促进专业发展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特别是高水平教师的参与和指导,对于提高交流研讨的质量,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目前许多学校开展教师的叙事研究或案例研究,在取得初步进展之后,往往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一是交流面较小,缺乏新鲜感;二是低水平重复,缺少高手指点。在这方面,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教研为人们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如教育部课程中心的“新思考网站、海南省教育培训院的“成长博客”等依托网络开展的交流研讨活动,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发和成功的经验。
网络交流的即时性、广泛性、虚拟性,为教师的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性。在网络这个巨大的时空平台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研究者都比较容易找到各自的位置,能够各取所需、各展所长。比如,虚拟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研究的私密性与公开化、真实性与功利性的矛盾。网络教研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正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之中。当然它并不能替代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流研讨,但却可以与之构成有益的互补形式。
(四)研究者的自我认识与完善
一种研究方法的应用,不仅与研究的目的和对象有关,而且与研究者的个性特征也有一定的关系。从思维特征看,有的研究者具有比较理性的、抽象的、逻辑的特点,有的则表现出感性的、形象的、想象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前者大体以男性为多,而后者则多为女性。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女教师、女研究生偏爱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了。
叙事方法的应用,需要有对描述对象的感受和体悟,需要有一定的形象思维的支持。然而叙事研究毕竟不是文艺创作,叙事也不能取代研究。叙事是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但研究的完成还需要在叙事基础上结合必要的分析、概括、提炼。比如,对叙事主题的提炼、细节的比较分析、蕴涵意义的探究等,都需要有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帮助。范梅南曾经指出,“文学叙说和人文科学叙说,两者的魅力都在于情境中的生命及情境中的人,不过两种叙说的出发点并不相同,在知识论上所展望的终点也不相同。现象学的目标在于让意义清楚明确以及寻求意义的普遍性,然而诗和文学则要保持意义隐晦不明和特定性”。[3]
现在需要避免的一个误区是,有些人认为叙事研究比写论文要容易;这样“扬长避短”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为数不少、平铺直叙的“叙事研究报告”。其实从许多作者的实际能力和个性特点来看,文学性的叙事未必是他(她)的长处,只不过试图摆脱论文式的研究作一次新的尝试而已。这也是研究者对自己缺乏深入了解和正确认识的结果。事实上,无论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基本的思辨能力还是研究者的必备的素养之一。从这个角度看,要提高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的质量,也离不开研究者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提高。
从研究的发展趋向来看,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的积累可能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质的研究达到一定的数量以后,就可能为量的研究提供新的来源和基础。这样,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将为教育研究开阔新的视野。

参考文献:
[1]丁钢.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J].教育研究,2003(2).
[2]D Jean Clandinin,F Michael Connelly.叙说探究: 质性研究中的经验与故事[M].台北:心理出版社,2003:118.
[3]Max van Manen.Reading Lived Experience(探究生活经验)[M].嘉义:涛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22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50
教育叙事研究及其邻近概念的逻辑关系摭论
来源: 《上海教育科研》2010年第1期 作者: 刘永福
                        
摘 要:教育叙事研究及其邻近的教育叙事教师叙事研究,是在教育叙事研究理论发展与实践运行中经常容易混淆的三个概念事实上,三者之间既存在着相互牵扯彼此依存的逻辑耦连,又存在着相互区别不可等同的逻辑分殊对其做出明确的概念阐释与逻辑梳理,具有理论的建构意义和实践的导向价值
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教育叙事;教师叙事研究;研究方法

近几年来,教育叙事研究先后经历了草建架构和扩展提高两个研究阶段,给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和视野虽然我国教育界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开展了诸多理性的抑或感性的探讨,但不少学者,特别是一线教师将教育叙事教育叙事研究与教师叙事研究相互混淆等同的现象较为常见,从而导致了三者之间的相互淡化与僭越概念意识的淡薄逻辑关系的混乱范畴指谓的漫不经心,成为制约教育叙事研究理论完善和实践运行的前提性障碍,所以亟待进行一定的梳理并作出相对科学的逻辑认证
一、“教育叙事”概念的内涵解读
教育叙事(Educational Narrative)作为叙事理论与教育学科理论交叉渗透演化而来的学术话语,在教育学语境下,具有其特定的类型、特征及学科倾向性。教育叙事强调对教育事件的表达,是教育经验呈现的最佳方式,要求叙事者置身于社会教育文化背景之中,以故事形式来表现教育性事件。它在内容上表现为人们在教育生活实践中遇到的意义性事件以及个人零星的教育体验,在形式上则呈现为日志、记叙文等言语成品。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和厘定教育叙事的概念:教育叙事即是在特定的教育文化语境中运用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以故事形式来呈现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典型性教育事件的行为过程或言语成品。
上述对教育叙事的诠释揭示了这一概念的本质内涵:教育叙事要依托“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及“故事形式”的依存关系,强调了教育叙事是对“典型性教育事件”进行“呈现”的内容属性,凸显了教育叙事作为“言语行为过程或言语成品”的范畴意义。
、“教育叙事研究概念界说
当叙事进入教育研究的视野,成为其一部分的时候,它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对于教育叙事研究的概念,我们可以采用逻辑学中常用的种差+的下定义方式来加以理解和阐释:一是找准它邻近的,即涵盖范围比它广的同它接近的上位概念;二是确定其种差,即区别于这个属概念所涵盖下位概念的限制条件
(一)关于教育叙事研究的问题
是相对于被定义项的更大一级的范畴,是被定义项的上位逻辑概念,找到了被定义项的也就明确了被定义项所反映的对象的类别[1]目前业已提出的教育叙事研究的属概念有教育研究方法”、“分析研究”、“实证研究”、“教育科学研究范式这些提法失之宽泛,并未探寻到教育叙事研究邻近的”。叙事研究被引入教育研究领域,正是基于教育研究范式转换的价值和意义,教育叙事研究也逐渐成为教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话语,并在研究方法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崇和运用教育叙事研究倡导在自然情境下对个人或群体的生活世界进行探究,对他们的教育故事和意义建构作出解释性理解,这都与质的研究的特点相契合目前,学界已经把教育叙事研究纳入质的研究范畴之中,并作为一种独特的质的研究形式它既是研究者描述个体生活的质的研究过程,也是研究者搜集和讲述个体生活故事的质的研究方式,更是研究者用叙述手法撰写他们经历的质的研究程序作为质的研究的一种形式,它与扎根理论研究人种志研究共同建构成了质的研究的三种基本形式因此,教育叙事研究的属概念当为质的研究”。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种差问题
种差即一事物与其同一属的他事物之间的差别,是该事物本质特征的体现相对于强调实证的科学研究来讲,教育叙事研究注重与人类教育经验的联系,以教育叙事的形式描述人们的经验行为以及生活方式它强调的是通过有关经验的故事来接近经验和实践本身,探究经验的意义,让教育回归生活本身,使其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实践的生命力教育叙事研究不仅以叙事的形式表达了人们的教育经验,而且促进了人们对其经验意义的理解正是在此意义上,教育叙事研究与处在质的研究方法这一属下的扎根理论研究和人种志研究相比,有其不同之处:教育叙事研究强调个体意义,它的研究目的不是要形成一种可以运用到他人身上的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它区别于扎根理论研究;由于教育叙事研究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经历,因此它更加注重微观分析,与人种志研究注重中观宏观分析有着本质区别[2]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质的研究是教育叙事研究临近的属,叙事方式”、“微观分析”、“教育意义则是它区别于其他同属概念的特有属性因此,教育叙事研究即是研究者以叙事方式对教育素材进行微观分析与重构,以发掘隐藏其中的教育意义的一种质的研究方式
、“教师叙事研究概念辨正
目前,学界关于教师叙事研究的内涵理解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将其理解为对教师叙事的研究(The Research on Teachers, Narrative),即教师作为研究客体进入叙事研究之中,研究者作为行为主体对教师日常行为背后所内隐的思想教师生活故事当中所蕴含的经验进行研究;另一种是将其理解为教师的叙事研究”(Teachers, NarrativeResearch),即教师作为研究主体进入叙事研究过程,讲自己的故事,成为教师们以叙事的形式来诠释教育活动过程的行动研究方式考究教育叙事研究的缘起及其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第二种观点更为恰切且逐渐被学界所广泛认同以康纳利(ConnellyM.)和克莱丁宁(ClandininJ.)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学者将叙事研究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一是基于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二是将其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媒介[3]鼓励教师主动叙事,探究自身教育经验的意义,通过讲自己的故事来锻炼观察日常教育生活的能力,帮助洞悉个人实践知识,提高反思探究能力,促进自身专业发展所以,在西方教育叙事研究文献中,教师叙事研究也就被表述为Teachers,Narrative Inquiry(教师叙事探究)[4]因此,教师叙事研究当是教师作为研究主体,对自己教育活动中的教育事件或教育经验进行探究的行动研究方式,这种研究专属于一线教师这一群体,与教育学者介入的叙事研究相区别即教师叙事研究是指教师以叙事方式对教育经验进行表述和反思的教育行动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教育叙事教师叙事研究之逻辑认证
(一)教育叙事研究教育叙事的逻辑分殊与耦连
1.教育叙事研究教育叙事的逻辑分殊作为一对相邻概念,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叙事存在着诸多不容混淆与等同的逻辑差异,这些差异预示着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可等同性
首先,从两个概念的内涵上看,教育叙事侧重于对教育事件的表达,是教育经验呈现的一种方式,而教育叙事研究侧重于对教育生活意义的诠释,是研究者通过分析叙事文本来解释教育生活的意义及其构筑个人理论之树的一种研究方式教育叙事是呈现教育经验,而教育叙事研究则是诠释教育经验由此可见,教育叙事是教育叙事研究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梯一种基础,是使教育叙事研究得以开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其次,两个概念在外延上呈现为全异关系全异关系是指外延没有任何重合而且邻近的属概念也不相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外延间的关系教育叙事与教育叙事研究两个概念在外延上没有任何重合,而且教育叙事的属概念为行为过程或言语成品,而教育叙事研究的属概念则为质的研究方式”。二者所反应的对象不是一个类的,因此在外延上是不相容的,属于两类不同的概念
再次,从实践运行的意义上讲,教育叙事是一种纯粹的故事,是教师或作者记叙的日志”、“记叙文等言语成品,叙述者只是退到后台来叙述故事,而不站出来说话而教育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对所叙之事的研究,是研究者自己在说话这意味着教育叙事与教育叙事研究之间还存在着一段距离,不能简单的划等号教育叙事是表达人们在教育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教育经验体验知识和意义的有效方式,教育叙事研究就是探究如何才能准确表达和诠释教育经验教育意义[5]将教育叙事等同于教育叙事研究的错误认识模糊了文学艺术的叙教育之事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教育叙事研究的界限,从而把教育叙事研究弥漫化,最终导致它作为人文学科的教育学研究方式的消解今天的教育叙事研究,已经演变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教育叙事这样一种表现手法已迥然不同
2.教育叙事研究教育叙事的逻辑耦连
教育叙事研究与教育叙事两个概念的逻辑差异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是绝然分离独立自衍的关系事实上,自它们产生之日起,其共生共进的密切联系就已彰显对于教育叙事研究而言,教育叙事概念具有逻辑上的在先性,因为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质的研究方法,是在教育叙事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历史发展的视域看,教育叙事的实践催生了教育叙事研究的诞生。“教育叙事研究是对教育叙事的提升或升华[6]脱离了教育叙事,教育叙事研究的根基就坍塌了,缺乏教育叙事的支撑,就不存在真正的教育叙事研究二者是相辅相成,互摄互动共生共进的逻辑关系
(二)“教育叙事研究”与“教师叙事研究”的逻辑差异与关联
1.“教育叙事研究”与“教师叙事研究”的逻辑差异
教师叙事研究与教育叙事研究二者之间在内涵和外延上皆有很大差异。教师叙事研究是指教师在教育背景中,以叙事方式对教育经验进行表述和反思的教育行动研究。教育叙事研究则根据叙事主体的不同划分为两类:[7]在第一类研究中,教师只是“叙说者”,由专业人员记述。专业人员把教师作为观察和访谈的对象,或者把教师所叙述的想法及所提供的文本等作为解释的对象;在另一类即教师叙事研究中,教师既是叙说者,也是记述者,即教师通过教育叙事,讲述自己在工作中遇到了哪些教育问题和如何解决这些教育问题的。因而,教师叙事研究在内涵上虽不如教育叙事研究广泛,但却要丰富而深刻得多;从二者的外延上看,教师叙事研究是教育叙事研究的组成部分,是其类型之一。教育叙事研究在逻辑上包括教师叙事研究,教师叙事研究在外延上从属于教育叙事研究,二者是整体与部分、从属与包含的逻辑关系。
2.“ 教育叙事研究”与“教师叙事研究”的逻辑关联
教师叙事研究作为教育叙事研究的类型之一,二者在实践运行中体现着逻辑认识上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教师叙事研究是在教育叙事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师叙事研究的实践又推动并实现着教育叙事研究的理念与法则,不断丰富着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作为教师叙事研究主体的“教师”也是教育叙事研究的研究主体,而逼近事实和经验的教师叙事研究的对象显然也是教育叙事研究的研究对象;教师叙事研究正是以其丰富的实践来彰显着自身的存在价值及对教育叙事研究的独特贡献。同时,教育叙事研究理论的发展和体系的建立,又为教师叙事研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保障,二者表现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
参考文献:
[1]杜雄柏.逻辑学教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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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ohnson, K. E. & Golombek, P. R. Teachers, Narrative Inquiry a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10.
[5]丁钢.教育叙事的理论探究[J].高等教育研究,2008(1).
[6]王枬.教育叙事研究的兴起推广及争辩[J].教育研究,2006(10).
[7]周国韬.略论教师叙事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05(12).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55
教师叙事四问
来源: 《上海教育科研》2006年第5期 作者: 王 凯
                       
时下,“教师叙事”之风正盛,许多期刊辟出专栏,供教师发表叙事作品。“校长叙事”、“名师叙事”的书陆续付梓。令人快慰的是,实践领域“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给充斥着概念、术语、政策口号的教育学书刊带来了清新的文字。本问旨在追问教师叙事是什么?教师叙事叙“谁”的事?教师叙事叙何事?教师叙事真实吗?从而廊清对教师叙事的基本认识。
一,教师叙事是什么

叙事,通俗地说就是“讲故事”,它是人类的一种表达、交流的方式。它源于人类种族经验延续的需要。可以设想,在理论思维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人们很难从自己或他人的生活经验中抽象出概念化的理论。人与人之间是借助讲述自己或他人的故事,保存和传递种族经验。这种讲述的形式是面对面的交流,内容是包容性很强的故事。故事中的经验者的情感、智慧、行动水乳交融,不曾分离。讲故事的人在讲述中不断清理自己的思路,驻足返观自己的经历。听故事的人获取故事经验的启示意义。由此叙事具有教育意义。叙事本身就是人们自我教育的一种方式。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人们逐渐采用抽象、概括的“范式”方式[1]提炼、传递人类认识成果,而叙事的方式受到压制和被遗忘。
从教育活动的发展来看,教育学的语言源于教育者的语言,早期的教育者首先是在口语这个层面来思考和表达教育的含义。他们用口头(后来用文字)叙事的方式将教育经验保存、记录下来,流传后世。从教育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教育学的许多论著大多以这种叙事、比喻的方式撰写。[2]但是,随着教育学科学化发展,教育学急切摆脱经验水平的“泛泛而谈”,教育学者试图建立科学的概念化体系。教育者的日常叙事语言被排除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之外。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在教育领域里说着互不相干的话。我们既感受不到理论语言对实践形成的震撼力,也感受不到日常语言对教育理论发展产生的推动力。由此,教育者日常教育话语的缺失乃是造成今日教育理论与实践阻隔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我以为,把叙事看作是教师“不必进行特殊的专门训练,因而具有易操作性”的研究方法的观点,忽视了教师叙事的本真特质,给原本朴实的教育叙事罩上了虚妄的光环。概言之,叙事就是教师表达日常教育生活的方式。通过叙事我们可以感受到原生态教育的真真切切,让教育理论获得实践的滋养,让教师过着一种反思的生活,领受一种自我的教育和发展。
二、教师叙事叙“谁”的事
有学者认为教师叙事是在“确定研究问题”、“选择研究对象”之后,“进入研究现场”、“进行观察访谈”。显然此时教师置身于教育情境之外,以研究者的身份走进他人教育情境,探究他人的教育活动。因而写出的作品是教师作为旁观者的教育叙事。我丝毫不怀疑这种教育叙事的价值。但是,对于从未离开教育情境的教师来说,彻底地从自身的教育情境中超脱出来,获得充分的时问、精力,叙述他人故事的可能性有多大?对于教师又能意味着什么?
我以为,教师叙事主要应该是自我叙事,叙述本人的教育经历。虽然在叙事的过程中可能会涉及一些他人的故事,但是“我”的故事是整个叙事的主打。“我”是故事的组织者,是“我”在讲述自己教育中的亲身经历。“我”不是故事中的旁观者,而是故事的建构者。“我”在故事中躬身践行自己的教育信仰,建构自己的故事经验,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
再者,故事渗透着故事主人公——“我”的情感历程。“我”在故事里以我有限的精神生命与他者相遇。“我”在故事里苦闷、彷徨、忧虑、冲突、兴奋。“我”作为一个情感真挚的完整的人在故事中生存,而非道貌岸然的“理性君子”在编撰自己的教育史话。总之,教师撰写的优秀故事必定洋溢着教师的生命色彩,个性魅力。“我”的故事是一个情感丰富、实践特点鲜明的教育学文本。
再现已经发生的故事并不只是为了保存记忆中的往事,否则叙事无异于“备忘录”。教师叙事是为了重新体验、理解反思故事。我们往往在故事的结尾部分看到教师对故事做出的后续检讨、反思以及当下的领悟。它们是故事的思想灵魂,最能反映教师撰写故事时的思想。教师自我叙事的价值在于故事中蕴含着教师对实践的反思、领悟,以及重述故事时的再反思。这种“双重反思”使得教师在撰写故事的过程重新认识教育,意识到自己缄默的教育观念,并促进自身观念的更新和教育经验的积累。
三、教师叙事叙何事
有学者指出教育叙事应该具有“问题性”[3]。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但是他把“问题”仅界定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遭遇障碍、意外,并对其威信形成威胁后,内心产生的矛盾。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问题,也是在教学中常见的问题。这种问题的特性是它们不是教师愿意看到的,教师是被动地遭遇这些问题,是被卷入到这种始料不及的、内心失衡的“问题性”教育事件中的。那么这类叙事也就具有一定的被动性,是不得不反思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教师被“逼”进叙事。

我认为,他忽视了另一种更有意义的“问题性”。那就是教师质疑自己习惯化的教学行为,对习以为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的“陌生化”而产生的“问题性”。这是一个主动思考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往往是教师直逼自己头脑中的、个人的、缄默的教育信念,为自己的教育信念赋予声音,使其暴露,在暴露中,教师自觉认识和改变支配自己已达习惯化的教育信念。这是一种难得的自知之明和坦荡胸襟。这是成长为“学者型”教师的必由之路。正如古人所言,“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该学者还提出所叙之事应该融人叙事者的反思。教师叙事不能只是“用事实说话”,要在叙事之中夹叙夹议。这也是对的。但我们还必须思考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教师反思何以可能。在叙事中,教师既是故事的作者,也是自己故事的读者。教师在以读者的身份打量着自己叙事作品。为了读懂这些作品,必要时,教师得借助或启动一些媒介。这些媒介是存在于社会文化里的一些资源。这就是布鲁纳(Bruner,.T)所指的“文化工具箱”,[4]叙事者是借助“文化工具箱”“观看”自己的叙事作品,反思批判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因此教师必须拥有丰富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才有可能反思。教师应该了解国内外人文学科的前沿进展,从而可以拥有丰富的、深刻的理论洞察力,能够从自己所研究的教育经验中“解读”出内在的理论“意义”。我们也可以用杜威(DeweyJ.)的经验论进行解释。[5]教师叙事可以看作为教师对自己过往教育经验的回顾与思考。教师在“向后看”的过程中,吸取教训,总结得失,反思个人教育观念,从而有所提高。用杜威的话说就是教育经验的生长。杜威在其总结性的论著《经验与教育》中提出了两条经验生长的原则,其一是连续性原则,另外一条是交互性原则。第一条指个人经验自身前进的方式,第二条说明个人经验的成长需要“外援”。个人经验的成长需要与他人经验进行交流互动,汲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借他人的经验,思考自己的经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的他人经验可以涵盖人类所有的文化成果,无论是理论形态还是经验形态的,都是人类智慧的凝结。由此,当我们天天高唱“反思”,并且“反思”已几乎成为陈词滥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真正反思我们何以能够反思。教师叙事也不应该成为人们逃避理论学习的借口。惟有坚持接触吸收新理论、新思想,自身才可能进步,生命才可能成长,局限于自身经验,最终将陷入“唯我”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四、教师叙事“真实”吗
这是涉及教师叙事效度与信度的评价问题。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真实是叙事的基石”,“教师所叙之事是生命中真实的经历,叙事决不是虚构,更不是捏造,它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等诸多背景下发生的。”“作为叙事研究的教育故事不是文学创作,述说者不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去杜撰,去编造”。
我以为,简单地谈论“真实”问题是不恰当的。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意义层面上探讨“真实”问题,即他们谈论的“真实”是指什么的真实。我们从叙事者的角度将“真实”问题分解为“述说态度的真实”和“述说事实的真实”两个问题。前者指述说者坦诚、求真,不矫揉造作、实话实说的心态。叙事不是为了来自外部发表科研成果、装点门庭的需要,而是体现作者表达内心教育激情,思考教育问题愿望。不然,叙事就会陷人不老实的“失贞”的泥潭。后者的不实却是“失真”。
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即“述说事实的真实?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还是“能不能的”问。“能不能”的问题是第一性的问题。上述学者所谈论的是“应不应该”的应然问题。其暗含的前提是叙事者能够述说完全真实的事件,即叙事者能够按照事件原有的时间和空间顺序再现事件的始末。但是,我们读到的教师叙事却都是教师根据自己的视角透视、理解、剪辑的故事,是教师“制造”的故事。因而;教师叙事是叙述一种主观的经验。教育事件的描述可以说是一种客观真实的故事,它是事件展开的原本形态。而教师叙事是运用叙述的方式,按照一定的主题对教育事件的重新组织。换句话说,教师叙事从“心”而出,是教师心里的故事,这种故事固然与真实的事件有差距,但是教师在主观上却认可故事的真实性。我们称之为“主观的真实”。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师叙事不是教育事件的客观临摹,而是教育事件的主观建构。
既然教师叙事是主观建构的事实,那么教师叙事能不能虚构?我们认为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事实上也存在虚构的教育叙事作品。卢梭的《爱弥儿》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此叙事便有了小说的意味。但是并不是说叙事可以天马行空,毫无边界的臆造。教师叙事不可能脱离教师的教育实践活动。它是源于教育实践的合理想象,倘若卢梭没有当家庭教师的经验,恐怕就没有《爱弥儿》的横空出世。而且教育总是面向未来的事业,人们时刻不会停止对理想教育的思索,教育叙事的虚构性恰好为人们思考理想的教育提供了空间。
对于主观建构的、虚构的教育叙事如何检验其信度和效度?康纳利(connelly,F.)认为叙事的貌似和逼真比信度和效度更重要。他试图使叙事摆脱科学研究信度和效度检验的纠缠,但是没有指出如何评价叙事研究。阿特金森(Atkinson,R.)、雷斯曼(RiessmanK.)提出了若干评价标准。[6]但是它们主要适用于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合作参与式叙事研究。不过从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点启示,即叙事作品要有说服力,能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我们认为教师叙事不适宜于客观事实评价,即教师作品的优劣不取决它是否与教育事件吻合。教师叙事研究评价应该是一种事后的价值评价。也就是说对于教师的叙事作品不应该,也不能够做“是不是”的真假判断,而是做对自己、对他人来说“好不好”的评价。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测量教师个人的叙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事件的原貌,对于我们有意义的是,叙事作品有什么样的启示价值。正如我们享受《爱弥尔》带来的深刻思想时,从不过问它是真是假。甚至我们明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是虚假的神话故事,但确信故事里的哲理是真实的。

注释:
[1]布鲁纳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的、互不通约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叙事认识方式和范式认识方式。参见Bruner JActual MindPossible WorldsCambridgeMAHaw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2]这样的著作有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拉伯雷的《巨人传》、卢梭的《爱弥尔》等。
[3]参见孙启民:《中小学教师与教育叙事研究》,《教育导:刚》,2004年第9期。
[4]有关“文化工具箱”的观点参见(台湾)范信贤:《叙说课程实践的故事:一种叙事性观看教师经验的方式》,《教育研究月刊》,2005年第2期。
[5]本文所引杜威经验论的观点参见《经验与教育》一书的第23章。[]约翰•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6]参见(台湾)范信贤:《叙说课程实践的故事:一种叙事性观看教师经验的方式》,《教育研究月刊》,2005年第2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56
论教育研究的叙事学转向
来源: 《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6期 作者: 侯怀银 王 霞
                     

:教育和叙事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教育在深层意义上有着对叙事的诉求,
叙事是教育的内在表达。教师职业叙事是教育研究的叙事学转向,转向叙事的教育研究有着独特的优势,同时也存着自身的局限。因此,我们应着眼于它的发展趋势与前景,以增强其生命力。
关键词:教育研究;叙事学;教师职业叙事





一、叙事:教育的内在表达
所谓“叙事”,就是叙述故事,陈述人、动物、宇宙空间格中生命事物身上已发生或正发生的事情[1]。或是为了“告诉某人发生什么事”的一系列口头的、符号的、或行为的序列[2]。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语言学界的结构主义发展出来的一个语言学流派,专门分析研究文学、电影等叙事作品的结构、内容、文本、事件的设计、策划、细节等等。叙事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而生,与人类的文明史共存。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在永存,为所有的人类所共享。叙事来源于生活,生活经历本身就有着鲜明的故事性特征,叙事反映人们对自己生活事件相关的认知结构,成为人类体验生活与世界的主要方式;叙事诉诸于经验,经验的基本形式就是故事,人类是善于讲故事的生物,他们过着故事化的生活,他们不仅依故事而生,而且是故事的组织者、传播者和消费者,故事研究也就成为解读人类经验世界的研究方式;叙事通过独特的故事、丰富的语言以及多样化的陈述,实现着叙事者对自身的身份与生活意义本身的阐释。叙事以其平凡性、个体性以及意义性等特点逐渐被人文学者所钟爱并广泛运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借鉴文艺理论中的“叙事学”基础上的“叙事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并且已在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女权运动理论、人类学、文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生根发芽。
教育研究能否实现向叙事学的转向,根本的前提就在于:教育作为一种特定的存在,是否具有叙事的可能。这需要从教育的视野中,寻求叙事的痕迹。
首先,教育的起点是人的生命。教育起于生命,达于精神。教育与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历程密切相关,教育的开展既需要现实的基础——生命个体,又要把提升人的生命境界,完善人的精神作为永恒的价值追求。也可以说,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现象,没有生命也就没有教育。卢梭曾说过,教育与生命同步开始,强调被教育者是一个有着各种需要和正在不断成长发展起来的生命体。他主张遵循自然规律,施予被教育者以“人的教育”,“事物的教育”以及“自然的教育”。卢梭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教育与生命存在着一种本原共生的关系,人的完整的生命是教育的起点。
人的生命是复杂的,具有多种特性。既具有生物的独特性和有限性,又具有不确定性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具有创造与超越的内在本质。作为生命,它具有超越生命的能力。生命已经从一种纯生物的含义演变为具有本体色彩的哲学术语,从其本能的生物学意义逐渐演变为冲动、直觉、情感和欲念,具有越来越强的非理性色彩,生命的非理性成为理性寄居的土壤。因此,人的生命具有了价值性、精神性和意义性。生命的自然特性决定了教育
“何为”的界限,而生命的超越性又为教育“为何”留下了更大的空间。生命个体是一种意义的存在,是一种在否定和流动之中展现自己、确认自己的存在物,教育也就应该自觉地实现时间、空间与工具的个体意义的生成,让个体一次性的生命获得丰盈的意义。面对生命世界的缤纷绚丽与复杂多样,教育应当从探求普遍化的教育规律向情境性的意义的探寻,教育的视界需要从传统的知识论、认识论转向生命的存在论。体验应当成为教育的主流话语,教育实际上就应是一个内在的、从自我出发的、倾注着个人感受和体验的活动过程。
以生命的体验、意义的获得为标志的教育,注定难以完全用科学的逻辑、规范的话语来表达和实现。而叙事则能让人重新体验自己生命的感觉,保持对世界变化的敏感,拓展生命的空间,找回丰富的人性自我。叙事,通过自己独特的意义生成方式,提供了个人化的生命际遇,成为教育的一种内在表达。教育的言说成为个体生命的“喃喃叙事”。
其次,教育是关乎生活世界的。从生命出发,教育必然走向生活世界。生活是生命的基础和展开形式,离开生活就没有任何生命成长的基础。一方面,生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价值。人的出生、发展、成熟;人的道德、价值、信念的形成;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生老病死以及人的生命意义的揭示、生命光彩的绽放等等都是在生活世界中实现的;另一方面,教育本身就是生活。教育正是在生活中建构起人的生命与世界的生动活泼、富于意义的关系,改善人的生活品质,充实人的生命的意义。
生活世界在原初的意义上就是一种前科学的、前逻辑的未被主题化和目标化的原初经验世界和直观感性世界,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因此,关乎生活的教育,无法用简化的思维来抽象,也无法用统一的、公众的话语来描述,唯有叙事,这种渗入了解释者的目的和主观意念的方式,为教育生活开辟了田间小路。以故事的方式叙述的文本保存了生活世界中的机缘、细节和流动性,更具情境性、人性,这正是作为生活的教育所需要的适切的表达方式。
再次,教育是经验的交流与传递。教育就其内容和实质来说,在于传递超生物的经验,人类特有的超生物的遗传方式就是教育。教育最早源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传递,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这种经验也被演绎的越来越抽象,教育也逐渐囿于形式化、规范化的模式中。教育乃是经验内化的一个过程它既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指导后来经验的进程的能力。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正是一种经验的传递和交流,“教育者的任务就在于看到一种经验所指引的方向,如果教育者不用其较为丰富的见识来帮助未成年者组织经验的各种条件,反而抛弃其见识,那么他的比较成熟的经验就毫无用处。”[3]经验以叙事的方式建构,并以故事的方式存在。教育,采用叙事的方式,更容易被理解,被内化,被赋予个人独特的情感、思维,而达致丰富和深刻,成为一种主观之事,这也是教育追求的理想境界。
另外,教育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的本质是社会遗传的机制(方式),或者说对人类文化、文明的积累和沉淀的统一。教育作为文化系统的重要子系统,既是文化的产物和结果,又是文化本身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分化发展以及文化诸子系统的建制化、专门化发展,既是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建制得以存在和相对独立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教育系统不断分化和不断提高其专门化、独立性程度与发展水平的内在动因和必然要求。教育已成为一门重要的人文社会学科,它在“文化化人”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人”为核心的丰富多彩文化图景。作为人文文化的教育,乃是人类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和认识的堆积。它重视人的精神,关怀人的精神生活,主张多样化、丰富化的精神体现,提倡人性化、个体化的话语方式,以寻求理解和意义的表达,而否定权威的存在。源于文学中的叙事,则把握了这一重要特征,是对人文文化的最好的诠释,也是教育的最好表达方式。

最后,叙事是教育者不可或缺的体验。教师应当拥有最为基本的两类知识:“学科知识”和“教育知识”。而知识的获得,主要就是向专家学习。内隐于教师实践中的知识,则很少被注意到。教师们的声音,他们在教育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用来解释和改进实践的理论框架,他们用来界定和理解其工作生活的方式等,在有关教学的研究文献上都鲜有记录。而这种隐性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教师的育人行为。康纳利指出:“撰写和讲述故事,是探究、洞悉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最佳方法。”[5]叙事提供了一种表达个体经验的方法,使教师的隐性知识有了表达的可能,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教师的个人实践智慧,拓展与积累用于感觉、情绪、经验、心智中的隐性知识。
从以上对教育的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在深层意义上有着对叙事的诉求,叙事是教育的内在表达。因此,在谈到教育与叙事的关系时,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育与文化中心主任No[J]lGough说:“教师和学生既是说故事的人,也是每个故事的主角。故事也许是通向某些真实的唯一途径。”[6]教育,离不开叙事。教育理念发展变化的探索,是一种叙事;对教育问题开展的深入思考,也有强烈的叙事色彩;在我国的教育领域,各式各样的人物、思想与行动,它们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等待我们考察的真实事件,而这些事件的流动性极其复杂的意义恐怕只有通过叙事的方式才能表达清楚。而这些叙事,不仅在于揭示一系列复杂的教育场景与行为关系,而且照亮了人物在此教育场景中的
“心灵颤动”,可以给读者一种精神的震撼。这也正是教育叙事的意义所在。
二、教师职业叙事:教育研究的叙事学转向
关于教育叙事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研究者独立于叙事情景之外,以教师及其教育教学为研究对象,对其提供的叙事文本进行分析和阐释;一种是教师自己当叙述者、记述者和研究者,也即教师的职业叙事。目前,大多数的研究者热衷于前者。我们认为,教师的职业叙事是教育研究实现叙事学转向的根本标志和体现,也是宏观的教育叙事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和前提。作为一种特定领域的叙事,教师职业叙事既有着文学叙事的基本要素、过程等,又具有教育自身的特点。
(一)教师职业叙事的基本要素
⒈故事
故事是叙事文中所描述的存在物与事件,它指的是从叙事文本或者话语的特定排列中抽取出来的由事件的参与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一系列合乎逻辑的、并按时间先后顺序重新构造的一系列被描述的事件。故事是人们以叙事的方式认识世界的结果。在文艺创作中,故事多数以虚构若干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悬念,凸显情节的曲折完美,追求艺术化的审美效果。而教师叙写的故事,则有着自身的特点,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真实性。教师的故事讲述的是教师个人亲身经历的生命故事,它既是教师自己教育实践成果、经验、收获的真实记录,也是教育教学实际遭遇、困惑、迷茫的真实再现。因此,确定性和事实性是教育叙事的生命力所在。它不以完美为诉求,而以事实本身为素材。这意味着教师要以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姿态将自己放入真实的际遇之中,能够积极的敞开自我,不仅仅将自己的自信、豪言、成功、而且要将自己的卑微、私语、失误等等表现出来,避免公认的话语装扮,华丽的辞藻美化。表里无违的境地,需要有直面自我的勇气和胆识。唯其如此,教师的故事才会是具体的、独特的、个人化的具有教师生命意义感的体现,而不至于叙述“常人经历”,生产出“标准化”的文本。
第二,主观性。教师的故事是“自己的事情”,是“主观”之事,是只有叙事者才能觉察的内在过程和细节,而不是由客观观察所能见证的客观事实。它的意义在于将不为人知的内在过程展现出来,而不是客观记载事物或事件发展变化的历程。教师的叙事,叙述的是教师自己的情感历程、思维历程、行动历程,心理活动与分析具有很大的比重,教师适当地叙说自己在遭遇问题、解决问题时的“思想”,增强了教师的故事的情节性和可读性。
第三,生活性。故事离不开生活。教师的故事,就是教师的生活事件,它不主张追求真理、民主等宏大叙述,而关注体现着意义、情感的“生活小事”、本土话题,这些以“生活世界”为根基的教育问题与话语,更多地保持了与
“生活世界”的亲和力,更富于弹性,充满张力,蕴藏着丰富的、独特的、感性的意义,不能以科学的方式来理性化、数量化,只能依靠教师的内在体验和感悟。教师叙述故事的过程,实质也是教师对生活的探询、体验、理解与建构的过程。
⒉叙述
叙述,指的是信息发送者将信息传达给信息接受者这样一个交流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古至今,凡有人类的地方,就存在着叙述。叙述作为一种交流,同样为教师敞开了一片澄明之境。长期以来,教师繁重的教学任务、狭隘的教学视野、稳定的教学结构和变居不动的制度管理,反映了教师平庸的生存状态和枯燥而无个性的专业生活方式,造就了广大教师的“自我遮蔽”和“普遍的平庸”。而纯粹从自我眼中之我的角度出发,进行内在的自我观照,是不能观照并理解自己的外表的,更谈不上洞见自己的内心。教师应当通过在与同事、学生、家长的对话、互动来叙述自我。在与其他声音的交流和对话的互动过程中,融入了不同的经历和自我展现的方式,教师的视阈因此而开启,逐步逼近“彼岸那隐蔽的存在”。在叙述的态度上,教师应以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的态度出现;以最低限度的居间操作来表现情境与事件,让故事以自然的、符合逻辑的方式去展开,不试图与接受者保持一致,也不去说服接受者相信什么或接受什么,而允许接受者用自己的经历去建构各种意义。
语言是叙述的媒介。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屋。语言所起的作用,一个是发生的维度,一个是反思的维度。语言总是以历时性、地方性的方式建构个人主观性。教师的叙述,就是运用教育的、生活的语言来分析、描述事件,并进行主观阐释和意义生成的过程。这需要洞察力、表达力和思想水平,而这一切都体现在语言的工夫上,呈现为文本。话语如何把握同时进行的几个过程,如何解开错综复杂的情节,如何解决人物在空间的移动问题,如何在故事世界中的各种场面之间往来穿梭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叙事学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教师在叙“教育之事”时所要实现的对语言的充分和有效的驾驭。这也是叙事研究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⒊叙述者
在叙述这一层次上,叙述者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分。所有的叙事都包含一个叙事的声音和言说的位置。叙述者,是叙述文本的讲述者,也就是体现在文本中的所谓“声音”。在叙事作品中,叙述者通常不是构成作品的语言中能表达其自身的人,而是属于一种功能。因此,真实作者和叙述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具有真实身份的个人,而后者只具有语言主体的性质。而在教师的职业叙事中,写作主体与叙述主体是同一的,而且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即同故事叙述者。教师本身就是他所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这种同一性,有利于增强叙事的可靠性,教师在讲述或行动时,更容易与作品本身的思想规范相吻合。“言说的位置”也即“聚焦”,是指是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叙述信息是透过谁的眼光与心灵表达出来的。根据焦点的不同,叙事可分为无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教师的职业叙事是内聚焦叙事,即教师既是聚焦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这就决定了教师要以其特定的眼光去
“看”出现在周围的一切,同时要以符合人物身份的一切特征去行动,并与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产生交往,不能够逾越经验自我的范围。这样的叙事,“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优势,读者以这一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原则上将会倾向于接受由这一人物所提供的视觉。”[7]
⒋结构
故事可以被看作由一系列核心事件和催化事件所相互结合的一个特殊编组,一种特定的组合。这就是故事的结构。“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那种关系。”也正因为如此,[8]文艺理论中的“叙事学”往往对叙事的结构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就教师的叙事而言,恰当的叙说总是保持了某种“叙说”的结构,而有效的倾听必须从叙说中听出某中结构。这也是叙事的难点所在。
叙事要有事可叙,事件是组成结构的基本要素。经验叙事的写作必须考虑到对事件的情节和场景的处理。情节是对事件的选择、组合,这要与那些制约人类思想与行为的一般原则相一致。具体的结合原则如时间顺序的原则与因果关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教育研究者提出了教师选择事件、组织情节的基本范式,即“你遇到的问题是怎样发生的”;“你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问题最后是以什么方式被解决的,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叙事情节要交代清楚特定教育经验对过去的意义、对当前的价值及对将来的意图,以避免记“流水帐”。而场景包括人物、物理环境和情境,它往往出现在富于戏剧性的内容、情节的高潮,以及对一个事件的详细描述等情况下,教师借场景而能把种种事件与思考集中为一种综述,从而赋予这样的场景以纵向聚合的价值。情节和场景会使整个叙事表现出一种结构,而结构就是隐藏在叙事背后的主题。
⒌人物与行动
人物及其行动在叙事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存在其中没有行为者或说人物的叙事作品,因为离开人物,叙事中的行为和事件就无法实现,我们无法以上帝的第一推动来解释叙事中的行为与事件;而没有行为与事件,就没有叙事作品。对于读者和研究者来说,在人物与行为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主次关系变化。在叙事中,当行动成为注意的中心时,人物可能从属于行动,尤其是处于重大事情的转折关头时;而一旦人们的兴趣为人物所吸引,那么行动可能就从属于人物。
人物与行动也是教师叙事中重要的要素。叙述的故事必然有与其相关的具体人物,教师要把叙述的对象从
“知识事件”转化为
“人事”,是人与知识或人与人打交道时发生的事件。学生、教师、家长等是教育叙事中庞大的人物群,它们既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特征,又具有独特性。教师要对其进行写实的描述,并通过具体行动来凸显人物的身份、性格和特征等。因此,对人物与行动的选择要具有代表性,描述要力求客观,避免那种鉴定性的直接形容、评价,以杜绝产生一种权威的、静止的印象误导。要处理好对人物和行动描写的恰当比例,要重视其中的细节,因为它们可能暗示着被研究对象的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利益和动机,也可能是揭开研究问题的关键线索,对于教师本人以及读者的思索、理解、自我意义的生成和理论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意义。
⒍时间
时间是人类最切身体验的经验范畴之一,是叙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时间不仅是叙事文本分析中的技术需求,而且从根本上讲叙事的冲动就来自于寻找失去的时间。“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变得具体可感。”[9]人们的时间知觉可以在叙事文本中体现出来,如欧洲古典主义戏剧推崇时间、地点、情节的三整一律。叙事中的时间是线性的,历史的、单向的,不可逆转的流程。教育叙事的视阈基本上是指向过去的,也就是时序中的追述,即在事件发生之后讲述所发生的事实。过去和当下的教育经验总是凝结在时间之网中,把握住特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就等于找到了认识经验的途径,叙事文本中的情节就是时间性的体现。

生活就其整体而言,事件的发生是立体的。无论就世界这一无限广泛的范围,或一个远为有限的小范围而言,每一个“当下”,都有无数的事件在同时发生。所以,教育叙事重视教师的个人生活史和个人生活实践的重要意义,教师要及时抓住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当下,及时的总结思考。当然,叙事的时间不可能与真实的时间保持一致,如以自然顺序的完全一致来表现生活,只能是乏味、无聊、毫无激情。教师是要对真实、鲜活、有意义的事件进行“保鲜”处理,要善于采用“课后记”、“教学札记”等便携方式,对隐含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情境化、个体化的体验和感悟,进行及时记录、梳理和贮藏。
(二)教师职业叙事的过程
教师的职业叙事过程包括以下步骤:观察思考、形成问题、设计结构、深描归纳、意义阐释等。
观察思考。教师要注意观察教育教学中的情景,观察当事人的态度,观察学生的反应和学习的结果以及一切可能引起问题的细小情节,可以借助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记录观察的过程,并保存观察的原始材料。在此基础上,教师要善于思考,思考不是填写模板,而是创意与灵感的碰撞。因此,教师应认真思考实践中的教育事件,对事件的发生、解决的方式、方法、过程以及总体效果等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要对如何有效的叙述、表达这些事件进行基本的构思和设计。
形成问题。教师的叙事要有重点、有选择地记叙有价值的事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某个有意义的“教育问题”或发生了某种意外的“教学矛盾”,就是叙事的核心。在以问题为中心的叙事中,有了问题就意味着有了交谈或竞争的对手,有了观念的交融和交锋,显示出了“实然”与“应然”之间的距离,而这恰恰是教师新的“生长点”。对教师来说,影响和制约叙事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是教师如何生成问题和对问题的求解。教师的问题意识,有赖于反思、追问、探究的生活方式的养成。教师要善于从平淡事中发现问题和精彩,清晰明确问题;将问题细化,便于研究和处理;养成研究的敏感性,能够随时抓住新问题等,并以其为线索,寻求解决之方案,使问题获得意义。
设计结构。叙事是一个生命的历史,叙事首先源于生活,从生活走向艺术。关于叙事,没有人认为我们的行动不是一个结构的过程。教师叙述的故事,面向生活的事实本身,需要从事实本身来寻找内在的“结构”。故事是为控制行为、信念和价值观而设计的,因此,教师如何组织故事情节,安排故事场景,就使故事具有了更多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意义体现方式。教师应重视结构对于故事的重要意义,深入研究,认真构思,以设计完善的叙述结构,保证叙事功能的有效实现。
深描归纳。由于教师的叙事重视事件的丰富性、形象性和复杂性,所以采用“深描”的写作方式。深描也就是教师详细的介绍教育问题或事件发生与解决的整个过程,留意一些有意义的具体细节和情景,并引入一些“原汁原味”的资料,如学生的作品、日记、教师的评价,学校隐性文化中的语言等等。这种对故事的细节进行整体性的、情境化的、动态的
“深描”,能完整再现事情发生的地点、时间、情节等,能把读者带到现场,使其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叙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而且富有情趣。同时,原始素材的呈现也为结论的归纳提供足够的证据,教师的教育信念和理论正是从这些对事件的描述中归纳出来的。
意义阐释。无法用理性来解释和理解的东西,可以用一种既不完全澄明也不完全遮蔽的叙述来表达。故事本身并不是目的,叙事的关键因素是对动态情境的加工、心灵再现以及尝试性阐释,因此,教师的叙事过程同样也是意义的理解、阐释和建构的过程,教师的叙述蕴涵着个人独特经历的生命意义与教育价值,是教师的主动体验和感悟。“体验不断发展,阐释不断重复,也许贯穿于整个意识过程。”[10]对故事的阐释,依赖于感知事件时的周边环境,即事件前后遭遇的一系列事件,也就是语境。同时,也依赖于教师所处的时空位置以及获得信息的交流渠道。“对特定个体而言,哪些渠道是敞开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要看该个体是谁——要看她的兴趣、她的视觉敏锐程度、她讲的语言,她在一天结束时的疲乏程度。”

三、趋势与发展:教育研究叙事学转向之前景
转向叙事的教育研究有着独特的优势,同时也有着自身的局限,这些已为研究者们所公认。在此基础上,我们更应着眼于它的发展趋势与前景,以增强其生命力。
第一、内涵扩大。首先,要突破单一的以教师为核心的叙事形式,更加关注教育实践中的另一大群体——学生,通过理解学生的经验,揭示它们如何在各种“规范体系密布的教育和生活空间中”加入自己的策略,从而在“并不需要侵犯这个体系”的同时呈现自我。其次,要把叙事的意义体现在课程中。我们要提倡教师把使用叙事作为建构课程的工具,直觉地使用叙事可以把他们认为是杂乱的课程调整得有序起来。当把“所知”转换为“所讲”的时候,叙事成了很自然的选择。
第二、多学科视野。叙事学研究有着文学理论、后现代理论、解释学、现象学等诸多厚重而广泛的理论基础,教育研究要实现叙事学的转向,也必将基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开放的思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增强理论的有益指导作用,实现经验叙事与理论的有机融合。
第三、自我完善与更新。叙事的教育研究为教育研究的多样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即在开放和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要深入认识事物及其所表达的意义,决不能忽视其产生的特殊环境;同时,它的开放性说明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证明有永久的有效性,而只是为他人的研究有所启示和成为继续研究的基础。转向叙事的教育研究是对教育本质的不断探索的过程,它必将在这一过程中自我更新、不断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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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5:59
我们如何做教育叙事? ——写给教师们
来源: 转载《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1日 作者: 丁 钢
                        
教育叙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关注日常教育实践与经验的意义。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学校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发展,制度要求的是共同的规范。但我们学校中的教育实践却是多样丰富的,这是因为在学校的日常实践中,我们面对不同的地域文化环境、不同的学校、师资和生源的状况,只有因地制宜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才能契合实践需求。因而,学校中结合实践的教育科研只有着力关注这种日常教育生活中的活动、感受、体验与诉求,才能彰显其活力而呈现多样丰富的教育意义。教育叙事正是这样而切入学校中个体和集体教育生活经验,使教育科研回归教育生活本身,在理解和分享中领悟我们自身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并成为学校科研的一种重要方式。
那么,如何在学校科研中进行教育叙事研究呢?
一、学校科研中的教育叙事研究可以立足于学校及课堂中的日常教育实践。也就是说,学校或课堂本身就是教师进行教育叙事研究的场所或现场。因此,即便是自身或他人的叙事,都不仅仅是事件的实录,而体现为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且为一种经过选择、演绎、诠释的经验经历过程。这种经历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经验的收集。
第一,是收集个人经历或历史素材。
1.我们需要探究个人经历故事,我们必须明瞭每个人的个体生活是由多种故事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许多不同的生活故事。另外,每个人的处境、想法不同,因而只有多元和混合的收集,才能产生能够解释复杂事实的多元叙事文本。
其中,口述史是一种基本策略。可以是强调研究者意图的问题结构,也可以是显现参与者意向的自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传或传记的事实撰写。
2.关注日记和日志的运用。日记提供个人对即时事件的描写、感受,通常是属于个人的记录。日志则不一定为即时记录,而体现为对事件的回顾、反思和评价。作为研究素材,如果是他人的,使用时必须取得本人同意。这部分素材对于丰富叙事的经验记录很有用。
3.可能的话,把书信运用于叙事。书信是写给其他人并期待对方作出答复的,书信往往能够揭示许多关于个人思想的知识和社会背景。
第二,进一步深化叙事。
1.除了收集和撰写故事素材之外,研究者还需要通过与参与者深入交往而进入参与者的内心世界。在叙事研究中,我们不能通过一套规范并有固定选项的问卷来获取事件的意义、理解和诠释,因此开放式的访谈就非常符合叙事研究所要求的参与性观察、交往行动和叙事收集。访谈者需要具有高明的提问和倾听的技巧。访谈的实质是对话,是两人或多人之间平等的基于彼此信任的交流。倾听在于让人说,而不轻易打断别人的讲话,善于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经验,用双向交流方式赢得彼此信任,并知道自己想倾听什么。
2.现场笔记作为深化叙事的方式,既可以由研究者自己进行观察时撰写,也可以由研究者草拟思路,由参与者撰写。在形式上,其不是单纯的资料性记录,而可以有多种形式如:描述性记录、理论备忘录(由观察而联想到的相关理论观点)、观点摘录、一己之见和推论等。
第三,注意相关的背景资料。
1.年鉴和编年史。年鉴为个体或机构提供关于重要时间或时间的简略资料历史。编年史则比年鉴更具主题性描述。它们均可为研究者提供被研究时间的历史和主题的背景。
2.文献分析的重要性。文献在叙事中具有特殊价值,因为作为共同记录或官方立场代表,有关叙事的相关日期、作者、任务、背景事件、政策、观点氛围等信息,于研究者对叙事背景和阐述具有重要意义。
3.任何纪念性物品,如照片、奖品、纪念品等,对唤醒记忆非常重要。
二、当然,叙事不仅仅是记录与叙述故事,更在于一种不断反思自身教育生活与实践的专业精神,以及对教师和学生在日常教学情境中教与学的交往、追问的过程。这种反思与追问在叙事研究看来,是对经验的重组和理解,以及提供意义诠释的过程。
第一,有了以上的叙事素材,我们还需要对这些叙事素材进行提取、分析并界定这些叙事事件如何形成、改变的基本元素和基本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关系。并且,将收集来的所有故事和叙事素材进行比较,分析每个故事的主题,然后将这些互不相同的主题重组称一个完整的事件发展过程。
需要强调地是,研究者并不能根据现存的理论来加以诠释,应该把你熟知的答案或前见悬置起来,要直面需要探究的现象,并尽可能地从自己的理解和与参与者交往过程中的理解和体验来进行分析,由此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理解。
第二,经历和实践经验的意义是由一系列交往过程构成的,或者说,意义是隐含在所有的叙事事件和故事之中的。只要对这些叙事事件和故事进行诠释,经历和实践经验的内在意义才会逐渐被人领会和把握。因此,我们强调光有叙事描述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诠释和理解呈现给读者。
参照邓金在2001年第二版的《诠释性交往行动主义》(英国SAGE出版社)一书中的说法,叙事诠释的标准可以参考如下:
1. 它们有没有生动地澄明经历或经验?
2. 它们有没有建立在深度叙事的基础上?
3. 它们的历史性和关系性内涵是否充分?
4. 它们是过程性、交往性的文本吗?
5. 它们是否将对于现象的了解都交代清楚了?
6. 它们是否与关于现象的前在理解相关联?
7. 它们的结构连贯吗?它们包含理解吗?
8. 它们是不是开放的?
顺便提一下,我们对于叙事不可能用因果关系来加以解释,而必须用多义性的诠释来加以理解。并且,只有深度的叙事描述才能提供诠释经验意义的可能,而只有通过意义诠释和经验分享才能达成真实的理解。因而,叙事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更为开放的研究方式。
  至今为止,叙事研究的成果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包括我主编的《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至今已出版的六辑当中,所呈现的教育叙事研究成果也是丰富多彩的。这是因为,“叙事研究所关注的是教育实践经验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在研究者和读者之间开放教育理论的思考空间,引申出教育理论视域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参见拙文:“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
最后,我想说的是,对于教育叙事研究而言,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规范和要求,但是如果你确实想要诠释和理解我们眼前这个现实的教育世界和生活,希望能够揭示其中真实生动的日常教育实践经验和意义,那么,以上对于叙事研究的这些策略和方法的基本描述,也许会为你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6:00
走向生活体验——教育研究中的叙事研究法
来源: 作者惠寄 作者: 段晓明
                       
一、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
从教育学史来看,教育研究从17世纪就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进,试图去寻求客观的、普遍的和中立的标准,强调把自然科学日益成熟的范式运用于教育研究的尝试,力图寻求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关注方法的独立性和普适性。这种片面追求所谓的“科学化”的研究范式,造成教育研究缺少人文关怀,远离生活体验而丧失了生活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景化的教育意义。”[1]反对那种不顾“人的整体事实”,不从“整体的人”出发的所谓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主张从人的历史和存在分析入手,去对人的精神、心灵等内在世界加以体验、理解和诠释。在研究方法论上,从传统的实证主义和规定性模式,向现象学和描述-解释性模式转移。这种转型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哲学意蕴。其核心是批判科技理性、客观主义知识观造成的非人化境遇,强调人之为人的精神生活。人们认识到如果仅仅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等原则要求教育研究,事实上是否认了其自身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人自身的生活体验,导致教育研究中的人的物化,也使研究者自身处于自惭自叹的状态。以改变宏大规划、理想与项目驱动的方式为实践驱动、学校为本和以人为出发点的方式,这正是近年来教育学界兴起一股以描述和诠释社会经验现象为特征的叙事研究热潮的直接原因。
同时自然科学自身的研究关于复杂性一系列重大发现,冲击着经典研究范式,其吸收了过去被认为只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若干方法论原则。如历史性的时间观;研究主体介入研究过程的不可避免性;可能研究域到现实研究对象之间选择的意义;研究过程的生成构建等等。[2]法国思想家莫兰把经典科学的理解方式称为简化范式,与之相对,提出了复杂范式。因为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探究已经不得不面对复杂,这也促使我们思考:难道对人、对教育的探究只满足于普遍性的、还原的和分离的原则,满足于寻找简单、线性的因果关系吗?在教育研究何以走向生活体验的问题上,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先驱威廉·狄尔泰认为,主体与客体是以“体验”的方式相互融合的,两者构成了一种“生活关系”,教育研究的真正目的在于把握主体与客体之间活生生的“生活体验”、“生活关系”,这样才能透过教育现象看到教育的本质。[3]为了达成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理解,人们不得不从科学模式中走出来,开发出一条新的道路,放弃使用科学的概念体系与思维方式,启用新的话语方式和观察方式去重新理解“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4]从某种程度上讲,叙事研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正是契合这一发展趋势。作为在科学与人文这两极之间的一个中间道路,叙事研究已逐渐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学术话语方式。这一原本有些陌生的术语开始逐渐被教育界的人们所熟悉,尤其是90年代以来对课堂教学、学校生活及教师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使人们意识到叙事研究对教育变革、对教师成长所具有的突出意义。改变了以往教育研究纯粹书斋式单凭思辩和文献得出结论的研究方式,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真正把“教育问题的学术研究回归到鲜活的现实中,使理论研究回归思想的故里,使教育研究融入实践的滋养。”[5]
二、叙事研究的内涵
(一)叙事研究的定义
事实上,我们了解世界和了解自我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叙事。如洛朗·理查森写道:“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叙事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人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叙事主义者相信,人类经验基本上是故事经验;人类不仅依赖故事而生,而且是故事的组织者。[6]所谓叙事研究就是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进行研究并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的一种研究方式。它所关注的是在一定的场景和时间中所发生着的故事,以及主人公是如何思考、筹划、应对、感受、理解这些故事的。其呈现方式可以是描述的,可以是指令性的,也可以是评价性的;具有某些内在的规则,倾诉者与倾听者在过程中具有各自的角色;具有时间节奏,来自于过去,但影响到现在;关键的不是叙事者而是叙事本身。因其所具有独特“魅力”,叙事研究在研究方法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崇和运用,它体现出对人们生活故事的重视和对人类内心体验的关注。可以说:“叙事研究就是研究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
教育中的叙事研究,实质上是从质的研究出发,相对量的研究而言。它强调与教育经验的联系,希望直接呈现生活故事的内在情节,而不以抽象的概念或符号压制教育生活的情节和情趣,让叙事者自己说话或让历史印记自己现露出它的意义,而不过多地用外在的框架有意无意地歪曲事实或滥用事实。也就是由研究者本人“叙述”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包括所研究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提出来后是如何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的;设计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后,在具体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障碍;问题真的被解决了吗?如果问题没有被解决或没有很好地被解决,后来又采取了什么新的策略,或者又遭遇了什么新的问题。教育叙事研究的基本诉求在于,它不只是关注教育的“理”与“逻辑”,而且关注教育的“事”与“情节”。
(二)叙事研究的特点
从某种程度上讲,叙事研究并非提供某种现成的答案,而是提供一种刺激,以唤起读者的反思意识,提供一种参照,一种可能。是一个由故事中的角色、叙述者、读者共同建构意义世界的过程。教育中的叙事研究所关注的是具有情景性、时间性、偶然性的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中的具体的、生活着的人,而不是与环境割裂的、无时间性的、抽象的、冰冷的人。叙事研究非常重视叙事者的处境和地位,关注的是作为人的体验与感受,及对个人的影响与意义;关注研究过程中大量的有意义的“细节”及其“情节”。叙事研究本质是重新关注研究对象“局部的丰富性”而不好大喜功,不满足于虚幻的“整体空泛性”。
教育研究中的叙事研究在尊重事实方面与一般科学研究的旨趣是相同的,尊崇“面向事情本身”的原则。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的思想,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改造,成为其重要方法论基础,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面向事情本身就是通过对现象进行深描,以此揭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以及事物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越具体、越原汁原味,就越能够显示现象的原本。叙事研究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路线,研究者必须走进主人公的生活世界,在当时当地与其面对面地交往,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对其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由于驻扎在实地,研究者可以了解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了解事件发生和变化时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关系。强调研究者个人“生活史”对整个研究过程的作用。“我们每个人也有一部个人的历史,有我们自己生活的故事,这些故事使我们能够解释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被引向何方。”[7]。叙事研究鼓励研究者从自己亲身经历的教育生活中“清理”、“寻找”出自己的教育故事,同时在此过程中,又需要形成自己的眼光。
“教育经验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决定了任何一种预先设定的理论框架都会陷入叙述紧张。以叙事的方式回归教育时空中各种具体的人物、机构及事件,叙事本身所揭示的各种教育存在方式或行为关系,以及当事人在此行为关系中的处境与感受,便成了教育学文本所要表达的意义”。[8]要体现复杂状态,故事是一种非常适合的表述方式。以故事的方式叙述的文本保存了生活世界中的机缘、细节和流动性,更能够体现生活体验的鲜活和动态生成性。也许在这些细节中、具体的经验中而不是在明确、抽象的规则中,更能够得到打动心灵的启示。教育研究中的叙事研究关注教师、学生等个体生活体验的复杂性,在叙事研究中,尽可能展示研究对象的可能相互冲突的多面性和复杂交织的联系,而不是寻求简单的因果关系。所强调的不是形式、规律,而是事情本身对个体的生活意义。叙事主要通过有关经验的故事、口述、现场观察、日记、访谈、自传,甚至书信及文献分析等,来逼进经验和实践本身。
教育研究中的叙事研究正是以强调意义理解与建构、面向事情本身、关注复杂为旨趣,试图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把事实本身也当作具有时间性和历史特征的动态过程,把人直接体验到的自己的种种状态展现、揭示出来,并由此领悟和追问意义,以获得视界的敞亮和自我的更新。
三、叙事研究运用中的几个问题
叙事研究的运用是对生活体验的一种呈现方式,其实质上在于寻找一种能够更好呈现乃至穿透现象的语言方式或理论方式,更多的是一种理解方式,而不是一种可以被工具性完成的操作。下面就叙事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中有所争论的几个问题加以简要分析:
(一)真实性
叙事研究法真实性归于对其信度与效度的探讨。“如果叙事研究不相关我们通常知晓的任何事情(如理论驱动),如果其不指定一个由研究者提出的感兴趣的问题(如假设检验)或者产生其他人能够用来界定特殊场景的知识(如非普遍性的),其如何能够被称之为研究?”[9]其实这种质疑是基于科学逻辑思维角度的,而实际上叙事研究超越了信度、效度和普遍性,它通过时间、地点、情节和场景的协同来创生叙事的经验品质。具体的“事例”或“事件”虽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推而广之的意义,但它能够“使有类似经历的人通过认同而达到推广”。[10]叙事研究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量的研究所谓的“客观现实”的“真实性”本身,而是被研究者所看到的“真实”,他们看事物的角度和方式以及研究关系对理解这一“真实”所发挥的作用。
叙事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对话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从科学知识出发来判断叙述知识的存在和价值,反过来做也不行,这两处的相关标准是不一样的。说到底,我们也许只需赞叹话语种类的繁多就够了,就像赞叹动植物的繁多一样。”[11]不言而喻,叙事研究法作为教育研究中的一股新流,具有其独特性,对其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对相对处于弱势的叙事研究来说是很必要的。
(二)代表性
教育研究就是为了透过大量的教育现象,明了现象背后的本质。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追求是否是唯一的教育研究目的姑且不谈,单就寻找本质而言,不同的人对寻找事物本质的看法是不同。就像一个“剥笋”的过程。叙事研究先不期待剥开之后会见到“核心”,它认为竹笋的本质保存在竹笋的整体中而不只是竹笋的核心。为了这一整体,可以在不剥开竹笋的情境中观察、解释、理解竹笋,也可以在剥开竹笋的过程中来进行。无论采用任何方式,都必须观察并记录整个过程,因为竹笋的本质就在于这个过程中。[12]所以说关于某个教育事件的“叙事”,其研究过程本身已经显现某种教育意义,甚至不需要过多的“论证”其理论意义。
当然叙事研究并不是简单的描写和叙述,“要进行明了、准确以及实事求是的描写,并非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么容易;正相反,它需要具备极高的学问,需要进行长期刻苦的训练。”[13]而且这还关系到抛弃原有的一切偏见,以全面地看到事物本身,为此需要一种唯有经过长期磨练才能掌握的技巧。只有一种周密的、越来越细致入微的描写才能揭示这种简化的实际形象,使新的未料到的真实特点显示出来。因此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得心应手地使自己个人“生活经历”或某个“教育事件”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叙事”。当然关于事物意义的一切说明都具有有限性。而只有当我们把这种叙事看作是“我们的经验、行为以及作为群体和个体的生活方式”时,这种叙事研究就不再仅是主观意义上的产物。[14]
(三)开放性
从一定程度上讲,叙事研究的广度即开放性问题。叙事研究中的叙述者是不同的,一是向叙事者不带偏见地、细致如微地描写和讲述叙事者的故事,遵循现象学描写技巧的要求;二是为读者谦逊地、建议性地提供事件、故事或案例,而不是以确定的方式向读者提供证据、概念和结论。它常常把结论留给读者自己去理解或重构,把理解的权力还给读者。向叙事者开放,并不是研究者缺乏研究能力的表现,而是出自强烈的责任感,抛弃不允许的简单化做法。而向读者开放,也不同于言语表达上的模棱两可所引发的歧异,虽然丰富的意义部分地来源于言语上模棱两可,这个过程不仅是在“发现世界”,而且是在“建构世界”。叙事者与倾听者的角色是多元和动态的,既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重的。两者正是在这些丰富的互动关系之中一起协商和建构着一个构成性的、不断向前发展着的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的叙事研究对教育生活本身能更深刻、直接地揭示了一种教育“真理”。叙事研究强调开放式的研究设计,由于没有固定的预设,研究者可以识别一些事先预料不到的现象和影响因素,使研究保持一种开放性。因为仅有叙事是不够的,研究者需要理解经验叙事的意义和对他人及社会问题的意义。
叙事研究已逐渐步入教育研究的殿堂,而且日益引起重视,势头由弱变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盟或关注。教育研究运用叙事的方法,并不是仅为了改变一下教育研究的样式,强调叙事研究也决不是因为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否定而试图获得一种方法论上的背道而驰。作为另一种研究方式,叙事研究是为了寻求教育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教师、学生以及其他人是如何执行、理解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进而又编织了一张怎样的教育“意义之网”?这些活生生的生活实践与体验是叙事研究始终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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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6:01
教育叙述批判
来源: 作者惠寄 作者: 杨晓峰
                        
摘要:借助叙述学的有关术语,对教育叙事者之间关系、教育故事的信度、文风、听众、教育叙事者良心与责任等进行批判;要修正教育叙事的弊端,必须要审查叙述者的语法结构。
关键词:叙述;叙述者;教育故事
那里有人,那里就有叙述——巴西兹 [1]
巴西兹可能是“泛叙述”观点持有者——他甚至认为叙述的体式可以是“教堂窗户上的彩绘,报章杂志里的新闻”。受到这种观点感染的读者,可以在生活中找到无数的“叙述”、“叙述者”和“故事”。正是因为如此,借助叙述的术语讲一个教育的故事才成为可能。因为“教堂窗户玻璃上的彩绘”具有“叙述”辉煌岁月或神的光辉的功能,而“鼓嚣喧噪的学术垃圾”也能“叙述”在场知识分子的浮躁、短视、功利与虚伪。
叙述者要分为三教九流吗?
当教育研究的目的被多元化后,教育故事的叙述者们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理想与追求。这使听众有机会目击与体会教育叙述者们的阶级性与分层。科研场所与大学的主体自诩或被冠为精英。这是一支“庞大的无所建树的专业研究队伍”。[2]但这并不妨碍凭借学术特权使精英们贵族化。学术贵族在荣誉和对他们期望中滋生了历史责任。他们认为自己把握了教育的脉搏并对自己的判断确信无疑。教育界的真正主体由于他们先天的缺陷而被边缘化为贫民阶层。贵族俱乐部对贫民怀着本能的鄙夷。因为“文化上的精英自古以来就瞧不起乌合之众”。[3]
在这些叙述者的眼里,贫民与拙劣、幼稚可笑联系在一起。贫民阶层对贵族的叙述能力、故事、气质与优越表达出不可抑制的敬畏。谦虚与自卑使得他们几乎没有质疑贵族权利的动机与勇气。贵族的不屑与贫民的侧身而退,使得这里一片寂静、波澜不惊。
硝烟来自精英的内部,发生在权威、社区管理者和新居者之间。这里发生的是一场社区战争。一场与真实的社区类似的战争。它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新居者的社会化。“当一个家庭、家庭单位、村落与部落的一部分,或者类似的较小的单位,接纳出生于其中的婴儿时,是采用强迫他们参加公共生活方式,以及其他几种具体手段,如训练、操练、教训、仪式等,最终把这些孩子培养成与上一代相近的成年人”。[4]
尽管对学术规劝的手段在这里略显单一,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战斗的核心是对故事流传的控制。新居者力图使自己的故事被觉知,最后达到对获益权的分享。由于权威们本身对叙述的大量渴求以及社区管理者与权威的优势结盟使得新居者不但要接受纯洁欲的审查、而且要遭遇小空间的烦恼。于是,新居者只有两个选择:先被同化,再谈竞争。一些新居者的表现为或者低三下四地献媚,或者矫情地演示自己的深邃与睿智。
教育故事是科学吗?

“社会科学家们与其说在陈述事实,还不如说在创造事实”。[5]
这种观点,在我国的教育界似乎并未受到重视。叙述者一直在努力以科学家的口吻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使叙述环境对故事信度有着异常苛刻的要求。图表、统计数据变成了故事的防伪标签。定量研究实际上是屡经“主体性”加工产物。尽管在大多数场合它是听众们的盲区,但这种措辞还是赢得了一片赞赏声。历史对许多手段的评语是:在哪个特定的年代,它起着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已不合时宜了。历史进步到历史反动往往是成长的结果。当教育叙事被少数精英分子垄断时,历史便被迅速的改变而出现早衰现象。合理被提前蚀化。教育故事的信度的滥用使它成为叙述者手里的幌子。这种心照不宣的游戏日益世俗,参考书目与叙述者的身份甚至被用来检验信度的成色。
正是对这种内幕的了解,使信度在“圈子里”遭到怀疑。了解自己的品行而否定他人与了解他人而怀疑自己在平行地发展着。不信任成为多米诺骨牌。启动一个,就可以持续否定到任意的长度和任意一个教育故事。远离并诅咒异类。叙述者对同行的否定的情绪根深蒂固。这种情绪以后现代的话语表现出来。叙述者找到后现代犹如弗洛伊德找到了被压抑的欲望。用这种理论,可以把一切分解成“碎片”且不必担心激起不满,因为怀疑本身就是时代的流行哲学。精神移民是这种情绪的另一种表达。丧失可信度与可信对象的叙述者只好选择了古人与异域。尽管古人与异域是我们思想与创新的基础。但这种投靠已经庸俗化了。古人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被放大到让人惊讶的程度。这种表达方式受到很多叙述者的欢迎,因为它是勤奋的标示、散发出浓郁的古典气息。而一些有语言能力的叙述者,选择的捷径是复述西方的故事。它的千奇百怪的措辞、时尚、前卫使听众在朦胧中迷失了判断力。正所谓“奇辞起,名实乱”。[6]
对于迷信的听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一头雾水。至于这种结果——故事的谶纬迷信、迂腐难懂与铺天盖地的学术殖民则被忽略了。土生土长的故事在“西学”的俯视下,要么投入它的怀抱,要么羞怯地退场。我们的教育成为他们理论的实验场。
大众的风格就是幼稚的吗?
贫民的感性故事似乎是成人世界中的儿童文学。他的不幸是天生的浅显易懂。没有人会被这样的故事感动。对贫民风格的歧视结出的一个苦涩之果是在“12年的时间里,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研究》中的刊文率只有6.7%”。[7]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权威们站稳脚跟后,很快就放弃了创业时的故事风格,转而热衷于口语。这种风格只有权威们才敢拥有,并成为他们的美德的一部分。学术权利转化为学术魅力。评价的双重性在这里悄然进行。一般的叙述者需要适应快餐文化,要学会赶潮。漂亮的故事题目、猎奇性内容往往必要。社群已经习惯于苍白的语言,已经习惯于平行结构,已经习惯于阅读黑体。现代学术八股以铺天盖地地规模迅速宣告了它的王者地位。透过典型的文字,我们看到一张张典型的面目。“自50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地以僵化的模式话语,作为学术言述的范本”。[8]
叙述者如此地明目张胆首先是因为他们对听众的文化底蕴有一种错觉:听众似乎是一个缺乏数学文化、缺乏逻辑思维、拒绝表达情感的群体。其实这种判断不过是叙述者自身素质的投射,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其次“当代中国人语言的僵化和虚假,无疑是标志着人们思想的僵化和虚假,标志着它与生活的真实的隔绝状态”。[9]
在这些人的眼里,《爱弥尔》应改为《爱弥尔的生活、学习、爱情以及宗教教育》。因为后者较前者更加清楚明白!!!
在那里追溯故事教育的起源?
教育故事大多出在基础教育部分与教育的现场,而教育叙事者大都富集在大学与科研机构。科研与利益的挂钩使相当多的叙述者失去了热情而沉迷与研究。这种弊端的一个后果就是:叙述者飘逸出教育故事的发源地。不可否认,一些精英中的幸运儿被赋予了各种特权。游历与信息丰富了他们的故事。个别人讲的故事因此而特别动人。而大多数新居者只好操起洋泾滨的语言,站在摇摇欲坠的彼岸,用一种全新的视角,结合不同的学科,对教育故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可贵的是:一些叙述者怀揣创新的梦想。但是与教育现场的脱离与功利,给了他们重重的一击。“在科学领域、假如有人从事的学科当作一种表演事业,并由此登上舞台,试图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并且问‘我如何才能说点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前无古人的话呢’——这样的人是不具备‘个性’的”。[10]
他们的行动不过是在复述如下的事实,“各种思想体系不断地重复着变地难以置信但总是从中获益的机构散布的真理”。[11]
这种问题的极端是“大学教授居然不知教育学为何物”。[12]
教育故事被假定为高深,是一个需要哲人与哲理才能讲得清楚的深奥故事。他们完全忘记了一个“粗俗”农民可以教养出一个正直进取、温温尔雅的青年。灼见与庸见有多大的差别?在精英退场的那一刻,这个答案立刻出现了,因为退场的瞬间,随着光环的消失,专家成为贫民。叙事者受到灵感的启发,发现了一个故事的线索,随之运用积累的叙事技巧与格式来将故事学术化。想法被包装成教育故事。这些故事体现出的结论就是:学术成果原本就是思想小品。叙述者本不必对此却掩掩遮遮,因为也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学术凸现’时,这不过是一些自认为很有思想的学界中人走投无路时的自我欺瞒的说法”。[13]
叙述者错在用学术来标高其思想的中立。就是意识到这一点,由于思想与实践的拒绝融合,使得他们“终日言成文典,及纠察之,则惆然无所归宿”。[14]
谁是教育故事的听众?

“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15]
教育故事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教育问题。它的理想境界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教育故事被自己消化,为自己的教育问题服务。不幸的是,教育故事没有逃出被沦为市场的命运。教育问题不再是需要被拔掉的杂草。它被摆进了市场。它是叙述者安身立命赖以谋生的手段。一旦叙述者发现一棵新的杂草,他就会习惯性的把它据为己有。他希望它悄悄地生长在那里直到自己将其投入市场——典型的东晋僧人支敏度式的学术贩者。[16]
贫民在喧闹的、鱼龙混杂的市场前迷失了方向,最后发出“热闹是他们的”这样的感叹。这时,出版商的登场使真相大白。他们的一声“版面费”唤来了叙述者高举的双手。科研基金与生活费从叙述者那里流通到杂志社。叙述者买下了自己的成果,同时也买下了让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的机会。尽管通过发行,一部分教育故事到达了教育的前线,但它的最大的作用不过丰富基层的谈资而已。因为“让一帮想象力已严重萎缩和扭曲的所谓‘作家’、‘学者’,来训练和培养儿童的想象力,真是天大的笑话”。[17]
叙述者的无为加上一线教师的不思进取,使教育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质量倒退现象。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八年,培育出一批令国人骄傲让世界瞩目的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五十年代的学生“竟然如此的优秀……他们的理性、学养、质疑世界的勇气和坚守个人尊严权利的自觉,都是后二十年的学生不能望其项背的”。[18]
而现在“在教育的恐惧下,我们麻木了。对周围的事和人冷漠,不尊重别人甚至他们的生命。对‘真、善、美’,我们甚至没有基本的认识”。[19]
学术论文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与教育改革的举步维艰形成令人不安地对照。
学术良心何在?
故事的空洞、语言的僵化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学术领域,个性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20]
对于大多数教育叙述者来说,个人可雇佣性、安全感与自尊取决与他所讲述的故事,选择隐居不但要遭到社区的讥笑,而且会面临被驱逐出局的危险。对生存威胁的恐惧使叙述者害怕沉默与孤独。客观的需要取代了主观表达的冲动。在不断的迎合与应付中失去说真话的状态。“君子口中无惯语……不诚何以修辞”。[21]
果然,激情很快被仪式替代。在被自己的堕落侮辱后,报复欲控制了大脑。理性的恶意会将羞耻、良心与道德如蛛丝般地抹去。叙述者之所以心安理得,是因为他们把责任推到社会环境与体制的身上。环境充当了替罪羊。怯懦与懒惰使一部分尖刻的话语转化为隐喻。用隐喻来修饰与弱化不满实际上是学术的狡猾与世故。它一方面拍了审查机构的马屁,一方面又显示了叙述者的贵族气质与修养。个别人的心灵焦灼要么是叙述者的幼稚,要么是他用来摆脱被指责为冷漠的一种手段。就是这种相当可贵的焦灼也难从以而终而具有情景性。
新居者似乎认识到了自己无赖的形象,但侥幸地认为,复制与粘贴也不失为一种学习方法。为了将来能讲些精彩的故事,现在的喧哗是必要的。学术良心与责任的赌注被压在将来。新居者期望在将来的某一时刻,当他把教育故事塞进老虎机时,他可以将以前的不端行为尽数加以弥补。故事的发表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急功近利与浮躁使大量雷同故事盛行。
“庸俗化与个人主义使那些终极的、最高的价值已在公共社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22]尽管很多叙事者对自己的故事相当的自恋,对别人的故事极为蔑视。但鲜见故事之间的交锋,更不用提谩骂与诋毁。整个叙述俱乐部一团和气。良好的社区人际关系决定叙述者的前途大事。署名权在人际关系的泛化中与真正叙述者的交易成为悬案。个别的学术黑马由此杀出。人世间有多少溜须拍马的手法,中国学术界也就有多少走向腐败的招数。[23]
叙述者,你到底是谁?
教育学的尴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砸到教育叙述者的头上。它是叙述者心灵被蒙蔽的结果。积弊之深已使教育叙述者沦为需要启蒙的地位。恰如明吕坤所述“今之学者,将个浮躁心观理,将个委靡心临事,只模糊过了一生”。[24]
一些知识分子人对此表达了激烈乃至偏激的关切“只有当公共权利放弃政教合一和对于教育出版的垄断、民主对于无权势着者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思想对于无权势者来说才识可能的”。[25] 抛开价值不论,这句话实际上为我们识别叙述者的身份打开了一个缺口,因为 “检查制度表明政府对艺术家创造性活动的介入程度,也表明了艺术家对政府的依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政府对艺术家创造性活动的支持”。[26]
那么怎样界定叙述者的身份呢? 从检查的角度讲,叙述者的故事与出版商构成了一个压抑的氛围,显然不能给他们贴上被“束缚了思想的无权势者”的标签:从支持的角度看,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却要努力推动叙述者徘徊不前的脚步,似乎不便把他们等同于公共权利。
教育叙述的先验批判
唐纳德·肯尼迪把美国的学术不端行为归入三类:一类涉及署名权和学术名誉的分配问题;一类是非法盗用他人的观点或表述的问题;还有一类是故意篡改数据或实验技术的问题。肯尼迪认为“研究的竞争性、学术声誉的重要性、一些学术领域的队队伍的规模膨胀、获得终身职位的困难等、都可能不时地导致不端学术行为的出现”。[27]美国的教育叙述的种种弊端与我国的情况大致相同。这说明:教育叙述的苍白与它背后的龌龊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它是工业文化特定时期的产物。目前已有一些人开始探讨学术制度与出版制度的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则学术研究走上正路的日程就遥遥无期。即使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如果知识界的学风仍不改变。则中国的教育叙述仍会空疏无用。而对教育叙述者进行改造的当务之急不是从更高更深的方面对叙述着进行专业化,而是要分析叙述者的语法结构与寻找叙述的逻辑起点。“只有首先完成了对折个话语编码机制的检查维修,才能避免产生各种语义错误或者其他语言障碍”。[28]这就是对叙述者的叙述进行“先验批判”,剖析叙述者的“欲望结构”,向“零度主体”尽量靠近。只有这样才能厘清思维与存在、知识与道德、理想与现实、才能从功利中摆脱出来。在对语法结构的审查中,下面的“欲望”应被仔细盘点。
首先是政治意识问题。学术问题政治化在中国根深蒂固。被誉为“形而上”的哲学,在中国向来就是神圣的政治说教。思想家对论证过程不屑一顾并睥之为“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实际就是思想家构建的庞大规范体系及其衍生思想。“在哲学思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一个对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相区别的‘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阶段,中国学术一直无法获得一种强固的理性分析系统,而其内在的欲望与道德激情也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限制,从而学术文化讨论总是要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29]这段话分析了当代中国学术的一种未经仔细沉淀的意识。不敢断言它完全符合教育研究情况,但如果说公共政策与教育是个连体儿,那么只有经过先验批判的理论与舆论才能对公共政策形成真实运行状态的反馈。社会各界应能正确对待善意的批评。历史早已证明,打击与压制不会长久,惟有体味来自各个角落的声音的社会才是开化与文明的社会。
其次是思想与学术的问题。不管是学术让思想走开,还是让思想成为的“风骨”。这种反思本身就在说明思想与学术暧昧不清的关系。实际上,长期以来思想研究与纯学术之间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对话。相反,互贬与鄙夷倒是经常的事。其结果是“对于忽视了思想史提供的思维资源的纯粹学术文献研究,往往受到思想观念的制约而使自身在‘学理’上难有精进;而对于忽视了学术史提供的知识背景的思想史研究,则由于缺少相对对坚实的学术基础因而特别容易从‘学术’走向‘道术’”。[30]
叙述着要做的是认真地进行思想与学术的对话。不必漫骂与伪饰。
再次是措辞的问题。在对哲学、科学与数学的可靠性的排序中,数学处于领先的位置。严谨可靠的数学在理性的批判的叩问下,也会暴露出它根本的缺陷。为将数学置于可靠的基础上,数学家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荷兰数学家布老威尔倡导直觉主义,其最终命运是掉进了唯我主义的泥坑。德国数学家戴维·希尔伯特用无矛盾性来建立数学证明方法的确定性,并于1900年发表他的构想。库尔特·歌德尔以其不完备定理证明了希尔伯特的构想的不可解性。通过对数学史的考察,戴维·多伊奇认为:数学是派生的、完全依赖于我们的物理世界。这样的判断对于热衷与在教育叙述中穿插数学公式的人不是好的结论。实际上“很多人愈来愈厌倦那种声称实验技术、文献诠释或回归分析能避免‘主体性’的主张”。[31]
既然最保险的措辞都值得怀疑, 叙述者与社区应容忍各种措辞的存在。
经过“先验批判”的叙述者,只是完成了对自己的资格的审查。下面的是“该讲些什么?”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要上溯到教育叙述的功能上来。教育叙述不是数学家脑子里的符号、不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教育叙述产生于教育现象之后,通过描述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对教育进行正确引导。所以说:教育叙述的目的就是服务教育。这是它唯一的目的,舍此而作他求必然回走向歧途。如果说,长期以来“理论与实践结合”这一术语已经成为霸权话语,那么、教育叙述应坚守这种霸权,并依此为本。有了这种意识,就不怕没有故事可讲。这也许是我们最需要的逻辑起点。
教育研究的神圣之处,是它拥有一个纠正教育价值引导偏差的梦想。教育是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有体会的普通活动。它不是必由知识分子才能解释得清的,需要纯而又纯的证明才有说服力的东西。教育研究者所要做的是深入教育的现场,用心聆听受教育者的声音,亲身体会受教育者的喜怒哀乐,分析教育者的迷惑与困难,寻找理论与实践的视域的融合。用激情而不是教条去激起业已沉寂、冷漠、世故的教育。用生命而不是业务去谱写引导人类的事业。
注释:
[1]参见浦安迪讲演:《中国叙事学》,北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 [12]巴战龙:《教育学的尴尬》,《读书》2003年第10期。
[3]王怡:《无权势者怎样思想》,《东方》2003年第9期。
[4]厄尔斯特·盖尔纳,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5]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周晓红译:《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105页。
[6]荀子·正名篇 。
[7]金顺明:《简论<教育研究>的作者群及有关问题》,《教育研究》1994年第11期。
[8]陶人:《学术贫乏与学者自律》,《东方》2001年第7期。
[9]肖川:《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9页。
[10] [20][22]马克斯·韦伯,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27页,第26页,第48页。
[11]米歇尔·德·塞尔托,李树芬译:《多元文化与素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13]邓晓芒 《让学术成为思想的风骨》,《东方》2001年第9期。
14]荀子·非十二子篇。
[15]荀子·劝学篇。
[16]倪粱康:《学者、思者与贩者》,《东方》2001年第11期。
[17]张闳:《新语文:“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东方》2003年第9期.
[18]筱敏:《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关于素质的随想》,《东方》2002年第1期。
[19]唐磬:《一位高中生给教育部长的信》,《东方》2002年第1期。
[21][24]呻吟语·存心篇。
[23][28][29][30]刘士林:《先验批判》,上海三联2001年版,第89页,第20页,第22页,第43页。
[25]王怡:《无权势者怎样思想》,《东方》2003年第9期。
[26]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周晓红徐彬译:《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27]唐纳德·肯尼迪,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
[31]尼尔逊等著,许宝强等 译:《学问寻译的措辞学·社会科学的措辞》,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8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6:06
教育叙事的理论探究
来源: 《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 作者: 丁 钢
                        

要:
迄今为止,关于教育叙事的理论阐述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本文试图从人文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序列与位置的时空关系、诠释与解释的不同取向、主观与客观等四个方面,对教育叙事研究本身的基本理论进行探究,力求为教育叙事研究及其方法论厘定其理论基础。
关键词:教育叙事;教育经验;诠释

教育学和哲学、文学不同,哲学是思辨的学问,文学侧重于形象思维,教育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用适当的方式去呈现它。以前的教育研究总是跟着别的学科走,长期处于迷失的状态,越想理论化,越做不到。今天,我们需要努力寻找符合并能够表达教育——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的话语方式和理论方式。
人类的生活与经验息息相关,而叙事就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基本表达方式,我们总是在寻找诠释经验的理论方式。教育叙事是表达人们在教育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教育经验、体验、知识和意义的有效方式,教育叙事研究就是探究如何才能准确表达和诠释教育经验、教育意义。
叙述和讲述代表一种思想,这种思想设计人类经验的性质,设计经验怎样被学习被表达,以及如何在科学一人文这两极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1]
应该说,叙事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和经验意义的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一方面通过叙事来尽可能地展现教育的真实,以便使教育研究与真实的教育经验形成内在的关联;另一方面我把叙事提升为教育经验的意义探索,叙事不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为了表述人类经验而附加的东西,相反其关注的是生活世界中“究竟有些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所涉及的不再是经验的表述,而是经验(包括个体和集体经验)的本质,以便通过叙事研究而提供一种经验的理论方式。

作为诠释经验的理论方式,教育叙事的理论阐述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我们需要深人探究教育叙事本身的基本理论方面。
一、人文与科学的思维方式
对教育叙事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首先需要考察教育研究作为人文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区分,以及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区别和关系。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it)认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2]一切都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引申开来说,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一次性和不可重复的现象,并以人文的方法来把握个性、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而科学的方法是解释因果关系,即关注那些普遍的、有规律而可以重复的现象,以及普遍有效的法则。
波塞尔(Hans Poser)在其所著的《科学:什么是科学》中指出:
所有自然科学的主导思想就是力图通过发现“规律”把握运动与变化。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是这样,近代通过因果性及归纳得出的所有理论亦是如此。依靠这些规律可以从现有的条件中推导出将来的状态,并对过去曾经存在的状态进行复原,如同自然科学中的“亨——奥模式”①那样。[3]
近代以来,我们已经太习惯于用“规律”的眼光来观察一切,“这样,我们所经历和体验的生活与追求科学性、追求客观性的学问之间的距离便越来越大了”。[4]
以往的教育研究者以所谓的“自然科学家”(Hard Scientists)的模式来进行研究,将计量当成科学的同义字,并且偏离这个模式的任何研究都是可疑的。但反讽的是,即使是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和化学)中之科学家也不像那些热心模仿他们的人那样狭隘地界定“科学”。诺贝尔物理学得主布里奇曼(P.W.Bridgeman)对于科学方法曾有如下的主张:“没有所谓的科学方法……科学家程序中最为紧要的特性,只是全心全力去做,而不是自我封闭”。[5]道尔顿(Dalton,1967)也指出:“许多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都质疑,是否有所有探究者能够或应该遵守的可再制的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可看到他们采取不同的并且经常是不可确定的步骤来发现与解决问题”。[6]
而另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在他一部重要的著作《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中,重点论述了社会科学家对于自然科学的误用。他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都打着“科学”的旗号,但此科学却非彼科学。比如,自然科学理论常常向我们揭露常识的不可靠。但与此相反,社会科学却必须立足于常识之上。
在哈耶克看来,虽然自然科学本身及其取得的成就不可忽视,但要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来分析社会科学且作为社会科学分析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则是完全错误的。他指出:
科学所研究的世界,不是我们的既有的观念或感觉的世界,它致力于对我们有关外部世界的全部经验重新加以组织。它在这样做时不仅改变我们的概念模式,而且抛弃感觉性质,用另一种事物分类去代替它们……。[7]
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与对象是不同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需要借助自己的感觉认识外部实在,但是自然科学却要不断破除由感觉所形成的人们对自然的常识性看法。因为,“科学打破并取代我们的感觉性质所呈现的分类体系,这虽然不太为人熟悉,却恰恰是科学所作的事情。”[8]而且,“当科学家强调自己研究客观事实时,他的意思是,要独立于人们对事物的想法或行为去研究事物。人们对外部世界所持的观点,永远是他要予以克服的一个阶段。”[9]显然,自然科学家力图在感觉分类系统之外得出另外一种分类系统,以便对自然做更精密和更准确的解释。因此自然科学家并不重视人类的常识观念。
与之相反,社会科学则认为,“从任何意义上说,惟一能够存在的知识,就是这些分散于不同的人中间、经常彼此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10]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事实”都是与人有关的事实,即与人的观念有关的事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分在于:自然科学研究人和自然或自然本身的规律,社会科学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科学具有“客观性”,而社会科学具有“主观性”。由此,试图用研究恒常性的客观事物的方法来研究随时会因知识或观念改变而会改变其行动的人,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是不可取的。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自然科学的语言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人文科学的语言,将演绎的和假设考验的研究称为科学的,即在量化、可观察的科学条件控制下,人们可以对社会世界做出科学的解释,得出的结论也能得到证实。由此,活生生的经验及其意义在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中被排除了。量化研究者将他们的工作视为搜集人类行为的“事实”,当累积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作为一个理论的检证和阐释,使科学家得以陈述事件的原因和预测人类的行为。质性研究者并不仅仅是在搜集“事实”,他们知道人类的行为太复杂而无法如此去做,对于原因和预测的寻求,反而会逐渐损坏他们的能力,使人类的主体性、意图以及意义等等会被排斥在外,尤其是对人类行为和经验的基本诠释性质之掌握。
所以,质性研究者的目标是对人类行为和经验的理解,研究、表达和解释人类的主体感受(经验)。他们寻求掌握人们建构其意义的历程,并描述这些意义是什么。他们使用经验的观察,因为探究者从具体事件中产生对人类状况更清楚、更深层的思考。
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并不会与科学家的逻辑分析完全吻合。观察者只能以参与的方式来揭开这些逻辑的意义。任何事物都不是在观察者的想象或组织之外存在,而他们自己的经验世界就成为非常合适的探究对象。与主张主客两分的科学实证主义者不同,质性研究者参与经验世界,正是为了更详细更生动地理解、表达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
这如米尔斯所强调的:
学术界最出色的思想家……从不会把工作与生活分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必须学会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用到你的知识工作中去。[11]
当叙事研究被引入教育理论领域,教育叙事研究本身已经不同于哲学、文学和宗教的方式,而更倾向于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接近教育活动本身,并符合教育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本身。
二、序列与位置的时空关系
在叙事研究中,时间的讨论常常成为一个主题。但是,关于空间的概念却往往不见涉及。我以为,在叙事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值得关注。
布鲁纳以为:
叙事、推理是两个基本的、普遍的人类认知模式之一。……逻辑——科学模式寻求普遍真实性的条件,而叙事模式寻求事件之间的特殊联系。叙事模式中的解释包含在上下文之中,而逻辑——科学模式解释则是自时间与空间事件之中推断而来。两种模式都是形成意义的“理性”方式。[12]
布鲁纳是把叙事与推理看作两个基本的人类认知模式。逻辑——科学的模式因为在于寻找普遍性,因而在意义的探究中主要运用逻辑推理和演绎方法;而叙事模式则重在寻找事件之间的意义关联,因而在意义的探究中主要运用关系寻求和归纳方法。两者虽则都是理性的方法,但却标志了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区别。
而伯格则更倾向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关于叙事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关系,伯格也指出:“叙事并非与逻辑——科学模式无关;科学家在描述实验时必须用叙事,同时具有线性和序列性特征的实验可被看作具有叙事结构。”[13]
这种说法也许会让人产生一种疑问,是否具有序列性特征就可以证明叙事的存在?关键在于对“序列性特征”的理解。
海登·怀特[14]认为:正如曼德尔鲍姆所强调的,对一组事件的序列性叙述与对同一组事件的叙事性说明并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解释原则中缺乏目的性。对任何事物进行任何叙事性的说明都是一种目的论的叙述,正因为如此,叙事性才在自然科学中受到怀疑。以此为基础,怀特进而认为,叙事在自然科学中根本没有地位,除非作为报告科学发现的序言;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感到用故事讲述而非分析他的数据是件奇怪的事。生物学只有在不再作为“自然史”而实践时才成为一门科学,也就是说,当研究有机自然界的科学家不再努力建构关于“发生了什么”的“真实故事”,而开始寻找规律,纯粹因果的和非目的性的规律,以便说明化石的记录、喂养习俗的结果等的证据时,它才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
怀特的目的在于说明,因为叙事的序列性体现为一种目的性,所以叙事就不可能像科学那样追求自然。
而对于叙事来说,一方面,叙事所包含的是一序列的事件,这种序列体现了对于事件的独特理解并重新安排了现实世界中的时间顺序;另一方面,叙事并非仅仅因其序列而获得意义,更因为叙事中的事件在叙事先后序列中的“位置”而变得有意义。因为,位置的安排实际上蕴含了目的性的叙事说明。如此,序列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时间自然序列,而是经过重组和构建的序列,其中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构建意图,尽管这种意图并非是事先预设和违背基本事实的。从位置的角度再来看序列性概念,我们可以进而指出,序列不仅仅是时间序列,也包括空间序列,乃至主题序列的多重涵义。
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也指出:
在古中国文字中,“叙”与“序”相通,叙事常常称作“序事”。《周礼•春官宗伯•职丧》说:“职丧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其尽禁令,序其事。”这里讲的是安排丧礼事宜的先后次序。同书的《乐师》一节又说:“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凡乐掌其序事,治其乐政。”唐代贾公彦疏:“掌其叙事者,谓陈列乐器及作之次第,皆序之,使不错缪。”这里改“序事”为“叙事”,既讲了陈列乐器的空间次序,又讲了演奏音乐的时间顺序。此时所谓“序事”,表示的乃是礼乐仪式上的安排,非今日特指的讲故事,但已经考虑到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置和顺序了。[15]
而在现代教育叙事研究文本中,例如耿涓涓关于一个初中女教师的叙事探究、黄向阳关于一个小学校长的笔记和刘云杉关于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等研究,在叙述序列形式上并没有固定的样式,或以时间顺序、或以学校内外、或以问题方式,教育经验与历史事实都以多元而生动的叙事样式呈现出来。
指出这点,是为了说明经验的呈现并不就等于叙事研究,尽管叙事本身是经验呈现的最佳方式,叙事研究对于经验的表述却是别有匠心的。这集中体现在,在叙事研究中各个故事在叙事中的构成,“位置”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即使是有顺序的记述也不等同于叙事,叙事探究内含的意义指向通过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位置而呈现,讲究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叙事才能构成探究。
还须强调,这里所谓的“空间”,不是指客观的几何空间,而是指鲜活的经验。如借用社会学的概念可概括为:场域或视界的空间意象在于把过去、将来和此时此刻体验加以关联,从而为诠释经验提供了可能。
三、诠释与解释的不同取向
有关日常生活的理解与诠释必须与日常生活的性别、情境、结构、实践特征相吻合,并透过现象,将研究对象的言语、感受、情感与行动揭示出来。
关于诠释标准,邓金提出了一个颇具参考价值的叙事诠释的标准:[16]
1、它们有没有生动地澄明经历或经验?
2、它们有没有建立在深度叙事的基础上?
3、它们的历史性和关系性内涵是否充分?
4、它们是过程性、交往性的文本吗?
5、它们是否将对于现象的了解都交代清楚了?
6、它们是否与关于现象的前在理解相关联?
7、它们的结构连贯吗?它们包含理解吗?
8、它们是不是开放的?
邓金对于以上八个标准的说明是:[17]
澄明:诠释必须澄明所要研究的现象,必须将现象生动地刻画出来。只有以来自生活世界的材料作为诠释的基础,才可能实现这一点,除非让普通大众自己开口说话,否则我们便无法诠释他们的经历。
深度描述材料:诠释必须以详细描写事件或经历为基础。深度描述材料的特点在于其细密性,它们在经历发生时就开始记录,并将经历置于社会情境中,它们记录思想、意义、情感与行动,而这一切又都是从研究对象的视角得来的。
历史性与关系性内涵:诠释材料必须含有丰富的历史性与关系性内涵,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描述个人经历在某一段时间里的变化,与此同时,还必须记录其中涉及的重要社会人际关系。从历史性这一标准出发,诠释材料所描述的必须是连续的交往经历片段,也就是必须将这些材料置于个体的生活史中。
过程与交往:这两个维度在材料中必须得到清晰地体现。诠释性的描述必须是过程性的、交往性的。
清楚地交代所知道的一切:研究者必须将自己对现象进行分析之后所得到的全部相关信息交代清楚,这意味着诠释者必须是个“见多识广的读者”。这样一来,研究者就可以拉大诠释的广度,并尽力排除与诠释、理解不相关的东西。当然,这里的诠释与理解都是暂时性的,这一时刻被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在另一时刻,可能会被当成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诠释与理解没有终点,而总是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
前在理解:清楚地交代所知道的一切还涉及将前在理解与经历诠释联系在一起这一问题。前在理解包括相关的背景信息与知识,诸如理论文献中的概念、假设和观点;在此之前获得的有关研究对象及其经历的信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研究者想去观察、倾听、叙述和诠释什么,都取决于他或她的前在理解,所以前在理解也是诠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忽视前在理解,就有可能把诠释引向“客观性的谬误”上去。
连贯与理解:该标准涉及的问题是诠释是否在理解个人生活经历,并把它组织成连贯的意义丰富的整体。连贯的诠释包括所有相关的信息和前在理解,它所依赖的材料必须是历史性的、关系性的、过程性的和交往性的。不仅如此,这些材料还必须以深度描述为基础。自始至终,诠释者都必须以意义丰富的方式来展开自己的诠释。在所有诠释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决定是否同意既已给出的这些诠释。
来完成的诠释:所有的诠释都是暂时性的,永远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当研究者再次回到现象时,新的诠释便会产生,也就是说,诠释者总是处于诠释循环之中。当研究者重新回到现象并对它进行诠释时,他或她的前在理解将会决定他们能从现象中观察到什么,又会作出何种诠释。当然,这并不是说,诠释得不到任何结论,而是说诠释永无止境。不然的话,每开始一次新的诠释,研究者都必须把他以前的理解遗忘掉,这样就等于是说,研究者必须把自己关于现象所知道的一切都探索出来,直到彻底弄清楚这个课题之前,都不应开始着手研究这个课题。
由此看来,从叙事作为一种理论方式来讲,叙事是一种意义的诠释。诠释的目标是理解,而非因果解释。诠释是理解的基础。诠释是一种揭示事件或经验之内在意义的过程。意义指某个人的行为与意图,包括三个维度:
1、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2、目标、事件或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3、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行动,事件或过程中发生的行为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理解则是指把握、消化作者在诠释过程中所感受、所表达的意义。[18]真诚深刻地理解来源于分享彼此的情感与经验,这种理解是带有情感的,它在于研究者真正走入了对象的生活(经验)世界,在理解对方的生活感受时,分享对方的内心感受,以经验分享为基础,才可能产生真诚深刻的理解。而不能把自己的理解强加在别人身上,或不愿意倾听别人的观点。当然,更要避免误解别人的意思。

但即使同样关注现象的意义,理解也可是一个理性的且有一定顺序的逻辑化过程,而着重表达现象与现象之间的联系,这种逻辑认知方式的理解只注重事实本身,常常会将情感过滤掉。不过,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人们很难将这两种理解区分开来,这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生活经验既包含情感方面的内容,又蕴涵一定的理性特征。[19]区分的目的只是在于诠释时的方便,而事实上,只有建立在栩栩如生的深度描述的基础上,认知才是可能的。理解就是把原本互相竞争、且不完全能够予以检验的诸命题用训练有素的方式加以组织和脉络化之后获得的结果。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有个基本的手段,就是叙事,用故事来说出某事某物究竟是什么。相对科学理论或逻辑证明的可检验性或可考验性,叙事的判断基准是似真性和貌似性,其构成要素是内在连贯性和实用性。
叙事的原则正是多义性。我们对于叙事不可能用因果关系来加以解释,而必须用多义性的诠释来加以理解。并且,只有深度的叙事描述才能提供诠释经验意义的可能,而只有通过意义诠释和经验分享才能达成真实的理解。因而,叙事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更为开放的理论研究方式。
布鲁纳有个生动比喻,他说:
你可以对一个落体作解释,因为有重力的理论可循。但当那颗传奇的苹果掉到牛顿爵士的头上时,你对于他的脑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只能作诠释。[20]
他认为,解释不能穷尽诠释,诠释也不能穷尽解释,其实正是因为解释和诠释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取向,并因而在知识的追寻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此两者可以互相启明,但不可相互化约。[21]也正由于此,叙事研究才成就为一种以意义诠释为核心的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可以说,叙事研究所关注的是教育实践经验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在研究者和读者之间开放教育理论的思考空间,引申出教育理论视域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多样性。
叙事是一种思维的模式、一种意义生成的承载工具和一个文化的表达模式。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叙事,建构我们存在于世界的一个版本。文化正是透过它自己的叙事为它的成员提供身份认同和开展社会行动的种种模型。因此,叙事还是一个知识组织的结构和一个教育过程的载体。也正如布鲁纳所说的:
一个教育系统必须使文化中的成长者在该文化中寻得一套认同。如果没有的话,那些成长者就会在追寻意义的途中绊倒。人类只能在叙事的模式中建构认同,并在文化中找到它的位置。学校必须栽植这种模式,好好培育它,不要再把它当作家常便饭而不加理睬。[22]
四、前台和后台:主观与客观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我们采取了与宏大叙事或思辩性研究不同的理论取向和方式,即通常人们习惯于将客观世界放在前台,主观经验世界只是为所谓客观的理论阐述提供依据,但这种经验事实的依据却是不见诸于理论表述之中的,因为经验事实必须经过理论的提炼。其结果是,人们看到的是形形色色的理论和观点的表述,经验事实被置于后台,变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当人们试图呈现经验事实的时候,往往会被认为仅仅是经验的总结或者经验的描述,而弃之于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外。
当然,经验事实并不能代替理论的探索,但是纯粹的理论话语也同样难以呈现经验事实中所蕴涵的意义,尤其当教育学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时,其在理论研究上的特征就在于如何能够更好地揭示经验事实的教育意义。因此,教育叙事研究正是从教育研究的自身特征出发,主张将主观经验世界推向前台,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深度描述和深度诠释,呈现实践视野中的教育意义。这里,所谓的客观世界虽然被置于后台,但依然起着重要的印证作用。如果说,在教育叙事研究中,主观经验世界是主线的话,客观事实世界则是伏线,其与前者相互印证,以保证叙述及其意义的真实性。或者说,在教育叙事研究中,经验世界是显性的,而客观世界是隐性的。
如此说来,也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教育叙事研究如此强调人们的主观经验生活世界,会不会使教育研究滑向主观主义?对此,我的回答是,教育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借用格尔茨的概念),并不是一组有限的规律、规范、原则和价值等,其不仅与地域、时代、阶级等相关,而且与本地文化相关。如果说,教育是因地、因时和因民族而异的,那么教育的认识也是如此。就这点来说,教育不会只是反映生活世界的被动体,而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同样具有建设和建构的生成作用。换言之,教育是在不同的时空中由不同的人群和个体所创造出来的,其既是某种社会需求的产物,但也体现了特定人群和个体的文化选择和意向,并从总体上限制着教育乃至社会的成长,规定着教育发展的方向。因此可以说,教育不会是纯客观或纯主观的,而是同时具有主观和客观的两种禀性。
明确以上的观点是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我们从一些表面上相似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发现实践背后的不同价值理由,而这恰恰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内在生命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叙事研究正是按照教育实践者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意义世界去理解他(她)们的教育生活。而且,在教育叙事研究中,主张将主观经验世界推向前台,只是研究者所运用的理论策略,而研究的对象却是研究者发现和欲赋予诠释的客观存在。因而,所谓主客观在叙事研究中虽然性质不同,但是关系却极为密切,两者之间保持有一种适度的紧张和张力。
注释:

①所谓“亨——奥模式”,是由亨佩尔和奥本海姆提出的用以回答“为什么”问题的科学性解释形式结构,波塞尔将其概括为“依据怎样的原始条件,按照何种定律,产生了现象E?”他认为,这个模式实际上由对原始条件、普遍定律以及具体事态的陈述组成。在最简单的情况下,结论是逻辑演绎性的,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是或然性的或者带有归纳性质。参见:波塞尔著《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2页。
②耿涓涓的《教育信念:一位初中女教师的叙事探究》,黄向阳的《学校春秋:一位小学校长的笔记》均刊载于丁钢主编的《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2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云杉的《帝国权力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刊载于丁钢主编的《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3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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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6:18
教育叙事的空间向度分析
来源: 《教育学报》2010年第5期 作者: 高智红
                        
摘 要:教育叙事的深化需要视角的转换、方法的更新,空间理论的兴起、叙事研究的空间走向为教育叙事提供了空间化叙事的可能。应用空间并置、多视角叙事、空间句法和意象并置等空间叙事方法和结构,有利于把握叙事的动态性和节奏感,聚焦教育情境的“关键点”,使教育事件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维度上呈现,实现叙事文本的灵活性、多元性和开放性,达到叙事的深描。
关键词:教育叙事;空间叙事;叙事方法

一、空间转向:教育的空间化叙事何以可能?
教育叙事研究贴近教育生活实际、关注教育微观世界,以故事叙说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描摹、思考教育现象、探寻蕴含于具体情境之中的教育意义和教育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从西方教育领域兴起以来,已经获得了较丰实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是对教育叙事研究的理论探讨,如对教育叙事的方法论、本体论等方面的研究,其理论基础是文学的叙事理论、现象学和阐释学理论以及现代知识论等;另一方面是对教育生活中的教育个案进行复述和解析,以教育现场文本、研究文本的融合再现教育生活世界,从而达到理解教育现实经验和体验教育本原生活方式的双重作用。加拿大课程学者克兰迪宁和康纳利认为“叙事是呈现和理解经验最好的方式”,曾在《叙事探究》中详述叙事缘由、叙事方式方法及现场、文本和故事重构的问题。在我国教育叙事从90年代起至今,已有多位学者和教师对叙事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有关教育叙事的论文300多篇,涉及教育叙事的概念、性质、方法、价值、理论基础、叙事伦理、叙事研究的应用等方面,如丁钢教授主编的研究集刊:《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其他相关书籍如刘良华的《教育自传》、教育口述史等等。这种质性研究克服了书斋式研究的宏大叙述和僵硬刻板,关注与反思日常教育生活,再现了教育场景中的具体细微情节,有利于教育经验的共同分享和发掘事件背后的教育理念和问题。
但从教育叙事的发展来看,教育叙事要进一步深化叙述、提升描摹与分析研究的力度,需要视角的切换和叙述策略方法的更新、置换。在教育叙事研究中,“时间的讨论常常成为一个主题,但关于空间的概念却往往不见涉及……在叙事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值得关注。……序列不仅仅是时间序列,也包括空间序列,乃至主题序列的多重涵义。”[1]关注空间,就是使研究中线性的、静态的经验存在转变为流动的空间化存在,深人情境之中以社会空间视角呈现问题,是教育叙事研究发展的又一路向。
近年来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对空间问题的关注,为我们提供了教育叙事空间化陈述的可能。长期以来空间历史被隐匿进而被忽略,造成空间在叙述和研究场域中的缺席,形成了时间性、线性研究的盛宴。叙述事件常常以固定的模式单线条进行,时间延续是唯一的线索,具有丰富内涵的事件“时空体”就简化成了历史过程的复述。空间理论的引入,为我们还原具象的时空情境提供了可能。从空间理论的发展源头来看,社会理论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早就散见在涂尔干、马克思、齐美尔等理论家的论著中,到了70年代,列斐伏尔、哈维及其他地理学家论述了社会关系与空间的相互建构,随后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则进一步深入分析了现代性视域下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以及对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的作用,福柯对社会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单一化线性研究模式提出质疑,他认为:“空间被当作死寂、固定、非辩证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并且“当下的时代将可能首先是空间的时代。我们处于同在性的时代;我们处于并置、远与近、并排、分散的时代。”[2]
我们看到在人文学科领域,空间问题被忽视,首先是传统思维模式的局限。传统的空间观念认为空间就是时间的从属、是同质的、静止的、地域的,单一维度的,空间就是指具体地理空间,忽视了主体行为与社会关系在特定空间中的建构与存在。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福柯、大卫·哈维、爱德华·索雅等所推动的“空间转向”分析,寻求的是空间——时间——存在在认识论、存在论上的三位一体,体现了当代西方哲学观的空间走向。这一空间观认为空间是主客观结合的、文化的、社会关系意义上的概念。如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就强调应当关注空间的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它们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产生了空间本身。因此,社会空间既是行为的领域,也是行为的基础。”[3]索雅认为空间是社会活动相关的中介与结果,哈维认为空间是与文化观念、文化结构相联系的。福柯分析了知识、权力与空间的相互关系,“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渡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及其权力效应的传播过程。”[4]这些当代空间观综合了“社会、心理、文化和地域”的多重视角,所指的空间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地点等),体现的是社会关系复杂交织形成的社会网络和人际互动场域,关注的是个体行为在具体情境中的动态表现,以及个体与社会空间的互动关系。
从叙事学的发展来看,叙事方法出现空间化走向,为教育场域中的空间叙事提供了生动而有直接应用价值的方法指引。过去的叙事呈现出一种时间性、序列性叙事特征,这种叙述模式导致的程式化呈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叙事研究的活力和发展。[5]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现代叙事学已从叙事的策略、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开始了从线性叙事到空间叙事的积极探索,叙事话语、策略、媒介、人称、故事情节等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视角,已体现了对微观的、个体的关注,积极探索人物思想、行为发生、变化的具体情境,以及人际互动的动态性、社会网络空间中的交互关系。或是通过并置人物在不同场域的情境来表现人物情感、思想的矛盾与对立,或是以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以及心理空间的并置,来把握非因果因素在人物思想发展脉络中的部分。如文学领域意识流小说家普鲁斯特、福克纳、伍尔夫等人,在其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喧哗与躁动》、《雅各的房间》等中应用空间句法,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线索,人物的追忆、当下的心理状态来并置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人物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比照,来实现“共时”描摹,突出叙述对象的焦点和矛盾对立,达到空间化处理效果,增强了可读性,准确捕捉了现代人的时空观和时空心理感受。这些后现代叙事学的空间化走向,为我们教育叙事的空间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给养和视角切换的可能。
二、借鉴与转换:教育叙事空间化叙述策略
对于空间叙事,学界目前还没有明晰的概念界定。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空间化的叙事进行阐述,比如将其看成叙事中的空间元素、一种写作策略,或是认为是以文字展现出的空间画面,及这些画面形成的相应空间结构。笔者认为:空间叙事是一种叙事类型,主要是指与传统的时间性叙事相对而言的,在叙事线索、结构、策略及形态呈现上以空间为主线建构的叙事。教育叙事运用空间化的方法,首先是一个叙事思维维度、视角的变化。从研究策略的转换上,首先要问的是:时间性叙事如何可能转化成空间性叙事?如何使叙事结构具有空间句法的状态?叙事结构与方法需要哪些变化?要实现叙事策略的转换,就要打破时空直线延续的传统观念,以新的写作手法来处理作品中的时空关系,也就是将空间性作为一种描述与分析的类型来应用,打破叙述的因果逻辑和事件的先后顺序,以时空交叉和时空并置的叙述方法来达到叙事的空间化效果。正如伍尔夫所说的,要突破传统的时间叙事常规,寻找生活的真实与本质:“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他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来追踪这些模式,不论从表面上看来它是多么不连贯、多么不一致;按照这种模式,每一个情景或细节都会在思想意识中留下痕迹。”[6]其次,在具体方法上,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何以空间观念来架构素材,呈现教育经验本身?
笔者认为,一是运用时间交错、空间并置,把握“纯粹时刻”、“关键事件”,实现叙事形态的空间化。从叙述手法上使一个空间成为另一个空间的对立面或比较域,这方面的叙述策略可以借鉴文学领域中意识流小说的创作方式。怎样以空间维度更好地展现教育事件中人物、事态发展背后的社会因素与教育场域间的互动与紧张?并置所展现的时空变换不仅仅是地域上的迁移与改变,而是更深刻的体现所叙述的教育中心事件在不同空间的际遇、能够有助于进一步比较不同教育场在教育理念、制度和运行上的差异,或是展现学校空间、社区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张力,促动我们去深省产生当下境遇、冲突和同题的潜在因素。如司洪昌在《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7]中应用了空间元素分析:划分了“事件的空间坐标”和“事件的时间坐标”;对仁村进行空间描述如地理、气候因素、姓氏、家族和社会空间的区隔、并以图例展示村庄住户的分布格局、院落结构以及学校的位置变迁图,勾画了村庄的空间状况;并把握仁村学校所处的时空坐标,分析学校空间与村落空间(乡村社区空间)、外部空间(社会空间)之间的内在权力关系及互动,标示“在地”色彩的形成,体现了学校与村落规范和社会流动的多重关系。这样的叙述以空间并置来有效展现故事中的动态因素,有利于把握叙事内在的节奏和矛盾冲突,突出人物、事件的影响和反作用,以问题式呈现故事而不是单线性时间性铺陈,有助于挖掘、突出教育现实事件中的教育冲突、困惑与矛盾。
二是采用多视角叙述方法,多头并进、形成空间叙事结构。线性叙事遵循因果关系、时间线索来讲述故事,以时间顺序来铺展情节,但直线的、时间顺序的故事叙述,常常会因单调的讲述过程导致读者的阅读疲乏。而空间化叙事结构同时关注与主要人物相关的多个重要事件,叙事线索多头并进,取消时间标志语,能从不同侧面组合成完整全面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印象。在《叙事探究:质的研究中的经验和故事》中,课程学者克莱迪宁和康纳利提出了三维空间的叙事结构:包括情境、连续性和互动,分析了研究的几个视角:向内、向外、向前、向后。其中向外——外空间(社会空间)是指趋向外的条件,即情境。[8]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为叙事透视的社会情境或叙事的外视角,展现的是事件中文化的、社会的因素及作用。内视角则关注了叙事的内空间如心理空间,包括情感、审美反应和道德倾向等。我们在叙述中可以通过从外视角到内视角的变换,来增加叙事的维度。空间理论区分了心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物理空间、文化空间等多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叙述视角不再是由内而外的单一途径,也更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增加了对人物由外而内的观察点和叙述维度和叙述的层次,建立了立体的、多向度的叙述架构。张素玲在《文化、性别与女学生:1900—1930年代的教会女子大学》中,就曾关注教会女子学校中的特殊人群:传教士教师及女学生,从尘封的史料中查找相关人物的行为踪迹和心理世界,采用“内聚焦”:从内视角——心理世界捕捉细碎的、漂移的记忆片断刻画人物思想意识,“揭示已经被过滤掉或被遗忘的历史真实”。[9]从中不是对学校、教师及学生的逻辑分析,而是从传教士教师、中国学生的心理维度人手,分析她们的女性性别意识和观念,身份认同以及中西文化观冲突中的矛盾及困惑。这种内视角的叙述没有将人物作为研究客体来描述,而关注人物(主体)的感受、情感与心理冲突,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本身,既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化因素,也更易还原出曾经被遮蔽的内容,有利于深入分析当时的“教育场”与社会情境、文化背景之间的深层关联和互动作用。
三是叙事语言风格的变换:空间句法和意象并置。空间化叙述在词汇选择、句子结构、语言风格上与传统叙事有明显区别。传统叙事往往注重语法规范、语言准确洗练,句段要首尾呼应,但如果过多强调语法的规则和语句的准确,会减弱语句意蕴的展现。空间叙述不遵循情节发展的因果线索,而是从“关键点”出发,随意拓展、自由转换,以语音、词格的变换使故事具有音韵美和节奏美,从而准确反映人物的部分印象、感触和思绪。采用空间化的叙事语言,常用长短句变化、拟声摹状词和叠音词或以较复杂的句法结构体现叙述的多维度与多层次,注重音节与音韵的动态性和节奏感。埃里克·雷比肯曾分析了语言对叙事进程的影响,认为最佳的叙述方式都是空间性的,而不是时间性的。并置的意象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词语之间有较大的跳跃和跨度,给读者留下了思考和想象的空间,意象并置所内含的言外之意和叙事隐喻,也是叙事学所追求的最佳意境。
四是尝试移镜——变换叙述者的方法。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陈述,需要不断变换视角,如同影片拍摄中的移镜,移位到不同的场景、播放不同叙述者的声音,才会形成立体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印象。变换叙述者是获得较全面立体记忆的手段之一,也是实现空间化叙述的有效方法之一。例如刘良华的《教育自传》[10]在“我的生活故事”章节中,以我周围不同人物——“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姐妹、关于爱人、关于孩子”为线索,没有依照传统写法的步骤如家世、出生、成长、婚姻等顺序描述,而是将不同空间中的印象拼贴——不同的叙述者,他们对“我”的不同印象,正是从不同观察维度展现的人物侧面。这种移镜产生的影像化叙述,聚焦人物心理空间的短暂印象和片段印象,具有相应的画面感、银幕感,容易营造空间意象。
三、问题及展望
空间转向不仅是叙述方式、话语方式的变革,更是思维方式、阐释方式的变革。线性叙事的撰写,一般采用时间顺序,垂直呈现人物成长历程、思想发展脉络,而引入空间观叙述突破了时序,以事件、主题和不同陈述者为基线,建构叙述框架。应用空间化的叙事,并不是要否定时间性叙事,而是在呈现和分析事件时、叙事写作手法上应用更加多样的形式和方法,从社会、文化、心理的维度上体现教育主体行为产生的社会关系结构及人物心理体验、文化背景等。也就是要更恰切的体现某类教育活动的情境性、现实性和特殊性。比如当前我们面对教育中的地域差异、各地的文化差异以及不同师生的个性差异,叙事过程就要捕捉这些空间特质和可能存在的冲突矛盾,才有深度描写、深度诠释。又如当前对教育叙事的质疑是:文本形式单一,模式化描写。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叙事研究的本体追求去分析。叙事研究追求的是对经验的深描,要求在经验中寻找意义,在叙事中思考,如果因为叙事方法的单一或时间化的线性思维定势,不能从诸多教育事件中查找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关键事件”或聚焦师生“内空间”(心理空间),就有可能将叙事变成了单纯叙述。这种流水式记叙造成对人物或事件的蜻蜓点水式呈现,浅化或淡化了叙事主线,难以集中笔力刻画相关诱因,因而不易达到“深描”,也不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而进一步说,雷同的写作框架和程序:“研究背景、研究过程与方法、结果与分析、结论”的程式化摹写,也是造成研究缺乏独创性、可读性的原因。如果能够以空间思维改变叙述视角,聚焦人物心理空间,或是对影响人物的外部空间(情境)进行并置处理,抽取核心点,在空间并置、空间句法和意象呈现的运用等方面进行尝试,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教育叙事文本的程式化、研究报告的模式化。
就叙事文本本身而言,就具有灵活性和多元性,教育叙事借鉴文学、史学叙事的文本呈现方式,应当是形式多样和方法多元的。不拘泥于一种写作范式的叙事,不仅在再现社会情境和心理体验、把握叙事结构、节奏上具有独创性,更是因为把握了叙事的“关键点”而深入髓质,获得“深描”。当然在具体空间观的应用上,我们还需要注意区别教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异同:文学叙事可以应用虚构的情节、虚拟的空间来达到烘托氛围强化叙述的效果,但教育叙事叙的是“事件”,需要的是真实的描摹及分析,可以描摹位置——物理空间(地域)、人物——心理空间及社会场——社会空间的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但不能够为了强化情节、增加可读性而虚拟空间,制造故事。还有从时间性叙事与空间性叙事的叙事手法上看,空间化叙述具有一定难度。由于空间化叙述强调片段印象和多重视角组合,叙述策略讲求非连续性、非线性的、多头并进的叙述和空间句法等,会增加写作难度和读者的阅读难度,需要研究者和读者对文本有较高的驾驭能力。一个好的教育叙事,能够将时间性叙述和空间化叙述有机结合,依据事件特性来驾驭材料,选取方法,不会囿于时间线索或机械架构空间布局,而是在核心人物、关键事件和重要体验、感受中选取恰切的叙事方式。这样的时空结合的描述分析,会以理性分析和感性体验的恰切融合产生叙事的有效阐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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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8 16:57
试析教育叙事研究

作者: 张广兵
                    
摘 要:教育叙事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引入到教育研究领域中的一种质的研究方法,本文阐述了其含义、性质及主要特点,介绍了其开展方式及步骤,并对教育叙事研
究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叙事;叙事研究;教育叙事研究;质的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与束缚,教育研究一直偏爱量的研究方法,甚至发展到只承认量的研究方法,认为只有量的研究才是科学的,才是可信的,才是有价值的。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教育研究者愈来愈强烈的认识到,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那种以经典自然科学为标准的量的研究方法难于把握复杂的教育现象,那种期望通过完全客观的、数量化的研究来达到对教育彻底而清楚的认识的做法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而已。在此背景下,质的研究方法逐渐在教育研究中得以提倡,行动研究、实地研究、案例研究等质的研究方法得到教育研究者的广泛认可。最近,一种新的质的研究方法——教育叙事研究(Education narrative research)进入了教育研究者的眼帘,并日益得到关注。
一、什么是教育叙事研究
叙事原本是文学的要素之一,“叙事学属于以小说为主的叙事文学的理论”。[1]它所获得的是事实知识,而不是真理性的科学知识,因此它长期以来被“科学的研究方法”所排斥。但是,后现代主义对“叙事”给予了新的解释和强调,将之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波尔克霍恩(Polkinghorne,1988)将叙事界定为人们从他们的经历中获得意义的过程。人们以使事件获得意义与一致性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经历,通过使用语言不断的建构和重构意义,对他们的经历获得一种理解。[2]叙事是一个个的故事,包含对环境和人际背景、以及故事的影响因素的理解。故事从头到尾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点来组织的。这些故事表达了使经历获得意义的组合方式。叙事知识隐含在情节化的故事之中。叙事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是将看似不相关的事件组合成一个与主题相关的故事从而获得意义,并将这种意义传达给他人。二是在文化与社区层次,叙事将标准与价值观传达给新成员。[3]因此,叙事既是将事件建构和重构成有秩序的组合的过程又是这个过程所获得的那个故事。[4]康尼和克兰丁尼(Connelly and Clandinin,1990)曾说:“人类是讲故事的生物,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群体都过着一种故事性的生活。”[5]因此,对叙事的研究是对人们体验世界的方式的研究。叙事研究试图运用语言信息从讲述者的角度来理解经验性的现实,运用所获得的故事来理解讲述者用来理解他(她)的世界的那一套体系。在叙事研究中,不仅故事的内容有助于理解这个经历,而且故事建构的方式更多的展现了这个经历。可见,叙事研究从讲述者的故事开始,以对故事进行阐释为其主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的几位课程学者将叙事研究作为教师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教育领域,从而出现了教育叙事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是将叙事研究法运用来研究教育问题,即研究者通过对有意义的校园生活、教育教学事件、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与分析,从而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和价值意义。[6]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性质与特点
教育叙事研究是质的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质的研究是其方法论基础,也是其本质属性。所谓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7]作为一种质的研究方法,教育叙事研究的基本特点是研究者以叙事、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理解和解释。它不直接定义教育是什么,也不直接规定教育应该怎么做,它只是给读者讲述一些教育故事,让读者从故事中体验教育是什么或应该怎么做。具体而言,教育叙事研究具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真实性
教育叙事研究是以所叙之事为研究对象的,而所叙之事,即故事,是课堂教学、日常生活、社会实践、教学研究等等活动中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是过去发生过的事,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事,它是实然的而不是应然的。教育叙事研究强调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重视普通人的现实生活,面向事实,回归生活,回归现实,力图从教育事实中寻找其内在的联系。在具体操作实践中,教育叙事研究有细致翔实的故事性描述,力图创设出一种现场感,把真实的教育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且研究中所作的分析与阐释都是以这些真实的教育生活故事为基础的,力图解析教育现象背后所隐蔽的各种关系与内在联系,力图还事物以本来面目。


(二)丰富性

教育叙事所叙之事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教育事件,这些看似平淡的教育故事蕴含了丰富的内涵,它们是对叙事者现实生活的描述,体现了叙事者的能力水平、思维方式、情感体验、价值观念等等,而这些具体的故事、具体的个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整个群体的思想观念、价值信念等。教育叙事研究正是要对这些丰富的、复杂的教育内涵进行把握,多角度、多维度地去体会、去挖掘这些教育故事的丰富内涵。教育叙事研究常采用开放式的方式,从知识结构、能力水平、语言风格、个人特质、情感特征、价值观及人生观等等方面收集资料进行研究。所以,教育叙事研究虽然选取的研究对象的数量很少,但它从个体生活故事中所收集的资料却比量化研究丰富得多。可见,教育叙事研究的对象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研究中挖掘这些内涵的方式及获得的信息也是丰富的。

(三)情境性
与量的研究那种从特定的假设出发将社会现象数量化,计算出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由
此得出“科学的”、“客观的”、“真理性的”、“普适性的”研究结果不同,叙事研究强调对故事细节进行整体性的、情境化的、动态的描述,完整再现事情发生的地点、时间、背景等。教育叙事研究要求“原汁原味”地呈现教育现象,强调对事件的描述越详尽、越真实,越能把读者带到现场,使其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越好。可见,教育叙事研究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开展的,强调事件的情境化阐释。最后,叙事研究所得出的解释性结论也是情境性的,它不能用作评价标准,不可作为推论的前提或基础。

(四)开放性。

在叙事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教育实践本身,也要关注对它进一步的意义分析。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只满足于一个个独立的故事描述,而是要站在研究和分析的高度,在叙事中深化自己对教育教学的感受,进而得出自己对教育和教学的个性化的深入认识。虽然,叙事研究与传统的量的研究一样也要进行意义建构,得出其他人能够仿效的东西,但是叙事研究与传统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叙事研究的意义建构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的,它要求研究者将自己从专家权威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去探寻关于自己行为的新的意义表达方式。

三、如何进行教育叙事研究
教育叙事研究主要以两种方式开展。一种是教育者(主要是教师)既充当叙事者又充当研究者,即自己对自己教育教学中、生活中发生的事进行叙述与研究。另一种是教育者只是叙事者,由专门的教育研究者进行记述,并对此进行研究。教育者本人进行的叙事研究相对简单,易操作,首先教育者将自己教育教学、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叙述出来,接着认真思考这些事件,站在自己的角度反思和挖掘自我,对自己的言行给出合理解释,并挖掘出该事件对自己、对学生、对他人的意义,最后将这些故事,即自己的所思所得表达出来。对于专门的教育研究者进行的教育叙事研究,一般要经过四个阶段。
(一)确定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

确定研究问题是进行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项完整的研究工作的开端,是进行研究的前提。教育叙事研究虽然已明确了研究的是教育者所叙之事,但是教育者所叙之事很广泛,教育观念、教育态度、教学水平、师生关系、课程教学、日常生活等都可能成为研究的问题。教育叙事研究更注重对微观层面细小的教育事件进行纵深研究,更强调对教育中特殊现象的描述和体察,这就使得它更需要明确研究边界与界限。确定了研究问题之后,紧接着应做的是选择研究对象。选择好研究对象是搞好教育叙事研究的保障,选取的研究对象时不仅要考虑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之间的密切相关,也要认真考虑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特征等等,以确保研究对象与研究者能成为良好的合作伙伴,以保证研究的顺利完成。

(二)进入研究现场获得经验文本

确定了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进入研究现场。进入研究现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由与研究对象熟识的人介绍进入,可以通过研究者单位的介绍信进入,研究者本人可以以自我介绍的方式直接进入,研究者也可以通过间接观察而逐渐融入。“很多来自实地的报道表明,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通常靠的不是理论,而是研究者本人的机敏”[8],所以,具体采用何种方式进入,还要由具体的现实情况及研究者本人的特点来决定。在研究现场收集资料的过程是清理研究者的思路、使研究更加清晰明确的过程,也是促使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可以从被研究者的故事、照片、日记、纪念品、档案资料、书信、备课本、教学记录等,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观察,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谈话等等多方位、多途径地对资料进行收集,并对资料进行选择以及粗步加工以形成经验文本。

(三)分析研究经验文本

获得经验文本之后,还需要对其整理加工,对其分析研究,使之系统化、条理化,为对资料最终进行的意义解释作好准备。分析研究经验文本是检查原始资料是否完整、准确,对多种资料来源进行相关检验等,其基本思路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原始资料进行浓缩,通过各种不同的分析手段,将资料整理为一个有一定的结构,条理和内在联系的意义系统。[9]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决定了它所收集到的资料是丰富的、情境性的、复杂的,对它的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不可能有一套固定的,适用于所有情境的规则和程序。但这并不意味教育叙事研究的资料整理分析是可以任意进行,它仍然要受到一些规范的约束。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尊重事实,尊重来自研究对象的声音,要让资料自己说话,注意避免受到研究者前见的影响。

(四)研究成果的表述

研究成果的表述是对前面的研究工作的总结性归纳,也是将研究结果呈现给公众,接受公众的检验。教育叙事研究成果的表述既包含研究者对所观察到的“事”的详尽的故事性描述,也包含研究者对“事”的整体分析与论述,两者相互结合,相得益彰,既将教育事件活灵活现的展现在在读者的面前,也将这些故事所蕴含的意义恰如其分地呈现出来。由于在教育叙事研究中,叙事的事实性、情境性等会导致文本的生动性,将给研究者带来莫大的兴趣。而对所叙之事的兴趣,有可能会使得研究者忽视其对其他人及社会的意义。所以,在教育叙事研究中,研究成果应与经验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注重对经验文本的意义与重要性进行挖掘,应明确仅有叙事是不够的,还需要理解叙事的意义和对他人及社会问题的意义。


四、教育叙事研究的前景
从教育研究的走向来看,很长时间以来科学主义思想一直引领着教育研究,在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教育研究与自然科学一样,力图通过科学的方法揭示教育中的基本规律,寻求教育中的永恒真理,追求普适性的研究结论。这种研究范式导致研究过分依赖技术理性,处处为实践开处方。教育研究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抽象,其与教育实践经验的联系也来越少,对实践的指导功能也越来越弱。在今天,广大教育研究者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那种强调完整性、同一性和同质性的理论形态,面对现实实践的多样性,多少显得有些虚幻而惆怅。”[10]而要求教育研究回归生活,回归现实的呼声也日益增强。在这种背景下,质的研究方法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教育研究正在从唯科学主义中走出,开始走向科学与人文并重,量的研究方法与质的研究方法同时得到提倡,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之间的结合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跨学科、跨范式的热门话题。而教育叙事研究正是要在“科学——人文这两极中选择一条中间道路。”[11]
从教育叙事的功能与作用来看,教育叙事研究,作为一种质的研究方法,区别于以往的纯粹科学研究,强调研究与教育现实、教育生活的联系,并力求以此为基础来寻求教育的意义。具体说来,教育叙事研究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可以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这些不仅有助于真实地描述教师职业生活,深入地认识教育现实,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也能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理论。总之,这种“从生活出发、从事实出发、从教育实践出发”的教育叙事研究,真正使教育研究回归到现实中,回归到生活中,回归到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教师叙事研究的产生,为教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增加了一条新的途径。
从教育现实需要来看,目前,一方面“校本科研”、“科研兴校”、“教师既研究者”、“教师行动研究”、“反思性教学”的呼声不断高涨。而另一方面,实现这些目标的合适途径却一直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而教育叙事研究中的教师本人进行的叙事研究是教师讲述自己教育教学及生活中所发生的教育事件,讲述自己当时对这些事件的认识与思考,自己是以何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的,取得的效果如何,有没有引起新的问题或事件,对这一事件自己有哪些需要反思与改进的地方,通过这一事件自己获得了哪些新的体会与认识,将来再发生类似的事应如何办等。这样的反思、研究与自我重塑,不仅有利于教育教学实践的改进,有利于教师教育教学观念的更新与发展,还有利于教师科研究能力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这种教师摸得着、看得见、做得下、干得好的教育研究方式,能从根本上转变教师科研究中的“理论吞不下,实践收不拢”的现象,能帮助教师成为真正的行动研究者,使校本科研、科研兴校等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参考文献:
[1]朱立元著:《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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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olkinghorne, D. E. (1995). Narrative configuration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J. A. Hatch & R. Wisniewski (Eds.), Life history and narrative (pp. 5-24). Bristol, PA: The Falmer Press.
[5]Connelly, F. M., & Clandinin, D. J. (1990). Stories of experience and narrative inquiry.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5 (5),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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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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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学刊》2003年第12期,第4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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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明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51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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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钢:《
教育叙述何以可能?》,《
中国教育: 研究与评论》(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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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纳利,克莱丁宁著. 丁钢译:《叙事探究》,《全球教育展望》2003年第4,6-10页。
[12]
王枬:《
关于教师的叙事研究》,《世界全球教育展望》 2003年第4期,第11-15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0 12:38
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

  ——基于知识的增长

王富伟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



【摘  要】本文将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替换为“超越性”问题,从部分与整体之关系和经验事实与理论之关系两个维度探讨了它的意义和限度。在分析和比较了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格尔茨的“深描说”和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三种研究取向的基础上,本文指出:由于“异质性问题”的存在,个案研究不可能获得对“实体性整体”的认识,因此提出以对“关系性整体”的追求取代之;个案研究的理论定位可以多样化:或是对其所属社会的一般性概括,或是提供一种全新的概念洞察力,或是对既有理论的重建,或是构建情境性理论。因此,对于知识的增长,个案研究的超越既可能是“突发式的”,也可能是“累积性的”,但都需经过学术共同体的认同。

【关 键 词】超越性/类型比较法/深描说/扩展个案法/关系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所面临的最普遍质疑是所谓“代表性”问题,即个案研究中的发现能否推论到总体?但这一提问其实并不恰当,因为“代表性”属于统计调查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指在概率意义上“样本”能否估测“总体”的特征(谢宇,2006;彭玉生,2011)。因为没有涉及“大数”现象,个案研究无从谈及这一问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个案研究的意义就限于其本身,研究者都试图“走出个案”(卢晖临、李雪,2007)。

  像统计调查研究一样,个案研究最终呈现的结果也是一项知识,这一知识是否有意义在于它能否增加新的认识,即能否促进知识的增长。知识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相应地,知识增长也包括两个方面:扩充对经验事实的认知与提出新的理论见解。作为对个别的有限系统进行研究的方法,个案研究如何能获得对更大范围事实的认知?如何能获得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即基于个案研究能否获得超过个案适用范围的知识?这是个案研究始终要面临的问题,本文称之为超越性问题。

  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脉络中,三种研究取向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深具影响,它们分别是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格尔茨的“深描说”和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其研究实例和方法论反思将特别有助于本文的讨论。对超越性问题的处理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将个案视为“整体”中的“部分”,探寻事实层面上通过“部分”认识“整体”的途径;一是着眼于个案研究的理论意义,试图通过个案进行理论启发或检验。本文即将从这两个维度对这三种取向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首先,解读它们处理个案超越问题的内在逻辑;其次,基于以上两个维度比较它们的各自得失;再次,尝试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即“关系个案研究”;最后,从知识增长的角度总结讨论个案研究的贡献和局限。

  一、从个别到类型: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2001)社区研究的代表作。在书中,费先生细致而深入地刻画了中国东部太湖沿岸一个村庄的整体生活,包括村庄的区域背景、基本状况、家庭结构、家户与村庄的关系、村民的生活方式和生计方式等,其中,经济生活是重点。江村的经济结构主要由农工相辅的水稻业和蚕丝业共同构成,在传统的文化模式下,水稻种植用于糊口,而养蚕纺丝则补给其他生活所需。受到现代缫丝业的冲击,开弦弓村传统的蚕丝业失去了市场,传统的农工结构遭到破坏,农民生活陷入困境,入不敷出,要靠抵押土地、借高利贷维持生活;但却往往由于本息难还而失去土地,土地逐渐集中到城镇的离地地主手中。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孝通,2001:236)。因此,他建议,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措施是恢复农村企业,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费先生一生的学术和社会实践来看,《江村经济》几乎奠定了费先生对中国问题以及解决问题之途径的基本认识。

  《江村经济》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也引起了令人注目的争议。马林诺夫斯基称其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认为其对开弦弓村生活的描述提供了“整个中国的缩影”(费孝通,2001:13-17)。批评同样来自英国人类学界,其中弗里德曼(Freedman,1963)和利奇(Leach,1982)的质疑引起了费先生的注意和回应。弗里德曼主要是借社会人类学对中国的研究,质疑人类学传统的微型区域研究对于文明社会的适用性。他不认为以费先生为代表的微型农村社区研究能达到认识整个中国的目的,因为这种研究局限于个别的农村区域,忽略了农村之上的城市区域和文明社会的历史传统,即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异质性。他认为这是人类学最大的方法论谬误:为了保留对整体性的关注,将田野调查方法直接从初民社会移植到复杂社会,并将调查区域视作尺寸合适的“缩影”。因此,他提倡现代人类学的研究应该结合具有时间维度的历史学和纳入宏观区域分析的社会学。利奇的质疑则有两点:一是本土人研究自己的社会是否可取;二是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认识幅员辽阔的整体中国。这与他关于社会人类学的整体定位有关,即应通过对“他者”的田野研究获得普适的人性洞见,田野个案的意义在于归纳出一般化理论,而不是成为某一类事物的典型代表(Leach,1961)。

  由于国内社会学/人类学一度与西方同行隔绝,费先生到晚年才得知他们的批评,他首先回应利奇,并分为两次。第一次,费先生认为利奇的第一个问题关涉研究旨趣(费孝通,1990)。缘于经世致用的知识传统,费先生觉得人类学于他是一种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工具,所以他才会“弃医从文”。如果人类学不能使他了解中国,他就不会投入这门学科或早就改行了。因此,通过人类学研究了解自己的社会,是天经地义、无可辩驳的。对于第二个问题,费先生是通过回顾自己的研究实践来回答的。他指出,他并不以为一个农村社区的研究就能认识整个中国,“江村经济”只是一个研究起点,他希望通过对不同社区的比较来“逐步接近”认识中国,具体实践包括“云南三村”研究(费孝通,2006)和“小城镇研究”(费孝通,1984)。具体途径是“类型比较法”:即将个案视作基于主要相同条件所形成的某种类型的代表,通过“类型”比较可以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

  如果说第一次回应偏向于价值判断和实践证明,那么第二次回应则更侧重于学理分析。对于如何通过个案认识整体,除了重新强调“类型”意义之外,受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启发,费先生又提出一个学理依据,即人文世界中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总而成的“总数”,基于学习和教育机制,人文世界中的“个别是整体的复制品”,通过对个案的细致研究,可以认识整个人文世界。他认为利奇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数学上的总数和人文世界的总体”(费孝通,1996:9)。费先生的看法体现了人类学的传统方法论取向——整体主义,即强调整体虽由部分构成但却大于部分之和,具有独立性质并决定了部分或个体(拉波特、奥弗林,2005)。这实际上是指出了个案研究中的个体与整体关系与统计调查研究中的个体与总体关系的不同,成为个案研究的推论之基。至于本土研究是否可取的问题,费先生认为,这是所有人类学研究——不管是“本文化”研究还是“异文化”研究——都需面对的根本问题,他形象地将其概括为如何能做到“进得去—出得来”。

  对利奇的回应实质上也指向弗里德曼,但费先生认识到了后者批评的合理性,因此他在为“微型社会学”研究辩护之后,谈到了其限度。首先,从空间维度,单是农村社区研究不能反映还包含有市镇社区的整体中国,较低层次的分析不能说明高一层次的状况。其次,从时间维度,社区研究应该结合历史学研究,尽可能地注重具体社区所承载的由文字记载的历史背景。最后,从文化维度,因为有文野之别的社会存在“大传统”和“小传统”文化之分,微型社会调查有着文化层次上的限制。总之,微型社区研究具有分析层次上的局限性。但费先生随后又指出,这些局限是相对于研究要求而言的:(1)在事实层面,如果研究是为了认识中国农村社会,那么这一研究方法仍是有效的;(2)在理论层面,如果是为了像利奇倡导的那样去认识一般的文化原理,《江村经济》无愧是功能主义研究的典范之作。也即是说,在认识同一层次事实或探究原理的研究目的之下,微型社区研究仍能“以微明宏,以个别例证一般”(费孝通,1996:17)。但从经世致用或应用科学的角度,即在认识和改造中国这一要求之下,就需要超越这种研究方法。费先生第二次学术生命期间的研究——小城镇研究和区域发展研究——从实践上体现了这一点(费孝通,1995)。

  对比两次回应,我们可以看出,费先生承认了微型社区研究的局限性,但并未否认这种研究对于认识整体事实的意义;而且让他颇为自豪的是,这种研究所形成的认识比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那么,费先生为什么如此坚持?我们还需要回到“类型比较法”。

  我们还记得,《江村经济》的研究发现:现代工商业的入侵导致了土地向离地地主的集中。但这只是由一个村庄得到的认识,至多能充当进一步研究的假设,还需要其他材料进行验证。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根据是否受到现代工商业的直接影响和是否具有工农相辅的经济结构,费先生及他的学生进一步研究了代表不同于“江村”的云南三村。不同于“江村”,选择“云南三村”是在明确的理论假设指导下有的放矢。选择“禄村”是因为它地处内陆、远离现代工商业的影响,且以农业为主;而“易村”则是以手工业为主,但也属传统的内地经济;“玉村”虽也属内地但已受现代工商业的冲击,且村中也有较为重要的手工业。通过比较发现,无论以农业为主的禄村还是以手工业为主的易村,由于没受到现代工商业的直接影响,都没有发生土地外流;但农工相辅的玉村则由于受现代工商业的冲击和江村一样发生了土地向离地地主的集中。因此,比较研究似乎厘清了现代工商业对土地集中的净影响,从而验证了最初的假设。正是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提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不同于现代西方城市工业的乡村合作工业(费孝通,1998a)。他认为这一提法的合理性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中得到了检验。可以说,类型比较方法在《云南三村》中得到了最为有力的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那么,类型比较法的依据何在?费先生认为,首先,虽然社区研究的相对优势是深入性,但深入程度是没有极限的,需要一个能确定限度的标准;其次,特定社区的研究如果不与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关联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类比动物学和解剖学,应建立“文化分类学”,即建构社区类型并把单个社区确定为这些类型的实例。一旦类型建立了,单个的深入研究就成了某个社区类别的代表(费孝通,1998a:11)。如何进行类型比较?费先生将之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分类学的,即参照研究的特定问题和兴趣界定类型划分的基本特征,以此描述“类型”;第二个层次是解释性的,即通过比较澄清影响类型异同的因素,以解释类型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类型比较既是出于认识普遍性的需要,又界定了研究的边界和意义。这为实现特定的研究目的提供了便利,尤其有利于具体理论假设的检验。

  但也正是基于此,类型比较法有自身的特定局限性。首先,通过不同类型的汇集就能认识整体的假定仍陷入了统计意义上“个体与总体”之关系的思维定势,但却没有相应的手段去解决所谓“代表性”问题。因为,(1)总体上有多少类型不能确定,(2)各种类型在总体中的比例不能确定,即并不能解决整体中的异质性问题。其次,类型的划分无论是基于特定的研究问题还是既有个案的提炼,都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甚至出现同义反复,即就个案中的特定发现来分类,再反过来用这种分类界定特定个案。我们仍回到费先生的研究。实际上,早在“禄村”研究中费先生就发现了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以及城市工业化吸引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的问题,但由于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现代工商业给农村带来的土地集中危害,又假定农工相辅的经济结构是中国农村的主导类型,因此忽略了这一发现可能蕴含的理论意义,以致未能去探究另一种工业化的可能性。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衰落,以及当前引人持续关注的“农民工流动”等问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的整体事实,中国的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二、个案中的概括:格尔茨的深描说

  格尔茨的研究旨趣和费孝通大为不同,他似乎并不在意民族志对于认识更大范围事实的意义,而是更青睐微观研究所能带来的理论启迪。在一篇解释人类学的纲领性文章中,他从方法论层面系统地阐述了这方面的主张(格尔茨,1999a:3-39)。

  格尔茨批评了民族志研究中试图追求普遍性的两种主导取向:“琼斯村即美国”式的“微观模式”和“复活节岛即试验案例”式的“自然实验”模式。他认为:第一种模式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认为人们能够在所谓‘典型’的小村或村落中发现社会、文明、大的宗教或其他什么的本质这样一种观点是明显的胡言谵语。人们在小镇或村落里所发现的只是小镇或村落的生活”;个案研究追求更大相关性并不依赖于“从小地方捕捉大世界”这样的前提(格尔茨,1999a:28)。因为民族志的研究“地点”并不等同于研究的“问题”——人类学家只是在“地点”里进行研究,却是聚焦于“地点”中的问题;虽然“地点”具有明确边界,但研究“问题”却可以超越地方性。

  第二种模式的错误有两点:一是民族志的研究并非“自然实验”,因为变量关系会随着情境不同发生变化,而民族志研究并不能对此进行“控制”;二是民族志研究所获得的资料并不比其他类型的社会研究更为“纯正”,从这些资料中得出的结论,无论其经验效度如何,充其量也都是一种解释性假说,并不会像物理实验所获得的知识那样经过“验证”。民族志研究所能提供的主要是“异域见闻”。“异域见闻”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不是推论事实,而是“滋养社会学思想”:“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由在限定情境中……几乎过于详尽的田野研究所产生的材料,那些使当代社会科学痛苦不堪的巨型概念——合法性、现代化、整合、冲突……意义等——才能得以具有可感觉的实在性,从而有可能不仅现实地和具体地对它们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能用它们进行创造性和想象性思考”(格尔茨,1999a:30)。

  对两种错误模式的批评表明,格尔茨明确意识到个案研究对于认识更大范围事实所具有的局限性,他也否认个案研究可以进行理论证实或证伪,他主张个案的超越途径是:通过“深描”个案所蕴含的特有形态来促成对现有理论的启发。那么,“深描”如何实现?“异域见闻”如何能给主流文化带来反思?

  “深描”即描述性的解释。格尔茨认为,人类学的知识只是“解释之解释”,是在调查合作人解释之上的第二、第三等级解释。“深描”并不是要刻画“原始事实”,而是要说清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以“能使我们与陌生人们建立起联系”(格尔茨,1999a:21)。“深描”的关键在于“从当地人的视角看事情”(Geertz,1983:55-70)。但格尔茨并不认为民族志学者真能如同当地人那样去察觉和思考,并否定了传统上倡导的“移情理解”以及“主位分析”。他指出,民族志学者所能察觉的只能是当地人所用以察觉的东西——即像话语、图像、制度和行为之类的象征形式,而所谓对陌生人达至理解即是将他们置入这些象征系统之中,用他们的词语来描述他们的文化。这种主张蕴含着格尔茨关于象征系统的两个基本预设:一是象征系统具有整体性,但不像传统整体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事实层面上的功能整合和具有决定性,而是指意义层面上整体与部分之间所具有的连贯性,对具体事件描述的合理性可以在这一整体关照中得到说明(朱晓阳,2007)。二是尽管当地人的意义体系具有独特性和陌生感,但由于根本上体现的是“人类”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与评价,所以能为同是“人类”的我们所理解和反思。因此,民族志研究所能做的即是尽可能地对“异域见闻”进行“深描”,“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格尔茨,1999a:33)。人类学的知识增长不是“累积性的”,而是“突发式的”,是要从在具体而详细的个案研究中获知的洞见来加深对已有“问题”和“概念”的反思性理解。

  我们来看格尔茨本人对19世纪巴厘政治生活的研究(格尔茨,1999b)。

  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的开篇,格尔茨就表明了他的方法论立场:对巴厘生活的研究,并不能、也不会反映印度尼西亚的印式文明之整体,因为巴厘对于印度尼西亚甚至爪哇无论在历史(时间)方面还是社会制度(空间)方面都有变异;但采用民族志方法,能建构一个关于19世纪巴厘国家的“概念实体”,借此可以理解印式国家的内在结构,而实现这一点则需要对象征系统的各个部分进行关联分析。

  格尔茨首先高度概括了巴厘国家的本质性特征:“巴厘国家的展示性本质通过其至今所知的全部历史表露得一览无余,因为它从未走向专制……相反,它走向了一种排场,走向了庆典……它是一个剧场国家……公众仪式并不是巩固国家的谋术,而正是国家本身……权力服务于夸示(pomp),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格尔茨,1999b:12)。

  一个“剧场国家”,庆典和仪式展演相比权力运作更具紧要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统治的实质和谋术之间的颠倒关系?它又是如何维系的?接下来,格尔茨结合巴厘人的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进行了阐释。

  首先是“典范中心观”。这是巴厘人“关于主权之本质与根基的普泛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王室—首都是超自然秩序的一个微观宇宙和政治秩序的物化载体,它不仅是中心,而且就是国家本身。王室的仪式生活也是王室本身的总体生活,成为社会秩序的范例,并反映超自然秩序,人们应该通过遵循范例模式来形塑自己的生活。简而言之,“中心”是典范,是标准,而周围世界是模仿“中心”的粗糙近似物——巴厘社会的秩序化通过“示范”和“模仿”来完成。

  其次是“地位衰降观”。这一观念形成于对巴厘文明的政治历程的想象。巴厘人认为,人源出于神,由神到人是一个地位不断衰降的过程。不同成员因其世系不同衰降程度不同,由此形成了巴厘人复杂的声望等级制度。就巴厘王室世系而言,从最高国王后裔的头衔开始,地位会沿代际传递不断下降,直至最终沦落到“绅贵”这一最低头衔。但对于巴厘人来说,这一衰降过程并不是历史的必然,他们倾向于抵消它,尤其是那些君主们,会不遗余力地通过举行宏大的庆典仪式模仿和重现过去的完美,以获得和保持典范地位。因此,这一观念一方面制度化了中心与边缘的地位等级模式,另一方面赋予庆典仪式以“向心”的凝聚力。

  但巴厘的政治组织形式却是一种对立性的“离心”安排。先来看统治阶级的内部组织。它主要由四种制度构成:头衔/种姓制度、亲属制度、庇护关系和结盟关系。巴厘人被归属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前三者有资格获得权威而第四种则没有。但在现实中,四个种姓群体却因为要么具有道德权威而缺乏政治权力,要么相反而形成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男系继嗣家族是巴厘权力分配的基本单位,但家族制度的三个要素——内婚制、不可分裂性和次级群体的等级分化——使其变成自足实体,“同时也将巴厘政体派分成一组拥有不同规模、势力和结构复杂性的对抗性宗派”(格尔茨,1999b:31)。庇护关系则是契约性的,主要由不同家族之间基于权力、声望和财富等各种要素构成,从而在地区层次上构成一张变动不居的家族政治纽带之网。而结盟关系则将整个巴厘岛的政治组织起来。结盟名义上的立约者是各个王国的最高君主,实际上却是一群地区内部分对抗的政治人物,但体现的并不是各王国之间的“国际”政治格局,也没有使巴厘形成一个统一国家。如,结盟协议规定了包括“王宫庙宇应有间数”等鸡零狗碎之事,却对从现代外交看来的重大事务——如,“联合军事行动”之宣布——只字不提。总之,巴厘的统治阶级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正式治理机构,而是呈现出家族化和离散性的特质。

  再来看地方政体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巴厘地方层次的组织(村落政体)主要包括村庄、灌溉会社和庙会。村庄负责地方公共生活的秩序化,包括地方安全、平民争端之解决等;灌溉会社负责巴厘农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务——水稻农业及水利控制;庙会主要掌管地方的宗教事务。这三个团体都是自治性的,它们的成员资格交错重叠。与国家组织相似,地方政体更多地是相关联的分立群体,而非想象中高度整合的“村落共同体”。它们与国家组织之间的联系也具有分散化的特征。农民承担的义务主要有三种:仪式一军事、地租和税收,但这些义务的完成并非通过统一正式的科层机构和官员,而是依赖通过亲属或庇护关系依附于不同君主的一些政治人物。这种体系导致的一个奇妙结果是:一个人可能向第一个君主承担仪式—军事义务,向第二个君主交租,向第三个君主交税。

  总之,巴厘并不是一个疆界明确、遵照等级原则系统组织起来的主权国家,在整个领土之上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而“只有一种由各种通过受到公认的特权织成的、由无数结节联起来的网”(格尔茨,1999b:80)。在这种政体中,越是靠近底部,就越具有实际的权力控制;而越是靠近上层或中心,实际支配就会越脆弱。巴厘政治生活的悖论性总体图景也由此呈现出来:一方面是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是具有离心力的社会结构,前者的诉求受到后者的制约或削弱。因此,在整个国家的秩序化之中,通过仪式和庆典展演体现中心的典范作用和地位的等级性,成为巴厘政治生活的核心主题,但需要不断地与权力结构的离散性做斗争。

  那么,“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滋养了哪些“巨型概念”的创造性思考?首先,现在主导性的“国家”概念——一定领域内的暴力垄断者,统治阶级的工具或公众意愿的代表——只是凸显了国家的“治理”维度;但巴厘剧场国家却展示出了国家的另外两个维度——“地位”和“荣耀”,即神话、仪式和庆典等政治符号体系或国家的象征部分,并不是为了实现统治的实效性目的的权术或工具,它们本身就是国家目的,构成国家的尊严性部分。紧接着,在政治理论方面,巴厘剧场国家体现出,政治生活的秩序化并不意味着只能依靠权力支配,“政治”既不纯粹是观念性的,也不仅是现实性的,而是两者相结合的象征行动。这一点,对于理解当代社会中的政治仍然适用。这也正是“异域见闻”式个案研究对于普遍知识的贡献所在。

  三、从特殊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

  扩展个案法形成于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曼彻斯特学派,旨在将对非洲村庄和城镇的研究,扩展到对与殖民主义相关的、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分析中去(朱晓阳,2004)。布洛维系统地发展了这一方法。对他而言,扩展个案法是指在“既有理论”基础之上进行的个案研究,目的是为了从“特殊”抽取“一般”、从“微观”移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以预测“未来”,是“反思性科学”在民族志上的应用(Burawoy,1998:5);可以用于阐明马克思主义“真实乌托邦”的存在条件、内部矛盾以及扩散的可能性(布若威,2008:14)。但在最终形成这种认识之前,布洛维对扩展个案法的定位经历了不同“科学模式”的转换。

  首先,布洛维将扩展个案法视作对参与观察之两个传统批评的直接回应(Burawoy et al.,1991:271-287)。第一个批评关乎“意义”(significance)问题,认为个案研究虽能提供有趣的结果,但不能产生一般性,因而算不上真正的科学;第二个批评涉及分析层次,认为面对面互动的研究受限于具体时空,是微观的和非历史的,因而并非真正的社会学。布洛维通过比较回应这两种批评的常人方法学、解释个案方法和扎根理论,阐明了扩展个案法克服以上批评的逻辑。

  布洛维认为,常人方法学和解释人类学都否定了两个批评的适切性,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前者不承认存在跨越社会情境的客观实体,认为整体或宏观现象只是使社会互动成为可能的行动者的认知成就,并非真实世界,相应地,社会学也只能有一种,即有关独特社会情境的微观社会学。后者则主张,特殊和微观分别是一般和宏观的表达,两两叠合在一起。布洛维认为格尔茨的巴厘斗鸡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点:“格尔茨将仪式性的斗鸡呈现为一件‘典范事件’,展示了巴厘社会的社会组织和巴厘人的自我感觉”(Burawoy et al.,1991:273)。

  与此相反,布洛维认为扎根理论和扩展个案研究都直面了批评:承认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具体而现实的,并认为一般性能从特殊情境的比较中获知。但两者解决问题的策略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两个部分。一是对意义问题的处理。布洛维认为前者使用的是类属解释,即通过比较不同个案中的相似性提炼普适法则,从而形成新的一般化理论;而后者则采取的是基因解释,即通过比较相似情境中的差异性形成实质性的因果解释,从而实现对既有理论的重构。这和两者对“意义”界定的不同有关:前者指向“统计意义”,即一般性来源于从样本推论总体;而后者则是指“社会意义”,即“社会”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而个案作为部分可以对其进行说明。二是对分析层次问题的处理。前者主要是从个案中发现实质理论进而迈向形式理论,从而将微观社会学用作宏观社会学的建筑材料,构建宏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而后者则意在揭示微观社会学的宏观基础,去理解微观情境是如何被诸如国家、经济等宏观力量所形塑。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对于布洛维来说,特殊和一般、微观和宏观,都首先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有可能讨论从特殊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对“意义”问题的处理实质上混合着两个维度:一是个案作为一种特殊事实,可以借助已有理论推演出新的理论;二是个案作为部分性事实,可以显示整体性事实。而前者是达至后者的一种手段,即可以通过一般性理论来认识整体性事实。而对“分析层次”问题的处理则暗示了第二种认识整体的途径,即可以借助宏观事实的扩展。总之,个案研究可以借助理论和宏观分析阐明整体。这显示出布洛维也持有一种类似费先生那样的整体主义,这在他一本早期专著的序言中得到了明确阐述:第一,部分可以作为整体的一种表达,即每一部分都在其内部包含了整体的基本法则;第二,整体由相互依存的部分所构成,部分关联起来可以呈现整体的图景(Burawoy,1979:xiv)。因此,他才可以说,也是这样做的:通过对芝加哥南郊一座机械车间的研究,揭示了先进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的基本性质——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布若威,2008)。但正如弗里德曼对费先生的批评一样,这种整体主义无法克服现代社会中的异质性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作为部分的个案具有独特性,亦即是承认部分之间具有异质性,那么它与外部宏观力量的相互作用也将会不同,因此,通过特定部分的属性及其与宏观力量的联系并不能阐明整体。

  除了方法论意义上的不同,扩展个案法还有理论取向上的殊异。布洛维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进行研究的基本旨趣在于挑战资本主义,并为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替代方案——即“真实的乌托邦”——提供规范性说明。他的研究是在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拉卡托斯,2005)之核心概念——如“阶级作为剥削”——的前提下展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能接受检验,恰恰相反,它必须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不断得到重构,而重构的方法工具正是扩展个案法(布洛维,2007)。所以,“如果‘真实的乌托邦’是计划,那么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反思性民族志是方法”(Burawoy,2005:21)。正是出于这种理论诉求,布洛维才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同时包括“理解”和“说明”两个维度,即作为“参与者”切身体验和解释特定情境的意义,和作为“观察者”借用理论对影响情境的宏观力量进行科学说明,借以避免已有研究中存在的两种不恰当的还原——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式还原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式还原,揭示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支配”和“抵抗”。扩展个案法正是实施这种研究的“典范”方法(Burawoy et al.,1991:Introduction)。但此时这种对扩展个案法合理性的伸张以及对传统批评的克服,都还是在一种统一的科学模式评价之下,扩展个案法真正获得方法上的典范意义——作为反思性民族志,是在布洛维将社会科学划分为两种模式之后。

  在一篇讨论方法论的文章中,布洛维将社会科学划分为实证科学和反思性(reflective)科学两种模式(Burawoy,1998)。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研究所涉及的三个层次:经验调查技术、研究方法和科学模式。与此相对应,扩展个案法是反思性科学模式的典范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技术;统计调查则属于实证科学的例证方法,主要采用访问(interview)技术。各种方法的意义和限度应该在其对应的科学模式之下得到界定。

  布洛维借用卡兹(Katz,1983)的分析,认为实证科学基于研究者中立的假定,形成了约定俗称的四项原则:禁止“刺激反应”、可信性、可重复性和代表性。但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总是存在“情境效应”,使得这四项原则并不能得到真正实现。反思性科学恰与此相反,承认并积极利用“情境效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项原则:(1)介入,即要对研究者的进入所形成的反应保持敏感;(2)过程,即要理解具体情境中的多重意义和知识,并从时间维度上把它们简化成“社会过程”;(3)结构化,即研究者要观察研究场所之外的社会力量,注重宏观力量的相互形塑作用;(4)重构,即通过个案的独特性重构既有理论。最关键的是第四项原则,布洛维否认了“代表性”原则对反思性科学的适切性,认为个案的一般性意义是在于理论重建,从而否定了个案研究对整体认知的追求。对于“重构”是否进步的判定,依据的是拉卡托斯(2005)的累积性知识增长观:在保持既有理论核心假定完整性的同时,重构能否通过吸纳反例推进理论的经验解释力,或者能否导致经验层面上的惊人预测。

  扩展个案法的“合法性”正是在反思性科学模式之下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对应四项原则,“扩展”具体化为四个操作维度:即从观察者到参与者,时空扩展,从过程到结构,理论扩展。对此,布洛维利用他早期的一项经验研究(Burawoy,1972)进行了详细说明。

  这项研究实施于1968-1972年,关于赞比亚独立后所推行的“赞比亚化”——工作机会应由赞比亚人代替外籍人员(白人),基于对两个铜矿企业的参与观察(Burawoy,1972)。

  (1)从观察者扩展到参与者。布洛维是以人事研究官员的身份进入研究现场的,他所从事的一项重要“正式工作”是对铜矿产业的复杂职业结构进行评估,以使黑人和白人的薪资结构可以根据工作特征、教育程度、灵活程度等因素排列在一个单一的等级体系中。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帮助”了这一种族之间待遇差异的再生产。但最主要的“参与”是,研究成果引起了相关各方的争议,从而推进了“赞比亚化”的进程。

  (2)从时空上扩展观察。“赞比亚化”深受历史因素以及身处不同社会空间的各类行动者的影响。白人权威的合法性是多年殖民统治形成的,具有很强的“传统”和“克里斯玛”要素,已在赞比亚人心中化为“专家”和“惩罚”的象征;但接替他们的赞比亚人却不具备这种合法性。一方面,白人会尽力避免赞比亚人对他们拥有权威。例如,当人事部门迅速赞比亚化之后,公司设置了“员工发展顾问”这一职位,并由原来的人事部门经理担任,由此新任经理的权力——尤其是对白人的管理权——被相应剥夺。而另一方面,赞比亚人接替者的直接下属也不认可他的权威,加上他不愿或不能从上级获得支持,致使他只能借助正式的科层权威来“压制”下属,这反而造成了赞比亚人之间的冲突。总之,白人对黑人的支配地位得以延续,黑人之间的关系却趋于紧张。即种族隔离的社会过程得以再生产。

  (3)从过程扩展到结构。布洛维并未就此停止,而是进一步将种族隔离与外部的宏观力量关联起来。通过比较殖民时期的“非洲人进步”和独立后的“赞比亚化”,以及自上而下的“赞比亚化”和自下而上的“赞比亚化”,他发现更深层的原因是“赞比亚化”受到统治阶级的反向制约——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了维持白人地位的措施。

  (4)扩展理论。这种宏观事实的扩展实际与理论扩展密不可分。即有关新兴国家的两种研究模型——“政治发展”分析框架和“新殖民主义”理论,要么刻意强调统治精英为发展国家做出的努力,要么视他们为“新殖民主义”阴谋的牺牲品,都遮蔽了统治精英的利益诉求,因而提供的都是片面的事实。布洛维则借助“阶级分析”指出,正是统治阶级的既定利益阻碍了“赞比亚化”的成功。布洛维深受法农(F. Fanon)的“后殖民革命”研究的影响。通过将法农对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进行的阶级分析,改造为对黑人矿工、公司管理者、统治精英和外籍人员四个利益群体的分析,他重构了法农的阶级分析。即在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之外,又补充了对“生产中的关系”的分析。①并最终告诉读者,“赞比亚化”的表面化,以及赞比亚种族隔离的延续,是各种阶级力量斗争的结果。

  我们已看到,个案扩展法是如何从对传统批评的回应“扩展”到新科学模式之下的。虽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特殊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但前后的差异仍具有实质性:如何扩展以及如何评价扩展的依据发生了变化,从试图将扩展个案法视为单一的社会科学的典范方法,转变为将这一典范性界定在一种新的科学模式之下,从而摒弃了实证科学对个案研究的质疑,使其在反思性科学之下获得合法性。最关键的是:在早期,布洛维虽未明确回应“代表性”问题,但他指出个案可被视作整体中的部分,并可通过宏观和理论的扩展认识整体;而在晚期,他虽直面了“代表性”问题,却把它归入实证科学模式之下的问题而予以否认,代替的仅是个案研究在反思性科学模式之下对理论重建的意义。这实质上是连同个案研究的整体认知追求也一起抛弃了。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布洛维已经意识到前面我们分析过的:由于异质性问题的存在,个案研究即使可以借助理论和宏观力量进行扩展,也不能阐明整体。

  四、比较:超越个案?

  至此,我们已可以对这三种研究取向进行比较。无论哪种取向,个案研究都有着超越性诉求。研究旨趣不同,超越的方向也有所不同。先从事实层面上看。出于经世致用的研究旨趣,费先生试图通过“类型比较法”使微型社区研究实现对整体中国的认识。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这一方法并不能克服整体异质性问题。格尔茨的旨趣在于通过对非西方社会“异域见闻”的“深描”来反观西方社会,因此他并不追求这一“异域见闻”对认识其所处社会整体事实的意义,他否定了个案研究在事实层面上的超越。而布洛维则赋予“扩展个案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验证社会主义可能性的研究使命,他早期试图在个案研究中通过理论和宏观的扩展阐明整体,但同样不能克服异质性问题。后来他虽然保留了对宏观事实的分析,但却放弃了对整体认知的追求。我们看到,他们最终都没有实现个案研究事实层面上的超越。如何解释这一情况?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对部分和整体的看法上都持有本体论,即实体论(Substantialism)观念。

  实体论主张现实由具有独立性质的实体构成,相对于实体,关系是外在的、第二位的。实体论包括将现实归于物质的实在论(realism),将现实归于精神的观念论(idealism),以及混合二者的二元论(dualism)(Oliver,2001)。当费先生将个别社区视作某一类型的典型,又将类型视作中国社会的个别时,他实际上同时假定了个别和“种类”(kinds)实体的存在,并将个别作为种类的例证。这是典型的实在论逻辑(路克斯,2008)。当格尔茨说“琼斯村即美国”式的“微观模式”是胡言谵语,当他认定巴厘国家不能反映印式文明之整体,其背后也蕴含着个案和整体都有其独立属性的实体观。但他为什么又将主要基于一个村庄观察的“斗鸡”视为典范事件?这是因为他在对“异域见闻”进行研究时持有一种二元论实体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是象征行动,既是物质性的,又是观念性的(格尔茨,1999a:13)。由此文化模式可被视为当地人创造的一种“文本”,“是由社会材料建构而成的想象的产物”(格尔茨,1999a:529);它的合理性在于自身的融贯性和对当地人的意义,至于它的本体论地位及事实上的扩展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Reed,2008)。在特殊和微观之外,布洛维承认了整体和宏观力量的本体论地位;当他同时强调“理解”和“说明”时,显示出他也是一个二元论者。但他极力反对格尔茨的“文本”比喻,而是将情境中的主体参与和外部的宏观力量都视为权力因素,因此现实普遍蕴含着“支配”和“抵抗”(Burawoy et al.,1991:Introduction)。总之,因为持有实体论,所以他们都不能克服异质性问题;而异质性问题的提出,也正源于这种实体论。

  与事实层面的困境不同,他们都实现了理论超越。这主要是基于他们所持有的不同的认识论和所获得的不同学术流派的认可。费先生认为知识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并需经过客观事实的检验,因此一直强调他的研究发现得到了中国实践的验证。确实,通过社区类型比较,费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有关现代工商业与农村土地集中的“实质理论”(Glaser & Strauss,1967);但也正是在实践层面上,这一理论有我们所提到的局限性。我们更为认可的是他通过类型比较法所形成的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理论概括,《乡土中国》即是代表(费孝通,1998b),其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已经成为理解中国社会一个有力的“理想型”概念(韦伯,2002)。格尔茨则认为研究并不能呈现纯粹的客观事实,知识评价的关键在于能否说清当地人的意义体系及其内部连贯性,因此人类学研究提供的是“地方性知识”——基于地方性事实所形成的概括(Geertz,1983)。正是通过“地方性知识”之间的比较,主流社会中通行的概念才得到反思,不同人类文化解释体系之间的“转译”才得以实现(王铭铭,1999)。正如巴厘的“剧场国家”对于理解国家概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布洛维同样否定可以认知纯粹事实,但他持有的是一种实践性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涉及学术共同体内部和学术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布洛维,2007:19)。而对于理论进步的评价,他所依据的是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的前提下,通过反例对其进行重构,以改进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能力。正如他对“赞比亚化”的研究,既揭示了种族隔离背后的阶级因素,又更新了阶级分析理论。总之,三人虽然知识取向不同,但都通过个案研究实现了理论超越:费先生实现了理解中国社会的一般性概括,格尔茨为通行概念的反思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布洛维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进。而且,他们基于个案研究所得的知识成就,都获得了不同学术群体的追随——费先生、格尔茨和布洛维分别是“社会学中国学派”、“解释人类学”和“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从而促进了知识的增长(李培林,2008;罗红光,1996;布洛维,2007)。

  五、一个新的尝试:关系个案研究

  为了探讨个案超越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漫长的旅程。我们看到,上述三种研究取向都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超越,但却在事实层面上有着未能克服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现实世界持有实体论的假定。如果我们秉承费先生的旨趣,不想放弃对整体认知的追求,那么就需要对现实采取一种非实体论的看法,即“关系的”(relational)本体论。据此,我们所进行的应是关系个案研究,所追求的应是关系性整体。

  从关系的视角来看,现实是关系性的存在。首先,关系是内在的,事物并非孤立存在和自我驱动,而是在关系中得以生成。其次,关系是第一位的,关系并不是独立实体之间的派生物,相反,是关系派生了相关事物,事物随关系变动而变动(Oliver,2001)。部分(个案)与整体相互生成,都是关系性存在。借比喻的说法:整体是一个有着相对边界的网络,个案是网络中的节点,网络与节点之间的连线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连线,就形不成网络,节点也将不成其为节点,即节点和网络通过连线相互生成。节点不是孤立的,敲动节点,就会震动网络,因此个案分析可以阐明网络整体;但也只有在这一特定的网络整体中节点才能得到说明:两者相互界定。在这一关系网络的想象中,个案不再是一般中的个别,整体也不是个别的种属或个体的总体,而分别就是在关系中生成的关系性个案和关系性整体;那些所谓的类型条件和宏观力量也都不再是独立的实体,而就是一些关系的构成要素。在这里,个案只是分析的起点或触发点,分析的关键却在于关系,即要分析什么样的关联机制界定了个案及其定位其中的整体。简言之,这正是在进行关系个案研究:不仅意味着个案和整体都是关系性存在,而且要从关系视角对它们进行研究。在这一路径中,个案研究不再去追求与个案不相关的事实,异质性问题也就不复存在。

  关系视角在社会学研究脉络中源远流长。埃米贝尔曾专门提倡“关系社会学”(Emirbayer,1997)。“关系社会学”的基本主张是,社会世界首先是由过程和动态伸展的关系而不是由实体和静止的事物所构成。与其他两种非关系视角的比较可以阐明这一主张。第一种是“自我行动”(self-action)视角,即事物依靠自我能量行动,独立于其他实体。它在社会科学中的体现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它们分别将个体和整体作为行动的惟一来源。第二种是“互动”(inter-action)视角,即行动发生在实体之间,但并不改变实体属性,在这里关系是从属性的。它主要体现为脱离背景进行变量分析的统计调查研究和定性的历史/比较分析。与这两种视角相比较,关系视角不认为存在独立的实体和孤立的实体关系,而是将动态伸展的过程作为首要的分析单位,认为事物由它们在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得到界定。总之,个体不可能脱离其整体或背景得到理解,事情总是在特定情境中才能得到说明。布迪厄是另一位极力提倡关系视角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华康德,1998)。对于布迪厄而言:(1)关系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地位;(2)应从事物之间关系的角度构建研究对象。他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场域”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场域被界定为一个关系空间或一个网络,分析的核心是揭示场域的运行逻辑,只有如此个体行为才能得到真正理解。正如他对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研究,只有把它纳入整个法国高等教育场域及其与权力场域的关系中,即把它视为关系空间中的一个点,根本的问题才能真正被把握(布迪厄、华康德,1998:354)。关系个案研究正处在这类研究脉络之中,所不同的是,将关系视角用到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即个案研究上。

  正如埃米贝尔所指出的,关系社会学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边界确定问题(Emirbayer,1997:303),对关系个案研究的最大挑战也是如何界定关系性整体。对此,我认为组织研究中关于“组织场域”的界定也许会带来启发。简单来讲,组织场域是指相关组织构成的组织网络整体,组织研究试图通过引入它来明确组织的边界。目前对于组织场域的界定主要有三种方案:(1)功能关联。迪马吉奥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1983)基于组织之间的功能联系,将场域界定为一个由核心的生产商及其竞争对手、交易对象和监管机构等相关组织构成的组织共同体。(2)议题关联。霍夫曼(Hoffman,1999)认为围绕某种“议题”可以形成一个组织场域。例如,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政府、环保NGO、化工企业和保险公司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组织场域。(3)“重视”关联。伍滕和霍夫曼(Wooten & Hoffman,2008:138)认为组织之间不需形成等级支配和网络纽带,仅仅通过彼此“重视”,一个组织场域就可以形成。他们认为这种界定去掉了组织场域作为组织共同体的“容器”的含义,可以回归到布迪厄对场域的原初界定,即作为成员之间的“关系空间”。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布迪厄所指的关系空间并不是成员之间,而是成员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联,因此具有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来源于场域整体中的逻辑,即场域中各种资源(资本)的分配结构和兑换比率,而这需要借助理论工具才能识别出来。所以场域的形成不仅是成员之间的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直接关系背后的结构力量。结合组织研究者和布迪厄对“场域”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对“关系性整体”进行界定时,一方面要在经验层次关注因各种关联要素形成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另一方面要利用理论工具识别出这些要素背后的整体逻辑。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关系性整体并不能被先验地确定,相反,它只有在经验调查之中才能辨认出来。

  那么,关系个案研究又会有什么样的理论诉求?简单来讲,即建构情境性理论。我们首先需要求助格尔茨。格尔茨指出,人类学理论的特征之一即是要求理论始终与具体实践的解释密切关联,人类学理论的一般性不在于脱离材料进行形式化的抽象,而是尽可能贴近材料进行“深描”,以使文化的一般道理在具体形态中呈现出来(格尔茨,1999a:31-36)。我们基本遵循这一主张,即理论概括应呈自具体情境。但与格尔茨的“在个案中进行概括”不同,我们是在“关系性整体”中进行概括,因此难免进行一定程度的形式化抽象。当我们用某些要素去界定整体时,已经介入了一些形式化的理论,将来的理论概括也会抽象为形式化的要素关系;但在界定整体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确定理论要素发挥作用的边界,因此理论概括仍能保有情境性。

  我们接着需要借助的是一项关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陈向明等,2011)。研究发现,中小学教师在解决教学问题时,之前所学到的理论性知识并不可用,于是他们逐渐在问题情境中发展出了可用的实践性知识。实践性知识既不同于原理型的理论性知识,也不同于仅体现为经历的经验,而是“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精心反思和提炼后形成的,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做出来的对教育教学的认识”(陈向明等,2011:64),它同时具有实践性和概括性两个特征。这种“知识生成的载体是问题情境,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就是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形成过程”(陈向明等,2011:3)。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即当理论应用到实践之时需要经历一个情境性转化。这一道理也存在于进行研究时的理论应用。一般而言,理论是经验事实的简化,当运用既有理论进行经验研究时,无论为了证实还是证伪,都需将其操作化,如统计假设检验,而操作化正是对理论进行情境化处理。反过来也一样,从经验研究中归纳或发现理论,如扎根理论,也需进行情境化处理,只不过是一个反向操作化的过程。因此,理论发挥效应的关键在于情境适宜性,理论建构的任务不是追求普适性,而是界定情境性。

  结合两者,关系个案研究的理论诉求既不是证实或证伪理论,也不是凭空创造理论,而是在“关系性整体”中通过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往返澄清理论要素发挥作用的情境性条件,进而在新的适用边界下创新理论。下面以我的一项经验研究为例简单说明之。我把个案村庄与市场转型的制度变迁和一个专业皮革市场的成长关联起来,考察传统生计方式(皮革加工)的变迁,发现整个改革时期个人教育水平与收入并无关系,而在改革后期家庭教育水平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已有关于教育回报率的人力资本理论和制度理论对此都无法解释,这并不是说这些理论已被证伪,而是说明它们的理论要素——劳动效率或资格证明——在这一特定情境中无法发挥作用:传统皮革加工技能既不需要学校知识也不需要文凭,在现代皮革加工技术成为主导之后,学校教育开始发挥作用,但村庄以家庭为基本行动单位的情境却使这种作用只发生在家庭层次。由此我提出,研究教育与收入之间关系时应加入对收入方式和收入主体两个情境性条件的考察(王富伟,2012)。

  六、结论

  维特根斯坦说,“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会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转引自布迪厄、华康德,1998:1)。如果我们持有实体论本体论,个案研究就因不能克服异质性问题而不能实现对实体性整体的认知。但如果我们持有“关系的”本体论,我们将发现个案与整体是相互生成、相互界定的,因此我们可以实现对“关系性整体”的认知。以此界定个案研究在事实层面上的超越,是一种有限,即只追求更大范围内与个案相关的事实。

  科学哲学已经形成的一个共识是,我们不可能获得“本体”的知识,我们获得的知识总是“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奥尔德罗伊德,2008)。关于知识的增长,库恩(2003)认为并非只是连续性的,重要的是科学“范式”的革命,常规科学的进步正是源于对范式的信仰和允诺;相反,拉卡托斯(2005)则认为是连续性的,是“研究纲领”内部的不断改进和不同“研究纲领”之间基于解释力的竞争。虽然两者的主张并不相同,但都强调了科学共同体的重要性,不过前者强调的是共同体的信仰维度,后者则诉诸它的理性标准。在当今这个日趋并不断呼吁多样性的世界中,尤其是在多变的中国社会,一项知识的生产不应再是追求“终极真理”,对它的评价也不应再采用惟一的标准(陈向明,2000)。因此,对个案研究的理论定位,我们不必限于某一特定取向:可以是对其所属社会的一般性概括,也可以是提供一种全新的概念洞察力,还可以是对既有理论的改进,以及构建情境性理论。个案超越所带来的知识增长,既可能是“突发式”的,也可能是“累积性的”,但最终都会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检验,正如费先生他们三位所分别获得的认可、争议和追随。因此,个案研究并非一次性的、孤立性的“单个案”研究,它的生命力流淌在学术传承的脉络之中。



【注释】

  ①“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是指生产体制中生产性资产的权利/权力在其中得以分配的关系;“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 in production)是指劳动过程中行动者之间合作、协调和控制的社会关系。一定意义上,布洛维正是通过这一对关系的区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经验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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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富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0 12:43
余菁:案例研究与案例研究方法
作者:余菁     发布时间:2007-04-24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原载《经济管理》2004年第20期
  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了人们对案例研究及案例研究方法的已有认识;区分了不同的案例研究类型;分析了案例研究方法在管理科学领域的应用、发展及趋势。笔者认为,案例研究总体上处于其发展的初级阶段。而管理学、尤其是企业管理学为案例研究这样一种经验性、贴近现实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发展和繁荣的沃土。案例研究方法的内涵与外延,将伴随着案例研究自身的发展及其应用学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关键词: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方法;经验主义
  一、案例研究
  在社会科学领域,进行案例研究(Case Study)的文章已经很多了,但真正清楚“案例研究”的含义的人并不多。长期以来,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对案例研究持有不尽相同的认识。1984年,罗伯特K.尹(Robert K.Yin )为“案例研究”给出了一个经典定义,即:案例研究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探究(Empirical Inquiry ),它研究现实生活背景中的暂时现象(ContemporaryPhenomenon);在这样一种研究情境中,现象本身与其背景之间的界限不明显,(研究者只能)大量运用事例证据(Evidence)来展开研究。
  围绕这一定义及尹、罗伯特E 斯特克(Robert E.Stake )等学者确立的案例研究的分析框架,人们开始逐步就案例研究的性质、研究对象及其作用这类问题形成大体一致的判断。这些共识可以概括为4点:
  首先,案例研究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而不是一种纯理论性的研究。案例研究的意义在于回答是“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Yin ,1994;Stake ,2000),而不是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其次,案例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社会经济现象中的事例证据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案例研究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属于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的研究范畴。正是这一点,使案例研究显著区别于经验性研究中的其他属于实证主义范畴的另外两种研究方法(见本文第二部分)。
  斯特克将案例研究界定为“理解特定情况或特定条件下(单一事件中的)行为的过程”(Stake ,1995)。在这样一个研究过程中,人们可以将研究重点放在捕捉社会经济现象的片断的真实细节上,而无需预先严格设定或梳理清楚其中蕴藏的为数众多的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过,由于案例研究往往只是被用作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片断,即一个相对狭小的研究领域的某一局部性的问题,为做到这一点,很多情况下,案例本身作为一个现实经济活动中完整的复杂系统的其他方面往往要被概要化、抽象掉。
  再次,案例研究对整体性的要求(Holistic Inquiry)。案例研究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中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决定了案例研究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体系,也许它的各个部分并不运转得那么良好,也许它的目的是非理性的,但它始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体系(Stake ,1995)。要通过案例(单一事例或有限事例)来得出归纳性的结论或预测未来时,研究者必须对这一事件所涉及的各部分的互相依赖关系及这些关系发生的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Sturman ,1994)。也只有在保证案例研究整体性这一前提下,案例研究的结论——案例本身作为一个完全的、被准确界定的个体样本所揭示出来的规律及相关研究结论,才有可能被推广应用到更广泛的、具有相似性的群体中。
  最后,案例研究的作用。在被研究的现象本身难以从其背景中抽象、分离出来的研究情境中,案例研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它可以获得其他研究手段所不能获得的数据、经验知识,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不同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检验和发展已有的理论体系。案例研究不仅可以用于分析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现象,它还可以满足那些开创性的研究,尤其是以构建新理论或精炼已有理论中的特定概念为目的的研究的需要。此外,案例研究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它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判断力、沟通能力、独立分析能力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案例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Case Study Methodology)属于经验性研究方法(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的范畴。经验性研究方法是对应非经验性研究方法而言的,它包括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也译作实地研究)、实验研究(Laboratory Experimentation)和调查研究(Survey)。案例研究与实地研究紧密相关。有的学科中,实地研究被进一步区分为狭义的实地研究、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ation )和案例研究;而在另一些学科中,案例研究与实地研究被视作基本同质的研究方法。本文认为,在管理科学研究中,“狭义的实地研究方法”的含义并不明确,而实地实验可以被归类为实验研究的一种,因此,适当扩大案例研究方法的内涵、使其近乎等同于实地研究方法的观点,是有利于案例研究方法发展的。
  在评价一种研究方法时,人们通常使用两个指标,一是可信度(Reliability ),对应于研究中的一致性(congruence)的水平。所谓一致性,是指不同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但在理论假设所确定的同等研究条件下做同样的研究所得出结论是否一致;它与研究结论的可再现性(Replicability )相关。二是有效性(Validity),对应于研究中的相关性(Correlation )的水平。有效性有3种类型,分别是结构有效性(Construct Validity),指理论假设(理论研究中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抽象形式)在研究中被具体化(为不同变量之间关系)的有效性;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 ),指不同变量之间关系的有效性,如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有效性;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 ),指特定条件下、就特定样本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的普遍性(Generalizability),也就是,这一研究结论被推广应用到理论假设所确定的现实环境条件中去的有效性。
  与非经验性研究方法相比,经验性研究方法在有效性方面相对较弱。而在经验性研究的3种研究方法中,实验研究是一种在相对可控条件下对特定问题开展研究的方法。与实验研究相比,实地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构有效性和内部有效性相对较弱,其外部有效性随研究者对研究设计及对变量控制的可能性而变化。调查研究的有效性介于实地研究/案例研究与实验研究之间。调查研究强调采用统计性概括方法,实地研究/案例研究强调采用分析性概括方法;此外,在很多情况下实地研究/案例研究,都是一种小样本的研究方法。在实际运用中,作为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实地研究/案例研究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研究能力,包括选择研究主题的能力,设计研究过程的能力,收集资料和数据处理的能力,运用已有的理论知识和适当的分析方法得出正确的研究结论的能力等。
  任何一项好的案例研究都必须依托于坚实理论基础。而好的案例研究,对发展理论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提出并分析新的研究问题,进而对构建新的理论框架,或者是,对发展新理论所必须的研究方法、程序有所贡献;第二,拓展现有理论体系的解释力范围,解决现有理论尚不能够予以合理解释的理论问题;第三,通过证实或证伪已有的理论假设,或者是,证实或证伪已有的案例研究(包括在已有的理论贡献型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作对比研究或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来强化或修正已有理论中的相关范畴、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及有关原理。这其中,有一些案例研究会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对已有理论有所发展,另一些案例研究本身并不提出新的理论假设,其作用仅仅限于为已有的理论假设寻找支持其合理性或否定其合理性的证据。
  三、案例研究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案例研究类型。服务于不同案例研究类型的方法是不同的,有一些案例研究方法只适用于特定的案例研究类型。也有一些案例研究可以同时综合应用多种案例研究方法。
  1.根据研究任务的不同来区分的案例研究类型
  根据研究任务的不同,案例研究方法可以被区分为5种类型(Scapens ,1990;Hussey&Hussey,1997),即探索型(Exploratory )、描述型(Descriptive )、例证型(Illustrative)、实验型(Experimental)和解释型(Explanatory )的案例研究。
  探索型案例研究往往会超越已有的理论体系,运用新的视角、假设、观点和方法来解析社会经济现象,这类研究以为新理论的形成作铺垫为己任,其特点是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的支撑,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不完善。在已有理论框架下,当研究者希望对企业实践活动做出详尽的描述时,可以采用描述型案例研究方法;当研究者希望阐述企业组织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或企业实践的新趋势时,可以采用例证型案例研究方法;当研究者希望检验一个企业中新实践、新流程、新技术的执行情况并评价其收益时,可以采用实验型案例研究方法。解释性案例研究则适用于运用已有的理论假设来理解和解释现实中企业实践活动的研究任务。
  同样根据研究任务的不同进行分类,也可以将案例研究方法区分为探索型、描述型、解释型和评价型(Evaluation)4种类型。有学者(Bassey,1999)形象地描述了这4种不同类型的案例研究,其中,探索型案例研究侧重于提出假设,它们的任务是寻找(新)理论(Theory-Seeking);描述型案例研究侧重于描述事例,它们的任务是讲故事(Story-Telling)或画图画(Picture-Drawing );解释型案例研究侧重于理论检验(Theory-Testing);而评价型案例研究侧重于就特定事例作出判断。还有一些学者将案例研究方法区分为3种类型,即探索型、描述型和解释型;也有学者将解释型称为“分析型”(Analytical);另有学者将探索型和描述型之外的案例研究统称为方法组合型(Combined Methodology)案例研究。
  可以看到,无论是在3类型分类法,还是在4类型分类法或5类型分类法中,人们对探索型和描述型这两种类型的案例研究的内涵基本没有争议,这两种类型分别对应着超出现有理论框架解释范围之外和完全在现有理论框架解释范围之内的案例研究,而分歧主要集中于那些立足于现有理论框架但又尝试有所突破与发展的案例研究活动的分类及其属性上。
  2.单一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一般是通过选择一个或几个案例来说明问题。根据实际研究中运用案例数量的不同,案例研究可以分为单一案例(Single Case )研究和多案例(Multiple Cases)研究。
  单一案例研究主要用于证实或证伪已有理论假设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它也可以用作分析一个极端的、独特的和罕见的管理情境。通常,单一案例研究不适用于系统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偏好单一案例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单一案例研究能够深入、深度地揭示案例所对应的经济现象的背景,以保证案例研究的可信度。
  在多案例研究中,研究者首先要将每一个案例及其主题作为独立的整体进行深入的分析,这被称作为案例内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依托于同一研究主旨,在彼此独立的案例内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将对所有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并得出抽象的、精辟的研究结论,这一分析被称作为跨案例分析(Cross-Case Analysis )。以凯思琳M.德艾森豪威尔(KathleenM.Eisenhardt )为代表的学者偏好于多案例研究方法,其观点是,多案例研究能够更好、更全面地反映案例背景的不同方面,尤其是在多个案例同时指向同一结论的时候,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将显著提高。
  3.其他案例研究类型及方法
  根据案例研究过程中不同程序、步骤和应用方法的不同,可以区分出多种不同的案例研究类型。以下分别以数据收集(Data Collection/obtainment)中应用的不同方法和案例分析(Case Analyze)中应用的不同方法为例,进行说明。
  ⑴根据数据收集方法的不同来区分的案例研究类型。常见的数据收集方法有文件法(Documents)、档案记录法(Archives)、访谈法(Interviews)、观察法(Observations)等等。这些方法还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各种类型的子方法。根据案例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数据收集方法的不同,人们可以划分出不同的案例研究类型。
  以观察法为例,观察法可以分为直接观察法和间接观察法;也可以根据研究者本身是否参与,分为参与式和非参与式的观察法;或根据观察情境的不同,分为自然情境观察法(NaturalisticObservations)和人工情境观察法(Artificial Observations );或者根据观察方法的不同,分为结构式和非结构式的观察法[①].假定选取观察法中的两类变量作为考察因素,一类变量是观察情境,另一类变量是观察方法。那么,就可以区分出4种类型的案例研究:基于非结构式的参与式自然观察的案例研究;基于结构式的非参与式观察的案例研究;基于人工情境中对单个个体的非参与式观察的案例研究;基于人工情境中对单个个体的参与式观察的案例研究。
  (2)根据案例分析方法的不同来区分的案例研究类型。案例分析是对与案例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检验和考证的系统过程。案例分析过程通常涉及3个步骤:首先,将案例中所有的信息聚拢在一起,并将与案例分析相关的信息分离出来,接着,再试着描绘一个整体性的情景状态;其次,估计、推测和识别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并且详细描述这些问题;最后,为解释或解决问题,提供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可以是一个分析模型,也可以是一个解决方案),并提供充足的证据和必要的数据,以证明其合理性、有效性和可行性。
  案例分析方法有很多。根据分析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数据分析中使用的方法,其二是对证据的一致性进行比较分析时采用的方法。两类方法可以各举一例:比如,数据分析中的类型匹配法(Pattern matching),它是指运用案例中所反映出来的经验性数据、知识,与事先设定的对不同变量间关系的特定假设进行对比分析。再如,证据分析中的时间序列法(Cronological/Time Series ordering),它是指沿着时间维度,对一段时期内的事态发展进行跟踪性研究,并分析事件变化的原因。
  对应于上述各种方法的不同,就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案例研究类型。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可以在同一个案例研究中同时运用两种以上的分析方法。
  四、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发展及趋势
  从历史上看,早在数百年前,案例研究方法就在法学领域和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医师们依赖于案例研究方法来诊断病症;律师们将判例法视为法律研究的基本方法——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们将判例视为法律的渊源,大陆法系国家的律师们则从大量的判例中找寻有力的支持性论据。20世纪以来,案例研究方法逐步在经济学(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包括私人企业组织管理领域和公共机构行政管理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
  作为一门实践导向的学科,管理学、尤其是企业管理学为案例研究这样一种经验性、贴近现实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发展和繁荣的沃土。1908年,哈佛商学院率先将案例研究方法引入企业管理教学。随后的50年时间里,哈佛商学院充当了在企业管理领域普及、应用案例教学法的旗手的角色。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企业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这种形势为经验主义学派和权变理论学派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两个管理学派都高度重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二者在研究思路上又各有不同——经验主义学派侧重于研究个体企业管理实践,在服务于个案研究这一目标之下,才考虑作多个企业案例的比较研究与归纳、概括;而权变理论学派侧重于通过多案例研究,归纳、总结出若干基本模型,以指导管理实践。20世纪中后期,案例研究方法在管理学领域中的发展之迅速、涉及面之广度和研究进展之深度,极为引人注目。今天,无论是在战略管理或组织管理领域,还是在管理会计、市场营销管理、生产作业管理、信息技术管理领域,都可以看到丰硕的案例研究成果。
  虽然近年来案例研究的发展势头很好,但也要看到,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总体上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从法学和医学领域的经验看,案例研究在特定的科研领域中的发展,是有其必要条件的。首先,该科研领域的专业性、知识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表现为令人信服的经验性判断;其次,正确的经验性判断必须来源于对以往的历史事件的认识的积累;最后,案例研究方法在专业知识、经验的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中,起着其他研究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三个前提条件,对于在管理学领域发展案例研究方法而言,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而当前管理学界的状态,离上述条件的成熟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此外,限制案例研究发展的因素也是存在的。事实上,无论是开发出一个基于企业实践活动的好的案例,还是为使一个已有的好案例保持贴近于企业实践活动变化趋势而进行及时、准确的更新,都是费时、费力和代价不菲的系统工程。
  我们还要看到,案例研究中应用的各种方法,也在随着案例研究自身的发展及应用案例研究的不同学科及其分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前文提到,在罗伯特·尹确立的案例研究的分析框架中,案例研究是归属于现象学的研究范畴的,它和属于实证主义范畴的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之间的差别是泾渭分明的。对以尹为代表的主流案例研究(方法)论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在案例研究的性质、研究对象,作用及其可用的方法等问题上,抱持着截然不同的或带有置疑色彩的观点。从更深层次看,这种分歧的背后其实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研究范式的对抗(Guba and Lincoln,1985;Creswell,1994,1998;Hussey &Hussey ,1997),一种是实证主义—定量的(Positivist-Quantitative )研究范式;另一种是解释主义[②]—定性的(Interpretivist-Qualitative)研究范式。近些年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比如说,这些年来兴起的案例调查(Case Survey )方法作为案例研究方法与调查研究方法的一个嫁接产物,它将调查研究中确定变量间具体关系的定量方法、尤其是统计分析方法大举带入了案例研究领域。伴随着研究工具、方法的交融,案例研究的应用范围正逐步突破其产生之时研究者们设定的“仅限于对相对单一的社会经济现象或有关事例的深入研究”这一狭窄的研究范围。随着多案例研究的发展,案例研究在其发展早期被打上的小样本的实地(in-the-field)研究方法和定性的、强调分性概括性的研究方法(Yin ,1994)的烙印,正日益模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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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A 类重大课题“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化及其方法论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课题负责人:黄速建、黄群慧。
  作者简介:余菁,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制度研究室副主任,管理学博士。北京市100836.
  [①]结构式观察法是有明确目标、问题和范围,有详细的观察计划、步骤和合理设计的可控性观察。结构式观察法易于获得真实的材料,并能对观察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和对比研究。常用于对研究对象有较充分了解的情况下。非结构式观察是对研究问题的范围目标取弹性态度,观察内容项目与观察步骤不预先确定,亦无具体记录要求的非控制性观察。其方法较灵活,但获取材料不系统完整。多用于探索性研究,用于对观察对象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观察。
  [②]“解释主义”即是“现象学”这一概念在方法论中的映射。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1-20 12:45
陈向明 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陈向明    发布时间:2007-09-16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在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领域,一个十分著名的方法是格拉斯(Glaser )和斯特劳斯(Str auss )提出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1967)。扎根理论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方式, 其主要宗旨 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Strauss,1987:5)。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 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论。这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 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扎 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 和思想。在哲学思想上,扎根理论方法基于的是后实证主义的范式,强调对目前已经建构的理论进行证伪。
    扎根理论的方法起源于格拉斯和斯特劳斯两人(1965,1968)60年代在一所医院里对医务人员处理即将去 世的病人的一项实地观察。这个方面的形成与两方面的理论思想有关,分别来自哲学和社会学:一是美国的实 用主义,特别是杜威、G.米德和皮尔士的思想,他们强调行动的重要性,注重对有问题的情境进行处理,在问 题解决中产生方法;另外一个影响来自芝加哥社会学派,该学派广泛使用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 ,强调从行动者的角度理解社会互动、社会过程和社会变化。
    一、扎根理论的基本思路
    扎根理论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从资料中产生理论
    扎根理论特别强调从资料中提升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对资料的深入分析,才能逐步形成理论框架。这是一 个归纳的过程,从下往上将资料不断地进行浓缩。与一般的宏大理论不同的是,扎根理论不对研究者自己事先 设定的假设进行逻辑推演,而是从资料入手进行归纳分析。理论一定要可以追溯到其产生的原始资料,一定要 有经验事实作为依据。这是因为扎根理论者认为,只有从资料中产生的理论才具有生命力。如果理论与资料相 吻合,理论便具有了实际的用途,可以被用来指导人们具体的生活实践。
    扎根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介于宏大理论和微观操作性假设之间的实质理论(即适用于特定时空的理论) ,但也不排除对具有普适性的形式理论的建构。然而,形式理论必须建立在实质理论的基础之上,只有在资料 的基础上建立起实质理论以后,形式理论才可能在各类相关实质理论之上建立起来。这是因为,扎根理论认为 知识是积累而成的,是一个不断地从事实到实质理论,然后到形式理论演进的过程。建构形式理论需要大量的 资料来源,需要实质理论的中介。如果从一个资料来源直接建构形式理论,这其中的跳跃性太大,有可能产生 很多漏洞。此外,形式理论不必只有一个单一的构成形式,可以涵盖许多不同的实质性理论,将许多不同的概 念和观点整合、浓缩、生成为一个整体。这种密集型的形式理论比那些单一的形式理论,其内蕴更加丰富,可 以为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领域提供意义解释。
    2.对理论保持敏感
    由于扎根理论的主要宗旨是建构理论,因此它特别强调研究者对理论保持高度的敏感。不论是在设计阶段 ,还是在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时候,研究者都应该对自己现有的理论、前人的理论以及资料中呈现的理论保持敏 感,注意捕捉新的建构理论的线索。保持理论敏感性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收集资料时有一定的焦点和方向,而 且在分析资料时注意寻找那些可以比较集中、浓缩地表达资料内容的概念,特别是当资料内容本身比较松散时 。
    通常,质的研究者比较擅长对研究的现象进行细密的描述性分析,而对理论建构不是特别敏感,也不是特 别有兴趣。扎根理论出于自己的特殊关怀,认为理论比纯粹的描述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因此强调研究者对理 论保持敏感。
    3.不断比较的方法
    扎根理论的主要分析思路是比较,在资料和资料之间、理论和理论之间不断进行对比,然后根据资料与理 论之间的相关关系提炼出有关的类属(category)及其属性。比较通常有四个步骤:1 )根据概念的类别对资 料进行比较:对资料进行编码并将资料归到尽可能多的概念类属下面以后,将编码过的资料在同样和不同的概 念类属中进行对比,为每一个概念类属找到属性。2)将有关概念类属与它们的属性进行整合,对这些概念类属 进行比较,考虑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将这些关系用某种方式联系起来。3)勾勒出初步呈现的理论, 确定该 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将初步理论返回到原始资料进行验证,同时不断地优化现有理论,使之变得更加精细。4) 对理论进行陈述,将所掌握的资料、 概念类属、类属的特性以及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一层层地描述出来,作为 对研究问题的回答。
    4.理论抽样的方法
    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时,研究者可以将从资料中初步生成的理论作为下一步资料抽样的标准。这些理论可以 指导下一步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如选择资料、设码、建立编码和归档系统。当下呈现的每一个理论都对研 究者具有导向作用,都可以限定研究者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怎么走。因此,资料分析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机械的 语言编码上,而是应该进行理论编码。研究者应该不断地就资料的内容建立假设,通过资料和假设之间的轮回 比较产生理论,然后使用这些理论对资料进行编码。
    5.灵活运用文献
    使用有关的文献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为资料分析提供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 不要过多地使用前人的理论。否则,前人的思想可能束缚我们的思路,使我们有意无意地将别人的理论往自己 的资料上套,或者换一句话说,把自己的资料往别人的理论里套,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削足适履”,而不是“ 量体裁衣”。
    在适当使用前人理论的同时,扎根理论认为研究者的个人解释在建构理论时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研究 者之所以可以“理解”资料是因为研究者带入了自己的经验性知识,从资料中生成的理论实际上是资料与研究 者个人解释之间不断互动和整合的结果。原始资料、研究者个人的前理解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之间实际上是一 个三角互动关系,研究者在运用文献时必须结合原始资料和自己个人的判断。研究者本人应该养成询问自己和 被询问的习惯,倾听文本中的多重声音,了解自己与原始资料和文献之间的互动关系。
    6.理论性评价
    扎根理论对理论的检核与评价有自己的标准,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四条:1)概念必须来源于原始资料 , 理论建立起来以后应该可以随时回到原始资料,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料内容作为论证的依据。2 )理论中的概 念本身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密度应该比较大,即理论内部有很多复杂的概念及其意义关系,这些概念坐落在 密集的理论性情境之中。与格尔茨(Geertz,1973)所说的的“深描”有所不同的是:扎根理论更加重视概念 的密集,而“深描”主要是在描述层面对研究现象进行密集的描绘。3 )理论中的每一个概念应该与其他概念 之间具有系统的联系,“理论是在概念以及成套概念之间的合理的联系”(Strauss &Corbin,1994:278), 各个概念之间应该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4 )由成套概念联系起来的理 论应该具有较强的运用价值,应该适用于比较广阔的范围,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当事人行为中的微妙之处具 有理论敏感性,可以就这些现象提出相关的理论性问题。
    二、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
    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一般包括:1)从资料中产生概念, 对资料进行逐级登录:2)不断地对资料和概念进 行比较, 系统地询问与概念有关的生成性理论问题;3)发展理论性概念, 建立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4) 理论性抽样,系统地对资料进行编码;5)建构理论,力求获得理论概念的密度、变异度和高度的整合性。对资 料进行逐级编码是扎根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环,其中包括三个级别的编码。
    1.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
    在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中,研究者要求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尽量“悬置”个人的“偏见”和研究界的 “定见”,将所有的资料按其本身所呈现的状态进行登录。这是一个将收集的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 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化过程。登录的目的是从资料中发现概念类属,对类属加以命名,确定类属的属 性和维度,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以命名及类属化。开放式登录的过程类似一个漏斗,开始时登录的范围比较宽 ,随后不断地缩小范围,直至码号出现了饱和。在对资料进行登录时,研究者应该就资料的内容询问一些具体 的、概念上有一定联系的问题。提问的时候要牢记自己的原初研究目的,同时留有余地让那些事先没有预想到 的目标从资料中冒出来。在这个阶段研究者应该遵守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既什么都相信, 又什么都不相信(S trauss ,1987:29)。
    为了使自己的分析不断深入,研究者在对资料进行开放式登录的同时应该经常停下来写分析型备忘录。这 是一种对资料进行分析的有效手段,可以促使研究者对资料中出现的理论性问题进行思考,通过写作的方式逐 步深化自己已经建构起来的初步理论。这一轮登录的主要目的是开放对资料的探究,所有的解释都是初步的、 未定的。研究者主要关心的不是手头这个文本里有什么概念,而是它可以如何使探究深入进行。
    在进行开放式登录时,可以考虑以下一些基本的原则:1 )对资料进行仔细的登录,不要漏掉任何重要的 信息;登录越细致越好,直到饱和;如果发现了新的码号,应该在下一轮进一步收集原始资料。2 )注意寻找 当事人使用的词语,特别是那些能够作为码号的原话。3 )给每一个码号进行初步的命名,命名可以使用当事 人的原话,也可以是研究者自己的语言,不要担心这个命名现在是否合适。4 )在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时,就 有关的词语、短语、句子、行动、意义和事件等询问具体的问题,如:这些资料与研究有什么关系?这个事件 可以产生什么类属?这些资料具体提供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5 )迅速地对一些与资料有关的 概念的维度进行分析,这些维度应该可以唤起进行比较的案例;如果没有产生案例,应该马上寻找。6 )注意 列出来的登录范式中的有关条目。
    2.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
    二级编码(又称关联式登录或轴心登录)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 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这些联系可以是因果关系、时间先后关系、语义关系、情境关系、相似关系、差 异关系、对等关系、类型关系、结构关系、功能关系、过程关系、策略关系等。在轴心登录中,研究者每一次 只对一个类属进行深度分析,围绕着这一个类属寻找相关关系,因此称之为“轴心”。随着分析的不断深入, 有关各个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应该变得越来越具体。在对概念类属进行关联性分析时,研究者不仅要考虑到这 些概念类属本身之间的关联,而且要探寻表达这些概念类属的被研究者的意图和动机,将他们的言语放到当时 的语境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虑。
    每一组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研究者还需要分辨其中什么是主要类属,什么是次要类属。这 些不同级别的类属被辨别出来以后,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连结起来。当所有的主从类 属关系都建立起来之后,研究者还可以使用新的方式对原始资料进行重新组合。为了发现目前这些分析方式是 否具有实践意义,研究者还可以在对各种类属关系进行探讨以后,建立一个以行动取向或互动取向为指导的理 论建构雏形。这种理论雏形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处理现实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上面,其理论基础是当事人的实践 理性。
    3.三级编码(核心式登录)
    三级编码(又称核心式登录或选择式登录)指的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的分析以后选择 一个“核心类属”,分析不断地集中到那些与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面。核心类属必须在与其他类属的比较中 一再被证明具有统领性,能够将最大多数的研究结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范围之内。就像是一个鱼网的 拉线,核心类属可以把所有其他的类属患成一个整体拎起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归纳起来,核心类属 应该具有如下特征:1 )核心类属必须在所有类属中占据中心位置,比其他所有的类属都更加集中,与最大数 量的类属之间存在意义关联,最有实力成为资料的核心。2 )核心类属必须频繁地出现在资料中,或者说那些 表现这个类属的指标必须最大频度地出现在资料中;它应该表现的是一个在资料中反复出现的、比较稳定的现 象。3 )核心类属应该很容易地与其他类属发生关联,这些关联不应该是强迫的,应该是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 的,而且相互之间的关联内容非常丰富。 4)在实质性理论中一个核心类属很容易发展成为一个更具概括性的 理论;在发展成为一个形式理论之前,需要对有关资料进行仔细的审查,在尽可能多的实质理论领域进行检测 。5)随着核心类属被分析出来, 理论便自然而然地往前发展出来了。6)由于不断地对核心类属在维度、属性 、条件、后果和策略等进行登录,因此其下属类属可能变得十分丰富和复杂,寻找内部变异是扎根理论的一个 特点。
    在核心登录阶段,研究者应该经常问:“这个(些)概念类属可以在什么概括层面上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 分析类属?在这些概念类属中是否可以概括出一个比较重要的核心?我如何将这些概念类属串起来,组成一个 系统的理论构架?”这个时期研究者写的备忘录应该更加集中,针对核心类属的理论整合密度进行分析,目的 是对理论进行整合,直至取得理论的饱和和完整性。核心类属被找到以后,可以为下一步进行理论抽样和资料 收集提供方向。
    核心式登录的具体步骤是:1)明确资料的故事线;2)对主类属、次类属及其属性和维度进行描述;3)检 验已经建立的初步假设, 填充需要补充或发展的概念类属;4)挑选出核心概念类属;5)在核心类属与其他类 属之间建立起系统的联系。如果我们在分析伊始找到了一个以上的核心类属,可以通过不断比较的方法,将相 关的类属连接起来,剔除关联不够紧密的类属。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三级编码的过程。在我对一些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跨文化人际交往活动及 其意义解释进行研究时(1998),我对资料进行了逐级的登录。首先,在开放式登录中,我找到了很多受访者 使用的“本土概念”,如“兴趣、愿望、有来有往、有准备、经常、深入、关心别人、照顾别人、管、留面子 、丢面子、含蓄、体谅、容忍、公事公办、情感交流、热情、温暖、铁哥们、亲密、回报、游离在外、圈子、 不安定、不安全、不知所措、大孩子、低人一等,民族自尊、不舒服”等。然后,在关联式登录中,我在上述 概念之间找到了一些联系,在七个主要类属下面将这些概念连接起来:“交往、人情、情感交流、交友、局外 人、自尊、变化”。在每一个主要类属下面又分别有相关的分类属,比如在“人情”下面有“关心和照顾别人 、体谅和容忍、留面子和含蓄”等;在“局外人”下面有“游离在外、圈子、不知所措、不安定、不安全、孤 独、想家、自由和自在”等。最后,在所有的类属和类属关系都建立起来以后,我在核心式登录的过程中将核 心类属定为“文化对自我和人我关系的建构”。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对原始资料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后,我建立 了两个扎根理论:1 )文化对个体的自我和人我概念以及人际交往行为具有定向作用;2 )跨文化人际交往对 个体的自我文化身份具有重新建构的功能。
    4.一个分析实例
    下面, 让我借用斯特劳斯在《为社会科学家提供的质的分析》(1987:12—7 )一书中提供的一个实例 来展示扎根理论方法分析资料的过程。
    假设研究的问题是:“在医院里使用机器设备是否会(以及如何)影响医务人员与病人之间的互动?”我 们在病房里看到很多机器设备被连接在病人身上,现在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初步的类属——“机器-身体连接” ——来表示这个现象。根据观察的结果,我们初步决定将机器分成两大类:连接病人身体外部(如皮肤)的机 器;连接病人身体内部(如鼻子、嘴巴、肛门、阴道)的机器。这个区分引出了“机器-身体”这一类属的两 个维度:内部的连接、外部的连接。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些维度进一步细分,比如有关“内部的连接”,我们 可以继续问:“这些机器是否给病人带来疼痛?它们对病人是否安全?是否舒服?是否可怕?”提出这些问题 时,我们可以使用两分法:“是”或“不是”,也可以使用一个连续体,从“强”到“弱”。当然如此分类不 只是来自我们在实地收集的原始资料,而且也来自我们自己的经验性资料(比如,人的这些内部器官非常敏感 ,机器连接可能使这些部位感到疼痛;那个从病人肚子里伸出来的管道看起来很可怕,所以这个管道可能不安 全)。
    上述问题涉及到行为或事物的后果:“如果这个东西看起来如此,那么它可能会带来危害生命的后果吗? ”此时,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具体条件,如:如果病人移动得太快,或者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或者 这个管子掉出来了,他的身体发炎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生命会受到威胁。我们也可以就医务人员使用的策 略发问:“为什么他们把管子这么插着,而不那么插着?”或者就病人使用的策略发问:“他是否与护士协商 使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还可以就双方之间的互动发问:“当机器连到他身上时,他和护士之间发生了什么 事情?他们是否事先告诉他了,是否给了他一些警告呢?他们是不是没有告诉他就这么做了,结果他感到很惊 恐呢?”(最后这个问题也是涉及到双方互动所产生的结果。)
    这些问题被给予初步的回答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形成一些假设了。有的假设还需要进一步通过观察或访 谈进行检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比以前比较有针对性地进行观察和访谈了。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个连接病人鼻子 的管道虽然不舒服,但是很安全。因此,我们可以就这一点进行访谈。如果我们希望对“导致不安全的条件” 继续进行探询,我们可以问护士:“在什么时候这些连接对病人来说不安全?”我们也可以注意观察当病人的 鼻子被机器连接变得不安全时,有什么条件出现,比如连接突然断了,或者连接的方式出了问题。
    这一思考线索可以进一步导引我们对维度进行细分,提出更多的问题,形成更多初步的假设。比如,对那 些比较容易脱落的机器连接,我们可以问:“它们是如何脱落的?是因为事故、疏忽,还是故意的(比如病人 感到恼怒、不舒服或害怕时自己拉掉的)?护士使用了什么策略和技巧尽可能避免或预防脱落?给予特殊照顾 ?警告病人不要乱动?强调个人的安全取决于不论多么疼都不要动或者不要拉断连接?或者通过‘合作’的方 式,保证只连接几个小时?或者定期地移走机器,使他们放松一下?”上述这些问题、假设和区分不一定“属 实”,但是如果“属实”,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就此进行探究,找到“是—不是—可能”和“为什么”。显然, 我们最终总是要问更多的有关条件和后果的问题的,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病人本人,而且还有病人的亲属、护 士、不同的工作人员、病房的功能,可能还会问到对某些机器部位的重新设计。
    上述比较有针对性的探究会自然地引导我们追问:“我可以在哪里找到‘X’或‘Y’的证据?”这个问题 提出的是“理论抽样”的问题。通过前面的调查,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初步出现的(也许是十分原始的)理论 寻找有关的人群、事件和行动作为抽样的依据。对于研究新手来说,这个抽样通常是隐蔽地在比较的活动中进 行的,主要是对不同的子维度进行对比。
    受到上述理论的导引,我们还可以更加广泛地进行抽样。比如,就其他机器的安全和舒适程度进行抽样, 看这些机器是否与人的身体相连,如X光设备、飞机、烤面包机、 锄草机或那些受雇在街上打破水泥路面的工 人手中的机器震动时对身体的震荡。这么比较不是为了对所有的机器或安全的/危险的机器形成一个概括性的 理论,而是为了给在医院环境下使用医疗设备的有关理论提供理论敏感性。我们的外部抽样是与内部抽样紧密 相联系的。当然,这些比较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其他经验资料中获得(即所谓的“逸事比较”),比如我们自 己与机器有关的个人经历、观看别人使用机器、自己阅读有关机器的小说、自传或报告文学等。
    本文着重介绍了质的研究中扎根理论的方法,特别是其基本思路和操作程序。在质的研究中存在很多其他 不同的建构理论的方式,研究者个人所受训练的流派不同、看问题的方式不同、研究的情境不同,都可能采取 一种不同的对待和处理理论的方式。因此,读者在考虑理论建构的问题时,需要采取一种开放、灵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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