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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一枚叫“读库”的标签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3-4-18 00:27
标题: 一枚叫“读库”的标签
一枚叫“读库”的标签
张立宪

大家晚上好。我原来设想了一个题目,但被否决,最后成了这个名字,《一枚叫“读库”的标签》,听着特别像一个传销大会的主题。其实这个题目也是我起的,但我内心确实对“标签”这个字眼有一种情绪上的反弹。我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标签中,我们每个人养成的思维习惯,也都是标签化的。我今年43岁,前段时间和太太一起回顾了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前半生,发现就是一直在摆脱别人给我们贴的标签的战斗历程。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20世纪60年代,当年父母的心情都不太好,生活很困顿,社会不太稳定,我们一生下来,似乎脑门上就贴着几个纸条,告诉别人:你是这个社会的累赘,是大人的负担。每长大一天,都要感谢党和祖国的恩情,感谢组织的培养,生命是别人给的,不是你自己的。希望现在90后、00后的小朋友,不用再有这种待遇。

    我生长在河北的农村,天生的标签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同时伴随着“农村户口”这样的字眼;我从小接受的教训就是要好好读书,摆脱这种身份。如果不能摆脱的话,就只能种地——那时候连民工都还没有呢——我身上的标签就会由“一个农民的儿子”改为“一个农民”;后来通过上大学,摆脱了这种身份,成为吃商品粮的非农业户口;毕业之后,有了工作,成为“国家干部”,并伴有事业编制、专业职称、名记名编等其他标签,招摇过市,混吃混喝。

    努力把自己从村里人变成县城人,再变成省会人,再变成北京人,再变成外国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面临这些任务。一生下来,你就要摆脱自己的身份,逃离自己的家乡,而不是说我如何认同自己的身份,享受自己的家乡。这可能是中国人的情感困境吧。我奔波了三四十年,所做的一切就是摘下一个标签,再贴上一个新的——其实是被别人给贴上一个新的,经常过得很累,也很不爽。所以从内心来说,我是比较抗拒这种贴标签的行为的。

    我们用两年时间整理修复了一套民国老课本《共和国教科书》,去年出版。上个月我在成都和读者交流的时候,有家长问,如果我的孩子看了老课本,学会繁体字之后,会不会对他的同学说:瞧,我能认繁体字,你们不会。会不会有这种优越感?我没有想到家长会产生这种想法,那套书并没有教小朋友这样去想。事实上这种思维模式已经贯穿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了。比如给孩子买礼物,我们一定要提醒他,这个礼物你要好好对待哦,这可是老六叔叔花了六千块钱从美国给你买的。我们会把这个价签特别强调出来。比如我们开车拉孩子走在大街上,看到对面的车说,你看那个车值30万,咱们这辆车才值13万。包括家长凑在一起聊天,基本就是你们家孩子考第几名,我们家孩子考第几名,你们家孩子在哪所小学上?哦,那是一个区重点,我们家孩子在市重点。无时无刻不在对比、算计彼此身上张贴的标签。

    如果能够摆脱被张贴标签的宿命,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人性可以得到很大的解放,大家的精神和情感世界也不至于每天都这么紧张。但是在这个社会里,标签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耐心用很多的时间来认识一个人了,只能靠他身上贴的标签来迅速做出判断。我们走在大街上,每个人都像科幻电影里的机器人一样,头脑高速运转,对每一个活动图像进行计算:这个人是干什么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我应该对这个人怎么样,对那个人怎么样。包括走到单位里,看到门卫,哦,知道他是门卫;看到领导,提醒自己这是我的领导??无时无刻不在做这种思维上的操练。

    包括《读库》,前年我邀请德国一位出版人写稿,德国人不知道《读库》是什么,替我们做媒的朋友就说,它相当于“中国的《纽约客》”。德国人就明白了。天哪,这要是让《纽约客》的人知道,人家会哭死。

    刚才在食堂里和网易的领导聊天。他说他在面试的时候,一个小朋友来到他的办公室,看到他的书架,说你也看《读库》啊。他马上就把这个人给录取了。你想,这个人读《读库》,至少不是一个坏人吧。以后大家去应聘的时候学着点儿。

    看,我们都需要用一种外在的、物化的东西,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人。标签,没你不行。

    “我最讨厌种族主义者和黑人”

    我起初给自己定的今天晚上的演讲题目,是一个反标签的主题,名字叫“我最讨厌种族主义者和黑人”。这句话是直接引语,大家自然能听出话里荒谬的地方。为什么想用这个做标题呢?女作家严歌苓给我讲过她的一个故事。她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次回到宿舍,就对她的室友说,今天在大街上很可怕,有一个黑人对我很不礼貌,我怀疑他要抢劫我。她的室友就说,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严歌苓问,为什么呢?室友说,你不会强调他是一个男人,或其他什么的,而是首先会说他是一个黑人。

    就像标题里这种自己扇自己大嘴巴的思维,早已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一次,我在北京一家人很多的饭馆等座。旁边一家三口也在等,爸爸、妈妈和儿子,儿子都是上高中的样子了,个头比爸爸还高。这个爸爸来得晚了一会儿,一到场,妈妈就勃然大怒,说瞧你穿的衣服这么邋遢这么丢人。把这个父亲训得五迷三道的。从这一刻开始,接下来十几分钟,一直都是这个母亲在说话,声音很大,你想不听都不行。大概的意思是,你看你那个熊样,你是大学教授,人家穿这个是有风度,你穿这个给我丢死人了。你真是窝囊了一辈子,当时也就是我能看上你,我嫁给你之后,为了这个家辛苦操劳——大概还有什么忠贞不贰、对别的男人都不正眼瞧什么的——你太没本事了,前些年本来能分到一套房子,也让你给弄得没分上。整整十几分钟,就充满了这些话。他们的号牌快排到了,她又问,拿优惠券了吗?这个父亲说,忘带了。她就更怒,把老公一顿暴骂,说这家饭馆的优惠券在家里哪个鞋盒里,你快去拿。她老公就赶快走了。

    现场有十几个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我想,大家基本都会给这个母亲贴上标签——“泼妇”。但是我们看她对自己的形容,她肯定觉得自己是含辛茹苦、又贤惠又忠诚的妻子。这就和讨厌种族主义者和黑人是一码事。

    一个人给自己贴的标签,可能和他实际的作为正好是相反的。就像我们看有人骂别人,总觉得他骂的就是自己,或者是一个自己想要成为而未遂的人。也有人声称自己最讨厌别人什么什么,事实上他讨厌的东西自己身上就挂着一大堆。我们不要看这个女性很让人反感,这种行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

    我为此开始思考人生,思考了很长时间。没错,我们确实需要贴标签,那么,怎么贴?

    用句文艺点儿的话就是:当我们在贴标签的时候,我们在贴什么样的标签?

    我们看刚才说的这位妇女,她对自己贤妻良母的概括,估计没有多少人赞同,但是她自己非常自信,她对自己也非常满意,甚至自鸣得意。这可能就是贴标签的第一个误区。标签最好的贴法是,它的主语不应该是“我”。因为一般都是褒义词居多,没有人愿意给自己贴一些很恶心的贬义词。如果一旦主语变成“我”的话,听着都很假。我和大家说,站在台上的我是一个人格闪亮的人,大家觉得就像一个笑话。这可能是第一个规则:标签不应该是自己给自己贴上的,而是属于别人的。

    你看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对我却是想了很久才明白的道理。年底去一些公司串门,看他们做年终总结,充满了“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在坚守”、“我们多么有理想”、“我们多么不容易”,听着很可笑,我们就尽量避免让自己这么做。

    这可能是我们民族人格中很幽深的一部分,就像吴思先生说的“潜规则”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潜人格”,这个人格和自我标榜的那个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也许是你一辈子都没有看清的、被遮蔽的自己,甚至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自己,在悄悄又顽强地做一些坏事,然后自己视而不见,还自鸣得意,觉得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多么有道德的人。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一切褒义词的主语尽量不要是“我”,否则就是反讽。就像一个笑话里说的,一人死后,墓碑上刻着:这里长眠着某某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人们便很奇怪:一座坟里怎么能埋俩人?

    不要给自己戴一个大而无当的帽子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去了趟南通。为什么去那里呢?因为有朋友向我举报,南通有一家蓝印花布厂,改革开放后恢复生产,20世纪80年代还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利税大户。那时候原料好,工人的技法也好,做的蓝印花布特别棒。但是到新世纪后,这个厂就一蹶不振,他们的厂长在一次特别伤心的情况下,把那些染缸全部给砸了,就地掩埋。我问为什么要砸?她说当时已经开不了工了,如果不砸的话,维持染缸的费用都花不起。把染缸砸了之后,这个厂只能靠卖库存的老布给工人发工资,因为已经没有生产能力了。我之所以赶过去,是因为听说这个厂再过几个月就要被拆迁。我到厂里,看到他们的各种布样,大概有三百多种,很随意地堆放在那里,估计一拆迁就当垃圾扔掉了。要是丢掉,以后再想找到当年的纹样,就不可能了。我就跟厂长说,干脆您把纹样给我,我整理出一本书,让这些东西都保留在纸上。厂长同意了。我们没有能力挽救这个厂子,但是我们有能力做一本书。

    因为我不懂这些,所以就邀请了设计师宁成春老师一起去采风。离开南通之后,我俩讨论这本书应该怎么做,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家厂叫蓝希,那么这个书就叫《蓝希印花布厂图案集》。现在是一个讲求包装和噱头的年代,如果把书名起作《中国蓝印花布图案精华集》、《蓝印花布:皇冠上的明珠》什么的,当然更唬人。但一路上,我和宁老师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为自己所做的产品戴一个合适的帽子,不大不小的帽子,应该这样做。叫什么“中国”“传统”“精华”什么的,这本书没有拔高到这个程度,也不能代表中国整个蓝印花布的工艺。就是一家厂子,他们的工艺已经失传,工具也已经丢失,最后的三百多种纹样我们把它留下来。我们不可能赋予它更大的意义了。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讽刺那些以小见大的毛病,你可以通过一滴水看到大海,但不能看到一块砖就联想到万里长城。区区一本书,不要动辄上升到文化的高度,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高度。当然这一点在讲究噱头和包装的年代,坚持下来是很难的,并且不会被更多的人接受,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这么做。因为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很难允许自己再做这种唬人又丢人的事情。

    这是我对标签问题的第二个思考:让它合适就好。不要给自己戴一个大而无当的帽子,赋予什么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写实主义的好处是买一奉十”

    《读库》是2005年创刊,2006年正式出版。在编稿子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常见但此前很少意识到有问题的句式,比如“这个可敬的老人永远地闭上了他的眼睛”。这个听着没什么毛病,还充满感情色彩。但是仔细想想,你为什么要说他是“可敬的”呢?能不能把“可敬的”这三个字去掉?如果你前面对这个老人的描述足够丰富的话,读者自然会得出结论:这个老人是可敬的。当然也许会有另外一部分读者,通过你前面的叙述,觉得这个老人并不可敬,那么你的这个“可敬的”就是剥夺了这部分读者的意见。

    从那之后,我再编稿子,基本上贯彻了这样一种编辑理念,我称为“无定语写作”。尽量不要用那么多定语、形容词,要用事实来说话,多用动词,尤其不要在形容词前头加一些程度副词,比如说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什么的,万一人民不觉得你伟大光荣正确呢?多丢人啊!这是我对标签问题的第三点思考:尽量不用形容词,不用结论性的话,把形容词用动词来代替,把事情交代清楚即可,把结论性的话留给读者。

    这个简单的道理,后来就贯彻到我们的推广中了。我们基本上不再给自己定位成什么“中国的《纽约客》”,或者说这是什么必读书,“你不看就不是读书人”;或者说2012年最值得一看的书什么的,我们就老老实实把自己做的事情汇报给大家就够了,然后,尊重读者对我们做出的判断。

    最近,吴念真老师的一个故事在网上流传很广,这是《读库1201》里,他在大陆的读者见面会上讲的段子。请允许我复述一下这个故事。

    有一天,吴念真坐计程车,司机认出了他,很含蓄地说,导演你好,我常常想,如果哪一天碰见你,我一定要讲个故事给你听。他就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他说他大学时有个非常好的女朋友,全班都以为他们会结婚。他大学毕业后去当兵,他女朋友在外商公司做事,做得非常好。他退伍之后,女朋友说不如我们一起开一个小公司,因为她在外商公司工作过程中认识很多客户,也有很多经验。两个人就开始做。这个男人是本省人,女朋友是湖南人,她妈妈很会做饭,女朋友常带他回去,她妈妈会煮很好吃的饭给他吃。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从两个人做到十几个人。他一个客户的女儿和他一起出差去马来西亚,两人就上床了。客户知道后,一定要他负责。他也知道这是蛮大的客户,跟他女儿结婚也不错,找到一个好的太太可以少奋斗十年。本来他和女朋友的计划是做到四十岁,公司上市,他们就退休环游世界。可是梦还没有完成,他们就分手了。他女朋友很好说话,这样再讲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唯一抗议的是她妈妈,她妈妈有一天中午拿着饭菜到办公室,一进来顿时鸦雀无声。他很害怕,就站起来。她妈妈只是打他嘴巴,说,坏孩子,我不煮饭给你吃了。就一直哭着走了。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

    其实他跟新妻子在一起也并不快乐,最后就离婚了。他很颓废,生意乱七八糟,欠了一屁股债。台北做生意失败的人常常去开计程车,因为还是自己当老板。可是不好的是常常遇见以前的客户,还会打招呼,下车后会多给钱,他就会觉得很尴尬。后来他在机场排队,遇见的正是当年的女朋友,很商业精英的打扮。他的第一反应是把后面的牌子拿掉,因为上面有他的名字。

    他女朋友上来,直接说要去台北市中心的私人医院。他就低着头,不想让她认出来。那个女的没有跟他讲话,就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电话打回家,在外国,叫她女儿不要因为妈妈不在家就不上芭蕾舞课。叫她儿子记得吃维他命丸,游泳课要上。再打一个电话是给澳洲的公司,说已经到台北了,交代要做什么事。然后打给她在伦敦的先生,说要买什么东西。最后打一个电话给他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同事,说我回来了,妈妈生病要开刀,我特地回来陪她,不久就要回去,想看看你们,你们一定要带着小孩子来。然后就到了,下车。他想,还好,一路都没有认出他来。结果那个女的突然转回来,把窗户摇开。她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自己十几年来的人生变化,你连Hello都不想跟我说一声吗?讲完就走了。

    大家看吴念真老师的这个故事,有什么意味在里面呢?此情可待成追忆?人生动如参与商?还是女儿当自强,负心汉活该倒霉,你老小子也有今天?

    张爱玲说过一句话:写实主义的好处是买一奉十。这句话特别有道理。读者看到一个事实,可以有若干种解读,远超过几个简单的形容词所规定好的。

    标签只是表态,但是怎么去做?

    我想说的第四点是,尽量避免用态度来做标签。这又恰恰是我们的通病。咱们的教育之所以特别失败,基本上就是轮番地让学生热爱生活,对人生有信心,然后继续热爱生活,继续对人生有信心,或者轮番用特别好听的故事、心灵鸡汤给大家反复励志。励完志之后,他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找来新的名人名言继续励志。我今天早上出门前,看到微博上又被大家疯狂转发的一条微博,大概的意思是:对于一艘没有航行目标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很有道理,全是这样的人生格言,像报纸社论一样正确又空洞。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这种态度性的话来激励自己,但是激励自己之后又去干什么呢?找到自己航行的目标了吗?依然没有,你只是知道,所有的风都是逆风。

    有很多年轻人给我写信,基本意思都是,你知道吗?我是多么喜欢书,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爱书的家庭,我爸爸让我读了很多书,我爷爷带我读了很多书。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本好书。然后,就句号了。怎么做一本好书?他没有去想。他第二天再读了一本谁的传记,然后继续说我要做一本好书。即使一个学过对口专业的科班出身的学生,也没有学过,怎样才能做一本好书。

    母亲节要到了,大家又在微博上疯狂转发,基本的意思是“妈妈我爱你”,但是怎么爱呢?可能一百个人中,最多有两个人能够陪母亲聊五分钟的天,剩下的九十八个人继续在网上疯狂转发各种“妈妈我爱你”。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教育中的误区:只是表态,但是怎么去做?没有人从技术细节上,从职业训练上去实现它。我们见的所有眼高手低、华而不实、好高骛远、夸夸其谈的人,基本上全是这种只擅长表态的人。反过来说,我们就要尽量让自己不做这样讨厌的人。这是我想说的第四点:标签不应该是一种态度,而应该是一种具体的行动,或者是一种具体的办法。

    复杂些,再复杂些

    我们的头脑中还有一个无所不在的陋习,就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二元化思维。据说在自然界,纯黑是找不到的。生产电器的厂商,他们的努力目标就是,如何在电视屏幕上实现百分之百的黑,永远都实现不了,永远都在追求。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基本上把一个人不是当成天使,就是当成魔鬼,很少想到大家事实上只是不同灰度的人。就像我们自己,不管多么自恋的人,其实都有一堆烂毛病,可为什么就要求别人毫无瑕疵,或挑出点儿毛病对方就失去了做人资格呢?我们看网上给对方冠以各种名号,基本不是贞节牌坊,就是耻辱柱。

    我们做过一本京剧画册《青衣张火丁》,许多朋友以为我是个戏迷。其实我绝对称不上是“迷”,并且我从骨子里是不喜欢京剧的。当然这也是长大后才慢慢悟到的,我们的戏剧很多都是最直白的二元化思维,非忠即奸。忠臣或忠臣的后代一上台,交代一下自己“满门忠烈”,然后干什么都是应该的了,美女对他一见钟情投怀送抱也是天经地义。奸臣呢?脸谱上就写着“羞辱我吧,我是坏人”的字样,浑身上下一无是处,坏得流脓贱得流汤,就是把他全家老少都千刀万剐,也是罪有应得。

    舞台上这种夸张的善恶分明,不知不觉地被输入到我们的思维中。大家看网上每天要放多少狠话出来,包括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全是这样。那些倒台的人,瞬间就被彻底贴上恶魔的标签;那些花团锦簇的人,则是完美得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有时候特别纳闷,那些能够用很极端的方式放出那么多狠话的人,他在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甚至想,他可能就是自己口口声声要消灭的那种人。

    咱们国家外交上老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生活中,有多少搁置争议的雅量?更别说“共同开发”了。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世界上有我们不喜欢、不理解的人同时存在,人家也活得有理有据的?你真有那么大权力,把你眼中的异端都给烧死吗?

    只要见到那种给别人张贴高度贬义的标签的家伙,我们直接把那种标签反贴到他脸上,肯定没错。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提醒自己,再也不能这样活。

    这种二元化的思维深深毒害了我们。我觉得这种毒害是致命的,让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进入了一种状态: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判断一件复杂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解决一切复杂的事情,就可怜到这种程度。也许我们与别人落后就落后在这里了:我们没有能力处理复杂的事情。偏有很多人还很享受这个,因为它是最省事的,痛痛快快敞开骂就可以了。不去想一下背后的原因和结果,不去做一下基本的推论。这是我们的思维很无能的一种表现。

    去年读库做了一次编辑魔鬼训练营。其间我们除了探讨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一种说法,什么叫编辑?编辑不仅仅是处理一些是非、对错很容易判断的问题,一个优秀的编辑,应该具备对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的判断能力和解决能力。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对一个复杂的事情,对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的解读能力、解决能力?

    原来有人问,你最讨厌什么人?我回答:我最讨厌讨厌别人的人。听起来很像绕口令,但确实如此。讨厌当然是一种权力,但太容易沦为浅薄轻佻粗暴。如今,我会说,我最怕那种正义感爆棚的人,对他们眼中的所谓“罪恶”的残忍,以及他们得势后对失败者的轻侮和玩味。

    这算是标签之道的最后一条吧:复杂些,再复杂些。复杂到最大的纸也容不下我们想要写的字,就自然抛弃掉动辄给人贴标签这种恶习了。回过头来再说那个饭馆门口怒斥老公的女性,我们可以很解气地暗骂一声“泼妇”,但再仔细想一下,也许是这位大姐有什么抑郁症或更年期的疾病,才导致她如此发作,她的家人又如此忍受呢?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再遭遇一次“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可能的,我相信,她绝对能够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老公和家庭,比我们都要勇敢,就像她自我感动的那样。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是我十年前写的一本小书,我给大家念其中一段。因为做文字工作,我总喜欢对文字字斟句酌,琢磨其中的各种细节。有一天我和朋友探讨,对方就说,像《战争风云》这样的小说才好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套当年的畅销书,赫尔曼·沃克的二战史诗,分成《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两部,规模庞大,朋友却说这样的小说好写,因为冲突激烈,故事性和传奇性强。我大为点头,“没错,真正难写的,是平凡生活下暗潮涌动的潜流,寻常表情背后,彷徨无计的挣扎和刻骨铭心的忧伤。”我提到了《战争风云》中最具张力的一句话:“罗达熄了灯,像一个问心无愧的人一样睡熟了。”

    念这一段话,为这次杭州之行结束。大家经常感慨,如今许多人连条一百四十个字的微博都看不懂,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基本不看一百四十个字以上的书了。

    我们读书为了什么?也许就是为了对一些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去寻找背后的复杂。有时候,读书能让我们看到那个被遮蔽的自己,被隐藏的真相。

来源:全球商业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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